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位不愿署名的立法委员所写,把香港的问题写得深入骨髓，非常值得一看。文章把地缘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如何结合实际情况发展经济，按香港的实力作了分析，值得借鉴。但是，这位立法委员也清楚，恐怕他写得再好，也改变不了香港的大势，香港衰落恐难避免。
导读：香港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以李家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操纵港府政策，严控香港的土地供应，迄今香港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到10%，这就一方面造成了房价地价比天还高，另一方面也拉抬了人工成本。畸高的营商成本，让大部分工农业企业关门大吉。至于零售、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则大多为四大家族所控制，乃至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称谓。类似“自由行”等中央给香港的经济蛋糕，好处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产业的财阀拿走，普通民众所获寥寥，却承受了人潮拥挤、物价抬升的弊端。占人口80%的中产和底层民众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气撒在港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的口号：“笨蛋，是经济！”，就凭这句竞选口号，克林顿打败了携伊拉克战争胜利之威的老布什。解决香港的问题，也得从经济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气。
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为什么会崛起。
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不过委员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著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老人家。
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时也还充当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桥梁。从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算起，直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从香港转道。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将此归结为特区政府无能。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特区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无能。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东西方直接交流的不畅。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永久问题，所以自然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不过这个暂时现象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经常被这一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更早的历史，人总是健忘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香港只能在转口贸易中心这一棵树上吊死。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儿。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摄影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而柯达选择向印刷出版业转向，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的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被一网打尽。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呢？
首先说，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李老板是当年是做塑胶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但是发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业企业都早早关门大吉了。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蛋了。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
第二个因素是，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的影视娱乐业。今天的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香港发展成什么样与他们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产”电影如今早就没了九十年代在大陆市场一统江湖的气势，就是因为人脉资金都早已流向大陆，乐不思蜀了。
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毕竟，香港是一个7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没错，委员说的还是房地产业。李大富翁在房地产业里赚得盆满钵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还是鸟笼，连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居住条件都赶不上。这样的产业继续畸形繁荣，对香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了。上述的几个考量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它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
还是前面那句话，两难的选择，不是要证明香港的产业转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说，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牺牲，承担相当的风险，在不同的因素间走钢丝的。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很多角度来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不知死活”。
这几年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问题。新闻很多了，这里不再附送相关链接。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让人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获悉外国商人大批采购瓷器丝绸、市面上货源紧张的消息，清政府的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禁止商品出口。当年的清朝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洗礼，尚属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员以为，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那么委员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这是很荒唐的。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毫无区别，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回归后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国政府么？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是一个殖民地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
要理解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对比98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的反应。08年华尔街搞出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之前一直高调宣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口号。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和全面的经济崩溃，美国政府立刻插手干预市场。反正干预市场也罢，不干预市场也罢，都是政策选择而已。对于美国政府，这不过是一张纸上写什么字的事儿。现在改几个字也没什么，毫无心理压力。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决策就艰难的多了。当时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来的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自己事后回忆说，他觉得政府干预市场违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预市场经济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决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头痛哭。曾荫权的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官员的心态。他从未掌握决策权，只能把上级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国政府布置的政策当圣旨来遵循、来信奉。如果英国政府命令改变这个政策，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可要他自己违背这个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索罗斯当年攻击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给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压力，以致于这个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自我保护。如果他能够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来炮制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或许真未必有这个自卫的意识呢。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港币的汇率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根据英国人的决策，港币汇率盯紧美元汇率。香港回归后这个政策依然连续。实际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员退休后反思，认为应该适当调整汇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就是没有一个金融官员能在任上做这个决策，所以今天的港币汇率依然盯紧美元，仅在小范围内允许轻微浮动。
当然，要说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这也不确切。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三月初，香港民意强烈反对内地游客强购奶粉，香港政府于是下令无限期禁止游客携带大量奶粉出关。违规者将被课以高额罚款，并没收所带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滞销。一个月之后，香港政府改口说禁令颁布一年后要重新检讨。然后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说半年之后重新考虑禁令问题。而据赴港游客反映，香港海关现在对携带奶粉的查禁已经形同虚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从以上的诸多案例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香港居民则被这两派政客演戏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么，zy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委员对此也不乐观。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可几乎就在那同时，有人见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所以，什么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都是表面问题。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开化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闭塞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当然应该是你们曲意迎合我们才是。”香港人只要还有这个心态，zy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现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要想改变这个心态，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优越感。
这就是委员说香港的未来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走这条路，也不接受中国政府带路。这是个死结。
嗟尔香港，气数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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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经济的快速发展，建基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
西方国家能够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主因是西方国家当时控制着世界主要市场。所以，他们不和你做生意，就是他们对你进行封锁，而不是你封锁他们。而封锁的原因仅仅是你不愿意继续做牛马，想要去做人。
香港经济一般认为是大陆经济的出口窗口。很多人对“窗口”这个概念没有形象的体会。其实换个说法，就是“收费站”。香港经济，可以简单理解为“收费站经济”。香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就是中国大陆对外贸易的唯一收费站。注意，是唯一的。
这是有历史事实做支撑的。
在上海开埠之后、1949年遭到封锁之前，香港经济发展远不如上海。比如两地于清代晚期在同一年开设了证券交易所。但是香港的发展缓慢，上海的则则清末就已经发展成为远东最大的金融交易所。但是，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影响，以及随后国府“劫收”影响，大量上海资本和人口涌入香港。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出于对革命力量的恐惧，以及对不稳定时期高度风险的逃避，大量资本逃离上海。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开始到50年代初期，上海（包括长三角地区）移民带来的财富占当时香港社会总财富的1/2以上，包玉刚，董建华都是当初这些上海移民的后代。我们看香港电影《上海滩》，以沪指港的色彩很重，就可以看到香港有一定的上海情节。正是上海资本和人力的涌入，才改变了香港社会“洋大人高高在上，华人没有文化影响力”的纯殖民地结构，形成了具备一定话语权的华人力量，并为此后红色力量在香港的活动提供了基础。
冷战时期，中国大陆在两国正规军主力对决、正面决战驱逐美军七百里的实力背景下，完全有力量军事解放香港，然而面对全方位的经济封锁，以及北洋、国府留下来的毫无起色的经济基础（经过国府“黄金十年”的努力，抗战前中国钢铁产量锐减到清末北洋时期的几分之一，大量铁矿石被日本控制，成为日本产量；同时东北在一段时期内沦为日本殖民地——黄金十年的很多数据都是加上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数据之后形成的，无法作为抗战力量计算，只能作为侵华力量计算。从这个角度说，如果在“黄金十年”之后再给国府几年时间，那么也许抗战时期就没有正面战场了），不得不后退，保留香港作为进出口窗口的政策。
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一政策，美国予以了积极配合。在朝鲜战争结束的1953年，美国允许“港制品”输入，并成为“港制品”最大的出口市场。注意，是“港制品”。比如数量极其巨大的纺织品。而产品的来源呢？江西共青城的发展过程中，养殖鸭子是共青城最初的主要经济模式，从7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向香港出口鸭绒就是共青城的重要贸易形式。90年代，现在在香港很知名的、以反大陆闻名的上海女性闾丘露薇，就和她早在她幼年时期就离婚跑去境外的母亲一起在深圳做进出口贸易，然后才想办法去的香港。
同时，早在1950年，在1949年长江紫石英号事件中被解放军打过炮的英国，在西方国家里第一个与中国建交。
中、英、美这三方面的决策，都直接影响到了香港的命运，但是这三件事的决策过程，香港都没有任何参与权。“你的命运与你无关。”这就是当时香港的地位。
香港的特殊地位同样也影响到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前，深圳受限于政策，只是小渔村。到了设立特区之后，如同香港是中国大陆对世界的窗口，深圳也转变成了大陆对香港的窗口。于是在很短时间内，深圳经济突飞猛进。包括临近深圳的东莞等地，纺织品成为重要产业。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绝大部分的出口都要通过深圳-香港中转。这就好像春运，如果春运时车票价格按照市场需求浮动，车站一定会获得暴利。但是中国政府压制了车票价格，没有让它市场化，所以铁路总是喊亏损。亏损是对的，国家赚了钱就是要想办法亏出去让老百姓拿到实利。
随后香港就迎来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腾飞，号称遍地是黄金。我们所熟悉的很多香港著名影星，他们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快速发展的环境下渡过的。所以他们一方面接受到了勤俭持家的思想影响，一方面也得到了较好的营养保障，很多人既能够认识到社会的复杂与黑暗，又能够形成充满进取心的心态。这种心态与后来环境较为宽松、但是经济趋向于饱和与衰落的一代人，明显是不同的。一个人也许可以摆脱社会的影响，但是一代人就只能符合统计学规律。社会环境明显影响了一代人。
第二，周边政治环境变化，导致香港发展基础大幅度削弱。
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如火烹油的进程持续了很久，并随着中国经济完成了基本积累、转向开花结果而持续发展到了90年代。
直到那一天到来。
中国早在1978年就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立场，并在随后几十年间坚持不懈地推行。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了，西方国家并没有改革开放。中国长期被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受到巨大的限制。中国市场不得不通过香港这一个收费站去转手。
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两件事而发生了转变。
第一件，1997年香港回归。
香港回归。主要在政治方面对香港造成了不利影响。
在香港回归前，香港英国政府首先利用十几年时间，开展洗脑赢心运动，并大力吸引越南等东南亚移民，改变香港族群成分。前些年闹得很凶的港独活动，一部分很出名的领导者就是一二十岁的东南亚后裔。他们进入香港的时间恰恰就在港英开展洗脑运动之后。同时，在临近香港回归的前几年，港英政府大幅度调高了每年经济增长率，数据明显与之前香港经济发展趋势不一致。与此同时，港英政府大幅度提高了公职人员薪资水平。至此，中国政府接手香港时可以采取的几项争取民心的措施——拉高经济发展速度、提升公职人员薪资（从而迫使资本家提升工人薪资）、凝聚香港民心——都遇到了明显阻碍。走你的路让你无路可走，这就是英国政府的处置方式。
香港回归的历史教训，也是我不主张和平收回台湾的原因之一。从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确定1997年香港回归开始，港英政府用了十三年时间进行交接准备。这个准备周期太长了。前几年，香港选举特首，一个很热门的、不亲英也不港独的候选人，突然被揭发在英国统治时期多领了一部分住房补贴，被告上法庭。而法庭上的法官一方面无视这一事实远在多年以前（貌似是九十年代的事情），当时这种事情基本上属于惯例，一方面也不考虑通过退还补贴来避免司法处罚防止影响政治，而是很坚决的进行了处罚。这件事立即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因为这暴露了两个问题，第一，谁才能掌握到港英时期这么小的一件事情？第二，法官是什么人？一名候选人，没有什么重大案件在身，要通过这么一个原本是惯例的事情强行判罚，说明本身的履历相当干净。由此可见，不但他的敌人一定要置他于死地，还能够掌握这些久远的数据。除了早先的港英政府，就没有别人了。同时，这也需要法官配合。香港的法律体系采用的是英国式的海洋法系，大法官具有决定权。而香港的大法官主要都是一些外籍人士，比如英国人。所以，香港虽然回归了，司法并没有回归。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都说，香港廉政公署是香港廉洁的保障。这一机构原本是因为香港腐败严重引发市民暴动而设置的。可是我们在看香港电影《无间道》的时候会注意到，香港有一个部门叫做“政治部”。这一部门严厉清查了香港警方内部的问题。那么这一部门是怎么回事呢？这一部门成立于1934年，直接隶属于英国情报机关军情五处（负责海外情报和反间谍工作），主要职责还包括调查公务人员身份背景。廉政公署的相当一部分高级官员就来自于“政治部”。香港警方约束了社会问题，廉政公署约束了香港警方，政治部约束了廉政公署和香港警方，军情五处约束了政治部。换言之，香港的廉政，实际上是通过情报机关的强力约束才实现的。我们可以打个比方：
克格勃保证了香港经济繁荣。
而到了在香港回归时，这一部门早已“撤销”了。1995年，政治部撤离行动基本结束，一切资料，要么被销毁，要么被撤离，成为机密。港英政府历史上甚至曾经不承认有这个部门。而外界也无法知道，香港的高层政治圈里面，谁是政治部的人。
你不知道谁是人，谁是鬼。
所以说，《无间道》是一部很好的电影。他告诉我们的东西已经远远超过了一部商业片。从这部电影来看，香港电影人，或者说爱国者，真的已经尽力了。
港英政府的精心设计在前些年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动荡。近些年，影响一直在趋于减小。大约是因为他们的牌打得差不多了。不过，也许是他们在准备等待一个时机，打一把大的。
香港回归以后，中国政府坚持保持了香港的原有体制，在自由港地位等方面的影响其实并不大。香港的主要内部阻力，还是政治体制问题。理顺政治体制问题，香港的内部麻烦会少很多。
香港政治问题对香港经济发展的阻碍十分显著。由于中国年过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大幅度解除了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商品出口不再主要局限于香港，香港的进出口地位大幅度下降。对此，经济地位与香港接近的深圳市，不断召开相关会议，寻找对策，寻找出路，寻找转型机遇。但是与此同时，香港却忙于内讧。一会儿发动保钓运动，破坏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一会儿发动港独运动，破坏港陆经济往来。这种频繁砍断财路的行为直接导致了香港转型困难。前文所提到的上海姑娘闾丘露薇，一再发文，痛心疾首地谴责大陆游客赴港消费的行为，声称陆客访港导致香港文化衰落，全力阻止陆人来港。一个来自大陆的上海姑娘，竭尽全力为了香港独立而奋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上海和香港的竞争关系……在这样的奋斗努力之下，香港经济一方面无法继续享受收费站经济的高额红利，一方面无法转型发展旅游业，经济自然陷入了困境。
政治因素极大限制了香港的发展。
第二件，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主要是在经济方面对香港造成了影响。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此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增长数万亿的速度暴增（此前偶尔能做到，一般只能做到一年增长几千亿，但是加入世贸之后，开始阶段是一点五万亿的增速，后来每年增幅都达到数万亿）。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用一个熟悉的事情来形容：
收费站撤销了，高速公路免费了，没人卡脖子了。
上海在极短时间内就取代了香港。据说洋山港的吞吐量甚至超过了美国全境。有网友据此说美国产业空心化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美国产业空心化到底如何，因为宣传较少，我们不太熟悉。这个宣传少是有原因的，中国不怎么宣传，是因为中国一宣传，就有网友冷嘲热讽，说又开始外国水深火热了，美国不宣传，则没有网友冷嘲热讽说他们报喜不报忧，但是确实是报喜不报忧。所以两方面因素结合，宣传得很少。
上海建设自贸区是2013年的事情，但是在此之前，中国对外贸易就不再局限于香港转手了。
中国对外贸易不局限于香港，意味着什么呢？
早先，香港是华南、华东、华中、华北、西南、西北、东北的收费站，现在，香港主要是华南、华中地区的收费站。分矿一下少了一多半，经济不衰退是不可能的。就好像今年很热闹的、大搞新旧动能转换的、经济衰退的山东一样。从地理上看，山东地形嵌入到了中国东部腹地和黄海，经济主要是辐射中原、淮北、东北、河北（京津）、日韩，但是长期以来，都是主要关注东北、河北（京津）、日韩，于是出现了半个山东在发展、半个山东捆一边闲置、一只手打天下的奇观。一道玻璃围墙像铁幕一样限制了山东更加靠近江浙的南部地区。但是，近年来东北经济塌方式下滑，财源一下减少三分之一，山东经济不衰退才奇怪了。为此，山东方面继续加强了济南与青岛之间的道路建设，济青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一再加强，预计三年内即可建成，看山东的举措，似乎打算进一步加强与东北、河北、日韩的经济联系。香港周边的财源大幅度减少，经济必然要陷入衰退。
这就出现了中国大陆整体经济规模一再跃升，而香港经济却增长乏力的现象。
第三，香港经济的转型在近几年遇到了新问题。
由于转型缓慢、经济基础削弱，香港错过了回归初期的政策上较为受到重视、经济发展环境尚且不错的机遇期。近几年，由于世界范围内不断爆发经济危机，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引爆了一系列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疲软期。这一时期已经持续了长达十年之久。按照十年受一茬罪的历史规律，新的经济危机似乎又要爆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实体经济疲软，让作为收费站的香港地位十分尴尬。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极力加强出口，提振世界经济，但是世界范围内的危机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而且这也直接导致中国自身压力增大。近十几年来，国内房地产热持续高温，引发了“地产兴邦，实业误国”的讽刺和调侃，充分反映了社会对实业衰退得不满。尤为严重的是，地产业是一切行业的基础设施行业，一切行业都需要地理空间支撑，即便是电子商务也需要一定面积的工作空间。地产业的高温，直接增加了其他行业的经营成本，在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加剧了经营压力。地产业发展过程中大量资本固化到了钢筋混凝土中，短期内无法转化为生产。这在金融形势不稳定的背景下，实际上也加剧了实业的融资压力。当然，地产业也是有明显好处的。地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更新基础设施，为进一步发展经济提供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在经济形势比较危险的情况下，通过地产业作为一个缓冲区，可以等待时机、渡过危险期。毕竟，先活下来，才谈得上抢抓机遇。
当各个经济体都优先考虑活下来的背景下，香港由于自身政治因素还在考虑怎么活得随心所欲，明显与时代脱节。
在与时代脱节的背景下，香港错失了之前的转型机遇，在如今各国经济普遍困难的局势下，依附于其他经济体的自由港，就出现了转型更加困难的困境。
前几年有一个经典案例。港珠澳大桥修建过程中需要征地，香港老太太表示拒绝，于是工程受到极大阻碍，最终增加投资八十多个亿。舆论普遍炒作了一通“民主”、“自由”。老太太的理由是身体不好，大桥建成后会增加空气污染，妨碍健康，所以她表示反对，不同意征地。我不能确定香港老太太拒绝港珠澳大桥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所以也不猜测了。总之，在一片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的港独气氛中，一个自由港，走向了闭关锁国。
一个自由港，要闭关锁国！
程心一直在我们身边，只是她隐姓埋名，没有告诉我们真名实姓。
现在的香港属于想转型而不得、甚至有点不想转型。
2013年，上海自贸区开建。
2013年，一带一路设想提出并开始推行。
我想起一个笑话。有个人去算命，算命先生对他说：“你在30岁前碌碌无为，直到30岁。”那个人急忙追问：“是不是说30岁之后我就发达啦？”算先生说：“不，30岁之后你就习惯了。”
香港经济必然从早先的畸形繁荣中回归到正常地位。港英势力的反复折腾只不过是将这个过程从人们的视线中剥离了出去，让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政治问题上，而忽略了经济上的痛苦。可以说，在大环境注定了香港要从东亚最重要的自由港转变成为华南乃至东亚最重要的自由港的过程中，妨碍了香港转型的港英势力，经过不断努力，主动申请成为了背锅侠。
香港现在正在逐渐习惯新的身份。但是由于港英势力的不断搅和，他们还不能正视这个新身份。如果香港能够正视自己的新身份，那么他们会找到很多出路。比如说，被上海姑娘一再反对的陆人访港。其实从阴谋论的角度说，在上海明显正在恢复历史地位、从而挤占香港资源的情况下，一个上海姑娘为什么义愤填膺地、一边鼓吹香港文化哄香港开心、一边阻挠香港人赚钱，其原因不是很直接的吗？只不过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来，这个上海姑娘压根就不是在搞阴谋，至少不是为了上海在搞阴谋。她是真真正正地思想和手段不统一。思想上她极为认可香港，手段上她极力阻碍香港。这种没有实干能力的人物，思想和行为完全符合一个成语：
南辕北辙。
南辕北辙，则用力越猛，损失越大。
三国时代，刘廙曾经说：
势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势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
这句话直截了当地解释了南辕北辙这一成语：
方向错了，则越努力，就越悲哀。
毛主席说：路线错了，则知识越多越反动。可谓不刊之论。不刊之论就是说不需要修改的正确论断，只是当年毛主席这话被很多人给改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那些人水平太高，咱不和他们聊。
中产是一面镜子，照射出香港的兴衰荣辱以及内在纠葛，也或多或少映射出我们光鲜之下的阴暗面。
亚洲金融风暴之前，香港是一个中产阶级的香港。
中产就像香港的风向标、晴雨表，任何社会、政治、经济风浪，都会体现在他们身上——报端、集会、购房、教育及移民。
中产阶级是现代人所认同及追求的价值和理想的化身：
“是现代社会里一个开放的、容许凭个人努力而可以改变身份地位的社会制度与环境的象征；
是不靠背景后台、自力更生的成功人士，是拥护开放的、进步的、自由的思想的代表；
是一股以温和的、和平的、渐进的、改良主义的手段来争取社会改革的力量；
是社会上一种持平的、客观的、理性的声音等等。
中产阶级，一度是香港社会民主与自由的进步力量。然而，当香港发展未如期望时，中产又成为了批评的对象，被认为是滋生事端的主导者。
中产阶级，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避免社会、政治走向极端，促进市民在面对权力时保持他们的独立性。
如今，香港的街头政治以及暴乱，与中产的衰落以及那个时代的终结，息息相关。
移民
一个时代的开始
香港，本质上是一个移民城市。
香港的兴盛，始于战乱时代的移民潮。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内地逃难者大量涌入香港（《香港往事 | 一人，一城》中包叔的母亲王氏，即战时南下香港避难的北平人）
1941年香港沦陷之前，人口暴增至160万，其中约75万来自战时赴港避难的移民。
香港沦陷后，大量人口又迁移回内地。其中，经济学家张五常便随其母亲绕道韶关赴广西桂林一带避难。
1943年初香港只有98万人，1945年5月更只剩65万人。
日本投降后，大批人口又回流香港。
1946年中，香港人口快速上升至155万。
1949年，蒋介石快速败退。北平、上海、广州富商、名流以及难民等不愿、无法去台湾者，部分迁移至香港。当时，深圳通往香港只有罗湖桥一处关口，高峰时期日通行量达十万难民。
这年4月，上海滩风云人物杜月笙前往香港，两年后在港病逝。再过一年，张爱玲只身走过罗湖桥来到香港，后赴美定居。
1950年中，香港人口已飙升至223万。
那时香港超过一半的人口，来自内地移民。
香港，这座城市的命运，与内地的政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确定性的大规模人口迁移，造成香港人口的非自然性增长，以及城市公共用品的严重稀缺。
当时，香港工业化程度很低，工厂很少，大量难民找不到工作，只能露宿街头。香港九龙早期的青山道、港岛东华三院、摩星岭、西营盘一带大量难民露宿。各栋楼底下，楼梯口，坐着抱着小孩的妈妈、老人，在哀求讨钱、讨食。
人口大量涌入，公共用品严重不足，难民问题，成为了香港政府棘手的难题。
所幸的是，当时香港快速成立了大批福利公益机构，数目之多史无前例。大量救济金、物资、粮食，来自欧美国家的募捐。规模之大，远超香港政府之供应。
领取救济品，成为了50年代香港人及难民的历史性记忆。
他们初来香港，主要从事苦力、家庭佣工、产业劳工的工作，其中失业率超过15%，家庭主妇占24.5%。
政治、经济及文化难民中，超过40%都曾从事高级职业，但初到香港，他们或被迫，或只能从事普通劳工，只有10%左右可维持高级职业【2】（Hambro，联合国救济难民高级专员公署撰写的调查报告）。
受移民和战乱的冲击，当时香港很多人经历了向下的社会流动，工作及生活每况愈下。据后来的社会调查显示，35%的儿女辈从事的职业及其收入都更低于父辈【3】。
经济不济，生活困难，以及殖民文化带来的社会地位失落，很多移民者以及本土香港人在五六十年代都过着异常艰辛的日子。
到了六十年代，“大逃港潮”给香港带来第二波移民。这些人多数来自广东的苦难农民，越过梧桐山、深圳河、深圳湾冒死逃到香港。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都属于当年的逃港者。
这些移民，日后却成为了香港兴盛的中坚力量。
七八十年代崛起的中产阶级，多数都成长于战后的艰难环境。
可谓，苦难兴城。
2
靠打拼
香港的主人
1960年代中后期，经历两次暴动后，香港社会悄然发生了变化。
战后移民及出生的孩童，此时逐渐成年，成为强有力的劳动力。
移民“父子”两代人逐渐在香港扎根下来。1966年，香港本土人口出生占比首次过半，达53.8%。
守得云开见月明，香港开始享受移民潮的“人口红利”。
伴随着二战后稳定的环境，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全球化红利，香港工厂兴起，大力发展制造业，移民一代二代在工厂打工，逐渐摆脱了低收入阶层。香港社会开始向上流动。
此时，香港出现了一小群富裕基层。
“中产阶级”这个词开始在香港出现。
当时，中产阶级，并不是指战后南下赴港的上海富商、社会名流、洋行买办，也不是后来兴起的职业经理人、金融人才以及技术人才，而是没有任何背景和基础的移民群体中通过工作、创业逐渐富有的一个阶层。
1972年，香港政府出版的《一九七一年香港年报》显示：“香港似有日渐丰裕之社会，而中等阶级亦愈形庞大，其情形与其他先进国家无异。【4】”
中产，最基本的标准，那就是房子。
拥有房子，才能算是这个城市的主人，才拥有归属感。
一篇1972年的香港公共及私人房屋评论文章写道【5】：“1962年至1966年，只有26%的新落成楼宇售予自住的业主，但到1968年至1969年这一比例大幅度上升至49%。”
中产在香港买楼自住，说明他们愿意在香港“投下注码”，从过去的移民，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从过去的过客心态，转变为“主人心态”。
或许，没有任何一类人像移民者那样渴望一个家，渴望在这熟悉而陌生的城市拥有栖身之地。正如当下千千万万个打工者，希望买得起房，成为城市的主人。
香港第一代中产兴起的标志当属美孚新邨的落成。
美孚新邨位于九龙荔枝角，前后十年分八期完成，第一期于1968年至1969年落成。
此时，“香港四大才子”之黄沾，正好创作了第一首歌曲《忘记他》（邓丽君演唱）。
黄沾出生于广州，1949年跟随父母移民香港。此后，才华横溢的他在电视台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并在美孚新邨购房。
美孚新邨是香港第一个现代化的私人社区，设计理念先进，公共配套完善，当时香港的中产在美孚新邨购房，渴望一夜之间跃升为“中等公民”。
虽然也有不少香港中产居住在九龙塘、港岛、葵涌的高层大厦，但是似乎只有美孚新邨，才代表着“华人中产家庭”。
每一座城市，似乎都有个具有中产代表性的“美孚新邨”。
所以，房子，是城市中产根植于内心深处的不安情结，以及渴望改变命运的现实冲动。
中产的崛起，代表着香港正在打破阶级的固化，成为一个有活力、有希望、有憧憬的城市，也标志着香港正在走向一个本土意识的市民社会。
美孚新邨，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也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新希望。
从六十年末开始，香港政府乘着全球化产业转移的大势，推动专业结构转型，从转口贸易转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充分利用香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1967年，香港塑料花制品出口总值达8.23亿港元，占香港工业出口总值的12%。李嘉诚在此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1974年11月至1980年10月港英政府实施“抵垒政策”，吸引内地居民非法进入九龙和香港岛。内地非法移民者，只要在香港找到能够接收自己的家庭，即可居留香港。这实际上，大大吸引了廉价劳动力来港。
香港在九龙塘及新界沙田的狮子山下发展黄大仙工业区。这里附近的寮屋区居住着密集的低收入人群，其中大部分都是移民以及非原著居民。这里还是非法移民“合法化”的临时居住场所。
狮子山下寮屋区的9万居民，后来成了工厂的工人。
他们在工业化浪潮中，吃苦耐劳，奋力打拼，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9小时，经常轮班、加班。
他们半数以上在工业区的制衣厂、电子厂、塑料厂、金属制品厂打工，剩下的在服务业就业，其中女性超过六成。
他们的辛勤劳作，艰苦创业，顽强拼搏，改善了自己的家庭，晋升为中产，实实在在的干出了不屈不挠的香港精神以及“东方明珠”的荣光。
1973年，香港电台电视部拍摄的《狮子山下》开始播放，轰动全港。
它以良鸣的屋邨为中心出发，内容涉及家庭伦理、两性地位、邻舍关系等，都是市民如何逆境自强的励志故事，反映草根阶层的生活，小市民们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心声。
此单元剧播出了200多集，持续时间达21年，是香港精神的代言，是香港历史的见证者。
1979年，黄沾撰写了与节目同名的歌曲歌词《狮子山下》，由罗文演唱，此曲顿时红遍香江，更成为《狮子山下》的主题曲。
《狮子山下》是香港真实历史，是香港精神代言。
“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地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那个时代，移民者、中产阶级、香港人虽然身无分文、白手起家、历经艰辛，但凭借吃苦耐劳、自强不息、携手共进，他们坚信“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有朝一日可以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
到1970年代将近一半的劳动者成为了产业工人，在制造业、建筑业就职。到1980年第三季度，黄大仙工业区工开设3634间工厂，雇用了91036名员工。
但80年代开始，香港金融、航运、商贸物流、服务业开始兴起，管理、行政、技术、金融及专业人才兴起。他们成了中产阶级的第二梯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领、金领阶层。
到1981年制造业人口占比开始下降，到1991年降至28.2%。金融、保险、地产以及商业服务的劳动人口占比从1961年的1.6%，上升到1991年的10.6%。零售、商业、酒店劳动人口占比达22.5%【6】。
新一代中产，部分是移民一代的子女，他们努力教育子女，希望改变命运。当时，香港大力推行教育普及以及公屋政策，给予这批孩子提供了稳定的教育及生活环境。通过教育，移民者实现了代际晋升，向社会上层流动。
另一方面则来自新移民。香港成为整个亚洲的淘金热土，被誉为“亚洲四小龙”，金融公司以及金融人才、律师、会计师汇聚于此。
这一代香港人，缔造了香港高度发达的市场文化以及职业经理文化。香港女性，成为亚洲职业女性之典范。
在国际市场竞争及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塑造下，香港练就了接近德国、日本般苛刻、严谨、近乎“强迫症”般的城市性格。这频繁地造成了两地的文化冲突及误解。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这颗“东方明珠”冉冉升起，与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并列，被誉为“亚洲四小龙”。
那一代移民者，那一代奋斗者，实现了“中产梦”，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主人。
3
过渡期
彷徨的市民
到了80年代，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香港劳动力价格上涨，大量工厂逐渐内迁，香港制造业逐渐衰落。
不过，香港金融、旅游、航运、国际物流快速崛起，继续支撑着香港的繁荣。
到1980年代，若以外资银行数据统计，香港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7】。
当时，中环已高楼林立，遍布外资金融机构。香港政府跟随全球大势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解放外汇及黄金管制，香港证券、贵金属、股市等金融市场迅速繁荣。
香港金融，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输血管”。时至今日，上海金融中心接近半数的资金仍取道香港。
产业工厂内迁后，香港的定位发生了变化，成为内地外贸出口的中转站。1980年代末，港产品出口总值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内地。
那时，香港与内地，一衣带水，有钱一起赚。
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主动与中国谈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试图续租香港九龙、新界，但被邓小平坚决地回绝了。
香港谈判，引发香港市民情绪波动。这座移民城市，中产阶级刚刚落地生根，再次被内地的局势搅动。
1984年，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对于香港问题经过多轮紧张的谈判之后，最终双方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
声明规定，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同时，从1984年到1997年为过渡期。中国希望港英政府在过渡期内保持香港的稳定，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
当时香港人最为担心的是香港制度的延续问题。中国政府承诺香港制度50年不变，并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予以保障。
但是，香港“迁徙”、“逃避”以及极具危机感的移民文化，再次泛起。
这种不安全感根植于香港的城市基因之中。
当年，战争期间从内地迁移过来的一代，他们刚刚过上安定且富裕的生活，但内心深处依然对政局极为敏感。
很多人形容逃港那一代人抱着“难民心态”、“过客心态”客居香港。再加上当时香港的殖民文化，很多移民者潜意识里存在“客居英殖民地”之念。
一边是回归久违的祖国以及不确定的未来，一边是英港殖民以及蒸蒸日上的前途，香港人，尤其是中产内心极为矛盾与复杂。
左右摇摆、犹豫、彷徨，成为当时香港中产的主流心态。移民，是他们的应变之策。
这患得患失、自留退路的心态，导致香港中产错失了把握或影响香港政治的关键机会。
过去，香港学界一直在谈论、反思中产在过渡期的失误。
在香港基本法制定前后，内地遇到一些小风波，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都在积极争取香港中产阶级的支持。
但是，香港中产表现出的是焦虑与犹豫。
中产，是一个城市的进步力量。他们身上所彰显的平等、竞争之思想以及上进、刻苦之精神，是香港政治的积极因素。
倘若他们没能将这些积极因素付诸于政治及政策之中，焦虑、彷徨、不安可能演变为破坏性。
香港中产，凭借不屈不挠的打拼以及聪慧，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在经济上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尚未成熟，没能把握时机推动建立一套有效的治理体系。
这是当前香港混乱的街头政治因素之一。
每当起波澜，香港中产根植于内心的移民情绪又会泛滥，这种不安全感似乎在代际之间、社区之间传递。
每次移民潮，大量中产家庭争吵。移民带来的就业、收入、房产、教育甚至离婚问题，成为了这种城市深处的痛楚记忆。
实际上，大部分中产依然留在了香港，部分人将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形成分居家庭。
通常，男人在香港维持稳定的收入，供养妻儿移居澳洲或加拿大。妻儿与丈夫之间的地域、文化割裂，深深地伤害了很多家庭。
高速增长以及职业前途，让更多中产选择留守香港。到了1980年代末，香港的人均产值已经接近80000港币，仅次于日本居亚洲第二。
到了九十年代，亚洲经济的脚步依然没有停歇，不少国家的资产价格持续攀升。
临近回归，英资陷入恐慌性抛盘。1995年，怡和、置地、太古、嘉道理，代表英资的四大资本家族，大规模抛出手中核心资产，换成现金渡海西游。
但是，香港楼市多方势力依然凶猛，部分国资以及内地背景的港资入世。当时，香港楼市浮躁情绪弥漫，炒房者大肆炒作，打出“大陆一定接盘香港”、“大陆定保障香港楼市”的疯狂口号。
在九七之前，持续高涨的房价冲昏了绝大多数人的头脑。几乎所有人，都在享受这一财富盛宴。
此时，香港的产业已经完成第二次转型升级。制造业比重已经不足20%，金融、航运、国际物流、旅游以及商贸服务，成为其核心产业。
新一代中产阶级，大多数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金融、管理、技术以及律师等专业人才。薪水跟随着经济增长水涨船高，他们习惯于加杠杆买房以及消费。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城市配套以及科教文化快速发展。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尤其是香港科技大学快速崛起，逐渐跻身为亚洲顶级名校。
香港的狮子山精神，从第一代中产身上的吃苦耐劳、同舟共济，逐渐过渡到新一代中产的精英文化——顶级的职业素养以及国际竞争力。
房产、财富、薪水、知识以及城市文化，香港正在快速跻身国际发达经济体行列。
那些年，是香港最美好的时代。
4
负资产
没落的中产
在九七之前，香港人的担忧主要在政治上，而非经济。
对于经济，人人都是乐观主义者，早已习惯持续高增长。
当时，香港人普遍认为，只要回归后保持香港制度不变，经济即可持续繁荣。
1997年7月2日，就在香港回归的第二天，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泰铢大幅度贬值，金融海啸迎面而来。
香港回归的愉悦气氛，立即被房地产价格崩盘、股票及金融资产缩水、公司倒闭、工人失业、家庭破产所引发的一系列恐慌所取代。
亚洲金融风暴，终结了亚洲普遍性的持续高增长，终结了香港的持续繁荣，也终结了属于香港中产的大时代。
稳定晋升的职业生涯以及水涨船高的薪水，原本是中产前途的经典路线。
稳定的职业及收入，积累良好的信用，并以此按揭购房、购车，开卡消费，供孩上学，原本是中产家庭的固定生活。
然而，这场金融风暴，把很多中产的前途以及家庭规划，打得粉碎。
1998年，香港楼市在历史峰值中疯狂下跌，大多数房价在一年内被腰斩。
1998年失业率上升到4.3%，结束了香港过去20多年的低失业历史。此后四年长期维持在4.6%以上，2002年更达到7.6%。
预期稳定，是中产阶级的最大特点。但是，公司倒闭、裁员、遣散、降薪，打破了中产阶级的预期稳定性。
部分中产家庭，失业或收入下降，导致没有能力供房、供卡，从而失去了房子；或紧缩生活开支，以支撑高额的房贷。
我们今天将这场危机界定为亚洲金融危机，但香港人将其称为泡沫危机。
这场泡沫危机，让香港人认识了一个新名词——负资产。
当时，香港很多楼宇总价下跌到比贷款额还低，这就出现了负资产。
遭遇这一悲剧的人，统一被称为“负资产者”。
1997至2003年，香港楼市最低潮时，催生了超过10万名“负资产”人群。按照彼时香港240万套房产计算，“负资产”者占总购房人口的5%。
根据香港金管局的数据显示，2003年受“非典”冲击，香港负资产问题最为严重，当年六月共有105697宗负资产按揭，占所有按揭的22%，涉及金额1650亿港元，按揭金额与抵押的比例为128%。香港银行在按揭市场上承担360亿港元的坏账风险。
当时，香港不少明星将积蓄投入房地产，最后沦为负资产。张卫健的所有积蓄在高位接盘了香港楼市。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房子沦为负资产，负债高达3000多万港币，他被迫亏本处理了8处房产，以还银行贷款。
当时，香港中产，只需5%首付即可按揭买房。整座城市、金融系统以及家庭的的杠杆率都非常高。但是，杠杆率，被持续的高增长所掩盖。
等到泡沫破灭，大家才猛然发现：房产，是富人的财富，是中产的债务“纸牌屋”【8】（详见《全球中产阶级 | “纸牌屋”与“扫地出门”》）。
对于富人来说，房产是大类资产配置之一，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富人大部分资产都配置在房产中，美国则是房产与股票为主。
但对于中产来说，房产是资产，但更是安身之所，属于真实的债务。一旦房产总价跌破贷款额，那就沦为负资产。
香港第一代中产，为了获得归属感，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他们以当时相对低的价格购买了房产。第一代中产，相当于拿到了这座城市的门票。
到新一代中产时，香港房价已到达相对高度。年轻人为了拿到这张城市门票，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包括极高的负债、透支性的消费以及束缚性的职业生涯。
房产，是富人的财富，中产的昂贵的城市门票【9】。这一定律，适合于大多数国家。没有退路的香港中产，为了获得这张城市门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无数张负债堆积的城市门票，最终累积成一堆巨大的泡沫。正如日本反思泡沫经济一样，九七之前香港的真实财富到底是多少。
一个高泡沫的城市，是没有退路的城市。
经历了暴风骤雨般地去杠杆之后，直到2003年，香港的财富尤其是房产大幅度缩水。泡沫回归，那才是相对真实的财富。
不过，与新加坡、韩国类似，香港本身的金融体制相对健康，这场危机带来的冲击五年之后被市场的力量逐渐烫平。
2004年开始，香港经济持续回暖，金融、港口、航运依然保持亚洲顶级的竞争力。
这个阶段，中国已加入了WTO，内地出口贸易以及制造业快速发展。倘若以深圳、上海对比，香港的相对竞争力在九七之后逐渐下降。
内地的成就显而易见，但与香港对比，显然缺乏可比性。正如湖水与海水，哪个更漂亮。
香港是一个开放性的国际都市，其资产包括房产，由全球金融市场定价，经过了国际竞争的检验。中国城市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所有资产都由人民币定价，在国际市场上的真实价值尚未确定【10】。
不过，与国际相比，新加坡在科教、航运、金融方面逐渐后来居上。
金融风暴后，香港的增速与韩国类似，经济增速没有过去20多年那么稳定、高速。
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增速长期超过8%，但金融风暴之后陷入低迷，2000年增速又达7.66%，此后两年再陷入低增长。2004、2005、2006、2007，这四年乘全球化以及中国内地贸易的东风，经济增速超过6.4%。
2008年金融危机后，香港与韩国、英国、美国类似，长期跌入低增长。这两年，经济有所回升，增速超过3%。
从全球来看，今日之香港依然是一个世界杰出、亚洲顶级的国际性都市。这座只有700多万人口、面积不及北京1/15的城市，在金融、航运、国际物流、商贸的竞争力非常突出，香港的实力依然不可小觑。
但是，香港的问题出在深层次的结构上。
反思亚洲金融风暴，香港到底失去了什么。
香港，这座亚洲顶级城市的地位没有丢失。香港，也不会因为内地的崛起而吃亏。
香港真正失去的是，中产阶级及其身上的香港精神。
5
移民
一个时代的终结
中产阶级，代表着“人人有机会”的社会机制，与阶级固化相反。
这是一种人人向往的主流价值观及社会形态。
但是，很可惜的是，亚洲金融风暴，终结了香港中产阶级时代。
八九十年代开始，制造业逐渐内迁，香港金融、航运、商贸崛起。从住宅楼到写字楼，从写字楼到港口，香港开始进入李嘉“城”的时代。
香港土地国有化制度+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再加上波涛汹涌的资金暗流，造就了全球最为畸形的楼市格局。
持续增长的高房价，将香港社会撕裂成有产者与无产者两大对立阶级。当泡沫崩盘后，香港政府立于两大阶级之间左右为难、无所作为。
1997年香港特首董建华提出的八万五建屋计划无疾而终，地产商以及有产者反对大规模建设公屋。
2018年香港政府试图开发大屿山岛，供应大量公屋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然而，这一宏伟的市民福利，依然遭受各种抵制。
事实上，香港的土地开发面积只有20%多。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香港土地国有化，土地资源没有实现市场化配置，被高房价托举之后，成为整个社会的矛盾之端。
香港政府似乎并不依赖于如此大规模的土地财政。香港的居屋、公屋等福利房政策，已经很完善。香港政府也非常主张建设福利房，但他们的政策被社会矛盾所牵制。
换言之，香港政府手握土地，实际上给自己找来了一堆麻烦。
如今，香港政府的信任度每况愈下，任何大型福利政策都会遭到相当强烈的反对。本质上，香港政府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去化解当前这座城市的尖锐矛盾。
高房价，没有毁灭这个城市的竞争力，但是终结了这座城市的中产阶级以及香港精神。
高房价之下，香港中产彻底沦为精英主义者，没有了第一代人的激情、活力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
而造成这一切的不是财富规模，而是利益平衡。香港的问题并不是发展，而是社会平衡。
所以，房价问题，是表象问题、经济问题，本质问题在于这座城市的治理者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甚至无法取信于民。
香港中产不屈不挠、艰苦卓绝，买下了昂贵的房子，但是他们实际上没有成为这座城市真正的主人。
移民文化根植于他们的基因之中，迁徙、逃避、各顾各路，导致他们错过了掌握这座城市话语权的机会。如今，一旦风浪再起，移民情结，依然弥漫于整座城市。
人生最大的悲剧或是，这个时代早已不属于你，但你依然还在那里。一些经历过中产时代的老香港人，他们坚守故土，但已然无力适应新的时代。
香港，依然是一个很强大的香港，但她病了。若久病不治，内耗定然损伤其本，毁其前途。
如今，除了人均收入之外，深圳经济总量已超过了香港，房价也正在追赶中。每当看到香港的街头混乱、房价膨胀，站在深圳这片热土上，最大的感触是痛惜、无奈以及敬畏，只能默默地祝福深圳好运。
作者：清和社长
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补充一点，香港统计局关于四大支柱的统计数据，贸易与物流在香港gdp中始终占据20%以上份额，在香港自身进出口额有限的情况下，显而易见大部分的贸易额都是转口贸易贡献的
很多人就是装瞎子，完全无视hk转口贸易的命脉在中央政府手里。上海自贸区的建设直接后果就是在1516两年hk的外贸暴跌20%。
给
补充一点数据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D52300062016AN16C.xls
香港政府关于转口贸易的统计数据
可以看到转口贸易的毛利高达2000亿港币。
另有每年300亿港币的佣金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D52300052016AN16C.xls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涉及外發內地加工的相應比重，輸往內地的整體出口貨品中有26.9%，從內地進口貨品有38.1%，而原產地為內地經本港輸往其他地方的轉口貨品有66.5%。
以貨值計算，二零一八年第一季輸往內地的整體出口貨品中有1,326億元的貨品是作外發內地加工用途，較二零一七年第一季上升7.8%。另一方面，從內地進口貨品中有1,766億元的貨品是與外發內地加工有關，與二零一七年第一季比較上升5.3%。而原產地為內地經本港輸往其他地方的轉口貨品中，有2,011億元的貨品曾經安排在內地加工製造，較二零一七年第一季上升4.1%。
在中國內地的對外貿易中，有很大部分經香港處理。2016年，內地約有13%的出口貨物(總值2,670億美元)及16%的進口貨物(2,470億美元)通過香港處理，而香港約有60%的轉口貨物來自內地。
http://m.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香港行業概況/香港進出口貿易業概況/hkip/tc/1/1X000000/1X006NJK.htm
结合上面的表可以看出，香港的转口贸易中大陆占比接近100%（六成大陆出口，三成以上大陆进口）
作为对比，2017年香港gdp为26000亿港元。作为一个占全港gdp10%的核心产业，说半个香港都是转口贸易撑起来的不过分吧
1950年後出生的香港人，生活大多非常艱苦，雖然來港不少在大陸來說已經是最富有的一群，但都追不起香港的生活質素，更不用和發達國家如英國比較，香港人力增長的速度遠低於資金增加的速度，整個1950年代，香港是百多年來和英國人均GDP相差最遠的年代，由民國穩定的30%下降到整個50年代的23%，這情況持續到東南亞排華，資金湧入前，經過60年代的快速增長，香港的人均GDP不但超過領先世界的英國30%的開埠以來高位，而且不停破記錄，人均GDP在香港1970年代初更由英國的55%升到香港1980年代初的90%，此時，西方絕大多數列強人均GDP亦不及香港，1987年香港人均GDP更超英國。
因为香港是大陆的马甲。
中国大陆出口目的地国家和地区里面，
排名第一是是美国，占总比重19%
排名第二的不是日本，不是韩国，不是德国，更不是俄罗斯，
而是中国香港，占总比重14%。
日本＋韩国+德国＝一个香港
香港不过几百万人，面积几百平方公里。 但是去年大陆有价值331亿美元的通讯设备，258亿美元的集成电路设备，167亿美元的计算机设备出口到香港
香港这点弹丸之地，肚皮撑破也消受这不了全中国百分之十四的进口产品。
那么为什么中国还要往香港出口那么多东西呢？
很简单，香港其实是个马甲。
虽然中国进入了WTO，虽然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许多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的贸易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例如关税，进口配额。
香港不一样，香港作为自由港，进出口除了个别产品之外是没有税的，清关也快。
最重要的是，香港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体，他也是相当多国际条约与贸易组织的成员，能享受到多余的配额，外加优惠的税率。
这就给香港繁荣创造了一个条件:就是他可以作为大陆的小号，大陆的马甲，帮大陆做贸易
中国的产品，先进入到香港，换个包装，打个标签，披上一个香港的马甲之后，再由香港出口到世界各地。 也就是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七分之一的产品，是通过香港这一个城市销往整个世界的。
一个城市，承接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七分之一的进出口贸易。
香港不繁荣，天理不容。
香港从这里赚了多少钱呢？
仅2012年，仅大陆经香港转口贸易的毛利达到了4256.5亿港元。
香港人口不过700万。
还不算大陆通过香港进口转口所产生的其他利润。
实际上，香港四大支柱产业中的前三个:贸易物流（21.7%），金融（17.7），专业服务以及生产性服务（12.5%）。要么就是转口贸易本身，要么直接或间接服务于转口贸易。而转口贸易如果没有繁荣的大陆产生的资源作为支撑，立刻完蛋。
在成为转口贸易的过程中，既有历史的机遇，也有个人的奋斗，但是这些都是一个个0，没有大陆这个大经济体做的1，香港永远都只能是0，不可能是10000000000……
顺便正告某些人: 大陆不繁荣，大陆不发展，大陆拿什么货要你去做贸易？
大陆不拿你当马甲，你这个小号有几次上线的机会？
大陆没了你这个转口港照样也能活，日子也能过。
但是到时候信不信你香港700万人一半以上都要喝西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