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自己的实际体会说一下吧。
我上海的工厂有三十多个工人，从2018年开始，始终是一个菜店的老板给我工厂提供米面粮油肉菜等生活物资，因为都比较熟了，他给我的价格也很不错，不说特别优惠，至少不比市面上其他的供应商高，就这样合作到了现在，除了春节那一个月，其他时间在他店里的采购量一个月大概就是2万块钱左右。
因为我们做的是酒店布草，3月12号工厂停工，工人没活干我也没让工人出去，一是担心疫情的传染，二是担心万一工人被感染了在工厂宿舍里传播，三是工人如果出问题到时候没办法复工会有很大的损失。现在想想，那时候的决定也是很对的。
工人在厂里，一日三餐还是要吃的，菜店也依然给工厂送菜，价格也一直没有变化，直到3月27号宣布浦东浦西“鸳鸯锅”式封控。
3月28号一早菜店老板就给我打电话，他早上去批发市场进货的时候，所有菜批发价都涨了，问我怎么办，我还说没事，你也该涨就涨。于是当天给我送菜的时候开的单子上就从平时的六七百一下子到了九百多。到4月1号的当天早上，他又给我打电话，满是歉意的说，老板，对不起，今天菜价涨得有点儿多，我把进货价发给你看看，你平时要的量现在估计得两千块了。我能咋办？三十多个工人不能饿着啊，涨价也得买啊。于是两千左右一天的菜钱从4月1号开始一直送到了4月26号。
4月26号当天老板给我打电话，说老板，这下你可以省不少钱了，菜的批发价降了不少了，又把批发的单子发给我，果然菜价平均降了30%左右，于是4月26号开始到现在，工厂每天的菜钱大概在一千二三百左右。
这两个月的封控期内，我和老板因为结算的事情打了不少电话，老板跟我说了一些内容：
1.他们去批发菜的几个地方，菜的源头进价没有涨，但是进市场的时候要交一笔费用，不交就以防疫为借口，菜进不去市场，这个费用菜贩子肯定是要加到批发价里的。
2.原来是他们自己开个面包车就能去进菜，现在不行，你得找有证的车才能在路上跑，才能跨过一些区域拿菜，这个车用一次可不便宜，用车成本肯定要加到菜价里。
3.疫情期间价格虽然高，但是蔬菜销售渠道被一些基层的社区人员把控，包括居委会、志愿者、甚至是物业保安，这些人也要从中间分一杯羹，这个成本也要算到菜价里。
4.因为3的原因，进来的菜不是当天进货当天就能卖掉，往往需要团长或者居委会把订货单发给他，他才能照着单子配货，销售价格虽然高了，损耗也高了。这部分成本也要摊到菜价里。
5.居民买到手的菜价是平时的2倍3倍甚至5倍，但是刨掉层层加码的钱，刨掉损耗的成本，真正到他手里的净利润不到20%，而没有疫情之前他的净利润起码是30%以上，而那每个环节上分一杯羹的人却一毛钱成本没有，还不用付出劳动，挣的却比他还多。但是他也没办法，疫情期间他还能挣到钱已经算是不错了。
所以你看，当每一个基层的人都接着疫情管控之势，顺便尝到了权利真的可以换到金钱的甜头时，而且我上面说的这个现象对于上海目前来说已经是所有基层管理人员的普遍现象了的时候，谁会甘心主动放弃这块利益？
我有一家食品公司
疫情初期想给上海捐点菜和食物
打电话给上海12345
得到了上海市委商委的回复。
我：我上海的亲人跟我说 很多捐过去的食品 都被高价卖掉了 我也很担心这个问题
商委：我们也是有成本的 我们不是慈善机构 我们也有成本。所以我们要采取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请问上海通行证怎么办理？
商委：请你联系我们的保供企业 你可以在网上查到 都是经过程序审批 信得过的企业。他们会给你开具入沪通行证的。
大家看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吗？
我理解的意思 就是上海政府牵头弄了一堆保供企业 把捐过去的物资加价往外卖 保供企业赚到钱了 苦了外地捐物资的企业和上海老百姓。
所以呀 到底谁才是那个投机倒把的市场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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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回答能保留下来我很吃惊 因为之前在另一个问题下的回答几万阅读量被和谐了。
看了评论区 有人不信有人信 我想说我没必要为了黑而黑 黑上海我也没钱拿。以上回答内容句句属实 大家看看就好 上海疫情也要结束了 祝福每一位被疫情波及的朋友 生活还是要继续。
呵呵
距离上海封城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已经在家里被关了35天了。作为在北京、上海都定居过的外地人，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见解。
相信不少朋友都和我一样，对上海的现状十分费解。同样时间爆发疫情，深圳为何能做到封闭7日就清零而且物价不上涨？北京为何能做到物价基本保持正常？西安、吉林为何没有出现过物资充足老百姓却买不到物资的状况？
从两年前来到上海，我就为这座城市无处不在的黄牛而感到震惊。在北京，也许只有挂医院的专家号，买火车票听说过黄牛，随着北京警方的严打，这类黄牛也渐渐销声匿迹。然而在上海，租公租房、挂靠充电桩上新能源车牌、沪牌拍卖….，甚至上附近地方的外地车牌，都有十分成熟的黄牛团队在操作，而上海人似乎也对黄牛司空见惯。我称之为“上海特色黄牛经济”。在这个利益链中，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即利用行政权力制造人为的障碍，只允许一小部分特权团体通过。这些特权团体，以一些与基层管理人员沾亲带故的本地人为主。这些团体与上海基层管理人员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团体。之所以称之为“上海特色黄牛经济”，是因为这样的经济形式，在其他地方也许局部存在，但是都没有上海如此典型，如此明目张胆。
本次疫情之初，我以为政府能够保障平价物资供应。毕竟上海地处长三角，是中国物流中心，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食物是最基本的生活物资，不至于不充足。没想到，我低估了黄牛们的下限。在平日里，黄牛服务并没有成为主导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因此，老百姓捏着鼻子也就过去了。但是疫情造成的封城下，黄牛凭借自身与基层管理者的垄断关系，一跃成为了左右老百姓生活的主宰。已经一个多月了，物价仅小幅回落。平日里零售价17元/30个的鸡蛋，现在30~50元都属于正常价格。蔬菜等鲜食的利润更是惊人，达到400%~700%的利润。各种套餐中并不注明分量，使用洋葱、土豆、胡萝卜压秤。与老百姓直接接触的所谓“团长”，只是这条利益链末端趴在老百姓身上吸血的苍蝇。鼓吹“我的团长我的团”，实际上是在为这条利益链寻找最终的变现渠道。小一点的黄牛，通过基层管理者下发的通行证，赚取小部分差价。大一点的黄牛则垄断了保供渠道，赚取巨额差价。直接与老百姓接触的“团长”，利润在10%~20%，却承担着直接面对老百姓怒火的风险。一旦出现任何问题，这些团长就会被推出去，成为众矢之的。当然，利润只是相对的。“团长”们的利润并不少。据一位团长说，一个月赚两三万都相当于在做慈善。我们不能否认真的存在热心做公益的团长，但是在巨额利益之下，我们无法用正常的道德标准去衡量每一个人。
上海特色黄牛经济，相当于行政权力真空下的黑市。大平台，大的商超为何一直在保供中缺位，不见得是拿不到通行证。而是所有的货源、运输渠道都垄断在黄牛手中。大平台涨价容易被投诉，价格监管也更加严格。而通过黑市、团长流入，价格不容易监管，出问题了也更容易找到人背锅负责。这就是黑市迟迟得不到取缔的原因。即使大型商超打通了某一环节，也无法与根植在上海基层多年的黄牛相抗衡。这也是我们会产生“为什么大平台没有物资，黑市却什么都买得到，团购畅通无阻”的疑问。
1920年，美国通过了禁酒令。却导致走私盛行，成了有渠道有特权的私酒贩子、黑帮的造富神话。1933年，美国废止了这一法令，市场才恢复正常。上海是一座“买办的城市”，自1842年五口通商起，上海就通过向广阔的内地市场供应国外的廉价商品赚得盆满钵满。买办、黄牛的基因已经深入骨髓。2022年的今天，我们还能在社会主义中国目睹这一奇景。这些黄牛恨不得把老百姓敲骨吸髓，是附着在上海身上的毒瘤。这座城市已经为封控付出了6000多亿的经济损失。而黑市却一直存在。很多老百姓面临房贷断供、失业的压力，还要被黑市敲骨吸髓。黑市经济的盛行，也给了这些黄牛无视疫情控制的动因。封控时间越久，他们就越受益。希望上海能痛定思痛，趁这次疫情，拔掉附着在身上的蚂蟥，清理老百姓身边的腐败，彻底告别“上海特色黄牛经济”。老百姓的信任是党的执政根基，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在上海已经居家隔离50天，我家人都在外地隔离，所以我一个人吃饭，所幸在隔离前我就买了大量的物资，把冰箱塞满。加上在2020年后，我就喜欢囤大量的干粮(北戴河90压缩饼干，梅林午餐肉)，还可以坚持两个月。
目前上海情况已经转好，感谢政府工作人员的努力，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感谢全国人民的支援，中国是一个有温度的国家，中华儿女是一帮有温度的兄弟姐妹。
今天我接到这条推送，看到这条消息，
随即朋友圈，微信视频号，抖音什么开始报这种情况归咎于上海市政府的计划调节。
“菜价上涨不设置保护才是对上海市民的保护”“不能打压高菜价”，“只有计划经济才会造成没有菜吃”。“我们要依靠自由市场”。
这些声音的出现让我知道，这里面没有别有用心的牵扯，我是不信的。
要了解，上海市政府一开始是完全依靠市场调节的，但是没想到出现了这么多黑天鹅。在政府开始统筹计划，设置监管之后这些声音就出现了。
这些“涨价鼓吹者”，他们以偏概全，使用春秋笔法举了例子，沙漠里没水喝，一个商人卖一千块一瓶，一个商人卖平价水，卖平价水的并不愿意运水到沙漠，而卖一千块钱一瓶水的商人愿意运水，这样沙漠里的人就喝到水，所以一千块的人救了沙漠里的人。大家应该对他感激涕零，并且大量水运过来也会降价。还举例范仲淹不限制粮价赈济的事情。
然后告诉大家，如今的上海，只有高菜价才可以救上海老百姓。有贵价菜吃总比没得吃好。
这种说法甚嚣尘土，很有市场
我对这些自媒体只想说两个字
“扯淡”
我觉得十分扯淡。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强调了一点即
“政府无需干涉，只需要市场调节即可以使老百姓有菜吃”
他们没有提一点，
“单向输出的资源，如果不设置干预机制，必然会导致垄断”，打断市场的自由，使得市场无法进行有效的调节。
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市场监管，能够拥有菜进行买卖和配送的的人必然会自发的与保护势力结合，形成资源垄断。
从市场的源头说起，按理说，此次上海物价上涨，农副产品输出大省，上海本地的菜农应该赚到了很多钱。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很多提供农产品的供应商，菜农听说是支援上海，纷纷降价销售，打六折到八折。有的还愿意承担高额的物流成本，来保障上海市民可以吃到新鲜，平价的蔬菜。
然而却事与愿违。因为这个过程中，市场调节出现了问题，资源分配开始产生
“马太效应”
比如之前一千块一瓶水，结合后，直接卖五千块。因为水是老百姓必须喝的，他们不得不买。
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牛奶多到可以倒到地里，菜烂到地里，而老百姓还会无奶可喝，无菜可吃的情况”
比如封建社会赈灾，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老百姓饥荒年代没有粮，就可以拿生产资料，比如田地去找士绅换粮，比如之前二十两银子一亩地，二十文钱一斗粮。而现在士绅就会让你用二十文钱卖一亩地给他，并且两千文钱一斗粮卖给你。或者你卖儿卖女去士绅家里做奴婢。
灾荒总会过去。
然后在灾荒过后，地主拥有了生产资料，而农民失去了生产资料。地主用便宜的价钱得到了土地，而农民则变为了佃户和奴婢，此时还需要承担昂贵的田赋，不仅丧失自由，还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当年朱重八的祖上就是如此。
大家看到这里就明白了，这就是封建朝代轮回的主要原因。
土地兼并。
封建王朝时期“土地兼并”正是类似，而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在你没菜吃的时候，他们早就盯上了你银行卡里的余额。
单纯依靠市场调节绝对救不了在特殊时期的老百姓。因为大家想象中那个自由的市场被切断了。是被计划经济切断的吗，很多人没有弄清楚计划经济和调控，就来大扯特扯。
是被市场经济流通过程中资源分配不均引起的，并最终产生垄断。
不要大谈特谈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因为在特殊时期，入市场和出市场是受到诸多限制的。
我再次强调一下，特殊时期因为信息差异化，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必然会快速导致资源的垄断行为。
需要设置一定的保护机制，比如由政府统一收购蔬菜贩卖，统一外包物流运输。设置价格保护机制，低息贷款，以工代赈。可以让缺钱的老百姓当志愿者，给他们开工资，来购买物资。并对哄抬物价者进行惩罚，并招聘大量物流运输人员，免费核酸检测，提高供给量。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更好办法。
如果这个时候进行计划干预配合市场调节就不一样了。
以中国其他正在抗击疫情的城市为例，
这几个城市是怎么做的。
封闭时在社区建立物资服务点，由政府出面，调配物流，食品供应商。下沉到社区，并做好监管工作。每两天做好封控区域物资计划，提前备货，由老百姓直接在封控社区购买物资。
老百姓买到平价菜，居家隔离安全得到了保障，供应商赚到钱，政府提高了公信力。怎么看都是三赢。
而完全依靠市场，计划调节不到位，必然会造成上海这样，明明物资充足，却价格飞涨，老百姓没有平价菜吃
而上海的防疫到此刻也是这样，在意识到单纯依靠市场调配资源会出现不公平，不平均的情况下。加强了监督机制，通过计划，调配了物流保供，使用计划干预+市场调节的方式。尽管到老百姓可能物资还没有达到多样性，但是情况已经在好转。
阳性患者能够及时入住方舱得到监护，密接能够得到转运，居家隔离带来的社区传播的可能性正在降低。
希望明天，打开窗，又是明媚的一天。
而过去，此刻，将来，上海也将一直是人民的上海。路灯上是不是又缺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