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到，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溃败，由于理性秩序的毁灭，所以非理性的恶魔就开始出现的。但是其实，人类社会还有最后一道枷锁，使得人们不至于沦为极权主义，这就是宗教的力量。
但是在西欧，宗教的力量逐步逝去了。
宗教本来可以尝试地实现由于经济人的崩溃而准备一套积极的新社会的内容，但是整个西欧近代历史的发展，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都是以批判宗教为号召。
实际上在19世纪初，基督教教会有识之士就指出，社会的机械化必然以失败收场。他们认为，这股趋势必然使得文明在自我毁灭于无意义的战争和经济萧条之中。
但是19世纪内部的自由派和社会主义作家都认为，宗教只有阻碍进步的意义，他们认为教会总是站在封建主义和君主政体这一边。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教会也在改良，教会之中的新势力，其反对封建，君主的力量，不逊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且他们试图发展出非机械论的原则，他们试图证明，认为宗教是无用的观点，恰恰是错的。
在社会主义迅猛发展的同时，基督教也提出了反对把劳工作为商品的口号，试图赋予劳工以全新的社会地位。宗教力量也试图阻止由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夹击的个体的支离破碎，很多农业生产组织和信用合作社都是基层牧师一手建立的。
当经济人概念崩溃的同时，基督徒则试图为社会提供全新的非机械论的努力，在18世纪和20世纪初，基督教试图向儿童提供非机械论，同时又是以维持个人的自由人格和理性存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试图吸引社会精英，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基督教之中的精英远比社会主义更多更优良。
约翰密尔，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之中，最后一位独立的欧洲思想家。而列宁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他在行动上称得上独创，但是在理论上则建树寥寥。而另一位则是索列尔，他最终全盘地否定了马克思关于自由的观点，而把自发性的暴力作为最核心的内容。
很多思想家都建立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秩序双重毁灭的基础上，试图从宗教之中找寻根基。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原本是专精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后来历经监禁，死刑，他发现了个体在现代狰狞世界的孤立，动摇了他对于自由的信仰，而转而鼓吹基督教才能使得现代社会变得理性。
另一位是克尔凯郭尔，他认为，个体在现代社会只不过是孤立的院子，为了忍受这样的孤寂感，必须赋予个人以超越性的新价值，这就是飞向上帝。
除此之外还有尼采，尼采试图抛弃理性主义，他试图创造出一个新概念叫做超人。但是他的努力实质上是失败的，当他的所有哲学都是建立在否定基督教基础的时候。
但是，普罗大众对于宗教的印象却是，今天的宗教和教会比此前更为无能。教会不断地从负面地去强调每一个冲突，确信机械化社会无法长久，但是他不得不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自称有新的建设性观念，但是却始终提不出来。于是教会无能，无疑助长了极权主义的气焰。
教会的无能，原因在于，基督教无法以宗教的立场提供社会性的解决方案，他最多只能做到，为个人提供一个隐蔽的避风港和庇护所，他无法带来新的社会，新的社群，自身的宗教经验对个人来说是无价，或许有专属于个人的上帝，但是基督教毕竟无法重塑整个社会了。
相反，上帝的存在还加深了个人的孤寂，即上帝仅仅是属于个体的。
欧洲人认识的教会，已经失去了驱逐恶魔，使之理性化的基督教，对于这个时代，是无能为力的。教会无法理解欧洲信仰之外的非理性力量。
在基督教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做出了一个错误的评判，这就是他把法西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一样把他作为同样是反基督教的势力。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仍然试图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而法西斯主义则是力图摧毁一切。
于是宗教力量的无能和不足，恰好发生在群众需要宗教的时候，宗教一方面力图让自己成为新世界的新力量，又不愿意放弃也无法放弃旧制度的根本架构。结果当宗教仍然有秩序的时候，那么个体对于宗教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宗教秩序与世俗秩序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要么让宗教退回到起不到作用的个人信仰的位置，这样就是捍卫既有的秩序。
因此唯有宗教自身改变自己的现有秩序才有可能。而现在宗教只能为个人提供避风港和精神寄托，于是宗教与马克思主义一样，都只能起着对世俗秩序的批判态度，而无所建树，他们的社会影响了也恰恰基于世俗秩序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