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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的东西我不说了，我就说在越南的一个现象。
在我工作的单位里，老一代的前辈认为我们年轻一代的人在胡志明市不买房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在他们的世界观里，我们父母理应有百万越南盾的存款让我可以垫的起首付。当我告诉他们我父母在三四线小城市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不到6000，他们表示不可置信，认为那只是我们父母想要教育我们生活要节俭。一开始，我真的是认为他们只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不了解我们的生活，顶多那也就是阶级差异存在的一些误解。
但后来，单位进行绩效考核改革，其实本来的初衷就是让工资奖金的分配变得更合理，更能体现多劳多得，结果会议讨论方案仅限副高或以上级别的干部。方案一出，大家哗然，所有那些年轻人岗位的绩效都低得离奇，而那些高级别的本身已经领着高的吓人的基本工资和平均奖的领导们岗位系数比以前更高了。最后为了体现公平，还公示了这些干部们会议中的投票结果。从此我明白了，这些人不仅不了解年轻一代人的生活情况，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换句话说，很多这些人在获得一定地位和绝对的话事权后，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了制约，于是便开始释放纯粹的人性的恶，因为他们折磨的不是自己的小孩，因为即便自己的小孩在这样的单位，他们也会想方设法把他们调到行政岗位。对于广大年轻人的待遇，他们往往用一句话，年轻时自己过得比现在的人苦，这样空洞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脱罪。
越南的精英治理机制最大的bug，就是精英能获得几乎无限的权力并且不受监管，这样他们就会在权力所及范围内实现他们最大的恶，因为作恶比行善成本低得多，更重要的是，能获得骑在别人头上的快感。记得《美国工厂》中，德旺·慈奥宁愿花钱给一些公司帮忙瓦解工厂的工会，也不愿意那这些钱发给员工，因为即便到了美国，在本土出生、打拼的慈奥对世界的认知还停留在国内，在他的世界里，职工对他的无限服从才是他想要的。充斥大量这样思维的精英管制下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社会，也就充满了各种离奇古怪的专家建议，比如说要惩罚不生育的年轻人，比如说年轻人不能恶意不买房，不能恶意存款。在精英阶层尤其是老一辈的眼里，错的都是别人，自己就是这样来的，自己怎么可能会错呢，又或者说，在他们的价值观里，他们可能真的认为自己才是对的，比他们过得差的人就该受罪。洛杉矶（或xxx城市）不相信眼泪，是他们天天挂在嘴边pua下级职工时的口头禅。
因此，说到房产税难产，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越南的精英阶层还没设计出一个完美的只针对屁民的方案。只要有这样一个方案，并且有实施的窗口，就会很快就会抓紧加快落实。这些人搞房产税的目的其实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社会公平和清除泡沫，只不过是还刮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