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文章中谈论过西方经济学的流派及他们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并承认他们的理论范式具有先进性，但我并没有涉及到具体的理论内容。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接受西经科班的训练，因而时常会产生雾里看花，盲人摸象的结果，我接下来会讲一下哪些问题是马学人士自己看错了，哪些问题才是西经的真正毛病。
这里的西经指目前“主流”的新古典综合派，此处我们所谈论的理论，是作为“实证理论”的范畴，即，可以用来计算并预测价格和交易量等数据的经济理论，与实证理论相对，经济学上还存在“规范理论”，即，怎样的分配才是合理分配的理论，二者是“实然”和“应然”的关系。
列宁批判的“庸俗经济学”，就是纯粹只注重实证理论的经济学，即不评价怎么分配才合理，只预测价格和交易量的经济学，但不管一个经济学是“庸俗”的还是“革命”的，它都必须要有实证理论作为支撑，因此列宁又说：
“社会主义经济学者的第一要务，就是将这些庸俗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充分吸收。”
于是我们就看看哪些实证理论是必须吸收的，我们首先从被左派骂得最多的“理性人假设”和“边际效用论”说起。
理性人假设常常是左方人士攻击新古典的重点，不少左方人士认为这一假设是“荒谬”的，理由主要有三：
a：“效用”是主观价值论的，是唯心主义。
b：人脑子不能转得无限快。
c：人不一定是自私的。
然而如果这些“左方人士”真的读懂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教材，那么就会发现上面三个批判其实是误判。
关于客观价值和主观效用。
首先，我们需要区分“使用价值”和“效用”两个概念，在马克思发展后的劳动价值论中，谈及到了商品同时具有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这二者具有二重性，分别对应着两种劳动，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听上去很复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抽象劳动指生产者在生产商品的时候“吃了苦”，不同的劳动者生产不同的商品都是会“吃苦”的，所以商品背后的人类抽象劳动是“无差别”的。因为这种“吃苦”即抽象劳动是共同的，所以商品之间可以以此为依据进行交换，具有交换价值。
但不同劳动者在生产不同商品的时候，所使用的工具和动作技能都是不同的，这就被称为有差别的“具体劳动”，正是因为这种具体劳动的不同，导致了生产出的不同的商品被赋予了不同的用途，这就是使用价值。
但是，无论是交换价值还是使用价值，都是在商品生产完成时就决定的，是属于商品的“内生”属性，比如房子的作用是住，车的作用便是帮助人们移动，“住”和“移动”便是房子和车的“使用价值”。
马克思所言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均是指凝结在商品之中的“客观”“内生”的价值。
效用（尤指基数效用论中的效用）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它不是商品的内生属性，而是“人”的内生属性。它和使用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房子的“使用价值”，就是“住”；而房子的“效用”却不是“住”，而是消费者“觉得这个房子好”，至于他是因为“住”了这个房子觉得好，还是因为“烧”了这个房子觉得火势好看，效用论中是无所谓的，他开心，他觉得“爽”就行。
因而不同种类商品的使用价值是难以比较的，你可以说这个车开得比那个车快，因而使用价值更高，但很难说房子比车使用价值高多少。但效用可以，准确地说“效用”就是为了比较不同的商品而被发明的概念，只要同一个价钱下，一名消费者更愿意掏钱买房而不是买车，就说明了房子对他的效用大于车。
早期的边际效用论是“基数效用论”，这种理论认为存在一个单位来测量“效用”，甚至有经济学家提出，就像用米和千克来测量距离和质量一样，可以用一个“优特尔”为单位来测出商品对消费者的“好处”。
相对于使用价值来说，“基数效用”被早期西经学者认为是一个改进，比如，对于残疾人士而言，轮椅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而对于正常人而言，它毫无卵用，如果认为有一个“使用价值”客观存在于商品本身之中，那么这个“使用价值”在商品被生产出来的时候就该被给定，但显而易见残疾人士和正常人对这件商品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二者所愿意支付的价格也是大大不同的。
但是许多劳动价值论者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为了解释价格而发明出来的概念，这个“效用”看不见，摸不着，只存在于消费者心中，就像存在于神仙体内的“法力”一样，“消费者愿意出高价买这个东西是因为这个东西对他们效用高”的解释，如同今年雨比去年大是因为龙王“法力”又增加了的解释。
这便是双方嘴炮的第一个阶段，我国自建国后，不少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如此批判效用论。
而如果我们尝试去计算和预测“价格波动”，会显而易见的发现劳动价值论的框架很难做到，因为劳动价值论中讲“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格，价格因供求关系围绕价值波动。”
只讲了价值从劳动中来，并没有讲“供和求从何处来”，究竟供有多少，求有多少，怎么使得价格波动并无谈及。
因为“庸俗经济学家”所谈论的全部内容都是实证理论，所以不能计算价格波动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可接受的，效用论看上去取得了一定优势，虽然劳动价值论等于是主动放弃了这个领域，主观的基数效用解释了不同人对同一商品支付不同的价格的原因，但它一样难以测量，在实证的领域，它也是不靠谱的。
因而在早期，劳动价值论还可以和效用论杀得有来有回，是因为大家都只停留在理论而不是实证层面，大家既然都是主观臆断，那么互相打嘴炮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直到20世纪中期序数效用论出现了。
1934年，希克斯在《价值理论的再思考》这篇著名论文中指出效用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是无法计量的，不可能找到效用的计量单位。他们认为消费者在市场上所做的并不是权衡商品的“一个可测量效用”的大小，而只是在不同的商品之间进行优先度排序。
序数效用论其实并不是“效用价值”论，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效用论”，只是早期被称呼为“序数效用论”，在萨缪尔森之后，它的称呼是“理性选择和显示偏好理论”，只是中间顺便用了“效用”这个词。
劳动价值论和基数效用论的争论无非是“商品价值的来源”，无非是在争论这个价值究竟来源于背后凝结的工人的“无差别劳动”还是来源于不同消费者的“差别评价”，背后谈论的实质都是一个需要测量的“价值尺度”。
而序数效用论，或者说是显示偏好理论，既不不认为劳动价值能够预测价格，也不认为主观效用可以测量，根本不需要一个“价值尺度”，更遑论主观客观唯物唯心了。
庸俗经济学”一旦庸俗到了一定境界，或者说逻辑实证唯物主义占据了绝对的上风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只要一个模型能够解释和预测价格和交易量即可，“争论商品的价值来自于无差别的工人劳动还是来自于有差别的消费者评价”对他们来说是在浪费时间。
它并不追寻事情的“本质”，用George Box的话来说：就是所有模型都是错的，只不过一些有用而已。”追求本质，追求“正确”的模型是毫无意义的。
那么显示偏好理论是如何在既认为价值对于预测价格无用，又不计算消费者的具体效用的情况下还能解释和预测价格变化的呢？
这个逻辑如下，比如，如果一名消费者在有X元现金和Y的各种商品形成的财产集合下，买了A商品而不是B商品，说明了消费者更喜欢A而不是B——这肯定是正确的废话
如果这名消费者下一次还是具有完全同样的条件，那么他一定还是会选A而不是B——这看上去问题也不是太大。
如果消费者在两次X元和财产Y的情况下，在A和B商品中选了A，在B和C商品中选了B，那么再下一次，让他在A和C中选的时候一定会选A。即，一位消费者会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会觉得A比B好，B比C好，又觉得C比A好。
这就是显示偏好和理性人假设了，基本思想就是通过一个人过去怎么干，来推断出这个人将来会怎么干。
如果一个消费者在没有商品B的情况下，选择了商品A而不是B，那么当他拥有B而其他财产不变的时候，他一定会选A。
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假设了，设想一个即使没有车也会攒钱买房的人，现在你送给了他一辆车，他会忽然把他的钱用来买第二辆车吗？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别的用得较多的假设，比如：
任何消费者考虑购买的商品，如果花的钱不增加，多一件一定比少一件好（如果是一件负效用的商品，少一件总比多一件好，即不存在着一个既不带来正效用也不带来负效用的商品）——局部非饱和性。
所以你看上去，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在微观部分列举了无数假设，实际上多半都是人尽皆知的废话，如果这些假设是普遍不成立的，那么不仅仅新古典经济学不成立，它之前的任何政治经济学也都变成了胡说八道。
比如，如果一名工人不是上述所描述的“理性”的，即不能在相似条件下保持选择的一致性，那么每一名工人在同样工资下的愿意劳动的时间根本就会是随机乱来的，他会今天工作1小时，明天工作10小时，由此看来，任何政治经济学都不可能成立。
那么此时，此时西方经济学的“效用”又指代什么呢？它指代的是显示偏好的测度，它只是一个数学上的工具。
在显示偏好理论中，说选项A给某人带来了10的效用，选项B带来了8的效用，并不是真的在说A和B带来的“好处”是10和8，而是仅仅表示选项A比选项B带来的“好处”大，消费者会选择A，甚至不表示A比B大多少。
如果只有A和B两个选项，那么说A效用是10，B效用是8，和你说A效用是1，B效用是0没有任何区别，只要A的效用是一个比B大的数都可以，如果有三个选项，A优于B优于C，你可以给他们的效用赋值为3，2，1，也可以赋值为1000，100，10，只要大小顺序不变即可，“效用”在这里仅仅是你随便赋的一组值。
如果有无穷个甚至不可数个的选项，那么效用就会被赋值为一个函数，准确地说，“效用”这个概念被导入就是为了分析无穷个且不可数选项时候的情况，西经学者此时才不得不导入“效用”这个数学工具。
为什么会有无穷个选项呢？很简单，你买米时，钱够买一斤，但你可以买半斤，四分之一斤，100g···，这时，如果我们依旧把选项排列顺序为为第一第二第三···，那么就会无穷无尽，此时才不得不导入一个测度，直接规定测度大的排在前面，这个测度只是起了个名字，叫做“效用”。
由于这里的“效用”只是一个数学工具，并不是需要测量的，你当然不能说这里的效用是“主观”的“唯心”的，正如你不能说数字1，2，3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一样。
显示偏好理论中，任何两个不同消费者的“效用”，都是不可比较的，即只能说一件商品带给某人的效用比另一件商品大，不能说一件商品给一个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比另一个人消费者大，这使得这个理论尽管有实证意义，规范意义却大大降低，因为它无法说明怎样的分配才是“公平”的，因此，你可以批判它“庸俗”，但很难批判它“不实用”。
理性选择和显示偏好理论，不仅没有强行规定所有人都是“自私”的，还用数学定义了“利他主义”。即某个区间上，dU1/dU2不等于0。
人性自私的假设，只有在分析寥寥几人的特殊情况和学生的时候才会出现，比如，几个互相不熟的老板在市场上博弈时，你当然可以认为他们此时在这个博弈中都是自私的。
在这些个几乎如同“废话”般人尽皆知的假设下，西经学者如同魔术师般推导和分析了需求和供给的变化，这种实证上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本文之前已经提到过，古典劳动价值论不仅几乎是放弃了计算和分析供求关系的具体变化，而且还面临许多“死结”。
比如，许多大学修过西经课程的人都听说过“吉芬效应”，这在古典劳动价值论框架下几近无法解释。
我们捋一捋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其基本原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随后供求关系使价格围绕价值波动。”
马克思后来意识到了资本有机构成会影响价格，于是又提出了“生产价格”的概念，但无论是价值还是生产价格决定了交换价格，始终都暗含着价格要围绕一个东西波动的逻辑。
那么供求关系是如何使得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呢？供求关系为什么会使得价格围绕价值波动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这样说到：
“如果需求超过了供给，那么，在一定限度内，一个买者就会比另一个买者出更高的价钱，这样就使这种商品对全体买者来说都昂贵起来，提高到市场价值以上……相反，如果供给超过了需求，那么，一个人开始廉价抛售，其他的人不得不跟着干，而买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把市场价格压到尽量低于市场价值。” —《资本论 第三卷 利润平均化和周转》
即马克思之所以认为价格围绕价值波动，是因为需求定律在消费品市场的普遍有效：
需求减少→价格降低→供给减少→价格上升；供给减少→价格上升→需求减少→价格下降。
然而，英国人吉芬于19世纪发现，1845年爱尔兰发生灾荒，土豆价格上升，但是土豆的需求量却反而增加了。这一现象在当时被称为“吉芬难题”。这类需求量与价格成同方向变动的特殊商品以后也因此被称作吉芬物品。
当时为什么这个会被称作“吉芬难题”，因为当时作为经济学主流的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
如果价格上升不会导致需求下降，反而会导致需求上升了，那么需求上升又会导致价格上升，这样价格就会一路飙升，如何还能认为价格会在“价值”附近上下“波动”呢？价值真的能决定价格吗？
而这个现象在理性选择理论中却能够轻易地，不打任何补丁地被说明。
简单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只存在土豆和肉两种食品，比如，爱尔兰人需要至少4斤食物吃饱，在吃饱的情况下追求开荤。
每个爱尔兰人有6元收入，最开始土豆价格为1元，肉的价格为3元，对于爱尔兰人来说，最优选择便是买3斤土豆和1斤肉，此时，既能吃饱又能开荤。
而现在发生了饥荒，土豆价格上升至1.5元，如果爱尔兰人依旧买1斤肉，就会导致他只能买两斤土豆，加起来就只有三斤，不能吃饱，因此爱尔兰人的最优选择便是买4斤土豆，于是就出现了土豆相对肉价上升，结果土豆反而需求更大的情况。
这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被称为“收入效应大于了替代效应”。
只有一个理论考察了爱尔兰人的“偏好”，即首先要吃饱，其次才要吃好的行为逻辑，这个“难题”才能够被轻易说明，而劳动价值论体系难以兼容偏好和选择，这导致了很多情况下出现了死结。
除此之外，劳动价值论还面临着更多的难题，比如，比如如何解释垄断厂商的的商品能够以长期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
列宁给这个打了个补丁，承认只有在自由交易的市场上价格才会围绕价值波动，（当然，就算列宁打了个补丁也不能解释吉芬效应），在垄断市场上，价格可以长久地偏离价值，并因此谴责垄断是不正当的。
详见列宁《帝国主义论》。
列宁此时，其实已经将劳动价值论视为是规范而不是实证理论了，认为“价格在垄断中可以长久偏离价值”实际上就等于说是“价值在垄断社会（帝国主义）下不能分析价格。”——这其实是否定了劳动价值论一部分实证意义。
而“垄断可以导致价格长期偏离价值，因此是帝国主义是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加非正义的阶段”实际上是已经把劳动价值论当作规范理论使用了，即认为“价格应该长期在价值附近波动”，这是“应然”的规范理论。
当然，列宁也并没有解释怎样的市场才算是“垄断”，只有一家厂算垄断？还是厂少就算垄断？这个多少怎么界定？
在列宁的著作中，并没有将“寡头”与“垄断”区分开来，没有意识到“寡头”的概念，如果列宁意识到了这个概念，他就会认识到工人被剥削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劳动力的市场不是‘自由交易’”的，而是资本家的垄断或寡占所导致的。”因为占据资本的阶级在人口上是“少数”的，是“垄断”的，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上，他们也自然可以使得工人的工资长久地偏离工人劳动的价值，商品市场上的“垄断”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剥削”其实就是同一回事。
如果他用垄断的理论来分析“剥削”的成因，那么就不需要劳动价值论来分析“剥削”的成因，就会意识到劳动价值论只是“剥削”的判定“规范”，而不是价格和交易的实证。
我在上述的内容中已经阐明了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而官宣的马克思主义总会使许多左派产生一些误区：
1:混淆实证理论和规范理论的范畴，认为劳动价值论论证出了“剥削是不正义的”，它就能预测价格和交易量。
西经之所以抛弃了“劳动价值论”，是因为他们是“实证主义者”，用列宁的话讲，是“庸俗”的，当然，“庸俗”并不代表没有意义，相反，就是列宁，都认为“庸俗经济学”的成果重大，“庸俗”与否和“资产阶级”其实也并没有关联，纯粹看这个人是想“解释世界”还是“改变世界”。
2:认为劳动价值论是优秀的实证理论，我在之前已经说明，劳动价值论确实是优秀的实证理论，如果我们只讨论19世纪及以前的情况的话。
3:认为理性选择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劳动价值论可以分析。
在实证领域，理性选择理论可以解释所有劳动价值论可以解释的内容，而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内容就数不胜数了。
“西方经济学”是不完美的，是准科学阶段，这个不可否认。但劳动价值论更不完美，许多左派人士总是说西经不能分析这个，不能预测那个来抨击西经。殊不知劳动价值论也解释不了，分析不了，主流经济学有问题不代表劳动价值论没问题。
如果有人以“西经不完美”为由向你宣扬劳动价值论，都可以类比为以“西医不完美”为由向你宣扬“中医秘方”——这种人就是在贩卖私货。
因而我宣扬劳动价值论，仅仅以“规范理论”来宣扬。
4:我必须承认在左派中不少左方人士关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攻击，是夹带“私货”的，当然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受到了“曾经夹带私货”的人的影响而产生了误判，这当然也包括年轻时候的我自己，如我之前所提到理性人假设根本不是新古典体系中的脆弱环节，新古典在别的许多环节倒是脆弱的。
那么之所以不少早期劳动价值论学者处心积虑攻击这里，而不去攻击更加“脆弱”的部分，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新古典体系和劳动价值论体系冲突最严重的地方，攻击这里可以显示出“劳动价值论”的“正确”，只有否定了偏好和效用决定需求这件事，才能说明市场上的商品总是按在“价值”附近波动的价格来交换。而对于两个体系中都有相似的漏洞，他们却关注甚少。某种意义上他们并不是在探讨科学，也并非说得上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用马克思的话说：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夹带私货的“左派人士”，虽然不是被资产阶级的利益召唤至此，但也不过是被别的什么阶级的利益召唤至此罢了。
5:如我之前一贯所言，说明“阶级斗争”的存在完全不需要劳动价值论，“剥削”也可以脱离劳动价值论而定义，工人阶级斗争的正当性也不需要“劳动价值论”来说明，但有些时期有些政策的“正当性”需要。
劳动价值论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中依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仅仅是在经济学的“实证理论”中被更先进的理论代替了而已，但少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强调劳动价值论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非凡意义，反而要把它召唤到经济学的战场来。
我接下来会继续写文章介绍一下，现在西经中依旧存在的问题，和学界正在探讨的解决方案，正如你们所知问题其实是非常多的。
新理论取代旧理论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新古典体系代替劳动价值论正是唯物辩证法的佐证，没有必要为此懊恼，新古典体系也不是永久的。将来也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
因而一个相信马克思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觉得靠着一套19世纪以来都没怎么进步的理论就能改变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