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 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生
农村人不想种地不可怕，可怕的是农大毕业的学生都不想务农了。
2019年的时候猪肉价格飞涨，猪肉股票也飞涨，时不时还传出谁谁办了个养猪场，赚得盆满钵满的消息，但我一直不为所动。
2021年的时候猪肉价格暴跌，猪肉股票腰斩，时不时还传出谁谁挥泪卖种猪，亏得倾家荡产，但我只是一声叹息。
即便我是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毕业的，即便我的毕业课题就是仔猪腹泻。
我本科班级一共有28个人，猜猜最后进入畜牧业的有多少人？
0人，一个都没有。
大部分同学都去了体制内、动物医院、科研机构。或者像我，完全转行。
收入低是一方面，牧场的工作环境，工时要求，工作地点是另外的方面。
最火的时候，猪场场长的收入也到了年入百万的级别，但随着猪肉价格的直转急下，又落回了坑爹水平。
这样的工作性质，别说985的学生不去，211的学生不去，专科的学生也很难愿意去。
真正去的，也大多是为了自己的一腔热血，用爱发电，但这个电，又能发几年？
注意，我说的还是农林牧渔里，平均收入最高的畜牧养殖业。
等等，你说养猪很赚钱？
非洲猪瘟，了解一下。
环保一刀切，了解一下。
你要知道，非洲猪瘟一来，一死就是一大片，你投入几百万建的养猪场，几十万买的种猪，几万块买的饲料，就瞬间回不了本。
“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
与此同时，还有很多之前养过猪的、学过养猪，比你有经验、有资金、有渠道的人，在风口之下去养猪。你的猪都能顺利出栏，那些老手的猪，不也一定会白白胖胖么？到时候供大于求，冷冻成本又高，你是降价，还是不降价？
农村人不想种地，就不要逼着大家种，养猪户不想养猪，就不要逼着大家养。
美国的牛肉，从地球另一边走私过来，在黑市上只卖10元一斤，农户、物流、商家还都有得赚。
中国的猪肉，农户赔钱担风险、物流微利、商家小本经营、消费者高价买肉，都没多少实惠，为啥？
农民议价能力弱，议价空间小，生产技术低，饲料成本高，生产难度大，生产计划性差。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冷链运输杯水车薪，各个端口，价格被压得死死的，这都是问题。
我们一直说，要中国制造2025，要造大飞机、中国芯，但即便是最基础的农业，也是被美帝吊打的。
中美之间的事儿，我们对他们增加关税最多的是农产品，一个发展中国家，向一个发达国家进口农产品，很奇怪吧？
因为人家的农产品质量高、价格低，不断加关税，也能赚到钱。
曾经我们要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但不提高产值，不改变技术，不更新环境，不大刀阔斧改它个淋漓尽致，这18亿亩红线，除了能推高房价之外，还真是没有多少用处。
农业的问题太大了，完全不是我一个已经脱坑多年的人能说得清、道得明的。
但我能够知道的，是过去20年中国东南沿海城市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牺牲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群众的利益基础之上的。
在过去的20年里，城里的房价涨了多少倍？城里人的工资涨了多少倍？城里的服务价格涨了多少倍？城里人吃的鸡蛋、猪肉、大米、大豆油，又涨了多少倍？
现在猪肉因为非洲猪瘟+环保一刀切，一下子暴涨了许多，但即便是今日已经“疯掉了”的猪肉价格，也只是最贵34元每公斤。
而在2000年，当时北京的猪肉价格只在6-7元/斤，也就是12-14元/公斤。
20年，猪肉价格只涨了2-3倍。其他的农产品价格，还普遍不如猪肉。
相比之下，
北京的房价，涨了几倍？（2000年2k一平，现在五环外的期房都要55k一平）
平均工资，涨了几倍？（2000年1311元，现在没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普遍都要7K+）
煎饼果子，涨了几倍？（2000年1元/个，现在要7元一个）
理一个发，涨了几倍？（2000年2元/次，现在15-150不等）
北冰洋，涨了几倍？（这个我忘了，但7块一瓶也太……）
养猪的生产效率，涨了几倍？（没看到有相关的paper）
单纯的增收确实无法解决问题，可如果连让农民增收都办不到，又怎么能让农民们安心种地+养猪呢？
为了情怀，就要让人家喝西北风么？
作为一个农大毕业生，我能够帮助改变现状的方式，就单纯的只有离开农业，对，离开农业。
只有离开农业的人多了，地空得多了，从事畜牧业的人少了，那些留下的朋友们，才能提高生产率，才能赚到更多的钱，才能机械化、科技化，才有更大的议价空间。
文末，聊聊我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一段经历。
在塔斯马尼亚一个叫cygnet的小镇上，只有3000人不到的常住人口，但是却有2个全塔斯马尼亚最大的草莓农场（百亩以上）。
农场主分别是Jenny和她的儿子（明明就是一家啊摔！），农场固定的员工只有她的儿子（做销售）与她（做会计），还有一两个司机。
剩下的所有工作，全部都交给了我们这群按件收钱的背包客。在爆果（草莓集中成熟）的那个月，我光靠摘草莓，就赚了2万人民币。
你们猜，Jenny和他的儿子，每年会赚多少？
而实际上，其他国家的农民（农场主）都是这种工作人员少，忙不过来就雇临时工的模式。于是乎，不需要国家补贴，也不需要国家限价，所有人都有得赚。
前段时间回母校和博士师弟吃火锅，他说现在去内蒙养牛很赚。
我问为什么，他说找当地zf包个山头，把牛一放，基本什么不用管，一个农场1-3个人，却可以有几千上万头牛，兽医也都是几个牧场来回跑，根本不需要全职雇。
我一听，嘿，靠谱。
文末，总结一下：
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农业管理方式，无法匹配市场经济时代农民与农业的需求。
需要克服的问题有（但不限于）：
1.当前农业从业者的就业、薪酬、福利待遇无法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相比肩的问题。
2.农副产品的价格波动剧烈（以猪肉为例），且脱钩通货膨胀的问题。
3.农村“滞留”的不务农、不擅长务农的农民过多，以及农业院校毕业的学生从事农业过少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建议方向有：
1.将农业从业人员完全地“铁饭碗化“，类似于”公务员“模式，或者让市场充分流通并逐渐引导市场后，由市场筛选出愿意继续留在农业的人员。
2.减员增效。
3.通过农产品联盟、农产品期货等形式，让农产品、农业用品（化肥、种子等）的价格波动不再无序，让农业从业者愿意坚持长期主意。
我们经常讲：我们用8%的耕地面积，养活了19%的人口。但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用8%耕地面积，也消耗了世界上33%的化肥。
首先给大家介绍下什么是绿色革命呢？我们讲绿色往往都和生态连到一起。但是在农业生产上，我们讲绿色革命通常是指什么？是指一项革命性的技术，而导致的农作物产量的大幅度提升。
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那时候我们种植水稻是这个样子的，基本上就是高秆。但是这种高秆水稻有个什么缺点呢？当施肥的时候特别容易倒伏，倒伏就导致减产。
1956年，我们国家华南农学院的黄耀祥先生，就用广西的一个农家品种矮子占，和高秆的水稻品种去杂交，培育了第一个矮秆品种叫广场矮。十年之后的1966年，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所，同样用我国台湾省的一个农家种低脚乌尖，和高秆水稻品种杂交，培育了第一个半矮秆品种叫IR8。这个矮秆品种和半矮秆品种的培育和推广，使亚洲的水稻产量获得大幅度提升。
上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的水稻亩产大概是164公斤，但是到70年代初，我们国家水稻产量就已经到238公斤，单产提高了45%，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第一次水稻绿色革命。为什么高秆变矮秆，水稻产量会有大幅度提升呢？从遗传上讲，实际上高秆变矮秆，就是一个基因的突变叫Sd1。矮秆水稻由于它对肥料不是特别敏感，也就是说：你施肥，它不至于倒伏，所以这时候施肥，产量就会提高。
结果我们看：上世纪绿色革命以前，1958年~1963年，我们平均每施一公斤纯氮，能够增产15~20公斤的稻谷；但是到8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施一公斤纯氮，就增产9.1公斤稻谷；然而现在，我们每施一公斤纯氮 大概增产5公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因为矮秆品种对氮肥不敏感，所以农民就有一种观念：“施肥越多，产量越高”。这时候育种家也会有一个观念：“我要适应农民的需求或者适应市场需求，培育耐肥品种，这样农民就可以拼命施肥。”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绿色革命，导致化肥利用效率大幅度降低。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从1950年~2010年 这六十年中间，我们国家粮食产量增加多少呢？是4.13倍。但是我们国家的化肥用量增加多少？100倍。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 ，红色这一部分，到2015年我们国家施肥6000万吨，不是6000万公斤，是6000万吨。我们国家的施肥，占全世界化肥总产量的33%。
我们国家的化肥利用率，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 30%，那么我们就会问，还有70%干嘛去了？
其余的化肥，有很大一部分，流失到江、河、湖、海，不同的水体里面，这就是我们经常发现的，水体的富营养化污染。
还有一部分，以氮氧化物和氨的形式，挥发到大气中间。当然氮氧化物，我们很多人都耳熟能详，我们知道，雾霾的组成成分是：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可吸入颗粒物。也许大家不知道，我们这里面有一个被忽略的，雾霾的真正的元凶，就是吸附在可吸入颗粒物上面的铵。
有统计数据表明，在轻污染天，硫酸铵和硝酸铵的质量浓度总和，占着PM2.5的20%；在重污染天可以高达40%~60%。你可以想象，我们吸入的可吸入颗粒物，如果含有40%~60%的铵是什么状况？
还有一组数据，京津冀地区，每年、每平方公里的氮沉降是多少呢？6.1吨，氮沉降的主要成分主要是铵。那么铵主要从哪来的呢？其中40%是来源于化肥的污染，我们经常讲，汽车也停了，工厂也关了，但是雾霾照旧。
除了前面说的污染以外，生产一吨的氮肥，我们还需要消耗2.8吨的优质煤，1600度电能，同时造成大概2.5吨的碳排放。我们可以看到，氮肥的生产，实际上也是一个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
从前面我们讲的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感觉到，以前我们讲的绿色革命，从生态和环保角度来讲，其实并不“绿色”。
1999年，我们国家三位科学家，就想怎么改变这种局面，有没有可能通过品种的培育，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大幅度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投入，所以提出：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的“新绿色革命”理念。
如果我们要实现这一宏大目标，首先要知道，怎么能够从植物中间，找到控制氮肥利用效率的基因。我们知道，水稻95%是种植在亚洲，亚洲栽培稻有两个主要亚种：一个叫籼稻，一个叫粳稻。我们很多朋友知道，籼稻种植在南方，粳稻种植在北方，所以籼稻和粳稻，温度的耐受性，还有株型，口感都不一样。东北大米，北方人都喜欢吃，南方主要是杂交米，所以口感也不一样。
2001年，当时我回国没多久，育种家告诉我一个非常令我吃惊的事：籼稻和粳稻之间有非常大的区别，就是肥料的利用效率，籼稻比粳稻氮肥利用效率要高30%~40%。我们就在想，能不能通过一种新的技术，让粳稻具有像籼稻一样的，氮肥利用效率呢？在相同的产量同时，我们就可以减少30%~40%的化肥。
我们团队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克隆的第一个基因叫NRT1.1B，解开了氮肥利用效率之谜。如果我们把籼稻的NRT1.1B，通过杂交的方法转入到粳稻里面以后，就可以实现粳稻氮肥减半而产量不减。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籼稻有氮高效基因，育种可以选育出来，粳稻没有呢?
我们就对籼稻和粳稻的野生稻祖先的NRT1.1B，进行跟踪分析，在籼稻的野生稻祖先中间，含有两种基因型,也就是说两种突变，一种是氮高效的，一种是氮低效的。在我们育种的选择过程中间，我们先民不停地选择，差不多一万年，把氮高效的选出来了。当我们去看粳稻的野生稻祖先的时候，它只有一种氮低效类型，那么你可以知道，因为它没有氮高效的，无论你选多长时间，无论是一百年、一千年或者一万年，它还是氮低效的。
这一结果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启示：我们育种，实际上从野生稻到农家品种，从农家品种到现代品种，经过上万年的时间，在选择过程中，我们丢掉了很多基因。
我们在近一百年左右育种过程中间，是不是也丢掉一些好的基因，特别是当我们大量施肥，去筛选耐肥品种的时候，是不是把一些氮高效的基因丢掉了呢？如果是，我们能不能通过现代测序方法，把这些现代品种中间，丢掉的氮高效基因，从早期的农家品种中间找回来，去改良现代品种，所以我们必须找到，这些在氮肥施用之前的农家品种。
我们得知，美国农业部在过去一百年期间，从全世界116个种植水稻的国家，收集了18412个水稻品种，这些水稻品种绝大部分都是农家品种，也就是在施化肥之前的品种。当然一万多种实际上是很多的，我们很难去做，所以我们通过分析田间表型和序列，把18000多种逐步减少到203种，我们叫水稻的微核心种质资源。
微核心种质资源，也可以代表全世界不同地方的，水稻多样性。这张地图大家可以看到，是203份品种的不同的类型，以及在全世界分布情况。
我们和华大基因合作，把所有的水稻品种基因全检测了，因为我们知道，表型都是由基因决定。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就四个碱基 A、G、C、T，哪些是编码氮高效基因，你是不清楚的。
为此我们和华南农业大学的廖红教授合作，把这些品种都种植在含氮不同的田里面，低氮、中氮、高氮，去看它产量要素的变化情况。然后把基因型和表型，通过计算生物学和群体遗传学，还结合其他的多重组学去关联，看在水稻的染色体什么地方存在氮高效基因。
非常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在第六染色体上，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这就是TCP19氮高效基因。我们通过在所有水稻品种中，序列比较的时候就发现，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个氮高效类型，一个氮低效类型。
所有品种在田间我们都种过，种了以后，把TCP19氮高效类型或氮低效类型，和田间的表型去关联的时候就发现，氮高效类型的基因，它在田间产量性状要好，氮低效的基因在田间产量要差，所以这两者是高度关联的。
这时候我们就想把氮高效的基因，通过杂交转育的方法，转到不同的氮低效基因品种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低氮和中氮条件下，如果把品种改良的，含有氮高效基因的水稻种下去，它的产量可以提高20%~30%。
这是一张亚洲地图，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蓝色、有红色、有紫色，不同的颜色代表土壤里面氮的含量，蓝色越深，代表土壤中的氮含量越低；红色越深，代表土壤中氮含量越高。你可以看到，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是蓝色，中国华南地区可以看到是红色，到东北和日本是紫红色，土壤是不一样的。
如果把这些地区的不同基因型(氮高效基因型，氮低效基因型)的水稻，进行分析后，放在这个地图上，你就可以惊喜的发现：在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含氮高效的水稻品种是96%；到中南半岛70%；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30%；到中国的华南地区 7%；到了中国东北和日本，氮高效的品种仅仅是5%。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土壤氮含量越低，氮高效品种越高，土壤氮含量越高，氮高效品种越低，所以含氮高效TCP19水稻比例，和土壤氮含量呈负相关。
如果我们进一步把这些细分到不同的国家，你就发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孟加拉国，氮高效品种占81%，马来西亚78%，印度尼西亚77%，到美国21%，到韩国、日本6.7% ，中国6.5%。也就是说像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美国，施肥越多，氮高效品种越低，施肥越少，氮高效品种越高。
这项工作，今年元月六日发表在《Nature》上面，这项工作发表以后，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我们进一步和著名的育种家姚海根合作，把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氮高效基因，转移到我们现在栽培的主栽品种中。
2017年，他们把这个品种送到华中农业大学，由一位栽培学家彭少兵老师第三方去栽培。你可以看到，早期种下去是看不到差别的，这是把肥料从每公顷180公斤减少到100公斤，就是减掉44%的氮肥，到后期你可以看到，没有改良的这些材料，叶片变黄，我们改良的这几个材料，可以看到叶片还是深绿的，最后收获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改良的水稻品种产量可以折合，每公顷9.22~10.17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国家平均每公顷水稻产量是7吨。
2018年，他们又重复了这个试验，这是一个航拍的数据，在三块不同的田里面可以看到，红色是我们送去的改良品种，它呈现深绿色，那么每公顷也可以达到10.6~11.7吨。
氮高效改良的水稻，在减氮44%的情况下，产量还可以达到9.2~11.7吨，这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希望。在2019年，我们这三个品种，被科技部重大专项组，认定为首批”绿色超级稻”品种。
大家设想一下，我们国家每年种植水稻面积多少呢？4.6亿亩。每亩施化肥平均在20~25公斤，那么每年化肥的投入是多少呢？大概是450亿人民币。如果我们能够减30%的化肥，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减少130亿元人民币的化肥投入，同时可以减少很多的污染源。
还有重要一点，想提醒大家，刚才我们讲的是在减肥的条件下，实际上产量并没有显著的降低。那么这时候我们也可以提醒我们的农民朋友，不需要大量施肥，不是肥料施的越多，产量越高。
所以只有我们配合起来，从品种到栽培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真正做到，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通过科学造福全人类。
本文作者：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储成才
授权：CC（Created in China）讲坛
编辑 ：王海龙
我的家乡在云南的一个小村庄，最近20年，特别是最近10年，这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20年前，我们村的房子，如上图所示，一眼望过去，基本全都是土坯房。当时农村的房子，就是以木头骨架，用土坯垒起来，再盖上瓦片建起来的房子，近看如上图所示。
那时村里还没铺水泥，全是土路，一到下雨，地上全是水潭、泥坑，夜晚又没有路灯，鞋子踩脏了还不算，不小心就会滑个狗啃泥。
如果你有机会走进农户家里，会发现里面光线昏暗，到处是烟熏火燎的痕迹，地面积着的灰尘仿佛怎么打扫都扫不干净，不时有苍蝇在家里围着嗡嗡地飞，大家也都习以为常。
一、村里面貌的第一轮巨变，是“人走出去”的结果
对于没能通过高考走出乡村的大多数人，过去20年就是打工的20年，打工的主力军是70后、80后。
他们之所以选择出去打工，是因为打工比种地划算。种地辛辛苦苦一整年，勉强只能温饱，气候好的年份，稍微有点结余；遇到气候不好，一家人吃饭都成问题。
而选择去打工，省吃俭用一年下来，哪怕选个相对轻松的活，每个月只有3000块钱包吃住，他们把自己对生活的需求压缩到最低，一年都可以结余2万多块出来，也远比在家种地要划算。
同样一个人，他在农村做农民，辛辛苦苦赚不到钱；到了流水线，可能还没有在家种地辛苦，收入却翻了好几倍。这是因为工业化大生产、专业分工的效率，比农村自给自足、一个人从头干到尾的效率要高很多。
如果愿意到特别辛苦的建筑工地干活，收入还能翻个倍。
所以对于70、80后的打工者来说，他们的梦想，就是把家里的土坯房掀了，重新盖成亮堂的砖房，所以他们才愿意背井离乡，把孩子和老人放在家里，去外面打工。
他们每年回家，相互之间交流得最多的就是打工生活。
七八个人挤在郊区的小房子每个人只有一个床位，这种大学生天天吐槽的事情，几乎从没听人提出过抱怨，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有个床可以躺下睡觉就行了。他们相互询问最多的，只有三件事：
一是工资多不多；
二是包工头或者老板会不会克扣工资；
三是伙食怎么样，每顿有没有小荤，菜里油放的多不多，多久可以吃一次大荤。
从中不难看到，他们对生活的要求有多低。
至于加班，他们不是抵制，而是努力争取让自己可以多排些加班时间，因为这样每个月收入才可以再往上涨一点。
就是这样，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我们村上面大家所看到的瓦房，几乎全部拆除了，大部分人家都换成了2-3层的砖房，每层100多平的样子，造价三四十万，大概像下图这样：
所以整个村子的面貌也变了，大概像下图这样：
而且这几年大部分人家都买了车，有人买的小型面包车，也有人买的越野系列的车，一般价格在10万左右。
生活条件的改善，非常明显。
其实仔细想想，这一轮农村面貌的变革，和当年沿海省份的穷人跑到经济相对发达的海外工作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那时的事情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这一轮农民工进城务工发生在国内的乡村与城市之间。
二、村里的第二轮巨变，是“钱引进来”的结果
换在10年前，以我有限的认知，实在无法想象像我家乡那样的农村会有什么发展前途，因为劣势太明显了：
1、土地资源匮乏，人均土地拥有量很少，只有两三亩；
2、土地不肥沃，农业产量低，即使使用化肥，如果光靠农业，养活一家人也比较勉强，很难有余粮；
3、除了土地和人口，没有其他任何资源，包括旅游资源也没有。
然而，10年后的现在，发现村里居然通过土地连片承包给资本，搞起了大棚，种植蔬菜、水果、药材，一眼看过去，田间地头变成了下面这样的模样：
大棚里面有种蓝莓的，有种香菇、瓜果的，还有种三七等药材的。
我特意问过村里人，土地承包给外地老板，他们能拿到多少钱。
他们说：“老板按照800元/亩/年的租金给我们。每年给，直接打进卡里。”
我问：“如果这地不租给老板，自己种，一年下来收入比这个高，还是比这个低？”
——“如果种玉米、土豆，刨除掉化肥投入，一亩地一年800块差不多。如果自己种万寿菊（一种经济作物，用来提炼精油），收入会比800高些，但也高不了多少。”
我接着问：“你这没算你自己投入的人工吧？”
——“人工没法算啊，反正你闲着也是一天，干活也是一天，日子都会过去。”
我只好换个问法：“你们现在不是给包地的老板们打工吗？一天能拿多少钱？”
——“如果在大棚里干活，一天90；如果在露天的地里干活，一天80。”
“那一天要工作几个小时呢？和给自己家干活相比，哪个更累些？”我接着问。
——“早上7:00到地里，干到11:00自己回家吃饭；下午1点再到地里，6点半下班。如果加班的话，每小时10块钱。这样干下来，其实不算特别累。因为都是些摘瓜果、摘香菇之类的轻活。”
他说轻活，与之相对应的重活，是指以前自己家种地，因为没有任何机械化，所以只能扛着锄头挖地，以及用担子把粪肥从离地五六里的家里挑到地里这种特别费力的活。
“那这样的活，每年能干几天？能有个200天吗？”我又问道。
——“200天没有，大部分人一年130天到150天左右，一年下来能有1万多收入。”
“如果算上这一年到头的工钱，是不是还是比自己种地要划算？”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那当然是了，我们这种穷地方，以前自己种地，能糊口就不错了，哪里会攒得下什么钱！”
这一轮巨变，之所以能发生，一方面是因为国家过去20多年，搞村村通、万村工程，把水泥路、柏油路修到了乡村，为物流进入乡村提供了可能性。
另外一方面，农村土地能够连片出租，是资本愿意顺着物流通道进入乡村投资的关键，如果土地没有连片出租，资本根本没有进入云南乡村的可能。关于这一点，我在第三部分详细说。
三、三权分置改革对远离城市的农村意义重大
一般人肯定都知道，以前农村的土地制度，叫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简单来说，就是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但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在农户手里。
最近几年，国家对农村的土地制度做了一项重大变革——三权分置改革。三权分置是指土地所有权依然为集体所有，拥有这个村户口的农民从村集体把土地承包出来拥有承包权，然后资本再从村民手里把土地租过来获得经营权整块运作。
很多文章对土地所有制缺乏理论认识，把现在很多地方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三权分置”改革与“土地兼并”完全混淆了。
如果允许城里人或者说资本到农村买土地，买了就变成私有土地，这叫做”土地兼并”，是土地所有制的变化。
而三权分置改革，只是把经营权拿出来入市，并没有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
这样既保证了土地性质不变，同时村民作为承包人每年可以以地租的形式获得固定收益，当然，也有资本会一次性把10年、20年、30年的地租一次性支付给农民，但这只对上述分析的第二方面有影响，对土地所有制性质没有影响。
资本进入农村，承包了村里人的土地，可以把土地平整之后，变成大块土地，通过小型机械化提高生产效率，也可以用来建大棚种蔬菜、种药材、种鲜花，如果土地在城市还可以建写字楼、工厂或者建长租公寓——这样有利于解决承包到户造成的土地过分分割导致的耕种效率低下，属于对束缚了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不管对国家经济发展，还是农村经济发展，都是好事。
和原先各地自发地去搞的模式略有不同之处在于：允许私营资本获得农村土地的经营权，但承包权归农民，所有权归村集体。
而对于那些远离城市的农村的而言，三权分置这一制度变革的意义更加重大，如前所述，因为曾经在帮助农民解决温饱问题起到一定作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目前已经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原因很容易理解，每家只有一小块土地，过于分散，一方面没办法进行规模化种植，另外一方面没有推进机械化种植，而且由于农村年轻人口大量涌向城市，许多农村土地实际上处于撂荒状态，并没有参与经济活动。
通过三权分置改革，可以把土地集中起来，交由资本集中运作。
对资本而言，他们愿意到农村投资，是因为有利可图，中国过去20年在农村投入大量资金，修路、修水库、修水渠，这些沉淀到农村的基础设施，降低了在农村建农场、搞大棚、种药材的物流成本，对于那些在城市已经无利可图的资本而言，流向农村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对国家而言，原先农村不管是道路、水利还是扶贫，只能完全依靠国家投资，现在通过三权分置，把从农民手中集中起来的土地大块地交给资本，资本利用资本本身的优势，引进专业的农业技术、人才、管理，能有效推动当地农业向更高水平发展——其意义，和招商引资其实是一样，只是传统的招商引资发生在城市，而三权分置所导向的招商引资战场在农村。
对于农民而言，账应该自己去算，如果土地自己种更划算，那就继续自己种；如果觉得直接参与集体整合，租给资本划算，那就拿了租金，然后变成给农场打工的“农民”——比如在我自己家乡的云南某地农村，很多农民都选择了这种方式，目前他们保留了一些不在可以集中利用的范围内的土地自己耕种，能被整合的土地都租给了资本，因为这样更划算。他们平时除了种依然自留的那部分土地，其他时间就给资本打工，一天有80-100块的收益。这样的收益比起去广州工厂打工，只有一半，但免去了背井离乡之苦，可以在家陪孩子上学，所以很多家庭丈夫外出打工，妻子在家给农场打工。
当然，其实农村里也会有种特殊情况，有的人一家人进城去做生意或者别的，完全脱离了农村，如果换做以前，只有把自己的土地卖给同村人一种选择。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农民也可以选择把土地归还给村集体，注意，他们归还的是“承包权”，也就是不承包了。
如上图所示，这是有偿的，但从原理上来说，这也并不是“土地兼并”，因为宅基地退出之后，所有权还是归村集体的，而非个人。
村集体收到的，如果是村民退出的宅基地，还可以拿到省内土地指标市场去交易。比如在云南，昆明这样比较大的城市，建设商品房用的宅基地指标不够用，而全省各个农村有不少农民因为居家迁徙离开了农村，所以把宅基地退了出来，就累积了不少宅基地指标，那昆明就可以在省里的土地指标交易市场里购买农村的土地指标，用作昆明的住宅商品房建设。
目前土地指标只能在省内交易，国家正在搭建全国性的土地指标交易系统，未来云南的土地指标，也可以卖给上海——毕竟同样是一亩地，上海能出的费用，肯定比昆明要高很多。
四、总结
我家乡所在的乡村的发展之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样本：
第一轮发展“人走出去”，本质上是因为当年本地因为路不通、物流不畅，不具备发展条件，所以只能人走出去，到城市里与工业化流水线结合，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有经济学家测算过，同样是一个人，进入工业化流水线所能创造的财富，大概是被绑在土地上的20倍。我们暂且使用这个理论，假设下这个人做农民一年能创造2万的财富，那做流水线工人则能创造40万的财富。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做工人，哪怕政府提了25%、雇佣你的企业提走了50%，你自己还剩下25%，也就是10万，也是远远比你留在农村做农民划算。
这个角度只要一说，相信大家都能理解，但事实还有另外一面，可能很多人容易忽略掉——对于我们家乡那样人均土地资源匮乏的乡村而言，一部分外出打工谋生了，留在村里的人，人均可用耕地就变多了。这也是生活能更好的原因之一。
第二轮发展“钱引进来”，本质上是因为国家前期对基建，包括遍布全国的高铁路网、高速路网，还有遍地开花的机场，以及村村通、万村工程，以及各种水利设施的兴建，降低了物流成本，让原先不适合农业产业化的农村，变成了值得投资的土地。
如果没有国家前期的各类基础设施投资，没有发达的物流系统，哪怕有三权分置改革，资本也不可能跑到我们村那样的地方去投资。
资本到当地投资，和当年外企进入中国的意义是类似的，带来的不仅是资本本身，还有种植技术、种植人才、先进的管理经验。
这些技术、人才、经验如果能像中国的工业一样，从早期的引进外资，逐渐本地化，能为农业从到到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回复评论】1、“如果没有完善的保障，建设完成后，某些人闹一闹，把资本赶走，自己摘桃子的事情也是有的。”
——通过三权分置，把土地成块，吸引外来资本投资，其实和当年城市招引外资一个道理：都是利用土地、廉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招商，不同之处只是，城市招商引资发展的是工业，农村招引外资发展的是经济附加值更高的经济作物种植业。
如果村里的人从城市来的资本那里学会了技术、管理，而且自己手里又积累了资本，当然会选择自己另立门户单干。以前城市招商引资的时候叫国产化，现在三权分置的时候可以成为“农村本地化”。
只要不是明抢，偷师学习其实没问题。
2、“在地里干活才80块/天，这不是压榨廉价劳动力吗？”
——是啊，是很廉价，所以对进入农村的资本来说有利可图呀，就像当年中国的工业能发展起来，廉价劳动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这样的收入对于很多外出打工者来说非常低，但相比农民自己种地，又划算得多。
一、高效、协作的全国农业技术研发推广体系
鉴于中国“半工业化的小农经济”的现实情况，乡镇以下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基本崩溃的现实情况，应：
1、首先，农科研发和教育投入必须得到保障和加强。2009年（国家数据 中的最新数据，其它地方也未找到更新数据），中国农、林、牧、渔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13.45亿元，仅占当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59311.32亿元）的0.02%多点，远远低于农业强国以色列3%的比例，农、林、牧、渔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折合全时人员更只有1.22万人年，和中国庞大的农业农村规模极不相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应用十年左右时间逐步把农、林、牧、渔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当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例提高到2%以上。
2、高素质劳动者是集约化、产业化农业的基础，我们应把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大力兴建免费食宿的农村寄宿制中小学，保证所有农村适龄青少年上得起学，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失学不辍学。
3、必须尽快、至少在乡镇一级重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扭转乡镇农服中心人员不懂农业、不会农活、不做农技推广的局面。政府，尤其是农业农村部门应大力加强对农民进行现代农业适用技术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
4、在扶持、补贴和支持合作社（或农协）的规划和资金安排中，应纳入这个内容：合作社（或农协）由国家招聘列编农技人员常驻提供技术服务，政府根据合作社（或农协）的绩效考核支付工资；让每一个规模较大、具较好发展前景的合作社（或农协）都能拥有自己的农技中心。同时，支持并补贴合作社（或农协）根据产业发展需要提出的农技和职业培训计划。在合作社（或农协）能真正自主运行后，财政补贴更应主要用于激励、支持其下属农技中心积极运行、为合作社服务。以弥补农服中心人员只能下到乡镇一级，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深度、广度不足的问题。
5、要求各农科院校每年必须至少有一个科研项目与合作社（或农协）的农技中心，或县级以下的农技推广机构协作完成，以推进农科院校“科研与一线生产紧密结合”。
合作社相对于家庭农场最大的优势，就是能拥有自己的农技中心，可以实现“科研与一线生产紧密结合”；而不是同商业公司的农技研究推广中心一样，在商业公司办公室、试验田、培训中心完成研究推广并围绕商业公司的利润而工作。这显然更能高效、实用、适时地针对长远发展的需求和具体生产条件、制约因素开发新技术并进行试验、示范、推广工作。从现实来看，以色列、荷兰、丹麦等国的农业合作社或合作社的下属公司基本都有自己的农技中心；基布兹等合作社的下属企业：耐特菲姆公司、Bio-Bee公司等等，他们因应以色列恶劣气候的科研方向和应用，如良种培育、生物防治、水肥药一体化滴灌、保护地栽培技术（精准控制湿度减少病害等），等等，证明了：他们立足于农业长远发展和综合效益而非公司短期利润的科研方向明显优于被孟山都、先锋等垄断巨头主导的美国农业。
通过努力，希望最终能以农科院校+政府各级农服中心网络+合作社（或农协）的农技中心，基本形成一个全国协同合作的，不同层次、不同门类、专业和技能较为齐全的职业培训和农技推广网络，实现科研与一线生产紧密结合，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基础问题和技术瓶颈，引导农业科技发展方向。
二、正确的农业科技发展方向。
要实现耕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并举、提高耕地生产率为主的集约化农业；其核心在于正确的科技发展方向——即：农业科技发展不应只关注产量或利润的提高，更要把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益的提高置于一个核心的位置。
但在这场数亿“碎屑化”农民对数十大型商业公司的博弈中，农民是必败无疑；农民只能依赖于商业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只能被商业公司及为其服务的研究机构主导农业科技发展方向。农科研究由与生产一线结合变为与市场营销结合的现实，让确保“正确的科技发展方向”极为困难。
如果有足够的利润，没有需求商业公司也会创造需求；如果没有利润，商业公司就会无视政府的要求和农民的需求。农民拥有的只是虚假的选择权利。
例如，面对绿色安全农产品的需求。一方面，在小众农产品上，商业公司可以妖魔化农药、化肥、转基因，通过炒作来创造需求，以销售价格极高的“生态产品”。另一方面，在大众农产品上，商业公司可以研发并提供“高价高效低毒低残的绿色农药”的选项，但不会提供“高效廉价安全的农业综合防治方案”的选项；虽然后者才能大量生产真正绿色安全的大众农产品。
原因就是在“农业综合防治方案”中商业公司没有利润或不好找利润切入点：利用金小蜂防治越冬红铃虫，利用赤小蜂防治蔗螟，利用苏芸金杆菌防治玉米螟和粘虫……等，必须配套综合防治方案且效率太高以至利润微薄（某些情况下几亩地的农药钱就能管数十上百亩，有时还能重复利用），所以商业公司利润只能依靠收取综合防治技术方案的指导服务费。但收取指导服务费又必须向每个家庭农场派遣“半常驻”的技术服务人员实地指导及时应对各种情况，实现另一种形式的“科研与一线生产紧密结合”。可由此增加的巨额人员费用又将吞噬商业公司利润，而且指导服务费也不见得能一直收取；远远不及单纯研发推销各种“绿色农药”的利润稳妥丰厚……
极端一点，如果综合、科学地采用改变耕作制度、实行轮作和间作套种、选用优良品种、调整播种期、合理肥水管理、消灭病虫草源、生物防治、科学节制用药等，就能基本控制病虫草害的“农业综合防治方案”完全成熟并全面推广开，虽然农民短期和长远效益都将大幅增加，但农药销售产值和植保方向商业利润都将至少下降一半。
在利润驱使下，商业公司的农科研究和农技推广行为就只会引导农户更多地、无上限地增加投入化肥、农药和各种农机具等生产要素，而不是“合理配置各项生产要素”，提高利用率。结果就是现在中国农业还没有美式的高劳动生产率就先有了美式的高消耗，能量的“投入产出比”逐年下降，甚至亩均化肥、农药用量已远高于美国，土壤污染和退化愈演愈烈……以消耗6000万吨化肥（折纯）200万吨农药（原药）260多万吨农膜为基础年产6亿多吨粮食，这是中国工业的骄傲，却是农业的耻辱。
所以，必须确保全国农业技术研发推广体系的“科研与一线生产紧密结合”，以政府的正确、清醒、强力的行政介入和巨额资金投入及时纠偏，确保“正确的科技发展方向”。
三、实际上，认真看完上面两条后，就会发现我们最需要的是：
深度整合的农业合作社模式
说中国农业“大”，也确实是真的“大”。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中国用约18亿亩耕地生产了6.12亿吨谷物、9786亿美元农业总产值，两项均是世界第一；而美国用约24亿亩耕地生产了4.67亿吨谷物、1779亿美元农业总产值；美国的“单位面积耕地产值”仅中国的14%。说中国农业“弱”，也确实是真的“弱”。取得前述成就，美国包括农场主和流动农业工人共投入约600万人，而中国投入了近2亿人（不包括农民工），“单位农业人员产值”是中国的6.2倍。
所以，中国要从农业大国走向农业强国的困难首先在于：通过不计代价的人力物力投入，我国农业亩均产值虽不及粮作占比较小的以色列、荷兰、日本，但也居世界前列，是世界平均3.5倍和美国7倍。现因农业农村优质劳动力大量流失使旧模式无法维持，必须全力依靠技术进步，在农业优质从业人员“大失血”式流失，后续无人的情况下，确保“单位面积耕地产值”不仅不能下降，还必须有很大提升。
另一方面，现实情况是：因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所固有的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小、散、多的特性，极不利于农技推广；且进入市场后信息不对称，规模不对等，运输物流不经济，抗风险能力极差，在市场经济中必定极为弱势；碎屑化的农民单凭自身努力而非共同合作抱团取暖，没几人能在市场和资本这两个克苏鲁样恐怖巨物的挤压下生存，更谈不上发展。
很普遍、现实的场景：
批量农产品购销：农户=》小收购商（如本县有大型批发市场就没有这个环节）=》产地批发商=》销地批发商（部分超市没有这个环节）=》零售商或超市=》市民。
问题是：
1、因不具备合作社和农协模式的直销超市、零售商能力，此模式的农产品汇集、转运、分发环节太多，不仅中转时间长、损耗大，且每个环节都会被加价50%~200%，有时田间地头1元钱的瓜果蔬菜到了市民手中可卖上10元，农民却毫无利润可言。
2、一个大型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中，交易的一方是一县或数县的数十万农户，每户供货通常数百至数万斤；另一方是数百批发商，每户收购通常数百至数万吨。而在所谓的“头部效应”下，批发商中有实力有渠道有资金能收购数万吨的就那么几家。时机恰当合计一下认为有利可图或能减损止损，再在中小批发商中串通一下，利益所向自是从者纷纷，压价抬价也好，拒收惜售也好，都是水到渠成的事。而在这个博弈中，因体量悬殊、信息落差，农户对此是基本毫无议价能力、反抗能力；因是“市场经济”，政府的干涉能力也非常有限。
于是，“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向钱葱”等等和滥市滞销是轮番上演。菜价高涨时农民分润很少却可能被误导盲目扩大种植规模；滥市滞销却总是农民血亏，而批发商最多小亏有时还能大赚。
所以
只要是真诚地为农民利益考虑，而不是为抬杠或其它什么因素，即使再怎么不喜欢“合作”，排斥集体经济，反感能够强力协调整合农民农业生产的农民合作社，但至少也应反对现在的农民高价进（购买农资是最高的零售价）低价出（出售农产是最低的地头价）、受制于人的农业模式吧？至少也应积极支持农民合作组建能提供统筹营销服务、越过中间商直接联系农资厂商和超市菜市的日本式“农协”吧？至少也应积极支持农民合作协商协调管好用好各种惠农设施而非放任其锈蚀废弃吧？至少也应积极支持农民合作抱团取暖在市场上取得更好的议价地位搞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吧？……
鼓吹“市场”和“自由竞争”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完全无视了这一事实：碎屑化的农民在克苏鲁一样的市场、资本之前，毫无议价权可言。
只有“深度整合的农业合作社模式”能实现“科研与一线生产紧密结合”和“正确的科技发展方向”，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耕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均能持续较大提高的集约化、产业化农业。
只有这样，并结合议价权提高的收益，才有希望大幅提高留乡农民收入，逐步实现农民享有与市民相当的收入、福利和保障，在农村人口大量减少的背景下逆转农业优质从业人员流失趋势。最终，依靠高素质劳动者推进“正确的科技发展方向”实现从农业大国走向农业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