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到，随着欧洲人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双重破灭，这个事实在一战以后更甚，以至于转化为人人都知道的经验。一战的结果，就是让欧洲人看到了，社会并不是以理性法则规定着，而是以盲目的，荒谬的，恶魔的力量所主导。
所有为社会提供的法则，都被战争所否定，为什么呢？
因为战争本身是理性的产物，但是当理性自己发展起来，他超出了个体的控制和理解之外，因此理性就走向了自我逆反，于是他变得非理性了，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处于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之中。人人自由平等，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观点，原来只是幻想。
另一方面一战以后，随后就引起了经济大萧条，经济大萧条使得非理性，不确定的力量突然又临近，以至于人人都感觉世界是非理性的，个体是无助的，孤立的，人不知道何时就会丢掉工作。他使人们觉得自己只是社会齿轮的一部分，随时会为了社会机器的运转而被牺牲。
如果我们的战争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进步，平等，繁荣的政体，那么这场战争还是理性的，但是战争所奋斗的理想，之所以无法实现，是因为经济人的理想和概念，他与战争产生了严重的分裂。一些新的概念出现，比如说穷国对抗富国，他既反对自由主义的理想，也反对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认同。
《凡尔赛条约》之中，把民主理念与领土秩序混为一谈，它导致了这样的事实，一方面不放弃民主，就无法改变边界，另一方面人们一旦为民主而战，也就承认了凡尔赛条约。
在1929年之前，人们相信经济危机是理性的，因为他是为了提升经济，实现经济人的自由平等社会所必须要付的代价，这个观念让前两次大萧条是可以忍受。但是1929年的大萧条打破了这一切。
此时人们不愿意为经济发展而牺牲自我，以至于凯恩斯、费雪、道格拉斯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否定了经济萧条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对于一般人来说，他们并不关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人们只是知道，世界不再是原来的理性世界，他是一个非理性，失序的世界。个人只想弄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原来的理性的世界，已经导致了非理性的逆反，恶魔从理性之中诞生出来了。
或许诸如克尔凯郭尔等哲学家，还能理解这种非理性的出现，那么普通人难以理解理性造就的非理性。
那么，面对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呢？
欧洲人试图改良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路线，但是结果是徒劳的，因为从十四点原则到集体安全构想，都被撕毁了，人们总是希望奇迹的出现，但是奇迹却破灭了。
一战以后，人们试图设立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阻止战争的出现，但是每一次新的理性秩序，都带来了非理性的战争的概率提升。正如人们想尽办法驱逐经济恶魔，但是恶魔却越来越近。
这使得人民不再相信经济成长。比如说以农业为例，当工业技术入侵农业，农业的工业化，最终带来的是农业内部的贫富分化，于是农业人口也会陷入不平等，于是人们从原来欢呼某些领域的经济成长，变成了全盘排斥成长，反而是以防范经济萧条，防范失业，成为了普世的最高结果。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民主制度上，当民主制度无法驱散经济的恶魔的时候，民主制度在人们眼中也成为了无好无坏的制度，也缺乏绝对的正当性。
同样自由的观念也出现了同样的关系，当经济自由带来不平等，那么经济自由也就缺乏了正当性。人们更愿意为了平等而放弃自由。
现在，我们似乎所有的努力都在于抵挡由于战争带来的非理性，带来的无序的恶魔，只要能够放弃自由，可以消除这个恶魔，人们会甘愿放弃自由。
人们开始谈论起所谓的“新自由”，在欧洲历史上，自由都是被归结为个人权利，但是在所谓的新自由，却是消除个人权利。法西斯主义就是宣称自己才是真自由，这个真自由的内涵，就是绝对的奴役。
其次纳粹也宣称自己才是真民主，这个真民主，是建立在欧洲人对于代议制民主的不信任基础上，尽管民主的表面形式还被保留，在纳粹的政府之中，希特勒政府，代表了所谓99%人民的心愿，两人直接卸下了投票的伪装，投票反对他们是违法的。
于是，法西斯的本质就在于他必须敌视理性，反对信仰的原因，它代表着奇迹，代表着非理性，现在只有奇迹才能驱散恶魔，因为大众无法忍受无理性的绝望，无法忍受社会的混乱，他们必须把所有的愿望寄托在这种奇迹之中。
希特勒就好像是一个魔术师，他可以实现那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内容，所以为了驱散社会秩序带来的恶魔，德国人迎来了真正的恶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