明军在越南杀得太狠了：
“多行杀戮，或积尸为山，或抽肠系树，或煎肉取膏，或炮烙为戏，至有剖胎为二馘以应令者。京路以次受降，其遗民尽掠为奴隶，以转卖去而四散者矣”－－－越南《大越史记》卷九《后陈记》
——活体抽肠，这是把朱元璋发明的特色酷刑，用在越人身上；“煎肉取膏”，是杀越人后再煎取尸体熬成骨膏；至于炮烙为戏就不用说了；为了多取人头以获赏，竟剖开孕妇肚子，取婴儿之首。
其实越南人还说漏了，据明人自己的曝料，明军还大规模活埋战俘。
不光杀人，还抢钱抢女人（不过明军对越南的杀掠规模，远远小于300多年前越南屠掠中国广西，后详）
在越南人眼里，堂堂天朝上国，就像没见过钱，没见过女人似的，穷凶极恶，歇斯底里的干坏事：
“凡有金银矿藏之地，则设官督民淘采，山林之地，强迫百姓前去寻找象牙、犀角。在海滨，则令民下海采珍珠。至若胡椒、香料等土特产，亦令贡纳之。他如鹿、象、龟、雀、猿、蛇等珍禽异兽，无不大肆搜刮 ，带回中国。”（陈重金《越南通史》）
“大索境内珍宝，人情骚动”
对越南年轻女人随手拥来，陈重金做为越南前首相，治史态度还算平和，他并不待见越南激进份子自吹自擂的官史，吹什么斩首明军动辄5万、6万的抗明神话。
但对于明军大抢他们的女人，陈老很难淡定（“甲午年八月，张辅和沐晟北还中国，虏回妇女甚多”）。
除了女人，仅仅被张辅押到北京的越南能工巧匠就有7700之多，带到南京“学习”的越南才俊子弟亦有1.6万人，至于被阉割后带入明境当太监的越南人又不知有多少。
大明帝国辉煌壮丽的新都北京，宫殿、官衙、城池的营建与设计，多出自越俘阮安之手，可怖的是，他与许多越南同胞一样，幼年就被阉割，再带回明朝供驱使。
在明军疯狂三光下，越南人口锐减，国家倒退，越南社会上上下下生活在恐怖之中。（太多评论说明军杀越南人杀少了，这种言论实在……本人在末尾写了反驳）
最后连受明朝保护的陈朝宗室都看不下去，陈季扩的使者阮表，忍不住怒骂明军：
“内图攻取之计，外扬仁义之师，既许立陈氏子孙，又设置郡县，不惟掠取货宝，抑且残害生民，真虐贼也！”
张辅毫无同情，手起刀落杀害阮表。
话说回来，永乐大帝依仗空前军力，“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也不是凭白无故打越南，越南欠的新仇旧账可不少。
往远了说，越南主动侵略中国宋朝，造成巨大灾难。
越南李朝看到北宋中国，中原之人特别畏惧岭南的瘴疫，所以在广西驻兵极少，越南视为机会，暗中集结10万大军，突然杀入广西，屠光了整整一座南宁城（邕州），当时南宁的宋军只有2000人，抵抗了40多天，歼灭越军万人才告沦陷。越南一举杀戮南宁官民男妇达58000余众，全城屠空，加上在其他地方的屠杀，越南一共屠杀中国10余万人口，又掳掠走78000多人，越史大肆吹嘘，得意洋洋，引为不世战功（“兵民死者十余万口，掳妇女弱小者七万八千口”）。如此惨痛的前车之鉴，未必对新生的明朝毫无触动。
往近了说，永乐登基的当年，明朝边疆思明州所辖禄州、西平州、永平寨又被越南侵占，“帝谕令还，不听”。两年后，云南宁远州上奏，“安南攻夺，又掳臣婿及女，并人民畜产，征纳差发，驱役百端，臣也奉中国职责，今横被虐害，维朝廷怜悯”（《永乐实录》）。永乐问责安南，安南表面上谢罪，实际上却“所还地十无二三，还地之后，遣贼迁居西平州，劫杀朝廷命官，复谋来寇广西”
还变本加厉向明朝的宁远州强征白银。
越南权臣黎氏不光如此，还袭杀受明朝保护下的安南王陈天平，攻杀明军卫兵，永乐大帝怒张天讨，不可谓师出无名。
明军的报复，打出了中国的威风，是一场压倒性的惩罚，军威所至，如秋风扫落叶，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虽然黎氏在越南全国征发15岁以上，60岁以下男子为兵，组织起百万大军，却不堪明军一击。
明军一扫多邦、筹江、困枚、万劫、普赖各城寨，斩首三万七千，溺死无算。又战于富良江，越军“舟联亘十馀里，陆路又以精劲数万来战”，复被张辅击破，“斩获数万，江水为赤”，将黎氏父子及其宗族、百官在内的核心团队一网打尽。
接着势如破竹，连克越南两京：
“俘斩无算，进克东都（河内），辑吏民，抚降附，来归者日以万计。遣别将李彬、陈旭取西都（清化），又分军破贼援兵，（胡）季犛焚宫室仓库逃入海，三江州县皆望风降”（《明史》）
陈季扩在阮表被害之后，愤而举旗反明，同样被一鼓荡平，前后被斩万计，2000多人被明军俘虏后，尽遭活埋（“悉坑之”《明史纪事本末》）。陈季扩与将军、太傅、太保、司马全被俘虏，先后死去。
张辅在镇压陈季扩的反抗中，据说有意识的大开杀戒，似乎对周边一些强横国家也起到杀鸡儆猴的震慑，“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树立起中国不可战胜的天朝威严，安南灭国，东南亚“诸邦益震詟，来者日多”，永乐“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的目标如愿以偿，也有利于东南亚世界的稳定。
比如，暹罗（泰国）是越南之外另一个恃强凌弱的典型，侵略彭亨（马来亚），欺压真腊（柬埔寨）、满剌加（新加坡），横行苏门答腊，还拘留占城国使。永乐帝对暹罗仅仅一句“安南黎贼父子覆辙在前，可以鉴矣”，就吓得暹罗心惊胆战，生怕明军又从越南杀过来，给他们也来个“积尸为山、抽肠系树”，只好夹紧尾巴，向明廷上贡并谢罪。满剌加重获自由，主动当明朝的小舔狗，成为郑和下西洋宝船队进入印度洋的基地。明朝也不时以越南的下场警示老挝、占城，一时“南海之地廓然肃清”。
然而，辉煌胜利的表像下，是脆弱和衰朽
朱元璋父子的治国理念，一手造成了中国政治文明的大踏步倒退，不论吏治还是军制，都败坏不堪，内政如此，又何力让越南长治久安？更不要说引领越南的进步。
有人说，对越南史料不能偏听偏信。其实但凡稍翻过几页明朝历史的人都知道，永乐对待本国臣民，更残忍和歹毒，充满了反文明的野蛮，一支对国人如此残狠的军队，在越南做出这些事也其实也很正常。
首先，明朝只厚养朱姓宗藩，而对一切中国人以奴仆视之，决定了官吏、军人，极为贫穷，近乎于无薪人员，这帮人一到越南，很难干正事。
永乐又好大喜功，连年用兵，又厚赐日本和东南诸番，更加搞得国内官员发不出工资，“贪官污吏，遍布内外”，派到越南去的官吏就素质低下，越南各地充斥着明朝两广、云南的岁贡生、落弟举人出身的官员，以及内地发配来的大批戴罪官员（明仁宗一次调凤阳同知王凤等罪官119人发配越南充当州县官员），这些人即使有心为治，也因为不懂律法，不知如何治理。越人“受其重科厚敛，民不聊生”、“州里之征徭重困，闾阎之杼柚皆空”。
越南人口稠密，明朝在越南一口气设了472个衙门，光靠中国的官员根本不够用，又大量任用越南官员，这些人作恶更甚
陈重金饱含着民族悲伤抨击自己同胞：
“安南之人谁个降服明朝且杀掠本国人有功，则赏以官职，其时凶恶之徒是何等得意洋洋？！”
“诸如阮勋、梁汝笏、杜维忠等投降明朝、善于阿谀奉承之辈得做大官，且依仗敌人之势，做下许多比中国人更加凶残之事。时值变乱之秋，则无有义气、不知廉耻的残暴奸恶之徒，更加得志，因而民情极苦，人心怨嗟。”
黄福也斥责越南的伪官们“恃强作势，威胁小民，毒扰贫弱”。
官祸也罢了，还有明朝特色的阉祸，权阉马骐在越南嚣张横行，“尤为不法，土官州县不胜其毒，反着四起”。
乂安知府潘僚，做为越南伪官，本想为明效力，却因为宦官在当地“逼取金银”，愤而率众造反，擒杀明朝官员。
黎利也是越南伪官，后来也不得不抗明到底。
越南官修《越南历史》吐槽明朝的统治一团漆黑：
“仅土地税就比胡朝增加了二倍；他们垄断了盐的买卖，控制了人民的生活。所有从16岁到60岁的民丁每年都要担负徭役，参加倍建城垒、营署或到山区开采金矿、银矿、下海打捞珍珠”
越南潘辉黎的《越南封建制度史》也差不多：
“越南国土在经过将近五个世纪的恢复和巩固之后，现在再一次被中国封建集团统治了。在明朝残暴统治下，越南人民度过了极其黑暗的岁月。在这些黑暗岁月里到处是残暴的抢劫、屠杀和搜刮”
还有强制同化政策，本来中国文明高大上，被明朝搞出一股子LOW逼土霸味儿。
越南脱离中国已有400多年，明廷一方面大量毁灭越南的文献典籍，收罗其书送入内地，一方面又让黄福推行汉化夷俗之政，“一从明俗”，不顾越南已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大肆更张………兴建庙宇，强迫安南人按中国礼俗拜祭，进而从衣冠服饰至学术思想，凡事都强迫依照中国人之制………黄福命令各府、州、县设立文庙和百神，社稷、山川、风云等神坛，四时行祭礼；下令男女不许剪发，强迫妇女按照中国人之习俗穿短衣长裙………在各府、州、县开设学校……明朝皇帝又遣官把《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书送至安南，颁发给各州县之人学习”（陈重金《越南通史》）
这种急进政策，好坏参半，一方面深刻的改变了后来的越南，使越南往后几百年，都如同中国传统社会拷贝出来的一般，另一方面也引来反抗。
英国学者霍尔就持批评态度
“假如他们不曾错误地要把他们的语言和风俗强加给这里的人民，使这个国家失去民族性，那么他们很可能已经把安南作为属国并入他们帝国版图了”（霍尔《东南亚史》）
后来即使像黄福这样还比较得人心的官员，还被明仁宗调回去，直接引发越南局面一发不可收，黎利势力趁机坐大。
明朝军队，就是一群变相的流放犯，待遇为历代最差，基本无薪，只能自耕自食，自生自灭，近乎免费为朝廷卖命杀人。
明前期名臣陆容就直指明军兵源，主要来自罪犯，难以存活，逃亡是常态：
“本朝军伍，皆谪发罪人充之，使子孙世执役，谓之长生军。且谪发之地，远者万里，或数千里，近者千余里，南北易调，非其土性，难以自存，是以死伤逃窜者，时常七八，行伍实数，能几何人？”（《菽园杂记》）
朱元璋开国前后那几年，士兵就逃亡了47900多人，那还是兵锋正盛，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起吴元年，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明史》、《实录》）
永乐年间，官员和军队的生存境遇更加恶化，士兵逃亡成风，永乐不得不特敕兵部，“自今逃亡之数论罚，如百户逃一人者，减其俸之半，至三十人者降充总旗，四十人者降充小旗……”
因为军队逃亡问题，永乐后期不得不改用广西“土兵”代守越南，结果更甚：
“近年以来，官不得人，（广西土兵）逃亡之数，十去七八，其一二分在役者，率皆老幼贫弱代身，有名无实，是致盗常窃发，路每不通”（《黄忠宜公文集》）
曾经在越南不可一世的明军久拖则钝，前后有三次被越人整建制歼灭，损兵十多万，其中大多是逃亡、主动投诚所致。
不仅逃亡，还有各种困扰，特别是疾疫。
明朝国内，平日从华北、陕西调兵到福建、两广，尚且“水土不服，多为烟瘴所侵，随到随死，不可胜计”（马文升《巡抚事宜疏》），去潮湿炎热的越南作战，病疫之烈可想而知
明朝攻越部队，有大量从北京、山东、河南、江苏大量征调而来，还有许多蒙古人部队，这些人更水土难服。
每逢夏季，明军近乎丧失作战能力：
“今瘴疠大发，军士病且甚，一旗有一二十名者有之，有二三十名者有之，岂可不思处置”（《越峤书》）
明朝军制，一旗有兵50人，仅因疾病原因，明朝在越驻军就有近半丧失战力。
永乐倚重的成国公朱能做为“征讨安南总兵官”走到广西与越南交界的龙州就染疾而逝，年仅37岁。还有明宣宗派去给柳升当副帅的保定伯梁铭、参赞军务的尚书李庆也都在关键的倒马坡之战中病故，疾疫对当时基层的战力摧残可想而知，丧师7万的倒马坡大败，固然有柳升轻敌的原因，而疾疫也是主要帮凶之一。
王通做为后期的征越主帅，面对愈演愈烈的逃亡和疾疫、低下的纪律、低落的士气、日益穷困的国内、黑暗腐朽的吏治，深知明朝无法在越南赖下去。提出与黎利议和撤兵，得到众将领的支持“诸将校以我军相持日久，且瘴疠时作，死亡甚多，遂从通议，与（黎）利连和而擅退兵”。
黎利为表诚意，赠送马匹，帮助剩下的8万明朝残兵、官员和家属回去，几年后，又释放了1万5千明俘，“明之援兵俘获十余万众，亦皆放之”（《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卷一《黎记》），可以说王通挽救了明朝数十万人军民的性命，撤兵是客观条件下的理性之举。
不过，还有约万计的明人被黎利还隐没不放，明宣宗下不了台，只好让越南进贡5万两黄金了事。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明朝所以放弃越南，是自身政治文明倒退和腐朽的必然结果，也是吏治和军事败坏不堪，却无力改变的危机折射。
是管理学的失败，也见证着中国正在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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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里，嫌明军杀少了越南人的叫嚷最少也有几十条
还拿西方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屠杀举例
请想一想，灭亡印加、阿兹台克两大帝国的西班牙人，他们对印第安人、对东南亚的华侨残狠到极点，为何对于并不比印第安先进多少的菲律宾却没有放手杀戮呢？
西班牙人征服菲律宾极端困难，一波三折，而且菲律宾南部的苏禄群岛，西班牙人用了四百年也没能拿下。
还有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
西、美二者都对印第安人十分狠暴，为何在菲律宾的统治却相对收敛？
是因为它们仁慈？
当然不是
因为东南亚人，比印第安人更有战斗力，更坚韧，更难征服。西、美做为强大的西方列强，对于东南亚最落后的菲律宾尚无法单以杀戮征服之。做为东南亚世界里战斗力、组织力最强的越南，光凭明朝一味的杀戮，又怎么可能征服？
这个问题开了很久了，基本都是各种归因到某些宏观原因以及明方叙事的重复性回答，基本没有多少回答涉及到这个事件的中心人物黎利的活动。。。
不是说我否认再冷门史（能比越南还冷大概就老挝和占婆史了）大谈宏观因素，相反这个层面的原因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所有观点过于从明方数十年的大环境大视角解读黎利复国这个事件，进而忽略对汉越文献中这一事件具体过程的梳理，恐怕此种观点对于越南本身的意义并不大。”
这里考虑到各位宝贵的时间，不愿意看的人我先说结论：黎利复国从一个微观的视角来看，有一个相对明晰的节点————在永乐二十二年到宣德三年由于之前主持和蓝山方面和谈的内官山寿在黎利问题上一系列决定性失误，导致了明朝在整个交趾南部，即”驩爱-新平“的统治趋于崩溃。那么这一事件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呢？
首先，在讨论永乐二十二年也即永乐-洪熙之交的安南局势前，我们先把时间点向前拨回永乐二十一年，当时在永乐二十一年的安南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小事或者一件后世看来颇具影响力的”大事“
————安南境内最后一支反抗势力，前大明朝清化州俄乐县巡检黎利（位于今清化省西北部）决定向明朝投降，并在五月初六日向山寿马骐递交了降书，即抑斋集中的“请降书”。在信中申述了黎利反明的起因经过，即同乡人“杜富”的逼迫。请降书的全文和相关事件可以参见本人之前发的一篇文章，这里不多赘述
抑齋遺集.卷四軍中詞命集.請降書 – 知乎 (zhihu.com)
（这里除了杜富，黎利重点还提到了一个人即参政梁汝笏（这个人后面会提到））
这里我们要提下，实际在黎利起兵到黎利投降的最初的六年间，黎利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支十分强大的势力，甚至某种程度上黎利是清化上游地区和老挝交界的一支的”流寇“，并不能和曾经的“二陈”相提并论。例如在永乐十七年同一时期，附近地区如今河静地区还活跃着潘獠和路文律等人，更远的红河三角洲北部地区也有其他零星的叛乱。在一众人等中，黎利的势力和波及范围并不是尤其突出，甚至之前黎利屡次败于明军到了在至灵山吃草果的地步。但是由于长期以来黎利得到了老挝地区势力的支持，使得黎利相对于其他反抗势力反抗持续的时间更长。（早在黎利起兵兵败之初，就以明朝的名义向哀牢借兵，“哀牢”的支持也让黎利数次从生死关头活命）
帝以图郑、郑可、张（？）雷会往接美（？）象，通识哀牢文字言语，乃令递牒文往告哀牢国王谓：“国家钦奉大明颁赐牒文，可资五月兵粮并器械战象，速来谒见，受命颁行，以免捉解，若不从命，即加差车里、老挝等六国进讨。”哀牢惧咱（听）命，帝得其资，军势复振。四月初六日，率众还蓝山，多以金银财宝，使图、可、雷等贿赂明将陈智、马琪、山寿以缓师。——黎贵惇《大越通史》
话归正题，既然黎利长期以来尚可坚持，为什么要在永乐二十二年这个时间点打算投降呢？主要是到了永乐十九年十一十二月后，黎利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辛未交趾总兵官丰城侯李彬奏反贼黎利逃入老挝令领军追捕而老挝遣头目览耆郎谷等请官军毋入境当即发所部兵众搜索境内果有黎利即送军门今利久不见出没上览奏颇疑老挝匿贼敕彬送览者郎谷等诣北京诘之——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九年辛末
由于受到逃到哀牢的“伪官”路文律的献计（见蓝山实录/大越通史）和明朝的诘问，老挝在永乐十一年的波凛册-鲸弄隘之战和明军里应外合偷袭黎利大营，所谓“帝亲自督战，自子至卯，士卒争先奋力，大破之……”在随后的追击战中，黎利伯兄之子黎石阵亡，黎利在东西两路夹击的情况下试图河内方向的今和平-宁平的山区突围。
到了永乐二十一年正月，明军在宁化州车来县追上了正在试图突围的黎利，明军与蓝山军之间爆发了车来-瑰册之战，史载
二十一年，智追利于宁化州车来县，败之，利复远窜。明年秋，智奏利初逃老挝，后被逐归瑰县。官军进击，其头目范仰等已率男妇千六百人降——明史-安南传
随后为了躲避明军，黎利逃奔藏匿于至灵山中，并在两个月后陷入断粮的窘境（“惟食菜根蔬笋而已”），因此在永乐二十一年四月初十日，极度绝望的黎利决定返回故乡蓝山，并且有意向明军投降。
这一史事在代表后黎正统的大越史记全书中有所避讳，but在我们亲爱的黎利同志的官方回忆录“蓝山实录”中有比较生动的描写，借此可以让我们此时生动感受到当时黎利同志极度绝望：
四月初十日，帝回蓝山。贼知帝意，外托和亲，内有掩袭之志，自是信使不通，往来路绝，贼情汹汹，日夜恐怖。帝探知其情…
这里多提一句，由于对明军军事上友好交流的深刻印象，多年以后黎利还命作至灵山赋以祭祀至灵山神。
在蓝山时期，明将马琪、内官山寿和黎利开始互通有无，明军向处于绝境的黎利送去粮食和农具，同时黎利向明军送去金银，双方开始了和谈前的初步的接触，并由阮廌 负责来往通信，此时双方往来通书及之后蓝山军与明军的后续通书即为日后黎初重要史料“阮廌军中词命集”的主要内容。（事见全书，双方摩擦不在主线叙事内，此处按下不表）
双方和谈的结果即由阮廌起草的”请降/诉冤书“以及”诣总兵官及清化府卫官书”,黎利正式向明朝和谈，至此安南全境平定。从1423年到1424年9月之间安南全境进入相对太平的一年，在这个大背景下明廷开始转变永乐的征伐政策，然而这一对安南形势的误判导致了日后明朝安南征略最严重的后果。
时间回到1423年9月，尽管此前清化方面传出黎利意图谋乱的动向，明廷依然借山寿向黎利传达出欲招安黎利为清化知府的意向。等到1424年山寿到达义安后，黎利便向山寿表达了”今闻大人从京始至，明其负罪之端，示以可生之路“，就以往经验来看，对于此次使命山寿可谓势在必得。
然而到了九月，突然便发生了一件足以让山寿本人惊恐不已的大事。
在当年9月，黎利突然袭击了参政梁汝笏所在的多矜城，梁仅以身免。据实录所记，多矜城中的大量军器也为黎利所有，一时间令人恍然大悟，原来之前黎利和山寿的通使也是为了达到”贼使狂我，我因敌间以用之“的目的。自和谈以来，黎利一直在休养生息，打造军器，从而为这次的起兵计划做长期准备。
也许由于清化地方对事态估计准备不足，黎利在攻破多矜城后又迅速攻破了西都城。稍作休整后，黎军又转向义安、茶隆方向进攻，在行军途中，于蒲猎遭遇了明军和五千茶笼州土兵腹背夹击，双方发生伏击战和追击战。黎利在此战中消灭了当地的明军部队，乘势追击包围了义安上游茶笼州琴蛮的山寨。
期间山寿仍然对黎利保有和谈希望，因而除了和黎利通使之外，山寿并没有及时援助茶笼州的琴彭，使得黎利最终顺利夺取了茶笼州，并取得了进一步进攻义安城所需的五千精兵。
由于错失战机加上双方长期通使，明军下一步动向为黎军所知，在之后的襄阳江之战中再为黎利所伏击。至此清义明军大部为黎利所灭，残余明军退守义安府城。
到1425年正月，黎军进围义安，夏五月，黎利在演州伏击战后基本控制了清化，秋七月，陈轩、黎银、黎文安等人渡海作战，取得新平、顺化等处。除了各自分散的重要据点为明军困守，越南南部从此归于黎利所有，在形势上安南呈现南北朝之势，黎利为诸将推尊为代天行化，（其实是玉麻州琴贵，之前误做陈轩）从老挝迎回陈暠。
到洪熙元年，我们前文提到的潘獠、路文律等一干人又出现在史料中，并在洪熙元年十一月以黎利党羽的身份重新出现，而宣德对于日益恶化的安南事态已有拥立陈后并招抚之意（客观上这个事后来分化了黎利内部派系）。
最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上事件很大因素是由于山寿在黎利事件中的犹豫和力主招安立场，以及参政梁汝笏在和谈后并无处置给与黎利口实所致，诚如陈洽所言：
尚书掌布按二司陈洽言：“利虽乞降，内携贰，既陷茶笼，复结玉麻土官、老挝酋长与之同恶。始言俟秋凉，今秋已过，复言与参政梁汝笏有怨，乞改授茶笼州，而遣逆党潘僚、路文律等往嘉兴、广威诸州招集徒众，势日滋蔓。乞命总兵者速行剿灭。”奏上，为降敕切责，期来春平贼。智始惧，与政薄可留关，败还，至茶笼又败。政勇而寡谋，智懦而多忌，素不相能，而山寿专招抚，拥兵晙安不救，是以屡败。
由此，山寿不仅在越方史料，同时也在明方史料中也备受指责。然而，如果我们在山寿的立场，恐怕也难免持支持和谈的立场，并且山寿的活动在黎利复叛之前确实给安南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和平，此时山寿出于自保而力主和谈也是情理之中。
反过来，透过明朝史料之外，早期越南史料里的黎利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有能力实现越南复国的人物，甚至相反的是黎利集团是在和明朝的接触中逐步提高了他的战略水平并最终实现越南独立的。
作为明军的主要对手，黎利在战术上善于利用地形进行伏击战，以少胜多，避实就虚，远胜于此前被擒的胡氏父子。此外黎利集团除了正面作战，也重视对明军动向和明廷动向的探查，这一点在黎利的活动中以及军中词命集（1421后）中也有鲜明体现。
在抵抗的意志上，各路叛军（叛军所属的势力派系各不相同）中黎利不仅坚持时间最久，并在多次趋于绝境，其余势力转向投明的情况下，依然凭借军事胜利扭转了安南形势，最终到1425年统合起当时安南活动的各项势力。
总的来说，黎利并不是庸碌之辈，相反黎利是越南自独立以来最为桀诈，善于利用形势，权宜机变的雄主。
回到明朝为什么放弃安南这个问题，恐怕我很难回答，但是我想借此问几个问题：
1、明朝和越南真的是你死我活的两个民族国家战争吗？越南是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明朝，还是只是明朝部分愿意且有能力投入在越南的兵力？
2、明朝能以张辅的方式征服越南吗？若能，反叛安南人会向哪里逃亡？在老挝或者占城可能随着局势变化转向支持安南反叛势力的情况下，明廷要进一步扩大明朝对南海诸国的征讨范围吗？
3、随着安南征服后形势的变化，周边各蛮夷会有什么样的动向，会继续保持永乐时期的威服吗？
4、倘若安南的叛乱彻底无法平定，在无法彻底完成安南的户口统计，甚至国家对安南人口力不断下降情况下，如何维持钱粮？有必要继续从东南各省继续调动钱粮和人力来维持当前安南入不敷出的局面吗？（土官不能解决问题，黎利提到的梁就是土官，杜富也是土官，最后变成依靠明人的土人和土人之间的矛盾）
嗯，大概就写这么多了，第一次写长回答，欢迎和平讨论。。
当时安南不断叛乱，导致明朝不断失血，完全就是一个赔本买卖，自然就放弃了。
安南局势糜烂难以收拾很大程度上是明廷用人不当。
中国当时是流官制也就是本地人不能在籍贯地任职。但“故自中国而来交趾者，鲜有不辞其难，自交趾之去者亦鲜有以道其易。”的原因，很多人不愿意去安南当官，明廷从两广和云南的岁贡生员中选取赴安南任官的，也就是秀才，这个群体实际没任官经验，或者是内地犯罪贬去安南任官的，这个群体的道德素质大多是较差的。
我们知道在普通话推广以前，外乡人很难听得懂本地人的话，官吏听不懂方言如何施政呢？这也是古代很多人批评流官制的原因，而安南用人不当更是放大了这个问题。
而且朱棣估计是怕张辅黄福等人势大难制用太监马骐监军，马骐也是中国彻底失去安南的重要一个人。他排挤走张辅，为皇帝在安南大肆收刮珍宝，专门和黄福搞基。那个著名的黎利就是被他羞辱起兵的。
当然个别流官如黄福还是恪尽职守，仁宗将其调回京城，继任者贪苛，安南的局势就不可收拾了。而安南人对黄福的评价是“交人扶携，号泣不忍别”“中国遣官吏治交址，使人人如黄尚书，我岂得反哉！”。
高赞几个回答已经回答得很详细了，我这里再补充一点。
不少人低估了去越南的困难性，虽然和两广挨在一起，但是去越南最方便的还是海路——从广东广州，或者广西合浦出发，沿海路到越南海防一带登陆。换句话说，北属中国时期，越南更像是中国的海外殖民地。
无论三国时吕岱、晚唐时高骈还是五代时南汉，近千年以来进入交趾地区都是走的这条路。
那么，陆路有多难走？
从凭祥出发，肉眼可见的全是山。
可以对比一下从长安进蜀地：
长安入蜀起码还有规模够大，地形平缓的汉中盆地作为中转，不用一直翻山；
虽然广西去越南也有可以做中转的谅山盆地，然而这个盆地的大小：
连谅山市区都快没地发展的程度，能容纳多少士兵军粮？？
中原部队要从这里进军交趾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直在翻山，没有汉中盆地给你歇整。如果你不能速战速决尽快打进河内，连绵的山区就将是所有将领都头疼的阴影。
也许有人会问了，云贵也是山区，为啥中原就统治得了？
因为云贵山区缺乏平原，本地的政权往往形成不了合力：
而交趾呢，山区的后边，是一大块红河三角洲平原，早在汉代户籍所载就已经有了不亚于北方的人口密度：
当中原军队好不容易翻越了山区，还要对抗一整个红河三角洲凝聚起来的力量，想过层层难关顺利控制交趾，对于中原军队是很大的考验。
哪怕没有山间大盆地，有海边走廊也是好的，中原不就通过辽西走廊顺利控制了辽东么？然而不巧的是，上天连海边走廊都没给中国：
哪怕到了今天，对于县城分配去山区乡镇工作，人们都嫌麻烦觉得偏远，以明代的自然条件就更不会有多少人想去交趾了。所以对于交趾的存续，早在东汉初时就已经有过中央级的讨论，而到了10世纪，从合浦去交趾的海路屡屡被交趾军击败，陆路又艰险难走，那么中原王朝统治交趾的成本便会呈指数级上升。
哪怕你真的做到了走陆路击败控制交趾，后续交趾与中原的交通联系仍然是极为不便，缺乏民间交流。
没有民间贸易文化交流，便无法与内地形成合力，内地也无法彻底吸收交趾，这么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单纯靠政治和军事控制交趾仍然是亏本买卖。
除此之外，交趾作为四向交通闭塞之地，人口的流动非常缓慢，基本局限于红河三角洲与周边山区，不像两广水陆两路都可以直达北方，与中原之间的人口流动非常频繁。缺乏人口流动，带来的后果便是本地化意识更为强烈。如国内的海陆丰，历史上既不沾珠三角也不沾潮汕，甚至也不沾客家地区，三不管地带基本就自己玩自己，不服王化之心强烈。全村制独不说，还公然与警察对峙，俨然一独立王国。
除非想办法在南盘江水系与红河水系间开凿出一条类似灵渠的运河，或者在凭祥-谅山-平原铺好一条交通大道，不然单靠风险较高的海路是很难消化交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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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这样的说法，仅供参考哈。
宋代不仅对交趾兴趣不大，而且甚至想把高山密林难以进入的土地全都扔了——把闭塞的广源州（侬智高老家，大约今越南高平）丢给越南后，宋廷发现广源州以北仍然是荒无人烟的地方，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把这里也“实质放弃”了，等有缘人自取（隔壁只有交趾，都暗示到这份上了）。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三百多年，等到朱元璋四处征战时无意间又发现了这里，经过查探后才知道这地方仍然是荒无人烟，别说中原人了，连交趾人都过不来。事后老朱觉得空出这么个地方也不是办法，才又派兵进驻，把它控制了下来，成为了今天广西边境靖西市的前身，而靖西也成为了拱卫南昆高铁线的重要屏障，如果在越南手里，现有的线路就将暴露在外国势力之下。
连越南本地人都没办法，可见穿越广西越南边境的山林有多麻烦…
超长文，顺便讲讲和古代领土治理有关的
并不是明朝放弃了越南，而是宋朝，从唐末静海军节度使的曲承裕、杨廷艺、吴权等等几代人统治，最终北宋赵匡胤承认了丁部领是交趾地方的独立领主。
- 公元973年，北宋开宝六年，宋太祖赵匡胤正式册封平定交趾地方“十二使君之乱”的丁部领为交趾郡王，册封其子丁琏为检校太师充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又加封丁琏为开府仪同三司和交趾郡王。至此安南正式获得完全独立地位并正式成为天朝的列藩。
当时的大宋还是很高兴的。
…朝廷议崇宠部领，降制曰：“率土来王，方推以恩信；举宗奉国，宜洽于封崇。眷拱极之外臣，举显亲之茂典。尔部领世为右族，克保遐方；夙慕华风，不忘内附。属九州混一，五岭廓清，靡限溟涛，乐输琛赆。嘉乃令子，称吾列藩。特被鸿私，以旌义训。介尔眉寿，服兹宠章。可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封交阯郡王。——《宋史—交阯传》
黎桓击败了北宋的军事干涉后基本上奠定了安南独立的根基，而黎桓的在面对北宋时，他不仅强硬地拒绝了宋太宗的提议，称藩后亦多次出兵袭扰北宋疆域，而他在面对北宋册封时采取的也是漠视无礼态度，以上直接助长了新兴的安南地方政权独立意愿，往后黎李交替获得北宋直接承认，而北宋朝廷对于边地的或不屑或不愿或犹豫等态势使得安南成为外藩就这么确定下来了。
宋真宗朝错失黎李交替的混乱时期的最佳局面的干涉机会，而李公蕴上台后开创了200余年的越南李朝:
明提以国乱不能还，特诏广州优加资给。知广州凌策等言：“桓诸子争立，众心离叛，头首黄庆集、黄秀蛮等千余人以不从驱率，戮及亲族，来投廉州，请发本道二千人平之，庆集等愿为前锋。”上以桓素忠顺，屡修职贡，今幸乱而伐丧，不可。——《宋史—交阯传》
仁宗朝时互有朝贡互有册封也有军事冲突，但安南日益娇纵也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北宋的退让，也日后的“宋越熙宁之战”埋下伏笔
…是日，交阯使辞，命内侍省押班李继和喻以申绍泰入寇，本路屡乞讨伐，而朝廷以绍泰一夫肆狂，又本道已遣使谢罪，故未欲兴兵…——《宋史—交阯传》
而北宋的一些重臣也客观上也觉得攻伐无用
韩琦曰：“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将讨伐，不服，后遣使诏诱，始效顺。交州山路险僻，多潦雾瘴毒之气，虽得其地，恐不能守也。——《宋史—交阯传》
北宋著名词人苏东坡直接觉得用兵根源是王安石好大喜功，而直接原因是刘彝等其爪牙为了迎奉王安石的效仿。
…见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王韶以熙河进…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苏缄一家，坐受屠灭。至今二广创痍未复，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谢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庇护…臣谓安南之役，起实造端，而彝继之。——《苏轼全集》
宋真宗、仁宗考虑是儒家道德规范和天朝宗藩关系，苏轼和韩琦考虑的是实际民力军力成本因素，王安石则是希望拿下安南威慑西夏，拓宽北宋的战略安全，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各有各的理。（王、苏二人的争执也掺杂着派系斗争）而这也开了个不好的头，因为文人不希望武人和敌对派系得势，讲究天朝礼仪，政策上显得更为保守化。这也和宋代文官地位抬升、儒家整体得到强化等等诸多因素有关，而文官对于武事的整体认知和态度使得宋朝整体武功偏于守势，而这也影响了对于安南的战略认知。（有一个小区别就是汉唐能够出将入相的人很多，但是宋代就比较少了且多是长于守，如范仲淹、虞允文、李纲等人。）
而安南在唐末静海军节度使曲承裕自立后在明军攻伐前面临了几次与中原王朝大规模争斗，其中较为知名的包括以下:
- 静海军节度使曲承美（曲承裕之孙）VS南汉。结果:南汉获胜占领安南，中原王朝势力再度进入安南。
- （自称）静海军节度使、（南汉封）交州节度使杨廷艺VS南汉。结果:南汉被驱逐，杨廷艺称藩。
- 安南地方军阀（越南人称吴朝）吴权VS南汉。杨廷艺被部属所杀后，南汉介入。结果:吴权击败南汉称王。这也标志着越南历史上的第三次“北属时期”结束。
- 安南前黎朝VS北宋。这次和明朝伐安南极为类似，黎桓兵变篡丁朝，宋太宗以扶持丁氏名义出兵。结果:宋军最终大败，黎桓称藩，宋朝承认前黎朝。
- 安南李朝VS北宋。此次李朝制造了“三州大屠杀”，结果:宋军战术取胜但由于后勤、医疗、兵员上等跟不上，最后议和。
- 安南陈朝VS大蒙古国。结果:兀良合台攻占升龙，陈朝议和称藩。
- 安南陈朝VS元朝。脱欢、李恒、唆都数路伐安南。结果:李恒、唆都战死。脱欢撤出。
- 安南陈朝VS元朝。脱欢率军再度进攻，结果:元军大败，安南称藩议和。
从南汉、北宋直到元朝都对安南开展过大规模军事行动，可是其将领已经无法像汉马援平定二征、东吴吕岱平定士徽、南朝陈霸先讨平李贲、隋朝刘方平李佛子等一般平定安南地方了。造反的二征、赵妪、李贲、黎利等人在越南历史上是“英雄人物”。二征姐妹、李贲、吴权、黎利结束了越南历史上的所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的北属时期。
- 安南地方力量一直都在叛，时机都是选择的中原有乱，但由于当时南方整体较弱、开发程度问题以及统治者战略认知问题使得历朝历代对于安南地方攻略都有不同，如
- 东汉马援征伐二征。安南虽有郡县，但地方依然还是雒将雒侯为代表氏族部落制，同时更有新的移民和地方土人的矛盾。而马援也得到了地方新移民和朝廷的大力支持，且二征军势多为土著组织上战力上不强。二征后东汉加强了统治，安南地方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
- 东吴时陆胤平赵妪、吕岱平士徽、陶璜破交趾。东吴本身是南方政权，获得交趾一方面能得到其地方的物资和人口，另一方面能够保护侧翼（这个策略在蒙古伐宋时也用过，兀良合台迂回伐大理后又伐安南意图夹击南宋），在蜀汉灭亡，吕兴叛吴降魏后这个问题日益突出，于是南方政权为了自身安全必得出兵。这也是安南的发展又一时期，北方的先进生产力和文化进入和更多移民进入（汉末许多文人百姓进入避难如许靖、刘巴、薛综、程秉等玩过三国游戏的朋友应该有印象的人，在黄巾之乱时交州在刺史贾琮领导下太平安定程度为十三州第一，后吕符乱政，士燮崛起），形成了新的地方力量，而在东吴—西晋时期，由于军事安全，又新设置了许多郡县，为了分化地方力量，“交广分治”也形成，而士燮、吕岱、陶璜、吾彦等人都积极安民，安南发展进入了又一时期。越南人称士燮时代为:我国（指越南）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士燮）始。
- 南北朝时代。这一时期由于为南朝政权，和东吴一样较为重视交趾发展，期间卢循、李贲都在地方作乱，先后被杜慧度、陈霸先等人讨平，但是这也是伴随着时局发展的，如陈霸先讨平了李贲，但是由于南梁局面的失控，陈霸先出兵北上争夺帝位，并未追击赵天复、李天宝等李贲残余势力。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混乱时期，叛乱较多，同时也是一个重要阶段，如南朝齐时出现了李长仁、李叔献等交趾地方人士自立的局面，也给后来的曲承裕自立开了先头。
- 隋唐。隋朝主要是击败李佛子势力，而后便是唐朝，唐朝期间也平定了梅叔鸾、冯清等人的叛乱，后来由于与南诏对立高骈又出兵攻伐而后建立了静海军节度使镇，然后便是唐末了。
- 大唐时代是个转折，尤其是中后期，这一时期安南当时既面临唐与南诏多次战争，同时也面临中原大乱，且安南地方官多有不义，同时唐朝后期不重视安南，安南官吏多是挂名或根本未到任（如曲承裕前三任静海军节度使独孤损、朱全昱、孙德连着三任全在中央搞事），在多重因素下加速了安南的地方力量抬头。曲承裕就是在大乱之下得到了地方人支持自立为静海军节度使，后获封同平章事，其子曲颢和其孙曲承美又得到了后梁的“安南都护充节度使”的册封。然后地方势力抬头趋势愈发不可收拾。
- 都知道大唐后期有藩镇之乱，但是这个藩镇之乱主要是讲的是黄巢起义后，而此前的藩镇除了河北三镇时常闹事外基本上都是服从的（武宗朝还一度军事介入卢龙镇交替，武宣二朝朝廷还指挥得起张仲武、白敏中等人征伐周边，张议潮还能主动归于大唐），此时的皇权不过是在皇帝、宦官、文官几派中辗转，但是中央权威犹在，而黄巢起义后就逐渐失控，而懿僖二宗又非明主，加上后来昭宗挥霍完了中央禁军，（最终文官死、宦官亡、皇帝终）地方局势和藩镇也就彻底失控了。静海军镇也是当时失控的一个藩镇。
- 日本人晁衡（阿倍仲麻吕）曾任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据越南人写的《安南志略》载其曾抚平蛮夷对安南的入侵。
注意:以上历代平叛后不代表地方没有乱了，叛乱几乎是贯彻于整个时期，如东汉时区连、朱达以及周边诸蛮叛乱，东汉末年才被大家熟悉的那个攻黄巾军的朱儁讨平；唐朝时李嗣仙、丁建、杜英翰、杨清等又叛乱（唐朝时的安南地方官素质问题影响了多次民变，这也是促进安南后来割据的一个原因，元代胡三省评价就说:史言蛮非好乱，苦于贪帅而乱）。林邑、占城、和周边诸蛮的威胁也是贯彻这个过程中的。
之所以叛，用东汉时的话来说
…旧交阯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后汉书—贾琮传》
其实就是:1.朝廷的地方官素质差。2.天高皇帝远。3.利益分配不均，地方豪族和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充分满足。而一旦伴随着战争内乱，当地企图自立的分离主义趋势就会加强。
在贾琮及之后的李进为刺史时这时候才发出属于地方的声音:“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登仕朝廷，皆中州之士，未尝奖劝远人”。而后东汉朝廷才命令“孝廉、茂才，许除补属州长吏”，但不得任中州”。后在地方人抗议“皇恩不均”下交州人才得以走入朝廷，如交州人李琴后官至司隶校尉。
安南是一个超级不好治理的地方，来看看那些当地官员的叙述。时晋武帝欲罢州郡兵，时交州刺史宛陵侯陶璜便上书称:
交土荒裔，斗绝一方，或重译而言，连带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余里，外距林邑才七百里。夷帅范熊世为逋寇，自称为王，数攻百姓。且连接扶南，种类猥多，朋党相倚，负险不宾。往隶吴时，数作寇逆，攻破郡县，杀害长吏。臣以尩驽，昔为故国所采，偏戍在南，十有余年。虽前后征讨，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窜。又臣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累年征讨，死亡减秏，其见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无思不服，当卷甲消刃，礼乐是务。而此州之人，识义者寡，厌其安乐，好为祸乱。又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晋书—陶璜传》
东汉时交趾郡守周敞也说交土既远，处九围之外，北望京师，若瞻云汉，宜有方伯，为国南藩。交趾太远，汉廷在越地有必要设置权力较大的州牧为行政长官，以加强管理效能，最后未成，这也反应了一个矛盾:中央不希望地方官权过大威胁中央，但是偏远地方又需要便宜行事来及时处理诸多事务。而这也是困扰古代中国的一个头疼之事。（在内地也一样，明代虽有三司，但后遇事制衡不便也派出巡抚总督；宋代虽权分诸官，但为了应付不便，也派出了安抚使制置使等官）
然后便是击退南汉，得到北宋认可，后利用地形气候环境等挫败宋太宗的讨伐军，这时候安南在其李朝统治下也趋于稳定。独立得到彻底巩固。
其实像宋太宗、宋神宗、元世祖甚至南汉地方君主都有意拿下安南，不过都由于安南地方的激烈抵抗（期间也有如陈国峻、陈兴道、李常杰等被越南人津津乐道的“名将”）。而出兵安南的来自中国王朝的将领也并不都是一干平庸之辈。如唆都、李恒、郭逵等人。同时气候问题、补给问题也深深困扰了远征军，使得军事成本太大，无法征伐最终不得已（宋、元都曾一度在军事上取得大胜但最终仍不得已退兵，自古岭南多瘴气可不是说说而已，古人的医疗卫生条件免疫能力无法和今人相比，这点也是征伐安南中面临的大问题，如隋朝名将刘方就在征伐李佛子和平定林邑时染病而亡。而刘方征伐林邑后看似将隋朝国土延伸到今越南中南部地方，但是刘方取得军事胜利后就退兵，林邑王又重占领土。）。
- 自古岭南多瘴气，唐朝初期的的交州都督卢祖尚就以此告知唐太宗而不赴任激怒太宗被杀。
连忽必烈这样的三伐安南甚至有意再攻的君主（因去世不了了之）也不得已接受了无法攻取安南的现实。安南问题并不仅仅只是统治者个人意志的问题，因素很多，正如明宣宗撤军一样，绝不仅仅是张辅大胜、柳升大败这样纯粹的军事行动可以体现的。
安南最终赢得了独立的地位。最佳拿下安南其实开上帝视角的话应该是在北宋，时安南地方势力立足根基未稳、人心还未完全离开中原王朝加上当时安南政权交替（丁、黎、李三代混乱交替）。只能说也是遗憾，宋真宗时曾议出兵最终没有成型。
- 历史应辩证看待，好比当初忽必烈未伐大理（无关黑和洗，客观上元朝确确实实拿下了大理并招抚西南夷确确实实比宋做的好，同时大理总管、云南王/梁王、云南行省几方力量牵制客观上重新建立起了新的中央权威），就不会有后面的傅友德等平定云南（同样采取的是重臣镇守+流官+土司混合统治），更不会有后来的清军平定（这时候由于元明两代的努力治理和清廷的各种努力，加上先后讨平奢安、沙普、三藩等叛乱，最终鄂尔泰才能奏改土归流）。这都是历史传承，一种历史纽带别来不来就说什么黑什么洗。而安南的纽带已经断了。
明朝撤军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
1.统治集团内部的不稳定。首先明宣宗本身就是实行的不同于其祖父的武功政策，而是战略大退缩政策，包括弃奴尔干等等（明宣宗的战略大撤退是全面的，包括在东北、西北、安南、漠南等地的战略收缩，这也给往后的土木堡之变埋下了伏笔，这既是宣宗自身的性格，也是现实中古代帝国国力鼎盛后衰退期体现）。加上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以“负担沉重”“太祖的不征之国”等等多种考量下的反对声音。
- 战略收缩不是明朝专利，古代大多扩张型帝国在失去一个强势军事型帝王后其继承人多会受制于国内条件采取战略收缩，开始着手巩固领土和内政建设，这也是古代客观环境条件决定的，包括地理、交通、通讯和综合国力以及统治集团内部更化。永乐朝的多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和万国来朝局面等等“帝国”开拓行动客观上也加重了明廷的负担。宣宗的父亲仁宗继位后就采取的是调整政策，包括:1.启用劝谏朱棣远征的明初重臣夏原吉等人。2.取消郑和远航，停止茶马贸易和宫廷采购。3.为了减轻经济压力，复迁都南京。而宣宗相比其父的话还进行了一次下西洋，重返北京等等。但是宣宗的政策多是以巩固为准，已无力像其祖父一样扩张，同时由于经历了明初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边地相对安定，使得朝廷更加无意用兵增加负担，但也给后来土木堡之变、麓川战役等埋下了祸根。
2.明朝统治不灵。如在中越两国史书中都评价极低的马骐、山寿等人，而一方面军事上王通、柳升也不敌黎利也体现了用人上的缺失，而调离交趾的黄福、张辅等人最终也无力回天（值得一说的就是张辅由于灭胡朝，镇压后陈朝，又俘杀后陈朝的简定帝、重光帝两位后陈朝首领，在安南评价很低，与同样镇压安南起义的平定二征的马援、平定李贲的陈霸先、平定李佛子的刘方等人差不多，但是施行民政的承宣布政使兼提刑按察使黄福评价就很高）。
3.安南独立意识已经觉醒，统治开化难度大。而从唐末以来安南的几次与中原王朝的军事行动（先后对阵南汉、宋、元）和政权更迭（吴、丁、黎、李、陈、胡）也客观上加强了其自身对自身的国家认可，尤其是安南李朝、陈朝两朝近四百年的地方建设。
如黎利的《平吴大诰》就说:“惟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
不过也有一些安南地方人是明朝的铁粉，如土司陶季容、陈汀等人在明军撤军后随后入明（怕清算）。梁汝笏、杜维忠、陈封等安南土官还阻止王通与黎利和谈（后来这群人在明军撤出后还想搞事，并寻求明廷的支持而被黎利诛杀）。毕竟是既得利益者，如杜和梁就是明朝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参政。（杜算是老铁粉了，后陈朝简定帝起兵时他是三江知府，各地响应，唯独他不响应，还协助藏匿明朝官员）还有琴彭，也是个老铁粉了。
琴彭，交阯人。永乐中，以乂安知府署茶笼州事，有善政。宣德元年，黎利反，率众围其城。彭拒守七月，粮尽卒疲，诸将无援者，巡按御史飞章请救。宣宗驰敕责荣昌伯陈智等曰：“茶笼守彭被困孤城，矢死无贰，若等不援，将何以逃责！急发兵解围，无干国宪。”敕未至而城陷，彭死之。诏赠交阯左布政使，送一子京师官之。——《明史卷289》
4.统治成本大。在一般现代人开上帝视角看来的开疆是实实在在的大好事不同，在古代落后的科技、交通、通信环境下完全就是个高难度的事，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宗藩制度、羁縻制度的原因，降低成本，统治成本过高很容易引发各种矛盾，对于古代帝王而言开疆拓土并不是一件完全利大于弊的事，如隋炀帝征伐吐谷浑设置郡县直接管理，在史书中就是:（今天的网友看来大好事一件，开疆拓土了。可是在当时实际百姓来说，负担太大）
大业五年，自西京诸县及西北诸郡，皆转输塞外，每岁钜亿万计；经途险远及遇寇钞，人畜死亡不达者，郡县皆征破其家。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先困矣——《资治通鉴》。
著名的狄仁杰放在今天来看就是十足的“卖国贼”，狄仁杰建议废除安东都护府，复立高句丽君主，暂停江南粮草运输，抚慰河北百姓，同时就武则天增派戍守安西四镇和安东都护府的军民也提出批评。
（网上一些愤青认为武则天时代丢地丢地又丢地实际上也是看问题表面了，当君主真难，实际上君主行为不仅仅是自己的意志，也要充分考虑统治集团内部的意志，还要充分考虑尤其是文官武官、勋臣外戚、世家寒门等等诸多派系、阶层利益集团的不同利益诉求）
….仁杰又请废安东，复高氏为君长，停江南之转输，慰河北之劳弊，数年之后，可以安人富国。事虽不行，识者是之。寻检校纳言，兼右肃政台御史大夫…——《旧唐书.狄仁杰传》
…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开守西域，事等石田，费用不支，有损无益，转输靡绝，杼轴殆空。越碛逾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旷亦多….——《旧唐书.狄仁杰传》
东汉时尽管有后来班勇的努力复置西域长史，但是重视程度大打折扣，内部也一直有反对的声音，原因也是因为成本问题。
…而道路隔塞，檄书不通。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六月，壬戌，罢西域都护…——《资治通鉴》
5.安南距离内地核心地区远。天高皇帝远会发生事？一直以来就容易出现地方割据势力，要知道古代的交通通信是十分落后的，这也是历代王朝就头疼的事，而从汉二征开始几乎历代都有安南地方骚乱或在安南出现军事冲突的事发生，而边地难以管理，交通不便，一般统治者就是采取的派出亲信总揽军政。而不仅仅是安南，另一块传统区域朝鲜半岛中北部也是如此，频频出现军阀化的问题，而一旦天下有变，自然边地就出事，事实上安南独立也确实是静海军节度使镇利用了唐末混乱的大背景。
6.军事失败。直接导致了明朝放弃了安南。尤其是两次大的作战:
崒洞祝洞之战，王通被击败。
支棱昌江之战，柳升被击败。
- 两场大败直接使得明军丧失了数万精锐，也使得内部主和派势力扩大，长期的地方战争和抗争也使得明宣宗最终作出了撤军决定。（不仅仅是主和派，武将也受不了，如王通就多次私下和黎利通气，最后王通也自作主撤军）
- 两次战役越南史料都记载的是明军兵力极多，己方兵力少，很明显是夸大，但是安南一方义军民兵极多是不争的事实。
- 越南一方称第一次王通部10万人，而阵亡5万，俘1万也是夸大（越南史学家陈仲金也是如此认为），明朝史料显示阵亡2-3万。无论如何是明军大败，数万精兵真的不少了，不要沉迷于动辄几十万大军的天朝梦中，而明实录记载第二次柳升沐晟军初7万，后增兵3万3，实际战力也应在数万。（越南史料认为明军近20万，越南史料中击败柳升部3万被杀，7万被俘，沐晟撤军后追击沐晟杀万余人）
- 第二次作战明军伤亡惨重是不争的事实，明军主将柳升、副将梁铭、参将崔聚全部战死or病死（梁铭明朝称病死，安南称战死）。武将也就算了，文臣也凉透了，如同死的还有兵部尚书参赞军务李庆、进士出身的礼部主事陈镛、进士出身的礼部郎中史安等人（李庆明朝称病死，安南称兵败自杀）。
- 柳升自身轻敌冒进也是惨败因素之一。
- 只有治理过安南地方的黄福被俘虏后礼送出境
…贼罗拜下泣曰：“公，交民父母也，公不去，我曹不至此。”力持之。黎利闻之曰：“中国遣官吏治交阯，使人人如黄尚书，我岂得反哉！”遣人驰往守护，馈白金、糇粮，肩舆送出境…——《明史卷154》
- 黄福在安南史书中也有相对好的评价
为人聪慧，善应变，有治民才，人服其能——《大越史记全书》
再来说说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张辅，毕竟后人多以张辅不能世镇安南为憾嘛。那么张辅在干嘛？
辅还一年而黎利反，累遣将讨之，无功。至宣德时，柳升败没，王通与贼盟，仓卒引还。廷议弃交阯，辅争之不能得也——《明史卷154》
就是简单一句不能得也。那么张辅好好的干嘛走呢？
…二十二年夏，从上北征。七月庚寅，至榆木川，上不豫；明日大渐，召辅受遗命，凡军务悉属辅统之…——《国朝献征录卷5》
…仁宗即位，掌中军都督府事，进太师，并支二俸。寻命辅所受太师俸于北京仓支给。时百官俸米皆给于南京，此盖特恩云…——《明史卷154》
…宣德元年，汉王高煦谋反，诱诸功臣为内应，潜遣人夜至辅所。辅执之以闻，尽得其反状，因请将兵击之。帝决策亲征，命辅扈行。事平，加禄三百石。辅威名益盛，而久握兵…——《明史卷154》
以上，就是说张辅太有才了，成祖、仁宗、宣宗三代帝王都倚为腹心。（因张辅的妹妹和女儿相继嫁给了成祖和仁宗，张辅也是外戚）
同时张辅这可是而且张辅这种人有能力、又知礼、又不玩弄军权又忠心的人肯定不可能派去守个安南的。（这和徐达很类似）
…服制二十七日期满，吕震请即吉。士奇不可。震厉声叱之。蹇义兼取二说进。明日，帝素冠麻衣绖而视朝。廷臣惟士奇及英国公张辅服如之。帝叹曰：“辅，武臣也，而知礼过六卿。”益见亲重。寻命知经筵事，监修《实录》…——《明史卷154》
他基本上就是属于托孤重臣一类的人，中枢地位不是沐英可比的，说白了张辅不是沐英那类的可以派去守个云南的，因为朝廷中枢可以没有沐英，但是不能没有张辅。
张辅在宣宗朝已经是元老宿将，仁宗继位后张辅已经是太师了，恩宠冠绝朝廷。
…仁宗即位，掌中军都督府事，进太师，并支二俸。寻命辅所受太师俸于北京仓支给。时百官俸米皆给于南京，此盖特恩云…——《明史卷154》
（明代中军都督府管辖为南直隶、中都留守司、河南都司和在京的神策卫、应天卫等直属卫所，由于仁宗是复迁都南京的，所以地位更重）
张辅可能去讨安南可能会胜但是不可能一辈子在安南，黎利闹事时张辅已经是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掌中军都督府事，同时封爵是英国公。其中光禄大夫和左柱国是明朝第二级文散官阶和顶级勋级层次；太师虽然无职权，但是是顶层的加官荣誉头衔，而且名义上是皇帝老师（张辅和其子张懋都是太师衔，而明代太师有10位，分别是李善长、张居正、朱永、张鹤龄、徐光祚、郭勋、朱希忠、徐文璧和张辅父子。另外明武宗化名朱寿时亦自称自己是太师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掌中军都督府事是实职，英国公是封爵。看官希望他去，他还不一定想，毕竟是朝廷元老级重臣基本上没愿意下放安南所谓“世守”的。
张辅级别高，在世时已经是元老，而沐英一生是荣禄大夫柱国征南将军西平侯，追赠黔宁王，沐英拥有明朝第二级文散（荣禄是初授，升授才能为光禄，第一级是加特进，荣禄光禄升授不变）和第二级武勋，征南将军是明代云南总兵挂印的称呼，西平侯是二等爵。从官职上看不如张辅的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掌中军都督府事英国公。
张辅这级别“下派”其实都可以直接当安南国王了。参考宋代册封:
- 北宋真宗册封安南黎朝黎铤龙:特进检校太尉充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安南都护兼御史大夫上柱国交趾郡王。
- 南宋孝宗册封安南李朝李天祚:特进检校太尉充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南国王。
明代由于册封都是直接的，省去了宋代的官衔名，这点从万历皇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的圣旨能够体现。（元朝时期册封陈日煚时也是直接安南国王，也省去了宋朝时的花里胡哨，也有例外如高丽，授征东等处行中书省丞相）
另外也不用觉得权力多大，也最多沐氏待遇，不如在中央权大。这个世镇并不那么想象的好。既要1.和朝廷的流官友好和谐相处。2.必须得到皇帝信任。3.不能让文臣一直黑自己，中央还得处理好。4.打仗出征，历代黔国公都是要涉及军事征伐的。5.处理好边地的自己分内的事…….这还不如在朝廷中央当个勋贵好。自沐英下，沐晟、沐斌、沐昆、沐绍勋、沐朝弼直到沐昌祚、沐天波等历代黔国公都直接面对军事征伐的威胁（拿了这个黔国公和实职总兵是要拿命干事的，而且这个实权也会被地方官牵制的。）
而沐英是1383年起守云南的，当时他38岁正值壮年。已经有沐春（20岁）、沐晟（15岁）、沐昂（4岁）等三子。
黎利破柳升时张辅已经53岁（张辅很长寿但不代表古人都长寿，50已经是知天命年了），但是张辅当时就不行了，二代英国公张懋还是是1441年生的。（张辅有嫡长子张忠残疾），这根本无法去世守啊，张辅哪天意外了又会有新的黎利出现。
实际上明军主将柳升当时也是身经百战的宿将，在北征和交趾都有战功，宣宗选择他并不是屁股决定的。柳升并不是个蠢蛋。来看看柳升的水平:以下记载均出自《明史卷154》
…大小二十余战，累迁左军都督佥事…
…永乐初，从张辅征交阯，破贼鲁江，斩其帅阮子仁等。守咸子关。贼入富良江，舟亘十余里，截江立寨，陆兵亦数万人。辅将步骑，升将水军，夹攻，大败之，获伪尚书阮希周等。又败贼于奇罗海口，得舟三百。部卒得季犛及其子澄。升赍露布献俘，被赏赉。师还，封安远伯，禄千石，予世券…
…七年同陈瑄帅舟师巡海，至青州海中，大破倭，追至金州白山岛而还。明年从北征，至回曲津，将神机火器为前锋，大败阿鲁台…
…镇宁夏，讨斩叛将冯答兰帖木儿…
…召还，总京营兵。十二年复从北征，将大营兵战忽兰、忽失温，以火器破敌…
…二十年复从北征，将中军破兀良哈于屈裂儿河，予世侯。帝五出塞，升皆从，数有功，宠待在列侯右…
柳升实际上是当时明廷中既随军靖难过、征伐过蒙古、镇守过边地、诛杀过倭寇并有征伐过安南和使用火器经验的明军大将。他的战败更多的是因为个人性格
…升自以大将，意轻贼。贼乞降，信之。夜为所袭，忠中流矢死，赛儿遁去。及明始觉，追获其党百余人。都指挥卫青力战解安邱围。升忌其功，摧辱之。征下狱，已，得释…——《明史卷154》
…升以贼屡败，易之。时李庆、梁铭皆病甚。郎中史安、主事陈镛言于庆曰：“柳将军辞色皆骄。骄者，兵家所忌。贼或示弱以诱我，未可知也。防贼设伏，玺书告诫甚切，公宜力言之。”庆强起告升，升不为意…——《明史卷154》
宣德二年十一月辛卯条：“上曰：‘朕以升前在交址，熟知地利人情，是以用之。然恐其恃勇而骄，故切诫其持重，且谓：“贼无他技，惟设伏诈降以诱敌。”必升不用朕言，致有此失，此升负朕也！’叹惋久之。——《明宣宗实录》
明宣宗派给他的辅佐将领梁铭、李庆等人却是病身无力阻止柳升（实录当然也有点马后炮的味道），而柳升这样的将领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少数，同样是有辉煌战绩的宿将得到朝廷认可统领一方，但是就是性格上却有致命缺陷，如
- 唐—武周朝将领，清边道行军大总管、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王孝杰。与契丹作战时孤军深入东硖石谷作战，战死。（王孝杰曾指挥军队取得过收复安西四镇，冷泉之战大破吐蕃和突厥余部的战绩）
- 还有一位北宋开国名将曹彬，歧沟关之战轻敌冒进惨败，但是曹彬确确实实也是身经百战的将领（曹彬连攻灭后蜀、北汉、南唐）。
- 王孝杰、曹彬和柳升差不多，都是有过比较不错的军事作战战绩的，统兵上是有能力的。
也别觉得名将就一定是百战百胜的，像曹操、郭子仪、徐达、薛仁贵等人都吃过大败仗的人，只是他们胜利的光辉和个人魅力盖过了后人对于其败绩的指责。
老外也一样:拿破仑、萨拉丁、古斯塔夫二世、汉尼拔等人也一样。败仗不可怕，最重要的是结果，徐达北伐蒙古失利，但是明初还有资本，而柳升接着王通大败后明宣宗此时已经无法再消耗安南了。
战败损失很大的，以明朝开国来说，洪武5年的第二次三路对蒙古开展大规模北征军事行动，西路冯胜大胜，东路李文忠得失相当，中路军徐达惨败。
…达遣都督蓝玉击败扩廓于土刺河。扩廓与贺宗哲合兵力拒，达战不利，死者数万人。帝以达功大，弗问也。时文忠军亦不利，引还。独胜至西凉获全胜….——《明史卷125》
而洪武五年（1372年）的这次失利造成了较大军事损失，使得下一次明朝大规模对蒙古势力开展军事行动一直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才得以开始。
最后明史对于柳升的评价:
升质直宽和，善抚士卒，勇而寡谋，遂及于败。升败，沐晟师不得进，亦引还。王通孤军援绝，遂弃交阯。朝议以升丧师，不令子溥袭爵，久之乃许。正统十二年赠升融国公，谥襄湣。——《明史卷154》
而且再起大军在朝中经济压力也很大，而宣宗重臣杨士奇和杨荣也是反对意见。杨士奇时任少傅、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荣时任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太常卿兼工部尚书。（“三杨”中另一位杨溥在宣德末年才成为尚书）
…帝召士奇、荣谋。二人力言：“陛下恤民命以绥荒服，不为无名。汉弃珠厓，前史以为美谈，不为示弱，许之便。”寻命择使交阯者。蹇义荐伏伯安口辨。士奇曰：“言不忠信，虽蛮貊之邦不可行。伯安小人，往且辱国。”帝是之，别遣使。于是弃交阯，罢兵，岁省军兴巨万。”…——《明史卷148》
…安南之弃，诸大臣多谓不可，独荣与士奇力言不宜以荒服疲中国。其老成持重类如此…——《明史卷148》
而后来明朝也不是没有想过再征，可是由于考虑到客观军事成本和利益因素中的担心武将阶层的崛起和派系斗争等等诸多因素，最终在文官的反对中作罢，如明中期刘大夏反对汪直趁安南内乱出兵征伐（这就很明显是利益因素了，汪直水平手腕其实不差，不过当时由于汪直积极开展针对蒙古、女真等的军事行动并提升自身威望，使得像商辂、项忠、刘大夏这类的人反对其行动）
…汪直好边功，以安南黎灏败于老挝，欲乘间取之。言于帝，索永乐间讨安南故牍。大夏匿弗予，密告尚书余子俊曰：“兵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子俊悟，事得寝…——《明史列传70》
泱泱天朝要的是脸，撤军也要，而黎利等人自然懂，毕竟宗藩关系就是要的是天朝颜面。而安南撤军处罚的人也只是王通、沐晟等几个，最大程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王通，夺官后又启用又授爵。这波不亏
明年，通还京，群臣交劾，论死系狱，夺券，籍其家。正统四年特释为民。景帝立，起都督佥事，守京城。御也先有功，进同知，守天寿山，还其家产。景泰三年卒。天顺元年诏通子琮嗣成山伯。琮子镛，成化时赐原券。传爵至明亡。——《明史卷154》
沐晟只是被收回宝印。
宣德元年，交址黎利势炽，诏晟会安远侯柳升进讨。升败死，晟亦退兵。群臣交劾晟，帝封其章示之。——《明史卷126》
黄福回来后先后任行在工部尚书、行在户部尚书、南京户部尚书兼管南京兵部事，参赞南京机务，授少保。后赠太保，谥号忠宣。
边地治理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当地的领头人谁来当，既要防止地方割据又要灵活应对各民族事务又要有充分的军事手段和民政能力，是十分考验人的，比如汉代班超就提出了边地的军民问题:
…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资治通鉴》
半岛地方军阀化也是如此，最为熟悉的就是汉末公孙氏，而公孙渊败亡后曹魏的策略就是频繁交替任命太守，而像东北公孙氏、西南大理还有河西西北等地的长期割据势力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分离倾向或长期自成一派，要不是后来帝国王朝的强势也很容易出现“安南”的例子。当然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如公孙渊自作，忽必烈为迂回伐宋而伐大理等等。
- 这也是元朝的客观历史贡献，大蒙古国和元朝连灭金、宋、辽（东辽、西辽、后辽）、大理、西夏等诸国，同时阔端会盟、征伐东道叛王和西北叛王等等客观上位结束分裂和往后明清的治理打下基础，这绝不是一些键盘侠自我纠结所谓“元清定位”可以抹灭的，这是客观存在。同时“行中书省”的这一地方区划制度这段时间跨时代的，这一地方制度后来在清代集大成，为什么清王朝是封建社会顶峰，最起码领土管理上超越了历代。
而类似于“弃安南”退出直接掌控的历史事件还有弃珠崖、汉四郡北退、议罢西域都护、废奴尔干都司等等都是反应了中央王朝对于当地局势的考虑作出的反应和态度。而像清朝也出现了著名的两个领土弃留争议:
- 弃留台湾问题。康熙帝平定台湾后，就出现了台湾弃留问题，如李光地主张弃台湾，这群人的主张就是“海外泥丸，不足为中国加广，裸体文身之番，不足与共守，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而在施琅的坚持下（可见其写的《恭陈台湾弃留疏》）和重臣纳兰明珠支持下，康熙帝最终设置了台湾府，属福建省。而康熙帝一开始的观点也是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失之无所损”。
- 塞海防论问题。这个教材都有讲过，以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和李鸿章为代表主张暂缓塞防暂缓西征，这群人提出的是“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患愈棘”这类观点，另一派以王文韶为代表主张塞防，提出的是“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其所视成败以为动静者，则西陲军务也”，这还是19世纪中后期清廷高层的一些意见，在那个背景下各有各的说，而左宗棠一句“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最终得到了两宫和恭亲王支持得以在塞防并重下出兵复新疆。
间接统治在古代来说基本上是贯穿于我国的历史，治大国如烹小鲜，我国几千年的帝国制度下考虑的因素太多了，要的不是地，只是势力范围，最低成本的势力范围，要知道今天的中朝边界为什么会是鸭绿江，基本上是明朝的纵容朝鲜王朝的所谓“北拓”，使得中原王朝完全退出半岛中北部，此前的辽金元都因为半岛中北部问题和高丽爆发了大规模战争。（台湾一开始也是清廷没有来得及顾台湾时也是进行招抚，还好郑氏比较顽固没有答应，后清强大后又明确拒绝了郑氏的对比琉球高丽称藩的请求。）
而到了明清，包括后面的万历入朝作战和几次清（后金）军攻朝鲜是真的想都没想过再占领，宗藩体制成熟的建立后在天朝帝王眼里对于周边属于小弟的势力范围的领土就没有多大兴趣了，既是一种现实成本考虑也是一种“天朝上国”心理。
这些宗藩国内包括安南、朝鲜、琉球等深受大中华儒家影响的国家内部也有很多人是从内心认可天朝的，毕竟能当大明的狗真的幸运。这个“幸运”现实利益也很大，比如高丽忠烈王王昛、朝鲜宣祖李昖等人通过跪服元明保住了国家。（忠烈王跪服忽必烈留住了高丽国，宣祖被丰臣秀吉碾压，后明军介入复国）。
事大政策也是周边小国的一种态度。
- 黎利虽打退了明军也依然要去亲明。新罗虽然占领了熊津依然要和唐。陈日煚等安南王三次击退了元朝的攻伐同样要和元。战术能占优，而同样朝鲜王朝中期虽然被后金（清）征伐但是心里始终不服，但是战略上终究是小国无法抗衡，而天朝上国要的更多的是脸。再说个西夏吧，李元昊那么强硬的一个人，而且军事上一直保持对宋的相对优势，最后还不是迫于压力得庆历和议，称臣奉宋正朔得到的利益比对宋战争更多。
而不占甚至还可以“给点”，比如
- 元赠辽阳行省东宁府（平壤）、赠耽罗（济州）予高丽
- 明铁岭开平建州等卫内迁（努尔哈赤的祖先猛哥帖木儿就是在建州卫迁离问题中被杀的，内迁实际上默认了朝鲜的北拓，鸭绿江东侧完全丧失）
- 清赠木邦等三土司予缅甸，赠安南云南部分地
- 辽赠鸭绿江以东女真故地予高丽（第一次辽朝VS 高丽，高丽称藩辽朝）
- 唐玄宗赠大同江以南高句丽故地予新罗
……朝鲜（韩国）简直有毒，korea 真的算是吃透了当时的天朝政策。为什么说能当大明的狗很荣幸，因为korea的国家发展几乎就是靠着天朝不断扩张扩张
而更远点的像唐罗战争，新罗陷熊津（朝鲜半岛西南百济故地）后也是立马称藩认怂，而后就被册封。期间是真的很乖。（期间双方史料出入较大，综合大致是双方为互有胜负，唐军有一定优势，但由于西线吐蕃军事压力增加后便安抚了新罗，后新罗实际占领百济故地）
…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上赦之，复新罗王法敏官爵。金仁问中道而还，改封临海郡公…——《资治通鉴》
到了唐玄宗时期新罗由于协助唐朝征伐渤海损失较大，出于牵制渤海和天朝面子补偿的需要，玄宗给了新罗大同江以南土地。而新罗王同时也是大唐的从二品鸡林州都督金法敏上疏称:
伏奉恩敕，浿江以南，宜令新罗安置。臣生居海裔，沐化圣朝。虽丹素为心，而功无可效；以忠正为事，而劳不足赏。陛下降雨露之恩，发日月之诏，锡臣土境，广臣邑居，遂使垦辟有期，农桑得所。臣奉丝纶之旨，荷荣宠之深，粉骨糜身，无由上答——金法敏《赐土地谢表》
今天的人看来那些当事人元世祖、明成祖、清高宗、辽圣宗、唐玄宗简直头脑不清醒，皇上糊涂啊，眼光怎么就比不得我们一般普通人，只能说我们是上帝视角，无法理解东亚宗藩天朝体系下皇帝的这种行为。如
- 明成祖认为:朝鲜之地，亦朕度内，朕何争焉。
- 清世宗认为:朕统御寰宇，凡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地？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为朕之外藩，毫无所分别，著将此地仍赏赐该国王世守之。
别说给了，上层甚至看不上周边藩属，比如元朝元英宗就打算将附庸国高丽彻底变为天朝一个行省，结果底下的大臣却说:
…朝廷议罢征东省，立三韩省，制式如他省，诏下中书杂议，约对曰：高丽去京师四千里，地瘠民贫，夷俗杂尚，非中原比，万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不如守祖宗旧制。丞相称善，奏罢议不行。高丽人闻之，图公像归，祠而事之，曰：不绝国祀者，王公也。——《元史卷178》
放在今天观点，大元中书右丞相札剌亦儿—拜住和枢密副使兼集贤殿大学士王约又一次“坑国”了。korea 又一次走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的我的归根到底还是我的，这就是古代帝王和大臣的一种王道思想。和路易十四那句“朕即国家”一样。周边国家不过就是个“王”而已（内帝外王，对内自己玩自己的，对外明面还是乖的，对天朝而言，脸面，对地方小国而言，实在）。
皇帝这个头衔实际上就是古代王道思想中的重要体现了。
- 别觉得“名”只在东方有用，欧洲也一样，大英帝国君主最后还不是捡起印度皇帝这个称号用。俄国沙皇最后还不是自行加冕为俄罗斯帝国皇帝，一个道理，什么国王、沙皇（凯撒）、大公不够体现。
日本幕府将军武家政治强势的时候，也始终只是个臣子，在儒家君臣观念逐渐强化后，最后连“日本国王”都称不上了，只能做个“日本国大君”
很多人喜欢看领土，还定义什么驻军征税流官实际上也是忽视了成本忽视了古代客观环境也忽视了古代帝王统治阶级认知中的王道思想。
- 今天对于定义汉唐明元等几朝版图有争议，但是真正走近那个时代，实际上都是天下都是王土，无论什么渤海、新罗的王称藩那就是大唐的“王土”，乌斯藏、西番、黑水、库页岛等地的领主来朝觐进贡那也是“王土”。别觉得这只是个名头
- 像李成桂、阮福映都是朝鲜（韩国）、越南历史上著名的王，国号选择都听天朝的（李成桂请朱元璋定夺“朝鲜”or“和宁”，阮福映请封南越国王，嘉庆帝不许，定为越南国王），大理国多次朝贡请求册封都得不到宋朝的回应。唐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等等。
之所以这样地方小国愿意朝贡愿意建立宗藩关系无外是:
- 经济利益。通商利益很大，毕竟天朝体量在此，还有相当丰富的朝贡贸易，如西夏通过宋夏榷场贸易和宋的“恩赏”每年白得大量的白银、茶叶、绢取得的经济利益远胜于对宋战争。如日本足利义满希望得到和明朝贸易多次请求通商。
- 领土利益。这个前面讲了，典型国家就是高丽，不断以乖宝宝形象出现。西夏、安南同理，还有渤海、南诏、新罗等国都得到了中原王朝的领土认可，尤其是korea ，新罗、高丽、朝鲜王朝一代比一代爱天朝……
- 军事保障。天朝作为宗主国对地方小国有保护义务，如后来的清末出兵朝鲜出兵越南都是正儿八经的正当理由去撑场面的，最后和日本、法国签订协议是被明确指出了承认其独立地位，不再是清朝保护国，而过去安南莫登庸和朝鲜李昖甚至不惜内附来得到明朝的军事保护。
- 文化利益。作为大中华文化圈内人，这个至今对越南、朝鲜、韩国都有很深影响，而古代更深，天朝的风气也深刻影响了周边国家。（比如朝鲜吧，宋明习气中党争学得有模有样的，甚至亡国都不能消）
- 获得国内正统地位。这也是最为关键的之一，因为得到天朝认可了，就好比得到了法理得到了后援，小国的纷杂不比大国少，尤其是内斗派系等等，所以得到大国承认十分关键，能够有效确定在本国的合法性。
喜欢看古代“自古以来”地图很舒服，尤其是是唐朝，实际上唐真的能够如今天一样管理吗？实际上更多的也是一个宗藩朝贡制度下势力范围而已。对于南诏、渤海、新罗（一些地图将新罗附唐后接受的鸡林州都督府名号也算入）等就是如此，而对于黑水、松漠、饶乐、室韦以及安西都护下的许多都督府更多的也是一个间接统治（西域都护/长史实际上也只是汉廷于西域设置的协调西域各国的职能部门，统辖诸国的），这些地方范围也并不固定，时附时叛时不纳贡。而像熊津等地是持续很短。理智看待历史上的地图，不要先入为主的带入今天的认知。
领地的算法历代历朝的认定和标准都不一样，而现今绘制的地图又得考虑到一定的域外因素
- 如谭其骧版定元代的地图以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和文宗至顺（1330年）为准。定明代地图以宣宗宣德八年（1433年）和万历十年（1582年）为准。这里的明朝全图并未按照明全盛期的永乐年间算入，而是特意抹去了存在近20年的交趾承宣布政司（考虑到中越关系），同时宣德九年（1434年）明朝廷也正式废止了奴尔干都指挥使司。时间点卡得正好。而对于元朝的看起来极大的领地其实很有意思，比如谭也承认岭北非直接管辖，但属于控制区，所以划入北冰洋（实际上真的想那里既无法游牧更无法农耕甚至朝贡都没的北极圈部族是如何被控制，今天都很难过去，古代更难，其实就是当时中苏关系因素，画就要画大），而地方土司谭的一个标准就是后来明朝时期记载元朝有的土司也算入元朝的，而关于征东等处行中书省，谭版认为这个只有个名头，实际上是独立的，所以不算（也有中朝关系考虑，但对于唐朝就很宽松，如渤海、南诏甚至册封波斯王子也要算）…..实际上就是标准和外界因素影响。
- 很多人觉得明朝就个两京十三省，其最大依据就是明英宗时期官修成书的《大明一统志》就这样认定，什么乌斯藏、奴尔干明朝根本算不上，有这样观点的人不妨去拜读下《大明一统志》的母本《大元一统志》，《大元一统志》是元世祖时期的官修地理志，编修者是扎马鲁丁和虞应龙，编著时间点正好在谭版元朝标准地图后的五年（1285年），让领土粉失望了，《大元一统志》里只有十卷，分别是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卷2辽阳（后面均省略等处行中书省）、卷3河南江北、卷4陕西、卷5四川、卷6甘肃、卷7云南诸路、卷8江浙、卷9江西、卷10湖广。这就是元朝官方元世祖薛禅汗孛儿只斤—忽必烈政权认为的自家大元领土（连1290年才给高丽的东宁路都没算入辽阳行省，岭北、吐蕃、哈剌火州更别说了）。反而元明两代把自家领土写的最大的都是后来明清修的史，清廷也极力以元明版图继承人自居。原因自不多说，反而是今天的我们因为这样粉那样黑极力嘲讽这嘲讽那的，一副“严格标准”的态度，真的是无知。
- 历代核心都是内地，内地是古代帝王的“王土”核心，这才是其直辖领地，能做到巩固核心版图垂直管理十分不容易，统治成本高的地方能间接就间接，要知道日本明治维新后才废藩置县实现全面控制的（欧洲更加如此，封建贵族领土遍布）。强盛的王朝经历了中前期扩张势力后最后剩下的基本盘就是内地（汉末唐末都是如此）
- 别拿个什么老外眼里的这样那样标准来看我国国情实际，如朝鲜韩国觉得东北还是高句丽故地，越南人还想自己叫南越….其本质都是给自己正所谓“名”来达到自身的不可告人目的（日本当年的“征韩论”就指出了其在朝鲜半岛南部有“任那地”，至今韩国和日本还在口水战），如朝鲜韩国和越南就试图混淆“高句丽”与“高丽”（弓裔打出这个旗号就是想表明我要继承高句丽），混淆“越南”和“南越”（嘉隆王阮福映求“南越国王”时就被嘉庆帝怼了，觉得他惦记天朝领土），同时还有一些在喜马拉雅山地区也在混淆这些地理和历史，可悲的是一些个别网友和自媒体还替这些人背书。
- 按照一些人逻辑，日本江户幕府就直接算幕府天领和谱代就行了，外样就不用了，神圣罗马帝国还不好算…..实际上像朝贡宗藩在元朝明朝以来至清朝建立，一直都是周边诸番和国家的一大重要使命，得到皇帝认可才能体现正统，如明朝在藏册封的法王高僧都是必须要明朝认可赐印才算的，清朝在法理上也以明朝过去册封的印绶为准。（明朝也以元朝印绶为准）这样的认可并不是一个形式。
- 当中利益极大。像三大法王的格鲁派大慈法王释迦也失、萨迦派大乘法王贡噶扎西、噶举派得银协巴都尽心进京，为了各种利益。（因为天气路程等因素这是用生命换取明朝的认可，释迦也失和后来的达赖四世均在路途中去世）。政治利益是十足，如永乐十一年贡噶扎西进京面见明成祖后得其认可，得到了要求帕木竹巴交出萨迦寺大殿并将萨迦派座主提升为辅教王的许诺，而在明廷的要求下帕木竹巴家族是照做的，在明廷庇护下 萨迦派成功收回大殿（永乐十六年），其座主获封辅教王成功并从帕木竹巴家族手里拿下了后藏统治权。明廷的政策本就是封建诸邦，自身扶植协调，而地方上封建主关系稳定认可明朝的正统法理，僧俗官员同时坚持明廷册封（从宣德册封完大慈法王后明廷再也未封过高级僧官，也未出现自立），更重要的是各方利益平衡，故而明廷也未作出干预，元代扶持萨迦派，后噶举派帕木竹巴军事崛起取代大元国师派萨迦派，元廷也承认；明朝设置诸法王、诸王限制帕木竹巴政权。而无论如何变，地方当局都以获得中央朝廷承认支持为目标，所以元明两代均未用兵，而是依靠地方。（别觉得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就比乌思藏都司高级，在元史中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既在百官志中在宣政院下，地理志则属陕西行省，谭版地图认为是单列宣政院的，实际上是双重管辖，民政划分属陕西。）
- 而到了清朝由于准噶尔势力崛起、格鲁派独大、和硕特汗国及罗卜藏丹津变乱、廓尔喀入侵使得清廷开始不断强化政策。而元明清三代治藏都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化的。能用钱能用名能用嘴巴解决就不用军事解决，这点元朝和明朝统治者懂，却成为后人诟病其不驻军不流官无法统治的一个典型，…像明军当初邓愈兵锋抵达河西时，吐蕃这边高层土司就来投了，而像罗卜藏丹津就有点作了，就要和你军事对抗。（他不作又是一个大土司），同样准噶尔汗国被灭也是频繁和清朝强硬对抗，清廷治藏或者说驻藏大臣之所以职权强化则完全也是因为屡次兵乱因素，这都是建立在一次一次出兵的基础上。（《钦定善后章程》是乾隆末期才颁布的，强化权力主要是为了及时应乱，就和明代初以三司分掌逐渐出现巡抚、总督一样..这都是一个过程），像清朝改土归流藏地也是借着一些偶然机遇，如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四川巴塘突然被杀，赵尔丰就借机改土归流。
- 实际上就是元明两代没有太多借口干预，而清朝就来了，怕的不是你搞事搞大事，而就是怕你表面温顺内心黑暗（对面弯弯）。古代也是如此，如果当初安南、朝鲜再强硬一点，估计天朝也会拿下，可是这俩就是无论赢了输了反正称藩认怂就完事了。
- 像什么高句丽，纵然乙支文德、渊盖苏文等人都能挫败隋唐，但是高句丽终究逃不出，我们的祖先并不怕军事威胁，不怕周边多狂，只怕你不够乖。
- 而封建社会走到了清朝后尤其是是清末后，国际国内时局环境和时代整体科技生产力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故而决策也会不同。
改变间接统治的才是明清开始的改土归流，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完全完成改土归流，中央政令才畅通全国的。（明代探索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贵州建省，清代全面展开，清后期又在疆藏等地展开→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激进派的驻藏大臣、川滇边务大臣兼署四川总督的赵尔丰，共和国时完全完成）
- 今天很多土地开拓都是我们的祖先几代人的努力，改土归流的开展和地方行政制度的稳定使得明清的实际统治面积和地方控制力大大增强，而元明清三朝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也大大加强了地方控制力，在古代落后的交通通信情况下已实属不易，而清代确立的内地正式地方管理体系即省（承宣布政使司）——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三级也为今天提供了借鉴，同时元代以来地方军事、监察制度也完善，同时明代探索补充了分巡（守）道等制度，在清代也最终集大成，形成了固定且严密的体系，为大帝国统治打下了坚实基础。
- 最后成型时期是历史上的“嘉庆中衰”时期（天朝最耐看也是最棒的地图就是采取的嘉庆二十五年的区划图），各地的驻防将军、督抚、水陆提督、道台、布政使按察使、办事帮办大臣各司其职，同时因俗而治，确确实实起到了治理效果。
- 骂清朝黑清朝确确实实他有丧权辱国，他有腐败独裁，但是也要客观看待清朝的历史贡献，单说人对于领土的贡献，如果后期没有左宗棠、赵尔丰、依克唐阿、贡桑诺尔布、张荫棠、吴大澂、饶应祺、长顺、徐世昌等各民族人才的努力和扎根治理，边地危机更加严重。（当然这些人除了左宗棠等少数人大部分人并不为人熟知，因为他们的贡献更多不是开疆拓土，而只是保境安民。）
- 现代中国领土每一寸都是人民军队浴血奋战打下来的，而每一寸领土能够留在中国，和先辈近代扼制日本、俄国、英国等殖民者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那些人中有旧军阀，如新疆督军杨增新（守住属外蒙的阿勒泰地区并划入新疆）；有顽固派，如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川藏藏区改土归流，武力击败分裂）；也有书生，如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推行新政，外交上对英国的对藏行为采取强硬立场）。他们或有黑点，或者没有跟上时代步伐，或者就是书生文职，这类人也没有那么多的开疆拓土，但就领土贡献而言，并不比古代那些开疆拓土的名将少。
同样的为什么清代为什么会保留蒙古新疆等地盟旗还有汗部等地方组织，西藏也有地方组织，这些都是减少成本稳定控制的手段，上伐谋，军事征服并不是最佳选项，而移民开发也无法填补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利用当地了，而军事、利用当地等等都无法达到目的，就只有建立宗藩关系来完成扩展自身势力范围。而安南既无法通过军事征服，又无法扶植本地势力又没有别的最佳选项，只有退出转而建立宗藩
- 实际上很多人真的就感觉觉得我天朝上国兵员雄厚，平定区区弹丸之边地何足挂齿，天朝毕竟动辄几十万大军，这就是太忽视古代的条件背景，如清军进藏的廓尔喀之役，按照我国史料:第一次进军兵力为6000（一半来自四川，另一半来自陕甘和西藏当地）。第二次兵力激增至17000人，后驻藏清军兵力也不过2000余人。后清末赵尔丰的四川边防军也不过数千人（其赴成都时带3000主力，其部将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率余下留驻雅州府），驻守西藏的钟颖部川军1700余人。而在古代对于边地的征服往往因为地理气候等客观原因更难被征服，其难度不亚于一场军事战役。
而对于一些土地当时人的局限性无法像今天的我们一样看出其地缘价值。
- 比如库页岛。当然当时清廷完全未开发库页岛，使得库页岛割让时日俄早就争得如火如荼，1855年日俄《下田条约》给库页岛下的定义就是两国不划界，你搞你的殖民，我搞我的北拓）。今天我们当然能够看到其军事经济以及发现周边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可是那个时候的人意识不到，海洋意识差。或者说对于那类偏远地方朝贡更多的保有的是一种可有可无心态，同样的这样的意识使得日俄相继在库页岛开展殖民拓殖行动和军事划界行动时清廷的表现就很冷淡了，这并不是个例，另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琉球国，琉球国希望得到清廷庇护驱逐日本人，但是最后结果依然是清廷冷视，萨摩藩先伐琉球最后完全吞并琉球。
就连1867年花费720万美元签订购买阿拉斯加的美国国务卿苏华德也被骂，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不知道有石油天然气….只知道皮毛贸易，只知道渔业。
当时的越南或者说安南大致范围是今天的越南中北部地方，直到19世纪初安南阮朝嘉隆王阮福映（此人也是第一个获得册封的“越南国王”，越南正式得名。嘉庆帝封的）时代才实现了南北最终统一。
而从宋太祖承认安南的那时开始，也被越南人视作千年独立运动的完全胜利。而像张辅、马援、陈霸先、刘方等中国名将完全就是刽子手侵略者形象，当然也有像士燮、高骈、黄福等人留下了相对正面的评价。
明朝不仅仅是是中原王朝最后一次实际统治安南（交趾承宣布政使司）也是最后一次间接统治了，明朝中后期安南莫朝上表内附为安南都统使司直到明朝灭亡。而安南莫朝的开拓者莫登庸也因附明被越南视作“国贼”……..
古代和今天的环境背景认知都不同，而且古代交通通信更为落后使得我们的祖先只能在自己最大程度上巩固自己，其实历代王朝的基本盘核心都是内地，边地版图虽然随着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较多这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局限了，毕竟古代帝王古代统治者不是为了映衬今人的一句“自古以来”而活。开上帝视角你今天看起来那些“自古以来”太好了，可是那也只是上帝视角。
汉唐明都上得去今蒙古高原地区或者说都能重创游牧民族势力（如封狼居胥、勒功燕然、阴山之战、捕鱼儿海之战），可是都得下来，为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今天的你又有几个愿意去大西北大西南贫困落后地区扎根的？何况古代各方面更加落后，古代发配南方发配岭南等地都是一种痛苦了（直到经济重心彻底南移才得以改变，但像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由于土司众多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依然是众多官员不愿前去的）
而游牧民族势力也是反反复复再生一般，匈奴走，鲜卑起，鲜卑走，柔然兴，然后突厥、回纥、黠戛斯、蒙古诸部等等。而汉唐明几代人的努力针对匈奴、突厥、蒙古都通过战争重创和分化（南北匈奴、东西突厥、瓦剌鞑靼）。但是而这只是短暂，又面临鲜卑、回纥等新威胁等等，这也是古代的局限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清朝的政策相对最为成功，在古代环境下只能如此。
如果能够YY领土成功，今天的你是否愿意去安南？愿意去蒙古高原？愿意去外东北外西北献出你的青春、汗水和知识？将心比心
天佑大南，在1424～1426之前《蓝山实录》里黎利经常断粮，日常逃窜，多少替身给他送死才活命，明军退出安南始终绕不过的一个人，就是黎利
朱棣、朱高煦两任君主，在九个月内接连崩逝，明廷的对外战略进入短暂的畏缩期，黎利借此迅速膨胀扩张，各地土司纷纷作乱，之后明宣宗驰援安南战场的柳升七万大军被淦碎，使他失去谈判的本钱，形势彻底失控
在明人的视野上，永乐二十一年底安南叛乱就彻底结束了，当时的黎利是清化的一支流寇，也就一个普通土司，而且他还是安南境内最后一支反叛势力，却选择了归降
但黎利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有着屡屡造反的毅力，这点在《大越史记全书》和《明史》里都有体现，安南视角多美化包装，一个才智过人、不屈不挠的雄主形象跃然纸上
帝智识过人，明而能刚，不为官爵所诱，威势所怵，明人巧计百端，终不能致也。
清人就说的比较赤裸裸了
利初仕陈季扩为金吾将军，后归正，用为清化府俄乐县巡检，邑邑不得志
在明人视角上，黎利造反的原因却是明朝宦官的欺压剥削
1.中官马骐索贿激变，黎利遂逆命。
2.乂安知府潘僚、俄乐县巡检黎利者，皆故季扩之人，有反侧心。马骐黩货烦苛，常折辱之，僚、利皆怨
另外一点，黎利本人的军事才能在之前反明斗争中得到了进化，成为了五星山地指挥官与象兵战神
极其擅长高机动与山地伏击
因为长期训练、与明军作战，也使得大象对火器的恐惧减弱，所以他多次依靠战术胜利来扭转他战略上的不利局面
永乐二十二年底突然发难，通过伏击消灭马江附近大部分明军，这是孤注一掷的天才战略，据《蓝山实录》描述，黎利当时只有十天的粮食，如果他没有采取伏击战术，或者伏击失败，大概率他要败亡
而且，黎利的行动力极大超出了明人的预料，本来他是一个安抚的典型，山寿跟他关系好，对招抚他很有信心，没想到和议期间他全力攻打盆蛮，得到了五千精兵，本来他的军队就是大杂烩，兵种协同发挥出来了，说反就反，一下大败了明军，山寿慌了，这一慌又是大败
山本对明军就评价
“明军在山寿招安期间丧失了进攻的绝佳机会并最终失败”
明军从实录来看，大部分是战死，黎利的叛乱甚至波及到了云南，万余云南兵在三江仁睦桥之战被黎军数千人击败，行军途中被伏击，明军渡河时被半渡而击，柳升王通方政等人战败也是被伏击了
不是大明放弃了越南，而是越南人民抛弃了大明。
但凡大明派去安南的官员好那么一点，剥削稍微轻那么一点，安南人也不会闲的没事造反玩。
你说越南独立太久，自比南天小中华，对北边有优越感？但人家依旧有华夏文化圈的共识，明太祖起兵驱逐胡虏，越南陈朝君主得知后照样兴奋激动不已。
大明的官员怎么不想一想，明军一开始进入安南的时候，那些看了檄文木牌迎风而降的老百姓怎么就成了丛林里杀不光的反贼呢？
“扶陈灭胡、兴灭继绝”没兑现也就是个借口，不然越南saber黎利干嘛不跟着陈朝后人造反，反而老老实实给大明当了好几年地方官。还不是因为那几年派驻的官员像个人、盘剥没那么重嘛。
你以为越南人都是白眼狼？错了，人家知道谁对他好。像黄福，是难得的好官，他离任的时候越南百姓哭着送他走。后来局势失控，他又回来了，但已经回天乏术，被越南起义军俘虏。起义军却送他一堆土特产，把他礼送出境，说：“如果当官的都像您这样，我们怎么会造反呢？”
如果不改变歧视和剥削越南人民的政策，那么即使政府不放弃，也绝不可能控制越南。
有些人受民族沙文主义荼毒太深，忘记了阶级矛盾有时大于民族矛盾这一点。早知道，就算是本国本民族的政权，若脱离了人民群众也一定会被打倒。
安南已经扩张到明朝无法温和吞并的地步，偏偏明朝不自量力地觉得自己可以用体面的方式解决安南，最终只能是失败的。
唐灭高句丽，清出来69万户人口。但隋唐对高句丽的征服，从开皇十八年一直打到总章元年，前后七十年，七十年断断续续的打仗，死伤人口不论，被灭之后又陆续迁出数十万人。纵使如此，唐朝的安东都护府也在八年之后便从平壤撤到了辽阳。
永徽三年唐朝人口380万户，神龙元年615万户，咱们就估算总章元年450万户的话，相当于说，唐朝、高句丽人口比约为6.5：1，考虑到唐朝移出了高句丽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这个比例可能变成了12：1。
说回明朝，明朝灭安南的时候，按实录记载，人口一直是九百多万户、五千多万口。权以永乐六年的944万3876户、5150万2177口为标准，灭安南“安抚人民312万有奇，获蛮人208万7500有奇”，二者合并得520万——超明朝账面人口十分之一。
注意，考虑到明朝从始至终都没能完全控制安南，所以这个所“获蛮人”之外，还应该有为数不少的未获蛮人，到底有多少，无从查证。
那么，明朝有没有从安南大量迁出当地户口呢？从现存史料中没有相关记载；有没有从内地迁进去人口呢？网上据说是迁了三十万人，不知典出何处。
所以你就发现了，饶是强如盛唐，灭高句丽后迁出大量人口，当地仍是起义不断，八年后即北迁省治。明朝打下安南之后并未迁出当地居民，而仅凭发往安南的那十几个卫所，恐怕远远达不到稀释当地人口的效果。这种情况下明朝能坚持十八年才迁走，已经本事不小了。
所以，明朝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安南长治久安呢？有个快的办法有个慢的办法。
快的办法就是杀人，拿出来1211年之后蒙古人对金朝的态度，把安南人口从六百万杀到一百万，反复剿洗抄掠，即可以达到目的。
慢的办法就是徐徐图之，永乐五年南征打下安南之后，扶持陈氏复国，同时以陈氏的名义宣布“献上”谅山、谅江、新安三府，将镇南关以南的隘留、坡垒等险要之地稳稳站住。此举在名义上可以说是惩戒“胡贼”侵占明朝广西的西平诸州，同时也可以让其把宣化和归化之半“归还”给宁远州——毕竟明朝出兵的借口之一就是安南侵占宁远州。在此基础上，诏设广西行都司，管理安南献上的土地，宁远州升设军民宣慰司，例同车里、老挝，改属行都司。如此，明朝相当于拿了安南的燕云十六州，河内以北再无屏障，随时可以突击南下，然后就开始找茬，因为这么干肯定会导致安南国内一部分人（可能是绝大部分人）的反对，到时候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时时敲打，如此反复十数年或者数十年，能废安南就废，废不了的话再一步步拿下他的太原、北江，这样就拿到了半个红河三角洲，安南再想跳就难了，如果他们迁都清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侵夺整个红河三角洲，如果他们死在河内不动——一个割让了中山太原三镇且未迁都的小朝廷你害怕吗？
总之，对于明朝时期征服安南这事，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忍，要么残忍。
再谈一下世守问题。
我个人认为，在明朝既有的交趾政策下，世守解决不了问题。以明朝世守云南得以成功，来寄托这一思路也能解决安南问题，我觉得行不通。
首先是云南人口本来就非常少，以明朝强制铺过去的几十万大军占住交通要道，天时地利都有了。但是安南没有这个条件，安南本土人口极多，而且过去坡垒关之后就是一马平川的红河三角洲大平原，也不存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情况，如此局势驻军就相当于孤悬，联不成串。
其次，世守云南的核心在于云南的土司之间矛盾多多，不可能、也不存在联合起来同时全部反叛的情况，甚至在某家土司反叛之后周围的本来心怀叵测的土司会立即宣布拥护大明，然后参与云南总兵组织的围剿。拉着多数打少数，这也是云南能够得以长期维系的重要原因。
但是安南不存在这一基础，明朝在安南实行的是和内地一样的制度，仅此一点就很难遴选出多数派和少数派。而勉强用的所谓交趾土人，比如莫邃，在安南的整体环境下就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刘豫、张弘范之流的感觉，无法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既然如此，立足于“不会集体反叛”的世守，就没有成功的基础。
最后，明朝对于安南的郡县制改动太过于急迫，也限制了世守的操作性。世守是朝廷让步出一定的权力给当地阃帅，由其自主发展。但是在云南，成熟的郡县区明朝让步出的权力实则非常有限，黔国公的威望和权力的体现主要是施加在各处军民府、宣慰宣抚安抚长官司上的，比如在各家土司的袭职问题上有很大的发言权和考察权，一旦与土司交恶，即可通过限制袭职等手段打压其土司政权存在的合法性，从而营造出一种“皇上的归皇上，国公的归国公”现象，黔国公在各家土司心目中的威信和实力，压制着他们的野心，再加上第二条我说的各土司之间的矛盾，就形成了云南土司不敢轻举妄动的局面。
但明朝在安南实行的是郡县制，官员铨叙是由吏部而不是当地世袭，如此则守臣没有交好和示威的机会，又谈何恩威并济呢？朝廷也断不会把官员铨叙之权下放给交趾守臣，那是自取乱亡之道。
这么说挺那啥的，但很大程度上，越南的一系列叛乱某种意义上的确是明廷政策失当导致的。而越南人的一系列叛乱则导致明廷在越南的驻军耗费剧增，不得不最终彻底放弃交趾。
可以暴论一下：彼时越南交趾人与中原人的差别很可能比朝鲜人与中原人的差别还要小。因此，当明廷在交趾建立统治的时候，越南人一开始的反抗并不明显，也并不激烈。例如后黎朝的建立者黎利，他一开始也在明廷于越南设立的统治官府中当一个巡检
利初仕陈季扩为金吾将军，后归正，用为清化府俄乐县巡检，邑邑不得志。
（这一点明史与越南人修的大越史记是冲突的，在后者书中，黎利一直对明廷的高官厚禄不为所动——虽说巡检并不算什么高官），而且作为一个地方豪强，帮助官府与越南各方势力协调关系。
但交趾作为一个化外之地，来交趾任职的许多基层官吏都是抱着闯一闯升官发财的思想来的。由于监督机构的缺位，他们在越南的贪腐作为根本无人可遏制。这毫无疑问加大了明廷与当地豪强的冲突。彼时的安南政治局面有些像日本的战国或是中国的汉末，地方豪强建立堡垒庇护农民，并向他们收税，实行治理，自成一方天地，是“一方君上”。明廷要课重税就会直接激化与这帮豪强的矛盾。
而这种矛盾积累日久就会演化为叛乱抗税的动机。越南人说，黎利隐居山林，积蓄力量， 看到明廷迫害越南百姓，才毅然出山抵抗。不过《鸿猷录》却这样说
中官马骐索贿激变，黎利遂逆命。
而且根据越南人的记载，后来成为黎朝君主的黎利在和大臣忆苦思甜的时候，吐槽说自己当初也没想着闹事，投靠明朝求一个安稳，但奈何安稳不了，那就索性带着越南人反了。
于是越南人又开始了他们的传统艺能：抗税造反。越南人的《史记全书》里记载说，黎利与越南人约法三章，民众的所有财产都不能掠夺，只能夺取明朝伪官的储蓄。正是这种军纪让越南人愿意支持黎利进行斗争。明军虽然在军事上拥有巨大优势，但每一次都被迫分兵，小股部队又被游击作战不断损耗，遭受了一些失败。
而这种支持就就转化为了对明军的敌意。明军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乂安城，黎利的起义军便提前几百年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让明军每一粒粮米都不得不自中国千里转运，耗费巨大。在明将柳升因为轻敌冒进而遭到阵斩，全军败退之后，王通不得不接受黎利的和谈条件，请求明廷封他推举的傀儡君主陈暠为安南国王。
总的来说，明廷在越南的失败是非常可惜的。在长久的战争之中，越南人逐渐养成了某种懵懂的，区别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如果明廷仍然能够保证安南的稳定，现在我们也可以声称越南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也会改善很多。
当然，黎利的抵抗战争令人赞叹。不过他们后来南进入侵占婆等国度又是另一回事了。
越南地形与朝鲜类似，靠近中国一侧一半平原一半高山，纵深很长，中国与之接壤的地区开发不足。平原不大不小，对中国人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也不是非争不可。总体来说，就是产出有限，易攻难守，损耗很大。
就明朝当时的条件讲，明成祖可以迅速击垮越南人，但无法追击躲进深山的抵抗军，也无法有效识别混进普通群众中的游击队。有点像阿富汗的美军，每年投入都在几百万两以上，产出却很有限，平均一年还有数千人的阵亡和疾病死亡，敌人是越剿越多，越剿越强，一遇到失利就很容易心灰意冷，宁愿签订一份还不差的协议早早撤退了。
那个时代真要经营好越南地区，只能像云南一样，派一个得力的下属去当土皇帝，允诺世世传承，同时给予一支精锐部队作为平叛主力，中央还要在两广驻扎一支部队随时支援。对当地人和人文地缘知根知底了，并能做到分化瓦解以夷制夷了，当地人的抵抗就不足惧。流官制度不成熟。
越南的眼在寮国。控制了寮国，并能有效驻军，同时吸引寮国战士入伍，躲在长山山脉的越南土著抵抗军就会很难受。在平原和深山的交界地带修建长墙限制民间往来，修筑堡垒群予以固守，培养精锐部队进剿山中抵抗军，不出几十年，山中抵抗势力就会越来越弱。加速迁徙中原民众，与当地人有效融合。一文一武，一张一弛，两三代人下来，当地就能安心接受统治了。中原民族的兴趣点只在平原地带，对山峦起伏的群山地区提不起兴趣，也无余力经营。被一锅端，失去整个地区的控制力也就在意料之中。
严格来说，中国真正失去越南是在中法战争之后。中国虽然早已失去直接统治权，但也保留了宗主权，享有一定的政治军事外交干预权，类似低一等的邦联。民国之后的无能，才导致中国的影响力趋于无，完全让中越成了陌生的国与国。
因为不值得，就这么简单，我从宏观角度去看。
为什么能拿下两广？因为有运河。诸葛亮北伐困难就是因为运兵运粮要靠双腿硬爬，成本成倍增加。对越南也是如此，看着近却没有运河相连，有回答说到了要海运。
而且自唐末以来都百年了，为了稳固统治必然大量派兵。驻军成本要几百万两，越南田赋只有十万左右，对朝廷来说是不可承受的。
但北方驻军成本更高，为什么就要放弃越南？
同理既然承受不了，有一招更省钱的就是搞分封制，比如云南广西就是如此。很显然朝廷不愿意越南再有一个藩王，却不曾想北方藩王遍地。
我的宏观考量，第一个是气候变迁对生产力和人口的客观影响，第二个是气候地理对地缘变化的影响，两个一起说。
这就要理解中国核心区在哪儿，很显然就是关内黄淮海江，后来又加上珠江。那么越南在其中的地缘定位是什么？就是云南，属于中国核心区的第一级陆权战略屏障，和长城不是一个级别，这就导致中国的军事重心依然是北方。
从大气候看，整个明代进入冰期并不断变冷，加上北方长期，战乱意味着北方人口南迁。同时北方游牧南压，传统农耕带变混杂带，北方边防压力巨大，长城的历史就是一部农牧气候演变史。
我前面说了，中国核心区就是几个主要流域。从宋代开始，汉族核心区战略屏障和纵深尽失，甚至连燕山屏障都失了，门户洞开。
明代实际上也只是比宋代略好，重新把战略区突破到阴山到河西走廊一带。但也只是部分而已，前后套及部分阴山一带在游牧手中。这使得明代北方边防始终是有缺陷的，必须向内设内三关来辅助，外三关实质上沦为了类似宁锦防线式的前进基地。不管是对核心区的底线安全来看，还是对前进基地的投入看，兵力和资金的投入必然是巨大的。
这里就引申出第三点，就是农业时代生产力局限对军政制度的客观影响。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代打不下去的最大原因往往就是补给问题。最开始说的运输困难就是补给问题，这使得古代一旦出现战事激烈的时候，往往会变成募兵制。考虑到中央财政负担和战争紧迫性问题，又必然走向军政合一的割据。
为了解决割据问题，开国皇帝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分封，除了防外还能镇内。能看出明太祖的分封就是沿用了防北元的军事思路，沿长城第一线，沿黄河第二线。
朱元璋心思之缜密，甚至还设了军区制的直隶。最北深入到黄河和大运河的重要军事枢纽节点徐州，向南控制江淮和江南地带。
这个完美设置实质上毁于靖难之役，那么另一招就是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合一，这样就能监督控制军事中心。朱棣也是这么做的，所以对朱棣来说，分封的意义就不如他爸这么重要。
再结合第一第二就明白我最开始说的，所有困难在北方都是困难，为什么北方更重要，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安史之乱。
以古代生产力水平不足以承担两个以上的军事中心，否则大概率会出现叛乱，三藩之乱也是典型，同样明朝是不会允许南方再多一个藩王。
那么，在北方紧迫性更高的前提下，越南维稳成本如此之高，又不愿意分封，那就只有放弃。
古代王朝开疆拓土时，往往倾向于在管理成本小于产出的地方“改土归流”，在管理成本远大于产出的地方则倾向于放弃统治。
那么降低管理成本比较好的办法无非三种：土司羁縻、权臣世袭戍边、分封诸侯镇守。
第一种对越南这种封建化程度高的地方不合适，对方组织能力不是普通的蛮夷比得上的。
第二种呢，明廷不信任权臣，能拍沐英世守西南需要很大的政治决心和信任度的。
第三种，成本上最低收益最大，但朱棣这个出身就决定了他不会这么做。
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越南不弱，且长期脱离中国，根本没有认同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