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相反，21世纪是欧美最拉跨的时候，在不远的未来，最后这一点文化的优势可能也会丢掉，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兆头。
曾经19世纪的时候欧洲多么风光，那个时候的国际形势远没有今天这么复杂，毕竟当时全球除了个别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基本已经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国际关系也就欧洲几个管外交的老爷子喝个下午茶就能决定，毕竟当时美国还在种田，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乡巴佬。
那可真是欧洲小国一怒世界惧，动不动就炮舰外交，一小支欧洲国家的使团在舰炮的威胁下就可以使一个国家屈服，签订不平等条约，正如彭总所说的，那个时代是：”西方国家在东方架起几蹲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
你看现在有哪个西方国家可以做到这样，就连蓝星第一的美帝老凳子也经常被小国家（朝鲜、伊朗等）打脸，吃闭门羹，哪有19世纪帝国主义列强那种指点江山、杀伐决断的威风气派。
但是什么让欧洲主宰世界的格局一去不复返呢？
是两次世界大战，但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文化、制度。
也就是说，欧洲亲自铸造了埋葬自己统治世界的武器。
欧洲文明、基督教有极强的普世情节，也就是说最喜欢传播自己的价值观、文化及生活方式，到一个地方传教士和炮舰开路几乎都是公式组合了。
此外，欧洲列强也经常在殖民地办各种教会学校、专门学校之类的培养管理殖民地的土著人才，毕竟不这么做没办法，欧洲人就这么点，要管理如此广袤的殖民地，就必须依靠当地的土著人才。
按照知乎很多人的逻辑，这些接受了西方教育、价值观、文化的当地人就是所谓“高等华人”，思想上已经奴化，是亲西方的“精英”，就会跪舔西方人，已经没有了骨气。
但让欧洲列强始料未及的是，这些“二等洋人”、“、”高等华人“反而是后世反对西方列强的急先锋。
且不说引导我国复兴的先行者们有相当一部分就有前往西方留学的背景，就算国内的知识分子先锋大部分也是接受的西方式现代教育，不过是“以欧美为师”变成了“以俄为师”罢了。（马克思主义绝对也算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毕竟马恩都是德国人，欧洲也是搞工人运动最早的地区了），就连甘地、胡志明这种“国父”级的人物也都是西方哪个国家都去过，和西方洋人谈笑风生的存在。
那么问题就来了，西方式的教育怎么没有培养出驯服的“高等华人”，怎么学了西方那一套，就尽是出“反贼”呢？
要清楚这个问题，就得从我们的邻居俄罗斯哪里得到答案了。
沙俄有一个怪现象，就是受到压迫最深、最惨的农奴反而最拥护沙皇的统治，因为广大的农奴被圈禁在庄园和农村，根本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在他们眼里，沙皇小爸爸就如同神一般的存在，顶礼膜拜都来不及，怎么敢反抗神呢？
反而是一些贵族、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十二月党人”去西欧谈笑风生了一下，回来就觉得俄罗斯这也不行，哪也不行，并且同情农奴，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老想搞大新闻，比如我们的导师列宁同志家里就是贵族出身，结果自己和哥哥都“吃饭砸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其实答案就来了，19世纪欧洲列强在殖民扩张的时候，相比不毛之地的“黑非洲”，那些已经比较“文明”的封建国家、奴隶国家反而比较容易的。
因为那些封闭封建君主统治下的国家，人民麻木不仁，根本没有所谓“民族”、“国家”系统的概念，只要搞定了封建君主，就可以轻易统治一个国家，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反正谁来了都是要交税纳粮，头都能剃，洋人不也是两个眼睛一只鼻子嘛。
对于封建君主而言，国内的刁民造反可比洋人可怕得多，因为洋人不过想通商牟利，挣几个钱花花，要点治外法权，刁民造反那可就是改朝换代的大事啊，甚至为了保证不平等条约的履行，洋人甚至愿意帮忙“平乱”。
于是我们经常看到教科书上讲”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
所以洋人通过这种武力威慑加扶持代理人的方式，“以印制印”、“以越制越”、“以华制华”，可以说是屡试不爽，用极低的统治成本就可以统治广袤的土地。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代理人绝不是所谓受过西方教育的“高等华人”、“二等洋人”而是保守的封建君主与王公，毕竟那些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政权，就算他们想卖国就没卖的啊。
所以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最反动、保守的封建君主有时候经常是欧洲列强的好朋友、座上宾，尽管他们可能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
但是一旦当这些落后国家的有识之士开始系统性的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与制度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些先行者到西方留学后，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的各种思潮，而这些思想最后会被打造成反封建、反殖民的尖锐武器。
民族主义，原来一个民族必须要团结一致，一盘散沙的民族只会任人宰割······
共和主义，原来皇帝并不是永恒的啊，我们也可以选择不跪啊······
民主主义 原来人生而平等，人是有权利和尊严的啊······
社会主义，原来这个世界不应该是弱肉强食啊，或许我们的社会可以更好······
帝国主义，原来西方列强强大的秘诀是这个啊，也许我们强大起来了也可以······
这些先行者想看到大观园一样看到了以前从来没有看到的世界，你说他们当时完全没有对西方制度、文化的崇拜，那是不可能的，毕竟降维打击。
但更多的可能是对自身民族的忧虑，毕竟民族主义最容易从自己民族出发，对受苦难同胞的同情，毕竟从革命老区法兰西取到了自由、民主、博爱的经，以及对于本国富国强兵的决心与紧迫感。
更重要的是，这些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制度的先行者完成了对西方的祛魅，他们终于发现西方既不是茹毛饮血的岛夷，也不是不可战胜的天神，自己的国家、民族只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社会制度，一样可以走向强大与复兴。
因此，这批先行者谈起西方国家，多少是有些亲近感，毕竟西方对他们而言是当之无愧的老师，是西方让他们看到了从来未曾设想的世界，是西方让他们明白了人的权利与尊严，甚至他们在众多西方思潮中找到了解决本国问题的方案，尽管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但也好过迷茫下的沉沦。
因此，教员虽然一生反对美帝，但是却有很多美国朋友，他也喜欢美国文化那种坦率和自然，甚至在会见美国总统老尼的时候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原计划安排的两个小时的会面，不知不觉就谈了六个多小时；胡志明一生都在反对法国的殖民统治，但他在河内宣布越南建国时，包里却特意放着一本法国诗集；甘地可以说是英印政府培养的“好学生”，是标准的”高等印度人“，但他的非暴力不合作也搞得英国人焦头烂额。（不要以为英国人放印度独立是大发善心，非暴力、不合作在印度那种社会下其实特别有用。
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在西方模式培养下的这批知识分子对西方有感情归感情，但大多对自身国家民族的大问题是不含糊的。
不说别的，甚至就连西方文化侵略的桥头堡的教会学校也会经常翻车。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上海的一所知名的教会大学，校训是”光明与真理“，听这名字就知道目的是传播基督教，搞洗脑那类学校。
圣约翰大学的套路也毕竟阴柔，那就是通过传授西方的商业、科学、语言及技术来吸引中国人皈依基督教。
在教学方面，圣约翰大学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江浙一带大部分银行公司的精英皆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当时说是上海金融界的黄埔军校也毫不为过。
但是在传教方面，圣约翰大学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本来在圣约翰大学就读的学生多数是资产阶级、商业精英的子弟，其中大部分还是出身基督教家庭。
但是就是这些“高华二代”，自从学了西方民族主义那一套，就不满学校的教会洗脑了。
这些“高华二代”首先抵制学校强制的神学课程，并且在上海”华东杯“足球比赛取得冠军的时候强行挂中国国旗（圣约翰属于美国学校，按校方规定应该挂校旗），最后还要求大学必须在中国教育部注册（本来圣约翰作为教会学校，有一定治外法权，不归中国教育部管辖），在遭到学校拒绝，圣约翰大学数百名“高华二代”宣布退学（进入圣约翰大学不比今天清华、北大简单，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和筛选，入学率极低），并且动用资源就地组建了另外一所大学，还取名为光华大学（即光大中华之意），大有和圣约翰打擂台的意思。
最后在学生的强烈抵制下，圣约翰被迫宣布神学课为“选修”，结果不出意外，没人“选修”，30年代初的时候，圣约翰大学神学课程被废除。
一所教会大学的神学课程却首先被废除，圣约翰大学的办学宗旨，传播”光明与真理“可以说是彻底破产了。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这些在西方式甚至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高华二代“尽管他们的生活习惯甚至价值观都已西化，但民族主义的洗礼让他们区分”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甚至愿意为了”民族“放弃学位和前途（就说今天有几个人愿意为民族放弃清华北大的学位），而民族主义则是近代西方最流行的思潮。
这把武器也是西学东渐带来的。
连文化侵略的教会学校都这么拉跨，其他西式教育下的知识分子能有几个真正奴化，愿意当”二等洋人“的？尽管他们很多人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已经西化，但是又有谁能否认他们有一颗中国心？
所以后面英国佬最毒辣，因为他们知道搞西式教育很容易让土著觉醒，是吃力不讨好的，到时候江山不保，当然英国佬也知道殖民地不可能永远存在，所以英国人基本不改变殖民地原来的结构，一般在承认英国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当地的王公和酋长进行间接统治，英国佬负责维稳收钱就行了，岂不美哉？气得甘地都大骂英国人除了维稳就啥都没干。
所以英国佬走的时候，印度还是被一大堆封建王公统治的，这些封建王公也非常怀念大英的统治，因为英国除了收钱，啥也不管，任由他们鱼肉百姓，这不比国大党那帮西式知识分子好多了？而国大党那帮知识分子是想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啊，这不比英国佬要命？
所以英国佬最后分手的时候基本是和平分手，没出什么大乱子，甚至还能搞个英联邦，可以说是和平降落了。
法国佬经过法国大革命，是有一股普世情怀，喜欢改变殖民地的社会结构，传播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那一套，而且狂在殖民地搞基础设施，把殖民地当本土的省建设。结果还吃力不讨好，当地土著一接受法国民族主义和普世观念就发现不对头了，不是说好人权宣言，说好人人平等，怎么你法国佬就来当大爷？
怀着十万个为什么，胡志明就明说了，想做法国的朋友，但不愿意法国当主人，毕竟你自己说的人人平等，可不能不认账。而且法国把殖民地当本土建设，投资巨大，最后又舍不得殖民地的瓶瓶罐罐，放手的时候远不如大英潇洒（毕竟英国佬没投入啥），最后还打了越南战争和阿尔及里亚战争，可以说是及不体面（把美国也坑了），狼狈得一逼。
最后我想说，接受了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知识分子绝不等于不爱国，因为他们相当一部分就是民族主义者，而且目前还未发现西方以外的现代化模式（未来可能会有），而那些抗拒西方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却不一定是爱国者，因为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他们并不介意当代理人。
欧美也曾经被苏联渗透成筛子
亚洲也曾经被中国渗透成筛子
不管是剑桥五杰还是曼哈顿计划
欧美的各个阶层都活跃着苏联的阶级兄弟
苏联就是全体无产阶级的地上天国
自20世纪起美国多次发生对苏移民潮
强如美国也只能谈共色变
左翼斗争蔓延全球
不管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
整个地球一片红色
后来呢？
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当无产阶级发现在地上天国的日子还不如水深火热的帝国主义
肚子会帮他们投票的…
因为信息生态差。
比如最近的热点事件之一，斯里兰卡。国内媒体很多在报道对吧？但我们的媒体真的有采编原创吗？（基本）没有。
即使新华社、央视有驻外记者，很多时候对比欧美大国喉舌，也并没有采访优先权，以及相关领域的深耕，以及诸多产业相关的支持。
反例，在朝鲜相关的新闻上，中国媒体的优先权显然高于欧美媒体。但相关新闻产出太少，因为本就闭塞。
通过中文世界了解的信息，全而不专。中国有着各行各业世界上最好的搬运工。但搬运往往停留在表层。
而且搬运者素质参差不齐，对欧美媒体的信仰式依赖，常常还造成无意识跟风所有意识形态的现象，令人哭笑不得。
比如当耐克在欧洲打出黑男白女（非明星）的体育广告时，中国搬运人基本会照搬。而这一宣传在当地的作用和背景，是相当复杂的。
比如英美系媒体对俄乌事件中俄罗斯的表述，是有明显站队立场的，报道是脱离事实中立和客观的。但仅有英文阅读能力的中国搬运人，尤其是自媒体人，在这个时候往往要么不自知，要么没有替代方案，只能跟风传播英美媒体原意。
比如，在欧洲旅居过的小伙伴都知道，欧洲很多国家的“初印象”，都和亲眼所见有不少出入。而这些“初印象”来源于哪呢？来源于中文平台搬运英文媒体、英文媒体本身。
类似的例子太多。。。
简短总结：
英文媒体生态目前几乎在各行各业都最为完善，影响到全世界。而中国媒体即使权威媒体，也常常在做搬运工。
他们在报道和讲述，而我们关起门来，由特定的人看完他们的报道，向我们的民众讲述外面的故事。
例：据罗伯特科克研究所。。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据纽约时报。。据美国CDC。。据英国泰晤士报。。
而按理说，中国搬运英文媒体多年，中文媒体生态为何迟迟无法建立呢？
一个体系的建立和运转，需要的除了人才，还有钱—资金的注入、分配、对劳动力的吸引和供养。
而我国的媒体上层构架，其实依然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样子。
严格来说，你们熟知的互联网巨头xx新闻，xx财经，xx体育，都并非完整的媒体，甚至“缺证”，没有采编权。
而对于驻外记者的供养，就更难以开展了。再加上不同协会之间的对接问题，甚至于，根本无从进行。
而对比英美系媒体，欧洲大陆主要国家、日韩虽然在采编权上是完整的，也各自在特定领域有独到的权威产出，但整体质量无法与英美系媒体对比。
另一个关键点：权限和利益链。
媒体的盈利，需要服务于国家战略、财团战略、企业战略。背后更强大的利益链，不仅能帮助媒体取得更高权限，还能提供更大的话语权和威慑力。二者也是相辅相成的。
这一点上，能完美解释为何美媒最强势，英媒则在西方媒体中相对中立（划重点：相对），而欧洲大陆系媒体相对劣势，且在关键问题上即使对于本国新闻，也难以抗衡英美媒体影响力。（同样被渗透成筛子）
信息生态如此，当然具体到个体，就很容易出现知识分子被渗透成筛子。
“被渗透成筛子”还分两种：
一种是，有独立搜集信息和独立思考能力，但迫于利益关系，你出钱，我说话站你。
另一种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或者连基础信息搜集能力都欠缺，不用出钱，就免费且卖力地站台。
很多过往的公知、如今的自媒体、网络媒体，属于第二种，这就很可悲了。
但是自由市场经济下，为什么中国不主动激活自己的媒体生态产业链呢？
除了吐槽“严肃”、“傻”之外，也得想到，信息发布是一个太过敏感的领域。即使真的放开了，但凡缺钱，也可能出现国企被外资收购的情况，反倒成了外资资产。
此外，经济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实际与世一哥对立，导致很容易被针对（同毛子），即使在表面你好我也好的时代。缺乏足够公关费用，打不起大规模公关战，不如先潜心拼硬实力。
由此，原创信息自由的同时还丰富、权威、有深度，暂时是不可能的悖论。关键原创信息，甚至只集中在北京一地（其他地方官媒的非本地新闻严重依赖北京分发）。
也别怀念什么民国时代。民国的唯一价值是，当时东亚日强中弱，西方有意愿救中拖日。本质上就是如今欧陆情况的弱鸡版，看似独立，实则关键问题上毫无尊严。不值得缅怀。
唯有产业强，才能话语权强。比如科技媒体圈，中文媒体甚至自媒体，都局部逆转过西方媒体，只是暂时持续性不够长。
而对于中国普通人来说，除了学习科学上网，还得增强辨别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挑挑拣拣后，还是能呈现世界的真相的。
而世界的真相，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前（十几年前），还是极度稀缺的东西。
即使有了移动互联网，西方社媒在部分带政治正确色彩的问题上，自由度甚至是比中国更低的。比如涉中、涉俄、涉新冠、涉疫苗、涉黑命贵。公开说一套私下说另一套，相当普遍。
西方很多底层民众，至今也无法享受身边世界的完整真相。他们，又何尝不也是被渗透成筛子？
跑个题，评论区有人提到Quora，就说几句。虽然我用的不算频繁，但也算是多年老用户了，而且我开了EN/ES/IT/FR 4种语言，算是够了解它在各地的生态了。
Quora在墙外生态位是不如知乎在中文世界的。
原因很简单：主要发达国家的知识付费很成熟。真正优质的创作者，是不愿意去Quora被白嫖的。Quora又没有氪金买版权，引进优质创作者，自然火不起来。
Quora目前是在走下坡路了，有料的内容越来越匮乏。所以本人更建议Twitter，即时性互动性都更强，文章链接有门槛，也有长文（会发1/n，2/n…）
评论区有人也提到，大数据能识别你是华裔的话，常常推一些关于中国偏见的话题。目的？制造话题性呗。类似于，知道你是河南人，天天给你推河南是不是真的遍地是小偷这种，你哪天气不过，就去答题了，平台就开心了。（举例没别的意思，答主本人就是河南人）
我有好几个Google ID，因为早期注册的号不需要验证各种信息，甚至手机号都不用，只有注册所在国，名字性别都随便填。然后因为以前在意大利，我就注册过人设从头到尾本地人的ID，拿来玩游戏。
后来，我用这个ID登Quora，点了EN/IT/ES三种语言。你猜Quora给我推什么？
“米兰是不是不适合年轻人的城市？”
“在美国淘金的意大利移民有多么艰苦？”
“为什么意大利的城市都如此破旧，没有新建筑？”
“除了披萨和意大利面，意大利食物还有什么？”
总之，就是别说意大利人，就是稍微在意大利呆过几年的外国人，也会觉得莫名其妙的带有偏见的问题。我其实也能答，但我偏不。。凭什么让这帮傻编白嫖？
所以很长时间，除了定向搜索到某些问题，基本不会刷Quora。而Quora社区建设唯一还过得去的，应该只有英语版，但也差点意思。如上面所说，真正的干货，往往在付费媒体、名人博客。无论在话题性还是深度上，Quora都比Twitter差太多了。
一般说来，知识分子天生就有三个倾向：
第一是脱离大众，脱离中产阶级的常识，倾向于精英主义，醉心于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热衷于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思维。
第二个是倾向扮演为劳苦大众请命的救世主角色，于是自然就倾向均贫富、要平等，所谓代表穷人、代表被压迫者讲话。
要为穷人争“平等”是知识分子的特征，也是重要的奋斗目标。
第三个是很多知识分子热衷“政治正确”，即倾向表现自己道德高尚，以此占据道德高地，尤其体现在所谓“保护弱势群体”上。
“保护弱势群体”固然是社会文明的体现，但为了刻意显示自己的道德高尚，对“表现”自己是“品德高尚的、关心弱势群体的人”比真正去“改变”弱者的生存状态更感兴趣，不顾常识、热衷于意识形态，就走向了事物的背面。从“保护弱势群体”的平权理念出发，最终反而形成了“我弱我有理，越弱越有理”的局面。而这个旗帜下最牛的人，自然是集各种弱势（黑人、伊斯兰、女性、难民）于一身的人，我称之为有四层金钟罩护体的大神。
有趣的是，美国左派白人居多，家里有钱的青年人居多，知识分子居多，主要群体包括大学教授、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律师、医生、金融家、经理、制片人和导演等，他们自己具体的生存压力很小，他们比较习惯去思考“大事情”，全人类甚至全宇宙的大事情。
他们的特点，是常常从宇宙的高度总结出一套理论，总结出一套概念，然后认定为真理去推动。
所以你很难和他们对话，因为他们会立即抢到一个宇宙级别的价值观制高点。你说，我支持拥有枪支的权利，他说“你是种族主义”；你说“我认为学校应该根据学生能力招生”，他说“你是种族主义”；你说我反对加税，他说“你是种族主义”。他们永远都在那个道德的制高点上向下俯视着你。
对知识分子的三大误解
在当今，因为分工、媒介、时代的变化，让我们对知识分子产生了三大严重的误解：
◎分工的细化，让专业被误认为博学 无论在哪个时代，最受尊敬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是T型人才——他们既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又有广博的知识面，堪称行走的百科全书。
然而这一情况，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到20世纪后期信息时代，已经出现了根本性改变——人类的知识大厦，已经到了一个人穷其一生都无法掌握千万分之一的程度，知识分子要想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往往必须一辈子“从一专业而终”，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越来越难出现。在庞大的人类知识版图上，每个知识分子的研究都只是其中的一片知识马赛克。 可以说，在现代的知识背景下，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难以真正担得起“博学”二字。 但最要命的是，他们常常超出安身立命的专业，在其他领域夸夸其谈，给民众造成了一种博学的印象。而大众对知识分子的印象和期望，很多还停留在启蒙运动及人类知识尚未精确分工的时代。 ◎媒介的变化，让平庸被当成深刻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对知识界造成巨大冲击，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 ·大师被赶回了象牙塔：互联网追求短平快、碎片化的信息，天然与深刻的思想、系统的学问无缘。有思想、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不仅难以适应“挡不住的浅薄”，甚至会被指责为“自说自话”“冥顽不灵”。 ·“公知”被捧上了神坛：一些公知在互联网上如鱼得水，他们获得了远胜过去的影响力，但思考深度、批评锋芒，也变得越来越媚俗、折中、平庸。
因此，大众常常将这些对现实生活妄加评点的“公知”误以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却对那些超越时代之上，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为人类的发展、生存提供思想依据的思想家、真学者熟视无睹。
◎时代的变化，让选择性的事实被当作真理
权力应该克制，资本应该有序、人性应该向善，这是人类文明之所以能维系的共识，但少有人知的是，知识分子在批判权力、资本、人性时，会遇到一个悖论：
历史上，权力的集中有时反而更有利于政治稳定、资本的野蛮扩张反而推动了经济进步，人性的善良愿望，也会带来灾难。
真相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但如果只讲出一部分真相，反而更利于历史进步，知识分子该如何选择？是坚持讲真话，还是有所隐瞒？
绝大部分民众对知识分子的这一困境很少知悉，反而常常将知识分子部分的表达，当做了全部的真理。
这种问题很多时候甚至没必要用上阶级分析和马克思主义话语，因为它不配。多数情况下更简单的社会学分析就足以揭示问题所在：现代生活方式的趋同性。
简单来说，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所谓的现代生活方式，其绝大多数成分，本质上就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往往与没有完全接入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你所处的现实环境的生活方式有所背离。
只要你不是正星条旗或米字旗的西方人儿，那么你的生活方式越现代化的同时也就越西方化。即使受过认知训练，这种思维倾向也难以改变。既然你的生活方式是西方化的，那么你在文化上也就更倾向于西方，这不是因为别的，仅仅是因为他们跟你当下的生活方式更加相似。
什么是文化？用最通俗和不那么正确的方式来讲，文化就是独特的生活方式。所有的传统文化，无论有多少年根深蒂固的历史，在由鲜活的当下生活所构成的现代文化面前都不堪一击。
你所在的文化族群越贫困落后，就越难以自然的产生独特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高度正相关于生产力与工业化水平的、适用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就越没有竞争力去吸引人群按照此种方式生活，就越难以在于其他文化的竞争中幸存。
具体到所谓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这种现象就显得尤为突出，他们既对消费现代文化有着巨大的需求，同时作为他们母体的文化族群又没有足够的能力生产出足够的现代生活方式，尤其是适用于他们这种“我这个水平的人儿啊”的、独特而又区别于西方的现代生活方式。
接着，又因为西方目前是绝大多数现代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他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作品中经过包装和修饰的生活方式，以及其中包含的认知、思维倾向和意识形态，便自然而然的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主力消费者们脑海中First and Only的生活方式。
于是你以能用流利的英语在社交网络上谈笑风生为荣，认为必须要吃上牛排住上豪斯在游戏平台上全价买游戏，每周必保两次电影院，住所周围300米内至少要有1d4+1家24/7便利店，并且肯德基星巴克自由，才能称得上是过上了人的日子。在你生活的那个城市的那个特定街区，以上条件都能满足，而且只要镜头给的好，就完全分辨不出是在哪个大洲，重点是不要拍到交通标志上的文字。
只有iPhone的相机APP无法把你从背景里摘出来的时候，你才能意识到自己跟给曹大佐搬砖打灰的黑哥们是同一个种族。
但只要打开PS4握住Made in Japan的精英手柄，你就能立刻忘记这一点。
同时压根注意不到他们从你后院毛走的那块波纹铁皮能当他们家的房顶用八年。
你看电影，你用苹果，你玩主机游戏，你跟他们怎么能是同一个物种呢？
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无分精英还是非精英——本质上都是慕强的，也都是更看重物质生活的。
你觉得现在各国的精英知识分子被欧美渗透的像筛子一样，回到四五百年以前，那就是欧洲各国的知识分子被中国渗透的像筛子一样。
《马可·波罗游记》里面对中国进行的描述，姑且不论其真假，但在当时欧洲来到过中国的人的描述里，中国即便不能说是天堂一般的存在，但至少也比欧洲强很多。而当时还有一本《大中华帝国史》，记载了西班牙人来到中国后对中国留下的印象。你去看那本书的话，会发现当时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与今天很多人印象中的明朝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我就简单说几个在当时的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东西。
第一个是城市建设。因为当时欧洲的大城市一般都只有几万人，伦敦、巴黎这些地方也不过是十几万人，而中国的苏州、杭州、扬州、成都、长安、洛阳等等，无一不是几十万人乃至于上百万人的大城市，不仅城市更繁华，而且城市的给排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物流系统、安防系统等等也更完善。（当然，这是以当时的条件进行的对比）这些繁华的城市，构成了他们对于东方的想象，也让他们相信中国是更高等级的文明体。
第二个是文官制度以及科举制度。在当时的欧洲，中高级官员主要还是看血统，类似中国这种寒门子弟可以靠着写写文章就能当官并最终在中央担任高级官员，在欧洲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中国的科举制度无疑更符合“选贤任能”的标准。
第三个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教化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制度，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这种以道德教化作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在较大的范围内实现对社会的整体治理，比起欧洲这种散装政治体要好得多。
除了这些，能写的还有很多，但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就行了。
这些例子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一些封闭、落后、愚昧的东西，在当时的欧洲精英眼里其实是“先进”的代表。明朝时期的北京，固然交通混乱、道路扬尘、河道积臭，可那时候的巴黎街上还遍地屎尿呢。现在你当然能说出科举制的这个那个不好，可放到同时期的欧洲，你要是个泥腿子家庭出身还想当官？做什么梦呢。
但到了几百年后，当这些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中国，一切就都变了。曾经繁华的城市变得肮脏不堪，曾经代表了选贤任能的科举制度因为僵化而成为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而这一切的锅，又得儒家文化来背。
说到底，当时的欧洲人眼里，中国的经济更发达、社会更繁荣，所以中国的制度、文化等等，基本都是好的，是值得学习的。而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欧洲人眼里，中国已经不足为惧。
但其实在这几百年里，特别是明清这几百年里，科举制度的变化基本不大，城市建设的水平也基本没有太多发展。也就是说，科举制还是那个科举制，城市也还是那个城市，但就是因为观察点的不同，评价开始有了天翻地覆的差别。
今天的中国人，无论是题主还是其他人，在提到“欧美的文化影响”、“欧美的社会制度”等等的时候，默认的“美”=美加，默认的“欧”=人均GDP三四万美元以上的部分西欧国家，至于说墨西哥、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乌克兰、保加利亚、黑山、德左、土耳其等等，已经被他们开除欧美籍了。
而现实中更能代表这个转变的，恐怕就是台湾了。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大陆的人均GDP只有台湾的几十分之一，那时候我们看台湾的电影、电视剧，是深深地被震撼到的。在那个时候，除了常见的美吹、日吹之外，台吹其实也不在少数。而且由于两岸同文同种，反而让很多人坚信“这一定是体制问题”。但现在，往好听点说，很多人能以平视的视角来看台湾，往难听点说，很多人已经把台湾作为一个笑话来看。就算大陆未来要进行一些改革，至少也没有几个人会把台湾作为学习的样本了。
其实今天的台湾，依然有很多值得大陆这边学习的地方，比如说地价税制度、职教体系等。只是，在大多数人眼里，台湾因为整体上不那么好了，所以台湾的东西也就当个笑话看就行了。
这倒也不是说慕强就一定全都是件坏事，毕竟这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但在另一方面，因为慕强，绝大多数人既会合理化强者的合理性，也会对弱者身上的哪怕是优点也嗤之以鼻。在这个逻辑之下，所谓的“精英”，在这一点上与普通人几乎没有多少差别。甚至于提问者所说的“为何各国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容易被欧美渗透成筛子那样”，恐怕所指的也应该是英美法德，而非墨西哥、乌拉圭和塞浦路斯吧？
因为各国现在的教材，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教材，绝大多数源自西方，尤其美国。
温铁军曾说过，经过麦肯锡主义审核过的美国教材，就是经过意识形态的筛选和植入。
至于被“麦卡锡主义”漂白过的西方话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就是促使美国在二战之后的两极对立霸权竞争条件下形成意识形态化的绝对政治正确——即依靠“麦卡锡主义”重塑整个西方的思想理论体系、乃至教育文化体系，实质是包装和保障冷战话语——具有内在的绝对政治正确的所谓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然后，几十年都在用自由主义来进一步“洗白”所有的支撑这个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述。
也因此，今天各位所接受的照搬美国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乃是被冷战“洗”过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也是特朗普“美国中心主义”的这套“新殖民化知识体系”。
美国话语权战争无往而不利的根本原因，更得益于许多基本词汇的内涵就是他们别有用心赋予的，比如“人权、自由、民主、人权高于主权、自由贸易”等，一般人很难识别其陷阱，学者一旦全盘接受了西方赋予的内涵，只能沦为鹦鹉学舌、西方话语的传声筒、应声虫，美国之音的肉喇叭。
买办总头子老蒋居然骂胡适是“文化买办”，太TM传神了，可谓一针见血，没有和胡适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不会有这么精辟的定性。
另外，知识分子愿意接受西方的那套东西，是因为知识分子是天然的世界公民，谁出价高，就将知识出卖给谁，说到底还是屁股的问题。
美国大学教授大卫.科玆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中就很好的分析了，许多大学教授为什么会成为公知。
先简要介绍他研究分析后的结论：
1、苏联解体，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他引自美国社会学家的调查数据，苏共高层中近77%赞同走资本主义，而普通人中比例极低。
2、这些人认为，只有走资本主义，他们的利益才能合法化、最大化，并永传其子孙。
3、知识分子是赞同走资本主义的第二主力。
第二个积极拥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集团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相当软弱，它的绝大多数对当局俯首贴耳，只有极少数人站在反对派立场上，公开性和民主化才使知识分子成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集团。记者和电视评论员突然有了报道他们想报道的内容的广泛自由。作家、艺术家、演员和学者在新的条件下有机会向公众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知识分子为数不多，但极富煽动力，在公开选举中很多知识分子竞选成功。
令人惊奇的是，有这么多俄罗斯知识分子真诚地信仰资本主义。其中很多人，迷信那种理想的、充满了十九世纪色彩的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那是一个经济自由和一切人机会均等的社会，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可能比在纽约和波士顿有更多的支持者。这部分地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与原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很多知识分子走向了另一极端。如果官方传播媒介过去没有完全讲真话，真话也许就是他们过去所听到的反面。
但是，在这背后还有着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由于对外开放，知识分子们发现，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他们的同行在差不多所有的方面都享受高得多的生活水平。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西方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比较，更有特权，这种看法一般来讲是正确的，尽管经常有所夸张。莫斯科的知识分子经常向西方同行抱怨自己的物质生活只比蓝领工人好一点或差不多或一样，以此作为社会不公正的证据。
大卫•科兹：苏联解体原因是精英集团主张资本主义
非常简单，美联储不仅是世界央行，美国也是世界的股市，全世界的精英都把自己的财富放到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