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官僚阶级”论比“官僚阶层”论更为激进。它指责苏联的党政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者是一个新的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而不仅是一个阶层。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意味着一个新的阶级社会的产生，而共产党人进行革命的最终目的正是要建立一个无阶级压迫的自由人联合体。“官僚阶级”论的代表人物有南斯拉夫前副总统吉拉斯、波兰哲学家沙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理希克。
吉拉斯判定苏联官僚主义者是一个阶级的依据有三。第一，它的所有权。苏联虽然实行的是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财产形式上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但是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真正使用、管理并控制国有化和社会化财产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则是一群官僚”，而在罗马法中“所有权不过是享有利润和控制的权利”，因此，对生产资料事实上的支配和享用就是所有权。(47)第二，它的阶级意识。“官僚阶级”是一个自觉维护其阶级利益的集团。虽然“官僚阶级”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一个阶级，但在维持和巩固其阶级利益方面，它的阶级意识比历史上任何阶级都强。“历史上没有任何阶级在保卫自己、控制其手中握有的集体的、垄断性的所有权与行政权时，是如此团结一致。”(48)第三，它的权力。权力垄断是“官僚阶级”之所以为一个阶级的根本因素，而“所有权与阶级意识都是权力(对社会的全面的垄断权，包括行政大权、经济垄断权和思想控制权)的派生物”(49)。
沙夫和希克在接受了官僚主义者是一个阶级观点的同时，更侧重苏联官僚制与一般官僚制的区别。在沙夫看来，官僚制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必不可少，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家不复存在，官僚制度的必要性“并不比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必要性小”(50)。苏联官僚制的问题在于超出了官僚制的一般职能，发生了“异化”。“这种官僚体制的权力太大了，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像现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可能一天都不能存在下去。这种制度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又凌驾于社会之上，往往会转而反对社会。”(51)希克使用的概念是“超级官僚制”。在他看来，传统社会中的官僚机构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苏联的官僚主义者则由于单独垄断了政治权力，继而垄断了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在历史上第一次自己变成了统治阶级，而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所有其他阶级和阶层都不可能把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强加给党政官僚主义者。“在苏联建立起共产主义体制并随之而排除了内部和外部反对官僚的重要因素之后，官僚才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社会中唯一的、绝对的统治者，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管理机构的官僚化达到荒谬绝伦的程度。”(52)
三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官僚异化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在吉拉斯看来，“官僚阶级”产生的根源在于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客观需要。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俄国若不实行工业化就会沦为西方大国的附庸。然而，在外国资本的控制下，俄国的私人资本力量十分薄弱，不但不足以完成工业化，反而“事实上在阻挠工业化”——寄生在外国资本和专制王权的篱下并阻碍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因此，能够完成工业化的革命必须既反对本国资本和国外资本，又必须有能力集中一切物质资源。也就是说，“除非革命党能控制国内一切资源，尤其是那些因残酷的剥削和不人道的方法而遭群众痛恨的本国资产阶级的资源，否则，革命党就不能真正地执行工业革命。同时，革命党还得对国外资本家采取同样的对策”(53)。布尔什维克党具有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优越条件：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政治上和思想上高度集中，一贯地主张推行工业化政策，自然而然地成了革命的执行者。革命胜利后，还必须有人继续肩负起工业化的责任，在西方国家是由资产阶级来完成的，而“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并无类似的经济力量存在、所以只得由革命机构本身来担当，也即由新政权，由革命政党来担当”(54)。为了继续推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仍必须集所有资源于一身，于是便具备了官僚阶级统治确立的必然性。概言之，官僚阶级统治的建立“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能力使自己工业化”(55)。
沙夫认为，官僚异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党在革命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发动了革命。当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旧制度崩溃后的混乱局面虽然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握政权的可能性，但是不能提供产生社会主义者执政的条件。社会主义者根据自己的意愿或者迫于具体的客观因素来发动不成熟的革命，革命就会发生异化，会朝着与革命发起者的本来意图不同的方向发展。(56)革命胜利后，由于无产阶级的数量少而且文化水平不高，无产阶级政党缺乏雄厚的阶级基础，无法通过正常的选举途径上台和治理国家，于是不得不依靠恐怖手段实行一党统治。(57)同时，“异化”的革命最终导致了党的“异化”。在革命胜利后，党的职能从革命变成了建设，承担了大量的管理工作，因而不可避免地将会由职业革命家的党成为群众性的政党。新党员把他们的社会特征带入党内，而这种特征是由其社会出身及其所出身的阶级或社会阶层心理结构等因素所决定的，带有浓厚的旧社会的特征。“党在向群众党发展的过程中被涌进来的新分子所‘吞噬’，这些人随着时间的流逝非常自然地构成党的群众基础，并占据了党内要津。”(58)
与吉拉斯和沙夫不同，希克强调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于官僚异化认识上的不足以及政权设计上的缺陷在官僚制形成中的作用。希克认为，苏联的官僚体制早在列宁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十月革命后，列宁曾主张取消市场交换，由国家直接分配产品。这种设想在理论上被严重地简单化，忽视了市场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客观上不能取消的种种原因，夸大了国家的作用，并把国家对经济的作用提升到绝对地位。这是国家机关滋生官僚主义的根本原因。但是，当官僚主义在国家机关蔓延时，列宁却相信它是由于旧官僚进入党和国家机构造成的，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造成的，而没有认识到官僚异化现象与高度集中的、垄断化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59)因此，他所采取的反官僚主义的措施主要是提高人民文化程度，加强工农检察院和工农的监督，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这些措施导致党的机构和监察机构的不断扩大，实际上“一面在口头上号召消灭官僚主义，一面又要求人们一切听从于党，这实际上是用鬼驱鬼”(60)。结果党政机构逐渐具有了自身特殊利益，可以决定所有下属国家机构的领导人选，可以任意地决定他人的物质生活及其提升，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重要的生活资料的分配，“可以决定一切的一切”(61)。于是，“在一般的官僚体制内部又产生了一个超官僚体制”。据此，希克断言，斯大林就是通过列宁时期已经形成的不民主制度、依靠已经存在的党政官僚主义者的支持上台的。他的作用只是使官僚统治更加稳固，官僚的统治领域更加扩大。(62)
“官僚阶级”论者由于认定官僚主义者是一个阶级，他们便否定了苏联官僚主义者通过自身改革来实现民主制度的可能，而是寄希望于人民的抗争。其中，希克的观点尤为详尽。在他看来，面对民众对官僚统治的与日俱增的不满，官僚阶级会分裂为顽固的保守派和希望进行有限改革的自由派。但是，期待他们通过改革来排除官僚统治是一种幻想。“为实现改革体制而努力的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们，在较自由的条件下要比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下能较容易地为民主化进行斗争(比如捷克的改革派就曾如此)。但是他们必须考虑到在为真正的民主化进行斗争时，迟早会遭到整个党的官僚的抵抗。”(63)因此，人民只能通过自己的斗争来解放自己，决不能放弃使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只有进行不懈的英勇斗争，“从这个阶级的手中夺取政权，并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实现体制的民主化和政治、经济方面的所有决定过程的民主化，才能结束这个特殊阶级的统治，铲除这个官僚体制的统治阶级，这也正是东方集团国家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提”(64)。
此外，“官僚阶级”论者还提出了苏联官僚制的替代方案。多党制是吉拉斯、沙夫和希克都提到的方案。然而，三者对多党制的理解不同，吉拉斯所说的多党制是在保留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允许两个或多个社会主义政党共同存在、相互竞争、轮流执政。沙夫和希克并不像吉拉斯那样强调多党必须是多个社会主义政党。他们认为，只有实现多党制，领导人才可能按正常的方式受到社会的监督、批评以致撤换，才会消除政治家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状态。不实行多党制的最终结果就是专制，就是“万人服从一个人，这个人可以借助官僚机构决定一切”(65)。同时，沙夫和希克还分别提出了一些让苏联官僚制回归一般意义上官僚制的设想。例如，沙夫提出，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积极经验，引入多元主义机制，确立权力的制约和平衡原则(66)；革新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改变党的组织模式来限制党的机关所具有的绝对权力(67)；建立党内不同机构间的权力分立和制约，“各个机关之间的竞争，它们之间的相互监督(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会滥用职权)”，从而形成有效的制衡；加强对党政机关的社会监督。(68)希克则强调真正的民主选举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有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把一切管理和领导工作交给从最基层到中央都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所组成的机关，一切关系到人民生活的重要基本方针的决定都由被选举出来的在一定任期内的人民代表来制定，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69)
节选《苏东社会主义思想家对苏共官僚化的批判》，《政治思想史》(津)2015年第2期 作者：项佐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