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明朝不是被满清取代而是另一个汉族政权，中国能避免被西方宰割或减轻被压迫的程度吗？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历史检验的真理！拿封建王朝，也都不会有根本改变！

且不说大宋大明事实上已经被更加落后民族轮番蹂躏够惨了，就是民国，都已经是资本主义了，都没比封建社会好太多。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该比封建社会更好才对。然而，历代封建王朝，多多少少都有个鼎盛时期，或长或短。然而，民国一建立，就让人看到了灭亡的曙光。

封建王朝大多30几年还在蒸蒸日上，但民国30几年就尽是灭亡之兆！

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民国没有灭亡，而在台湾。但是封建社会再糟糕，也不至于在其历史进程中，绝大部分仅仅只是龟缩在3%的国土，而且仅仅只是个远陆一孤僻小岛。

要不是当年跟世界第一第二第三大强国结盟，尤其是我党领导的同一战线的鞭策，就靠国民党，其实国民政府的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蒋汪，不会有太大区别。所谓“逼蒋抗日”，蒋抗日，真的是被逼的：

1、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

2、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1年9月)

3、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1931年9月）

4、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10月）

5、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1931年8月22日）

6、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1933年9月23日）

7、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1933年4月7日)

8、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蒋介石对围剿红军将领训话(1933年4月10日)

9. 抗日必先剿匪，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1931年7月23日）

10. 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蒋汪《淞沪停战协定》

11、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底）

鲁迅《友邦惊诧论》：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抗战的胜利，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但很难说只是国民党的胜利。

就民国这专注内斗的状态，把他放到更早的西方殖民历史时代，只会让列强更加趁乱而入。因为，那是还没我党，不会有人逼他。

鸦片战争的时候，满汉之防是大清第一大防。镇江的八旗守军将领对战局充满了想象力，为了防止汉人给英军带路，对镇江的汉人开启了预防性屠杀。

清朝灭亡前夕，满汉之防依然是大清第一大防。被列强教育了70年还能整出皇族内阁这种阴间事物你敢信？

在满清就连维新派这种恶臭的保皇势力都能被当成激进派屠杀你敢信？

满清就是近代中国发展最大的阻碍。满清这种反动政权可以在鸦片战争之后续到70年，就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犯罪。可笑现在还有许多殖人孝子为满清的所谓“续命之功”歌功颂德，实在是好笑至极。

殖人总是喜欢口称明朝处理不好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所以明不如清。却总是不把满清处理不好和汉族的关系当回事。这种不把汉族人当人的逻辑，就是典型的殖民地史观。

带清的睿智操作已经是谷底了，怎么走都是向上。

一鸦之前，全世界来给带清送银子来买茶叶，送各种技术来试图讨好带清，但是偏偏不用这些资源来发展，就是锁在玩具库里。

一鸦之前，广州十三行是全世界最有钱的组织，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经常在广州资金链断裂，就是因为输麻了。如果下下血本，把东印度公司买了都问题不大。

一鸦之前，在当时看来，带清明面上是实际上最强盛的国家，毕竟百万大军，数亿人口，就算基本上都是花架子，但是谁看了都会发慌，当年一鸦都差点没敢出兵。

可以说，作为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大一统王朝，就算是只靠砸钱平A，也能砸死几个列强，至少生前可以是个体面人。

但是带清偏偏要当散财童子，到处送送送，有路不走，偏要白给。

反驳方式1，无限拉高洋带人，甚至把洋带人当成降维打击，让带清显得虽败犹荣。

好吧，带清后期洋带人确实nb，确实可以降维打击，但是前期大把大把机会就是看不见，之前还有主权的时候但凡学习一点东西，不说反超列强，体面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就算是退一万步来讲，当年美军对志愿军也是隔了不知道多少年的代差吧，果军都能顶着几十年的代差和鬼子打。

反驳方式2，无限拉低带清，把带清当做一无是处的fw，从而让带清的烂显得合理。

带清废归废，这就像一个有智力问题的人一样，是中枢废，四肢还是发达的，硬件条件可是很厉害的，至少比日本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作为一个大一统王朝，中华的各种buff他都有。但凡愿意百度一下都能知道当年十三行有多有钱，作为中国近代以前最有钱的商人团体，天子南库不是白叫的。但凡愿意百度一下都知道甲午之前带清甚至能开军舰去日本门口溜达，甚至有了“同治中兴”的感觉，以为中国已经可以挫败欧洲了。但是都一波送走。

反驳方式3，大家一样烂。

啊对对对，大家一样烂，中华上下五千年签的条约有没有带清一朝多。

减轻肯定是没问题，但避免不可能。

换个王朝，主要有三个优势。

①没有满汉对立，少了很多牵制。

②合法性稳固，做事方便一些。

③统治集团不像八旗那样固化且民族因素强烈，流动性更好一些。

但也有三点不变。

①坚持地主阶级当家做主。

②小农经济是国家根本。

③谁从皇上碗里抢肉就弄死谁。

第一，先说军事科技的问题。

绿营兵军事科技落后了，是因为清朝提防绿营兵，这是没错的，但京营八旗都落后了，总不能说是因为清朝担心八旗造反吧。

清朝从努尔哈赤到乾隆这六代，总体来看，八旗的军事科技还是处在一代更比一代强的状态，清朝刚开国那会儿，学习火炮技术如饥似渴，因为他们要是不学，一旦被李自成学了，清朝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后来打准噶尔，因为漫长的后勤补给线，也算个强敌，清朝还仿制过准噶尔的赞巴拉克大铳。直到打大小金川的时候，清军还琢磨改良一下火炮。

而到了嘉庆时期，边疆能打的都让他爹打了，他成天打白莲教，又到了王朝后期，财政状况没那么好了，忙着解决八旗生计，那用得着什么军事革新？本来清朝在东亚小圈子里天下无敌，闭门造车就有局限性，就算发展到乾隆朝，也还是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现在直接放弃进步，忙着和国内农民起义一较高下，军事科技自然就完蛋了。

军事科技的正确发展方向，那是靠历次大战拿人命试验出来的。所以，清朝掌握了打游牧民族、打土司碉楼、镇压农民起义的正确战术，然而和英国人一碰就拉胯了。

就算换一个王朝，总不能闲着没事成天去和欧洲强国比试吧，那皇帝得吃得多撑。就算打了东南亚，荷兰、西班牙在殖民地的那些三流军队有没有清军能打还难说呢。

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刨去固定开支，能临时做项目的活钱是很有限的，就算皇帝不修园子不过生日，也得省着花。同样是一百万两银子，用来赈灾，立竿见影，救活一大群灾民；用来修水利，显著改善一个地区的农业和交通；甚至压根不收这一百万两的税，也能大大减轻农民压力；可要是用来搞军事改革，也就够个启动资金，甚至可能用来交学费。

而且，皇帝又没参加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他怎么就知道燧发枪一定比火绳枪好使？总不能就凭几个传教士道听途说，就去动全国的军队吧。军事改革，换枪炮只是皮毛，最关键的是换人，军官士兵都得学习新战术，军官选拔方式也得改，适应不了就得淘汰。这可是军队，是皇帝用来维持天下稳定的“自己人”，淘汰谁？要是不淘汰，国家养一支军队都头疼，难道还能养一新一旧两支军队吗？淘汰下去的人还得安置，否则的话，李自成下岗能造反，他们凭什么不反？那皇帝怎么办？整他们，弄他们，给他们切个稀碎？皇帝对自家军队都这样，谁还跟你混？

这个时候，户政府侍郎天天在皇帝耳边念叨：黄河又决口了，百万灾民等着救济呢，听说工地上都挖出独眼石人了，还有人学狐狸叫。

军队现在最大的任务是什么？镇压农民起义。能不能镇压？能。那不就结了，那为什么要费劲去改革军队呢？直接救济灾民、修河堤、挖水渠、减免赋税，从根本上减少农民起义不好吗？

欧洲国家的军事改革搞成了，是因为他们一堆实力相近的强国成天打来打去，别人改了，你不改就完蛋了。中国往周围一看，朝鲜？自从被清朝打了两次，军事科技再没进步过；日本？武器装备保持在16世纪水平；越南、缅甸都在边陲，威胁不到皇权的核心利益；荷兰、西班牙，都是上门送钱的。

不到生死攸关，不改就完的时候，朝廷是没法下这个决心的。但是从明末战乱结束到鸦片战争之间，国家能有什么生死攸关的关头？一个十八世纪的皇帝，想象力再丰富，也想不到英国人能开着无风自走的轮船怼到大运河。

所以，鸦片战争时，军事上必然吃亏，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换个汉人王朝，也就是不会先杀“汉奸”，不会直接破罐子破摔默认老百姓是敌人，政治上自信更足，搞得更好，但军事上就算强也强不到哪去。

第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资本主义萌芽，它就必须是个芽，一旦长大，必须掐死，要是换个农民起义的王朝上台，说不定掐得更狠。

什么叫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用以剥削雇佣劳动，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社会制度。

湖南的香花岭锡矿、山东的满家洞石矿，都是矿主雇佣失地农民做矿工，剥削他们的剩余价值，可以说非常资本主义了，结果是什么呢？矿主在矿上形同土皇帝，对矿工要打要杀全凭心意，矿工不要说报酬，吃饭都是问题。

于是，湖南有了刘新宇，有组织有纪律的矿工加上灾年的饥民，顷刻间聚起几万大军。攻打长沙、上罗霄山、血战湘南，明军四省会剿，打了几年才镇压下去。然而余部尚在，听说崇祯上吊，他们又在湘赣边界发起“铲平王”运动，要“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李定国反攻时，还得到了罗霄山义军的响应，最终还是当地士绅请来清军，才把起义军镇压下去，余波一直持续到三藩之乱后。

于是，山东有了宫文彩，带着矿工兄弟杀官造反，投奔大顺，后来又抗清，闹得轰轰烈烈。被豪格和阿巴泰镇压之后，残部又加入榆园军，最后清军在山东杀光抢光烧光，又掘开黄河水淹地道，才把他们彻底镇压。

新的王朝要是站在穷苦大众一边，肯定得把矿主吊起来剥皮抽筋，这资本主义萌芽就掐了。

新的王朝要是站在地主乡绅一边，矿主开矿，又不给乡绅分钱，矿工起义了，乡绅一起挨打，乡绅能愿意？上下一活动，皇帝一纸诏书下来：不许开矿。这萌芽也掐了。

要是新的王朝站在矿主一边……凭啥啊？人家乡绅有钱、有乡勇、有对基层的控制力，可以帮着皇帝稳定国家，他们不配合，国家就要出事；人家矿工武德充沛，一旦逼急了，能打能杀，可以参加农民起义，要么直接当开国功臣，要么打得皇帝焦头烂额。你们这些矿主才几个人、几条枪，凭什么让皇帝听你们的？

江南搞纺织业的那些人，倒是不至于像开矿的这么招恨，但是他们要想发展壮大，那也是不可能的。

生产出商品，得有地方卖才行。往国内卖，几万万贫下中农，都拿溺婴来控制人口了，能指望他们消费吗？卖给外国人，外国人都疯了吗？拼命买中国货，让自家的手工业者失业，这妥妥的卖国贼啊。要是有本事把军舰开进泰晤士河，让英国人签条约，这个办法倒可以一试。

如果改变清朝一口通商的政策，还是能降低成本，多卖出一些货的，但那也不可能超过欧洲、日本等地市场能承受的上限。而且口岸开得越多，收税越困难，中间被揩油的机会就越多，对国家财政未必有好处。

既然没法扩大生产，那么作坊主赚了钱之后如何投资？那当然是放高利贷、兼并土地，兼并土地肯定不能去兼并四世三公的家庭的土地，当然是柿子捡软的捏，优先兼并小农，兼并得多了，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那怎么办？只能再来一遍明末大起义。

要想搞工业革命，最难迈过的就是第一道坎。人力成本这样便宜，为什么要费劲去弄什么机械呢？而且经济最发达的是江南，最近的煤却在淮北。

就算搞出蒸汽机，用来矿山抽水倒是很好，可如果真在纺织业这样的行业机器生产了，把棉布弄得比家织土布还便宜了，那就是从亿万农民口中夺食，那不又农民起义了。

英国人可以让孟加拉人饿死一千万都不管，朝廷敢让陕西人饿死一千万吗？英国人可以让爱尔兰人口锐减四分之一，江南的作坊主敢让苏北、淮北人口锐减四分之一吗？爱尔兰人能跑北美，中原饥民只能“挑动黄河天下反”。

第三，近代的转型问题。

如果不是清朝的话，很多包袱不用背。

比如说文字狱，换成别的王朝，至少不会看见“虏”字就高潮。

“保中国不保大清”这样的说法肯定是没人敢提的，也不会有人“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

日本转型算比较成功的，但他们的成功也建立在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的基础上。德川幕府被推翻这事，绝对算改朝换代了，说是改革，其实是革命。英国号称“光荣革命”，那也是因为之前有打内战、砍国王脑袋做铺垫。

永远不要指望旧统治者自己主动让位，不血战一场，你想改什么都一堆掣肘。

换个王朝，肯定没有八旗了，但皇上也得有自己的近人，否则啥也没法干了，而这些人依然是地主。宗室、外戚、勋贵、幸进、良家子、府兵、卫所、太监、八旗、绿营……甭管是啥，皇帝肯定有爪牙，而这些爪牙肯定是地主。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和地主合作得挺好的，纺织业发达了，地主羊吃人卖羊毛。中国这边则不然，要搞资产阶级革命，净是从地主身上割肉。

比如说办新式学堂，学堂学出来的人能不能做官呢？如果能，朝廷大员净是科举上来的，他们能忍？如果不能，培养那么多有知识却没权力的人，时间久了，这些人岂能不造反。

要改革，改不改土地制度？如果不改，那改个了毛线啊。如果改，满朝文武都是地主，改一个试试？

殖产兴业，要不要封建衙门插手？要不要为封建统治服务？如果要，那工厂建出来和洋务企业有什么区别？如果不要，那不成了皇帝和大臣一起挖自己的墙脚。

要君主立宪，君主本人倒是能同意，毕竟立宪总比不当皇帝强。但依附皇权的那些人能同意吗？皇权一旦被取代，这些人统统玩完，还不如被外来入侵打败，起码还有卖国求荣这条路可走。

换一个王朝，没有八旗了，但是得有勋贵和宗室吧，君主立宪了之后还有他们什么事？太监们怎么办？那些耕读传家，祖宗十八代都靠科举获得权力的大地主怎么办？那些在军事改革中要被淘汰的旧贵族怎么办？这些人是不是得和维新派血战到底？

要是说这些人都不动，对他们的权力都赎买、妥协，那维新还维个什么劲呢？对德国容克，或许可以搞这一套。然而，中国有全世界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镇压起义经验最丰富的地主阶级。你和他们妥协，他们就是你的爷。

所以，面对鸦片战争这样的冲击的时候，这个顶替了清朝的王朝会学习西方科技、变法图存是肯定的，因为不会像防贼一样防着汉人，所以会比清朝更能放得开手脚。清朝由于和“仁”“义”二字十八杆子也打不着，对于儒家只能去其精华，取其糟粕，去得太多了，就拿更糟粕的顶上。而如果换成一个同时拥有“救民水火”和“驱逐鞑虏”两个合法性的汉人王朝，自信心会强得多。因此，也就不至于像清朝洋务运动那些学个军舰大炮都那么大的阻力。然而，这些变革仅限于“器”的层面，一旦涉及“道”的层面，要改制度，那就是从统治者口中夺食了。

而且一个延续了二百年的王朝，再被外国人一冲击，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是必然的事。在欺压农民方面，资本家和地主也没什么分别，反倒是地主可能会更倾向于保护小农经济。

我们经历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知道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进步，可当时谁知道呢？工厂里的工人和农村的贫农比起来，最起码也是一样惨。就算是林则徐这样的地主阶级进步派，看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候也绝不会认为这能救中国，第一反应绝对是整他，弄他，给他切个稀碎。

什么封建统治者，到王朝末期都是反动派，只不过李家、张家可能反动个五十步、一百步，爱新觉罗家直接反动二里地。指望皇帝大臣们开个会，下个改革命令，然后就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了，那是绝无可能的。如果是开国皇帝，还有指望，一个刚刚建立的王朝肯定锐意进取，而一个建立二百年的王朝，不要说指望皇帝，指望玉皇大帝都没用。

唯一的出路，就是先来一场农民起义，再来一场新生力量领导的革命。都二百年的王朝了，基本上到寿命了，赶快弄死，从头再来，趁着把原来的统治阶级打倒一大批，这维新变法也就成了。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直接把明朝的政权平移到清朝的位置上，那不可能。原因无他，时代是不断发展的，用一个两百年前的朝代去填两百年后的坑除非是脑子秀逗了。所以我猜提主真正的意思是，如果架空历史，明朝之后没有满清入关而是中原正常的朝代更迭，那么结果会如何?对此我认为，在前期的开疆拓土时代，二者的孰优孰劣很难比较。但在面对外来侵略时，满清作为征服王朝的弊端劣根性会被充分暴露。这个架空世界的王朝的上限必然要比满清高很多。而从客观认识来说，满清的存在，确实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包括近代化之路，走得更加艰难曲折惨痛。

原因很简单，因为除了满清和蒙元，历史上任何一个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遇到晚清的世界局势，都断不至于像满清那般反动到彻底放弃自己的子民，与侵略者一起共享治下子民的血肉。

来做一个思考，为什么满清之后，中国一系列对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如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中印战争都取得了胜利，而换做满清时期却是屡战屡败?

是装备的原因吗？

事实上，满清拥有的火器装备，虽然在射程和射速上不及英军，但并不存在武器代差，而满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拥有本土作战的优势。按理说应该不至于输得太难看。然而……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死亡69人……大清果断放下武器，签订不平等条约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死亡120——150人不等；果断续签不平等条约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英军阵亡64人，算上日本622人，俄国302人，德国188人，法国50人，美国48人，意大利18人，奥匈帝国8人，合计1300人，清政府果断彻底沦为列强的统治工具。

那么，我们比较一下大英帝国亚非拉征战史：

1824年：英缅战争，英军死亡15000人；

1839年：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英军死亡5062人；

1845年：第一次盎格鲁-锡克战争，英军死亡1989人；

1845年：新西兰土地战争，英军死亡560人；

1848年：第二次盎格鲁-锡克战争，英军死亡2687人；

1856年：盎格鲁-波斯战争，英军死亡1535人（以上）；

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英军死亡11021人；

1878年：第二次英国-阿富汗战争，英军死亡1057人；

1879年：盎格鲁-祖鲁战争，英军死亡1727人；

1880年：第一次布尔战争，英军死亡408人；

1898年：第二次苏丹战争，英军阵亡700人；

额，貌似还在用石器的非洲黑叔叔、用弓箭土铳的东南亚猴子、还有举着狼牙棒的西亚骆驼，他们的战绩都比大清要好得多。这是武器的问题吗？显然不是。

那么是国力整合的问题吗？

不好意思，就拿满清之后的民国来举例吧，按理说在那样的军阀分裂时局里，比起统一的满清应该更难整合国力。然而事实却是，民国可以和日本战斗整整八年。即使被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始终没有屈服于侵略者。最后取得胜利。

反观满清，不到一年便签下辛丑条约，应侵略者要求屠灭了之前抱着朴素爱国主义情怀而支持自己的义和团，同时一口气杀了120多个抗击八国联军的功臣将领，出让中国所有的铁路交通战略要地，宁可彻底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玩偶工具，也要为自己的统治续命。再美其名曰一句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那么是领土面积的问题吗？

更可笑了，新中国的领土面积比满清要小，但是可以在朝鲜击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反观所谓的奠定了中国版图的满清，却被历朝历代视为岛夷的日本一路从朝鲜平推到国内，最后被沦为半殖民地。而在抗美援朝时期，满清曾经的日本diedie已经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了……果然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列强无不怀念我人尽可吸的大清奶牛。

那么满清到底是差在了哪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看看后世的中国政权是怎样抵抗外来侵略的——民国面对日本侵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进行全国动员。而新中国面对美国侵略则是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号下进行全国动员。

答案呼之欲出，民族主义啊。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屈辱过后浴火重生，靠的就是民族主义。在那种境遇下也只有民族主义才能号召全国动员，人民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为了保卫和发展祖国而献身。

但是清王朝的问题在于，它的本质是少族统治主体汉民族的政权，这使得它在应对“外夷”的危胁时，还有一种不可宣扬的隐密心理，即绝对不能因“外夷”而放松对汉人的防范。虽然主观上不愿意对外妥协，但因为力量分散不敢发动人民，最终表现必然是软弱无能。满清之所以对外软弱，恰恰在于其内部不稳，统治者担心内部威胁，远大于外部的威胁，因此只能对外妥协，换取对内稳固。

如果换做任何一个汉族朝代，则不存在这种内部民族矛盾的牵制。从而更好地去应对外部民族矛盾。何况事实上中国自古就从来不缺少产生民族主义的土壤，诸如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等。这些因素在客观上都可以作为有利于中国更快速地向现代民族主义国家转型的素材。而满清的政权性质决定了它只要存在，就必然要阻碍中国向民族主义社会转型。这是满清因为自身政权特性，必然要面对内部民族矛盾这样的一个原本不该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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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下面评论区有人说中国的科学技术思想在明朝就开始落后，所以不能把锅甩给满清，而是应该封建王朝一般黑，这里反驳一下，整体上来说，中国科学开始出现落后于西方的趋势是在明中后期，但明朝在追赶，而固步自封成体系的全面落后于西方是在满清建立以后。

明朝亡则亡矣这是封建体制所决定的朝代循环，但明代尤其是明朝末期的开放和思想科技发展程度，虽然还不足以让中国独立产生近代化，但已经使得中国具备了像日本那样在遭遇近代化冲击后催生出近代化变革的条件和思想储备，如果不是满清的奴役统治，中国人民推翻旧统治阶级建立起近代化的国家的阻力会小很多，届时可能就不会出现满清所谓三千年未有大变局了

明末随着弊端的积累好不容易出现一点解体转型的苗头，却又伴随满清入关再次被空前加强且更加的僵化极端，最终形成了一种酱缸文化。到了这一步，中国依靠自身形成现代科学的希望就已经很渺茫了。满清作为一个外来征服王朝，给中国社会的转型升级增加了太多本不必要的阻力。

清朝之前的中国社会，虽然存在各种固化问题，但星星点点的变革转型希望也同样存在，至少还不至于到像满清那种一潭死水的地步。一部分中原传统的士大夫，虽然认为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不可冒犯的，但内心仍然具备着朴素的实事求是原则，认为真理不一定掌握在皇帝手里，而是掌握在道统之中，最终解释权是在文人士大夫手里。

也就是说皇上你做的不对的时候，士大夫根据儒家经义的解释是可以劝阻、劝诫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历朝历代都有些许正直的大臣，他们总是直言敢谏，甚至顶撞皇上，因为他们认为，皇上虽然至高无上，是道统所在，但道统的解释权是在士大夫手中的。哪怕是到了皇权已经非常变态的明朝，言官照样冒着被打甚至被打死的危险直言进谏，并且以被打为荣——越是被打，越说明我占着道统的制高点，皇上在道统上胜不了我，只好通过武力。

如果能照此发展下去，西方仍然会先于中国诞生自然科学，但中国被动接受现代科学的历程，大可不必走得像今天这样艰难曲折惨痛。

可惜的是，满清入关以后，言论环境就彻底变了，皇权社会发展到顶峰，皇权已经变态到极点，不允许任何反对皇上的情况发生，主要由于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清入主中原天生的自卑和不安心里。统治者通过强力高压打压一切反对的声音，打压的方式极为简单，就是杀。

为了使这种打压更掩人耳目，统治者把对道统的解释权完全收到了皇帝那里，造成了一个奇葩的既成事实——皇帝就是经学大家，皇帝就是圣人，皇帝就是道统，皇帝是不会犯错的，任何反对皇帝的声音都是错误的，必须得到惩罚。

这时其实中国就变成了中东那种政教合一的国家了，人民在这种统治下，不敢有自己的思想，不敢提反对的意见，只能唯唯诺诺，小心翼翼的服从，生怕哪个地方做错了就被惩罚。至于向皇上提意见甚至公然反对皇上的，几乎就绝迹了。与之伴随的渗透到民间的规模空前绝后的文字狱，让前朝星星点点存在的思想启蒙和人文主义改良的微光，也完全熄灭了。

我们传统总是受到满清固有印象的影响，认为明朝文人和清末完全一样，沉醉于天朝上国之中，认识不到外面的世界，但阅读明末访问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的札记，显然颠覆了这个传统认知。统计显示，利玛窦书籍中提到的有名有姓的明朝人，至少有137个。这是直接提到的，没有提及的或更多。

1592年，利玛窦来到江西之后，立即为江西文人包围,成为争相交往的对象。《利氏致澳门孟三德神父书》记载:在这座城市里，众人都好奇的想见我一面有这么多群众来看望，还有重要的文人与要人(官员),真使我兴奋异常。

那么来访者络绎不绝，会不会只是看一看洋人，俗话叫“看稀奇”?还真不是，因为不少士子要求拜利玛窦为师，请他传授西方学问，以至利玛窦疲于应付。而且当时白鹿洞书院的院长章潢获悉利玛窦在南昌，甚至邀请他到书院讲学。后来，江西藩王乐安王、建安王还曾邀请利玛窦家中作客，询问欧洲一些事宜。

1598年，利玛窦来到南京，引起了更大的旋风，因为南京是明朝文化中心。《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中记载,“中国人来拜访我，有些人好像发了狂，争先恐后，络绎不绝….有的要学数学，有的对伦理科学感兴趣。”显然，明人并没有自恃天朝而盲目自大，明朝文人有好奇心，更有追赶的雄心。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与西方理论科学的交往过程中，明朝人也逐渐认识到了自身体制落后的事实。1629年，徐光启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字字珠现，发人深省。可见，当时不少文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这是中国认识到自己的落后，渴望追赶的开始。与之伴随出现的是一大批具有近现代人文科学的学识著作:1536年黄衷 (1474年~ 1553年)著《海语》，记录东南亚史地与中国南洋交通情况。1639年，顾炎武开始编著《肇域志》(大型地理类型的书籍)，《天下 郡国利病书》(历史地理类型的大型书籍)，遗憾的是， 在清前期才成书，在清那种高压局势下，没能刊印流传，没有起到应有的知识普及价值。1607年， 李之藻(1565年~ 1630年)撰《浑盖通宪图说》，介绍西方天文观，阐释浑天说。1617年张燮(1574年~ 1640年)著《东西洋考》，这是记载东南亚地区地理和历史的书籍，还记载了海洋气象或潮汐等知识。1629年，崇祯帝批准并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并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徐光启在给崇祯帝上奏《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说‘盖凡物有形有质，莫不资与度数故耳”，提出“分曹”料理，即分学科研究的思想，并首次论述数学和其它科学的理论关系，及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认为数学是“从用之基”，提出“度数旁通十事”治历、测量、音律、军事、理财、营建、机械、舆地、医药、计时。在他掌管的“历局”内开展以数学为根本，兼及气象学、水利工程、军事工程技术、建筑、机械力学、大地测量、医学、算学及.音乐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历局(类似科学院)有了理论科学研究机构的雏形。崇祯帝对此积极反应和支持，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并分曹料理，该衙知道。”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由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等继续发展。

而与明朝的知耻后勇进取形成的鲜明对比的是清朝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清朝乾隆年间，英国马嘎尔尼使节团出访中国前，曾聘请了两名中国神甫——周保罗、李雅各做翻译。没想到使团刚抵达澳门，翻译周保罗就辞职不干了。按大清律，为外国人工作是要获罪的。幸亏李雅各留下来，他是满人，胆子自然比周保罗大一些。可李神甫并不是一位理想的翻译人选。他少小离国，对中国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汉语甚至不如拉丁语说得好，而且他完全不熟悉清朝官场文书的体裁格式，根本不能胜任翻译照会这么专业的工作。据斯当东回忆，照会是由在华的法国神父请一位中国基督教徒翻译的。这位中国教徒古文造诣高，熟悉官文格式，完全能满足英国人的要求，但是他很怕参与国事得罪官方，更怕笔迹被查出来招来杀身之祸。于是，这份照会先经使团成员赫脱南翻译成拉丁文，然后由李雅各译出汉语大意，再由中国教徒加工润色，使其符合中国官方文件的行文路数和格式，最后由斯当东13岁的儿子、粗通中文的小斯当东誊写一遍，这才成为正式照会。为使中国教徒放心，英国人不得不当着他的面撕毁中文原稿。

然而，相比于整个国家的封闭，乾隆皇帝收藏的西洋玩意儿令马戛尔尼吃惊，八音盒、地球仪、太阳系运行仪、时钟、音乐唱机、高品质艺术品……欧洲最流行的奢侈品，乾隆皇帝竟然都有。与乾隆的收藏品一比，马戛尔尼精心挑选的礼物竟然有点儿相形见绌了。乾隆皇帝喜欢收藏洋玩意儿，而且还让两广总督常年在海外搜罗最先进、精巧的东西，会报时的钟表、“自行狮子”、“机器人”、“望远镜”、西洋乐器……宫里都有。

在万树园游览途中，马戛尔尼曾提出，请大将军福康安观赏一下他带来的欧洲新式火器的威力。福康安颇为冷淡地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什么稀罕。”福康安如果看了英国卫队的火器表演，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作为一名能征善战的将军，他会毫无触动吗？还会说：谅来没什么稀罕吗？就是这种道不明的自负，让中国与世界上先进武器失之交臂。如果他知道，40多年后英国人拿着这样的火器将中国军队打得一败涂地，还会这样淡定吗？

​为了彰显天朝武力，乾隆皇帝特意指示沿途军队操演，令其观看军威。可马戛尔尼一眼便看出了大清军队的腐败和落后。清军身着宽衣大袖的军服，既未受过军事教育，所持兵器也大多是刀枪弓矢之类的冷兵器。“有几个士兵的手里除了武器之外，还拿着扇子。”士兵竟然拿着扇子，马戛尔尼大为吃惊，他一眼便窥知了中国军队的虚弱本质。他感叹道：“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不幸被他言中，40年后拿着洋枪洋炮，率先攻入中国的不是别人，正是英国军队。

许多读过马戛尔尼访华历史的人，都会为乾隆皇帝的无知、自负、保守、僵化，扼腕叹息。有人说，他对英国使团的拒绝，使中国错过了最后一次追赶世界的机会。乾隆盛世埋下了中国日后衰败的种子。对于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乾隆皇帝难辞其咎。其实，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研读史料就可以发现，乾隆皇帝很关心国际局势和世界问题。通过与耶稣会传教士对谈和清朝自身的秘密情报网络，他了解到很多欧洲各国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信息。他知道俄罗斯正在与土耳其打仗；知道俄罗斯正在学习西方的文化艺术，并建立科学院；知道法国在闹大革命；知道意大利有文艺复兴；知道俄国人倾慕法国文化，俄国贵族都说法语；知道缅甸军队里有欧洲的雇佣兵；通过看地球仪，甚至知道欧洲正在对外扩张，在全世界建立了许多殖民地……乾隆皇帝对世界的了解超出今人的想象。甚至有学者认为，他是18世纪最具国际视野的中国人。乾隆皇帝了解英国武力的强大。马戛尔尼铩羽而归后，他曾明确说出，中国沿海武备松弛，军队缺乏训练，并担心中国军队能否应付英国人可能造成的威胁。事实上，乾隆皇帝已经充分感受到西方从武器科学再到思想制度的先进性，以及自身王朝内部的腐朽落后和外部势力对中国不断冲击的压力。不过，越是感受到这种威胁，他越是选择了一种更加保守、固化、因循祖制的方式将中国与世界相隔离。在他看来，一旦效法西方变革体制，内部汉人就很有可能趁机造乱，这是远比西方更加切实的威胁。所以他宁可选择将国家罩在一个笼子里变成一个安静的大农村，极力割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至于早在中国明朝就绘制了第一幅包含欧洲美洲在内的世界地图“琨舆万国图册”，而到了清朝鸦片战争时期道光皇帝竟然不知道英国在哪。清朝中晚期好不容易出了一本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的《海国图志》，居然在清朝无人问津根本就卖不出去，但到了日本之后却能像当年的明朝社会那样引发轰动，几次加版印刷都不够卖，书籍非常热销。最终战争结果说明一切。康熙乾隆这两个所谓的千古一帝，都是自己最喜欢躲在宫里研究数学地理化学，然而面对大臣学士却将其斥为奇技淫巧，却生怕这些知识传到汉人那里，被汉人掌握造满清统治的反。一句话总结，如果说满清之前的朝代体制客观上阻挠了中国主动产生现代科学，那么满清的体制则是主观上阻止了中国被动学习现代科学。直到被掌握现代科学的西方尖船利炮轰开国门，伴随着接踵而至的苦难，我们得以再一次拥抱曾经错过的现代科学文明。而面对被满清扭曲变异的伪传统文化，中国无法像英国那样，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融合点，只能选择最彻底而决绝的革命。这是我们的悲哀，却也是历史的选择，一个充满希望的悲剧。

至于某些满清遗老遗少就是爱搞纵向对比和双重标准，无视时代变化，强行在几百年前的王朝找优越感，而一说到近代屈辱史便又立刻换了副嘴脸，把时代变化放在第一位，丝毫不提这么大的差距是谁造成的。理直气壮默认中国在这几千年里就一直没有发展。把清朝前后所有时代开疆扩土的功劳说成是清朝独有的，把所有朝代用血换来的制度说成是清朝独有的；把所有战败签条约全推脱成时代造成的，把所有的落后推脱为中华文明的落后？这波围华救清玩得属实6，他们不是傻也不是瞎，只是单纯的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