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末、唐末两个帝国崩溃瓦解的时刻，都出现了藩镇在中央名义下割据混战的场面，然而自五代以后，朝代末年的崩溃大多转变为了中央与农民军的对抗，而非过去那样地方藩镇的割据混战。
当藩镇能够在中央名义下割据混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前提，那就是地方已经脱离中央完全掌控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地方不听中央的号令，也不给中央缴纳赋税。在这种情况下，空降的州牧或节度使如果得不到中央足够的实际支持，便无法有效地掌控地方，甚至会被地方拒绝接纳，而即便成功上位，也大多转变为了地方势力的代言人，后者与他们分享权力的同时，也从他们这里获取合法性来攫取王朝崩溃流出的利益。
而这种议价权绝非我们常规印象里的地主能享有的，这就涉及到一个更早的概念，士族。在中国封建史的前一千年里，跨州连郡的地方士族才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他们躲在皇帝或割据军阀的背后，实际操纵着中国的历史，比如蜀汉的荆益士族，东晋的门阀，西魏北周隋唐的关陇勋贵。这些地方豪强掌握着大片的生产资料，进而操纵着绝大部分的社会生产，最终通过自己对社会生产的操纵影响乃至决定统治者的抉择。
然而到了唐末，一个私盐贩子的起义将过去一千年里这种士族与君主军阀共治的局面打破了，而他的方法非常简单——图。于是新的由小地主为主体组成的封建地主阶级取代了士族留下的政治真空，进而为赵匡胤肢解节度使制度提供了经济基础的土壤。从黄巢到赵匡胤，中国的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完成了士族共治到中央集权的转变，实现了秦始皇千年前的野望，进而自上而下改变了整个民族的价值取向。
教科书里强调科举在宋朝崛起，然而科举崛起的背后，是世家大族灭亡后中央权力的空前强大。随后这种强大又被元明清三朝一脉相承的政治制度持续强化，并最终让中国的历史呈现出“唐事近古，宋事近今”的两极分化局面。
中华帝国就此衰落了吗？并不见得，明能征漠北、屠西南，清能灭准部、进喀什，但是帝国背后的行为逻辑却逐渐小农化了。这种经济和思想上的小农化是封建时代的巅峰，然而也导致了当生产力发展到瓶颈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寸步难行。小农化就像是一副巅峰造极的铠甲，刀枪不入坚硬无比，但是当火炮声响，就变成了一堆华丽的垃圾。
举一个生物学上的例子:
往往只有脊椎动物当中出现进化体型十几米长的巨大生物。
根本原因在于脊椎动物的神经传导速度极快，比如人类的神经传导可以达到100米/秒，一般神经传导速度越快则生物越灵敏。
无脊椎动物的神经传导速度往往只有每秒1～2米，一旦体积过大则会移动缓慢。
比如泥盆纪的莱茵耶克尔鲎体长三米，却只能在海底缓慢移动并且食腐。
对于生物来说只有脑结构还不够，还要有着强有力的中枢神经，中枢神经所主导的神经传导速度至关重要。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国家政体出现之后就相当于社会结构进化出了大脑结果，之后的制度构建便是文明的中枢神经。
东西方成功的帝国政体都进行了集权政治的构建。
但是即使如此，对于一个古代大帝国来说，神经传导还是过于缓慢了。
帝制虽然集权，但一旦稳定久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就会缓慢下降。
汉帝国由于地方政治制度的不够完善，所以无法有效抑制豪门士族的崛起，后期皇权失德则天下动荡，权臣掌权则天下分裂。
唐帝国通过科举制度使得官僚中枢得到了有力扩张，但仍然无力维系府兵制度，只能建立募兵制度，通过雄厚的国家财力维系边镇，结果后来发生了安史之乱。
对于基层的土地兼并，帝制王朝并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案。
当社会危机加剧，帝制王朝对于地方政治的控制力度也会显著下降，虽然后期的封建帝制在地方管理上的政治架构已经非常成熟，但也只是延缓了这种局面的出现。
唐帝国时期已经基本确立了封建帝国的基本疆域构成，而本质上不过是汉帝国核心控制区域的增大，除去只持续一个世纪的元帝国，明清可以说是达到了封建帝国可以控制区域的极限。
对于帝制王朝来说，一旦长期稳定，那么一定会面临控制力下降的问题，无论是军队战斗力的缓慢下滑，还是对于基层官僚体制的逐渐腐败，都会加速这种下滑倾向。
导致神经中枢到达极限的另一个因素则是神经传导速度，缺乏有效的信息传导方式的情况下，技术水平成为了一个关键瓶颈。
信息传导速度的较慢使得中枢系统的上下传达受到了严重阻碍。
中国历史上较为成功的改革往往都是针对权力中枢结构的局部改革，但凡想要立足中枢权力结构进行全国性质的社会性质改革基本上都会面临失败的结局，比如王莽托孤改制与王安石变法。
立足于中枢系统进行社会改革，突破了古代社会的政治极限，比如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想进行借贷补贴民众，但传达到地方则变成了地方官僚强制借贷给民众，而反馈机制的不足，使得中央并不能及时有效的发现变法在各地出现的重大失误。
宋代冗官的高密集政治结构与面积并不大的疆域范围尚且会面临这些帝制王朝的共性问题，可想而知古代帝制在面临内部问题所受到的阻碍。
大陆性的封建帝国在长期稳定之后必然会逐步走向封闭，何况相较于阿拉伯帝国，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扩张往往是针对周围重点区域。
古代帝制虽然集权，但作为一种古代政体，本质上还是要依赖其掌握的核心人力、资源、技术，这就决定了帝制王朝的局限性其实相当之大。
技术水平的局限决定了帝制中枢的局限，虽然题主所说的“唐以后封建帝国便由盛转衰”有些不太恰当(明清时期的王朝动员能力还是强于唐宋的)，但唐之后的中原王朝不再着力于对外扩张确是事实，主要是受制于帝制本身的局限。
帝制本身的局限决定了在疆域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会逐步放弃对外扩张，帝制的僵化则会导致国家陷入封闭。
前者发生在唐代之后，而后者则发生在明清时期。
由宋代开始，帝制开始与社会发展出现了脱节，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在于私营工商业所占经济份额大幅度超越了官营工商业。
商业的发展促使了小农经济社会环境的流动性增大，社会的活性增大，帝制政体所依靠的社会经济环境会发生变化。
由于明初的政治架构(以朱元璋为首)，明代的帝制结构走向了进一步的集权化，开始出现不适应帝制结构倾向的经济环境与日益加强的封建帝制之间开始形成对立关系。
帝制的政治体制要求政治体制保持极端的统一稳固，明帝国最大的影响在于重构帝制的同时，将帝制的集权化加强到了最强。
所以帝制王朝始终会对任何可能打破静态平衡的力量保持警惕，甚至不惜扼杀无法有效掌控的新兴社会生产部门(除了前期会为了构建朝贡体系进行外部政治活动，中后期都会以稳定为主，一旦帝制极端化则会崇尚绝对的稳定治世环境)。
明代的海禁就是这一点的典型体现，沿海私人贸易作为新兴的经济部门无法被帝制王朝充分掌握，于是乎便加以打击(结果就是明代在海禁与开关之间摇摆不定，清代索性全面闭关锁国)。
当经济基础刚刚发生变动，僵化的上层建筑往往并不会主动调节改变自身的中枢结构，而是会去试图限制经济基础的变革。
或许历史曾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但元末明初的政治架构最终还是走向了帝制僵化的路线，也许与帝制本身对于变革的抵抗也存在着一定联系。
中国古代帝制这个神经中枢受限于自身的局限，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则又恰好走向了僵化，曾经主宰汉唐帝国的对外扩张，最终在明清的时代变迁当中逐渐腐朽。
小农经济基础决定了古代帝制政体本身存在的局限，古代帝制政体本身存在的局限最终导致了古代封建王朝逐渐放弃继续扩张，古代帝制政体最终走向集权化的僵化道路则促使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最终走向了封闭。
唐的疆域和综合国力已经是君主专制这种制度所能支撑的极限了，自唐中期之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商业在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导致君主专制不适应这个国家了。宋元明清时中国表现出的内卷和衰退，其实是君主专制强行适应中国的经济潜力导致的结果。
政府的财政主要来源是税收，而农业帝国的专制君主，收税能力还是利用税收的能力都不是很有效率。国家稍微大一点儿就得需要个代理人来替他收税，代理人多一点儿贪污就管不过来了。所以，庞大的帝国基本上都是地方的税收地方用，中央想收也收不上来。而人口少资源贫瘠的地方，虽然殖民开发的潜力是有，但这笔前期投入中央是不肯出的，因为回报根本进不了中央的口袋。地方势力倒是愿意投资，但是中央不允许，因为君主专制的前提是有实力压制臣子，像诺曼底公爵那样地盘扩张的比君主还大，不造反就没天理了。
唐帝国就是走到了这个砍儿上，国家越来越富裕，地方势力就越来越强，君主相对的实力就受到了挑战。要想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中央政府需要掌控国家的绝大多数军队，而这需要中央政府非常有钱。这样的财富绝对不是那种粗放的税收制度和皇家直属领地的税收可以满足的，政府想要更有钱，靠农业是不行的，得靠商业。
贸易带来的利润能产生巨大财富，大的能支撑一个小国供养大规模职业军队在世界扩张，而且扩张殖民对商业的益处既直接又迅速，一个殖民点的商业利益可以让扩张的投资迅速回本。西方新兴国家就是凭借商业贸易的财富迅速扩张为世界性帝国。
其实自唐以来，中国的商业潜力已经显现，而且成为了朝廷财政的重要来源。但是，商业发展带来的是商人的崛起，而商人是封建君主无法控制的一种势力。他们不被土地束缚，皇帝对国家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可以威慑地主却吓唬不了商人。而皇权的支柱——军队是靠钱养活的，商人的强项就是有钱。所以商人阶层的崛起必然形成对皇权的有力挑战，最终会演变为商人阶层联手对皇权提出限制甚至推翻皇权，一如西方国家现实发生的那样。所以独裁君主不紧要限制军阀，也得限制富商。中国君主制要稳定，君主就必须是国家最大的军阀，最大的富商。君主当然无法保证自己是国家最有军事能力和经商能力的天才，不过他却可以把所有比自己军事能力和商业能力强的人弄死。。。
这就是宋代之后中国的状态，因为君主专制这个大前提摆在那，为了保障这个前提，很多看着很进步的改革其实是给整个国家自废武功。
比如宋朝开始限制分封，将军权集中，重视文化教育限制军阀。这些政策本身是进步的。但问题是在君主专制这个体制下根本发挥不了这些改革的好处，限制分封虽然让国家权力集中利于稳定，但皇权根本驾驭不了这样巨大的权力。区区一个城市的统治集团根本不可能把一个庞大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巨大的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同需要也不是首都几个官僚可以搞清楚的，所以集权制度治理国家，基本上都是瞎指挥，反而是朝廷啥都不干对地方更有好处。
而军事和财政上的问题就更明显，因为朝廷开始加强军队和财政的统一管理，而一个巨大帝国的经济运作岂是朝廷内阁那几个脑袋可以运算明白的。没有商人阶层的经营，封建朝廷的财政就始终是一笔烂帐，分封制好歹地方还能自己挣钱自己花。集权之后可好，地方不能花钱自然懒得挣，君主不会花钱就乱花钱，结果宋朝开始，楞大个国家啥资源都不缺，可偏偏干啥都没钱。
军队也是一样，宋以后军队职业化，如果有效的管理，统一装备统一训练，战斗力应该远远强于分封制度下没有统一指挥的“临时家臣联军”。但问题是在君主集权的低效管理下，军队装备没钱，又疏于管理军纪废弛。没纪律没装备没指挥，甚至人数编制都没准谱的军队能打胜仗才是见鬼了。
国家在发展，政府却死抱着君主专制不肯改变。因为变革了君主就不能为所欲为，得让那群商人组成的议会指手画脚。既然经济文化的发展会进一步暴露君主专制的弊端，那么对君主和制度而言国家就不能再发展了。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科举取士等政策就是这种需求导致的结果。就如同缠足一样硬生生的让脚畸形发展来适应鞋。
所以中国为啥不能向中南半岛扩张，为啥不能殖民西伯利亚，为啥近在咫尺的台湾都无法有效控制。农业、气候和民族问题其实是次要的，主要是帝国花不起那个钱，也没有能打仗的军队，更没有可以让那里赚钱的人。宋元明清的中国，其实是整个国家供着一个家族混日子而已。皇室把全部的精力都用来限制国家的发展了，即使国家穷的宫殿都修不起也要禁商，即使国家大敌当前，功高震主的将领也得死。直到他们面对西方来的商人帝国，被打的毫无抵抗之力为止。
明代文豪知名皇汉王夫之认为华夏自汉唐之后的衰弱和不可逆转，主要源自赵宋。
王夫之将赵宋蔑称为弱宋和陋宋，讽刺赵宋软弱且丑陋。王夫之认为赵宋是导致华夏沦亡，被异族征服的罪魁祸首，甚至认为明朝亡国的原因之一也是受了赵宋影响，沿用了赵宋的很多错误的政治文化理念来治国所导致。明代批判赵宋的学者不少，而王夫之是里面最热衷批判赵宋的人，联系下王夫之所处的明末清初这个特殊的时代，王夫之对赵宋的评价融入了很多个人情感和民族情感，还有对民族历史的反思。
王夫之在自己的著作中，用毫不客气的语言咒骂赵宋是“裂天维、倾天纪、乱人群、贻无穷之祸者”。王夫之对两宋的痛恨和反感是咬牙切齿和深入骨髓的。
王夫之在自己的著作中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华夏仅以燕赵之力就足以抵御外敌。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华夏仅以曹操袁绍等地方军阀就足以抵御外敌。唐末天下大乱时期，华夏仅以控制数州的地方藩镇就足以抵御外敌，保存华夏社稷。而到了赵宋时代，却是被异族碾压，先后被外敌打得两次亡国。对此王夫之认为是因为赵宋得国不正，担心华夏内部会有人夺取赵宋的天下，因此赵宋选择防内甚于防外，尽取天下州镇之权，又阉割北方汉人的武勇。
“呜呼！宋之所以裂天维、倾地纪、乱人群、贻无穷之祸者，此而已矣。其得天下也不正，而厚疑攘臂之仍；其制天下也无权，而深怀尾大之忌。前之以赵普之佞，逢其君猜妒之私；继之以毕士安之庸，徇愚氓姑息之逸。于是关南、河北数千里阒其无人。迨及勍敌介马而驰，乃驱南方不教之兵，震惊海内，而与相枝距。未战而耳目先迷于向往，一溃而奔保其乡曲。无可匿也，斯亦无能竞也。而自轩辕迄夏后以力挽天纲者，糜散于百年之内。”
对于两宋时期高于民族利益的事君愚忠观念。王夫之借谴责东晋儒臣因桓温北伐遭枋头之败而幸灾乐祸，联想到岳飞被杀之事而发挥道：“秦桧之称臣纳赂而忘仇也，畏岳飞之胜而夺宋也。……飞而灭金，因以伐宋，其视囚父俘兄之怨奚若？而视皋亭潮落、碙门飓发、块肉无依者，又奚若也？……徒为疑忌，以沮丧成功，庸主具臣之为天下僇，晋、宋如合一辙，亦古今之通憾已！”王夫之认为，即使岳飞灭金后效仿东晋的刘裕夺了赵家的帝位，也比北宋的徽钦二宗被金人俘虏北去，蒙古铁骑追到崖山、陆秀夫背着南宋末代小皇帝跳海，华夏社稷被异族征服的结局要好。
王夫之对赵宋的批判是从赵宋的政治文化思想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批判。甚至对于两宋士大夫这个整体，王夫之也持批判态度。王夫之在自己的著作中抨击宋儒以尊王压倒攘夷、以文治排斥富强、以君臣之义抑制民族大义等错误观念。王夫之也对于岳飞被平反后，很多南宋士大夫粉饰掩盖自己先辈曾明确支持处死岳飞，并把锅都甩给秦桧之事进行揭露。王夫之指出，当时南宋朝廷上下和多数士大夫其实是支持杀岳飞和绍兴和议的。
对于绍兴十一年(1141)的夺兵权、杀岳飞，王夫之据实指出：“在廷之臣，且以为子翚、庆父之祸可永杜于百年。”说明夺兵权、杀岳飞并不只是宋高宗和秦桧的主张。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张浚在相位，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欲渐取其兵属督府，而以儒臣将之，会淮西军叛，浚坐谪去。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复议用偏裨将以分其势。”又云：“自渡江后，诸大将皆握重兵难制，张浚、赵鼎为相，屡欲有所更张，而终不得其柄。”李纲亦上疏言：“今陛下震皇武以图恢复之烈，尽以重兵分隶诸大将，多者至十数万人，平居已不能运调，而况于仓卒扰攘之际乎？”建议“遵祖宗之成宪”以“消弭后患”。绍兴七年(1137)张浚独相时，更曾诬陷岳飞“胁迫皇上”；出而经略川陕，又以莫须有罪名杀害陕西抗金名将曲端，此事发生在杀岳飞之前。
又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一年十二月”记载，在廷议时，百官中反对杀岳飞的只有李若朴、何彦佑二人，而“众皆非之”，纷纷站出来为强加给岳飞的罪名作证。直到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孝宗时期的主战派士大夫王明清仍在赞颂“尽取兵权，杀岳飞父子”为“桧之功不可掩者”。对于胡寅等人触秦桧之怒的真正原因，王夫之认为是由于他们想掩盖胡安国与秦桧的关系，从而把罪责全部推给秦桧的结果：“其子弟欲为之盖愆，徒触怒以窜死，而终莫能挽哉？”之所以“终莫能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安国在兵权问题上与秦桧同道。
而对于宋高宗为什么“以求和为幸”？王夫之在《宋论》卷十《高宗屈辱于女直》分析了其原因：“宋自置通判于诸州，以夺州镇之权，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老，则为左迁。富庶之江南，无人也；岩险之巴、蜀，无人也； 要之荆、襄，无人也；枢要之淮、徐，无人也”。不是“与士大夫治天下”吗？可士大夫又是些什么人呢？“峩冠长佩，容与于天下，贤者建宫墙以论道，其次饰亭榭以冶游，其下攘民财以自润”。这就是宋朝士大夫的一般状况，不是高宗时才如此，“天子且安之，曰：‘是虽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在这种情况下，“则求如晋元以庸愞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于左衽，不亦难乎？”(52)王夫之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据实指出绍兴和议实际上是绝大多数士大夫的要求。他说高宗建炎年间，“主张屈辱者，非但汪、黄也。张浚、赵鼎力主战者，而首施两端，前却无定，抑不敢昌言和议之非。则自李纲、宗泽而外，能不以避战求和为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故高宗飘摇而无壮志，诸臣高论而无特操，所必然矣”。这一说法亦可从朱熹著作得到印证，朱熹在谈到绍兴八年和议时说：“秦桧主和，虏归河南，上下欣然。”
王夫之还指出两宋使用赵普之余智、胡安国之《春秋》之学的错误执政理念不仅导致了两宋的灭亡，明朝统治者“习用其误”，遂亦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其说云：“古之受钺者曰：‘阃以外，将军制之。’当其有事，天之下，地之上，无弗行也；当其无事，而兵习于吏，吏习于帅，威信之行久矣。不将其将，独操其兵，宴居深宫者遥执其敛纵，高谈簿书者分持其短长，挟疑以使，临敌而易之，如稚子之握饴，蚁附其上，而不任人以殴之，何其惫也！宋祸已极，而溢于谭经者之师说，流及昭代，习用其误，总戎尸其名，督抚操其实，中枢捉其肘，阁票扼其咽，科参夺其胆；白面之赞画，游吻之参谋，且足以制大将死生之命，而天下已拱手而授之人，悲夫！故善说《春秋》者，废胡氏之言兵，未为不知治也”(26)。在这段话中，王夫之对为什么“阃以外，将军制之”的军政原理阐述得十分明晰而充分，对宋明两朝以“胡氏之言兵”来制御军队的手段及其祸害也说得十分具体而生动，把道学家为帝王设计的“制大将死生之命”的手段揭露得淋漓尽致。
详情可看许苏民教授《王夫之对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批判》
王夫之的一生经历了明亡这个让他痛心疾首的大事件，他曾竭尽全力多次出生入死的反清复明，想复兴他眼中的华夏，最终失败后，他宁愿隐居山林也不接受满清的官职，不做清人，誓不剃发。古代的华夏概念跟现在的华夏概念区别很大，王夫之无法接受他心中的华夏被异族敌国征服
王夫之深刻体会了异族征服华夏，汉人沦为亡国奴的痛，因此王夫之在自己书中丝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王夫之认为哪怕是割据乱世，哪怕是内部枭雄谋朝篡位，只要能保住华夏社稷不灭亡，只要能保住汉人的基本盘，也比赵宋那样被异族敌国灭国，华夏社稷灭亡，汉人沦为亡国奴的境况好得多。
而隐居后王夫之写了很多史论的书，其中赵宋占的篇幅最大，目的就在于通过反思分析赵宋，来找出导致华夏被异族征服的原因，从而警醒后人，让后人不要再像明朝那样沿用两宋恶习走上亡国道路。王夫之对赵宋的厌恶，是因为他太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因为王夫之是一个典型民族主义观非常浓厚的学者，恨赵宋不争。而我们现在也应该把赵宋钉在耻辱柱上，好警醒时人，避免中国再次变成赵宋那样，而不是标新立异的搞翻案。
王夫之在《黄书》内将赵宋称为陋宋，意为丑陋的宋朝。我翻译下王夫之原文的大概意思，王夫之认为赵宋以臣子身份突然被拥戴篡位，由于所得出乎意外，所以寝食难安，因此在赵普等人建议下，猜忌压制武将，并尽夺地方之权。建立文弱的文官制度，并以老弱充斥军营，苟且偷安，导致汉人的强军遗风丧失。自相猜疑，终于导致中国败落，给了外族可乘之机，终于被外族攻灭。中国拥有的三皇五帝、汉唐传承下来的道统和疆土，到了宋代，却沦落到被蓄长辫，戴斗笠的异族所统治，政权丧尽，百姓苦难，华夏堤防，全部崩溃。百姓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宋朝把天下当成私人财产，却无力控制它，灾难来的快则灭绝子孙，灾难来的慢则丧失立国的纲纪，也丧失了天地分区建国的最高原则。
“宋以藩臣暴兴鼎昨，意表所授，不寐而惊。赵普斗筲菲姿，负乘铉器，贡谋苟且，肘枕生猜。於是假杯酒以固欢，托孔云而媚下，削节镇，领宿卫，改易藩武，建置文弱，收总禁军，衰老填籍，孤立於强虏之侧，亭亭然无十世之谋。枞佚文吏，拘法牵执，一传而弱，再传而靡。赵保吉之去来，刘六符之恫喝，玩在廷於偶线之中而莫之或省。城下受盟，金绘岁盆，偷息视肉，崇以将阶，推毂建牙，遗风澌灭。狄青以枢副之任，稍自掀举，苟异一切，而密席未温，嫌疑指斥，是以英流屏足，巨室寒心。降及南渡，犹祖前谋，蕲、循仅存於货酒，岳氏遽陨於风波，挠栋触藩，莫斯为甚！夫无为与者，伤之致也；交自疑者，殊俗之听乘也。卒使中区趋靡，形势解散，一折而入於女直，再折而入於鞑靼，以三、五、汉、唐之区宇，尽辫发负笠，澌丧残剐，以溃无穷之防，生民以来未有之祸，秦开之而宋成之也。是故秦私天下而力克举，宋私天下而力自诎。祸速者绝其胄，祸畏者丧其维，非独自丧也，抑丧天地分建之极。”
至于很多宋粉用赵宋财政收入高来吹嘘赵宋的经济民富更是可笑。赵宋财政收入确实高，但赵宋财政收入虽高，财政支出却更高，造就了赵宋在史学界的积贫之名。而且赵宋那种刮地皮榨取民脂民膏冠绝古代的万税之朝的财政收入有什么可吹的？
而两宋皇帝个人能力普遍较低，也是导致两宋国势颓势的原因之一
很多赵宋粉丝喜欢四处宣扬所谓的遗产论，我三观已毁。现在这社会啃老的人不少，但能公开宣扬让前人留下丰厚遗产，好让自己躺平的，并且说的理直气壮，也就只有宋粉这种群体做的出来。不得不让我怀疑现实生活中这类宋粉活得多可悲。
就大宋官家们那拉胯的能耐，在五代几十年乱世都没能壮大的党项李氏，在五代乱世已经结束，风头正盛的北宋初期，居然能壮大成西夏王朝，跟北宋争霸百年。关键是宋太宗时期党项李氏就已经献出老巢五州之地，结果高梁河车神居然被带着几十个毛贼起家反宋的李继迁翻盘。
赵宋的存在对汉族是灾难性的，赵宋数百年的统治阉割了汉族原先奋发向上，傲视四夷的民族精神。在赵宋之前入主中原的胡人统治者内心也大都仰慕汉家文明，稳固统治后就会走向很彻底的汉化。虽然唐之前南方的经济水平和人口密度都远弱于北方，但退守南方的东晋政权，对于北方胡人政权也始终保持着巨大的心理优势，坚持不懈的不断发动强势北伐。
石勒晚年，觉得自己的儿子不大行，想改善一下外部形势，派人给东晋送钱。
注意这个顺序，石赵主动给东晋送钱求和。
然后，东晋的回应是：诏焚之。
东晋朝廷这个举动把著名学者王应麟激动坏了。
“焚石勒之币，江左君臣之志壮矣！僭号之国十六，晋败其一（指击败前秦致其崩溃），灭其三（指东晋灭成汉，南燕，后秦），不可以清谈议晋。”
南宋人王应麟对此的评价总结：霸气，有种，牛逼，看看人家！
王应麟，南宋人。在知乎被群嘲的司马晋，在南宋文人眼里都是霸气牛逼有种的存在。
金末，蒙古攻入蔡州时，金两位末帝及大量重臣或战死或自杀。负责在蔡州之战中给蒙古人运输粮草打下手的南宋只抓到了一个金国枢密使，把南宋君臣乐坏了，许以高官厚禄，想搞个临安审判，让这位枢密使上演个归正戏码，一雪大宋耻辱。结果大宋君臣没想到，这位金国枢密使居然高风亮节，面对酷刑拷打和高官厚禄诱惑都没屈服，在公开场合把南宋君臣怼的想用脚趾头抠出地缝钻进去。甚至直接说出“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这种话把南宋君臣的脸打的啪啪响。这个枢密使叫张天纲，是个纯正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他还有个外号叫做金国版文天祥。
而胡人政权的皇室落到东晋手里，十有八九都没好下场。正统胡人南燕皇帝慕容超被东晋俘虏后，慕容超及其同族三千人在建康闹市被东晋斩首灭族。正统胡人后秦皇帝姚泓被俘虏到建康后，姚泓及其全族在建康闹市被斩首灭族。多么好的统战资源浪费了，铁血大晋就是不懂像铁血大宋那样搞统战。
正是赵宋统治数百年内各种无下限的操作，导致胡人对汉人的感官产生巨大改变。辽金元这几个异族政权的汉化都流于皮表，以坚持自身民族特色为荣。毕竟赵宋被打的磕头求饶，长期向异族政权送钱割地买和平，放下身段，跟辽称兄道弟，向金元称臣。甚至把坚持抗敌的名将和宰相处死，甚至把宰相韩侂胄人头献给敌国来求和，无下限的操作连金国都认为赵宋太无耻，金国居然册封韩侂胄为忠缪侯，意思说承认韩侂胄是个忠臣，但认为韩效忠错了对象，公开打大宋脸。但南宋使臣王柟却依然在国书中尊称金国为大国，并略带炫耀的向金国强调，南宋朝廷不止杀了韩侂胄献上韩坨胄的人头，还顺带也杀了苏师旦，附赠个苏师旦的人头。这就像是南宋刚被金国打了右脸，南宋还笑嘻嘻的把左脸伸过去，让金国再打下左脸。
目睹大送这懦弱样，对面的胡人政权就会心想这怂样有什么值得学的？认为汉化太多就会阉割掉自己的精神气，变的跟大送一样。
例如金世宗就认为：“海陵学汉人旧俗，是忘本也。”并训诫称“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就是从赵宋时期开始，胡人统治者认为学习汉化会导致退步，国家衰落，变得跟赵宋一样。
但要说辽金元完全看不上汉家文明也不对，其实辽金元对于大送之前的汉唐还是很仰慕的。例如辽长期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能拥有唐朝的权威。金为汉唐立庙，金章宗南下征宋时，金国汉族文官刘昂写诗云：“唐日月，汉衣冠”，并在诗中将南宋蔑称为妖。这说明当时的北方汉人虽然鄙视南宋，但却仰慕汉唐时代的荣光。
忽必烈在《建国号诏》中认为元是继承汉唐的正朔，对于大送直接忽略不计。大送多次主动想向蒙元称臣，也被蒙元拒绝。因为蒙元认为南宋之前多次出尔反尔。因此觉得无气节、无实力、无诚信的南宋朝廷不配跟自己谈条件。拒绝了南宋称臣纳贡的有条件投降，直接要求南宋临安朝廷无条件投降，最终临安不战而降，南宋正统朝廷投降蒙古。
而目睹了赵宋无数无下限操作，例如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赵宋认为辽、金统治下的汉人都不是宋人，都是辽国、金国子民。赵宋甚至把大量南逃的北方汉人逮捕遣返回赵宋的宗主国金国。北方汉人也对赵宋绝望，以赵宋为耻。到了南宋末期，南北汉人已经俨然是两个不同民族。北方汉人为蒙元灭宋，无任何心理压力。
如果不是朱元璋的崛起，汉族很可能会一直沉沦在至暗之时。
宋粉有个传统观点，就是把大送的一切毛病都怪给前朝没给大送留下好遗产，并以此引经据典。宋粉发明出的这个奇葩观点，一直让我感到很奇怪，别的朝代为什么要给大送留遗产？大送算哪根葱？宋粉发明出的留遗产论的三观不正程度严重污染了网络上各大历史类论坛。而唐朝和后周就因为在大送前面，就倒了八辈子血霉，成了宋粉抹黑的主要对象。
明朝也一样，不过明朝是在赵宋把华夏彻底丢给外国，没有任何所谓的遗产可继承的情况下，朱元璋开局一只碗，居然从蒙元手里收复了天下，让世人进一步认清了弱宋和大送赵家的猥琐基因。再加上朱元璋取代了韩宋，所以宋粉很恨朱元璋，觉得是朱元璋毁掉了大宋复兴的希望。。。因此明朝也是宋粉长期抹黑的对象。我为朱元璋说个公道话，且不说韩宋跟赵宋没有一毛钱关系，关键是如果不是朱元璋为韩宋续命，韩宋早就被蒙元灭了，哪里轮得到朱元璋去取代。
仿佛赵大篡夺后周半壁江山还不够，一定要别人千辛万苦平定天下，治理的国富民强后，再主动让位和平交接给赵宋才行，看来在送粉眼里，大送亡朝就是温室里小花朵，经不起一点风浪。人刘汉刚建立政权起家时只占据巴蜀的一部分地区，被项羽分封的三秦困在巴蜀。隋末天下大乱，割据枭雄遍地走，东突厥极盛，北方大部分割据势力都被东突厥控制，隋末实际上是比五代初期更混乱，华夏更弱势的存在。五代初期尚且还有地方军阀能屡次痛击契丹耶律阿保机，隋末又有谁有实力能力抗突厥？李唐刚起兵时就一个太原城，李唐刚建国时连关中都有薛秦政权跟李唐竞争，龙兴之地太原也被割据势力刘武周占了，可以说李唐打天下是十分艰辛。后来是李渊李世民父子给力才及早结束乱世，没有李唐的话，天知道隋末得乱到什么时候。朱元璋刚建立政权时也仅占据南京周边地区，南京隔壁的常州都在张士诚手里，综合实力也不如陈友谅。但别的朝代靠自己的能力一刀一枪对内削平群雄统一天下，对外击破强敌。
汉唐明刚建国时都是仅占据一隅之地，外部强敌环伺，内部群雄割据，基本盘远不如赵宋建国时。
唐代藩镇真正失去控制其实是在黄巢之乱后，在德宗后到黄巢之乱前近百年时间里，唐朝对内其实保持了对绝大部分地方藩镇的实际控制，即便是跋扈的河朔三镇在绝大部分时期也遵守朝命（ps：直到唐末大乱前夕，懿宗、僖宗都还多次调动河朔三镇军队参与平乱）
在将近唐末的咸通乾符广明时代，敢在地方作乱，挑战朝廷的地方藩镇都被唐朝廷强力镇压了。
晚唐中央朝廷依然能够保持全国官僚系统的控制，直到黄巢入长安后才是普遍的藩镇割据天下大乱，但一个朝代到了末期崩溃之时，地方出现动荡崩坏，出现普遍的地方军阀割据在历史上是很常见的现象，例如汉末晋末隋末明末，只要后来的继任朝代能平定天下，就根本不会有多大问题。像唐朝那样直到灭亡之时，主体领土依然是被内部势力和内部人士控制，已经是很不错了。像赵宋和西晋那样才是真没牌面。
其实五代初期李存勖是很有希望结束乱世的，天下十分，至后唐灭前蜀时，李存勖已占七分，唯一有望跟李存勖对抗的杨行密已经病逝，杨行密死后主少臣疑的杨吴很难对抗李存勖，钱氏吴越和南楚就是李存勖的忠犬，坐等李存勖接收。南汉南平可以忽略不计，契丹经过两次大败后，耶律阿保机早已被李存勖打得怀疑人生，不敢再犯边。李存勖的军事能力没话说，战神水平。而他的民政能力，就梁晋争霸时期李存勖多次明确下令抚恤孤寡，任用贤才，惩治贪腐，宽缓刑罚，打击盗贼的行为来看，可见李存勖的治民政能力其实还凑合，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可惜的是灭梁后李存勖自我放飞，搞脱线了。
而且五代十国统共也就几十年，跟五胡十六国还有南北朝这类长期乱世压根没得比。而且因为在唐代地方豪强坞堡武装就已经衰落，因此五代十国是纯粹的官方各个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没有多如牛毛的地方豪强武装搅浑水，五代十国的统一难度本身就不高。如果把大送放到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且不说那些白手起家的胡人政权和割据枭雄，大送大概率搞不定。光是地方上多如牛毛的地方豪强坞堡就够大送受了。
赵宋刚建国时就继承了后周留下的大部分北方地区，还有五代内部最强大的中央军力，而赵宋建立时五代已经处于末期，此时华夏内部其他割据政权都处于衰落状态，其他政权统治者也都是庸碌无为之辈，跟秦末隋末元末唐末五代初期那些枭雄根本没法比。唯一像样的南唐也早就被后周打残。甚至辽国也是昏庸残暴的睡王在位。而赵宋在起家实力远胜汉唐明的前提下，周边环境远好于汉唐明的情况下，最终却是反被吊打，这说明了什么，宋粉心里就没点数？？？
估计宋粉也不过就是群整天就想着靠长辈留遗产躺尸过活，三观不正的群体。
宋粉还有套老掉牙的理论就在于，宋粉总是认为只有两宋时期的外族懂得改进，而其他朝代的外族都是思想固化，费拉不堪。但实际上汉代匈奴等周边外族相对于秦代来说，政治组织和军事科技都有了相当大的进步。而唐代的周边外族吐蕃突厥南诏高句丽回鹘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科技相对于汉代来说也有了相当大进步。汉唐之所以能保持对周边外族的优势，也在于秦汉以来历代中原王朝对自身政治及军事制度的不断探索和改进。而两宋反被外族碾压，就得问问两宋自己了。
例如汉代匈奴对铁器的使用和匈奴自身较高的军事兵器和民用工艺制造能力，及冒顿对匈奴的整顿统合，使得匈奴的实力碾压了周秦时期的游牧民族。唐代吐蕃是半农耕民族，根据人口史学界的估算，普遍说法是唐代吐蕃强盛时期人口近千万人，南诏更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并且唐代南诏人口也达到了数百万人，据《蛮书·名类第四》载:八世纪的南诏王阁罗凤一次就“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今云南保山）”，以每户五人计，20万户约有人口近百万，虽然史料记载可能有些夸大，但也足见南诏人口多。永昌城改仅是南诏六节度使之一的永昌节度使的治所，并且南诏六节度的辖区还不包括南诏中央朝廷直辖的六诏本土。
可以推断，鼎盛期的南诏（756至757年），起码有人口数百万。
更何况唐代的吐蕃王朝和南诏国都吸收学习中原王朝官制和统治方式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中央集权国家。高句丽就更不用说了，政治组织度和文明程度都相当高。唐代的吐蕃王朝更是典型的世界性强国，极盛时期同时跟唐朝阿拉伯回鹘三面开战，没能像蒙元那样完成伟业，纯粹是吐蕃运气不好，碰上了唐朝和阿拉伯的强盛时期，即便是遇上了安史之乱这个大好时机，却又碰上了藩镇割据后的一群刀口舔血活过来的唐朝军头子，导致吐蕃难以扩大战果，最后还反被唐朝联合回鹘把吐蕃拖死了。而蒙元崛起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已经走向衰落，典型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即便是唐代的游牧政权回鹘汗国的组织度也不比铁木真时的蒙古弱，回鹘汗国在安史之乱后统一草原，回鹘汗国模仿唐朝设立内外宰相、将军、司马增加中央集权，又模仿突厥在各个附属游牧民族设置监使，增强对附庸民族的控制。回鹘汗国已经进化出了演变成镶嵌着汉制及漠北高原游牧部族制多层次复合式的政治体制。但在这种情况下回鹘汗国最后还是被处于野蛮原始状态的黠戛斯人打崩，同时期晚唐的唐朝也击溃回鹘二十七个部落，俘杀近三十万回鹘人。
明代的满清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度极高的政权，也是在关外稳定经营了数十年后，才在李自成已经打垮明朝正统朝廷的情况下，才入关的。
而金国在完颜阿骨打以一个渔猎部落数千兵力起兵反辽，到灭辽总共才用了八年左右的时间。然后金灭辽的次年金军就南下侵宋，随后仅用了一年就迅速灭亡北宋。金国南下灭北宋时，金国连自己的政权组织都还未完善，新占的辽国故地也尚未能消化好。金太宗在已经吃撑了还没消化好的情况下就选择南下侵宋，其实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纯粹是因为北宋军事实在太菜，再加上北宋统治者辣鸡，才会被金国只用了一年就将北宋灭国，考虑到古代落后的交通条件，一年就被灭国确实是前无古人了。金灭北宋后确实是无心也无力对北宋故地进行直接统治消化，只能选择掳掠北宋的财富和人口后就撤军回国，并先后扶持多个汉族代理人政权统治北方。第一个傀儡张邦昌刚坐上皇帝就直接向宋廷投降，让宋廷不费吹灰之力就收复了包括汴梁在内的北方大片地区，只不过后来宋廷无能又没守住，又给丢了。第二个代理人政权刘齐自身的战力也属实辣鸡，因此给了南宋缓冲时间和缓冲区来整合内部。
根据北宋末年当时负责指挥汴梁保卫战的北宋重臣李纲的奏言来看，金军南下侵北宋的实际兵力也就六万人，而且六万人里也是契丹渤海等部落兵居多的伪军，对立国未稳的金国缺乏向心力。
“李纲、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折彦质同对于福宁殿，议所以用兵者。纲奏曰：“金人张大其势，然兵实不过六万，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部落。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馀万，固已数倍之矣。”《续通鉴》
实际上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划分人口，下面95个千户，即便全民皆兵，假定不缺兵都满编，九万五千兵也就到头了。而唐代薛延陀汗国疆域东起大兴安岭﹐西抵阿尔泰山﹐南界河套﹐北至色楞格河﹐境内包括回纥﹑仆固﹑同罗﹑拔野古﹑阿跌﹑霫诸部，胜兵20万。但是唐对薛延陀保持了全胜战绩，唐灭薛延陀汗国犹如秋风扫落叶。
因此《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原话直接评价：“即使具有军事天才和精良的武器，如果不是恰好出现在适当的历史关头，成吉思汗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若在汉朝或唐朝，团结强大的中国能轻而易举地制止他；最强盛时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阻止他。然而13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却完全不同了。中国这时已分成三个小国：统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西藏党项人建立在西北的西夏王朝。中国的西面，是建立在绿洲城市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基础上的喀喇汗国；喀喇汗国西边，奥克苏斯河畔，是穆斯林王国花剌子模，再往西就是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但是，花剌子模和阿拔斯王朝这时均处于衰落时期。”
这个主题下面的回答里，居然有宋粉臆想唐朝刚建立时就羁靡统治了西域，我很好奇的是李唐直到武德五年都还没有平定北方， 直到武德五年李唐都还在为了争夺河北而跟刘黑闼和东突厥鏖战。武德元年的时候，李唐仅能控制关中的一部分地区，通往西域的道路被另外两个割据政权薛秦和李轨的凉政权控制，李唐当时是如何立定跳远越过薛秦、李凉，东突厥汗国之后，去羁靡统治当时正被西突厥汗国所控制的西域？？？当时的西突厥汗国又怎么可能把只有弹丸之地的李唐当回事。
说实话，李唐建国时，李唐父子优先考虑是如何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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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汉初群雄割据图
元末群雄割据图没找到靠谱的，就不放了，有靠谱图的可以私信我。
隋唐是从南北朝胡人统治下重新夺回了汉人政权。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整个北方都是胡人政权统治。而隋末天下大乱，“戎狄炽强，古未有也”北方大部分割据群雄都是臣服于东突厥。隋末东突厥还把河西、陇右、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等地纳入势力范围。要是都像送粉那样指望前朝留遗产。隋唐压根就不会诞生。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上：“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立，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窦建德、薛举、刘鎻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倔起虎视，悉臣尊之。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
很多送粉嚷嚷着大送没燕云如何如何。但大送亡朝就算是收复燕云又能如何？虽然宋徽宗先后两次讨伐残辽，但由于宋军腐败，缺乏战斗力， 由北宋西军将领种师道、刘延庆率领的数十万大军两次攻打辽南京（燕京），均被残辽的乌合之众击败反推。
不过随后不久金军就迅速消灭残辽，宋随后以每年加付一百万贯钱为代税钱，随同之前每年给辽国的“岁币”一起交付给金朝，从金国手中买回了燕云一部分地区。
然而大送王师接收燕云后，却在燕云展开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暴政，虽然大送王师打不过外敌，但压榨起汉族百姓却是相当擅长，把燕云地区压榨的民不聊生，民心尽失。最终屁股还没在燕云坐热，就又给丢了。
很多送粉吹嘘南宋抵御蒙古半个世纪，多么厉害。但是蒙古并不是半个世纪一直打南宋，期间多次因为内乱和攻打其他国家而长期停止，再加上江南水网密布不适合大规模骑兵作战。
引用知名宋史专家虞云国的原话“南宋之所以还能苟存半世纪之久，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南宋方面，而在于夏、金的地理缓冲，在于蒙古骑兵更适宜在中亚、东欧广袤的高原平野地带驰骋，在于蒙古贵族的内部纷争，一句话，在于蒙元灭宋时间表的确定。”
还有其实韩国的王氏高丽面对蒙古也撑了几十年，如果不是因为王氏高丽文官和王室投降导致抵抗力量削弱，说不定武人政权撑的时间还能超过南宋，而且人最后还没亡国。而越南陈朝成功击败了蒙古的大规模入侵，保住了国家。其实南宋如果不是因为临安正统朝廷投降后的一系列卖国操作，南宋残余势力也能撑更久，例如坚守扬州的李庭芝，就是因为谢太后和宋端宗为蒙元招降，加速了李庭芝抗元联盟的瓦解。蒙古对越南陈朝的三次大规模征伐都以失败告终，蒙古打王氏高丽好歹是完成了战略目标，但蒙古攻打越南陈朝最后的结果真的是惨败，蒙古并没有现在很多人想的那么强，主要是当时世界其他主要国家都处在衰落期。而金国即便是在灭辽灭北宋的军力最强时期，也被金初时合不勒（铁木真的曾祖父）时代分裂的蒙古部落打的金国丧师失地。
美国知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编著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全球通史》中原话直接评价：“即使具有军事天才和精良的武器，如果不是恰好出现在适当的历史关头，成吉思汗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若在汉朝或唐朝，团结强大的中国能轻而易举地制止他；最强盛时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阻止他。然而13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却完全不同了。中国这时已分成三个小国：统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西藏党项人建立在西北的西夏王朝。中国的西面，是建立在绿洲城市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基础上的喀拉开国；喀喇汗王朝西边，奥克苏斯河畔，是穆斯林王国花剌子模，再往西就是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但是，花刺子模和阿披斯王朝这时均处于衰落时期。”——《全球通史》
总有送粉扯大送缺马，但是汉唐明建国初期时马匹是远没有赵宋初期多的。西汉初年汉朝连4匹一样颜色的马都凑不到，李渊起兵时，战马只有二千匹匹，还是李渊花钱跟突厥买的。但是汉朝、唐朝、明朝仍然通过自己的扩张、发展，养出了大量战马，建立了骑兵部队。
汉朝是先养战马组建了骑兵部队，然后才占据了河套地区。
没有证据证明朱元璋在南方时接手了元朝的在淮河流域的养的马。到了元朝末年，后者那些马是否存在还是问题。元朝中期、末期，马场被占据作为其他用途的情况大量发生。
《元史》载：大德七年(1303年)正月，”益都诸处牧马之地为民所垦者，亩输租一斗太重，减为四升”（《元史》卷21《成宗纪》四）。
《元史·顺帝纪》载：”台臣言：’系官牧马草地，俱为权豪所占。今后除规运总管府见种外，余尽取勘，令大司农召募耕垦，岁收租课以资国用’。从之”。
朱元璋起兵时，马极少，然后朱元璋自己开始发展马政、养马。但是到了公元1390年，这时朱元璋已经驱逐蒙元、基本统一，并且是在深入北方草原取得捕鱼儿海大捷之后，俘获大量马匹之后了，明朝清点全国军队，却仍然只有马45080匹。
根据《中国养马史》、《明史》记载，1390年，明朝清点全国军队，只有马45080匹。
其实传统的养马地北宋大都统治过，只是北宋自己没守住。比如传统的养马地甘肃天水甘肃陇西甘肃会宁甘肃皋兰甘肃固原陕西凤翔陕西邠县甘肃泾川甘肃庆阳这些地区北宋大都统治过。不过五代和北宋的养马地主要集中在陕西河北河东地区，而五代时期马政尚可，培育出了很多优良战马，想了解的只要稍微查下这些地区在北宋时期先后被谁统治过就可以了。 辽国自己的契丹马在五代和宋初都被中原汉人视为劣马。
北宋也不缺马，根据北宋自己的史料北宋初期战马达到数十万匹。
还有宋粉老是说北宋没地养马，却完全忽略了在当时河北有些山坡和平地适合养马，但考虑到皇帝要吃羊肉的问题，一些牧地就被用来养羊了。对于空出大量牧地用来养羊的历史事实。北宋有地养羊满足口腹，却没地养马，呵呵呵。
宋太宗时从西夏买了大批羊羔，运到河北大规模放牧，结果“侵民田，妨种蓺，数郡被其害”，最终只得不了了之，改为小规模放牧。
1002年（咸平五年十二月）北宋真宗谓宰臣曰：「御厨岁费羊数万口，市于陕西，颇为烦扰。近年北面榷场贸易颇多，尚虑失于豢牧。」吕蒙正言：「洛阳南境有广成川，地旷远而水草美，可为牧地。」
北宋缺马主要是马政太烂，至于北宋马政简直是烂到北宋多位皇帝都公开吐槽的地步了，主要是人为原因。从宋神宗对北宋马政的评价来看，可见北宋马政不善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原因而不是什么养马地。
“神宗尝患马政不善，谓枢密使文彦博曰：“群牧官非人，无以责成效。其令中书择使，卿举判官，冀国马蕃息，以给战骑。” 又手诏曰：“方今马政不修，官吏无著效，岂任不久而才不尽欤？是何监牧之多，官吏之众，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张万岁三世典群牧，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今上自提总官属，下至坊、监使臣，既非铨择，而迁徙迅速，谓之‘假道’，欲使官宿其业而尽其能，不可得也。为今之计者，当简其劳能，进之以序。自坊、监而上至于群牧都监，皆课其功而第进之，以为任事者劝焉。”
北宋重臣李纲也明确表示北宋缺马是因为北宋管理不善，官僚腐败，人为导致的马政太烂
“祖宗以来，养马于监牧，择陕西、河东、河北美水草高凉之地处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废罢殆尽，而更给地牧马，民间杂养以充官使，吏虚文以塞责，而马无复有善者。又驱之燕山，悉为敌人所得。今诸军阙马者大半。宜复祖宗监牧之制，权时之宜，括天下马，量给其值。”
而且宋朝的河东路和永兴军路等有养马地，能养战马。
《宋史》兵制马政记载 “河东岚、石之间，山荒甚多，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间水草最宜牧养……河东一路，水草甚佳，地势高寒，必宜马性。又京西唐、汝之间，荒地亦广。请下河东、京西转运司遣官审度，若可兴置监牧，则河北诸监，寻可废罢。”
宋朝战马曾经很多，坊监及诸军马曾超过20万匹，曾号称战马数十万匹。
《文献通考》兵考四：“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
宋太宗之后，《文献通考》：“其孳生之所，即大名、洺、卫、相州凡七监，多择善马为种，牝牡为群，岁遣判官一人巡行点印，二岁巳上者岁约八千馀匹，凡京城诸州饲马兵校一万六千三十八人，坊监及诸军马二十馀万匹……”
但是宋朝后来自己把马政搞的一塌糊涂，怨谁？
甚至江浙也有可以养马的地方。宋朝之前的五代时期，江浙还有养马的地方，杭州近郊还有马场，“马蕃息至盛，号为马海”。五代时江浙割据者在杭州近郊设马场，《梦梁录》记载：“昔吴越钱王牧马于钱塘门外东西马塍，其马蕃息至盛，号为马海，今（南宋）余杭，临安，于潜三邑，犹有牧马遗迹也。” 南宋就在临安（今杭州）、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设置马监。
还有关于西夏崛起的事。其实，五代末宋初的形势，根本不可能出现西夏。
是宋朝搞的自己太弱，才导致出现西夏。李继迁只有十几个人起兵，却通过屡屡暴打宋朝，建立了西夏。原来李继迁起兵时只有十几个人，麾下士兵基本没有甲。甲都被李继捧的人带着投靠了宋朝，而且此时夏绥银静宥五州之地与灵州都在宋朝手里。而且党项的大部分人不支持李继迁。
然而宋朝却任命李继迁为定难节度使，宋朝把宋朝手里的夏绥银静宥五州之地给了李继迁。宋朝造成了李继迁有能力攻占宋朝灵州，李继迁在宋朝攻占了灵州，这才使得西夏能够出现。
史料记载：“保吉（李继迁）虽授定难军节度，而绥、宥诸州尚属中国……（宋）真宗遣张崇贵、王涉议和，尽割定难军州地与之。于是，保吉尽收缘边七镇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余驿地为己有……全定难五州之始。宋以灵武不守，并弃绥、宥，保吉从此据朔方，并西凉，丕基式廓，宋实有以成之。”
五代末、宋初，党项部落被自己多次内讧削弱，党项部落纷纷投靠宋朝、或中立，李继迁能与几十人逃入荒漠；但是，宋朝赵匡胤因为自己是武将受后周大恩却篡取后周江山、赵匡胤作贼心虚、害怕其他武将效仿，所以宋朝赵匡胤开始过度抑武，导致宋朝迅速开始长期变弱；宋朝不断变弱，到了李继迁时期，李继迁那么弱小的势力，却屡屡打败宋朝，导致宋朝把到手的五州之地给了李继迁；李继迁还攻占宋朝灵州，历歴史上首次获得重要的食物产地，这才使得后世能出现西夏，使得李继迁小部落的后裔能建立西夏。
唐朝时期党项根本没能占据灵州。而且，党项在唐末只是唐朝内部的一个节度使，跟其他华夏节度使一样；党项短暂造反，最终被唐军平定，党项完全成为唐朝内部民众；后来连后梁这种没统一的，都使得党项称臣于后梁；宋初，党项内讧，党项大部分反对李继迁，当时党项人歴大部分不想建立西夏，党项人大部分不支持李继迁；李继迁最初只有几十人；然而宋朝自己犯错误把中立部落推到李继迁那边，李继迁打的宋朝把宋朝手里的五州之地都给了李继迁；后来李继迁攻占宋朝灵州，这使得其首次获得了重要的食物产地；之前党项根本没占据灵州；宋朝灵州被李继迁攻占，这才使得后世的西夏能够出现。
但是，西夏仍然很弱；历史学家、军事史学家李则芬等人早就考证证明，在二十四史里，《宋史》的战争记录是最不可靠的。《宋史》严重夸大了敌人的军队数量与损失数量，严重缩小了宋朝军队数量与损失数量，严重夸大宋朝胜利、虚构宋朝胜利，严重缩小宋朝失败，删除了很多宋朝失败。其实，宋朝的大败远远多于《宋史》记载里的大败；宋朝对外的损失也远远多于《宋史》记载里的宋朝对外损失；军事史学家李则芬考证指出西夏全国只有5万军队。负责对西夏作战的宋朝重臣韩琦指出西夏全国只有4万或5万军队。
宋朝韩琦指出“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长编卷131：韩琦言：诚以昊贼据数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万，余皆老弱妇女，举族而行。西夏总共只有4万到5万军歴队，而且西夏还要分兵对抗青塘吐蕃部落、以及防御辽国偷袭（其实西夏与辽国发生国多次大战）；而且西夏内部长期内讧，牵制了西夏大部分军队；西夏只能出动五千或1万军队打宋朝，但是却屡次全歼宋朝大军。
三川口之战，宋战败主将被俘；
好水川之战，宋惨败全军覆没；
定川寨之战，宋惨败全军覆没；
公元1О81年，西夏爆发内乱，宋朝大将种諤上疏说这是千载难逢的灭西夏的机会，宋神宗同意了，各路50万宋军大举出动，宋朝大将王中正率6万宋军，高遵裕率8.7万宋军，刘昌祚率5万宋军，种谔率9.3万宋军，李宪率七支宋军按宋朝每军数量算李宪率领20多万宋军， 总共50多万宋军，被少量西夏军打的宋军惨败。
西夏在被自己内乱削弱的情况下，少量西夏军却杀的50多万宋军惨败，宋军尸体堆积如山，尸横遍野；《宋史》：“鄜延总管种谔乃疏秉常遇弑，国内乱，宜兴师问罪，此千载一时之会。帝然之，遂遣王中正往鄜延、环庆，称诏募禁兵，从者将之……诏熙河李宪等，以秉常见囚，大举征夏……宪总七军及董毡兵三万……王中正出麟州，祃辞自言代皇帝亲征，提兵六万……环庆经略使高遵裕将步骑八万七千、泾原总管刘昌祚将卒五万……谔将鄜延及畿内兵九万三千出绥德城……”；“夏人追战，将官俞平死之”；“泾原总兵侍禁鲁福、彭孙护馈饷至鸣沙川，与夏人三战，败绩。”
公元1О82年，西夏内乱导致西夏只能派出很少的西夏军，却仍然全歼数十万宋军，斩杀宋朝将校数百人；宋朝将领徐禧、李舜举、寇伟、李思古、高世才、夏俨、程博古、高永能、李稷、马贵等等数百员宋朝将领都被西夏斩杀，只有曲珍、王湛、李浦、吕整不歴穿衣服、光着脚狼狈逃跑；灵州永乐之战，少量西夏军就全歼了60万宋军，斩杀宋朝徐禧、李舜举、寇伟、李思古、高世才、夏俨、程博古、高永能、李稷、马贵等等数百员宋朝将领，宋朝钱粮财物损失不可胜计…… 打的宋神宗痛哭流涕，吃不下饭；《宋史》记载：“禧师败绩，将校寇伟、李思古、高世才、夏俨、程博古及使臣十余辈尽没……夜半，夏兵环城急攻，城遂陷。高永能战没，禧、舜举、运使李稷皆死，惟曲珍、王湛、李浦、吕整裸跣走免，蕃部指挥马贵……没。是役也，死者将校数百人……而灵州永乐之役，官军死者六十万人，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帝临朝痛悼。”
《续资治通鉴》记载：“灵州永乐之役，（宋）官军死者六十万人，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宋神宗“涕泣悲愤，为之不食”“对辅臣痛哭，莫敢仰视”“深悔用兵，无意西伐矣”。宋与西夏的最后一次大战，是少量西夏军全歼10万宋军，斩杀宋朝大将刘法；而童贯却隐瞒士兵，谎称胜利。“贯隐其败而以捷闻”；
《续资治通鉴》记载：“童贯令熙河经略使刘法取朔方……大战移七时，兵饥马渴，死者甚众……是役也，丧师十万，贯隐其败而以捷闻”。
并没有由盛转衰，只是发展开始滞缓，经济还是在增长的、社会还是在向前发展的。
1.对外扩张的停滞：
一方面，东亚这一块的宜耕宜居土地差不多都被占领过，唐之后主要是消化这些土地。
例如云贵，在汉朝就纳入过中国版图；但到了唐朝时期又冒出来个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的南诏，曾经屠过成都；还是明朝开始改土归流、灭绝南诏（大理）文化，最终彻底消化了这片土地。
另一方面，游牧部族和周边文明与华夏的差距变小。
例如青藏，汉朝嘛也没有，唐朝冒出来个吐蕃帝国；
还有日本，汉朝时候还是原始落后的野蛮国，到了明朝居然能投送十几万军队渡海侵略。
2.专制主义的加深：
欧洲国家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才开始专制化的，专制君主和官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打倒封建贵族上台的；但中国在封建主义时代——秦朝就开始专制化了，专制君主和官僚是代表封建地主打倒封建贵族上台的。
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太大，提前量变引发质变开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西汉，封建贵族刚退出历史舞台不久，封建地主刚上台不久还在发展；东汉，封建地主发展壮大，靠土地兼并形成了拥有大量土地、庄园和私兵的豪强；三国曹魏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让豪强像过去的贵族一样垄断做官，新的贵族——士族正式诞生了。
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之所以长期分裂难以统一，士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这些新贵族天然反中央集权——但长期的战乱又会重创士族，士族的衰败促进了隋唐的一统。
隋唐虽然实行科举制，但有多少官员是靠科举考上来的而不是靠士族出身？唐朝一共369位宰相，科举出身的不到一半（非士族出身的更少，宰相里科举出身的那么多是因为能通过唐朝科举考试的大都是牛人，唐朝科举每次也就录取一二十人，考完后还得参加吏部考试——韩愈考中进士后连着三次没通过吏部考试，只好跑去给藩镇当幕僚；而唐朝文武官员平均下来一万人左右）。
安史之乱后的上百年藩镇割据和乱战进一步重创了士族，等宋朝建立时士族差不多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中国开始进入平民社会，统治国家的官僚大多是普通民众（当然喽，能读书的多是有钱的）科举出身——而非有做官特权的士族荫举出身。
一个有贵族又中央集权的国家是最热衷对外战争的，例如一战前的德意志帝国和沙俄帝国，例如军功爵的秦国，以及唐朝；但一个平民国家往往是最反战的，宋朝出于对唐中后开始的上百年藩镇割据乱战的恐惧甚至对自己进行了军事上的阉割。
3.海禁和闭关锁国：
唐朝不需要海禁，因为唐朝的民间工商业远落后于官营工商业；从宋朝才开始出现海禁政策，但海禁不是禁止海贸——而是禁止民间私自海贸，官府想要垄断海贸利润。
明朝时期海禁成了一个弊大于利的政策，因为明朝时期民间工商业已经超过了官营，海禁会限制海贸的发展——但明朝的海禁除了倭寇猖狂时比较严，其它时期还是比较松的，后期和宋朝一样直接废除了。
但清朝出于部族统治的心虚和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恐惧（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清朝皇帝是知道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自我封闭阉割海贸。
中国专制君主和封建官僚代表的是封建地主的利益，他们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阻碍而非助力（在欧洲，他们先是助力再是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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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唐以后的中国：
a失去了对外扩张的目的（东亚的宜耕宜居土地基本占完）；
b失去了对外扩张的动力（从贵族社会转向平民社会）；
c失去了对外扩张的优势（游牧部族和周边文明的发展）；
d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走到了头。
中国很大，船大不容易掉头——所以当欧洲各国开始搞资本主义、开始工业革命高速发展时，中国还陷在封建泥潭里近乎停滞的缓慢发展。
因为精英阶层的不同。
我华夏文明，大致可以分为那么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远古～上古，也就是大约10000～6000年前，这是蒙昧时代，截止点就是［伏羲夺了自己妹妹女娲的权］，建立了伏羲（父系）社会。
主要差异就是，女性成为了男性的附庸，也就是［妻］。女性从此不再是［人］，而是成为了男性的私人物品和财产。
第二阶段，上古。也就是6000～4400年前。这是华夏文明萌芽阶段，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炎帝部落这种传承几百年的政治实体。后来又被草原上来的游牧民族轩辕部落给［篡了］，建立了以［血脉］为纽带的传承模式。
当然了，不是父死子继，也不是兄终弟及。而是被后世儒家奉为圭臬的［禅让制］。炎帝和黄帝他们就像一条多头蛇一般，生下很多后代，并分封到各地，让他们各自发展。
后面继承［大位］的人，必需有一个前置条件——你必须是黄帝的子孙。然后，你只要兵强马壮，就可以把你的叔伯啊，叔爷爷啊之类的［现任共主］给弄下来，换你上位。
这，也就是所谓的［五帝］时期。
第三阶段：国家出现。也就是大约4400年前，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
原本大家玩［禅让］玩的很开心，你方唱罢我登场，不亦乐乎。但是，一条大河，改变了这种情况。
黄河会泛滥，而居住在黄河两岸的华夏先民，就开始［治水］。治水这种事吧，前期是很操蛋的，出力不讨好，很多黄帝的孝子贤孙们是不乐意干这事儿的。
比如，最出名的治水总管——鲧，作为颛顼的孙子，他其实本该作为一个二代，享受斗鸡走马的腐败生过，却被安排了治水这种又苦又累的苦逼工作。
最后，还因为［治水不力］，被当时的共主［借你脑袋一用］，去平息受灾部落的怒火。
然后，大家一看，更没人愿意去干［治水］这种出力不讨好，还可能丢命的工作了，于是——他们愉快的决定，让鲧的儿子继续治水。
大不了，再次［治水不力］的话，还拿治水总负责人的脑袋一用么，这多简单，对不对！
可是呢，鲧也不是善茬子，他完美的发挥了一个［大工程负责人］的权力，给共主要钱要粮要人，迅速组建了一个班底——治水团。
治水么，肩担手提的，都是出力气的工作你总不能派点弱鸡过来吧，那必须是壮男才行。
而且，工作那么累，吃的必需得到保障，这没问题吧。
所以，治水团就是一帮身强力壮伙食又好的大头兵。
而治水又不是打野，你得群策群力吧，于是还得接受训练，达到必要的配合默契。
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特么就是脱产军队的雏形啊。
而且，还是只听［治水总指挥］一个人的军队。
尧虽然处死了鲧，但并没有发现鲧玩的猫腻。
于是，十来岁就接过［治水总指挥］这个死亡率很高的工作的苦逼少年——禹，就混成了最早的［军阀］。
而经过禹的努力，治水还真就成功了，于是——禹就［因功继位］，成了五帝中的最后一个。
但是，问题来了，拥立大禹上位的人，其实就是［治水团］那帮壮汉和他们的后代啊，毕竟——咱们老领导混成了最大的领导，咱们还不得跟着吃香喝辣啊。
这很合理，对不对！
但大禹又不能一直活着不老死，那［治水团］这帮人和他们后代的［好日子］，难道就要随着大禹的殡天就被打回原形？
那不能——
尤其是，在这帮人还掌握了最强武力的情况下，这种事……想都不要想！
于是，大禹的儿子［启］，他必需继位。
他不继位，怎么给治水团这帮他爹的老部下们发福利呢？
于是——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出现了。
这是靠着［暴力机器］干涉传承的开始，但绝对不是结束。
至于之后的商，周，都不过是继承并发扬了国家的种种制度而已。
第四阶段：大一统时代，也就是两千二百多年前，秦嬴政扫灭六国建立［帝国］开始。
本来，我想把这一阶段分成两部分说的，或者把大一统作为第五阶段。
但是，我想了一下，还是没这么做。
虽然，自从周公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以后，又引申发现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所谓［礼法］制度。中国就必定会在某一刻迎来统一，但那都只是前置条件罢了。
大一统的节点，就一个——书同文车同轨。
也就是文字、文化、度量衡、司法、行政等各种国家要素的统一。
第六阶段，其实就发生在——隋唐。
从春秋战国时期延续下来的［继承法］，养出了真正足矣掌控国家的畸形势力——世家门阀。
也就是王谢以及后面的五姓七望等超级势力。
在这里，我插一句。
其实国家和公司很像，自炎帝建立部落联盟起，其实就像是所有公司发展的必经过程一样。
一开始，是家族企业。
但家族企业最后绝对会走向内部的争斗上，不管是汉朝还是后来的晋朝，真正威胁到［董事长］位子的，其实就是他的那些亲戚们。
但随着衣冠南渡，［大封建］这种把重要权力给血亲去管理的方式，被彻底放弃，于是就在摸索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股东制。
也就是皇帝作为最大股东和董事长，拉拢一帮大股东共同管理国家的方式。
而这一时期，真正威胁到董事长位置的，其实就是那些大股东们啊。
为啥隋唐时期华夏那么猛？
因为，这个国家，不止是皇帝的，还是那些大贵族和世家门阀的。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所以，他们那是真的猛。
股份制就是比家族制有优势嘛。
但是，为什么我把隋唐作为一个节点呢？
因为，隋唐，出现了一个新的模式。
也就是接下来说到的第七阶段。
第七阶段：职业经理人时期。
起始时间就是隋文帝开启的［科举］，科举制，其实就是［唯能力论］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这一变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的改变，彻底改变了自古以来的血脉政治格局。
它是如此的不同，所以，我觉得它足矣算是一个阶段。
股东制，确实优越，但是，董事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和其他股东打起来，大股东们也对董事长的位子虎视眈眈，这就很不好。
于是，董事长想了个办法——我从市场上寻求管理人才，逐步替换掉你们这些大股东兼职的高管，不行吗？
行！
但大股东也不是泥捏的，所以，隋炀帝死了。
真正把大股东都收拾了，要到很久之后了。整个隋唐时期，其实就是董事长和大股东们互相争斗互相撕逼的时段。
直到宋朝建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才算是真的把股东制，给彻底终结了。
于是，开启了神叨叨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说白了，就是董事长聘请了一整套的管理团队，全都是职业经理人。能力那是没的说，都是靠着能力上来的。
但是，董事长很鸡贼，他可以给你高薪，给你大权，给你各种权力，但是——就是不给股份。
俗话说，打工打工，不成股东，终成空。
高管么，拿的是高薪，拿的是奖金，又不占据股份，那董事长还不是说换谁就换谁？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职业经理人］制度下才会出现的特殊情况。
但是吧，能做到职业经理人的，脑子都不差。他们能想不通这个？
所以，自宋之后，国家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高管们追求的，不过就是一直当高管，当到退休，拿着退休工资爽歪歪么。
谁要给你董事长累死累活啊？
007全年无休，我是高管，上四休三，上五休二，上六休一，我还是高管。
那，我还费劲给你创收干啥？
国家国家，它始终是皇帝的私有物么。
和我们一帮只拿薪水的高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所以了……国家会越来越不行。
毕竟，就是企业亏损了，你也不能不发管理层工资对不对！
而就算是企业倒闭了，新的公司成立了，它不还是得雇佣一帮管理层不是？
所以，科举制，催生出了一个很奇怪的团体——职业经理人。
这，就狠淦！
这帮职业经理人，那可真的了不得。
真要给你干活儿，那绝对干的漂漂亮亮妥妥贴贴的，挑不出一点毛病。
但是，真要是消极怠工，那你还真的有苦说不出。
被职业经理人玩崩的国家，又不是一个两个了。
北宋，就是这么垮的。
南宋，也是这么垮的。
甚至于，辽国，金国，蒙古国，也是因为大宋这边的坏风气传了过去，形成了各种有当地特色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不用多久就把国家玩崩了。
反正我做到头儿，也还是个打工的，成不了股东，也当不了董事长，那为什么不趁着我掌握权力的时候……狠狠捞一把呢？
大家都这么搞，你捞一把，我捞一把，最后公司不破产才怪呢。
自宋以来，就这么个坏风气，还特么源远流长，不能根治，你说气人不气人？
公司从副总到门口的保安队长，都在捞钱，这公司，不倒闭破产，还等啥呢？
这就很不好……
个人浅见，不喜勿喷。
很简单，被坑了，发现原来这套副作用太大。
唐朝的开放、包容不是盛世的原因，而是表象。唐朝表面的繁荣实际上遮蔽了唐朝的很多危机，这些危机的导火索是民族矛盾。打开随便的一个唐朝版图变化视频你会发现唐朝从武周开始陷入了一个困局：四面八方的敌对势力。这些新兴民族国家很多甚至就是唐朝版图里叛离出去的，这就导致了唐朝战争的频率出奇的高。问题在于，打败他们后没过多久就又来一遍，打仗是要花钱的。于是从唐朝开始，帝国的核心问题从如何缓解阶级矛盾变成了如何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
接下来的一千年就是大家的疯狂试错，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对胡人犯了ptsd；宋朝财政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西夏，但很少有人知道西夏的前身一度是被宋朝消灭掉的，结果宋朝堪称失败的民族政策造就了地斤泽战神；辽、金水平稍微高了点，至少会弄个两面官，但对边疆的统治水平和大宋真是天作之合。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很重要，从开始终于有人愿意好好探索统一多民族国家这条路怎么走了，元明清三代没有出现之前那种大统一大分裂的周期性元朝是有贡献的。元朝不再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是“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指的是对于边疆地区放弃压榨统治和疯狂开拓。元朝以前的大一统政权的边境线其实很乱的，经常今天“辟地千里”，明天就大踏步后退，这样的土地是没有归属感的。至于对边疆地区的压迫统治那就得讲讲大唐天宝年间节度使们的各种神仙操作，比美帝还苏修。同时对当地统治者给予小恩小惠，当地税收则远小于支出。大棒则是对造反者施以残酷镇压，忽必烈老师七十岁还带着人上漠北杀叛军，堪称狠人。除了这两手硬的，还放出了宗教这个软的，蒙古国时期的全真教，元朝时期的佛教玩的极溜。
明朝则是继承并且改进了元朝的制度。明代的民族政策甚至能搞出蒙古人去西南平叛，南方土司到辽东打仗的奇特景象。
到了清朝，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个好学生，能学的全学了。不积极扩张领土，走一步吃一步，一点一点搞定了漠北、青海、藏地、漠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坚决贯彻和当地地头蛇打成一片的方针什么lm、伯克、汗都是阶级兄弟。思想上黑山、黄教都是大清拥趸，真就奇景。
但问题在于，这套体制需要稳定。内地要稳定，这样才能有稳定产出；边疆要稳定，这样才能消化……
于是明清史就很“无趣”，大家怎么保守怎么来，维稳优先。只要不出乱子，整套体系就能维持，封闭内卷实质上就是整套体系保守的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