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题下的某些高赞及其支持者真让我见识到了活生生的中国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啊，真太TM惊喜了，2022年了啊，恍如1922年。更惊喜的是，这些人还特么非常自得，以为自己特别能“独立思考”，真是醉了啊。

农民反的是官府不是地主，这不废话吗？初中就学过了，这算哪门子的独立思考？这就是我们说的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啊。

欧美土地私有真的没有引发兼并吗？古代就不说了，哪怕当代也还世人皆知的大地主比尔盖茨啊。没有引发混乱就更扯淡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和混乱是欧美都羞于提的。近现代相对平和，是因为欧美把矛盾和压力都转嫁给全世界了啊。这同样是初中就学过的。这些常识都忘了？

也难怪啊，二战都快成苏联全责了。罪魁祸首欧美都特么成超级英雄了。

那些回答同时也生动诠释了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我实在没想到啊，都二十一世纪了，还有这么多想为地主翻案的。你说翻案就翻案吧，可他们的理论越来越奇葩了，都扯出“地主保护佃农不受官府盘剥”这种奇谈怪论了。

别的没听说过，十五税一，三十税一听说过吧？你们最瞧不起的带清，也不过二十税一。这都是官府明文规定的。可最后佃农付出的却总在一半以上，甚至还要欠债，请问：佃农在二十税一之外，多付出的部分被谁吃了？鬼吗？

这些人还说什么地主也是弱势群体（相对于官府来说），真是这样的吗？蒋中正知道吗？青帮出身的流氓头子，他都不敢惹地主，你告诉我地主是“弱势群体”？

当然，我知道他们这是想借古讽今，为民营企业家张目。我就说一点，你如果觉得官府都是坏人，那你凭什么认为民营企业家都是大善人？唐山那几个boy不是民营企业家吗？四川的黑老大刘汉不是民营企业家吗？得亏政府够强势，不然谁能治得了他们？

好好思考一个问题：别人恶就能证明你善吗？中国有句话叫阎王易躲小鬼难缠。但凡有一点生活经验就知道，处在中间的剥削层只会更坏更恶。

中国除了地主就是自耕农为主？那我党就是靠极少数的泥腿子把你们这些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有产阶级”给革命了咯？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都2022年了，竟然还有指名道姓给刘文彩翻案的。刘大善人？你说的是黑老大刘汉吗？刘汉捐资助学不比刘文彩多？

仔细想想，可能过去两千多年来，中国的老百姓真是这样想的，所以从来意识不到自己受苦受难，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是什么，所以几千年都陷在一个自以为“改朝换代”（换个政府）就好了怪圈里，出不来。

若不是共产党出现，这样的历史恐怕只能无限反复下去，中华民族恐怕永无出头之日。地主都是好人嘛，所以换个官府就好啦？这种思想害了中国几千年，今天还想出来作妖？真当中国人民傻吗？可能是有那么几个不读书的傻子，但他们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那些说封建地主跟官府无关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妥妥的坏，绝对不是单纯的蠢。“封建”二字的意义他们真不懂吗？地主跟官府无关，那为什么叫封建？没有封建官府的保护，地主凭什么占据那么多土地？就因为他“天生”是地主？

评论里有人把那一代农民称为“农奴”，遇到这样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不鸟他。在这群精致利己者眼中，为国牺牲的军人也是xx啊，你跟他们辩论什么？他们以为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他应得的啊，他们甚至还认为要是没有那一代人“瞎折腾”，他们会更发达啊，你跟他们辩论什么？

他们会跟你讲道理、讲发展规律，讲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吗？他们只会跟传销一样拿着一些个例宣传“跟美国学“民主”就能发财”，你让他们解释一下非洲原版照搬的小美国利比里亚为什么穷，印度为什么穷，他就开始扯人种，扯国情了。

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事实：世界上比中国富裕的所有国家加在一起，总人口还没有中国一个国家多。那些富国就是靠剥削穷国来维持富裕的。

如果你想反驳我，就请回答一个问题：都富了，谁给他们做衬衫？谁给他们生产擦屁股纸？

因为你被某些史观毒害了。

因为中国古代农民负担最重的东西根本不是税啊!

中国古代正税是很低的

是额外的摊派和徭役

比如徭役 政府工程都会征发农民，徭役没钱 自备棉衣 食物 运气不好死了都正常

你运气好回来了，明年的农时就耽误了，

免徭役可以啊 就要额外出钱

这个负担是非常厉害的，农民破产基本是因为摊派和徭役 而不是正税

我再来谈谈所谓兼并

比如明朝

很多被某些史观毒害的喜欢说士大夫兼并土地， 我来说说实际情况

明朝士大夫并不是有免税资格 而是有免徭役和摊派的资格，

所以很多自耕农就会主动投献土地给士大夫

因为只要把土地挂在士大夫名下 就可以免徭役和摊派

本来需要承担正税+摊派+有生命风险的徭役

现在只要把土地挂在士大夫名下 只需要承担正税+给士大夫一部分孝敬

所谓徐阶名下几十万亩地就是这样来的，因为这些地根本不是他得，是他老家亲戚朋友同乡主动挂在他名下的。。

所谓的土地兼并的最大的问题不是某些史观的地主让农民承担税收，

而是朝廷收不到摊派合徭役 导致财政收入减少。

喜欢谈地主危害的，却从来不谈谈徭役这个对农民危害最大的东西是谁造成的

徭役算不算合法税呢？

看了一下评论，说被某史观毒害还真是

我再次说清楚

明代士大夫免得是徭役和摊派 正税士大夫也没办法免！！

某些人眼里：士大夫靠特权逃税兼并隐藏土地压迫农民

实际情况：正税谁也逃不掉，明代地主免得是摊派和徭役

顺便补充一点 很多人喜欢和我拆明朝士大夫有免税特权。。。

我再次拿史料出来 明朝士大夫只有免徭役权力，从来没有免税特权！

一曰慎优免，以息民肩。此举山西一省言也。夫免役之法，所以优士大夫也。国初京官有全户优免者，后以民力不堪，累朝更定一品免田粮三十石、人三十丁，等差而至吏员免田粮一石、人一丁。非谓一丁既免，而百役尽无也。设一品之家有田粮四十石、人四十丁。则此十石十丁者，凡一切粮长、里长、水马夫、仓斗、库役重差，皆属编派，不准蠲除矣。而今也则不然，他无论，即如吏员上纳候缺，最下者，十五两行头耳。本身虽系万金之家，既不坐以重差，而外免一丁，亦无分毫力役。如免大户、库役、斗级，一岁所省，不减百金。彼家有银十五两者，奈何不为吏。而大户、库役、斗级之所派，皆无银十五两，不能上纳之家者也。等而上之，又可知矣。为奸者之言曰：“粮出于地，吾既纳粮，差出于丁，吾应免丁，何差得以加我?”不知后湖黄册，皆载事产。粮长、大户、驿库、斗级，皆照事产审编者也。即使优免本人，不亲奔走之役，而顶应门户，岂无同室之亲，奈之何毫厘重差不坐，通加之小户贫民哉。近日优免人丁，虽准下则人户，而一切重役，常于免外不编，小民委不堪累。合查田粮一石，应派差银几钱，本身一丁，原坐丁银多少，尽与除豁外，其余免外差徭，与百姓一体编当。穷苦之民，庶几其堪命乎？^[1]

参考

1. ^《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一十六，吕坤《摘陈边计民艰疏（边计民艰）》

欧美国家采用土地私有制，为何没有爆发大规模土地兼并，引发混乱

你是说现在的欧美国家吗？难道你不知道现在的欧美国家，名义是是土地私有，实际上是对土地收重税，而且还要收遗产税。

许多拥有古堡的贵族，在这种征税下，都想办法开源节流，甚至还想要出售地产。

60岁的卡迪根伯爵失去了对自己庄园的控制权，变得穷困潦倒，只能靠每周71英镑的失业者津贴勉强度日。其实，身为英国贵族的卡迪根伯爵所遭遇的窘境，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鲜事。此前，早有许多英国贵族仅靠让游客参观庄园而获得门票收入艰难度日的事例。作为一个曾经辉煌过的社会阶层，英国世袭贵族已经衰落了。
传统上，土地是英国贵族的重要经济来源。在20世纪之前，贵族拥有的土地在全国可耕地中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18世纪末，400家贵族拥有20%的全国地产份额。到了19世纪末，这一份额达到24%。贵族拥有的大量土地使他们仅仅依靠地租，就能过上仆役成群的奢华生活。这一点，看过英剧《唐顿庄园》的人都会有体会。
贵族经济实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出现于1894年。这一年，自由党内阁宣布，对拥有100万英镑以上家产者征收8%的遗产税。1909-1914年间，征税比例提高到15%。此后逐年提高，到1939年已高达60%。二战后，工党政府又将对家产在100万英镑以上者的遗产税征收比例提高到80%。这下贵族们不干了，在上议院嚷道：“这简直就是持刀抢劫！ ”结果是无济于事，税照样要收，拖欠者须另交8%的利息。随后上台的保守党政府也丝毫没有手软，继续执行“劫富济贫”的政策。
高额遗产税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在出现家产继承事宜时，贵族不得不出售庄园宅地、家藏艺术品，以弥补财政亏空。经过几番继承，遗产税一交再交，再雄厚的家业也会元气大伤。到1976年，贵族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产减少了76%，在苏格兰的地产减少了69%。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贵族拥有的地产越来越少，奢华的生活变得难以为继。甚至有不少英国贵族迫于生计，不得不放下身段，将自己的庄园和私人领地开放给民众参观，赚点小钱。

至于说古代的欧洲，为什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比较少，难道你在历史课上没学过吗？那因为当时欧洲是类似春秋战国的封建制度，土地被层层分封，农民或者准确的说是农奴，被贵族们统治着。

任何农奴的起义，会很快被周边贵族镇压，很难形成大规模。

中国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那也是在大统一王朝下的王朝末期，官员是流官为主的情况下，文官与武将是分离的，朝廷刻意不让地方势力坐大，那么自然碰到农民起义，就不像春秋战国那种封建制度，周边贵族掌握所有的权力，可以及时镇压。

欧洲的农民起义当然也有一些，规模自然不能与中国相比。因为欧洲压根就没形成过中国这样的大一统的王朝。

瓦特·泰勒农民起义、札克雷起义、普加乔夫起义、胡斯战争、德国农民战争

至于说羊吃人之类的圈地运动，有没有引发农民起义？当然也有。

罗伯特·凯特兄弟起义

镇压这场起义的人，是约翰·达德利 John Dudley 第一任诺森伯兰公爵，镇压凯特兄弟起义的时候，他是沃里克伯爵。

大批起义者被处死，可是当地贵族还是不满意，认为杀得太少。镇压这场农民起义的沃里克伯爵，反问他们：“杀光了农民，你们自己种田吗？”

还有在英国内战期间，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底层不也有许多平均派吗？克伦威尔不就是利用了他们，战胜了国王，把权力从长老派手中夺取，之后看到平均派势大，又与长老派勾结，消灭平均派。还把部队派到爱尔兰去镇压爱尔兰人起义，以此消灭掉剩下的平均派

并且那时候的欧洲，还有新大陆可以输出人口，缓解矛盾。

0708补充：

1、无论是我国还是欧洲，财政体系都是非常复杂的，不同时期有多种不同的名目。比如一个欧洲的农民要交租，要服役（service），还要因为封建关系承担各种费用（entry fine，heriot，什一税等等），而我在这个答案中使用了“钱”、“负担”、“偷税漏税”之类的说法，并不具体对应于某个财政术语，而只是为了简明地构建模型：随着土地兼并推进，没被兼走的农民负担越来越重。至于这个负担在当年的财政体系中具体包含哪些内容，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查阅相关书籍。

并且，现实中并不会出现99个农民都被兼走了，最后1个人扛下100人负担的极端情况。通常土地兼并到一定程度之后，剩下的人就活不下去要造反或跑路了……而在现实当中，考虑到天灾的偶发性以及朝廷对吏治的松紧掌控，还会有一些反复。

2、很多人在问，为什么中国不找大户纳税。我在评论中也打了一个比方：

在英国，国王和（至少包括）国王的直属封臣（贵族，主教等）是公司（国家）的大股东。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不是国王一个人说了算的，如果国家要用钱，他得召开股东大会（议会），大家一起来商量，交不交钱，交多少钱，干什么用。所以国王虽然凌驾于每一个封臣之上，但如果国王的做法触犯了大股东集体的利益，提议就会被驳回，甚至国王本人会被摁在椅子上签《大宪章》。

而在我国古代，每个王朝建立的时候，公司（国家）都是皇帝自己的，率土之滨，莫非皇帝的打工仔。打工仔可以向公司提意见，但公司不会允许某个打工仔壮大到足以影响公司的决策。所以在公司还能良性运转的时候，一定会处罚每一个僭越的：让你有多少地多少人，你就不能多了，多了就得收拾你——这就好比工资要上税，嫖资就没收了，合法是上税的前提，不能说找一个不合法的东西征税；而如果有人能够明目张胆或者偷偷摸摸的坐大，说明公司的运转出了问题，皇上控制不住下面了——既然已经失控了，那税自然也就征不上来了。（这里的“税”依然只是个泛称。）

不知道大家能否理解二者的区别，同样是找你要钱，把你当天使投资人和找你收保护费还是不一样的，而这钱能不能要来，也取决于不同的因素。

————以下原答案：————

谢邀……我试着根据自己的理解长话短说。

首先你要明白一点。在我国古代的土地兼并过程中，最活不下去的，不是土地被兼并的人，而是土地没被兼并的人……

不是说，豪强抢了你的土地，你活不下去了，于是你就造反了。

而是说，朝廷本来向100个农民收钱，结果后来有50个农民连人带地被免税的大户兼并了，那么剩下的50个人就要交过100人份的。随着负担X2，有些遭不住的农民又连人带地投靠大户，剩下人的负担又继续upupup。最后一些人被挤兑的没辙了，就扔下土地去当流民，或者干脆造反了。

到了这个时候，国家就跟筛子一样，全身上下都是一堆“偷税漏税”的独立王国。你想管其中哪一个，其他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阻止你。而对于造反的人来说，他们不是跟某一个大户有矛盾，而是跟整个体系有矛盾。端掉一个窝点杯水车薪，他们如果就此罢手的话，依然负担沉重。

所以你看法国。近代法国贵族也是有免税的经济特权的，结果到了大革命前，这帮人就成为了国家财政的大窟窿，整个阶层动不了，动一个人又解决不了问题，最后还是通过大革命才把这个积弊给去了。但在隔壁的英国，国王是直接找的贵族们要钱，贵族们再找手底下的小地主们要钱，小地主再找让农民交粮纳贡。你可以兼并土地，但你兼并完了我多收你钱就是了。而如果你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引起的矛盾，那是你本地的区域矛盾，事实上由于地主压迫而引发的小范围地区性冲突并不罕见，但通常上升不到国家的层面上。

有人做过统计，在18、19世纪，英国的大部分土地（2/3还是3/4来着，具体我忘了）长期掌握在大约400个左右的豪门手中。这肯定是反复兼了又兼的产物，但虽然在过程中屡有骚乱发生，但从宏观上来看，这些大地主长期都是英国的中坚力量。后来还是因为世道变了，地主在和资本家的斗争中落了下风，国家开始向他们征收高额的遗产税——土地越多交的越多，才终于在20世纪前后把大地产给肢解了。

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农业土地发生兼并根本就不是问题，不兼并才是有问题的；

苏联刚刚占领东德的时候，也觉得土地兼并是个问题，在德国进行了土地改革，结果直接造成了经济混乱，因为这些地区根本不存在佃农，农业工人根本不适用个体化的经营模式，但是他们又找不到别的工作，只能逃往西德谋生。

实际上，从发现19世纪开始，土地问题就不是欧洲最主要的问题，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着大片未开垦的土地。真正想要种地的农民更倾向于用脚投票，移民新大陆或者到城市里讨生活。1846—1875年间，欧洲有1000万人移民美洲，挪威、瑞典2/3的新增人口、爱尔兰几乎全部的新增人口都被新大陆吸收了。

19世纪的欧洲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北美谷物开始大量倾销，欧洲粮食价格暴跌，这进一步压低地产拥有者的收益空间，这时英国的土地虽然高度集中，前400家主要贵族拥有了全国20%的土地，但是他们依然更倾向于把土地变卖或者抵押出去，然后到城市里进行工商业投资。

自19世纪起，欧洲的农村人口一直没有增加，除了移民新大陆之外，更多的人口则被新兴的城市所吸纳。在1840年，德国80%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到了1871年德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36%，到1910年德国已有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到二战爆发时，真正从事农业的居民在德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5%（约800万人），这也是苏联在德国进行土改失败的根本原因。

土地兼并是一个前现代化国家特有的问题，在正常的现代化国家中，农业或者地产能够提供的收益很低；如果地主们利用在土地牟利过多，那么资本和劳动者都会用脚投票，迁往那些土地成本不高的地方。真正阻碍现代国家发展的是人身依附，而不是土地兼并，消灭人身依附，消灭奴隶制和农奴制，这才是欧美各国在19世纪进行改革核心所在。

英格兰自威廉以来不仅保护大地主的所有权，还保障佃户的耕种权。保护到什么程度呢？佃户的子孙可以按照一百年前的永佃租种契约规定的货币面值给地主老爷交租子，千百年以来形成的习惯法、领主与国王的巡回法庭给农民撑腰…这种不考虑通货膨胀的租约导致最后出现了极度荒唐的一幕：康沃尔地区一户租种了五英亩（约三十亩）的土地，每年的租金是一束康乃馨。

中国历朝历代的兼并说穿了一句话：帝国政府与乡绅媾合，为了维持统治只保护大地主不保护小农民，最后大鱼吃小鱼吃无可吃全玩完。

PS：有人提到羊吃人。这个确实是事实，也是兼并，但规模很小…小到什么地步呢英格兰格罗斯特地区羊吃人搞了五十年，占的地盘不到地区耕地总面积的5%…托马斯莫尔是羊吃人这个词汇的记录人，在我看来他根本就是大惊小怪，他要是见识过同时期东方的土地兼并就会知道什么是小巫见大巫

有兴趣的可以看上面的论文

因为中国古代土地兼并导致混乱的关键在于，兼并的土地它不交税，或者交的很少。成为税收黑洞。

导致政府财政困难。

而欧美（起码是英美），土地兼并了，依然要正常纳税。

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大土地私有制又有多大的影响？

一

凡是认为土地兼并会导致农民流离失所、爆发战争的人，都应该看看秦晖教授的《田园诗与狂想曲》

在中国历史书中，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就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地主剥削农民，大量兼并土地，于是导致农民流离失所，所以农民要反地主。

但是，秦晖教授却发现：

中国农民有两种，一种佃农，一种自耕农。

对佃农来说，给地主种地，由地主豪强给中央缴税，自己本人不用面对地方官的盘剥，只需向豪强缴纳租金就能安稳生活，因此容易安于现状。

而自耕农是自己种地，就需要直接向中央缴税，直接面对地方官的盘剥，而官府常常提高税负，导致自耕农们苦不堪言，长此以往，有地不耕，容易成为流民。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多半也都是这些流民造反。

也有些自耕农，自愿成为佃农依附于地方豪强，从而躲避官府的剥削和压榨。

古代封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是来自地主，不是来自土地兼并，而是来自官府对自耕农的赋税和盘剥。

所谓“打土豪，分田地”只是近代农村革命的口号，真要放在中国历史上看，农民起义打的不是土豪，而是官府；说得再直接点，打的是专制统治者；而封建社会里的地主豪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抵制官府肆无忌惮的权力，保护佃农的作用。

二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集体的大项目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认为：

在整个清代“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互相平衡的过程，因为富人的大家庭不断分家造成家产分散，而赤贫者多无力成家延续后嗣，其家庭趋势是归于消灭，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规模延续的最大几率。

因此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是长期稳定的。

具体地说，清初尽管“土旷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却丝毫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反过来讲，晚清的土地也并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谓的土地兼并，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

“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

“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封建’帝王和地方各级官员”。

英国与拉美国家的例子

产权与贫富不均

英国文化后裔由于遗传了财产权体系而实现繁荣一样，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却因为缺乏财产权体系而遭受痛苦。

若想理解拉丁美洲财产权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对这些权利的本质做更深层次的钻研。即财产权不仅是可得的，而且必须是有效的。这就意味着，获取、维持和实施财产权的代价不能太高昂。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名叫做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开始探讨政府对私人冲突进行管制的奥妙。以临近牧场的玉米农场为例，牛群常常跑到农田去啃食农民的作物。经济学家将其叫做“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就如千里以外的工业区污染了你的饮用水源或几百英尺以外的邻居制造噪声打扰了你的清静一样。

科斯发现这类冲突的解决方式有两种。第一种，也是最明显的方式就是牧场主支付他所造成的损失。第二种，这是一种并不直接的方式，即牧场主有权要求玉米农场主支付围住牛群的栅栏修建费。在第一种情况下，责任在于牧场主；第二种情况下，责任在于玉米农场主。科斯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认为最初的“责任”界定给哪一方是不重要的。在每种情况下的最终结果都一样——同样数量的钱易主了，只是方向相反。这两种可能的结果具有相同的经济意义。经济学家和法律学者很快就认识到，个人财产权也是如此：不论以何种方式分配产权，产权明确化可以作为重要的手段来促进效率的提高。

科斯认为，只有三个方面是重要的：

▪ 所有权与责任界定清晰。

▪ 财产权与责任可以自由买卖。

▪ 协商、买卖和实施成本低廉。

只要这三个条件得到满足，财产权最终就能流向最能对其有效利用的人，责任将由那些认为最值得承担的人来承担。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政府的职能就仅仅是界定产权和实施产权。所有的产权交易都发生在个人之间。

例如，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有着高效和安全财产权的国家，所有的财产突然转移到了少数几十个家庭中，那会出现什么情况。

在两三代人内，由于最初所有者后代的挥霍行为，这种所有权的集中将开始消失，这些后代需要钱维持高水平的生活，他们就把土地出售给那些更能展开高效利用的人。在一两个世纪之内，大量的小土地所有者将成为普遍现象，而大量的土地将被那些能够精明管理的小家庭们所拥有。

这就是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后英国所发生的现象。

日益有效的财产权体系使得最初由少数诺曼家庭所拥有的英国土地所有权分散开来。科斯以及它的追随者是正确的，因为从长远来看，谁是所有者并不重要，产权的清晰和可转让程度更为重要。对于普通英国人来说，与表面的财富“公平”分配相比，一个社会的良好运行更依赖于对规则的清晰理解和实施。

对那些更为普通的英国人来说，法治比“社会公平”更为重要。

与诺曼统治时期的英国类似，摩尔人被驱逐后，大约20名贵族拥有绝大多数西班牙的土地。西班牙随后将同样的土地所有权集中形式“输出”到它的拉丁美洲殖民地。

例如在16世纪的墨西哥，当数百名小土地所有者由于一场天花而死去的时候，他们的财产就被转移到了西班牙农场主手里。那些种植园的规模甚至使得宗主国贵族所拥有的土地相形见绌。由于继承了西班牙存在缺陷的财产机制，墨西哥的大多数土地渐渐成为贫瘠的世袭财产，直到进入现代才有所好转。

与前诺曼统治时期的英国相比，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在大西洋两岸，西班牙产权制度的落后情况阻止了自身通过普通动力机制向自由财产权交易市场的突破。

拉丁美洲被迫接受了西班牙王国存在缺陷的财产权制度，且没有获得西班牙授予的长期优势——只有哥斯达黎加，这个长期以来被视为殖民统治的一潭死水的国家，由于避免了土地集中，从而成为美洲中部唯一获得发展的国家。

现代拉丁美洲都不曾实现科斯所说的三个条件。理解有效财产权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考虑一块土地的买卖。

在美国，土地买卖过程中最复杂且最艰难的部分就是价格协商。一旦价格得以确定，接下来就是调查卖主土地所有权的合法性，这一步骤花费不高，然后签一个文字协议，最后在国家相关办公室做一个转让登记。整个过程就完成了。

在拉丁美洲，情况并非如此。在对拉丁美洲卡夫卡式（Kafkaesque）的财产权法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发现，在秘鲁首都利马，完整地购买一座房子需要728个步骤。在这种社会，只有最富有的个人和大商人才有能力获取完全的所有权。农民不能出售土地，因为购买方不能确定自己能获得不受阻碍的所有权。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家庭保存财产权唯一的方式就是将其分给子孙后代。几代人以后，不断的土地分割将导致那些为饥饿所困的亲戚之间出现纠纷。农民也不能通过借贷改善自己的财产状况。因为一旦农民违约，银行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同样，商人也不能获取资本。投资者不愿意提供资本，因为他们不确定能否取得投资收益。

德·索托将某些发展中国家描述成把财富收藏成“死资本”（dead capital）的国家：财富只有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才能得到间接使用，才能吸引巨大的投资。

拉丁美洲人民党的政治花言巧语也助长了这种有害的经济氛围。在人们普遍存在复仇心理的地方，改善财产权或商业只会使得其成为充公的大目标。获得土地的农民与其他小土地所有者一样，他们也时刻担忧土地被政府购买或充公。他们不能出售财产，不能以此获取抵押贷款，担心下一届政府将收回这一财富。

西方世界对此没有帮助。几十年来，发达国家鼓励通过政府法令进行土地改革并形成一种体系，在该体系下，农民的财产权不仅可以出售还可以不断地改善。

西方世界忘记了它们几个世纪以前所获取的教训：

促进繁荣和民主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英式的土地改革”——通过确保有效的财产权和实施自由、开放的土地交易市场将土地分配给小农民。以“人民”的名义征收或强制买卖土地，只会侵蚀这一制度，并难以实现广大国民摆脱贫困的目标。

——《繁荣的背后》

以前都说是地主兼并土地导致农民过不下去，最后只能农民起义。但研究发现，以前亡于农民起义的王朝其实土地兼并并不严重，盘剥农民的都是官府。农民起义后不是仇恨地主，而是大肆报复各级官吏。

据说每个王朝建立之初，因为农民战争消灭了大量地主，所以土地平均分配了，农民生活好过了点。但是每到王朝中后期，因为贫富分化，又会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大部分土地都被少数地主占去了，所以贫民“无立锥之地”，只能给地主做佃户。而周扒皮、黄世仁、刘文彩这类恶霸地主，又把农民压迫得走投无路，农民们只好走上反抗的道路。等到农民战争结束后，土地又一次相对平均，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周期循环。

但是近些年历史研究已经梳理出大量新数据，比较充分地证明，传统时代的中国和同时代其他国家比，并不存在严重的土地分配不均问题。秦晖先生一直在进行农民学研究，他对关中地区积累的大量地册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关中无地主”。也就是说，自从隋唐以后，关中几乎就成了一个自耕农的世界，土地极为分散，地主非常少，大部分土地掌握在自耕农手中，不论是王朝初期，还是王朝后期，基本都是这样。

秦晖先生总结说，其实过去的中国，自耕农一直占很大的比重，而且历史上中国土地分配相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其实一直是比较公平的。大部分国家比古代中国土地更集中。

这一观点在近年来基本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比如代表官方研究水平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研究的一个大项目，多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对清代就是这样看的。这套书中讲到，在整个清代存在“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两个同时发生的过程，一方面当然有人因为致富多买土地，由农民上升为地主。但同时，富人也不断分家，由大地主变成小地主再到自耕农，也就是所谓的“富不过三代”。所以清代初期、中期和后期，土地集中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

此外，我们不看土地集中现象，仅看农民起义现象本身，就会发现“地主和失地农民的矛盾”导致农民起义的逻辑其实也不能成立。比如明代后期，北方基本上是以自耕民为主，南方则是佃户居多，南方的大地主基本把土地租给佃户去种。那么按理在明末，应该是南方阶级矛盾更激烈，农民起义更多，然而事实是明末的农民起义基本集中在北方，南方极少。

因此我们在历史记载中也找不到佃户以起义的方式反抗地主的证据，随处可见的倒是农民起义反抗政府的材料。中国历史上描写农民起义的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是《水浒传》，然而这本书里没有反映任何地主和佃户的矛盾，相反，用秦晖先生的话来说，《水浒传》讲的就是一帮庄主（也就是地主）带领庄客（也就是佃户）来造官家（也就是政府）的反的故事。《水浒传》中大地主柴进的第一个大的举动，是劫取“官家”的生辰纲。而生辰纲这个东西，代表的是国家对民众的横征暴敛，而不是地主对佃户的压迫。

所以，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农民起义，反映出的是农民与政府的矛盾，而不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历代农民起义，都是农民起来造官僚体系的反，造国家机器的反，而不是造地主阶级的反。《中国近代通史》也认为，真正导致清朝衰亡的，不是所谓的土地兼并，“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

所以中国史书中并没有“主逼佃反”这个词，而只有“官逼民反”。陈胜、吴广为什么起义呢？是反抗秦代政府强迫他们服劳役，而不是反抗地主欺负他们。李自成时代的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这个不纳粮的“粮”，并不是给地主交租子，而是指给政府交的税赋，即所谓“皇粮国税”。如果说中国起义的农民都是佃农，是为了反对地主，那就应该提“免租”，不应该提出“免粮”这种口号，然而事实上，在大规模“农民战争”中，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免租”，提出的都是“抗役、抗粮、抗税”的诉求，所抗的对象，都指向官府。

还有一个证据，历代农民军有目的地屠杀的对象，或者说发泄仇恨的对象，都是代表政府力量的官员和贵族，而不是普通地主。

陈胜初起兵之时，“诸郡县苦秦吏暴，争杀其长吏，将以应胜”。各地民众都痛恨秦朝政府官吏的残暴，争着杀掉地方官来迎接起义军。

东晋孙恩起兵，“所至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辄肢解之”。所至之处，把各县县令剁成肉酱，让县令的老婆孩子们吃，不肯吃则将其“肢解”。这是什么样的仇和怨？

隋末农民起义军是“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

唐末黄巢陷京师，“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

南宋钟相、杨幺农民起义军也是“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

北宋方腊起义，“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目的就是发泄仇恨。

而明末张献忠、李自成起义，每破一城池，也是必先斩皇室宗亲及地方官吏。明末起义军的一大特点是在诛戮明皇室成员时表现出的坚决、彻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子孙后代，不论是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是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是拒不交代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史书中涉及王府在兵锋下的遭遇，“尽”“皆”“合族”这样的词频繁出现。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殆尽”；攻克重庆，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尽杀之”；据有成都，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福王的下场。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抓获福王朱常洵。这个300多斤的大胖子，以亲王之尊跪趴在李自成面前，汗流浃背，乞求免死。李自成不为所动，当众斥责福王：“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把他拉下去，先痛打了40大板，血肉横飞之后，再一刀枭首，将头颅示众。至于那300多斤的躯体，李自成也充分利用，“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汋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禄酒’”，剔去毛发，拔掉指甲，又杀掉几只鹿，放在一起炖了几大锅，摆酒开宴，名叫“福禄酒会”

阅读这些材料，我们感受到的，都是农民阶级对当时政权浓烈的仇与恨，因为官员和皇族都代表国家机器。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兼并到底以什么方式形成？最著名的例子，是圈地运动的问题。

侯建新：圈地运动与土地确权–英国16世纪农业变革的实证考察-欧洲文明研究院​eshistory.tjnu.edu.cn/info/1103/340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