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观点 > 鸦片贸易导致清政府白银大量外流，为什么不自己种鸦片？
1907年，清政府与英国交涉，签订了《中英禁烟条约（十年禁烟协议）》，主要内容就是要求英国按年递减鸦片贸易，并且中国会逐步提升鸦片进口税，这种自断财路的生意，按照列强以前的态度，断然不会接受，但英国接受了，只是有一个条件。
当时英国的条件就是清政府要开始实行禁种禁吸，三年内不见成效的话，英国不会再履行这个条约。很明显不是英国政府起了善心，而是当时从印度殖民地来的洋烟（进口鸦片）已经不敌中国自种自制的土烟（国产鸦片）。
实际上，自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对鸦片的看法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既然禁不了，那不如躺平接受，然后从中收税获利。到后来连林则徐这种坚定禁烟派，也提出通过种植罂粟来弥补财政空缺、并抵御外国鸦片的看法。
此后，清政府便采取“寓禁于种”的策略，鼓励各省农民种植罂粟、制作鸦片，到了19世纪60年代，几乎在中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罂粟花开，而土制鸦片通过改良品种和提升制作技术，从最初的低廉质差发展成为质优价廉，把进口洋鸦片打得溃不成军。
晚清时期，罂粟种植究竟多到什么程度呢？以山西[1]为例，到光绪初年达到“几于无县无之”的地步，北部“数百里一望无际”，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且“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之硗瘠之区。”
从农民的话中可以得知，家里一半以上的良田都用来种罂粟，所恶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导致频频饥荒，有地区县志灾民的言论为证：“自去年春夏乏雨，全境歉收，冬令饥冻，死者无算，其故由于多种罂粟！”
1873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中国观光，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1894年，英国年轻人莫理循在中国中西部旅行，据他所见：“（从湖北、四川到云南）整整1700英里的旅途中，罂粟种植园从未从我的视野中消失过。”
到了19世纪末，中国已经从鸦片的纯消费国家，发展成为生产、贩售、吸食为一体的毒品大国。历史学者林满红根据1906年鸦片销量（洋药5.4万担，土药58.48万担）推算，当时的清朝大概有1960万吸食者，占全国总人口的4.56％。
等到清政府意识到鸦片带来的税收不足以抵其带来的危害，并与英国政府达成双方逐年禁烟的协议时，中国内陆各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严重依赖鸦片，禁烟协议遭到官吏们集体反对，成了尾大不掉的局势，恶劣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政府。
参考
- ^吴朋飞、侯甬坚《鸦片在清代山西的种植、分布及对农业环境的影响》
你以为带清没试过吗？
鸦片弛禁论是中国近代初期一种反对禁止鸦片的主张。鸦片战争前夕，英美等国对中国的鸦片走私贸易急剧上升，给中国社会经济、财政和人民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危害。以林则徐为首的一批政府官员主张严禁鸦片的输入和吸食，而以署广东按察使许乃济为代表的一些官僚却主张“弛禁”。1836年许乃济向清廷所上《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成为鼓吹鸦片弛禁的代表作。许乃济主张放弃严禁鸦片输入的政策，将鸦片作为药材合法进口，认为鸦片贩子放弃行贿走私而改为纳税入口，朝廷可因此增加关税收入。为防止白银外流，鸦片贸易的结算实行以货易货，许乃济还主张放弃禁止国内种植鸦片的政策，认为吸食鸦片如“饮食男女之欲”，不可根绝; 只有国内种植鸦片，满足吸食之需，才能真正制止洋烟输入。[1]
1877年，驻英公使郭嵩焘连上两道奏折，请求朝廷主持禁烟，两广总督刘坤一在私人信件中表示不屑：
“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
此外后来一堆地方官员支持弛禁鸦片，原因有三：
1.税收高，“其利十倍于种稻”，甚至成为财政支柱
2.有些狗官员自己家里有人在吸
3.对抗外国经济侵略（很讽刺的是，竟然真起了效果）
只能那些吹带清怀念带清的壬或许是线形动物吧。
清朝道光年间，朝廷严禁鸦片的进口、吸食以及种植。但是，这些努力被第一次鸦片战争击得粉碎。
此后，鸦片的进口数量、国人的吸食情况可谓愈演愈烈，相应的，白银的外流情况也是日益严重（鸦片战争前的1830年代，清朝每年鸦片消费合纹银1175万两）。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同时也进行着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清朝所需军费浩繁，财政非常紧张。为了缓解这一局面，清廷于1859年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向鸦片征税。

晚清吸鸦片的夫妻。
这一条例的影响，不止在于税收本身，它无异于肯定了鸦片买卖的合法性，间接允许、甚至鼓励各地农民种植鸦片（即罂粟）。
因为鸦片种植获利远远高于种庄稼，各地农民纷纷弃种农作物，而以最好的田地种植罂粟。四川、云南、贵州一带自不必说，浙江、江苏、山东、山西、甘肃以及直隶等等，大江南北，无处无之。
以山西为例，《温洗马戒吸食鸦片栽种罂粟说》一文中说：“按吾晋土田志旧书所载四十九万五千九百三十四顷，今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

晚清的鸦片烟枪。
1865年下半年，山西巡抚曾国荃曾指出：“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他揭示了鸦片与粮食争地、争劳力的问题，但这一警醒之言没有引起重视。
1873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中国北方观光，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哪怕在孔子的故里也不例外。
1894年，澳大利亚年轻人莫理循在中国西部旅行，据他所见：“（从湖北、四川到云南）整整1700英里的旅途中，罂粟种植园从未从我的视野中消失过。”
鸦片种植大大挤压了粮食种植的空间，严重影响到清朝的粮食安全。1877-1878年惨绝人寰的“丁戊奇荒”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就跟粮食种植面积大大缩减有关。

1909年四川的罂粟田。
鸦片种植后患无穷，像曾国荃这样与清醒认识的官员不在少数。事实上，鸦片种植仍然得到官方和民间舆论的支持，何以如此呢？其核心在于以国产鸦片抵制进口鸦片，这当中蕴含着一个“商战”的概念。
光绪初年，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号召扶植本土鸦片，抵制进口鸦片。他告诉总税务司赫德：他和同僚将保护本国的鸦片种植， 直到能够制止外人输入鸦片， 那时本国才可停止种植鸦片。
早在1847年，力禁鸦片林则徐就改变了自己的“鸦片观”，他在给友人信中说：“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
当时的媒体对此也有讨论。1873年，上海《申报》刊文指出，官府放松对国产鸦片的禁令，不仅可以防范白银外流，还可以对此征税，增加财政收入，农民也可以增加收入。不得不说，这正是问题的根源。

躺着的男子在吸鸦片。
国产鸦片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1880年，国产鸦片的产量开始与进口鸦片数量持平，并很快超过进口鸦片。
数据显示，1882-1891年，洋烟进口量下降了15%左右。到1906年，国产鸦片为58.4万担，而进口数量为5.4万担，清朝鸦片的自给率达到91%。
面对鸦片这个祸国殃民之物，清廷无力严禁列强的倾销，只得采用等而下之的办法，采取所谓的“鸦片商战”，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本文复制粘贴他处，如有谬误但请谅解）
正好班里讨论到相关问题，刚开始还觉得只是种植鸦片的问题，觉得很简单（前不久刚讲过丁戊奇荒），但继续问下去发现同学的想法确实很有思考性，所以综合了一下大家的看法，就当是课堂总结了，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只是大家头脑风暴（瞎想）…
疑问点：鸦片战争时期英国还没有机械化作业，在种植鸦片（把它类似当做一种农作物？）方面的劳动技术方面应该是比不上中国的，那清庭为什么（在初期）不采取大面积种植鸦片的方法来防止白银流失，而是简单用了禁止手段？
如果暂时不考虑鸦片对人体有害这个道德因素，仅仅把它当做一个产品来看待的话…
一、国际贸易规模经济角度考虑
可能由于某些历史偶然或其他因素，英国先种植，所以具有成本优势，即使我们采取种植的方式来抵御贸易逆差，在初期成本也会更高
二、对传统农作物具有挤压效应
清朝时人口大幅增加，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会导致农作物种植面积缩小，容易造成饥荒（后期丁戊奇荒的发生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个想法吧）
三、产品品质的差异
中国本土种植生产的当时在质量上暂时还不敌进口（林则徐老爷子曾痛恨过国产不如洋货…）然后当时作为一个农业立国的国家商业氛围不佳，大概也还没有出现那种专门钻研研究如何提高产品质量来获取利润的商人吧，所以本土种植的产品竞争力较弱？？
关于这点如果发散一下的话，其实有点（只是有点～）像民族产业保护政策，如果单纯用爱国主义来抵制国外产品的话，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也是在承认质量上存在的差异，暂时性通过强制手段限制其实也是在预留出技术进步的时间。如果联系到现在，这就类似我国对一些战略物资限制出口，本质上都是对国内利益的保护，这还是很有必要的。
四、政府的应对手段，相关产业政策较为单一（也许是）
当时主要货币是白银，清政府应该也注意到白银大量流失的现实（相当于现在的通货紧缩了，紧缩容易导致投资减少，市场信心下降，影响较为严重，不过当时历史局限性可能没想到这层面）对于管理人员直观感受应该就是减少白银外流，避免自身财富持续减少。应对方式的采取应该也是很纠结的选择过程。从国家层面上讲，鼓励大面积种植确实在道德层面上站不住脚，对于鸦片当时应该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从今天看过去，想法应该是“开源节流”，促进贸易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刺激茶叶丝绸等其他产品出口，或是开辟试验区，增加国内供给量减少进口，亦或是采取其他更好的手段。但当时仅仅采取禁令，可能是考虑到执行成本问题，但这个应对手段确实在今天来看是较为单一僵化的。
对于白银外流的问题，也没有总结出什么标准的解决方案，单纯的禁止手段确实单薄了些，但仅仅自己种植鸦片也被历史证明是不可行的…如果今后出现类似问题，也许需要多种工具共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