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聊聊红军早期的发家史。
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党指挥枪”，很多时候被望文生义地误解。实际上后面还有一句话，即“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句话实际上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他在面临很急迫的现实问题时提出来的一个政治军事原则。
古田会议的决议内容很详实，从组织问题一直讲到政宣问题、军政系统的关系问题。
作为总的纲领，古田会议要肃清红军中存在的旧军队元素。实际上就是要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批判了以下几种思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观点、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单纯取扣题的几个来说说。
单纯军事观点说起来很麻烦，但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像李云龙一样的军人。在军事生活中不讲党的绝对领导，而要搞什么“政委管生活、军事主官管战斗”，这种说法要是真在红军里说出来，就是妥妥的军阀作风。而单纯军事观点还没到军阀作风这一步，但特征是相似的。例如把军事和政治两个职能对立起来，不承认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要单纯的军事谈军事、政治谈政治，这当然是错的——而且很容易走向军事领导政治，甚至把军事机关凌驾到政治机关上面的危险情况。
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还承担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任务。他认为，如果离开这些目标，红军就失去其存在意义。这实际上是将政治任务与军事生活整合，把每一个指战员都吸纳到政治生活中。
为了维持这种政治生活，红军在把支部下到连上之前，靠的是“士兵会”组织。而士兵会组织接受党的领导，也负责执行一些政治上的任务。在支部下到连上之后，士兵与党的政治生活就更紧密了。
在古田会议之前，党并不如现在的印象中那样，是一个活泼、团结而组织严密的战斗队。实际上，他批评党员质量很差、组织很松懈，以至于很大程度的影响了红军的领导和政策的执行。他指出党的组织现状是这样的：
1、党员加入太随便，尤其是（红军中的）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党的质量就弄得很差了。
2、各级党部忘记了教育同志的任务。活动分子大会、支部大会……非常开得少。
3、一般的纪律松懈……对（负担重要工作的人）所犯错误，往往敷衍下去，不执行纪律。
4、所有官长都成了党员，结果军事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很少注意他们的社会职业工作了，都以为社会职业工作就是党的工作，两者分不开来……各级政治工作会议几乎完全没有，一切都以为党决定了就完事了。党员在社会职业中起核心作用一件事，简直不谈起了。
5、上下级关系不密切……下级的报告上级不批示答复，下级的会议上级不派人出席。对部队的工作指导一般的缺乏详尽。还有某几个部队几乎连粗略的指导都没有。
6、支部大会和小组会，有许多没有按时开。
这些问题是暗扣他在《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表述的“单纯军事观点”和“非组织观点”的。也就是在官长这些已经有了一定觉悟的人这里，必须以严密的组织将他们纳入指挥链中，纳入党的体系中。通过这样做，让官长成为党坚实的一份子，了解党的思想和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他坚定地要求对之前唐突吸纳的新党员进行重审与教育。重审的要求不算苛刻，第一是政治观念不能说完全正确，但也不能错误。不能抽大烟，不赌博。（只要能改正也保留党籍）而发展新党员原则上也是这样的条件，进行细致考察后就能经介绍人入党。
决议最后强调了这种组织上的从属，即政、军之间互相以阶级论高下，但交错的事物，如政治部门的民事、军事部门的作战、卫生、行军、宿营等，互相只达到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也就是最多把命令发到总务科、副官那里，绝不会直接越过指挥部门遥控下面的部队或工作队。政治部掌握筹款和工作费用的决定与支出权利，军事部门不得干涉。尤其是军事部门的命令，要由政治委员副署。政治机关的命令，则无需照会军事机关。
至于教育，则应该被视作红军最与旧军队区别的特征。他认为教育是红军与党内最迫切的问题，不通过教育提高政治水平、肃清偏向，旧不能健全地扩大红军、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他提出了十个主题，包括政治分析、组织常识、对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讨论、八个错误思想的纠正、反托反机会主义的讨论、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马列主义的研究和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等。除了社会经济学一块只要求部分干部参与，其余的九项都是一般党员需要学习的。
方法上他提出了包括党报、简报、训练班和小组会在内的十八种方法。当然，这些是对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官长来说的。
对于普通士兵，考虑到彼时中国的平均文化水平，要研究的主题就简单了一些。例如红军的任务与激化、土地革命的各个问题、武装组织战术、三条纪律建设的理由、点名口号、识字运动、怎样做群众工作、卫生、白军红军的比较、国民党反动派和共产党的比较等等十九项。方法上除了简单的分班上课（其实也不简单，对教员的要求很多，例如要用启发式的教学，不准拽名词，拽名词要解释清楚，要讲得有趣、要有肢体动作等），还有早晚点名说话、集合讲话、个别讲话（主要是对伤病战士、俘虏兵和思想有动摇的战士），以及游戏。
决议里绞尽脑汁地列举了六种可以展开的集体运动，例如捉迷藏、踢足球、听音乐、学武术、唱花鼓调和旧式剧等。决议还特别批示，对这种化装宣传团，即担负演艺工作的宣传团，资金一律由纵队政治部拨付。
总的来说，通过思想和组织上的严密设置，红军实际上只是党的另一块牌子——党本身就是战斗队，党员本身就是战斗员。红军是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的暴力机器，军事与政治不仅不是对立的两者，反而是有机统一起来的一码事。
在这种大情况下，即使偶尔有张国焘等搞军阀主义，也必须搬出“第二中央”的幌子，强架着老总上马才能服众。在老总拒绝，共产国际确立了北上路线的正确性后，即使张国焘在四方面军进行过恐怖主义的肃反清洗，张国焘的枪比一、二方面军的多，但就因为红军的党组织与党性教育，张国焘只能接受这种政治上的失败，选择北上会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