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endipity :二十一世纪当下，西方社会阶级意识的衰落

At present, the decline of class consciousness in western society in the 21st century

自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阶级意识的衰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导致阶级意识衰落的原因则是复杂和不断变化的，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几乎各个方面。而对于阶级意识的衰落的根源的考察，无论国内外也都有大量的实证性的社会调查和研究资料。面对浩如烟海的结论，我们大抵可以总结出几个普遍被公众认可的原因：

首先，在经济层面上。我们看到，随着社会化生产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生产力的进步并没有直接促进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相反受社会分工和收入分层的影响，工人阶级的集体意识在这一时期，是明显受到加速瓦解的作用。

第一，从工作环境和收入待遇上来说，工人阶级内部社会分层明显。

管理型工人以及熟练技能型工人与非技能工人之间工资收入差别极其显著。这使得这些人之间很难产生任何身份上的认同。特别是后福特制的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拉尔夫・达仁道夫在《现代社会冲突》中就指出，工业发展的变化，在工人阶级内部带来了非常明显的分化，特别是在高级技术工人和无技术工人之间。这使得即使同一行业内部，工人之间也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阶级意识和斗争目标。

另外，从不同职业角度来说，受工作环境和社会身份地位的影响，医生、教师虽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也属于雇佣工人行列，但是他们却很少会对车间工人产生无产阶级认同，而是在自我认知上，表现出强烈的中产阶级倾向。

中产阶级，并非“中等体量”的资产阶级，他的本质是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混合体。中产阶级的生存发展，主要是依靠资产性收入来维持的，劳动收入在中产阶级的经济成分中，只起到补充和点缀的作用。通常，中产阶级是通过初始的积累，来实现持续的资产性收益的。但是，在东方某国，中产阶级又有了更为有趣的收益方式：通过垄断本应属于全体人民的城市公共福利、公共服务体系来谋取自身的利益，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公共福利体系所带来的收益，对人民的生存发展，往往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公共福利资源的垄断，城市中产阶级、小市民阶级相当彻底地封杀了无产阶级生存发展机会的可持续保障性。

我们可以看到，在政策倾向上，小资产阶级是向无产阶级靠拢的，而中产阶级是向着大资产阶级靠拢的。原因很简单，小资产阶级想要实现自身资本的增值，必须依赖于自身的劳动，他们对劳动的重要性非常清楚。而中产阶级则希望更有利于资本增值的环境，以提升其资产性收益在其全体收益中所占据的比例。可以说，中产阶级的邪恶程度并不亚于大资产阶级。某些情况下，中产阶级和小市民阶层比大资产阶级只是更无知而已。

然而，从发展趋势来看，小资产阶级通过自身劳动，实现资本的增值后，往往会选择走向大资产阶级的道路，而中产阶级的资产则会在一轮一轮的资本洗牌中被稀释，进而落入无产阶级。

另外有个概念容易被弄混，即中等收入阶级：

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只是指收益能够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求的群体，与是不是中产阶级无关。以小市民阶层为例，当一个城市健康发展时，市民阶层公共福利收益是通过无产阶级属性的劳动报酬，集中后再分配的方式获得的，完全地属于无产阶级性质的收入。但当城市发展受到某些因素干预，城市公共福利不能公平向城市建设者们分配时，资产阶级性质的吞并、剥削与马太效应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前者是典型的、有尊严的、能够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求的中等收入无产劳动阶级，而后者显然是邪恶的中产阶级。

经常提起的所谓”中产阶级”(带引号)是一个伪概念，是资本家分化无产阶级的骗子词汇，他让一部分无产阶级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劳动者，实现了阶级跨越，让另外一部分无产阶级以为自己只要闷头替资本家奋斗，就可以“跨越阶级”

事实上，所谓的”中产阶级”，只是无产者中较为富裕的一部分，没有生产资料，永远也无法跨越阶级。

第二，弹性工作制的出现，也使得工人阶级难以凝聚集体意识。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正式工与非正式工之间的关系。正式雇佣工人通常和雇主签订长期稳定的合同，同时受到工会和国家法律的保护。但是在正式雇佣工之外，存在着大量非正式工，钟点工和自由职业者。他们往往处于企业生产工作的外围，流动性大，无稳定工作。而在物流行业、加工包装行业，这些临时工只有在生产旺季，短暂地参与到企业的忙碌生产高峰中来。而当生产淡季，雇主则会毫无迟疑的剥夺他们就业机会。而在平常，这些人的剩余价值不仅受到雇主的剥削，因为没有工会的保护，同时也受到工会的工人贵族的歧视和压迫。

在西方，正式工与临时工的区别造成最显著的事实是，正式工相比临时工更为团结，因为他们背后有工会和国家法律作为支撑，同时也有与资方的健全的协商机制。因为受教育高的缘故，他们也更注意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斗争矛头并不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正如英国邮政工人罢工后，齐泽克的一系列评论中指出的，今天参与罢工的工人大多都是所谓的社会上的体面人，即教师、警察、公交司机、邮政工人等。他们之所以敢罢工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群体之一。而且他们罢工也不针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按闹分配罢了。而在安德烈·高兹来看，这些人其实已经不算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化特征，生活习惯、道德准则和价值追求。”

对比之下，这个社会中真正受压迫的底层，比如超市的临时工，钟点工等。因为他们工作流动性大，就业不稳定，难以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等原因，他们经常被迫如同候鸟一般在不同地方、不同工作之间进行季节性的迁徙，这也使得他们往往很难结成一个稳固的团体，他们更像是现代社会的高度个体化的四处漂泊的游牧民、吉普赛人。而艰苦的生活、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让他们很难孕育出反抗意识。对此，我们可以参考三和大神。

第三，工业社会的高度专业化的职能分工体系，使得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远离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使得他们成为现代大机器和大工业的流水线一部分。

其中，碎片化的工作内容，复杂的工序流程，都严重的干扰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分化的生产过程使得工人在缺乏总体性的思维方式和反思能力。工序的分开与操作的分解，是对生产效率的提升，却也是对工人劳动能力和创造力的弱化。这使得他们对自身的劳动缺乏足够准确的认识，很难认识到自身劳动的意义和价值，工人不再为他们的作品骄傲，因为他们没有完成一个完整作品的能力。他们越来越像一颗流水线上的螺丝钉，麻木地生活着，成为一种失去活性和创造力的机械性的存在。用涂尔干的一段话来说，就是“分工的发展越艰难、越缓慢，集体意识越明确，越有活力。相反，分工发展越迅速，个人就越容易与自己的环境和睦相处。”

第四，马克思说过：“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我们由此知道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的载体。但是随着现代企业的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科学治理技术越来越发达。资本不再是以人格的形式，以压迫者的身份直接出现，而是以科学管理、现代专家官僚制的形式重新出现。

资本的流动也越来越脱离直接的生产领域，而是以金融网络等高度抽象的形式在发挥作用。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再是以统治者的身份塑造自身的合法性，而是凭借于一种大学话语、专家话语。政府也越来越以经济社会管理者的面貌出现，国家治理也以专家治理、科学计量的面貌，借助数据统计、计量经济等方式对社会进行统治。不管是从霍克海默的“理性的衰落”的角度出发，还是用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来看，经济主义的工具理性的文化和思想都已经逐渐瓦解了传统集体意识，同时也扼杀了可能孕育出对抗意识的种子。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
——《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正如利奥塔在《后现代知识状况》中指出的，在距离我们最近的20世纪，关于社会的描述基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社会构成一个系统性的功能整体。这种模式的代表，是帕森斯和他的社会结构功能学派。此类主张以控制论为基础。而另一个描述则是社会分为两个趋向对立的部分。此种类型则以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主流。而近二十年来，随着我们现在进入到专家社会和风险社会，整体功能论正逐渐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流。社会冲突论越来越淡出主流话语。

那么资本家已经拥有大量资产了，为什么还要剥削无产阶级？因为资本如果不能继续保持增值，它就会被更能增殖的资本淘汰、吞噬，资本主义的核心并不在“私有制”，由此导致的局面就是，资本凌驾于人类之上，人类为资本服务。而并非人类拥有资本，资本听命于人。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
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
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
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
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
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

第五，国际资本的跨国生产，劳动力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也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对立，特别是本土民族主义情绪的激化。

民族身份认同逐渐压倒阶级认同。比如发达国家工人对于第三世界，特别是拉丁裔、亚裔外来务工者的仇视情绪。特别随着国家开放程度提升，这种对立情绪就越明显。

第六，受消费主义影响。现代社会的认同更多发生在消费领域，而不是在生产领域。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说道：“阶级差别的平等化，显示出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

实际上，社会上大量充斥的消费品正在充当工人阶级自我麻醉的麻醉剂。比如在大都会所谓进出过“高端场所”，见过“大世面”的工人，会瞧不起在县城打工的工人。比如玩知乎的工人，会瞧不起玩快手的工人。相形之下，他们可能更认同跟他们用同一平台，玩同一网站，追逐同样明星的资产阶级。特别是田园女权，他们往往更认同，或者说更崇拜跪拜在强权，特别是资本的强权之下。而对同阶层的男性，则不屑一顾。这正如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中描写的，当阿Q在省城见过砍头、玩麻将这种城里人的高级娱乐之后，他反而看不起未庄人，而是隐隐以精神城里人自居。

这是对年轻人，对中年人则用伪精英伪禅学伪断舍离伪养生伪国学伪茶学伪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标签来欺骗。对老年人则采取恐吓+亲情主义，就是大家熟知的卖保健品套路。

其次，我们再从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领域来说，其中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代议制民主选举，一方面确实缓和了阶级矛盾，保护了部分工人群体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在经济危机时期，代议制民主选举也充当了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减压阀。周期性选举为愤怒的民粹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暂时发泄的出口。还有必要提及的一点是，代议制民主也成为加剧各行各业工人冲突的分化工具，不同工人往往没有站在工人是一个整体的角度思考问题，而是站在各行业的特殊利益角度，与本行业的资本家一起，利用民主这一政治平台，来反对其它行业的工人。

第二，自70年后期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劳工和工会组织的法案，使得劳工组织性进一步被打压。

第三，多元主义的身份认同，去中心化的后殖民主义、后现代话语下，打着各色旗号的新社会运动正逐渐瓦解过去社会主义传统遗留下的阶级认同和阶级叙事。

第四，主流媒体对资产阶级主流价值观的积极维护。最明显的就是《阿甘正传》《当幸福来敲门》这种鸡汤电影，鼓励大家做奋斗b。

第五，现代西方教育体系下的文化和社会教育，淡化阶级意识，强调市场公正和个人奋斗。特别是现代西方学校残酷的竞争养蛊机制，一开始就是对阶级等集体意识的打压，并把强调个人竞争的窝里斗意识成功的灌输到每个人头脑里。

但在另一方面，也正如法国社会学者布迪厄所说的，“教育通过掩饰以技术选择为外衣的社会选择，通过利用把社会等级变为学校等级从而使社会等级的再生产合法化，为某些等级提供了这种服务。”这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尤为明显，社会阶层分化所带来的等级意识的固化往往初中之前就已经彻底完成。

越来越多人在中学前，甚至在上小学时，就看到自己的命运，并不再反抗命运，而是安然地接受社会等级的再生产。我们看到，在高度分工社会中，正是现代教育的快速发展，加速推动了教育在社会分层过程中对底层人的淘汰作用。在布迪厄看来，当下越来越难以跨越的教育门槛已经成为了合理性淘汰下层人的工具，成为了上流阶级对自己身份地位合法化的证明。正如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对名牌高校生的自发性崇拜一样，特别是广大群众对那些藤校毕业，履历光鲜、多才多艺，少年成名的天才企业家的跪舔式崇拜。

可悲的是，在今天，我们奇怪地看到这种教育机制在大批量地培养出了一种特殊的两面人，一方面是安然接受自己的阶级天花板存在，臣服于命运的人。另一方面却又是养蛊式的坑害自己同阶级同胞，以不断换取微小的职场上升空间的人。换句话，今天这种教育方式培养下的公民，一方面疯狂地和同阶级进行殊死的竞争以谋求丁点利益，另一方面却又对比自己高阶级的人不敢产生一点反抗之心，特别是对企业家和社会成功人士的偶像式的崇拜。即养狗又养蛊，正是这种教育的可怕之处。

马克·吐温曾说：

“只要我们稍稍回忆和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法国事实上存在两个恐怖时代。一个在感情冲动下进行屠杀，一个是冷漠地、蓄意地进行屠杀。一个只持续了数月，一个则持续了千年以上。一个使千余人死亡，一个则使一亿人丧生。可是我们只是对那个小规模的、短暂的恐怖时代感到恐惧。然而，刀斧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饥饿、冷酷的侮辱、残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杀吗？闪电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杀吗？短暂的恐怖时代所填装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块墓地就能容纳下了，却有人不断告诉我们要为之战栗和哀鸣。可是，那自古以来的真正恐怖，那种不可名状，惨绝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装的棺材，就连整个法兰西也容纳不下啊，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巨大规模，要寄予应有的同情。”

在鸡汤文的包装下，“老板不给工资是锻炼新人”、“老板打骂员工是为了让员工能吃苦”、“员工主动加班不要报酬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被炒鱿鱼要痛骂自己辜负老板祖宗十八代了”这些思维模式竟然有很多人信。

当然，这从侧面反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被资产阶级欺负五六次都不会家破人亡，所以给了一些小布尔乔亚所谓的“虐待=历练”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