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的高福利或低福利社会都不够完美，而真正的最优解还是既有高福利也有低福利的二元制福利体系。
比如组织一场赛事，为了能筛选出最优秀的运动员，通常都把福利留给优胜者，很少会考虑那些没进入排行榜前三的众多运动员。因为只有这样才会点燃参赛者的欲望，激发参赛者的潜能通过竞争超越自我。试想一场比赛如果真的友谊第一，拿不拿冠军领到的奖励都一样，那还有运动员愿意拼命，给观众一场盛宴吗？
但赛事的竞争也必须是有一定规则或者说底线，否则闹到最后只能船沉了大家都活不了，而执行这些规则或保护这些底线的则离不开裁判员这群人。那么想想看，如果裁判员既没有高福利保证，或者福利变成由运动员决定的制约制，也没有足够的权威可以在裁决时不受外界干扰，那这场比赛还能有什么公平公正或者说观感吗？
从组织比赛就可以很明白地看出，社会福利制度必须针对社会的不同群体有所不同，这样才能因人而异让社会处于高效且平稳的状态。比如私营部门应该把福利更加向竞争的优胜者倾斜，甚至要给予一些竞争失利者负福利惩罚，这样才能促使私营部门处于高能高效和充分地自我调节之中。
具体来说，比如随便一个低端工厂的基础工人单月的工资都能买得起几平方的房子，没有要给看病上学养老存款的压力，他们还会有动力多吃苦多努力工作赚钱吗，他们还会回家拼命教育孩子好好学习将来从红利人口变成红利工程师吗？当中国的产业人口失去奋斗和充分参与竞争的动力后，中国还有竞争力可言吗？
反过来讲，如果政府等公共部门的员工还需要担心住房医疗和养老以及随时被辞退，那私营部门还会有一个可以公平竞争的环境吗？比如香港警队的警员既买不起房也没有租金低廉的警队宿舍，还要堤防末位淘汰给退休和生病后存钱，那自然有黑恶势力或境外势力帮忙把这份福利补上，最终吃亏的还是私营部门。
因此，好的社会体系一定是维持公共部门丰厚的福利消除后顾之忧，而私营部门的福利则一定要考虑到会不会影响人的斗志和整体的效率。正所谓最优解还是高低相结合的二元制社会福利体系，既有稳定也有效率。
这种说法最初来自历史教科书，但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它的逻辑是因为福利高，所以不愿意工作，只愿意白嫖，所以懒汉很多，社会发展停滞。
这种相对粗糙的推论必须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人类会厌恶、逃避一切工作吗？
在早期马克思那儿，清楚区分了“劳动”和“异化劳动”：
低福利社会产生的异化劳动：
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高福利社会的劳动：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
因为自己长期处于低福利状态而以低福利下的劳动看待一切社会的劳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第二，养懒汉是一种道德错误吗？
假设高福利社会出现了一个“搭便车者”，我们甚至可以称其为“剥削阶级”，因为他占有了别人的社会资源。
这一过程的问题是“任何情况下，剥削都是一种错误吗？”
我们可以看到的反例是抚养幼童、赡养老人、帮扶残疾人也是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占有，但人们并不会将其视作剥削。
这其中的区别在于，人们是否是自愿接受剥削的。
也就是说，剥削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一小撮人“寄生”，而在于一大批人别无选择，被迫出卖劳动力。资本主义的剥削令人讨厌，其本质在于它强迫无产阶级为之付出劳动。
如果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有较高的福利水平，能够自由的决定生活，去除剥削中的强制性因素，那么“养懒汉”并非是不道德的。
第三，出现一个懒汉＝出现一群懒汉？
“高福利养懒汉”的推论十分依赖这样一个前提，每个人都是毫无差别的。
实际上，即使当下中国的生活中，这也情况也没有出现：不少高档小区住着大量的老人，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处于“高福利”状态——自己有不菲的退休金，有几套房产，子女还能自给自足。然而这群人并没有统一的成为“懒汉”，有的会热衷于休闲，如广场舞、麻将、旅游；而有的仍然热衷于工作，如捡瓶子、当个保洁阿姨等等。
在充分自由的状态下，何以见得人类总是倾向于休闲而厌恶劳动呢？
多说一些的话，
高福利最初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观念，它要求平等的满足每一位社会成员理性、合理的需求。
这样，它的真正问题在于“适应性偏好”与“昂贵性偏好”上。
前者是说那些相对廉价的福利要求，比如一个长期贫困的老农民，即使突然给他很高的福利，他也仍然只要求满足生理需求，因为长期贫困使得他的认知不足以发展出更高层次的需求。
这种情况下，高福利做的不是过多，而是不足。
而昂贵性偏好则是那些需要耗费巨大社会资源才能满足的简单要求，比如一个人真诚的希望能去一趟火星自拍。这个要求虽然是理性且合理的，但会耗费巨大的社会资源，与他人要求的福利极度不平等。
这种情况下，高福利也不是不该做，而是还需要回应资源浪费与平等的问题。
可以看到，无论这两个问题中的哪一个，都不足以证成“高福利是一种不正当诉求”。
换句话说，高福利社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社会存在懒汉也是没有问题的，它需要的不是反对，而是如何进一步完善。
比如“适应性偏好”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教育、培养自主性、赋予能力的方式改变。
昂贵性偏好的问题则更可能不是问题，因为通过巨大的资源投入帮助残疾人变成普通人，同样是满足了一种昂贵性偏好，而这似乎是不该拒绝的。
因此重要的是理解公平对待到底意味着什么，而不是为了平等拒绝一切昂贵性偏好。
哪一条说明高福利社会的危害在于懒汉了？
从使用工具开始，人类不一直在为了一个充满“懒汉”的社会而不懈努力吗？
总有奴隶会为“奴隶制度的执行力高于自由社会”而沾沾自喜。
对国家对权贵对富豪而言我不知道，但对普通人而言：高福利好于低福利，高人权好于低人权。
这根本就是无需论证的事情。
首先要看是真正的低福利社会还是虚假的低福利社会。
真正的低福利社会：大雄和静香给小夫打工，一共赚了100块，大雄和静香拿20块，小夫拿62块，胖虎拿走18块：5块用于保护大家的财产，5块钱给胖虎家人花了，5块用来维持胖虎的地位（宣传胖虎好、压制反对派）。3块钱福利和其他公共开支。
虚假的低福利社会：大雄和静香给小夫打工，一共赚了100块，大雄和静香拿5块，小夫拿40块，胖虎拿走55块：5块用于保护大家的财产，20块给胖虎家花了（胖虎家人的饮食以及医疗、养老都有较好保障）。27块用来维持胖虎的地位，宣传胖虎好，雇佣打手对大雄和静香重拳出击，禁止大雄和静香组织起来反对小夫（罢工、集体谈判等），也禁止大雄和静香反对胖虎（手段无可奉告）。3块钱福利和其他公共开支。
高福利社会：大雄和静香给小夫打工，一共赚了100块，大雄和静香拿5块，小夫拿50块，胖虎拿走45块：5块用于保护大家的财产，5块钱给胖虎家人花了，5块用来维持胖虎的地位，25块钱福利和其他公共开支(以补助、医保、养老金等形式发给大雄、静香、胖虎家和啥也不干的懒猫多啦A梦)，因为发钱多，需要的人手也多，又额外花了5块。
真低福利支持者有很多理由攻击高福利支持者，比如说养着懒猫多啦A梦（积极性问题）、税收-支出的损耗（雇人发钱额外花5块）、高税收侵犯财产权等；高福利支持者则反过来说我有健全的医保体系等，你有吗。但通常来说，真低福利下的大雄和静香的确有更高的积极性。
但是假低福利就不一样了。且不说大雄和静香在假低福利社会里是否幸福——就拿假低福利支持者口口声声的“不养懒人”“积极性”来说，在假低福利社会里，当大雄和静香意识到，自己再怎么发挥聪明才智、再怎么勤劳奋斗，也不过只能拿到这区区几块钱，他们可能有积极性吗？摸鱼、怠工将会成为假低福利社会的常态。
如果有积极性，唯一的积极性，不是打工的积极性，而是去跟胖虎攀亲戚的积极性。
真正的低福利社会是“不取、少取”，高福利社会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虚假的低福利社会是“取之于民，但用之于××”。
孰优孰劣，是真低福利和高福利之间的事情，假低福利不配上来比。
“突破下限来赢得内卷”这一套之所以不好，不仅仅是因为它道德上不可取，而且也是因为这个策略从长期来看也是不可持续，有弊无利的。
的确，有些时候最早最积极地“突破下限”的个体能够获得一些超额优势：别人都坐着看电影的时候你站起来你就看得更清楚；别人诚信经营而你缺斤少两你就赚了；别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而你搞996你可能就有“人力成本优势”；别人搞福利国家社会保障而你搞血汗工厂野蛮资本主义那么（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你的经济可能更具有活力……
但是你需要知道，这些“突破下限”的策略之所以能够带来收益，完全是建立在“别人都守规矩有底线”的基础之上的，而当你“突破下限”的行为被别人看到之后，你又有什么方式来确保别人不采取和你一样的策略呢？如果别人也站起来看电影，那么你站起相比于之前大家一起坐着好像只会让自己更累一点；如果所有商家一起缺斤少两，那么失去了基本的市场信心后可能整个行业也会萎缩，大家赚得都少了。同样，你搞低福利、搞996，别的国家难道就不会搞吗？人类又不是没有经历过全员血汗工厂的时代——20世纪以前欧美国家普遍奉行野蛮资本主义，没有八小时工作制，更没有失业救济/社会保险/全民医保/免费教育，结果如何我们也看到了——激烈的阶级矛盾与贫富差距直接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造成了数千万人口的死亡的同时把整个欧美的old money摧毁了一半。
更何况，第一个突破下限未必是最会突破下限的。你站起来看电影之后，可能随后会发现前面站起来一个身高两米的大个子；大家都开始坑蒙拐骗之后，你也有可能是被骗的那一个。当各国都开始“向下竞争”，一起发疯砍福利卷起来，说不定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的国家反而是先被卷死的。1980年里根搞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刀阔斧地给企业减税并缩减福利开支，未尝不是有要突破战后福利国家的共识，卷死欧洲日本的想法。结果其实也确实如里根所料，欧洲坚持福利国家的都被美国给卷死了，美国重塑了经济优势。也大概是那段时间，美国的右派经济学家那套“福利国家养懒人”的论断大行其道。然后结果就是，东亚卷王塞里斯也信了哈耶克弗里德曼的话，把之前的社会主义遗存砍了不少，也加入到了“向下内卷”的大军里：欧洲人工作到5点，美国人工作到8点，中国人就工作到午夜，直接用廉价劳动力把欧美劳工阶层的就业岗位给卷走了。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美国哪怕是右派也不得不开始抱怨中国的“低人权优势”了……
总之，“低福利社会”的所有优势，都是建立在“别人搞高福利而我搞低福利”的前提之下的，而世界上不止有一个大聪明，你搞低福利的时候别人也很有可能跟进与你一起比谁的福利更低，最后大家一起互相把对方拉进深渊里。这本质上是一个囚徒困境，而把人类带入囚徒困境里的人/团体/国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当然不是，
恰恰相反，在工业化时代，高福利社会必定完胜低福利社会，
按照宏观经济学，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必须保持总量平衡，才能完成社会生产-消费循环，
而一旦出现社会总供给，超过社会总需求，那么就会出现生产的商品太多，卖不出去，结果工厂资金积压，不得不倒闭，工人失业；而工人失业又会继续打压消费，生产的商品越卖不出去，最后大量工厂倒闭，绝大多数工人失业，经济崩溃，
这就是经济危机，
著名的经济危机地狱笑话：
儿子：为什么家里这么冷，却不烧炉子？
爸爸：因为爸爸失业了，家里买不起煤，
儿子：为什么爸爸会失业？
爸爸：因为煤太多了，卖不掉，爸爸上班的煤矿关门了。
在一个完全市场经济的工业化社会里，工人的工资，是由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价格决定的，而劳动力的供给，基本是稳定的曲线，
所以，工人的工资不会出现大起大落，而是一个缓慢增长的平滑曲线，
但是，工业化社会的社会总供给，也就是社会总生产，却是一个指数增长的曲线，无论是资本的积累，还是技术进步，都能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飙升，
资本积累很好理解，就是扩大再生产，当资本家发现市场上生产煤的利润很高，那么他就会将大部分之前赚来的利润，都投入开辟新的煤矿中，生产煤的利润越高，新开辟的煤矿就会越快越多，
而技术进步对生产的提高就更是恐怖了，比如煤矿生产中，由蒸汽机代替人或者牲畜运输，或者是自动机械代替人工挖煤，或者是改进了煤矿设计，挖煤工作面可以扩大十倍百倍等等，都可以极大地提高煤的产量，
所以，只要工业化社会，必定会出现社会总生产迅速超过社会总消费的问题，美国从1920年到1929年，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上升了2%，而工厂中工人的生产率却猛增了55%，
美国的快速工业化，导致了大量的资本积累，而工业品的消费，却无法迅速增长，这导致投资制造业的利润迅速下降，
大量的资本无法通过继续投入工业来增值，就只能投入股市来保值，股市在大量资金涌入下不断攀高，最后远超实际企业价值，成了金融投机，
当股市最终崩盘，大量被吸引进股市的银行贷款成了坏账，银行不得不倒闭，海量金融资产凭空消失，全社会出现突然性的通货紧缩，也就是所有人手上都没有现金了，
这种情况下，工厂的生产的商品，无论怎么降价也卖不出去，因为现金本身，就是比商品还稀缺的商品，
于是1929年大萧条出现了，工厂因为商品卖不掉而倒闭，工人失业；而大量工人失业加剧了商品卖不掉的现象，
当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因为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而经济崩溃时，苏联却意外地利用了美国的资本和技术，成功地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1932），迅速完成工业化，迎来了经济繁荣，
而苏联的办法简单直接：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用于大规模工业投资，
当然，实际上，当苏联出现经济繁荣，有了商业信用之后，苏联用于工业投资的主力，不再是自己的黄金，而是吸引的外资贷款，
当资本家从苏联手上赚到了真金白银，当然就不吝惜卖给苏联这个阶级敌人它所需要的一切， 1931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1/3，1932年上升50%左右，
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苏联可以无限工业投资，而资本主义社会却不能？
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的大量投资，是用于基础建设和生产资料投资，另一方面，是苏联的工人的良好待遇，让大量工人有了消费能力，
苏联1929-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年均增长28.5%，消费品生产年均增长速度也达11.7%，比西方国家高得多。
而即使在“繁荣”的1925-1929年间，美国的消费品生产年均增长只有1.4%，德国为3.1%，英国反而缩减1.9%，
这就是大萧条的两个药方：增加社会总开支和增加个人消费，
无论是哪一个，都是增加了社会对工业生产的消费，于是生产-消费循环被启动，工厂的机器开始越转越快，经济危机消除，
从苏联的经济繁荣中吸取经验，1933年开始罗斯福的新政中，除了给金融投机打预防补丁之外，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扩大政府支出，和扩大社会福利，
扩大政府开支，是通过政府投资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如胡佛水坝，田纳西河谷治理，等等一系列公共建设，大量印钱来让货币不再成为稀缺商品，
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福利制度，让毫无劳动能力的人，也能消费农产品和工业品，保护了美国因为经济危机而备受摧残的农业和工业，
1932年上台的希特勒的办法如出一则，只不过更加大胆，
希特勒印钱，不是通过银行，而是直接发行“创造就业汇票”，凭空刷钱，让纳粹党员有吃有穿，让工人开工造桥造铁路造高速公路，让企业开工生产商品，
希特勒给工人加福利，也是不遗余力，不仅用国有化威胁工厂必须接收工人开工生产，还规定各种工人带薪假期，提高最低工资，甚至直接下命令研发甲壳虫这种工人能够消费的起的汽车，到处兴建免费或者廉价的工人度假村，
结果也是立竿见影，1932年还土豆都吃不起的德国工人，1937年已经可以拿着带薪假，开着小汽车，四处旅游甚至去国外泡妞了，
可见，工业化社会的最大危机，不是促进生产问题，而是刺激消费问题，
因为无论怎样，资本家都会为了追求垄断利润，而不断扩大再生产和用科技提升生产力的，无需政府操心，
而刺激消费，这可就不是资本家有意愿有能力关注的问题了，只能由政府操办，
而说到刺激消费，还有什么比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制度更有效果的？
提高工人工资，就是违背劳动力的市场价值，人为拔高工人工资，也就是按劳分配；
福利制度，就是无视市场规律，强行让所有人，甚至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也有能力消费，也就是按需分配；
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按需分配就是共产主义，高工资和高福利，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根本原因。
回复一些评论区的问题，
为什么高福利的斯里兰卡倒闭了
确实，有些国家为了收买选民而提高了福利待遇，结果国家财政崩溃，例如委内瑞拉，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模型，是按照经济内循环的设想提出的，也就是国内全部工业品消费品，也都来自国内，
只有这样，提高国民消费，才能刺激国内工业生产扩大产能，
而工业的产能，是可以通过扩大再生产和科技进步无限推高的，所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就能无限提高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
可是，委内瑞拉这种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大部分日常所需工业品都必须进口，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经济内循环，
那么贸然提高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只会让更多的外国工业品流入，消耗国内有限的外汇储备，
而国内从事工业生产的企业，反而要同时面临成本提高和强大国际竞争，无法完成资本积累，也就无法资本投入扩大再生产和科技投入扩大产能，甚至会濒临倒闭，
但是，现代社会，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不是完全的经济内循环，必然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
为了保证国内的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能够惠及本国的工业生产，就必须坚持国家独立自主，不能让国家被外国资本家，本国买办资本家，本国资源出口资本家等不依赖国内工业生产，而是完全依赖进出口贸易的资本家绑架，才能建立一定的关税壁垒，实现本国的产业保护，
对于小国而言，因为本身能够从事的产业链有限，所以只需要保护本国有一定优势的产业就行，其他产业只能放开关税壁垒，完全依靠进口，
对于大国而言，由于能够从事的产业链太广，如果全部保护，那么需要保护的产业就太多了，所以只能降低保护门槛，对大部分产业实施较低限度，甚至只能是最低限度的保护，只对一些敏感的产业实施较高的保护，期望本国的产业能够在较低限度的保护下尽快成长，优胜劣汰，无需保护就能够与国外产业竞争。
等到国内的工业生产水平，能够达到甚至超过国外产业，足以抵抗国际竞争时，提高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就能够推动国内工业品的消费，这时，才可以继续推高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
怎么能让血汗工厂的过剩产能真切的变成中国工人的利润呢？难道不是产业升值，培养一批高溢价品牌同欧美竞争吗？难道靠印钱提高福利？
这个问题有点乱议国事，在作死的边缘试探的意味，但是不回答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就作死一把好了，
先不考虑外循环，只考虑国内经济内循环，那么，印钱+发福利，是一剂良方，
先说印钱，
也就是银行放开银根，宽松贷款，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私人投资，都能从银行轻松拿到贷款，
这就相当于货币的稀缺性降低，相对而言，商品的稀缺性就会增加，于是商品涨价，开始通货膨胀，
而通货膨胀对于社会消费，是一个好消息，在商品价格不断攀升的压力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活在当下，先把钱花掉，
消费增加，就会刺激工厂扩大再生产和加大科研投入，以期望提高产能，赚取更多利润，
而产能提高了，也就是商品的稀缺性又降低了，于是商品的价格不会无限增长，很快就会在一个稍高的位置上达到平衡，从而抑制通货膨胀，
因为工厂扩大产能需要更多工人，意味着就业率升高，工人的议价能力也就提高，能够拿到更高的薪水，
而愿意投资工业的资本家，从产能扩大中获利，积累了更多资本；不愿意投资工业的资本家，则因为通货膨胀，而导致金融资本缩水，此消彼长，也就是实业资本实力更强了，
无论产业资本家还是工人，皆大欢喜，
再说福利，
假设一种最简单的福利，也就是国家给每个人都发一千块钱，
这当然会刺激穷人的消费，因为穷人的消费欲望是长期饥渴状态，由于穷人占人口的大多数，于是这一千块钱的福利，大多数都转变成消费，
按照同样的逻辑，这会刺激工厂扩大产能，让工人和产业资本家获利，
而当工人有这一千块钱作为基本生活费的底气，那么拒绝血汗工厂底气也就增加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工人的劳动条件，遏制了血汗工厂，
所以，综合来讲，在经济内循环下，印钱+发福利，对于提升工人的薪水和福利待遇，是一剂良药，
如果考虑经济外循环，那就麻烦了，因为资本家会用进口工业品和引进国外劳工，来打压本国工人的就业率，也就打压了工人的议价能力，最终工人不能从印钱+发福利中获利，只是白白便宜了产业资本家，但是，这对金融资本家依然是一个噩耗，
所以，想要通过印钱+发福利提升本国工人的待遇，国家就不能被买办资本家绑架，必须用关税建立一定的贸易壁垒，同时拒绝外国移民。
如果大批量印钱的话大概率这些钱最后还是会流入房地产市场，疫情前做实业的不少企业主都是疯狂套贷款炒房
这个话题不能多说，
总体而言，可以说，中国的房地产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生活必须商品，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资本保值的金融产品，
炒房团可以看作是一种金融投机，而这种金融投机盛行的根本原因，是实体经济利润率太低，导致大量实体经济资本为了保值，不得不进入风险极高的金融投机领域，
前面说了，印钱+发福利，能够刺激社会消费，从来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提升实体经济的利润率，
而另一方面，印钱+发福利，带来的通货膨胀，会让金融资本贬值，也就是降低房产的相对价值，至少可以相对大大降低房产的升值，让炒房这种金融投机利润率大大降低，
利润率的一增一减，资本会从金融投机领域，流入实体经济，也就是房地产市场流出，去投资工厂。
欧洲高福利，很久没什么发展了，意大利90年代比现在还富。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模型，是按照经济内循环的模式提出的，
而欧洲乃至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并不完全是经济内循环，
这就导致了它们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刺激的却是大量进口，而不是国内生产，
甚至因为进口商品的竞争，打压了国内的生产，反而会导致经济停滞，
在不限制进口的前提下，印钱+发福利，并不能刺激国内经济发展，只会带来通货膨胀+经济停滞，
但是，印钱+发福利，确实促进了商品出口国的经济繁荣，这就是当欧洲经济停滞的时候，中国却作为最大的贸易顺差国，而经济崛起的原因。
而美国能够在欧洲经济停滞期间高速发展，是因为美国抓住了电子和互联网产业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带来了电子和通讯产业爆发性增长，
在美国能够单向输出电子，通讯，互联网产品的时候，欧洲却因为过早地消除了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无法抵抗，
而在美国的推动下，电子产品的关税在世界贸易体系中，一直是最低的一档，所以美国能够凭借其在电子产品的优势，长期向全世界倾销，极大地刺激国内经济发展，同时，中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电子产业，都被压制，
直到川普开启贸易战，特别是芯片的禁售；这实际上就是美国主动砍断向中国倾销芯片的摇钱树；
要知道，中国一直以来都是老老实实地按照美国的要求，将电子芯片作为零关税产品进口的，
所以，中国，特别是中国的芯片产业，应该给川普发一个一吨重的金质勋章。
人们过去通常以为奴隶制的效率很低，否则它不会从历史上消失。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发现，这个结论并不绝对。比如，美国经济学家艾弗西·多马（Evsey D.Domar）通过统计大量的历史数据发现，当奴隶制和自由制度同时存在于以一个经济体中，前者不仅比后者更有生产效率，而且复制后者成功的速度非常快。
多马发现，无论是从俄国彼得大帝追赶西欧，德意志联邦的洪堡体系吊打英法，还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纺织业的崛起，都体现出奴隶制、半奴隶制或者农奴制的生产效率非常高。
因为这种经济模式不仅成本低、产出高、复制快，而且自己还不消费，光出口不进口，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非常具有竞争力，经济效率超过一般的自由经济制度。
不过这种体系也容易导致内部矛盾激化，为了转移矛盾而实行军国主义和军事冒险，成为对外发动战争的策源地。
难道不是因为发展得繁荣昌盛了，所以相应的统治成本也大幅度提高，统治阶级为了维稳不得不给福利？
福利社会从来不是一个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被迫接受的事实。
只不过是统治集团衡量了一下利弊，与其把钱花在不断扩大警察规模、升级警察装备、强化对本国人民的控制，来进行维稳与暴力镇压上，不如把这部分钱直接给百姓来的划算。
核心因素，只不过是低福利社会所造成的社会动乱所需要的镇压费用，与给福利让人们不要乱的收买费用之间，谁高谁低而已。
显而易见，后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步到位直接给到每个底层人，比起靠给大量暴力机关资金强行镇压要划算。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欧美国家动不动的游行抗议，正是这种博弈过程的体现。一旦欧美政府发现靠警察镇压所花费的金钱大于直接满足人们的诉求时，政府就不得不选择放弃镇压，转而妥协，这也是欧美国家福利社会一点点建立起来的过程。
如果说，把低福利社会所表现出来的高效节约，当成竞争力的来源，那么就必然造成两个结果——第一，就是随着社会越来越发展，产业链不断升级，工人素质不断提升，所需要花费的维稳费用将会指数级猛增，而力度越来越大的维稳与镇压，又最终引发合法性危机；第二，则是走向另一个反面，即由于工人对于进一步权益的渴求迟迟不能得到满足，于是乎本国花无数时间资源培养出来的高等人才纷纷抛弃祖国，前往与之能力匹配的高福利国家中工作生活。于是科技进步、产业链发展就会陷入停滞，又反过来使高水平人才在本国找不到与之匹配的高科技产业职位，被迫只能前往高福利高科技产业国家。最终导向恶性循环，只能在低福利社会与低科技含量产业之中来回打转，始终停留在贫穷与落后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