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发货币遵循按权分配，按资分配原则。
工资遵循按劳分配原则。
你既无权，又无资，当然享受不到超发货币。
哎，教科书上讲经济学都很隐晦，复杂，看起来很合理，但是又让人刚好不懂。这样法币系统才能名正言顺。
但是，法币系统的真相很简单：印钱，发债，通胀，收债，销毁。
问题就出在发债。国债发行后，多出来的现金多数进入了政府和大型企业搞建设。然后，开始一层层的扒皮，官员要腐败，领导要发分红，总之上面的先受益，现金直接进入口袋了。底下领工资的群体，只拿到一小部分。
这时候通胀还没有发生，因为现金还在富人口袋里。然后他们开始消费，多出来的现金慢慢流入市场，通胀才开始。但是底下的人分不到多发的现金。
说白了，是资产的稀释，某种程度上，算作盗窃行为，富人对穷人的盗窃。因为，货币超发无法经过每一个人认可，但是底层群体被动承担。
课本上不能这样讲，课本上讲的是刺激经济，为老百姓谋福利。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方法可能有问题，永远不能相信人是道德的，因为现行法币有明显的受益集团，那么就一定会使该集团受益。
~~~~ 更 ~~~~
我是上面说的是漂亮国的事情，美联储，不要误会。
要相信党和政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不一样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 再 更 ~~~~
其实法币政策的逻辑倒也没有啥问题，只要超发的货币通过债务清理回收即可。但是，事实是债越发越多了。。。。
给你们看漂亮国的政府 Balance sheet。从 08 年抢救市场以后，就没减少过。。每次想缩表的时候总要出点事情，最近的一次是 2020 年疫情了。。。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不行了。（你们千万别去查央行的表哦）
” data-rawwidth=”1444″ data-rawheight=”1400″ data-size=”normal” data-caption=”” data-default-watermark-src=”https://pic2.zhimg.com/50/v2-2b34fb0237c01b7a70faea9e6117bd25_720w.jpg?source=1940ef5c”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lazy” width=”1444″ data-original=”https://pic3.zhimg.com/v2-115c3f863cc83a50296caa6d8fe4acef_r.jpg?source=1940ef5c” data-actualsrc=”https://pica.zhimg.com/50/v2-115c3f863cc83a50296caa6d8fe4acef_720w.jpg?source=1940ef5c”>
美联储捧着这个炸弹，想缩表，但是一缩股市就崩，因为杠杆太大。但是不缩就通胀，看着那精心设计出来的 7% 的通胀，漂亮国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想。。。
11 月漂亮国要搞民意调查了，总统如坐针毡啊：一头是通胀，不解决民心就没了；一头是华尔街的大佬们，股市整崩了，选举的基金就木有了。可咋整？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这时候就吃吃西瓜看漂亮国今年怎么玩啦，想想好幸福呢。
~~~ 到家了 更点 ~~~
不说现象和原因了，咱们聊聊怎么应对吧。毕竟现状就是这样，怨天尤人没有用还是要有应对的。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供大家把玩、参考、吐槽。
目前高通胀环境，但是加息控制通胀的办法不太灵，美联储不敢铆足力量加息，原因我也提了杠杆太大，股市整崩了，国家的税收会受到严重影响，到头来还是政府赤字，只能举债，刺激通胀。
因此，今年股市肯定是不会有起色，最好的情况是慢跌，别崩盘，出现连锁反应。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能做的就是减少风险资产敞口，持有储备现金。有交易经验的朋友可以持有一些商品、贵金属、比特币、或者一些优质的公司股票；无经验就持现就好了。
千万不要没事做空市场，即使是大熊市，因为波动率大，也可能出现 10 % – 20% 的反弹，散户股市择时在这种高波动率的环境下，无异于黑暗森林裸奔+大喊我在这里。
虽然现金在当前的环境下，单从英国这边的情况看，每年购买力降低 10% 左右。但是比去股市等地方亏损 50% 强。
不要轻易换工作，特别是去新兴行业的公司，比如加密货币公司或者是独角兽公司，这些公司主要是靠风投支持的，风头撤了，就是裁员或者倒闭。Coinbase 居然不要脸的开始取消已经发出的 Offer 了。
好好在家陪陪家人、朋友，看看书，知识永远不贬值。我给大家推荐1本我读过的书：
这书有中文版，虽然标题是写比特币的，但是对法币系统的分析非常透彻，我不是研究经济学的，但是该书读起来很轻松，也容易懂，学术成就我无法做出评价，但是直观感受不错。
作者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人员，早年就读于贝鲁特美国大学，获得工程机械学学士学位，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发展管理学硕士学位，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中文版的书放这里了：中文书 GitHub 上面。
另外，我说的任何事情都不构成投资建议。
先说结论，再说逻辑（先说是不是，再说为什么）
在2008年前，工资是基本上是跟着超发货币走的。但在，2008年后开始出现脱节，最近间隙。
根本原因是，社会各方力量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触发了“边际收益拐点”，使得货币多印的边际收益递减。
分析
——我是分割线——
先说几个小故事。我家住苏南某个小镇，很多同学都在当地银行工作。听到过各种跑路，破产，贷款的小故事。
此处很多人质疑信用社坏账率高，我只能代表我们当地的信用社坏账率比农行低多了。
1最近几年经济不好，很多公司破产跑路。当地农行各种坏账，亏了不少钱，但奇怪的是，就在农行对面的农村信用社，几乎什么坏账。
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问我爸。他给了我一个信服的答案:
农行有全国总行，要求流程规范，材料清晰，要求呆板。少一个文件都不能放贷款，可一旦材料齐全，可以顺利放款。
而信用社，属于县级地方银行，很多员工本身就是股东。在放贷款时，更注重考察人，会去当地打听借款人信誉，反而材料要求灵活。但借款人一旦口碑不好，材料再全也很难下款。
2我同学在当地银行，一旦总行发现最近钱比较松，就会给下面下指标，这个月必须放款多少，什么行业随便放。
没催，有时候完全不考虑借款人需不需要，就故意提高借款量。鼓励私人企业老板，贷更多款，扩大生产。
从这两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型银行往往容易出现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情。
补充：上述故事只是为了引出，不同阶段，货币的充沛程度的差异。银行房贷款和无法回款的事实，与下面的解释没有直接关系。
一旦，政府放松管制，为了赚取利益，会摊派任务，同时努力放款。
很多时候私营企业主，只需要借50万，银行故意让他借200万。
之所以强调在2008年前，工资争取赶得上M2，是因为次贷危机还没爆发。中国出口强劲，只要能生产，就能赚钱。那个时候，更多的投资，会带来更多利润，更多的用工和更高的员工工资。
但2008年后，次贷，欧债，日本负利率。各种全球性的危机。当时政府的应对是，快速放贷款，努力放贷款。
很多私营企业主借到大量廉价的钱，加大生产，但是由于海外市场疲软，更大的投入完全不会带来更多的利润。
加大生产只会引起价格战，最后就出现了“产能过剩”。
这个过程就好比，100万投资，可以赚20万，后来拿了500万，只能赚50万。而借了1000万投资，甚至只能赚30万了。标准的“边际收益递减”。
因为企业主也赚不了钱，最终工人工资当然涨得慢了。
看懂了上面说的，你就一定会明白，为什么现在国家那么倡导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并且努力的“去产能”。
这都是为了08年后的放贷买单。
作为国家与企业中间层的银行，在推动货币快速增长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准备金制度。
简单举例来说，国家要求银行放100块贷款时，必须金库里放着15块钱，用来应对随时的取钱。而银行在操作时，往往会没留够15块就放贷款了。
国家为了防止银行违规，一般半年左右都会考察一次。所以，每到6月12月底，银行都很紧张。
但是，总有银行在考察前真的不够钱，这个时候，他们往往能从央妈手里借到钱。来应付考核。由于路径依赖，银行都这么做，一旦考核想着法不责众，央妈总会帮忙的。无形中放了越来越多的贷款。
15年后，由于资金去各种实体经济并不赚钱。导致很多人把钱抽离出来去炒房了。17年左右大涨就是资金在金融和房贷体系中空转。
18年19年，国家突然收紧贷款。防止进一步扩大整体的社会风险，就进一步导致了很多企业倒闭暴雷。
所以，就出现了。最近几年工资都赶不上发货币速度。物价其实也赶不上。唯独房价赶上了。
因为，多出来的钱，没有进实体经济，都在刚从银行出来时，就直接进房地产 了。
这个问题很早就看到了，但是一直没有去写答案是因为我一开始也在思考应该如何去解释这个问题。也看了看其他一些回答，有些说得是不错的，不过是从经验性的角度出发来写，所以我打算从理论的角度试着去解释下这个问题，包括之前的一些回答的答案，算是整理一下我自己的思路，不过如果其他人有好的意见也可以在评论告诉我。当然我下面说的都是最简化版本的，实际的建模肯定要比下面写的要复杂的多。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
谁决定工资水平？
宏观经济学在进行理论推导的时候，会考虑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心化centralized，也就是有一个强大的social planner（不知道翻译成中文什么最合适，就相当于一个人掌控经济来分配和安排资源），但这种一般现在都不怎么使用了。大部分还是考虑分散经济（decentralized economy），也就是市场中有两个代表性参与者，一个是代表性个人，他有自己的预算限制，并在给定的预算内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大致模型可以简化为：
\sum_{t=0}^{\infty} \beta^{t} u\left(c_{t}, l_{t}\right)\label{27}
subject to
c_{t}+k_{t+1}=w_{t} l_{t}+r_{t} k_{t}+(1-\delta) k_{t}
其中，u（）是个人的效用函数，c是消费，l是劳动参与，k是资本，w是工资率，r是利率， \delta 是折旧。
另一个是代表性企业，他有自己的生产方程，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利润，即产出-工资支出-资本支出。因为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通常假设个人拥有资本，他们会将自己拥有的资本借给企业进行生产，企业要根据利率来支付个人资本所得以及工资，那么代表性企业的最优化问题就是最大化下面的利润方程：
f\left(k_{t}, l_{t}\right)-w_{t} l_{t}-r_{t} k_{t}
因为这里的选择变量是资本k和劳动力l，我们将这个方程对k和l求导，并使其等于0，可得下面两个企业的最优选择结果：
f_{k}\left(k_{t}, l_{t}\right)=r_{t} ，最优利率
f_{l}\left(k_{t}, l_{t}\right)=w_{t} ，最优工资率
因此，决定工资的是 f_{L}\left(K_{t}, L_{t}\right) 。即一单位劳动对于企业生产的边际生产率。通常，在经济学中，最普遍的对于生产方程的设定是：
f\left(k_{t}, l_{t}\right)=A_{t}*k_{t}^{\alpha}*l_{t}^{1-\alpha}
因此：
f_{l}\left(k_{t}, l_{t}\right)=(1-\alpha)*A_{t}*k_{t}^{\alpha}*l_{t}^{-\alpha}
所以，在给定的劳动供给下，工资的多少是由两个条件决定的： A_{t} ，即生产力或者科技；k_{t} ，即投入生产中的资本。
先说 K_{t} 。很多之前的回答都说，是因为央行放出的水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而全是流入了资产价格，或者说因为金融的回报率更高，所以资金都跑到金融等等，统一起来都是这个道理，即理论上央行放出的超额资金并没有进入生产方程中的 k_{t} ，或者说相对于整个超额的货币总量而言，流入的很少，因此导致在投入生产中的资本这块，并对整个工资的提升起到太大的帮助。
但我个人认为，相比于资本，生产力的影响更为重要。生产力这个概率很模糊和宽泛，人们很难去量化这个科技水平到底是多少，或者生产力到底是多少。因此，经济学提出了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力）去大致地描述一国生产力的水平。技术增长和效率被认为是全要素生产率中最大的两个子部分，两个子部分都和央行关系不大。直观一点，格罗宁根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学家们曾经做出了一套衡量主要国家全要素生产力的方法，这个也是目前比较多用的一种方法。我把在这个方法下，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红线）以及剔除通胀水平后的工资中位数（蓝线）的变化趋势放在一张图里，如下：
可以发现，虽然不完全一致，但起码有一些相似的趋势在。
有些人可能会说，央行大放水的时候，的确工资会涨一些。那我们就要明确实际工资和名义工资。我们平时拿到手的只能叫做名义工资，但他的实际购买能力是与当下经济的价格水平，也就是通胀，相关的。因此，当你的名义工资和通胀一起上升的时候，你的实际工资可能并没有上升，甚至因为通胀跑赢名义工资增长率反而下降了，例如现在的美国。更直接地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美国剔除通胀因素的实际工资的变化趋势（蓝线）和美国M2（红线）的走势一起放在了下图：
可以看出来，就算对于美国，它的实际工资的变化可以说是和市场中的货币存量M2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
有人可能会好奇，在这个方法下，国内的全生产要素走势是如何的，鉴于知乎上对日本感兴趣的人特别多，总是能刷到一堆关于日本的话题，我把中（蓝）美（红）日（绿）三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都放在了下面这张图上：
不难发现，国内在2010年达到顶峰后，陷入了一个停滞甚至是略微下降的趋势。但是，从1999到2010这11年间，全要素生产率是高速提高的阶段。这就意味对于大部分国内的人来说，我们的实际工资可能在这11年间是提高最快的时候，而2010年后的提升速度就很难和之前的水平是一样的。但停滞的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对于国内是，美国从2004年开始也基本处在一个水平上没有变化，日本则是直接从1990年达到顶峰后，就开启了30年一个水平的阶段。
所以，央行并不能决定实际工资的水平，如何引导资金进入生产部门以及真正提高生产力与科技才是带来实际工资提升的唯一方法。
在美Phd，研究方向为围绕着货币政策下的金融稳定，通胀，利率等宏观经济学议题，回答问题大部分是为了整理一下自己对于自己研究领域内问题的思路，发现有意思的问题，顺便找同方向的小伙伴一起讨论学术。不参加任何非学术项目，不回复任何抖机灵和硬杠的内容。
2019.9.5 update
感谢网友
指正，正文开篇提到的通货膨胀的比喻是由哈耶克所做的。大卫休谟也讨论过这个现象但是没有用蜂蜜来做这个比喻。
每个国家都是这样，超发货币不会均匀地进入到每家每户，也就是超发货币(只要不是恶性通胀，比如津巴布韦那种例子)引起的通胀不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快速地蔓延到每个角落。
而更应该像是蜂蜜一样先是聚集在一堆，然后逐渐蔓延到整个平面上。
这个比喻通胀的例子不是我发明的，我记得是英国哲学巨擘大卫·休谟做的比喻。我当时看到这比喻着实惊讶了半天，18世纪的一位苏格兰哲学家能对经济有这么深入浅出的观察，思维能力完全不比现代经济学家差。
这个现象后来变成了宏观经济学对时间长度的关键思想——长期和短期。
从长期来看，所有超发的货币最终都会变成通货膨胀。不光是所有物价，包括工资也会上涨。比如看下图，我国的M2数据。从2001年低到2018年底，M2大致翻了12倍。
我们再看一下央企工资收入，从2001年低到2018年底，央企平均工资大概翻了5倍。
将近20年的时间，已经算是宏观经济学上的“长期”了，为什么M2没有反应到工资上面来呢？
因为货币发行并不是增发一次就完了，而是长期都保持超过GDP的增发状态。如果今天停止超发货币，理论上未来通胀（包括工资）还会缓缓上涨一段时间，再停止。
用倒蜂蜜来比喻就是没有倒一下就完了，而是在连续一直倒蜂蜜，以前的流下来的蜂蜜已经蔓延到其他地方去了，才流下来的还聚集在中间那一堆，如果现在停止倒蜂蜜，也到要等很久后才看到剩下的蜂蜜蔓延开来。
工资跟不上M2，甚至是物价，这个现象被叫做——刚性工资（wage rigidity）。这是宏观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并不仅仅在中国有，所有国家都有这个现象。
通胀的蔓延速度要取决于货币超发的量，如果是恶性通胀，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货币的预期，那么大家都希望少持有，甚至不持有本国货币，抛售本国货币速度会极快。所以很快就能反应在所有物价，包括工资收入上。但在恶性通胀中，一般来说工资增速仍然是跟不上物价增速的。
上面说的是第一个理由。
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理由是在初次国民收入分配上，工资收入就是无论何时都比不上资本收入的。超发的货币和工资增长中间的缺口有很大一部分去了资本收入。这个很好理解，开厂的老板和股东在收入上就是能超过工人的收入，一旦货币超发，信贷条件放松，工厂拿到贷款扩大生意，老板要做的要么是让工人加班，或者多招人，但肯定不会把多赚钱的都当成工资发出去。肯定是因为利润更大，股东收益更高才做这样做。
所以导致超发货币也会一定程度拉大贫富差距，因为企业家，房东等各种有资源和资本的人就能更快吸收这些放出来的M2。
所以我们国家看到放出来天量的货币，但是并没有引发严重的通胀，就是因为被企业家和房东等有资产的人给把这些M2给吸走了。所以大家才会看到很多媒体说高企的房价能稳定通胀，稳定汇率。其中便是这个原因。
而且我们国家有很多国有资产，比如央企国企，他们的资本回报率虽然不高（市场竞争力不行），但是量很大。所以很多资本收入到了国家那里，没有流向私人家庭。这些钱政府hold住了，一般都是用来扩大再生产和投资的，不会直接当成工资发了。
这里稍微插入一个话题，储蓄率对于一个国家太重要了，我们国家储蓄率也高得过头了，原因是 1）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必须要自己存钱看病、养老、给孩子教学费 2）贫富差距逐渐增大。
下图便是我国的储蓄率，常年都在30%以上。
下面是美国的储蓄率，常年都在7%以下，对比就知道我国有多高了。美国的储蓄率低，有很多原因，比如股市和房产导致的财富效应；美国盛行的消费文化；长期低利率等等因素，这里不过多解释。
贫富差距稍微大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比较常见的事情，而且这个现象是社会非常讨厌见到的。但很奇特的是，在经济上竟然有提高储蓄率的作用。这还是凯恩斯总结的，他用的专业术语叫做“平均消费倾向”（APC），是越是富裕的人，消费相对于其收入越是低，储蓄相对也越高。这个也很好理解，比如工资5000，一个月平均消费4000（房贷不算消费，算投资的每期分摊），再存1000，月薪5万的消费平均可能就在3万。那么收入越高，这个比率就越低。而且只要财富约聚集越是在少部分人里，国家整体的私人储蓄就会越高。
当然政府希望这部分钱都是储蓄、投资（不管是开公司还是买理财）在国内，而不是成为capital flight到国外去。虽然大家能看到很多海外财富管理产品，我们国家的银行理财QDII基金，海外股权母基金，都是要找外管局要换汇额度的，出去多少，到时候就必须回来多少，这个账对不上，外管局是要秋后算账的。所以整体来说我国储蓄是受到资本管制也保持在高位。
同时因为储蓄率高，反过来也压制了通货膨胀，因为上面说了富人的平均消费倾向更低，所以他们通过资本赚的钱再通过消费释放出来的钱是相对更少。
20190925更新：
有朋友问到，我就瞎编一个故事，眼看写得长了，就把它更新到正文里来。因为我不专业，所以不对之处在所难免，请大家多指教。
假如你是一个酋长，你们部落使用你制造的铜钱来进行交易；一开始你制造了100个钱。
如果你看到大家都没钱用，于是又制造了100个铜钱，可能最开始拿到你的铜钱的人，会多得到一些物资，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没啥用，只是使原来1个铜钱的东西变成2个铜钱而已。人们并不会因为多出一倍的铜钱变得富有。这就是通货膨胀。
一般来说超发货币就是引起通货膨胀而已，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超发是有很大的用处的。
比如部落里如果修建一条桥，就能连通物产丰富的另一个小岛，人们如果能在那个小岛上打猎，将会获得非常多的物资。
但是最初的时候，大家都没多余的钱，而且修桥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部落里的人不可能有这个闲钱，冬季有时间的时候，就不会想到说要去修这个桥，把时间用在休假上。
这个时候如果你制造出100个铜钱，在冬天发起修桥的工程，人们为了挣钱，就会投入时间和体力来修这个桥。但你要知道，其实你只是制造了铜钱而已，你此时并没有创造更多物资。
但是巧妙的就是，这个桥一旦修成功，人们真的就获得了更多的物资，假如说物资翻了一倍，正好和你多制造的这100个铜钱平衡，人们就是感觉更富了，以前只能吃半饱的，现在能吃饱了。——但人们大多数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只知道努力工作，获得了更好的生活。
这就是超发刺激经济增长。可以看出，超发是不是刺激经济增长，其实关键并不是超发，超发只是表象，真正的经济增长，是物资变多了。如果你的超发很理想的话，人们甚至不会感觉出有通货膨胀。
可以推理出，要想使超发变成经济增长，不仅仅是制造铜钱就可以，条件还是不少的：
1、所投入的项目要能促使更多的后续物资产生。可以是科技、方法、基建等，对于未开发的区域来说，修一条路就能起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在已经比较发达的地区，科技创新往往是更有效的办法，所以我们现在对科研要加大投入。
2、人们还有时间去投入到更多的生产上去。这其实就是劳动力资源，如果一个区域的人口很少，那么所有的人不睡觉，每人每天也只有24小时，再超出这个时间，你给他修一万条桥，他也用不上。
3、新生产的物资需要有人能消费掉。人们不仅要有时间生产，还需要有能力消费，也要有时间消费。前面讲的如果每人每天工作16小时，那么他们就没时间消费了，这时候就需要带薪休假、8小时工作制等福利了。另外，如果这些人都是奴隶，身无分文，你生产出再多的东西，他们也消费不起，所以不仅要给工人们休息，还要提高工资待遇。这才是福利对资本家的真正益处，当然人们也需要这些福利。这里的关键就来了：需要普通人也有钱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在急需修桥的年代，酋长制造铜钱，经由随从A来操作，修起了很多不错的桥。而随从A也请了跟班，他们当然也获得了他们应得的工资。这就形成了 酋长》随从》跟班》民众 这样一条管道，超发的钱就是顺着这条管道流动的。
随着这些项目的推进，一方面，因为桥已经比较多了，新修的桥，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管道中的随从、跟班逐渐增大了自己获取的那部分利益，而民众得到的就相对变得少了。
这时候我们就称随从、跟班为既得利益者，其实不管是谁处于这个位置，这种情况总会发生，所以没必要只顾着道德批判。
此时作为酋长的你，发现了问题所在：管道在吸水，而经济如果要增长的话，民众需要有钱才有消费能力。
所以你决定超发来刺激消费。此时的超发，和修桥时候的超发，其实目的是不一样的了。此时你希望超发的钱，如期流到民众手中，但是如果你还是让随从A去打理这些事，你就会发现，你超发了很多，但民众的工资却没什么增长。
所以我得出题主的问题的答案，就是因为从前超发货币的利益通道过于单一。
我看到大家说到一些其它的问题上，也在这里扯一扯。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超发但不希望钱进入消费市场。
作为酋长，你其实是知道随从A那条管道比较吸水。而你现在有这么个计划：需要连修三条桥，才能达到一个欢乐岛，你知道当你的民众都能到达欢乐岛之后，就会开始狂欢，消费大量的鱼、肉，民众花光了钱来买鱼肉之后，又会更卖力地做其它工作，这样你的部落的经济会再上一个台阶。
但问题是：前面两条桥的修建，对经济不会有什么作用，一定要到第三条桥修好后，才会有效果。所以前面两条桥你需要制造200个铜钱，这些铜钱如果流入民众手中，就会影响通货膨胀，进而引发其他问题。可能都等不到第三条桥修好，部落就已经出问题了。怎么办？
这时候你想到了随从A，你知道他这条管道吸水……于是你想出了办法。
于是你把项目交给随从A去实施，随从A当然也是按以往的操作，拿下了这200个铜钱中的绝大部分，但是随从A他们不会投资鱼场，也不想去打猎，于是他们把铜钱又存回你这里。
民众跟着做了2年的工程，钱也多了一点，但没有非常明显的感觉，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令人很想消费，他们也把钱存回你这里。
直到第4年冬天，欢乐岛打通了，民众都跑去玩了，随从A他们也把钱取出去玩了，并在欢乐岛投次了一些地产什么的。但是此时消费量大增，多出来的这300个铜钱，正好和增加的消费平衡掉，因为你的巧妙操作 ，人们再次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随从A的作用，就是这么巧妙，因为他们不懂真正的生产，所以有了铜钱之后，可能会买古代贝壳什么的，但这没什么关系，让他们自己把一个古代贝壳炒出天价，也不会影响民众。
比较影响民众的是炒房，但是，在发现欢乐岛项目之前，能刺激民众消费的内容可能太少了，你也希望民众消费，可是他们只想消费房子，说那是刚需。所以，你只要控制事态在“还行”的度，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当然，随从A的铜钱，还有一部分是贪的，你当然知道这一点。但只要随从A做事得力，又不影响民众，其实还是可以先不管。如果随从A带着资源去了别的部落，那没说的，抓。这样他的铜钱还是回到了你手中。
以下为原答案：
先声明：我不是专业人士，以下所言只是自己平时观察思考，不专业、不规范、不全面，无权威性。仅是说说我自己一个外行人士的感受。
另外，我所关注的时间是有限的，大概从2005年以后（可能有出入），之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并且后来思考的范围也很窄。
我的结论：因为从前超发货币的利益通道过于单一。
一、从铁公基谈起。
大约2005年左右，我来到东莞，我的第一感受是路。
路是个好东西，直到现在，我对“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很赞成。
那时候的湖南，很多地方是泥巴路，我是乡下人，很多人种出来的农产品，要拿去卖要花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所以只能卖到周边，而周边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交易的品类和量都很有限，家乡的经济不是很发达。
我来到东莞，感觉最好的就是四通八达的道路，当然从那以后，珠三角的路也一直在修。
然后我慢慢地了解到国家的“铁公基”投资，我作为刚来珠三角的人，非常佩服这种思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对基础建设的作用是有很大感触的，一个地方要先有路这样的基础建设，然后才可以有发展。中国人是非常勤劳的，只要有了路，很多发展经济的东西，不要别人说，人们自己就会摸索出来，这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物质的流通和交易。
那需要搞铁公基，就需要投资，这个投资哪里来，那我的理解，就是超发货币占主要的。（个人理解，可能有错误）
这部分超发的货币，应该说来是很好地完成了基础建设这个目的的。
二、农民工工资。
那个时候修路什么的，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事。刚开始，到处都是荒郊野岭的，农民工在这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做这个事情呢，工资也还不低，但也不高。算是只要能吃苦，不大有其他门槛。
比起那些留在家里种地的人，修路这种事，收入算是比较高的了，一家人再省着点，往往做一些年就可以在老家建房子。
慢慢的愿意做体力活的人少了，于是修路的农民工工资，慢慢的算是比工厂打工还要更高一些了。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个铁公基的投资，真是个不错的东西，一方面，完成了基础建设，而农民工挣到第一份辛苦钱后，也可以用来做其他生意，促进交易和流通。
这个时候，超发的货币，应该说来还很大程度上完成了“促进消费”这个目的。
三、别墅引发的思考。
然后，房价就开始涨了，本来我觉农民工收入挺好的，和房价一对比，发现根本没什么用，我在珠三角的时间也长了一些了，刚出来时和老家比，感觉几千块工资挺高的，但慢慢的消费成本也上来了，工资处于月光状态。
而万科在东莞的松山湖一号别墅区的价格，震憾着我的心灵。这得怎么做才能够买得起这个房啊？!
同时，慢慢地，接触了很多在珠三角“发家了”的人。听闻过人家买2千万的别墅全程只用了半个小时，全款付完走人的。
这段时间接触到的东西，总括起来，就是这些事：
一方面：有一部分人，莫明有钱，有钱得不知道怎么花那种；XXX因为某个PY交易，拿下某工程，转包后赚得流油；掌握着工程分配权力的人，开个莫明其妙的小店洗钱。……诸如此类。
而另一方面：愿意做民工的人越来越少，吃苦是一个方面，收入虽高，但其他转包工程的面前、在房价面前，就是个屁。
这使得我意识到：铁公基这种投资，必然会伴随着人们感受不公和贪腐。一是因为因为人的角色分工不同，掌握权力的人和转包工程的人，更容易拿到国家投资的这部分钱；二是因为掌权和转包工程的人，人数少；而农民工的人数多。相同数量的财富，集中起来，显得特别巨大，而分散到农民工工资里，就不显得多了。
四、铁公基投资边际效应显现。
慢慢地，社会上出现一些对铁公基的批评，其中就有“重复建设”和“形象工程”。比如同一方向修了几条平行的道路，形成资源浪费；比如挖了修，修了又挖。
在基础建设投资的最初，到处都需要修路，并不存在浪费，但基础建设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因为资金分配的问题，有的地方争取到更多的国家投资，但这些投资的效用并非是最优解。
比如A市基础建设已经差不多完善，而B市还很需要投资。但在前期的投资过程中，A市获得了更多的回报，纳税也比较多，于是在后期对新的投资项目的争取上，A市就具有优势，B市就争取不到太多投资。A市之所以取得这种优势，有可能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发展策略比B市更高明，还有可能是因为A市领导人际交系更好。不一而足。
但总之，后续再投资A市的钱，就可能会存在浪费。
其实投给B市的钱，也可能会存在浪费，但B市急需投资的项目可能会多一些，这种可能性会少一点。
五、铁公基投资中利益团体的形成。
除了前面说的这个客观的资金争取差异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前期的投资过程中，数年过去之后，无论A市还是B市还是任何市，已经形成了一批相对固定的利益团体。此前的工程项目是通过甲分配、乙转包、丙实行的，过程中利益分配大家都接受，并且已经赚到头一批钱，那么后续新的项目过来的时候，大家肯定会倾向于沿用原来的人和方式来合作。
其实就算是更换了甲乙丙，换成了赵钱孙，利益团体也还是会形成。也差不多这个时候，反腐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
我这里说的仅是铁公基这一块，是因为我的眼光窄，很多东西不懂，所以只能拿这一块说事，而事实上很多事情都与这个基础建设类似。
六、促进消费需求凸显。
随着铁公基建设的开展，之前的财富公配不平衡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但这个问题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因为最初我们的厂家生产，很多都是只供出口。消费那一端在国外，所以国内的消费不畅未被重视。
到后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出口有明显的受挫。此时国内产能过剩严重，而生产出来的东西如果不出口的话，国内的人根本就没钱买。这段时间珠三角倒了很多工厂。
这里讲一个题外话，就是金融危机发生时的一些现象：我的一些客户是在西北，当时珠三角工厂出现因出口下降而倒闭时，大量的产品不得已转为内销。因为产量很大，即使是积压的库存，都有很大的供应量。这部分产品质量较高，在工厂倒闭时清仓给批发渠道，然后再转入内地和西北等地区销售。那时候我问西北的客户：“有没有感觉生意不好做了？”客户说：“更好做了啊。”因为在客户那边的感受来看，产品质量上升了，价格还降低了，掌握着这样的货源的话，生意当然更好做了。大概一年之后，客户才感受到生意变得清淡。而此时国家已经实行了4万亿的超发计划。
但是一方面普通人得到的工资不够高，而房价却很高，所以国内的出口受阻之后，亟需国内促进消费来提振经济。于是国家继续超发进行铁公基建设，以期望能促进消费。
七、旧的利益通道阻碍了促进消费效果。
真实事件，但我不能说得太详细。大概是2010年左右，我在湖南CZ市，偶然看到一个政府内部的文件，是关于当年度促进该市消费水平的会议记录之类的东西。
促进消费这个任务是布置下来了，但怎么做呢？……呵呵，文件中说：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以促进消费。
而且，我估计该市最终是完成了这个指标任务的。
厉害吧？
网上当时有段子说：我用不着你告诉我要怎样提升消费水平，我要是有钱我还不会花钱？
与此同时，上层似乎看到超发后消费水平并未有大提升，反而是储蓄率一直上升，于是多次进行了放水救市之类的计划。但一直没有真正地起到提升消费的效果。
一方面，超发出来的钱，很大部分还是截停在利益通道的上层，这个通道运行多年，越来越熟练，能更有效更安全地截获财富，到农民工这一层级，虽然有一点提升，但远远不够。
此时放水越多，两个层级的贫富差距越大。
铁公基中的权力核心周边这个层级，因为钱太多，但是又不是来自制造业，无进一步投资的经验，只好储蓄和投资房产；甚至，有一部分钱，是他们根本不敢在国内花的，除了五花八门的洗钱，那时他们还大量往海外转移资产。
而提升的房产价格，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工阶层（工薪阶层也一样）的不安全感，使得他们更加不敢消费。
在这个阶段，以促进消费作为目的的超发货币，在还是沿用基础建设投资的思路下，越来越行不通。不仅行不通，其效果还适得其反。
说到这里，应该可以作一点总结以回应题主的问题了：因为以铁公基建设投资为代表的超发货币行为，其大部分利益，越来越严重的被少数人截获，包括合法的和不可见光的。被截获得部分被保留在少数人手中，不用于制造业投资，而大量用于房产购置和储蓄，不可见光的部分，往往不顾市场实际，制造着各种奇形怪状的投资热点。在普通人的工资中，基本上很难得到这部分钱，且相对于房价上涨，普能人甚至感觉越来越穷。
八、我对现阶段扶贫的一点看法。
很多人对现在的扶贫有诸多怨言，这中间当然包含着基层人员的辛苦和不堪重负。但有了前面的内容之后，我有一些另外的看法。
现在的扶贫工作，有很多人提到了不公平的部分，或者说做得不够完善的部分。在我看来，扶贫工作应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图，就是提升广大民众的消费水平。
有的地方并不那么贫困，但这个扶贫的款也发出去了，虽然不公平，但相对于以前的相对固化的利益链条，这已经非常好了。至少，款直接发到贫困户手中，极大程度上阻止了中间的利益团体截获这笔资金。
贫困户不能用这几千块钱买房，但他可以消费掉，这样这部分钱就真正地在消费市场流动起来，真正地使钱进入到了消费市场。
九、接下来还有什么？提升公务员工资！
扶贫是有时间表的，长期的现金资助，无疑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所以不可能长久地实行。
我们还需要另外的通道来使资金进入消费市场，我能猜想到的，就是大规模、普遍地提升公务员工资。
还有，十二年制义务教育。
还有，基层医疗体系建设。
还有，学生营养餐计划。
……
这样做的好处有几个：1、使超发货币进入消费市场；2、加强社会发展重点引导。高层试图加强哪一方面的建设，就将资金投放在哪一个方面；3、重点解决民生问题，减轻民众焦虑感，提升消费意愿。
十、题外话，再以后呢？
我个人期望：加强制造业，无论高端还是低端，都要，全国一盘棋，形成梯度。
现实一直都很残酷。
超发的货币最终都流入了富人的钱包里。
食物链顶端，一定是瓜分财富最多的地方。
中国超发的货币，其实绝大多数都在银行体系内循环。
央妈印钱给银行，银行拿出去放贷。
第一、居民的贷款，大多用于买房，小部分用于消费，消费的钱进入内循环之中。
第二、企业的贷款，多用于生产建设，以及员工薪酬支付，最终也都进入了消费的内循环中。
整个消费的内循环，物价并没有太大幅度的上涨，是因为进入的货币并不多。
楼市的价格很高，吃掉了大量的货币，居民手上的钱，最终进入了楼市，给了开发商。
而开发商最终又还给了银行，银行在整个内循环体系下就不断地吃利息。
那些不喜欢花钱，而喜欢存钱的人，依然逃不过把钱放在银行的命运，所以银行永远在赚钱。
当然，一部分剩下的钱，真正在市场里的，都给企业赚走了，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富人的腰包里。大量货币在空转
说出来，很多人可能不信，大量的货币存在空转的情况。
每年广义货币M2的增速都在8%以上，按目前的经济体量，就是十几万亿的超发货币。
但你会发现，这个市场永远是缺钱的，缺乏流动性的。
居民不仅会觉得物价涨，还会觉得自己的钱不够花，也不敢乱花。
然后，央行不仅超发货币，还多次降准释放流动性，但钱却始终难以进入实体经济中。
不仅如此，银行还经常会出现缺钱的情况，每到年末季度末，还需要去拉存款找资金。
其实，并不是资金没有完全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被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吞噬了大量的资金。
比如，重复修建的马路等基础设施，花费特别大，每年的养护重建，都是一笔经费。
比如，农民种的果园，由于销售渠道不足，导致大量烂在了田地里，这也是经济投入后的产能过剩。
还有，仓库里大量堆积的商品，其实都需要经济成本去制造，卖不掉就成了消化不了的固定资产。
这些地方是“囤积”了很多的资金，这才是为什么国家愿意加大在电商平台的投入，默许野蛮生长，就是为了刺激流通，刺激消费。
但这种效果其实并不好，中小企业还是没有受到实体上的扶持，毕竟问银行借的钱，总是要还的。
一些企业的老板做抵押贷款，最终企业没做成，自己还倾家荡产欠了一屁股债。
于是，国家最终还是把融资的活给了市场，一级市场的股权投资，二级市场的IPO融资，新三板、北交所、创业板、科创板、中小板，这些都是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扶持小微企业的措施。
只不过市场的风气，导致了很多企业的老板最终成了资本市场的套现者，不好好做公司，直接在资本市场上套现走人，把企业留给了股民去接盘。
从这个角度来看，扶持实体经济的货币，最终也是到了富人的腰包里。楼市对于货币的虹吸效应
其实，大部分超发的货币，这几年，最终还是流入了楼市。
之前提到了货币进入实体经济，或者说有一部分进入了老百姓的腰包里。
但是，老百姓的腰包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富裕起来，因为高房价。
很多家庭穷尽一生的积蓄，给孩子交了首付，而孩子每个月多赚的那些钱，又要用来还贷款。
说白了，超发的货币刚流入自己的口袋，还没有捂热，又被银行给划走了。
高昂的房价、贷款和租金，让很多年轻人喘不过气来。
除了解决日常开销，以及还贷以外，他们还会选择把钱存入银行这种相对安全的地方，确保财富不流失。
一些稍微激进一些的，会选择做投资，但大多数又会被市场给二次收割。
而那部分存进银行的钱，又进入了银行体系，被银行“吃利息”。
另一方面，低收益又被通胀和货币超发所侵蚀，变相地出现了贬值。
高房价带来的一连串财富效应，让超发的货币显得微不足道。
而那些坐拥多套房产的富人，却坐享资产的升值，坐收越来越高的租金。
楼市的虹吸效应下，钱依然在银行和富人之间游走。
给到普通大众的，只有高额的负债，还有那个并无法变现的住房资产。
好在最近的楼市限贷政策，二手房指导价等措施，正在有效抑制楼市的上涨。
只有把贷款慢慢地降下来，普通百姓不觉得压力那么大了，钱才可以流入市场，进入消费领域，超发货币才能真正意义上起到作用。富人赚钱的逻辑
实话实说，货币的超发，最终绝大多数都流入了富人的腰包里，这是经济规律。
不管是因为货币超发导致资产价格增值，还是因为热钱太多导致股票上涨，亦或者通货膨胀物价高耸，企业净利润上涨。
各种各样的方式，对于站在上游的人，都更为有利一些。
当然，通胀并没有大幅度上涨，抛开买房以外，生活还是相对改善了不少。
但最重要的其实并不是去争论未来的楼市会不会继续影响生活，而是该明白，同样是在努力的工作，为什么财富的走向最终还是去到了上层。
要去研究富人的赚钱逻辑，想办法自己成为富人。
第一，尽量减少货币配置，增加资产配置。
就现金而言，富人其实没什么钱，相反会借很多钱。
如果有5个亿的净资产，富人更喜欢通过资产抵押，借出2-3个亿，花别人的钱，让钱生钱。
事实证明了，过往十多年，拥有房产，或者说是贷款买房的人，从资产量级上，远远优于其他人群。
他们可能还在负债，但是资产一旦变现，净资产量级也是很可怕的。
还有一部分，把钱投入了股市，囤了许许多多大蓝筹的股权，即便今年出现了一定的回撤，总体市值比起5年10年前依然高出不少。
富人对于资产配置是非常用心的，而普通人货币类资产以外，可能就剩下居住用的房了。
第二，尽量想办法拥有资本回报，不单单是工资收入。
绝大多数人都不是靠工资致富的，尤其这两年，依靠资本利得的人越来越多。
一家企业上市了，持有企业股权的高管就财富自由了。
这种现象不仅这两年很常见，未来也一定会更常见。
资本回报是非常重要的收入，因为它拥有市盈率的倍数，是可以被资本放大的。
相比企业主套现更麻烦，普通的高管，甚至一些持股的员工，进行减持其实是更容易的。
给自己的工作更多的可能性，是打工族真正翻身的一条路，这比起自我创业，难度小了很多。
第三，摸清货币的走向，进入钱堆里赚钱。
富人之所以更容易赚到钱，是因为摸清了钱的走向。
热钱去哪里，他们就投资哪里。
不管是之前对于楼市的投资，还是一些股权的投资，股票的投资，到大健康的投资，资本市场永远在躁动。
而资本市场的钱，很多就是来自于富人。
作为普通人，也并不是没有机会，比如十四五规划纲要，如果认真地去读，就能理解机会在哪里。
你就会明白碳中和对应的新能源为什么如此火热，国产替代化的机遇在哪里等等。
即便再不济，你没有专业的技能，光去投资这个方向的股票，也会有很好的回报。
第四，提升自己的认知，提升自己的赚钱能力。
最根本的一条，其实是提升认知，提升赚钱能力。
直白地说，富人赢在认知上，而且和普通人的认知差距会越来越大。
他们更懂得自我投资，花钱学习，和更高层次的人交流，每天思考的问题不同。
普通人受制于时间、金钱、精力，每天埋在事务堆里，成长就慢，赚钱的能力增长也就更慢。
所以，有时间多点学习，一定没错，这是跨越阶层最本质的基石。对于普通百姓，其实真的不要太关心货币超发的问题，要多关注自己该怎么样赚钱这件事。
你只要记住，这个市场上，永远是聪明人拿到更多的钱和资源，而钱也是被这部分人给吸引的。
一定努力让自己变得更聪明，让自己的赚钱能力提升。
即便资金在空转，一样会有财富流入聪明人的腰包里。
谢邀。
财政，说到底是国家分配。
统治阶级控制分配权，不分给自己，难道分给外人吗？
华尔街不是大而不倒。
而是，因为姓华（华尔街的华）而大，因为姓华而不倒。大和不倒，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并列关系。
领工资的都是什么人？有姓华的吗？
黑兹利特《一课经济学》：
货币数量的增加，一定有其具体的原因。比如说，它是由于政府的支出超出了税收能够负担、或者可望负担的水平（假定也超过了政府靠发行国债获得的收入）。再比如说战争时期，政府印制钞票来支付契约承包商。这笔支出首先会抬高战时所用物资的价格，大量钞票因此流入到战时承包商和他们员工的手里。（在价格管制那一章，我们为简便起见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现在讨论通货膨胀，我们同样忽略政府试图管制价格造成的复杂状况。即使都考虑进来，也不会改变分析的结果。价格管制会导致某种“堵塞”或“受压抑”的通货膨胀，其结果是减小或掩盖对经济运行的前提影响，但这是以更加恶化的后期影响为代价的。）
这么一来，战时承包商和他们的员工便得到了更高的货币收入。他们会把这些钱拿去买自己想要的商品和服务。为他们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商家，因为需求增加了，可以大肆抬高价格。因为这些买主口袋里有很多钱，他们不在乎价格，而在乎自己想要什么就必须要得到什么。在有钱人眼里，每一块钱的主观价值已经降低了。
我们把战时承包商和他们的员工称作A群体，把直接向A群体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商家及其员工称作B群体。现在，B群体由于销量和价格大幅提高，会向C群体购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C群体同样得以提高价格，获得更多收入，进而向D群体购买产品和服务。依此类推，直到价格上涨和货币收入增加覆盖整个国家。这个过程完成之后，几乎每个人的货币收入都有所增加。但是（假设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并没有增加），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会相应上涨。整个国家并不比以前富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相对或绝对财富和收入和以前一样。相反，通货膨胀是一种不公平的过程，它会对不同群体的命运造成不同的影响。最先获得新增货币的群体获利最大。例如，A群体的货币收入会在价格上涨之前增加，因此他们能买到的商品数量，是涨价后的数倍。B群体的货币收入会在价格刚开始上涨时增加，因此B群体能买到的商品数量还是会增加。当价格普遍上涨之后，货币收入还没有增加的群体，不得不以较高的价格来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以前更差。
我们可以用一组假设性的数字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过程。假设我们把整个社会分成A、B、C、D四大类生产者，他们按顺序获得通货膨胀的货币收入利益。在A群体的货币收入已经增加30%的时候，他们所购买的商品价格还未上涨。到B群体的货币收入增加20%时，物价平均上涨仅为10%。但是当C群体的货币收入增加10%时，价格已经上涨了15%。当D群体还没有等到货币收入增加时，他们所购买产品的平均价格已经上涨了20%。换句话说，货币收入在通胀前期增加几类生产者，会由于通货膨胀带来的价格或工资上涨而获益，但是货币收入在通胀后期才得以增加的几类生产者，则必然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蒙受损失。
假设几年后通货膨胀暂时停止，最终结果是货币收入平均增加25%，价格平均涨幅也相同，每个群体的货币收入都增加了这么多，每个群体所生产的产品都上涨了这么多。但是，这并不能掩盖过渡期间各个群体的获利和损失。以D群体为例，尽管在最后阶段该群体的收入和产品价格也上升了25%，而他们能买到的商品和服务，也只是和通货膨胀开始前完全相同。但在通货膨胀期间，在该群体的收入和产品价格还没有上涨时，该群体不得不多花30%的钱向A、B、C等其他的生产群体购买产品和服务，这些损失将永远得不到补偿。
金融本质就是一小部分聪明人去收割底层那群无知的人。
底层太聪明可不好收割，不然怎么拉开贫富差距。
制定那么多的规则，只为玩。
经济好时提前做多，经济差时提前做空。
就是玩死那群无知的人。
繁荣盛世赚钱，经济危机照样赚钱。
诶，就是玩，拉得越开越好。
至于当代女性那畸形的价值观，就是资本为了收割那群不愿掏钱的底层男性故意炒作起来的，咪蒙只是资本的一条狗，用刚需性资源去炒作彩礼，房，车，钻戒，低奢，高定，让底层那群屁民永远无法翻身。
重男轻女，只是在男尊女卑的年代形成的，当时的彩礼也只是人口资源买卖。买了一个能织衣做饭打扫卫生的女性资源，而且大概率不离婚跟一辈子，所以那时的彩礼很划算。
但是男女平等的时代，彩礼是为了买谁？谁又是商品？
男女平权，权利对等，却要男性承担更大的义务，买车买房养小孩。
看出什么了没有？
男女从来不平等，承担义务较大的那方，却没有较大的权利。典型的有福我享，有难你担，就是要玩死这群没文化的底层男。
所以男女关系走日韩的老路有很大概率，
即男尊女卑》男女平等》女尊男卑（四男供一女）》底层男躺平》男尊女卑
我眼中的男女平等，承担义务较大的那方，享受对应较大的权利。
女尊男卑会让父母的生育观转向更喜欢要女孩，这种生育观也会动态地调节男女比例。
为什么奢侈品是资本收割屁民的工具，因为资本是通过收割漂亮女孩子的虚荣心和面子去收割底层男的资产。
但是虚荣和面子能让一个人快乐？那太过于肤浅。
真正能让人享受精神快乐的，那些有深度的，有层次的书籍，带的快乐是远超前者。但是，需要很多前置知识，读懂是有前提的。包括不限于政治，经济，历史，金融，科技，军事，生物，心理等等。可能对于女性来说，不喜欢看这些，但是同样有书适合她们，比如《育儿心经》、《两性关系》…诸如此类。
富豪圈照样分阶层，有文化的富豪是看不上暴发户富豪的，因为聊天聊不到一个层次上，乏善可陈。
但是底层男读书提高格局扩宽眼界有没有用？
答案是有的。但是靠你一辈子跨越阶级那太难了。
家族，大部分时候是一场接力赛。
你能从下层跨到中层，让你下代延续你的读书习惯，从中层跨到中上，让你的下下代继续延续你的眼界格局，从中上层跨到上层。至于从上层跨到顶层，那需要机缘，要看历史的年轮。
而且，你的每个子代需要跟你一样努力，不然功亏一篑，前功尽弃。
像东子那样，带着几百块和一堆鸡蛋，从农村单枪匹马杀出来逆天改命，也只有踩在刚改革开放那段风口时期。即父母的财富还没有拉开到如今云泥之别的差距，也就今天我家隔几天吃米饭，隔壁村长家顿顿有猪肉。有差距，但不大，肉眼可辨。
但如今不同，零几年会炒房的父母上海深圳炒房可以和另一个家庭拉开数千万至上亿的财产。
猪肉奋斗几年可以有，但是上亿可是要普通大学生奋斗几十或几百辈子的。
即同样努力的穷人在不同的时代，这种努力带来的回报率是完全不同的，可谓天壤之别。中国第一批富豪大都是和互联网沾边的，互联网这东西有点错综复杂。
对于传统可理解较简单的有利润产业，国家可以垄断，如水电煤盐油矿之类。对于零几年的互联网，中国高层（超过50岁，且不爱学习，或眼光只局限于四大名著和诸子百家）是看不懂这东西的，不过让传承了数千年儒家文化的中国人立马看懂这东西，着实有点难度。那时有个段子，马云向银行借贷，跑了50家银行，没一家敢借，因为中国金融投资界普遍求稳，不愿变通。（其实是学习能力弱）
所以对于互联网产业，国家看不懂导致无法垄断，那么能更早在互联网某个领域垄断就能快速跨越阶层。这里圈两个重点，新兴行业（国家看不懂导致无法垄断），改革开放初期（父辈贫富差距不算太大，虽然也有）。这两个重点是强子能从底层跨越到顶层的基础。同样的人，同样的努力和天赋，放到现在，是远远不够的。（科学中的控制变量法，人和努力不变，只改时代这个变量）。强子那份心性，也只有跨越了全阶层的人才能感悟出来，即一生把下中上顶层每一个阶层全部体验一遍。曹德旺可能也算，但略有不同，他的父辈和爷爷辈可是富甲一方的富豪，虽然都是从底层开始，但是开局的眼界不同。
以前寒门概率出贵子，如今寒门再难出贵子，如果有，这贵子需要承担百倍于同龄人的压力，且天赋异禀（这不是父母应该得意的事情，而是父母的悲哀，他在为祖上的无能买单，去承受同龄人难以承受的压力）。极低的起跑线，可不是天赋能弥补的，且较弱的师资力量甚至都不能完全开发完天赋。典型的，你很有天赋，但是你没有很好的老师，那就泯然众人矣。
现在底层男想一辈子跨越阶级，那无疑是千万座大山压头顶，还没奋斗几年，抑郁症就来了。
对了，抑郁症这病可不是运气差得的，天生遗传也只是一小部分。而是大脑长时间的压迫且无正向反馈，导致的大脑皮层细胞和神经递质以及奖励回馈机制的紊乱和罢工。某日看见的文章报道，2022年问卷调查青少年抑郁倾向人群比例大概为20%～25%。（同时研读经济学和医学并不冲突）（即大脑认为你这么高强度的压力和超负荷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愉悦和奖励，那就罢工吧，这更像是大脑的一种保护机制）
实际上，现在想减少孩子的焦虑和压力，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教年轻人如何去奋斗，这是有失偏颇的。更应该，应该教父母怎么去看待生育，让他们明白，极低的起跑线可以让孩子生不如死，生或不生，或生几个，在他们没做父母之前就要想好。父母的生育观才是根源，根源从来不是子女的奋斗观。大部分父母只是把子女当成自己圆梦的工具。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殊不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打地洞。没文化的父母生了孩子，给他很低的起跑线，给他更大的压力，同时想要ta跑赢精英家庭的孩子。凭什么，凭他们会做梦？
精英阶层家庭给子女的是较高的起跑线，较小的压力。
这怎么玩，还没玩就崩盘了。
苦命，是会遗传的。
已经过了那种生个十来个总有一个有出息，那是蛮荒年代，中国百废待兴的时期才有可能的事情。
中国房价那畸形的租售比，在世界范围内看都是不正常的。
好了，回到正题，超发的货币为什么很少进入工资？
这问题应该反过来问，超发的货币为什么要很多进入工资？工资可是资本给你一个月生活费的最低保障，越低越好，这样你才会一个月就用完，下个月继续出来打工。
如果给你的生活费可以用很久，那劳动力资源可是会短缺，怎么配的上中国是一个有人口红利国家的威名呢？那么问题来了，谁是人口，谁是红利。
你我皆红利。
愚民式教育是有利有弊的，可以让上层阶级更好的掌控资源，但是会让国家失去活力，在发展中国家的进程中停留的挺久。
你以为读书会让你不再迷惘，其实不是的。
读到一半，只会让你更迷惘。
读完你就能不迷惘？悟性不够，照样不行。
读多少书可以让你不再迷惘？除了悟性，还要看选择。
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确切的说，我当然不能算走遍世界吧，但是很明显的能看到，很多发达国家的人，不管是精英还是平庸者，过的都比我们好，比我们轻松，更享受人生。当然了，绝不是说咱们国家在世界的底层，还有一些国家，人民和管理者双方都有问题吧（对，我不赞成人民永远正确的说法），所以过的更加糟糕。而其中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分配问题。
在这里很可能有人要来说，哎呀人家掠夺了整个世界，人家多少年积累，我们一穷二白，blahblah。你永远可以举正面的例子，对方也永远可以举反面的例子。说到底，缺乏形式逻辑的共同认识，在网上讨论这种问题是困难的。这些（与他国的对比，全面的反思）暂时不去展开。今天只说分配问题。
有一个很费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现在大家这么穷呢？封建时代的穷，大家比较好理解。因为大家劳动的剩余价值（不是马克思的那个剩余价值哈）太低了，每个人的生产行为在满足了自己的基本生存后，剩余的粮食和劳动，难以支撑起太高的生活水平。但是现在大家天天在说产能过剩，作为一个汽车&计算机行业的从业者，前几年看各路主机厂建几十万上百万的产线，都有点心惊肉跳，这些车都生产出来，那大家得买多少车啊，可是我好像也是一个白领，年薪就不提了，但总体是这个行业中等上下的水平，可是离自己的房子仍然有点遥远，没有房子买车是不是有点太败家了？而且我一年攒一辆车也挺费劲的，大家哪来的钱呢。
上了知乎，有了一些社会经验后发现，没错，确实有许多人比我有钱，因为人家努力、聪明、有见识、等等blahblah的原因，这些我不否认，自己可以提高的地方要反思。但是恐怕有更多数量的人比我收入更少，活的更加挣扎。这是为什么呢？仅仅是因为我们这些人不努力吗？这些人没钱没车没房没老婆，就是活该吗？
作为一个有管理学学位的工科生，我不免就开始思考源头问题。咱们每天兜里转来转去的钱，源头上来说都是央行，学金融的同学都叫“央妈”的放水行为。就大家一般的了解来说，央妈放这些钱出来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相当于是欠着央妈的钱，商业银行用3%左右的利息从央妈那里拿钱，然后再以5%、6%左右的利息撒到市场上，不管你叫它什么SLF,MLF还是什么，本质上都是这样。这些大家都很好理解，但是问题就来了，你借的钱总归是要还的，而且5%左右的利息真的不低了（且不说你一般拿不到这个利息）。这些钱你拿出去赚了还好，赔了或者保本，这些钱都不会是你的财富增殖部分。为什么不能直接像伯南克说的那样，干脆大家直接就每个人都发一笔钱，大家拿去消费，这个经济不就拉动起来了吗？有必要大家都这么为金钱所苦呢？房地产什么的不能再流入，那随便来点行政命令不就行了吗？德国、新加坡，都有现成的政策，咱们抄抄不就完了吗？只要咱们说话算话，也不是所有人都炒房成痴呀。央妈您这么多钱，不就是要让人民富足吗，您搂着这么多钱有啥意思呢？
当然了，作为拥有极多阶级社会拥护者，并且也确实，仍然还残留惨痛的大锅饭记忆的中国，肯定会有人出来说，这不就是过去的大锅饭吗？国家撒粮油券，干好干活都有钱拿，谁还努力干活呢？也有人会说，如果这样发放货币，缺少了“精英”们的约束，那么肯定会飞快的恶性通货膨胀，民国、魏玛共和国，都殷鉴不远，你好歹也有个管理学学位，怎么连这个基本道理都不懂呢。
道理我都懂，但也都不懂。从源头上来看，SLF,MLF这样的投放方式，本质上是把未来的钱挪到今天来花，比如你50万就可以买到150万的房子，开发商拿着这150万去支付各种费用，然后把房子建到你面前，可是如果收入没有真正的增长，寅吃卯粮，其实生活品质不会有太大的提高。更别说我们还会被裁，会失业了。
全民发放货币，发放消费券这样的手段，当然不好成为一个常规的手段，但是首先，作为辅助手段用没问题呀。包括我们现在发放退休金，不就是这个内涵吗？虽然是老有所养是社会基本道德底线，但是既然消费这架马车已经根本就跑不动了，而生产明明过剩，为什么不能思考一下改良的手段呢？
另外，台湾澳门这样的发达地区，都曾经使用过全民发放消费券、食品券这样的方式，来拉动社会的消费，人家也没有天下大乱啊，虽然没有造出巨富，但是人家的生活幸福指数不低啊。
归根到底，我指的不是我们真的要靠消费券，靠救济金生活，我也知道在缺乏共识的国度，一个一开始不完美的政策可能面对许多非议。但是问题是，对于市场的缺陷，咱们真的不能多做点什么，来让咱们这个社会美好一点么？而且归根结底，现在市场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有能力的人赚的多，这个大体上我还是不否认的。但是这个“多”，真的符合他的贡献吗？咱们这个分配制度，真的是在鼓励努力工作的人，而不是在鼓励“离钱近，离quan近”吗？包括在一些转移支付比较厉害的地区，真正的有钱人，哪怕这些有钱人只是在这个区域的相对者，往往都是政府转移支付的收益者。如果说全民发钱不利于鼓励个人努力，那么这种鼓励方式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鼓励大家都进zf吗？感觉也不大对啊。
当然必须要承认，现在zf也有工资帽等政策，体制内的发钱也不是乱发一气的。这个问题很复合，需要很多调查和数据来支撑，但并不是说不清的，咱们后面再谈。
有一个直观的对比是，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好像人家的工资跟物价的比例更合理一些，为什么人家利息只有1%，买一套房只需要挣1.2套的钱，而我们买一套房需要挣两套半的钱，其中大半是给银行打工呢？咱们这种投放方式，让银行赚饱了钱，真的有利于社会吗？为什么人家基础利率不高，但也没见人都去借钱，我们5%的基础利率，大家已经蜂拥而至去买房，还得小心翼翼的留着自己的首套首贷呢？或许生产力水平有距离，但是金融政策上，就完全没有问题吗？
这个意见表达完了，继续往下讲。
这里我们要回归本质来思考一下了。央妈，包括zf，投放金钱的渠道，除了MLF/SLF/TLF/PSL这些借贷外，再贴现外，还有比如财政支出，转移支付，政府直接投资（国企），国家基金（国家队）等渠道。
所以简单的说，从源头上来看，货币的投放其实可以说叫两条腿走路，一条叫信贷，相当于银行借钱给企业，但这个钱是要还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这部分也能重要，但相当于在这里zf扮演的是一个包租公的角色，这个钱你回头要连本带利还过去的。所以如果当经济形势不好，那这个钱其实还不如不借。
另一部分就是真正的增量了，zf投资的企业，发放的福利，公务员工资，财政支出，包括铁公基等等政府投资的项目，这些才是真正的货币增量。每年的M2的增量，第一步的源头在这里，然后通过间接的方式，再由这些第一手的渠道散发出去。
在过去民营经济和外企极度不发达的年代，基本只有体制内的人能吃饱饭，原因也就在这里。
另外因为中国比较独特的外汇制度，外汇或者说叫外贸收入也是货币增量的一大部分，因为我们得到多少外汇，就要相应发行对应的人民币，所以这也是货币支出的一大渠道。
另一个高赞答案里面提到，在08年以前，中国经济主要靠外贸拉动的时候，工资基本上反映了货币的增长，其实这个是有深刻的分配哲学和人性在里面的。不止是中国，其他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等，这些国家飞速发展的时代，往往也是以外贸作为契机，而当外贸增速停滞的时候，往往整体经济的增长也停滞了。这有没有什么原因呢？
我好想很装逼式的就把我自己的观察说出来，说的好像是个公认的事实似的。但是我毕竟还是年轻人，也不喜欢知乎某些答案那种特别教科书式的，好像已经毋庸置疑的方式。所以这只是我自己的观察：
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可以比作一个大家庭，当外贸来拉动时，比如山姆大叔来采购，这个时候基本是择优录取的，虽然你也可以安排你的小女儿去请客吃饭塞回扣，但是如果你报的价比隔壁的越南高20%，产品品质比越南还差个30%，那再怎么走关系，山姆大叔也没法用你的产品。在这个优胜劣汰的前提下，分配基本体现了优劣，大儿子成天好吃懒做？那不行，让二儿子当厂长。这个时候大家长比较偏好哪个儿子，难以左右最终的分配，因为你做的不好人家大不了不用你的产品，全家人都要饿肚子，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能力优先，谁能干谁上，谁拿大头。跟大家长关系好用处不大，跟洋人关系好用处可能还大点，所以外语系的也沾了些光。
但是到后来外汇不再成为这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时，那谁跟大家长走的近，就成为左右分配的主要依据。但是，当大家都开始以跟大家长的关系作为追逐分配的主要依据时，就没有人再努力搞好产品，为社会贡献好的服务，只需要为大家长贡献好的服务就好了，其他的事留给那些离钱远的人干就好了嘛。
所以说，外贸带来的货币增量，一般来说是比较良性的，因为他在分配上基本上实现了多劳多得，鼓励实干。而外贸以外的分配，效率往往就不是第一考量。
这就是央行体制分配的天生缺陷，倒也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专利。因此，在发达国家，央行与政府是一般是相互独立的，央行一般不是政府下的某一个机构，为了避免政府为了取悦选民而去滥发纸币。但是肯定会有人想到，就算两者分开了，但是肯定也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另外就算原来的大家长找了个外姓的人来当，但是这个外姓不就成了新的大家长嘛，换瓶换罐这药不也还是没换嘛。
没错，央行的完全独立是不太可能的，比如日本央行的行长就是原大藏省（现财政省）的官僚。但是，说句实话，我觉得钱怎么分，让任何独立机构干都不一定能干的完美，让你我来干，恐怕也不会一尘不染。当然反思和借鉴是必须的，那么就到了本文想讨论的主旨了，除了天朝央行的功能外，其他国家，当然主要是金融上比较先进，为国家的产业运行确实提供了好的支撑的国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来避免“超发的货币好像没怎么在工资单上看到”。另外，是不是也可以寻找一下哪些国家，在分配上出了比较大的问题，导致了“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 日本
歹势啊作为一个在日本待过一阵的人，习惯性的从日本写起。
经济史上经济繁荣，甚至有计划性的改善国民收入的计划，对我来说，除了遥远的“文景之治”外，恐怕最有名的就是日本经济腾飞年代（1960-1970）的“十年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了。
这个背景很长，但是不交代又不行，以下内容来自于凡夫俗子话财经。
1946年的日本，狼藉一片，百废待兴。
长期的战争，不仅带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更是摧毁了全国42%的国民财富。而彼时日本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尚且不到战前最高水平（1934~1936年平均水准）的40%，30%~60%的工业设备遭到破坏，主要制造业产品产量几乎都锐减至此前巅峰时期的50%以下；就连农业也降至战前的78%。
同时，由于经济大萧条与工业生产的近乎停滞，超发货币刺激经济的方法早已失效，随之而来的是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与大量工人的失业。
日本经济学家有泽广已在其著作《日本产业百年史》中，用这样一段话来形容日本战后的经济状况：
一面是已经毫无价值大量的战争用生产设备残骸，歪歪斜斜；另一面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民众，东逃西窜……简直是人造沙漠。
面对满目的萧然，日本政府没有“感极而悲者矣”，而是将“强国论”确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思想，采取了倾斜的生产方式推动经济的复苏，即将有限的物资与大量政府拨款优先投放至钢铁和煤炭两大支柱行业中，以此带动工业生产的反弹；同时，通过解散大财阀、农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来确定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为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在朝鲜战争影响下，日本成为了美国位于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军需物资供应地与军事基地。借助美国的支持契机，再加上国内的政策环境，日本国民经济实现了迅猛的复苏，1953年就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准。“神武景气”与“岩户景气”，威震江湖。
然而，经济的“甜蜜增长期”却让日本陷入了另一种尴尬的境地：一边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源源不断；另一边则是产能过剩、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收入差距悬殊、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并存，以及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产业结构配比不均衡的现实。
“国富民不强”的窘境，让日本经济界人士对如何正确看待日本经济增长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思与探讨，占据主导的声音有两种：
一种是“稳增长理论”，代表人物为主流经济学家后藤誉之助，该理论认为日本经济经过了战后的高速增长恢复之后，不太可能再继续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未来更可能的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另一种是“高速增长论”，代表人物是著名经济评论家下村治，他声称随着日本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国民经济各行各业都具有极大的改进与提升空间，只要解决国内需求疲软的问题，日本经济必然可以继续昂首阔步。
在一片悲观论调之中，下村治的说法自然是更为振奋人心。不过要想实现高速增长的目标，有一个前提必不可少：日本的国民收入要在未来十年实现普遍性的翻倍。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幸运的是，下村治这匹“千里马”遇到了赏识他的“伯乐”——池田勇人。
作为1960年上任的新一届首相，池田内阁的当务之急便是尽快解决由经济问题而导致的国内局势严重不稳定。身为一个高速增长派的政治家，池田本人也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预见到了日本经济得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光辉前景。因此，看法的一拍即合让下村治的建议顺理成章地被池田内阁采用。
与此同时，一项足以改变日本经济发展走势与全国百姓命运的计划也随之启动，那便是闻名于世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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