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公有制之后，生活是什么样的？

https://www.zhihu.com/answer/2599018430

别的地方，别的人我不知道，我说三个共同富裕的例子。

一个是大寨。大寨土改分了田地单干后，村里的老弱病残一直没有办法提高生活水平。陈永贵看不下去，他把村里的老弱病残组织成一个互助组搞集体化，收入均分，结果每户的收入高于单干的。

陈永贵就此起步，二十年后当上了农业副总理。

另一个是吴仁宝。1970年他组织华西村干村办企业，村民平均分红。当年村民的分红超过解放以来收入的总和。

吴仁宝从一个生产大队长（平民），连升五级，直接被提拔成县委副书记。

如果不出意外，他20年后，会成为管农业或工业的副总理。

我江西老家的县，一群上海知青为我们修水库，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给我们带来了技术、知识。

上海知青的队长，一个平民，被人民代表选为我们县的副县长，连升五级，跻身领导干部。

如果不出意外，他们这些人都会是80年代的干部中坚。

然而若干年后，他们被称为坐直升机上来的、火箭干部、三种人，或废黜、或入狱，或打回原籍。。

所以这个事，要看你的信仰了：你是相信共同富裕是可能的且可行的，还是相信少数人占有社会大多数财富才是合理的。

你只需要奖励、提拔那些带大家共同富裕的人就行了。

后面是反过来了，惩罚带大家共同富裕的人，奖励剥削压榨大多数人而自己一个人富裕的人。[酷][酷][酷]

我有幸在“公有制”下生活过几年，不过，大多数人都不会认同那是公有制，可能只有@郑庄公先生认同那是他理想中的公有制。

我母亲1953年院校调整中来到初建的大学，马上就分配给她一套房子，当时那栋楼还有3套房空着，我母亲看中一套南北向的房子，但是管理员说，不行，这是给J科长留着的，还有一套南北向的在3楼，我母亲考虑父母年纪大了，爬3楼可能会费力，于是要了最后一套，2楼朝西的房子。她太没有生活经验了。

而母亲的同事大都没有结婚，他们都没有分房的资格，都住在学生宿舍的筒子楼里，随着时间的过去，没结婚的结婚了，加上新来的，教职工越来越多了，房子不够了，于是就两家共住一套房，厨房和卫生间共用。再后来房子更不够，合住的比较多了，更多职工住学生宿舍了，还有住平房的了，所谓平房，就是一排房子，隔成一间间的，有好几排，住人以后又在房子前面接出一个棚子，做厨房，没有上下水，没有卫生间，几排房子有一个公共的厕所，有几排水龙头和长条的水池。平房的条件要比住宅楼差很多。

家具也是配给的，你可以带个铺盖卷就入住了，要什么家具你去后勤部申请就是了，我知道的家具有，双人床，单人床，五屉衣柜，饭桌，写字台，椅子，方凳，书架，碗柜，米柜，儿童的小椅子，台灯，写字台上的玻璃板，等等，只多不少。我去同学家玩，家家的家具都是一模一样的，其中几样我家没有，因为我外婆从城里搬来住时带了一些家具过来，没有领同类的家具。所以是比较特别的，文革初期演沙家浜，红卫兵们就跑我家来借饭桌，因为我家的饭桌是古香古色的八仙桌，害得我们没地方放饭菜。哈哈，物以稀为贵。

领家具也是看工作性质和级别的，我住平房的同学家里罕见写字台，这个到我参加工作时也有体现，我领过两次办公家具，我可以领一头沉写字桌，而中专毕业的同事只能领三屉桌。级别的差别分得很细的。

我父母他们的工资都是差不多的，大学毕业56元，然后一级级往上升，研究生是62元，…，90，100，120，…，260，…。我知道的有这些级别，17级是100，18级是90，那时干部和教师分24级，说是13级以上的可以看大参考消息，18级以上的可以看小参考消息，大参考也叫内参。

工人另有一个排级，1～8级，与干部排级是相反的，干部1级是最高级，24级是最低级，工人则8级是最高级，我同学的父亲中有8级钳工，8级木工，8级瓦工，我知道的，8级工的工资好像是108元，2级工38.5元。

大院里的孩子都可以上幼儿园，上小学，大学里有自己的幼儿园和附小，但是附中只招收高中生，是需要考试的，你成绩不够就只能上比较差的学校了，学校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我知道的有一批中学是解放前的名校，比如北京四中，师大附中，清华附中，101中学，解放后的一些高干子弟学校，如十一学校，八一中学，育英等，对不起，我那时还比较小，知道的不多。

我最近特意问过邻居的大哥，他们那时上初中去哪里上的，因为我们周边只有一所初中，93中，93中在我们这些小孩的印象中是比较差的中学，大哥告诉我，成绩好的一般是考101和清华附中，也有去其他学校的，余下的都上93中了。不过那时学生数量不是很多。1952年出生的孩子，要到1963、64年才上初中，而1966年文革就改成就近入学了，所以我家周围的大孩子只有2～3届需要初中择校。大院里52年以前出生的孩子比较少。

就我们的小时候的经历来看，家具用具这些都是小意思，差别比较大的是房子，其次是工资，再往后是政治待遇，而大家最关注的可能是子女教育。

那时候，房子都是公家的，家具也是公家的，你要是调走了，房子要交还给学校，租借的家具也要还给学校，你的工资只是生活费，学校有校医院，挂号5分钱，没钱也可以看病，我69年挖防空洞时被铁锹砍到手指，跑到校医院缝了3针，打了破伤风针，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孩子出生后1～2岁就可以送幼儿园，一直管到小学毕业。

但是到1966年时，社会上似乎存在着某种不满，尤其是青年学生当中，我一直对这个非常疑惑，他们到底不满什么呢？我那时刚刚上小学一年级，是完全无感的。这些年我几次与我母亲的学生了解，也关注一些文革初期中学生的回忆文章，但是我觉得还是缺乏深入的了解，只能说说我现在的理解。

49～66年间，国家对待知识分子阶层是比较优厚的，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待遇上看，而且很重视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建设，我母亲教过几届“调干班”，这些调干生多是从军队和地方的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干部中抽调到大学学习的，后来他们都成为50～60年代的机关事业单位工矿企业的领导干部，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是非常受重用的，分配的工作也比较好，待遇也好。虽然也有反右这样的政治运动，但是在整体上还是尊重知识分子阶层的。

在青年学生当中，上大学依然是最高的追求，那时候大学生的比例是很低的，而且上大学是需要竞争的，即高考，考试成绩决定你可以上什么学校，调干生是另行的，也没有持续多久，在1958年左右也有从工人农民中间直接选拔优秀者进入大学学习，但是只试行了很短的时间，不得不说，在青年人当中看待大学生有一点点“羡慕嫉妒恨”的情感在里面，要说考试的能力比较，旧时代的知识阶层的子女应该是最强的，而干部子女略弱于他们，工人农民的子女自然就更弱一些了，所以文革是从批判17年旧的教育制度开始的，废除高考当然就顺理成章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文革初期受冲击最多的是知识分子，而且一开始是干部子女最激进。任何一场大的运动背后一定有其社会基础。

再说职场上的年轻人，在40、50年代的人占据各个位置之后，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推进的，说难听些就是熬年头，你是新才俊，但是你上司老气横秋，不学无术，但是你还很难超越他，而所谓的学术权威更是有不可质疑的地位，这对年轻人讲是很容易产生反感情绪的，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可是在前苏联的教育科研体制下，这个弊端似乎比欧美要严重，看看美国青年才俊脱颖而出的几率之高，再看看前苏联重集体轻个人的做法，年轻人的上升通道是不畅的，阶层固化是明显的，这个也是文革前的一个社会不满之一。

该回题了，公有制下最最主要的平等，平等地工作，平等地分配，平等地享受。也许生产力高度发达了，房子，车子，票子都不是个事了，这个容易做到，在我们的想象空间里应该还是可能的。但是人心呢？只要你与别人相比，你总可以找到你不满足的地方，或者叫不平等的地方，这个太难满足了。

我不能同意郑庄公先生的说法：“公有制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推行”，真的不行，先不说人心，生产力落后时你就别想，因为只有很少一部分资源可以“公有”，而且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而且等级制度存在时，既然限制了范围，限制了等级，还叫什么公有？自欺欺人嘛！

十年前有一部献礼父辈的电视剧–金婚讲述的是一个建国后的普通工程师家庭从50年代到00年的相濡以沫,蒋雯丽和张国立主演的.故事发生地在北京.

这个片子拍的很真实各种当时运动下的艰难维持，不正常环境下，正常人如何小心谨慎保护自己和家人。在中老年群体里引起了很大的共鸣.

在号称完全公有制的社会里，主人公和其教师妻子兢兢业业，是谁都不得罪的老好人，每次都会评优的先进工作者，

但是在年末分房评职称的评选里常常都落选，那些书记的侄子，领导的外甥，甚至于会一哭二闹三上吊闹事的同事都比他过得强（同事有个凶悍的农村老婆），

他还不能不满意，要服从组织安排，要讲觉悟，这其实是一种对好人，老实人变相的压迫和剥削，那个年代能够混得好的都不是省油的灯.

而在另外也是反映那个年代的剧作王朔作品改编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描写大院子弟生活，他们这群“八旗子弟”的成长，除了拍婆子（谈恋爱），武斗打架(无事生非），去老莫（莫斯科饭店），看电影，溜冰，几乎看不到别的有关于普通人的生活轨迹，无所事事，精神迷茫，在各种“他叔，他伯”父辈交织的人情网里过得如鱼得水，不为任何衣食住行发愁，最困难的年代里，喝着牛奶吃水果，蹲马路边拍婆子，混日子.

就算打架斗殴进局子也就是老头子一个电话的事情，甚至于时代的方向，内部消息南下做倒爷，第一桶金也是由他们那批血统特殊的群体开始鼓捣起

公有其实就是变相的官有，因为话语权的完全剥夺，连反抗的声音和能力都没有，

如果活过那个年代，不是大院子弟只是普通人，怀念那个年代是不可思议的

依据我的父亲和母亲曾经跟我讲述的他们儿时在人民公社下生活的回忆：

只有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一颗煮鸡蛋。

有几户人家都是家里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能吃上浆水面和豆腐炖白菜帮子就已经是过年了。

只有三十晚上才有肉吃。

哪怕是小孩子，也必须下地去赚工分，因此不让小孩子读书是普遍现象。

村里面最受人尊重的阴阳先生，也只有荞麦面吃。

吃不饱是常态，平时做菜的时候，一个大铁锅（农村大铁锅，依据我的回忆，那口锅直径至少得要有一米）里面只有一滴油。

一家人配给的粮食总是不够吃的，为了防止小孩子嘴馋偷吃，就把窝窝头放在篮子里，挂在房梁上。

为了完成生产指标，土豆不能给人吃，只能喂猪，猪要上交。

接上一条，打下来的粮食都不能自己吃，必须要上交，最后只给你留一点点口粮。这些口粮根本不够吃，所以挨饿是常态。

卫生条件极差，药品十分缺乏，就算是那些最基础的药品，也难以获得。我记得我的母亲曾经说过，她小时候以为没有打虫药吃而长寄生虫。一次她上厕所的时候，绝对不对劲，于是回头一看，有几只虫子挂在屁股门上，还在蠕动，最后是我的外婆拿两根木棍夹在一起，硬扯出来的。

以上，等我想起一些其他的内容再来更新。

改革开放前，那个时代工人都是香饽饽，过着当时农民梦想的舒适生活。但是工人终究是少数，就和现在的公务员一样稀缺。

普通农民那时真是贫困潦倒，吃的不好、穿的也不好，那个年代农民七八岁的小孩都会去生产队干活拿三工分。

改革开放后，我们那边的穷村落不知谁起的头，有村民就做了些小孩的衣服到外面摆摊卖，后来很多村民都学着做点小孩衣服出去摆摊，我父亲和朋友结伴那时候大冬天的也摇着船去上海摆摊，去的路上船被水草缠住，冬天跳进冰冷的河水里清理水草。

苦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做童装的村民多了很快吸引了外地人来打货，家家户户开始做小孩衣服，还吸引了很多外地打工者来帮忙生产，他们也终于不用种地有份工作了。这个穷村镇和我们国家一样开始经济腾飞。

按人口普查的数据九十年代初的时候镇上仅仅2000多人口，十几年后的人口普查人口已经达到了几十万，吸引了大量外来创业者和打工者，一个穷苦的小村镇十多年时间后就提供几十万人的就业，这几十万人原来在公有制时代都是最穷苦的农民。

现在全国有一半的童装都在我们村镇上生产，外地人也比本地人多的多，安徽人最多，那边的人可是很穷的，一开始他们都是打工者，现在服装厂他们开的可比我们本地人还多了。他们也实现了阶级的跨越。

开放私有制农民也能跨越阶级，很多生活水平都超过了原来的工人。

现在其实还是以公有制的国企为主力的公私混合时代，但是他们提供的就业仅仅只有私企的零头。没有我们农民创办的私企农民还得回去种地。

公有制四大行背靠国家背书，拥有最低的揽储成本，在躺着赚钱的银行业做到了濒临破产，四大行上市前夕坏账超过万亿，农行的坏账更是超过30%，也就是借出去的钱三分之一都收不回来，作为高杠杆行业的银行业，10%的坏账就已经濒临破产了，最后还是财政部擦的屁股，买单剥离了上万亿坏账，让四大行成功上市。进入资本市场后，四大行终于能比较健康的运行了。

国企现在都在进行资本化，因为公有制企业根本没有竞争力，只能混吃等死，唯有改革成上市进入资本市场才能更好的运转下去。

剥削来源于分配利益的权力，而不是什么剩余价值。私有制下，资本家剥削工人，只是因为资本家占据了各项生产要素中更稀缺的那部分，即生产资料，由此导致资本家更容易抢到利益的分配权，那当然是更多的往自己兜里分配。

但抢夺分配权并不是一定要掌握生产资料。你掌握了组织能力，一样可以获得分配权。实际上组织生产的能力和投资决策能力也是稀缺资源，如果你能掌握这些稀缺能力，一样能掌握分配权，最明显的例子比如有些人办企业的钱全都是借来的，但并不妨碍他赚取利润。如果有人认为借钱买资产也算占有生产资料，。那我可以另外举个例子，做基金来投资的那些人，他拉来的投资买了什么生产资料?

这些人是用自己的稀缺劳动力获取超额收益，然后才成为资本家的，而不是所谓的成为资本家后才靠剩余价值获得超额收益。很多人意识不到:组织能力和决策能力也是劳动力，而且是极度稀缺的劳动力。

我并非否认剥削的存在，而是说剥削和什么剩余价值毫无关系，剥削是掌握了分配权后的结果，掌握了分配权的人想剥削就剥削，他要是道德水平高，不想剥削，那也是他的自由。

绝大部分人的劳动不是啥稀缺资源，所以注定了这些人会被剥削。当然，有些人觉得可以掀桌子反他娘的，但要注意，“反他娘的”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是组织力最极端的表现，换句话说，除非你的组织力的水平到了极高的造诣，也就是你高度掌握了高端组织力这种极为稀缺的资源，否则你是没能力“反他娘的”。

说白了，在“反他娘的”这个过程中，依然只有极少的人掌握着分配权，其他的人与大部分工人是没啥区别的，只能寄希望于掌握分配权的人的道德水平够高。

工人同样也可以返过来剥削资本家，我就有个现成的例子。我老婆合作的一个珠宝加工厂，里面有个老师傅。这个老师傅以前自己给别人打工，赚到的钱存起来自己开了个加工厂，结果做了几年，自己收入一个月才5000，还不如自己打工时高，他又不敢砍工人的工资，因为工资低了人家直接跳槽了，这些有点儿技术的工人有得是工厂要。最后他把工厂卖了，到了现在的工厂里来打工。

问题来了，这个老师傅是吃饱了撑的，不愿意去剥削人，非得要被人剥削才心里舒坦么？说白了，他的组织能力和决策能力太差，相比之下，工人的技术更稀缺，这时候给工人分配多少钱就不是他说了算，而是工人说了算。相比之下，他的技术更稀缺，还不如去给别人当工人话语权更大。

好了，上面就是私有制下的劳资关系，剥削不是不存在，而是谁掌握了分配权，谁就有能力剥削别人。掌握生产资料只是降低了获得分配权的难度，但并不是说只有掌握生产资料才能掌握分配权，生产要素有很多，只要你掌握的生产要素足够稀缺或者足够多，就能控制一部分，甚至是全部分配权。

甚至有些人是先掌握了分配权，然后才掌握生产资料的。

公有制下是什么样的呢？公有制下再也不需要掌握生产资料了，只要你爬到合适的位置，就能掌握相应的分配权。换句话说，只要你能爬到合适的位置，就能剥削其他人。比当资本家还简单，资本家好歹还得通过控制生产资料间接掌握分配权，遇到技术牛点儿的工人，你那点儿生产资料还未必能拿捏住人家。而公有制下，大家直接去抢夺分配权了，都不用间接了。

有些人认为能靠其他人来监督掌握分配权的人。然而分配权是和资源调度绑定在一起的，而资源调度又依赖组织力决策力这些稀缺能力，如果人人都能判断某项资源调度的决定是否正确，那这能力还稀缺么？资本家还有亏本的么？

换句话说，公有制最后只能在寡头统治和毫无竞争力之间二选一。前者必然导致剥削和私有化，后者则直接在竞争过程里被淘汰。

所以你问实现公有制后生活是什么样？那要么就是寡头统治，要么就是穷得叮当响，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寡头统治下穷得叮当响”。至于现代化的公有制，那当然是更高效的寡头统治和更快地穷得叮当响。

从1958年开始实行“人民公社”制后的20多年里，我国的“人均年粮食消费量”(人均每年实际吃到的粮食的量)不仅没得到“发展”、增长，反而不断下降，到1978年时已经下降到了195.46公斤，比1957年的203.06公斤少了15.2斤，比1957年的下降了3.74%！所吃到的植物油的量则从1957年的2.42公斤下降到了1978年的1.60公斤，下降了三分之一(33.89%)！所吃到的家禽的量则从0.50公斤降到了0.44公斤，下降了12%！农民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下降了10%，每万人拥有的“零售商业、饮食、服务”的网点及其从业人员的数量更是分别下降了68.8%和46.1%！我是从下面这篇文章中获得这些数据的：

中国经济50年发展的路径、阶段与基本经验

转自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期刊《中国经济史研究》的2000年第1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5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依附性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变成独立的、先进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再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50年间发生两次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这在中外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在经济形态变革的同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经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5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达7.7％，是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正如毛泽东、邓小平等人一再说过的，在中国进行的这些变革和建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没有现成的方案可遵循，没有任何人准备好了一种现成的理论（知识）可供采用。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摸索中探索前进的道路。因此，弯路、曲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能在探索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并将这些经验教训升华为理论，用以指导下一步的实践。这种总结和升华工作，会使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知道得更多一些，变得更聪明一些，行动起来会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并跨入一个新世纪之际，尤有进行这种总结与升华的必要，也是进行此项工作的有利时机。

一、经济增长的“之”字路

看经济增长的路径与阶段可以先从经济增长的速度、波动、质量和绩效等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经济增长速度的“之”字路

增长速度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成就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从50年的整体来看，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有明显的阶段性。以国民生产总值（注：本文所用数据，除注明者外，皆来自国家统计局编辑的统计年鉴。中国在1978年以前采用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进行国民经济统计，因而没有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我们发现1979年以后历年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基本上是同步增长的（所谓基本上同步，即并非完全一致。见拙撰《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发展速度》图1。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稳定，后者一般为前者的81％。采用这一比例，可以估算出1950～1978年间各个年份的国民生产总值近似数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为标准，可以将1949～1999年的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阶段：1949～1956，1957～1978，1979年以后。

第一个阶段是1949～1956年。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小阶段。1949～1952年是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1953～1956年完成“一五”计划时期（“一五”计划的五年是1953～1957年。该计划于1956年完成）。1956年相比于1949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30.06％，年均增长率，达16.8％；国民收入增长了108.8％，年均增长率达14.2％。可见，1949～1956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很快的。
第二个阶段是1957～1978年。若以1956年为基期，这22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36％，国民收入年均增长5。3％。与第一阶段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低10。44个百分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低8.9个百分点。在新中国经济史上，这22年是增长速度较慢的一个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1979年以后。这个期间经济快速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按现价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588。1亿元增加到1998年的79553亿元）。比1953～1978年平均增长速度6.1％快3.5个百分点，比1957～1978年的6.36％快3.24个百分点。可见，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又恢复了高速增长。在此期间，出现了两个高速增长的时期：1982～1988年，年均增长11.4％；1991～1997年，年均增长11.2％。在整个80年代，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约3.1％，发展中国家只有2.5％左右。1991～1996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约2％，其中发达国家1.8％，发展中国家5.4％。中国是这个时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上述数据表明，国民经济在第一阶段增长较快，在第二阶段较慢，在第三阶段又恢复了较高速度的增长。1949～1998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呈现出阶段性的快速增长——慢速增长——快速增长的“之”字路状态。
（二）经济波动的“之”字路
与经济增长速度密切相关的是经济波动。经济波动是国民经济扩张与收缩，波峰与波谷交替出现的现象。一次扩张过程和一次收缩过程构成经济波动中的一个周期。以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动作为划分周期的标准，从周期、波幅、波位3个方面来考察，中国1950～1998年的经济波动呈现为3个阶段。以从一个波峰到另一个波峰为一个周期（计算波幅等等数据时，从第2个周期起，是以波峰后的一年为起点），已有11个周期，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1950～1998年中国经济波动图（注：图1所示使用的中国经济增长率数据中，1950～1977年使用的是国民收入增长率，当时我国还没有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1978～1998年使用的是GDP增长率。在《中国统计年鉴》上，1978—1993年期间，既有国民收入增长率数据，又有GDP增长率数据，两者之间相差很小，一般仅为一个百分点左右。我们这里在1950—1977年使用国民收入增长率，1978—1998年使用GDP增长率，并不影响有关分析）

第一阶段是1950～1956年，其中包括1950～1952年、1952～1956年两个周期。这两个周期的最高增长年度分别是1952年和1956年，当年国民收入增长率分别为22.3％和14.1％。最低增长年度出现在1951年和1954年，当年国民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6.6％和5.8％。从1952年波峰到1954年波谷的波幅看起来大一些，但1950～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恢复性经济增长，它与正常年份的增长不同。这个阶段经济波动实际并不剧烈。如果将1950～1952年除外，那么，1953年和1956年都为波峰年份，从1953年到1956年为一个完整的周期。第一阶段波动的状况是：波动周期短，平均每个周期3.5年；波位高；波动强度不大。波动类型属高位—平缓型。
第二阶段是1956～1978年。这个阶段经济在决策失误和政治动乱中大起大落。波动之剧烈在世界经济史上罕见。这个阶段包括1956～1958、1958～1966、1966～1970、1970～1973、1973～1975、1975～1978年等6个周期。22年中6个周期，平均每个周期3.7年。在这6个周期中，有3个属于经济增长绝对下降的古典周期，即1958～1966年周期，1966～1970年周期，1975～1978年周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济增长最高的年份，最低的年份，负增长的年份，都出现在这个时期。1960、1961、1962、1967、1968、1976年等6年均属负增长。各个周期的波幅很大，分别达到17.5个百分点，46.7个百分点，30.5个百分点，5.4个百分点，7.2个百分点，14.4个百分点。各周期内平均增长率，即波位分别是13.25％，3.975％，7.225％，6.1％，4.7％，5.6％，各个周期的波位相差较大。这从侧面反映了经济波动的剧烈。这一时期经济波动的状况是：波动周期短，波动幅度大，波位低。波动类型属大起大落型。
第三个阶段是1979年到现在。其中包括1978～1984，1984～1987，1987～1992年等3个完整的周期（1993年以后进入第四个周期，至今已有7年，还未结束）。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有3个周期，平均每个周期4.7年。它们都是增长周期，没有出现增长率为负的年份。它们的波幅分别是7.6个百分点，2.8个百分点，10.4个百分点。和第二时期相比，波动幅度大大减小。3个周期内平均增长率，即波位分别是9.3％、11.3％、8.72％，各个周期的波位相差不大。这一时期经济波动的状况是：波动周期长，波动幅度小，波位高。波动类型属高位—平缓型。
1949～1998年中国经济3个阶段波动的状况是：波位高，波动平缓（波幅小）——波位低，波动剧烈（波幅大）——波位高，波动平缓（波幅小）。波动类型是：高位—平缓型——大起大落型——高位—平缓型。明显地表现为一个“之”字形。
（三）经济增长质量的“之”字路
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衡量增长质量主要看增长的效率和效益。经济效率是企业或社会在生产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比率。衡量经济效率最重要的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指在经济活动中相对于一定的投入所获得的收益的多少。
1949～1956年是经济增长质量较好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建成了100多项先进的工业项目。工业技术水平有较大提高，设备的质量和技术性能有了很大的改善，新产品不断出现，工程技术人员迅速增加，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1956年与1952年相比，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85.7％，年均提高21.4％。产品质量也有了提高。1953～1956年积累额765亿元，新增国民收入293亿元，每百元积累增加国民收入3803元，经济效益较好。
1957～1978年，由于片面追求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实行粗放式扩大再生产，忽略了对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的追求，导致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质量很差。这首先表现为经济增长的效率低下。1952年～1978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0.32％，对总产出增长贡献的份额为—5.3％。（注：郭庆、胡鞍钢：《中国工业经济问题初探》，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版，第30页）。1958～1965年、1966～1977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30.15％、7.15％。1978年以前，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仅为0.16％。而1953～1957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8.7％。(注：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 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门——工业，按净产值计算的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57年～1978年平均增长3.4％。其中独立核算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仅增长2.6％。1966～1978年间，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仅增长1.5％。国民经济的另一重要部门——农业，由于人口的膨胀，土地资源的紧缺和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递减。按净产值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仅为1957年的94.8％，年均每年下降0.2％。由于增长效率低，到1978年，全社会每个就业人口所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为632美元，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34％。

这个阶段经济增长质量差还表现为经济效益低下。每100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1957～1978年为19元。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实际情况是：“一五”时期（1953～1957）为32元，“二五”时期（1958～1962）只有0.9元，“三五”时期（1966～1970）22.4元，“四五”时期（1971～1975）为15.8元。平均每增加100元的国民收入所需积累额，“一五”时期为312元，1957～1978年则为526元。从能源、原材料的利用效益看，资金使用效果也不大相同。如每吨标准煤所生产的国民收入，“一五”时期为1086元，“二五”、1963～1965年、“三五”、“四五”、“五五”、“六五”各个时期分别为504元、695元、737元、579元、547元、767元。它们在504元至767元之间，远远低于1957年以前的时期，也低于1978年以后的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动荡对经济建设的冲击，固定资产形成率、交付使用率、投资回收期受到很大影响。大量的产品积压，不少产品质量低劣。1957～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约为6.1％（以1956年为基期，则为6.36％。按国民收入计算为5.57％），并不低，若将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结合起来看，这22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徘徊、停滞状态。
1979年以后，在农村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城市推行了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的城市体制改革。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步步深入。1992年以后，大力推动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这使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首先，经济增长效率提高。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1979～1989年分别达到2.48％和28.5％。此中的前一项，改革前，1953～1957年为0.77％，1957～1978年平均为负数，1953～1978年的26年也是负数。至于后一项，1953～1978年的26年为0.16％。1998年已超过30％。可见1979年以后经济增长效率大大提高。
改革以来，由于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建立，企业兼并、企业破产开始出现。这有助于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和资本存量调整，使以前存在的闲置生产能力得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提高。1994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按当年价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为7094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比1978年提高1.5倍，年均提高6.5％。在国民经济投入产出数量上，平均每增加100元国民收入所需积累额，1979～1991年为270元，1957～1978年为526元。这就是说，为获取同样收入，1979年以后的时期比1978年以前的时期可以减少约一半的投入。

1949～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经历了一条高—低—高的“之”字路。
（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的“之”字路
经济增长的绩效主要表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人民生活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密切相关。特别是与经济增长质量关系密切。1949～1998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走了一条快—慢—快、高—低—高的“之”字路，相应地，人民生产的提高速度也走了一条快—慢—快的“之”字路。
1949年～1998年人民生活提高速度，明显地呈现为如下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财政、商业、银行等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消除了旧中国长期存在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全国物价迅速稳定下来。1952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比建国前大大提高了。1952年职工工资比1949年提高了70％左右。土地改革使全国2亿无地和少地农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3500万吨粮食的地租。1952年农民收入比1949年增加30％以上。
1953～1956年，劳动人民的生活在1949～1952年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改善。1956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达到99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34.2％（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195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由1952年的446元增加到610元，提高了将近37％。此外，国家还在医疗、保险、文化、教育、福利方面为职工支出了大量经费，新建住宅9434万平方米。农民人均消费水平，1952年为62元，1956年为78元，增加了将近26％。平均每个农民实物消费额84.2元，比1952年的72.8元增长11.6％。每人平均购买力增长得更快一些。（注：195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农村的文化教育和卫生保健事业有了发展，这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增强了农民的体质。在这个阶段，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
在第二个阶段（1957～1978年），由于从1953年起长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给重工业建设筹集资金，国家实行以牺牲当前消费为手段的高积累政策。再加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人民生活提高缓慢。1957～1978年22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名义工资由637元增加到644元，仅增加7元。就实际工资而言，1978年仅为1957年的85.2％，22年间减少了14.8％。这22年间，农民家庭平均每年纯收入由72.95元增加到133.57元，年均仅增加2.9％。这22年间，居民消费水平共提高47.5％，平均每年仅增长1.8％。若就实际消费量而言，全国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的主要消费品，1978年与1957年相比，除猪肉与食糖略有增加外，粮食由203.06公斤降到195.46公斤，食用植物油由2.42公斤降到1.60公斤，牛羊肉由1.11公斤降到0.75公斤，家禽由0.50公斤降到0.44公斤，水产品由4.34公斤降到3.42公斤。1957～1978年，居住条件恶化。197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低于1952年的4.5平方米。农村居民平均每人使用房屋面积，1978年为10.17平方米，比1957年少1.13平方米。(就是说下降了10%——楼主批注)在生活服务条件上，每万人拥有的零售商业、饮食、服务网点及其从业人员，1957年分别为41.81个，117.17人，到1978年则减少到13.04个，63.14人。(就是说这两项指标分别下降了68.8%和46.1%！——楼主批注)这给居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1957～1978年，文化、教育、卫生状况有所改善。1978年与1957年相比，各级各类学校及其教师、在校生、毕业生，各类文化事业单位及其人员数都有增加，但实际文化教育水平下降。报刊杂志拥有量虽有所增加，但品种急剧减少，内容单一、刻板。文艺团体表演的内容更是单调。从总体上说，1957～1978年，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处于徘徊、停滞状态，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水平很低。……（后略）

公有制和公有制之间是很不同的，老左派的先锋队集权公有和新左派工人民主公有完全不是一回事。

列宁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先锋队-即精英知识分子们领导工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过渡，经过斯大林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红色工程师-既有政治资格，是个党员；又有学历资格，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官僚来进行统治。

而后就演变成了技术官僚治国，这和传统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同，在以往的英法资本主义社会里，获得政治权利的法理不是你受过高等教育或者经过信仰道德考察成为党员，而是你能在票选制度下受到当地上层群众的支持-根本上是因为你有钱，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穷人、妇女、少数族裔是不具备投票权的。而真正改革成我们如今看到的大众票选形式，则大都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事情。

技术官僚治国的实质可以比喻成僧侣和书生的合作共赢，在这种制度下，知识分子被要求加入到一个政治组织体系里，信仰该组织的信仰，并且保证忠贞不二。而拥有政治资格的人则被要求去接受更多的教育。到了六七十年代，世界各国不少人逐渐意识到这套模式没有必要和马克思主义绑定在一起，他可以自由组合，比如伊朗就将伊斯兰教的信仰和组织体系与当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他除却意识形态信仰的不同，这些国家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是一群技术官僚在管理国家。

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或者对于干部的迫害，比如文化大革命，本身只是知识分子和干部在彼此磨合的一个阶段，他们受困于新左派运动的压力，从而磨合了起来，并且最终形成了独属于中国的技术官僚体系。

之所以马克思主义会走到红色工程师治国的地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社会的大工程设想，通过逐步地对社会的改造，社会就会迈向更高的阶段，实现人的更高级的发展。

但苏联以及一系列前社会国家的例子，则让很多仍旧在探索人类幸福的左翼人士反思，因为在斯大林模式下，社会仍旧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官僚集团和普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没有受到那么多教育的人，存在着严重的阶级鸿沟，以及生活生计上的诸多不平等，并且由于权力高等集中缺乏监管，整个社会也没有充分的纠错体系。

而政治资格本质上是一种人际关系，自然官僚的儿子还是官僚，干部的儿子还是干部，普通人寄以希望的阶级上升途径就只剩下成为知识分子，进而通过学历资格获得政治资格。但有效学历取决于社会供求，教育资源则大都被知识分子所垄断，根据霍普金斯大学的调查数据显示，新中国清华大学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招生，成功录取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旧知识分子的后代-旧地主、国民党官僚、教师的后代。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则大多数由干部子女组成。真正的工农子女微乎其微。

在这一种社会体制下，本身就要求集中一切权力，意识形态指引方向，科学技术充当手段，最终实现某种理想社会范式。所谓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政治权力和精英知识分子们始终掌握在同一个群体手里就行，这事苏联没想明白，就没有挺过去，越南想明白了，就走了革新开放的道路。

但在当时，随着北欧诸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改良，提供了相对而言较为高效廉洁的政府、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福利水平、以及难得一见的社会高和谐度-最关键的是，北欧普遍试验并且普及了工人民主制度；而在广阔的第三世界，毛主义成功建立起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并且在随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试图打倒技术官僚，尝试建立一种工人民主的制度。然而可惜最终只摸索到了工人宣传队模式（从工厂里抽调工人对各自机关单位进行领导监督），就发生了改革开放，与之而来的探索因此破产。

在下面介绍一下什么叫工人民主。工人民主，也就是基于具体的生产生活的民主而不是基于抽象的政治权力的民主。他的实现方式并不通过西方的票选形式，而是在工厂企业里建立工人委员会制度，由工人选举委员会参与企业的管理，并且随着社会和人的发展，最终代替企业管理者的位置，实现工厂归工人、企业归劳动者所有。彼时将不会再存在工厂、企业，只会存在一个又一个的“共同体”。并且这种工人委员会的管理介入，并不单单是索要员工福利，而是对企业以何种方式运转（类似于更环保的？还是更盈利的？）具有极大的决议权。北欧诸如挪威等国从二三十年代小范围就开始试验工人委员会制度，到六七十年代基本发展成熟。

当然，这是这二三十年来才由诸多左翼学者逐渐总结出来的方法策略，对于七八十年代的左翼而言，他们所追求的就是批判苏联模式本质上的不平等上，由于语言的滥用问题，这种批判往往会指向马克思主义本身。形成了他们那个年代的自由左翼群体-与如今已成为“捍卫现代生活”的御用反对派目田壬截然不同。

以上，关于公有制的生活，实际上和公有制本身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和根本的权力属于谁有很大关系。老左派的集权公有最终演变为技术官僚政治体系，被新左派所诟病，并且由新左派提出了新的政治模型以供下一步的实践。这恰恰说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颠扑不破，历久弥新的。

公有制必须建立配给制，而配给制必须建立等级制。

而生产力的不足必然导致低等级人口成为实质意义上的低等人口。

而私有财产的缺失使得绝大多数低等人口的犯罪成本趋向于零。

所以社会整体逐渐呈现分层化。

高等人享有一切，逐渐贵族化。

低等人失去一切，逐渐丛林化。

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分化导致的不同地区治安差异，同样会发生在公有制国家。

所谓生产力无限前提下的公有制，由于从未出现，所以不好评价，但我觉得并不影响配给制和等级制。

金钱在一个国家有多大的力量，主要看这个国家的主体是不是公有制。

这几天，一个截图刷屏，说中国风投女王徐新在上海到处找群抢牛奶面包。

徐新是什么人？徐新是今日资本的CEO，那个写过《22亿美元算什么》的传奇女人。

如今，她为了抢几瓶牛奶到处找群。

徐新抢牛奶的截图是真的，说22亿美元算什么也不是吹牛。

1995年，徐新投了宗庆后4000万美金，这才有了娃哈哈。

1999年，徐新投了网易500万美元。

2006年，徐新投了京东1000万美元，买了京东7.8%的股份，仅此一项就赚了100个亿。

除此之外，徐新还投过美团、唯品会、携程、叮咚买菜、兴盛优选、每日优鲜、大众点评、蔚来等。

永辉超市，也是徐新投的。

除此之外，徐新还住上海御翠园，每平米单价23万元，单套住宅动辄破亿的存在。

这么一个超级有钱人，一堆能卖菜大企业的重要股东，如今却连买个牛奶都要找群抢购。

上面那个截图中回复徐新的于芳，也是个厉害人物，她是北极光创投的合伙人，投出过美团、华大基因、每日优鲜等。

她也在同一个群里抢面包牛奶。

当然，这张图的发言有点涉及男女对立了，这里要说明一下，上海很多有钱男的也在忙活吃的。

中金固收的首席陈健恒，在群里到处找自己家丢的那只老母鸡。

某男性外科医生临时转行屠夫，帮邻居们切割猪肉。

经济学家、北大汇丰研究院长巴曙松，在买菜群里抢菜。

静安某男性巨佬，用1∶1漫威限量定制版人偶铺满6面墙的存在，在群里问番薯发芽后还能吃吗。

还有一些公私募大佬，平时掌控着合计10万亿以上的资金，如今天天上网抢菜，抢不到还要被老婆骂。

男女都在为吃的忙活，只不过分工重点不同而已。

当然，重点应该是这些人如此有钱，为啥要为这么不值钱的东西而奔波。

牛奶面包、老母鸡、番薯，这些东西能值几个钱？对于这些身家几亿几十亿的人来说，为这些东西浪费1分钟都是巨大的经济损失。

但如今，这些东西吸引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

钱，好像已经彻底失效了。

再有钱的人，在上海也和普通群众一个样，区别不大，身家几十亿连个面包都买不到。

投资永辉超市和叮咚买菜的资本大佬，结果自家没有面包，这是一个社会主义黑色幽默。

这样的事，在美国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钱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国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这是中美的本质区别。

上海只是短缺了一点点物资而已，并不是没物资，很多家庭甚至连草莓都能买到，只不过需要靠抢而已，至于米面粮油什么的根本不缺，家家都够吃。

这种事在美国非常好解决，果蔬涨价即可，青菜涨到100一斤，草莓涨到500一斤，按平时价格10倍向上翻，瞬间就没人抢了，你会发现上海的蔬菜供应十分充沛。

对于身家几亿的人来说，草莓50一斤还是500一斤根本没有任何区别，该吃多少吃多少。

对于穷人来说，物资供应都这么紧张了你还吃青菜草莓干嘛，国家又不是没保障你米面粮油的供应。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到了这种时候还能保障穷人的米面供应，那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日本和德国投降前夕，物资几乎彻底耗尽，普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贵族阶级依然照样唱歌跳舞，咖啡香槟，英美的穷人待遇也差不多。

英美即便执行和中国一样的严格抗疫政策，也绝不可能发生像上海这样买菜面前人人平等的事情，这种稍微涨价就能解决的事情在英美属于微不足道的小事。

而且，这还是被所有人都认可的规则，连穷人都认可。

物资短缺了一点，交给市场经济来解决，涨价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这有什么奇怪的。

别说封锁状态下草莓涨十倍，欧洲现在好好的呢天然气就涨了10倍，老百姓依然没有抗议闹事。

对钱的态度，中美截然不同。

钱代表一种权力，调集和使用社会物资的权力，这是全社会的一种授权。

美国永远不会侵犯钱的权力，是永久授权，而在中国，钱只是一种临时授权，随时可以收回。

中国的根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这话你听的耳熟能详，但也许不知道什么意思。

什么叫以公有制为主体？意思就是所有的国家命脉行业都要以公有制为主。

允许私人经济发展，甚至允许外资经济发展，甚至积极吸收私人资本中有代表性的优秀分子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但，绝不允许私人资本形成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绝不允许各级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让私有制资本没有任何插手中国核心政治中枢的可能性。

要钱别要权，要权别要钱，两全其美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私有制资本的存在意义是让蛋糕做的更大，但蛋糕该怎么分的权力，永远掌握在公有制政府手中。

在本轮上海疫情中，疫情封锁后，你会发现所有的交通、金融、水电、粮食蔬菜供应等权力全部都是公有制政府的。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钱，但这些钱都是废纸一张，在买东西面前和穷人没有任何区别，只要政府不想让你们有区别，你就没有任何办法进行突破。

这就是经济命脉由谁掌握所带来的显著不同。

中国的贫富差距和美国的贫富差距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的富人有钱只是暂时有钱，美国的富人有钱是永久有钱。

在物资充沛的年代，中国富人有钱他们也不花，再有钱早上吃的也是热干面。

如果富人疯狂消费，那更好，国家更喜欢，就怕你们这群富人都是抠门鬼只进不出。

如果贫富差距只体现在账面数字而不是实际消费，那这纯粹就是个忽悠人的把戏，而且忽悠的是富人。

在物资不充沛的年代，这个账面差距有用了，有钱就是能买到东西，甚至能买命。

在上海滩电影里，你塞一个小金条过去那就能活，没这根小金条就得死。

如果陷入物资不足的极端情况，私有制为主的国家，那穷人就是得死，所有人都认可这一结局，贫富差距会带来两个人结局的显著不同。

但是在公有制国家，如果陷入物资不足的极端情况，那这个账面上的贫富差距依然只能停留在账面上。

国家会直接控制所有的物资，因为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所以任何物资都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然后按人头均分。

钱是没有用的，有钱你都买不到东西，钱带来的物资调集授权被国家临时取消了。

所以现在上海人无论穷富都在手机上抢菜，因为菜不怎么够的时候那就均分，你们谁抢的快就给谁。

如果情况再极端点，不排除政府发蔬菜票，把七八十年代的粮票案例再来一遍。

至于为什么要把物资均分？而美国不这么干。

因为中国是公有制为主体，所谓公有制的意思就是属于全体人民，所以均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美国是私有制为主体，谁钱多就属于谁，所以通过涨价来分配物资，按钱来说话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聊到这你有没有发现，在公有制国家，无论任何时候，物资都是属于所有人民的，所谓富人只是账面有钱而已，国家利用钱这种东西勾引这些人类精英殚精竭虑的为人民创造财富，但是在紧急关头却直接把钱给废了。

如果你说了不算，钱有什么用？

如果你说了算，钱有什么用？

中国共同富裕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在紧急时刻不按钱来说话，让穷人集合体永远可以说了算。

所谓银行大客户私享蔬菜包，所以奢侈品店大客户特供蔬菜包，所谓高档小区业主特供蔬菜包，也就疫情刚开始几天交通封锁还不严格的时候特供了一下，很快就没了，因为所有蔬菜分发的权力掌握在了公有制政府手里，这个穷人集合体不允许金钱扰乱自己的核心规则。

所以这些所谓特供蔬菜包，昙花一现。

很多信奉金钱万能论的人根本不相信徐新买牛奶面包还要靠抢，直接炮制出了一个假视频，说叮咚买菜给徐新开了特殊通道，直接送了一屋子物资，但其实用的是去年的视频造的假。

这种造假视频被疯传，足见有多少人相信金钱万能论，相信有钱人一定可以，且应该无所不能。

现在一套房好几亿的汤臣一品，上海最顶级豪宅，业主也要天天抢菜，他们怨气很大，说“如果汤臣一品的住户都沦落到天天在网上抢菜，我不知道尊严在哪里？”

这话说的就不对了，虽然汤臣一品的住户在天天抢菜，但这并不代表上海的穷人就吃不上菜，甚至吃不上米面了。

富人要抢菜并不代表穷人会过的很差，穷人的生活并不一定要远远差于富人。

在这种特殊极端情况下，中美的核心差异一下子就出来了。

在果蔬供应方面，上海的穷人和富人，几乎毫无区别，你有钱也没用。

疫情真的面照妖镜，连中美最本质的区别都给照出来了。

废掉钱的流通力这种事在欧美是非常被忌讳的，因为直接动摇了整个国家运转的核心根基，在任何情况下穷人和富人都应该是有区别的。

如果物资短缺，穷人理应挨饿，把物资让给能出更多钱的富人。

保障了钱的流通力，才能保障人们对于金钱的追求，才能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

而任何政府都是公有制的产物，包括美国政府也是，因此美国资本特别敌视政府，特别恐惧政府。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资本在任何时候都在千方百计的抹黑政府，哪怕是美国政府一样被抹黑。

无政府主义盛行欧美，如果不是很多公共职能必须由政府来做，实在是取消不了，政府这东西早就被资本消灭了。

所以你会发现美国政府其实是一个残缺的政府，只保留了基本功能，发挥出的力量和美国国力远远不相匹配，因为美国的运转核心并不是政府，而是私有制资本。

既然钱可以解决一切物资分配问题，那要政府干什么？

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敌视和限制政府，这是一个必然结果，但这同时会导致钱的力量过大，贫富差距在和平年代只是一个怨气的问题，在极端情况下那是要出人命的。

但是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

和平年代看起来好像和欧美差不多，但极端情况下差距就立刻出来了。

为什么每次大灾大难的时候，中美的表现差距都非常巨大？

大灾难发生时欧美政府不管，那是因为钱没让他们去管。

大灾难发生时中国政府必须管，那是因为穷人集合体要求他们去管。

至于这次疫情，更加凸出的表现出了中美的差距，也更生动的展现了如果将来碰到了极端情况，富人和穷人在中国的待遇差别。

极端情况降临时，再有钱，你也得和穷人一起抢牛奶，年入5万和年入5亿没有任何区别。

要是再极端，连粮票都能给你整出来，甭管再缺粮都会把粮食按几块钱一斤卖，但按人头分配额度，你出一万也买不到额外的粮食。

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按人头分配权力的公有制国家，私有制只是外表而已。

钱不代表权力，物资才代表权力，和平时期无论中美，物资都是属于普通人民的，但到了极端情况差距就出来了，中国会把钱废掉，强行均分物资，而美国不会这么干。

怎么评价这种制度的好坏？

那完全看你有多少钱了，不同人的评价差距会非常巨大。

作者：远方青木（ID：YFqingmu)

原文：再有钱，你也得和穷人一起抢牛奶

小时候听我老爹讲过某个时期的事，当时，无论是往大了说社会环境，还是往小了说百姓思想，算是最那什么的年代了吧。

那个时候他同我一般大小，因为两家算得上世交，所以我爹自小跟村里书记的儿子是玩伴，那时生产队有一片果园，大概是图个好打理结果子多，清一色种的是桃树，每年得等到桃子成熟了，统一摘下来按斤两分给各家社员。

那个时候吃食甚少，小孩子么总是嘴馋，等不得集体分桃，我老爹便总是跟着书记儿子后头，随时都可进去果园，树上的桃子现选现摘现吃，够不到的还可以让看果园的老头儿帮忙摘，大概打小吃桃吃腻了，记事起便少见我爹吃桃子，近些年遇上朋友送的阳山水蜜桃，我老爹才乐得尝一个。

听我爹讲，苹果树在老家当地本就少有，能结出甜果的更是稀罕，当时果园里就有这么两颗苹果树，奈何这两颗苹果树长势一般，每年能结出的果子甚少，颇显金贵，即便是书记儿子也不是说摘就摘的，得等到树上挂果的量和质都最佳的时候，一起摘下来用巴斗装好了送书记家去。

而我爹，只有指望节日里去书记家做客时，临走了能给塞上一个苹果说给四小子吃（我老爹行四最小），这来自不易的苹果带回了家，还得是兄弟姐妹们分着吃…

我老爹经常感慨小时候吃不上苹果当宝贝，不曾想现在过年过节的，尽是苹果成箱子的送上门，吃着吃着都吃坏掉了…

后来我常常想，即使在那样一个年代，那样一个天地人都契合的年代，那个所谓有史以来最接近XX制的年代，依旧是有的人吃苹果，有的人吃桃，有的人甚至连桃都吃不上，毕竟统一给社员分桃，也不是每家都能分到好的桃不是？

根据马式理论，实现公有制之后人人平等、劳动者翻身做主、以主人心态积极劳动。所以公有制会促进生产力发展，等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后，所有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

解放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公有制的优越性就在于比私有制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可现实不是这样的啊，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从欧洲到亚洲几十个国家的实践，并没有证明公有制“比私有制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没有证明国民能过上幸福生活，人人平等也实现不了，已经被绝大部分国家放弃了。

以中国为例，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近30年的时间里，人均消费粮食、食油、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并没有什么增长，人均居住面积甚至下降，1950年中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4.5平方米，1978年3.6平方米。以下是广西自治区地方志-粮食志-市镇定量口油：节选自 http://lib.gxdfz.org.cn/view-a42-37.html

1965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好转和油料生产的恢复等情况，发出《关于提高非农业人口食油供应定量标准的通知》，决定从8月1日起，全面调整口油供应标准。主要是：(一)自治区辖市的非农业人口不分工种，每人每月0.25公斤。(二)县以下(含县城)的非农业人员，每人每月0.2公斤。 (三)大专以上的院校学生，每人每月0.25公斤。(四)非农业人口的回民，每人每月0.5公斤。 (五)劳改犯人按同工种定量标准供应。(六)在押犯人按当地居民标准供应。(七)农村缺油生产队的回民。按当地居民标准供应。——

以上是对城镇人口和回民的供应，普通农村人口嘛，看第二张附图。以下照片是1978年底云南知青〈知识青年-城市下乡务农青年〉下跪请愿要求回城，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下乡务农十几年，怀里抱着小孩。

现在出现两种念经人，一种说“以前穷是因为生产力不足”，他们就是不说为什么发展不了生产力。他们最喜欢说：用农业发展工业，农民再辛苦一下，工业化完成了就反哺农业。结果搞了近三十年，城镇化率不到18%，城市青年没工作要下乡务农，工业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

比如下图来自实现公有制之后，生活是什么样的？ – 为民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06938387/answer/2371510770

第二种念经人就是纯属造谣了，比如下图来自人民公社时生产队社员的工分是咋回事？ – 郑庄公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89600150/answer/2319842403

他所说的南街村在公有制时代一样非常穷，南街村的富裕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村民私有制，它的财产你一个外人是没份的，并没有和你“公有”，而且它的成功也不可复制。参考阅读

b站有很多人在吹南街村，请问南街村的模式真的靠谱吗？318 赞同 · 115 评论回答

1现在就是呀，公有制为主体。

但是曲婉婷那些主体不想要你呀

2死掉的苏联

3没钱的古巴

4不可说的韩国隔壁

你自己挑一个呗

假设韩国和朝鲜都有一千万个家庭。

现在有1千辆劳斯来斯，20万辆宝马，500万辆丰田，应该如何分配呢？

韩国很容易分配，

富翁以100万美元买劳斯来斯，中产以10万美元买宝马，普通人以3万美元买丰田。

到了朝鲜，那可难了。

这劳斯来斯应该给谁用呢？

有两种选择，一是给地位高的人，二是随机分配。

但这两种分配都有问题，

第一种，韩国富翁以高价买车可以给国家创造税收，给供应商和生产商提供就业机会，朝鲜有权力的人能带来什么呢？只能带来腐败。

第二种，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无论怎么分配，都会产生父子骑驴的问题。

当然还有第三种办法，那就是把劳斯来斯剔除出分配环节，大家都不要享受。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容易理解三只鸭子社会主义四只鸭子资本主义的那个故事了。

——————-评论区有人提出劳斯莱斯公用就行了，其实这还是前面说的随机分配。

比如，今天上午，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田七杨八高九都想用车，现在只有一辆车，要怎么用才能公平呢？

要么比排队，谁排的早谁先用，

要么抽签，谁手气好谁用，

要么每个人平均分配使用时间，每个人只能用几分钟完全丧失了功能性。

不管哪种方法，都不会让人满意。

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所有人都不用了，才能让人满意。

这是分配环节，关于生产环节，可以看这个回答

你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哪种形式更节约资源？0 赞同 · 0 评论回答

天下分为四大部州: 东胜神州，南瞻部州，西牛贺州，北俱芦州。

其中南瞻部州率先实现了公有制，公有制法律规定 : 私人除了生产资料以外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私人不得拥有生产资料，否则没收。

于是发生了以下两个法律案例:

案例1: 张三家的鸡

张三家在农村，养了几只鸡，公鸡都炖蘑菇了，只留着几只母鸡，用来下蛋。

母鸡很勤劳下了很多蛋，家里吃不完，就把剩下的鸡蛋拿到集市上换了钱。

当天晚上来了几个人，就把张三家的母鸡没收了，理由是母鸡是生产资料。

张三那个气，大骂母鸡是工贼，为什么要那么拼命下蛋，你少下几个不就没事了吗？

案例2:李四家的铁锹

李四家屋旁有块空地，李四媳妇会过日子，想把空地收拾收拾，种点青菜蒜苗之类的。李四就拿家里钱买了把铁锹。

谁知当晚也来人了，把铁锹没收了，铁锹也是生产资料。另外为了防止李四再次购买生产资料，把剩余的钱也没收了。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再比如王五的笔记本电脑，王五买了台笔记本电脑用来玩游戏，万不该手贱装了套office软件，office办公软件是办公工具，整台电脑被认定为生产资料，然后没收。

年底南瞻部州普法宣传月活动开始了，大喇叭到处在宣传 : 公有制下，我们保护私人财产，除了那些生产资料以外，我们保护群众的私人财产。

可是张三和李四却一直想弄明白，到底哪些算是生产资料呀！

王五也暗想，分不清生产资料，那保护私人财产不就是一句空话吗！

封建皇帝出行要有人跪下让他踩上銮驾，要有人为他试毒才进食，要接受人的三跪九叩，皇帝永远无法想象没有皇帝的世界，皇帝的奴仆和臣民也觉得皇帝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正如封建主义皇帝无法想象没有人为他服务的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也无法想象没有资本家的世界。

在社会重大变革之前，人们的一切想象都有当前世界的影子，无非是将当前世界想象得更加理想化，将一切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情革除掉罢了。

基于此，总有人认为，公有制无非是政府代替资本家，无非是私有财产变成共有财产，无非是私有企业变成社会化大生产。

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存在贪污腐败，存在低俗黄毒，存在饥贫战争，所以他们无法想象一个理想的世界，无法接受一个理想的世界，正如同皇帝无法接受和想象共和一样。

他们只能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去揣测共产主义：人类都有贪欲，人类品格没有那么高，共产一定会像资本主义一样腐败。而他们描述的共产，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史。

他们永远无法想象共产主义的物质极大丰富是什么意思——因为物质极大丰富对于资本主义来讲是严重的生产过剩，因为严重的生产过剩在资本主义世界是毁灭性的灾难，自然而然他们无法理解这种世界，就好比地主无法接受耕者有其田的世界。

他们永远无法想象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活资料公有制的区别，因为私有制的社会将一切能用于生产的和不用于生产的物资通通归为了“财富”，他们无法理解“财富”和“财富”的区别，只恐惧于失去这种“财富”。

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一个人与人平等的世界，他们掌握着生产资料，制造市场稀缺和所谓的奢侈品来赚取更多的利润，刻意制造着不平等来展示资本家的伟大——像极了皇帝所谓的“皇家威严”。

封建主义有封建主义的道德思想标准，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道德思想标准，正如同封建时代没有人会接受资本主义的思想一样，资本主义也永远无法接受共产主义的道德思想。

他们理解的共产，是一个集齐了资本主义所有罪恶的世界，是一个用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和臆想揣测的世界，而他们厌恶的这种世界，恰恰是资本主义的真实写照

公有制，或者说任何所有制，都需要满足一点：权利人能够在法律的范围内自由占有、使用、处分自己的“资产”。

如果某种公有制，所有权人并无途径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么实际上只有一种可能——

你并不是资产的所有权人。

所以说，所有制的变革需要以一定的政治变革作为先决条件，包括战争。

1、通过政治手段确保对生产资料的占有；

2、通过政治制度确保权利行使。

上述两项缺一不可，否则不管纸面上的所有制如何誊写，在现实中都无法落地。

现在我们就可以明白，不是说实现公有制之后怎么样，而是公有制的实现，本身就代表着你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成熟。

按照游戏的说法，“实现公有制”是成就奖杯，不是内政指令。

它不会让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只是巩固了此前的发展成果，并且解锁下一阶段的剧情。

仅此而已。

这些高赞回答把爷给整笑了。

没有前几十年的革命、三大改造、工业化建设，中国现在就是印度，不，连印度都不如，印度全世界都混得开，满清那种万国来嘲都形成固有印象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扣到你头上，你揭的下来吗？你只会崇洋媚外跪舔反思事事不如人。

建国时期三十年，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是新时代的伟大长征。这个长征更艰苦，更漫长，更危险，更紧张，但成就也更大:

清朝中期后到建国之前人口几乎没有增长，而新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同时人均寿命由35岁提升到65岁。满清识字率不到百分之一，民国不到百分之十，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新中国文盲率，在20余年里由80％以上缩小至不到20%。一夜之间消灭黄赌毒，让一个国家的人民勤俭向上，拾金不昧，夜不闭户，争做无名英雄。既无内债亦无外债。20余年便步入工业化，到70年代末，中国已是世界第六工业强国。与世界180个国家中的118个国家正式建交，并成为亚非拉第三世界领袖。在一切内外战争中战无不胜，以一个国家的力量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两弹一星，恢复联合国五常，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国关系正常化，四三计划，三个世界理论让中国也成为一极。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察今》）

比喻不懂事物已发展变化而仍静止地看问题。

按照右人刻舟求剑的理论，你说左人应该穿越到那个年代，我觉得你们可以穿到晚清、民国时期，那个时候也是私有制、市场经济，非常的开放，西方列强、美国鬼子、日本鬼子都可以来投资搞租界，你可以见到你心心念念的洋大人，他们打死你都不用赔的。列强占矿山，在长江横行霸道如入无人之境，自由开放极了！强奸国民党官太太，官太太还得被判刑，真是善良博爱暖心啊。

国民党还签了友好通商条约，所有领域全都对美国开放，中美都成一体了，够不够开放？够不够市场经济？凭实力竞争任美国予取予求，够不够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够不够人权高于主权？

你几k的脑袋理解不了时代和历史吗？你想站起来当个人，人家说跪下去当我的狗，把你的财产全还给我，我就不封锁你了，我给你开放自由。贱不贱呐！

日本韩国能卖是因为中国打赢了朝鲜战争！日韩充当反华桥头堡，充当和平演变的武器，这是主子多赏骨头的原因。香港能起来是因为他是大陆对外交流的窗口，难不成是因为艰苦奋斗、天纵奇才？站在风口的猪飞起来了就不可一世飘飘然了，然后就一堆人精神膜拜了。多了解点历史吧，别当反智的饭圈、香蕉人。睁开你的24k钛金眼看看墨西哥、拉美到底是什么样，用你的脑袋瓜好好想想！

《战士和苍蝇》：“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它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现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纪念日要到了，同志们继续为无产者劳动者的解放事业奋斗!

以毛主席时代全民免费医疗为例，发明了青蒿素、断指再植等一大批先进技术服务赤脚医生，服务工人农民。

市场经济下的农民工可能有钱建自己的房子，却没有钱，也不可能不靠集体化只靠个人建设乡村医疗卫生等一大批公共设施。因此，市场经济下广大乡村由于缺乏诸如医疗卫生等等基础设施和就业，越来越多农村人无法在家乡生活。

在毛时代的社会主义的免费医疗制度下，医院甚至会主动收治绝症患者。在60年代初，我国率先发明了断指再植技术。

据白岩松自己讲述，在世界医疗技术都不发达的1975年，白岩松父亲查出了癌症晚期后试图回单位工作，他父亲在火车站门口被医生找到，被救护车送进当地人民医院。

这就是当年的螺丝钉——有房分、有社会主义免费医疗的螺丝钉。

我国在毛主席时代实现了社会主义全民免费医疗、社会主义全民免费教育和社会主义全民免费分配住房。在改革开放提高经济活力的口号下，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免费分配住房被取消，很多吸收了很多公立学校老师的强大的私立学校建立了。

按需分配，相当于一切商品价格为零的情况，在生产力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自然有具体的调控方法机制，只是这种具体的机制现在的生产力还想不到，正如一百年前的人想不到现代智能手机的应用一样。

不过，在住房医疗教育等具体领域，我国在毛主席时代很多方面是已经实现按需分配的。比如医疗领域，毛主席时代单位和人民公社负责的全民免费医疗就是按需分配，而且毛主席时代还发明了青蒿素、断指再植技术、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先进技术。我国在毛主席时代，也在全民免费分配住房、全民免费教育方面初步实现了按需分配。毛主席时代由于大部分劳动力用来建设工厂和水利工程等等，暂时没有条件大力扩大住宅。

但是，毛主席时代确定、1998年废除的分房制，直到1998年废除都承担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住宅份额，解决了中国绝大多数人的住宅问题。

从1987年开放商品房到1998年废除分房制为止开放商品房住宅的10年中，中国商品房一共售出了6.96亿平方米，中国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了20平方米，人均商品房住宅面积为0.5平方米，也就是说截止1999年的商品房和全民免费分房并存的大力开放商品房市场的10年中，商品房解决了中国百分之二的住宅问题。

而此时中国人均住房面积约为20平方米，已经达到了2020年的一半。也就是说，在全民免费分配房屋制度从1956社会主义改造到1998废除全民免费分房制度执行范围内，全民免费分配住房始终是解决住房问题的中流砥柱。我国在毛主席时代实现了社会主义全民免费医疗、社会主义全民免费教育和社会主义全民免费分配住房。在改革开放提高经济活力的口号下，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免费分配住房被取消，很多吸收了很多公立学校老师的强大的私立学校建立了。

那些公知老双标了，在某些人看来，商品经济让私人老板富裕让私人老板生活成为人上人叫做改善生活，难道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全民免费医疗(而且中国在全民免费医疗时代发现了青蒿素、率先发明了断指再植技术等等先进技术)、全民免费教育和全民免费分房当成所谓大锅饭，那么这种大锅饭难道没有改善人民生活吗？难道大锅饭改善人民生活就是所谓没有积极性吗？

某些人说什么只要改善人民生活就是好的，凭什么只许老板当人上人改善老板生活，不许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全民免费医疗(而且中国在全民免费医疗时代发现了青蒿素、率先发明了断指再植技术等等先进技术)、全民免费教育和全民免费分房改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呢？

某些人污蔑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所谓大锅饭，污蔑社会主义多劳没好处。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是多劳多得的，八级工资制度和记工分，从来都是多劳多得，成果越多工资越高。这就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至于所谓多劳都一样的平均主义，除了被批判的刘少奇浮夸风的严重错误以外，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果资本家把劳动人民全民免费医疗(而且中国在全民免费医疗时代发现了青蒿素、率先发明了断指再植技术等等先进技术)、全民免费教育和全民免费分房当成所谓大锅饭，那么这种大锅饭难道没有改善人民生活吗？难道大锅饭改善人民生活就是所谓没有积极性吗？

https://www.zhihu.com/answer/2089381082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谁来定义需求？

公有制永远可以甩锅给生产力，因为生产力永远都可以《不够》，那问题来了，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需求，或者说，什么样的需求是可以被满足的？什么样的需求是应该被满足的？

比如公有制下按照需求来分配一日三餐，衣食住行，保证不饿死冻死，这算《需求》

但是我需要多一点呢？比如晚餐我要一份三成熟的菲力，这算不算《需求》呢？

哦你说对不起先生，我们现在还做不到给每个人一块菲力牛排，所以你不会有。（如果只有某些人有，那又变成了特权）

或者你说，对不起先生，你这个需求是不必要的，我们不能满足你。

Either way，你都会发现，在出现超脱出当前定义的需求范围内的需求，都会给整个系统带来扰动，而这种异常输入，是一定会存在的。

要么你选择1，让大家等生产力可以给每个人发一块牛排

要么你直接走2，否定这个需求

那你就会发现，两头无论哪一头，生产力都不会被满足

所以要不要我们画一个范围，规定谁可以吃牛排？

又或者我们规定什么东西是牛排？

如果不是牛排，是iPhone手机呢？你已经消灭私有制了，那贸易一定是国家来对接，但是这又回到开头的例子了，谁应该获得这些手机呢？

最后问题就来到这里了：谁来定义需求？

所以公有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需求是永远不能被完全满足的，因为生产力是有限的，而所谓的按需生产是不存在的，因为政策具有滞后性，而公有制由于生产资料统一，不可能基于局部的需求来短时间内插入或者移除生产线。并且由于市场规模集中，缺乏有效竞争，任何在初期不被定义为有效需求的行业得不到有效发展，整体的生产力还是一团乱麻

一谈起公有制会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要是实行公有制该多好，财产也有了，吃穿也不用愁了，还用自己苦苦地奔波劳碌吗？问题是世间会有此等好事吗？这些人的特点是，一不会深入思考，二没有亲身经历，三为谋生遭受了太多的磨难，四有很强的依附心理，五穷困潦倒。

实行公有制后到底会带来怎样的生活呢？这个答案早就给出了，就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我们社会曾经用大量活体进行的大规模的实验，结果如何有铁的事实都清清楚楚地摆着：东欧的东德先被西德势如破竹地“吞并”，接着东欧的其他国家纷纷“改朝换代”抛弃公有制而实行私有制，随后始作俑者苏联也土崩瓦解，不仅国家四分五裂，制度也弃公改私。而我们社会明面上仍在吹“公有制”，但对这一性质的制度世界上别的国家概不承认。而朝鲜古巴还未放弃实验，效果如何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当时公有制的真实体验是：生产方面，第一、二产业领域的一线底层人员明面上是相互监督影响，实质上是相互效仿跟随，谁消极怠工装疯卖傻，别人定会心照不宣地跟着学，反正靠个人之力不仅像大海中的一滴小水珠不会起波澜，还会被人当傻瓜；第三产业也就是供销社、百货商店等服务行业的员工，都染上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顾客百姓去交易或办事，他们的态度如若无精打采对待是好的，不理不睬才是常态，若员工之间正在闲聊，顾客必须耐心等待，不能催促，不然有你好看的，若正在吃饭那就等着他们慢斯条理地吃，不吃完饭甭想理睬。要是对头头们更是大气不敢出，每个人的小命全窜在他手里，谁敢犯嘀咕，有给你穿小鞋、戴高帽的果子吃，谁不怕死。

生活方面，日常必须的粮、油、肉、蛋、烟、酒、布等用品一概凭票销售。这种凭票销售的待遇城市居民跟乡下农民差别巨大，头头们跟小民也差别巨大：对城里的工人阶级，所发放的日用品票证大概可以满足生活所需的百分之七八十，而乡下农民那可就惨了，发放的票证连城里人的一半都不到。头头们怎么发放票证何用多说，你懂的。

为何公有制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胡同？因为从大道理上讲，“公有”必须基于“有”，也就是有财富有物资，而财富物资不可能是现存的用之不竭的金山银山，仍然要通过所有成员齐心协力、共同拼搏、倾力创造方可得到，来不得半点懈怠随意和侥幸。倘若公家没财富没物资，部众嗷嗷待哺让喝西北风能打发？然而公有制本身的种种弊端正是直接造成有“公”而无“有”的死结。

一，公权私有，只要当上头头就可稳享比天高的厚禄，哪家国有企业的老总不是如此，他们一不投资入股，二不遭受创业磨难，三不冒半点风险，仅仅因为大权在握，就稳坐钓鱼台。既然是公有制，既然财产公众所有，当头头的凭啥比一线员工多拿几百上千上万倍的薪酬？这有天理吗？

二，假公济私，当头头灰色进账比明面上的工资更高，一切权力都在他手里，都得他点头同意，屁股（批过）比啥都大，不给好处不办事，雁过拔毛，谁能奈他如何。凭借公众的资源谋取巨大的私利，这是啥世道？

三，头头对工种分派调度严重地偏袒产生的不公平。任何基层单位企业难免有轻松脏累的工种之分，谁跟头头有亲友关系，他就始终把轻松的工种指派给亲友去干，而脏累的活则让其他人干，这种行为肯定大大伤害多数被歧视者的工作生产积极性。

四，懒汉、爱耍小聪明之徒的腐蚀。公有制正好是懒汉、爱耍小聪明者温床，反正东西都是大家的，干好干坏报酬都一个样，我为何要出力起劲，为何要认真负责，于是干活偷懒磨洋工、任意糟蹋公共财物等恶习大行其道，长此以往诚然有金山银山终究会被掏空。

公有制不符合自然常规，不符合社会常理，更不符合人性特征，这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吗？在自然界只有蚂蚁蜜蜂之类的小动物有“公有制”现象，这是因为蚂蚁蜜蜂都是蚁皇蜂皇的后代，且智力极低不会偷奸耍滑，但人类社会要是实行公有制，那必定大难临头了。

什么平等啊啥的没什么意思，还是流于意识形态。答案很简单，19世纪就有答案了，就是物质极大丰富。

这个极大丰富其实就是字面意思，很多个总是各种办法解释，也没必要。

极大丰富的意思就是过剩，过剩是资本的灾难，却是人类的福音。只有过剩才会不再珍惜，但也不会追捧。

假定今天告你公务员不用考，想上就能上，你会觉得它是什么好岗位吗，会去发了疯的去追捧吗。

社会提倡勤俭节约，那是社会公德，却不是现实。超市里正是放着永远都买不完的菜，人们才不会焦虑，才会用心去选择自己想要的，而不是稀缺的。它的价格因过剩才会足够低廉，我们都知道背后是巨大的浪费和回收处理。

私有制能够维持制造差异就是因为垄断稀缺，甚至刻意制造稀缺。如果有市场竞争会自发导向过剩，一旦出现垄断反而会变本加厉的做空制造稀缺维持利润。

因而公有制之后的生活很简单，就是想干啥就干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所有社会资源的供应都是充裕不限量的。

这样美好的社会只是一个理想，等无限能源出来后再说吧。

众所周知，朝鲜搞的是社会主义，搞的是计划经济，让我们来看看朝鲜人民的生活，以下内容来源于中国新闻网：

1、在平壤街头，黄绿两色高楼整齐矗立在街道两旁。一位平壤市民告诉我们，其中大多数是居民楼。不论是在首都平壤，还是在农村，年轻人准备结婚的时候都可以向政府申请免费住房，一般一户普通人家，在没有生育儿女的情况下，能够申请到一户70平米左右的房子。

2、记者在平壤街道上看到，平壤妇女大多烫发或扎着马尾，穿着衬衫、裙子、风衣等工作套装，脚上穿着高跟鞋。平壤的男士则更多穿着衬衫、深色套装，但也有人穿着西式长袖衬衫。在一些重大节庆期间，朝鲜妇女还会穿上色彩艳丽、款式多样的朝鲜传统服饰，走上街头，载歌载舞，庆祝节日。

3、据当地市民介绍，朝鲜每周一到周六工作6天，每天工作8小时，周日法定休息。一般来说，人们会在早上7到8点上班，下午5至6点下班。每天早晚高峰时间，在地铁和公交站附近，可以看到在路上奔跑赶着搭车的上班族。

4、在朝鲜，作为平壤人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之一，电车在朝鲜街道上随处可见。记者在平壤火车站附近看到，一节节电车车厢红白相间，车厢外用红字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字样，车厢内挤满了赶路的乘客。

5、平壤地铁也是当地人出行的重要方式。据报道，早在1973年，平壤地铁就在中朝双方合作下完成建设通车，是目前全球最深的地下铁。平壤地铁最深处达到了地下200米，平均深度超过100米。进站后，乘坐一段垂直距离约100米的自动扶梯缓缓下降，电梯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小喇叭，播放朝鲜民族歌曲。经过约2分50秒，可到达地下站台层。如不坐电梯，则需要徒步爬上300多个台阶才能回到地面。

6、一幅幅大型马赛克壁画、一座座艺术浮雕，加之各类巨型吊灯，让平壤地铁平添几分艺术气息。平壤地铁没有任何广告，墙壁上挂一块电子板，显示了17个地铁站的站名，只要按一下目的地，就会显示乘坐路线。地铁实行单一票价，花5朝元即可任意乘坐。地铁站的站名都和朝鲜革命历史有关，比如荣光站、烽火站、革新站等等。站台上设置数个报刊栏，不少等车乘客围在一起浏览《劳动新闻》、《体育报》等报纸。

7、地铁站中新旧地铁同时运营。旧地铁为红绿相间车厢，内部墙壁为木纹样式，座位为绿色皮椅。新地铁为红白相间车厢，内部装有液晶电视，播放一些朝鲜动画，显示天气情况和交通换乘信息，车厢内有粉色皮座椅和红色塑料座椅。地铁中，人们或坐或站，也有不少人在低头看书或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

8、除了公共交通，在平壤城区中也可以看到小轿车，街上甚至偶尔会出现奔驰、奥迪等进口车型。在平壤火车站附近，记者看到了不少出租车，以黄绿车身为主，还有红黄、蓝灰等多个组合色。

9、工作之余，朝鲜人也会在闲暇时享受美食。朝鲜冷面、海鲜、烤肉、大同江啤酒等都是朝鲜人的最爱。在平壤市中心的老字号冷面店玉流馆门口，人们早已排起长队，等候用餐。冷面用黄铜色高脚浅碗盛上，牛肉、白梨、鸡蛋、黄瓜、泡菜在碗里依次铺开，再撒上芝麻和辣椒酱，还配有绿豆饼。外国人光顾，一碗玉流馆冷面价格近4美元。

原文链接：探秘朝鲜百姓生活：早晚挤公交排队吃冷面

令人吃惊，一群身带“伤痕”的网布在幻想“实现公有制之后，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以为自己泡在柳老总家澡盆或是马老板私人豪华游轮上端着红酒，就可以肤浅的调侃公有制的“一大二公”，大锅饭大伙穷大家懒。他们自以为以“伤痕”为底板就可以认定实现公有制之后生活的样子，就可以彻底否定公有制了？可是，事实是他们要么被“伤痕”欺骗了，要么是为了扇动反毛反共反社，为敌对势力当马前卒！

新中国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因为《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毛主席共产党的信念是让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一切归劳动者所有”。他们领导、依靠劳动人民建立起新中国。他们领导劳动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家财产归劳动人民所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公私合营为劳动人民所用。新中国的政府叫人民政府，其意就是人民政权为人民服务，要为人民服务，就要管好人民的食衣住行发展经济，公有制经济就成为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逐步形成的。这个形成的过程，可以从五四、七五宪法中看出来（见备注）。它的形成，广大的工农兵是积极的推动者。比如人民公社，起始是贫困农民的互助开始的，后来就有了合作社。比较出名的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就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直到几个中共领导人在一个火车站站台聊天时发明了“人民公社”这个名称。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这个名称就成为了新中国乡镇政权名称。而这内中原因就是为了防止农民因为贫穷再陷入卖田卖地，使土地被富人垄断形成新的地主阶级而产生两级分化。同样，在城市由工人、学徒推动了工商业改造。特别是个体工商业者的公私合营解放学徒是很典型的。这些都可以说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劳动人民拥护的推动的，也是共产党践行反剥削反压迫实现对人民的承诺而必然要做到的。

公有制是实现工农翻身做主人的唯一的制度选择。不要拿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制度来辩解，因为那些福利制度也是公有的结果。任何一个高福利的国家都必须把财富收归国有才能将之转化为国民福利。否则是不可能有国民的福利。区别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依靠生产资料公有的人民的共同劳动创造财富，资本主义的公有部分是依靠资本垄断对內对外压迫掠夺创造财富。社会主义是以生产力水平的增长保障人民的福利，资本主义是以平衡政权与资本集团利益来保障选民的福利。而两者的公有部分也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保障工农主人地位的必然要求，后者是维持资本集团掌控国家机器的唯一选择。

公有制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一是极大地凝聚了劳动人民的信仰，充分调动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仅用了短短二十八年让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成为世界上既无外债也无内债的笫六大工业強国。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全民分工协作为国家富强而奋斗。二是有效防止了社会贫富分化，为保障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民主权利奠定了物资基础。可以说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今天能有一个相对好的生活，都是公有制庇佑的结果。三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兴水利办农业，建工业強国防，搞科研办教育，建医院修铁路，备战备荒抢险救灾等等。公有制的产生，最根本的是彻底动摇了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观念旧制度的根基。

公有制下新中国人民个体的生活真的象“伤痕文学”描述的那样么？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与今天的生活状况比的确是艰苦的。但是，我们的父辈是用他们的生活与旧中国比，他们感觉到的是当家做主的幸福和尊严，充满对新中国未来的希望！所以家家贴上红对联：翻身感谢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再比较一下今天，被住房医疗教育压得抬不起头的下岗工人和四处漂流的农民工、大学生以及那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乡村，他们是有肉吃了，却“端起碗吃肉，放筷子骂娘”，他们纷纷“躺平”，还有什么尊严感幸福感么？对那些富豪们来说，倒应该在豪宅门上贴上“显贵感谢保驾护航，大富不忘贪官污吏”。

在此网有许多人拿公有制下的工人、农民的贫困说事。这里就用本人看到的经历过的事实摆一下：

其一，一位老奶奶给城里的孙女写信如此描绘农村里的革命化春节：“今年公社里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比往年更加欢乐，更有意义！家家都不请客送礼，除夕那天，全公社大小，都拥进小学礼堂，参加你堂哥兴原的新式婚礼。新郎新娘先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行个礼，接着党支部书记达明叔讲话，表扬他们破旧俗、立新风，不坐花轿、不办酒席、带头晚婚(男的28岁、女的25岁才结婚)，听党的话，不愧为贫下中农本色，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大家说说笑笑、拍拍手，吃喜糖，怪有意思的。我看新式结婚就是好，既热闹，又省钱！除夕晚上，锣鼓喧天，俱乐部的业余剧团，为大家演出革命现代样板戏。大年初一，报喜队到军属家拜年贺喜。人们刚辞旧岁，就沉不住气了，纷纷下田挑河泥。全村子热气腾腾，今年一定又是一个丰收年！”《山西新闻网，作者：佚名，原题为：《不准放鞭炮不准滚龙舞狮：四十多年前的革命化春节》》

其二，本人一起下乡的知青。当年在村里患虐疾，队里赤脚医生立马作出诊断，带着知青社员十几个人轮流抬着他赶到县医院，他爸妈都不知道，治好后回城修养才知道。如果是现在会怎么样呢？可能家里有人有农用车的自己送医院，没人没车的就求亲告友来帮忙，最后还要筹集医药费吧？亲人要陪护吧？一年的收入恐怕不见了一半吧？

其三，本人七三年下乡时，国家政策很贴知青下乡实际。知青到农村，不再搭住农民家，国家建了知青居住点，头一年每个月还有八元钱生活补贴（好像还有粮票，记不清了）。那时候八元钱在农村可以买到很多农产品，农村的七日一小集十五日一大集，就是花钱的集中日，一分钱一斤的西瓜，一角钱三个的鸡蛋，三毛钱一斤的大活魚，二毛五一斤的熟狗肉等等是知青采购热点。说实在话，当时知青都只有十六七八岁，感觉生活并不苦，但是想家。劳动也的确累，但感觉有前途。因为每年都有招工招干招兵上大学的指标分到队里（虽然每年一个大队只有二到三个），知青和队里贫下中农的子弟一起由大队全体社员评议推荐。因此大家劳动热情还是蛮大的。那个大队当时比较富裕，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八角多钱。大队有一个养猪场一个副业队。记得当时农民家里都有自留地，可以养一头猪，鸡鸭不限。过年时知青都会回去过年，还不忘到农民家花三或五元买只阉鸡回家。顺便说一下，当时有的大队晒谷坪被知青改成了兰、排球场、羽毛球场，有的还自制安放了单、双杠等。他们在农村推广了不少体育项目，许多知青应该还记得公社还组织过体育比赛，参赛者大队按足日记工分，公社包吃住，有的还代表公社参加过县市运动会呢！

其四，近年来知青聚会谈起当年，觉得委屈受伤的不多，只是有几个赶上恢复高考上了大学的讲感谢㐅㐅，结果大家说你考上大学感谢㐅乂，但是你有个好的工作好的退休待遇好的住房，还是要感谢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为什么？你大学毕业包分配工作，还把你下乡时间计入工龄，你工作了分到了住房，这些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给你的基本福利，仅住房一项卖掉你可以拿钱，拆迁你有新房。你儿子大学毕业了，找到工作了么？是不是在家啃你俩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福利呢？你感谢谁呢？于是，大家一笑了之。只是有位老兄叹息了一声，好想回到知青时代！可惜回不去了！分田单干了，那个扎根派都被赶回来了。现在的孩子们说我们吃大锅饭当懒汉没本事，难道我们当年不啃老不在社会吃闲饭就是吃大锅饭当懒汉没本事？！你想跟儿孙说说自己下乡生活，他们一句话：你们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甩手而去。真不知道我们的子孙为什么会这么弱智的忘恩负义！我们的教育路线是为谁培养接班人？尊孔就尊出了这么一群鄙视父辈创业艰辛的弱智么？！（叹息收场）

其五，本人到两个家庭吃饭的场景记忆（七四、七五年）。一个是到高中同学家吃饭，那是他家为送他返回插队点时的告别家宴，他将我拉着一起，因为我俩一起离城返乡。一桌十余人，都是亲戚朋友，他的父母也就是一个国营厂的工人，但是那一桌子菜放在今天也是是过年才有的菜，那只白切鸡是我印象最深吃得最多的菜，至今好像还没再吃到过那个口味的白切鸡。同学说每次回来离开家里都要搞一次。另一次是到大学同学家吃饭，他爸是一个大学教授，住着一座二层单元楼（属于教授居住区，都是二层小楼，一栋两户，一边一个单元），我们进去的时候，教授很有风度地座在滕椅上拿着一本书，看见我们进去，就招呼保姆开饭。同学母亲不在家，三人在歺厅坐下，保姆端出四菜一汤，两晕两素一个鸡蛋紫菜汤，晕菜是回锅肉，另一个是鸡丝。再端出一盆米饭，大家就开吃了，教授喝了点竹叶青，是那个时代八大名酒之一。教授很健谈，讲到他下五七干校，真的分不清玉米苗和高梁苗，劳动第一天手上就有了两个血泡。他说你们好，把知识与生产结合起来，可以使知识的力量更贴近实践。根本没感觉到教授有什么不满或委屈。我和同学把两个晕菜扫光了。我帮保姆清理了一下碗筷，教授就教训他儿子，要他向我学习，我说用不着，在乡下的时候，他比我还勤快。记不得他爸是几级教授了，当时说是差不多四百元一月。

其六，本人的弟弟从海军汽车部队复员被安排在国营矿灯厂当司机，开卡车为工厂拉货送货。一次拉货回厂由其助手开车，结果出了车祸，驾驶室三人全部大面积烧伤。送入医院治疗，我们家人非常担心，厂领导安慰我们，医院会全力救治，厂里安排了六个职工轮流陪护。住院二十多天，除了背部大块疤痕有点红外，算是康复了。家里人根本没用一分钱医药费，更没要什么护工费，反而厂里还给了百余元工伤补助。可是工厂改制后，他下岗了，老婆也跟他离婚了，为了儿子，只能去为私人老板打工。结果患上了肝腹水，肚胀如鼓，送入医院，先交一万，没过两天又崔交款，他儿子来找我，说还要一万，赶紧和兄弟姐妹给他凑了一万，总算将病情稳了下来。弟弟身上的伤疤至今犹在，是公有制医疗留下的记忆。他那肚胀如鼓的病情，让兄弟姐妹压力山大提心吊胆。

其七，本人已发在网上的故事。前不久，听了这么个故事。说当时有一个要改制工厂，有一个老工人（曾是厂里学毛选标兵，文革时的一个造反派小头目）想联络工人一起去抗议，他说卖掉了社会主义工厂，我们就不再是主人了，只能成为流氓无产阶级了！我们还会有好日子过吗？！结果没人信他，还举报他破坏改制制造事端，被关了一个多月。这个老工人死后，一群老工友痛哭流涕说，我们真是大傻瓜，被人卖了还以为自己赚了，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工人兄弟的话？今天弱势群体了，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失去了公有制，工农就是弱势群体，失去了昔日主人翁地位！这里建议去了解一下通钢事件，了解一下国企改革的过程。是国企搞不好还是被搞不好？！

再聊一点。网上的你们不是搬出公有制就是“官有制”就是“腐败制”吗？你们可以问一问那个时候的工人，那时候的书记厂长敢不敢随便让工人下岗？敢不敢克扣工人工资？敢不敢不给工人报销医药费？敢不敢私自分配住房？敢不敢调戏女工搞破鞋？敢不敢拿着企业的利润为自己长工资？！他们不敢干！因为工人们盯着他们，可以把他们拉下马还踏上一只脚！工人们有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他们有罢工游行大字报大辩论的宪法规定的民主政治权利！你们高声调侃的那些“官有制”、“腐败制”正是为私有化作准备的时期，即权利下放实行厂长负责制、承包责任制时期的“公有制”！由此，才有了国企腐败亏损，出卖转制，化公为私，贫富两极分化。这就是那个“吐痰理论”的实施方案。于是有了国资流失，私人资本壮大，官企官商勾结；于是有了腐败的沃土，大小贪官如过江之鲫，抓了一批又一批。就连军队的将领也出现了军商勾搭，如那个刘某某将军为了美元竞甘当台间谍！你们惊不惊喜？弱不弱智？你们耻笑的正是你们崇拜的化公为私的教父们！

你们不是耻笑新中国的“票证制度”吗？你们可以问一问你们的父辈那个时候人民政府是多么的为人民服务，为了保障、提高百姓生活是如何努力！你们知道吗？为了食盐涨价一分钱都让周总理亲自关心！逢年过节，哪一级人民政府不是提前为保障百姓的年节生活的需求与生产计划衔接？哪一级人民政府不是把当地民众传统节日物品当作重中之重保障供应？就说本人领到过的节日票证，好像一年比一年多。到了七九年春节吧，就有木耳票（限供二两）、豆腐票（节日劵五市斤），还有节日猪牛肉票、鸡蛋票、鸡鸭票，甚至还有带鱼鱿鱼票等等，都按时通知到每家每户去领取，就连你拿着票去购买物品时，商店都是按量包装好的收钱递交就行了（我母亲是国营工矿贸易公司商店营业员，她说逢年过节她们最忙最累，比如木耳货一到她们店，上上下下全上阵，将木耳二两一包过称包好，方便大家购买。实际上票证上的东西当时市面上都有，只是货源不稳定）！记得那年很多人聚在一起交換票证，各取所需。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市面上的八大名酒如茅台、西凤、竹叶青等等都有，除了茅台酒是八元一瓶，其余都只要一、三元一瓶。本人花了三十余元买了两瓶茅台和七瓶名酒，给父亲过年。这一切都不用走后门拉关系，也不用担心有假冒伪劣商品。。。在农村，以生产大小队为单位杀年猪干魚塘，家家户户分魚分肉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五保户军烈属还有各级人民政府的慰问品。供销社下乡入村，公社组织节日集市，农民销售自己的产品，购买自己要的商品。公社最忙的是电影队了，一个知青朋友在公社电影队，他说那时候，逢年过节几乎天天开一辆手扶拖拉机去村里，放露天电影到深亱（那个时候露天电影就是免费的，一般在大队的晒谷坪放），一个大队接一个大队地跑。那热闹的场景，凡经历过的谁不记忆犹存呢？那时候逢年过节百姓还真不用太操心，虽然当时的生产能力不能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但是，人民政府通过公有制有计划的保证了物价稳定，由此而保障了每一个家庭能享受到公平的生活需求。更重要的是工农有了平等的概念和做主人的尊严！也许只有公有制的人民政府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吧？那时候老百姓骂自己的政府吗？现在呢？！

当然那个时代人民政府也力不从心啊，养头猪要八到十个月，养只鸡要半年，公有制企业也不会搞什么速生鸡鸭鱼牛羊猪，或者什么调配勾对弄虚做假的食品（椐专家统计那个时代中国的食品添加剂只有二十多种，现在有将近一千多种，那个时代真的很落后啊！只是现在先进发达了，中国人的癌症病人飞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了），怎么能高速满足人们物欲的需求呢？！科技不发达嘛！再说政治环境也落后，那时候整人多厉害呀！不准地富反坏右乱说乱动，将它们交给工人农民管制，还要工农打破对权威专家的迷信，让那些人全身“伤痕”遍布。实在是让中国工农没有尽快享受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呀！你看看，富豪权贵精英们现在有了自己专用的超市商场（据网民网上发布北京一富豪商场的年营业收入高达十亿以上，相当于多少个城市商场年营业收入的总和），他们有了过去的商品品质保证的特供，你们呢？在这方面你们讲的都对，那个时代真的比不过今天！因为那只是个穷人刚刚翻身做主的时代，只是个刚刚起步改变不足三十年的时代！可是，离过去四十多年了，劳动人民只是变成了被市场主体调配的劳力资源弱势群体！而在网络媒体上也看不到他们的文字，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你们可以要求“多元包容开放”反毛反共反社虚无历史抹黑历史的自由，那么是不是也应该“多元包容开放”拥毛拥共拥社正本清源历史的自由呢？当然，在思想上选择相信谁，很多人不是看事实，而是由屁股决定的。。。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方式的社会变革都会伴随着流泪、流血、死亡。自己的、敌人的，还有无辜者的，留下伤口和阵痛。面对社会变革下的伤口和阵痛，用什么视角用什么价值观去认识，是光明占主流还是阴暗占主流？就是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的问题了。就如当年农民运动的“糟得很”与“好得很”一样。从今天弱势群体的工农兵立场看，公有制是光明占主流的，“好得很”！

最后问一下，当你们吐痰公有制的时候，想没想到痰吐在你们父辈身上，是不是让你们自己忘记了是谁打下了江山创造了财富把你们抚养成长？当你们吐痰“大公无私”的时候，想没想到痰吐在你们父辈身上，是不是让你们失去了信仰失去了人性中的善良？当你们吐痰“贫穷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想没想到痰吐在你们父辈身上，是不是害你们自己失去了纯洁失去了民主平等公正互助共福的理想？！

备注：

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第六条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第七条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国家保护合作社的财产，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并且以发展生产合作为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第八条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农民增加生产，并且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国家对富农经济采取限制和逐步消灭的政策。【五四宪法】

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街道组织、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同时，要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第六条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第九条　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第十三条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七五宪法】

假设三星干掉其他韩国大财团

控制韩国经济

控制韩国政府，军事

改国号为“三星国”

把韩国主要资产都“三有化”

韩国人都为三星工作，按三星的计划生产。

那韩国人就过上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生活。

但好多人又觉得“不对不对，这叫财阀”。

@罗汉果

罗汉果说的问题比较实际，但总结起来其实也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生产力不足的问题，一个是民主制度不完善的问题。有问题就解决，但不能放弃治疗。

生产力不够，只能生产同质化的偏实用的生活资料，而且必然是只有一部分人才能享受到这些生活资料。人们生产生活资料，不仅仅是生产今天需要的，还有留足一部分明天的储备。生产力不足的时候，私人倾向于自己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料，生产更多的生活资料，这就是私有制。但必须正确认识生产力过剩的问题。失业和生产力过剩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清楚的话就去翻马克思，碍于篇幅就不介绍具体原理了。历史早就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方面是资本家销毁大量的牛奶和面包，一方面是大量工人失业忍饥挨饿。失业和生产力过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失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正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一个人的失业不叫失业，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群体受生产关系的影响而失业，就是社会问题了。但是又必须警惕别有用心的人恶意解读，能不能用最新诞生的生产技术来衡量生产力是否过剩的问题？当然不能，任何一种技术新诞生的时候，必然是供不应求的，但它不能用来否认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民主制度还不完善的时候，权利依然是自上而下的，就必然会有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意味着权利的不平等，说明民主还未健全，但它并不能否认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民主不矛盾。公有制下人民拥有平等的经济地位，才是实现民主的根本保障。

首先区分指令经济和计划经济。规定生产哪些商品，每种商品生产多少，那不叫计划经济，只能叫指令经济。当工人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时候，首先是面临的怎么活下去的问题，那就必然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就会实行指令经济，指令经济保障的是人民整体的利益，长远的利益，解决不了个性化的需求，解决不了短期的需求。指令经济只能用来过渡的，最终要建立起完善的计划经济。理想的计划经济是什么样的，是否切实可行，下面的篇幅中会介绍到。这里先表明，不能用指令经济的缺陷来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两个概念，小心被人混淆视听。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问题。字面意思就很清楚了，前者是用于生产的物质，后者是用于生活消费的物质。什么是公有制？生产资料共有。生活资料呢？生活资料通过劳动获得，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生产资料公有制保障每个人通过劳动获得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共有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每个人劳动的权利，表现为，每个人都有参与生产劳动的权利，都有通过劳动获取生活资料的权利。私有制下生产资料和工人劳动相分离，在此基础上才有失业问题。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是生产力不足的危机，恰恰相反是生产力过剩的危机。财富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经济危机的时候，工厂停产，工人失业，大量牛奶和面包被销毁（因为它们无法再创造利润），劳动人民无权参与生产劳动，无权通过劳动来获取生活资料。因为生产资料私有，私有制变相剥夺了工人劳动的权利。这里还要明确一件事，公有制反对的是生产资料私有，而不是生活资料私有。生活资料通过劳动获得，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如果生活资料共有，又怎么体现按劳分配呢？但是生产资料共有的时候谁来参与劳动生产呢？到底是允许张三通过劳动获得生活资料，还是应该允许李四通过劳动获取生活资料呢？答案是，生产资料公有一定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过剩的前提下，因为这个时候生产力是供大于求的，生产生活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被大大降低了，人们每天少量时间的劳动就能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也就不存在张三和李四竞争劳动权利的问题，他们都可以获得足够的生产能力。竞争谁来通过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就是在竞争劳动的权利。公有制下人均劳动时间和生产力成反比，私有制下是无法降低工人劳动时间，相反它以失业的形式表现出来。

共产主义和平均主义，这两个概念是互相排斥的。以前社会化生产的时候，张三干得少吃得多，从大队里写欠条借粮食吃，这不叫平均主义，理论上欠条都是要还的。严格来说，这是社会保障制度做的太好了。相反，漂亮国给所有的公民按人头发钱，这是社会福利吗？不算，因为这部分纸币背后的价值不是由美国社会创造出来的。漂亮国按人头发钱，人们躺在家里不用劳动就能购买生活资料，这不是社会福利，这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一定有一个被平均的来源。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共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也就没有所谓的平均主义，没有平均的来源，它只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只会保障没有劳动能力的个体，而不保障有劳动能力但不劳动的人。

区分个别和一般。一个人失业能说明什么问题吗？什么也说明不了。但一个群体所共有的问题就不再是个别问题了。生产过剩和生产资料私有的矛盾，必然导致失业。区别只是，到底是张三失业还是李四失业，是今天失业还是明天失业。

什么是社会进步。推翻一个政权重新建立起另一个政权，这叫历史的进步吗？这不叫，这叫历史的重复。打破一种生产关系，重新建立起另外一种更为先进的生产关系，这才叫进步。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诸子百家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西方思想启蒙运动诞生了资本主义。历史的进步从来都不是因为政权的更替，而是因为人民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资本主义天然伴随着侵略性，它需要原材料产地和倾销市场。生产过剩和生产资料私有必然会导致一个矛盾，那就是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是怎么爆发的？资本主义分赃不均，后崛起的德国有大量的生产能力，但是缺少原材料和市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为了重新划分世界格局。直到后来几个国家同时拥有了原子弹。没有政治殖民不意味着没有经济殖民，资本以利润为目的，资本主义天然伴随着侵略性。

什么叫迷信权威？迷信就单纯是相信鬼神是吗？奴隶社会的时候，奴隶主可以任意剥夺奴隶的生命权，这叫做迷信。当奴隶打破这种迷信的时候，就有了斯巴达克斯起义。封建社会的时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个人可以任意指定税率，对全国的土地征税。后来资产阶级觉醒了，就推翻了皇权迷信。那资本主义的迷信是什么？换句话说，共产主义要打破资本主义的什么迷信？xycz神圣不可侵犯。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怎么定义sycz。人类一定是追求财富的，即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精神财富。从采集狩猎，到农耕，到工业化生产，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的天性。共产主义也是保障个人财富的，它说，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生活材料可以私有，生产材料也可以私有吗？少数人可以占据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吗？经济危机的时候，工厂闲置，工人有劳动能力却无权劳动，无法获得生活资料，只能忍饥挨饿，这是天经地义的吗？还是那句话，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不应该迷信权威，真正的思想解放从来都是诞生自广大人民之中。劳动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生产资料公有制依然保障人们的个人财富，它和资本主义的巨大区别是保障人劳动的权力。

论无产阶级。工作待遇好的人是不是就不属于无产阶级了？不是的。只要是以工资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人都是无产阶级。这么说吧，你所在的行业现在待遇好，十年以后待遇还好吗？你家人的工作待遇也好吗？你的孩子长大了，也能进入这个行业吗，到时候这个行业待遇还好吗？但是资产阶级法权下，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就可以做到。在办公室办公的是不是劳动人民，当然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

怎么理解按需分配？我觉得这句话是错的。不应该是按需分配，而应该是按需生产。实事求是，每一种新技术诞生之初，一定是供不应求的。每个人的需求都是多样化的，人一定无法接受所有生活资料的同质化。共产主义不会使生产力倒退，它依然存在社会分工，依然存在商品交换。只不过商品交换不再以赚取利润为目的，而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需要什么生产什么。因为生产力的过度发展，生产已经过剩了，每个人都很容易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人们生产商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获得大量利润。但是商品交换依然不是绝对的等价交换，因为试图找到一种绝对公平的交换方式是不现实的。共产主义下，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商品的价格在价值上下波动。人们用于交换的不再是纸币，而是一种能体现人类劳动的一般等价物。问题是如何找到这种等价物？这种等价物需要刻意寻找吗？不需要，当劳动生产的权利掌握在最广泛的人民手中的时候，等价交换自然而然就会实现，因为生产资料共有，那应该如何来衡量商品的价值？每个人都有通过劳动生产商品的权利，能体现商品价值的就只剩下劳动本身，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这一段是我认为需要完善的部分，但是这段话无法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因为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的一部分，这属于理论的自我完善。

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共产主义会不会打消人们的积极性？人们获得了足够的生活资料，还有没有生产积极性？劳动是人类的天性。每个人都有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每个人都有被需要的诉求。劳动人民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就有时间有能力寻求更好的自我发展。人们用于交换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降低了，剩下的时间会用来满足自我发展，每个人都拥有了自由全面发展的权力。这正是体现共产主义优越性的地方，更好地解放生产力。人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谈更好地自我实现，如果经济基础不存在，那就只有个别极为优秀的人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只有大多数人劳动的解放，才是真正的生产力解放。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诞生条件至少有两个，生产过剩，人们的思想解放。这个世界生产早就过剩了，两次世界大战，多次经济危机，早就证明了。但是私有制本身导致了生产力不会自动扩散，相反，资本倾向于生产力仅仅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人类社会同时存在发达国家的太空霸权和第三世界的贫穷和落后。

论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一定是爱国的，只有中国政府才会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漂亮国是绝对不可能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但是要记住，我们还有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理想，那就是共产主义。

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公有制的生活有两种：

1.物质匮乏的公有制

2.马克思描述的物质极大丰富以后的公有制

对于第一种公有制，原始社会的形态就是物资分配优先保障壮劳力的能量获取，其他人员维持生命。某些极端条件下逝者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物也不能浪费。

近代的物质匮乏下的公有制就是配给制，按照精确计算给公民严格执行定量配给。比如米票面票布票糖票鞋票等等。严厉打击超过基本配给以上的物质需求，这是浪费和犯罪。当然按照对社会重要程度的高低形成差异化配给方案也是必须的。

对于第二种公有制，也就是物质极大丰富情况下的公有制也就是共产主义实现了。

首先整个人类社会都不在以物质生产为核心，也就是说物质供给像水和空气一样天然存在。正常情况下没人会保存一罐空气。因为随手可得，物权就没有意义了。物权没有意义，也就没有交换了，没有交换，也就没有货币。所有跟价值相关的概念和结构也都不存在了。因为物质极大丰富，基于个性化需求也就消失了。白色的衣服和褐色的衣服就跟白色的土和褐色的土一样没有任何意义。

至于怎么实现这种社会形态，别问我，我也不知道。

所以物质极大丰富的人类能干嘛呢？

首先一切人参与的劳动工作都消失了

国家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战争也肯定消失了

疾病也不存在了

艺术也不存在了

我实在想不出来这些啥也不干也不生病老不死的人类是个什么状态。

大概所有存在的意义就是完成DNA赋予的使命，没完没了的造小人吧？

以你为例。假设你没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呆在家里，由于是公有制，所有的房产都是公房没有商品房了。你一家是住在政府按家庭人口分配的公房，由于你家是普通家庭，所以住房相当于现在的廉租房标准。

你现在要找工作，但是公有制社会没有任何私企，也没有任何私家店，你只能去劳动人事部门报名等待公家招工。由于禁绝了民企私家店，用工单位比现在大量减少，加上你家普通家庭没有关系，你难以招上工只能长期待业。

长期待业的你，由于公有制社会不允许私人创业，甚至不允许你街头摆摊，也不能像现在那样去私家店打工，为了生计，你只能去公家的搬运队打零工，卖一天劳力挣一天的钱。就是这样的劳力零工也因为待业青年多竞争激烈不是经常有得做。

随着你家里唯一有工作的父亲病故，家庭越来越困难。有一天实在没办法你去河里捕鱼，但由于公有制社会河里的鱼也是归公家所有，你不小心被稽查队逮住以盗窃公物罪处以治安拘留。

过了几年，由于你妹妹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做了某个国营企业老总的四奶，于是时来运转，你进了该国企当上了保安吃上了公家饭，你妹妹则是该国企文工团员，你母亲也进了该国企当食堂服务员。从此全家过上了幸福生活，这就是全面公有制社会你家的生活……

什么是公有制？许多人都不完全知道，大家都把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当成公有，这是错误的。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所谓公有，就是人人所有，每个个人对公有的东西具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都有同等权利使用才叫公有。

国家和集体所有，使用权并不属于个人，每个个人都没有使用权，只有集体和国家使用。或者说，大家只能共同使用，而共同使用就得有使用的组织者和指挥机构，这样，如何使用就不在个人，而在于组织机构，实际的公有就转化成了组织机构的权利所有。每个在组织内的所有人员都失去了个人使用权。而人的劳动与消费都属于个人，劳动权和消费权随着使用权的丧失也一并丧失于权利。

真正的公有，所有权是属于每个人的，使用权也是属于每个人的，权利机构是对个人使用进行分配和调节，保证每个个人不丧失使用权，保证公有的生产资料为全体人员共同谋利，而不是都不能使用，只有共同使用。

实际上，生产资料公有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属性，并不是社会制度能够完全否定的。资夲主义私有制，私有的生产资料并不是资本家能够个人使用的，没有工人，没有社会，谁去帮他生产和消费呢？工人为资本家生产，资本家付于工人报酬，只在报酬低于劳动价值才够成剥削。

私有的生产资料必然面对社会，为社会服务，没有社会的存在，其私有就失去了意义。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最终要走向社会调节，形成党派社会，而非单纯的资本社会。

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否定了个人应有的独立性。共同劳动，按劳分配。用什么来计算个人劳动投入的价值和数量呢？每个人劳动投入的价值和数量是不会相同和相等的。至于分配，由谁来组织分配呢？组织分配的还是个人，能保证分配者没有私心吗，既使他完全处于公心，又能保证完全按个人劳动投入的价值和数量分吗？

所谓经济规律，什么才是真正的规律，可想而知。违背人的劳动独立性，什么规律都是空谈。

社会权利机构公正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个人的基本权利，如果社会成员都丧失了个人权利，就否定了人作为生命个体的应有的独立性。没有个人，那来的社会，皇家天下也需要懂得为民才能长治久安，若只图皇家利益，就必然灭亡。

社会机构必须脱离生产和利益，转化为以生产资料为依据的纯调节机构，才能消除权利腐败，使私属社会，成为公共社会。保证社会每个个人的同等的基本权利。

现实社会许多人，尝到了集体和国家公有，享受占有分配权利的甜头，他们一听到个人使用生产资料就骂是私有，而不知道，他们自己是打着公有的晃子，侵占他人利益，比资本家更可耻。他们害怕失去这种地位和福利，口口声声喊叫公有，公有，却不知他们的公有却并不是公有，而是权属私有。

只有社会由私属转向公共社会，社会机构成为每个个人合理利益的维护和调节机构，才能实现全社会的真正公有。

至少左棍和某组织的公有制，并意味着人人都能享有，而是意味着人人都要再交一份钱。

也绝对不是按需分配，而是按权力分配。

在这种情况下，全民所有=剥削全民=终极垄断。

1.每个人的物质分配大致相对平等，但不是绝对平均；

2.没有高溢价商品，也就是奢侈品行业彻底消亡，也就是商品生产上追求高度的实用性；

3.物质攀比全面杜绝，自己所拥有的所有物质都只是基于使用价值；

4.精神创作开始全面蓬勃爆发，物质的发明创造也是基于精神上的攀比而产生驱动效应，因为基本上的物质需求已经满足了；

5.人们之间开始互帮互助，在满足了所有的基本物质需求之后，各级志愿队伍成立，开始交流互助，这既是一种社交需求，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成为一个自己认为的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人；

6.发明创造是基于人们真正自身内心的热爱，而不是物质利益的驱动；

7.实现公有制的最基本前提：社会化大生产之后，所生产的物质能够满足所有人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也就是能够满足所有人吃喝拉撒住以及教育医疗等基本的物质保障，当然极度超出平均水平的不合理的物质需求是不可能被满足的；

1800年，欧文与苏格兰一个工厂主的女儿结婚，并被任命为这个厂的经理，管理着2500多个工人。这样，他就有条件把自己的理想一步步予以落实。

他在自己的厂里开始了第一步实验。

首先，他把工人的劳动时间，由每天13—14小时缩减到10个半小时，禁止使用9岁以下的童工，把各种对工人实行的罚款制度一一取消。其次，他从工人福利待遇出发，尽力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如办起了工人消费合作社、工人食堂、托儿所、幼儿园；设立工人学校，给青年工人有学习文化的机会，还设立医疗费和养老金制度，对有病或年老的工人进行照顾。

这样，欧文的这个工厂实际变成了贫困阶层的“福利工厂”，得到人们很高的评价和赞扬。

欧文在管理这个工厂时，他有意识地聚攒了一大笔钱，1823年他提出了建设共c主义新村的计划，试图让他的理想更大规模地变为现实。

1824年，欧文变卖了所有家产，带着四个儿子和一批朋友，还有百余名志同道合者，从英国出发，乘风破浪横渡大西洋，驶向美国。

欧文站在船上，思绪万千。这次他到美国，与以往历次不同，他要把他长期以来一直萦绕心头的理想社会付诸实施。他要尝试一下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最为理想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事实证明是可行，世界将为此而改观！

“可是，如果行不通……”欧文不觉暗暗地想“不，一定能够行得通的，这么合理的公平社会怎么会行不通呢！”他不再多想、也不愿再多想了，他横下一条心，即使倾家荡产也要去实现理想。

到了美国印第安纳州，他立刻去寻找最适合他建立新社会的地方。结果，他用20万元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于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世外桃源”——“新和谐公社”就这样开始一砖一瓦兴建起来了。

欧文非常兴奋地带头劳动。他们砍伐树木、焚烧野草，开荒种地，盖房架屋，不久，一个个村落建立起来了，一个个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村外是红花绿草，交相辉映，青山绿水，蜿蜒曲折。林内街道整齐，树木成列，各种公用设施一应俱全，会议室、阅览室、学校、医院，甚至临时休息室，应有尽有。街心花园恬静幽雅，温馨和谐。一切都是那么美妙，一切都充满着诗情画意。

公社形态

共同劳动

欧文还带领全体公社成员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他们规定，全体公社成员按照年龄大小从事各种有益的劳动。5岁到7岁的儿童，一律无条件入学，朗朗的读书声给全体成员一种欣慰与自豪，他们仿佛看到了“新和谐公社”未来的希望，也看到了全人类的未来。8岁到10岁的儿童。除学习外，还要参加公社各种有益活动和必要劳动，如修整花园、做家务等，从中掌握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12岁以上的青少年，必须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还要在工厂、作坊等学习一定的手工技能，以便将来为参加工作做好准备。

分工

20岁到25岁的青年人，是公社建设的主力，因分工不同，有的在工厂作工，有的在农田参加农业劳动，或是参加一定的脑力劳动。公社的未来发展，全靠这个年龄段的主力军。25岁到30岁的人，每天只需以参加两个小时的生产劳动，其余时间则从事公社的保卫工作和参与产品的分配工作，也有一部分人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工作等脑力劳动。

30岁到40岁的人负责管理、组织和领导各个部门的生产工作。40岁到60岁的人，则主持对外交往。接待宾客或是产品交换等。60岁以上的老人组成老人集体，负责捍卫宪法，维护宪法的尊严，监督宪法的实施落实等。

这样，“新和谐公社”所有成员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和谐”相处。

公社影响

“新和谐公社”的建立，引起了全世界注意，人们从世界各地纷纷赶来。想看一看这个公社是如何“和谐”的，尤其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境地的劳动者更是带着惊奇、带着羡慕、带着希望，如潮水般涌来。他们也希望在这个公社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甚至连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如美国费城科学院院长威廉·麦克留尔、经济学家和博物学家约西亚·华伦等人也纷纷前来，热情参加和谐公社的建设。

“新和谐公社”的建立是这样的吸引人，以至于除赞成者对之大加赞扬外，连反对者也众口一辞、连声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