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事件，彻查是不可能彻查的，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它也只能到此为止。
如果民众开始反向扒各种教材，批评指正，倒逼“文艺工作者”修改，蔓延开来，这不就是梦回部分知识分子们最不堪回首的黑色十年了么？
教材是什么？
教材是教育蓝本。一方面，它是助力于学生学习系统知识，培育美好情感，建设正确品格；另一方面，它本质会定义什么是知识，什么是重要知识，什么是美好情感，什么是正确品格。
什么知识进入教材？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重要的？这些由谁来定义？谁有资格来定义？
这就很有意思了。
课本的制定，修订，传播渠道把控，本质是一种文化权力。
而在70年代之后，40年代之前，中国人的文化权力模式是从上而下的。
那就是永远是贤王教化，圣人垂训，下面的老百姓，你反思就完事了。
以普罗大众为主体的民间文学永远都是上不了台面的俗语，而“高雅”的内容和形式，是被上面的“天上人”定义和把持的。
当然，教化的内容就是让现有的模式稳定可持续，而垂训也明确了人和人的不同与分工，让老百姓各安其份，让他们知道燕雀就是燕雀，千万别发现自己也是鸿鹄。
而这种定义的传播和确定是靠依托于具有文化权力的机构来实现，会有固定的人群，选拔措施来专门服务于这种文化权力的稳定可持续。
这次事件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到，掌控这种文化权力的机构是失灵的。
它似乎内部环环相扣，像是中世纪贵族的近亲结婚来维系权力一样，亲缘繁衍，学阀滋生，自己生产，自己审查，出了问题就到此为止，自罚三杯。不行就推出一两边缘人物出去，然后快速摁下休止符，抹掉大众记忆，不再向内深入。
多可笑。教科书这种东西是凝聚意识形态，维持稳定和谐的东西，居然要被稳定和谐的群体来自己指出里面有非稳定和谐的内容，会影响这个群体的未来。
而被稳定和谐的群体甚至不是这个权力结构里的既得利益者。
至于审美多元化，我作为中文系硕士，真诚地讲，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谎言。
在我学习文学专业近十年的时间里，就已有的学术体系，我感受到了一种系统性的虚伪和双标。
现有部编版语文教科书的编辑者温儒敏先生有一本著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概要》。
这本书讲的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科演变，中间特别有一条线是大学里，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科书修订和变化。
40年代，王瑶先生第一次修订教科书。他部分脱离了当时的时代号召，没有完全按照革命政治线去评价作家，潜藏了文学性的一条线，把人民唯物观小心地修改为鲁迅方向。这个版本因为类似的置换，在50年代被大加批判。
结果之后80年代后，很多学者为这本教科书扼腕叹息，纷纷不平。
所以说，按人民文艺的标准，它被批判不应该么？没错，这是80年代之后学者所谓的“迫害”“没兼容审美多元化”。
到了50年代丁易的版本，严格按照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学，仿照苏联文学教科书的编辑制作的教科书，则在80年代被评价为具有时代局限性。
嗯，到评价按人民文艺来的书籍，就没有审美多元化的胸襟了。
而80年代之后，所谓的“拨乱反正”式教科书层出不穷。
他们发现了什么呢？
首先，发现了中国文学和外国思潮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传说中给中国文艺找爸爸的活动。之后公知嘴里经典的“鸦片战争启迪了中国人民”“西方用枪炮给中国带来了现代化”就起源于此。
其次，大量运用外国文艺理论来批评中国文学。
“启蒙主义”“告别革命”“接轨世界”，一时之间就成了最热的论调。
来，公知嘴里启蒙大众的来源就在这儿了。
文艺作品可以用一切奇奇怪怪的理论解读，但唯独用社会主义文艺解读不能被接受。
当然，还少不了连篇累牍对于革命文艺的批判，揭露和系统性贬低。
这种贬低的恶毒和无理，到了2000年时，部分学者自己都看不下去。
比如：
评价赵树理，就成了批判文学为政治的契机；
《青春之歌》则被点评为作者为了适应当时流行的政治观念，放弃了可能成为优秀作品的有利因素；
茅盾的《子夜》也没逃过，直接被评价为“一份高级的社会文件”。
丁玲学习延安文艺，下沉民众的创作，被评价为“在延安的创作，违背创作个性，失去了自我体验”。
不是说审美多元化么？
咋的，呼吁中国人民接纳LGBT和所谓西方高级脸的时候，就提审美多元化了。
怎么面对革命文艺和十七年文学，面对赵树理，茅盾，丁玲身上的革命性的时候，他们就不提审美多元化了，反而排除异己起来比谁都厉害？
而算算时间，这批在80年代大行其道，乘了“反文革”的东风的年轻学者，到了2000年左右，就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公知。
而其编写的教科书，发表的理论，代表性的作品，依旧因为他们恰逢其时地窃取了文化权力，而在高校人文社科专业里成为评判经典的一种标准。
而当年在80年代时，踩着革命文艺上位，大肆批判茅盾和赵树理的，重新参与编写教科书和创作文学作品，依靠报刊发文发迹的学者，当时很多都只是学生和普通老师，甚至是普通人，完全称不上是熟练的学者。
因为集体统一修订教材的方式被打破，这部分的权力可以说是被“窃取”了。
这就是公知的起源。
没想到，雷军才是说大实话的那个。
的确，只要在风口上，什么品种的猪都能飞起来。而且飞起来之后，还能装成“桃花源中人”，俨然当年未曾下凡的样子。
而现有的文化权力格局，高校，政府，资本平台，我们能看到的地方，那些掌权人的代际，就决定了他和现有民众的分裂。
近些年，左翼思潮有明显的回潮。
一方面是世界局势的变化，还有一些不能言明的中国上层权力变动的原因。
另一方面，互联网这东西真的不负所望。
在2001年，互联网初具规模的时候，就有学者预测它会打破权力边界，释放一部分的民众权力。
我本硕都研究互联网文学，但很可惜没有切入文化权力这个视角。
现有在中文互联网步入成熟之后，很明显可以看到互联网舆论形成了新的文化权力基点。
而我们能批评所谓的公知，能骂专家，能挖某些不良学者的黑历史。
这些都得益于互联网的存在，打破了原有的知识垄断。
文化知识的定义，传播和接受，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报刊，协会等，逐渐走向衰落了。
这次民众之所以能推进教科书插画改革这件事，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权力的倒逼。
你可以看到，民众用自己对于教科书理念的理解倒逼“审美多远化”发声改变；
用自己的话语权力，倒逼官方权力机构自查自审。
即使是罚酒三杯，但也值得关注这里面的权力变动。
而且，我明显感觉到，大部分的民众是能逐渐意识到自己拥有互联网文化权力，而且在一次次参与社会事件中，逐渐能群体性地熟练运用这种权力。
比起教科书插画，我认为这种逐渐形成的新的文化权力，以及文化运动的经验，是这几年更令人瞩目的东西。
怎么说呢？
键政，未必不成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