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征义：《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如何解读这一意见？

以前上海有两个区，一个叫浦东新区，大名鼎鼎的国家新区，开发了20来年富商与资本云集，土地价格高企。紧挨着浦东南边的一个区叫南汇区，和浦东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当时南汇区的领导很想沾沾浦东的光，把自己区域内的路修到边边上想跟浦东的路网连起来，可你知道浦东有多狠吗？故意只把路只修到离南汇还剩个三五百米的地方，就不再往前修了，甚至故意在最后这三五百米之间留个房子，挖条沟，让你土路都没法走，就是不方便去南汇。

南汇区领导在市里开会遇到浦东领导，商量能否把路打通，浦东领导打哈哈；南汇区只好去市里要尚方宝剑，一开始市里不重视，只是象征性地跟浦东打打招呼，被浦东领导几个报告就推掉了。

比较熟识的记者私下问浦东领导为啥这么干，这位浦东领导说:“这还用说啊，我们浦东地价贵、房价贵，他们南汇价格只有我们的一半甚至三四分之一，真要把路打通了，建厂的投资商和买房的老百姓还不都跑去他们那边了吗？”

比较有戏剧性的是，后来这位浦东的领导，调到南汇区当领导了——这回立场变了，他跑来浦东找自己以前的老领导，说能不能打通两个区之间的断头路——结果，领导一口答应下来了，但过了大半年仍然毫无动静……

其实不仅是政府，任何一个组织，一旦分了部门，就会有“部门墙”出现，破解这种问题，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上位部门强有力的推动。

具体的办法嘛，第一种是，不同区的断头路，由上位部门统一规划、批准、打通，但你们两个区之间的这点断头路打通的事情能否进市里的大盘子，得看迫切程度，慢慢排队。

第二种是把这两个部门合并了——后来浦东和南汇合并了，当然合并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打通这几条断头路，但合并之后不到半年，之前推三阻四几年都打通不了的短头路，全都通了。

你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基本是完全一样的道理，本质就是要打通因为划分行政区域而形成的物理上、制度上、市场上的断头路。

管理学里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一个人所能有效直接管理的人，其实只有七八个，这在管理学上称为管理幅度。

超过七八个人的时候，你大概率就会不知道其中某几个人在做什么，队伍里谁在偷懒。

你仔细观察各级机构的配置，一般也遵循这个规律，所以班子成员尽量在十个以内，部门设置也尽量控制数量，当组织太庞大时，就层层分级，每层的负责人依然只直接管理七八个人——这就是科层制的由来。

大到一个国家，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根据山川地理、资源禀赋、文化基因不同而划分成不同的省、市、县、乡，形成了五级政府的架构。

但问题来了，一旦划分了部门，各个部门因为分工不同、考核指标不同甚至相互制约，在相互合作的同时，也必然有利益冲突的一面，于是就形成各自的山头、部门利益堡垒。

大到我们的国家，因为以前大家都是考核GDP指标，相当于一个公司设置里31个市场部，各个市场部都有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指标，做得好升官发财，做不好虚度光阴——可想竞争会有多激烈。

比如当年的昆山，为了抢来浦东考察的外商，直接打听到外商常住的酒店，给酒店塞钱，搞到外商的电话拉人家去昆山考察；遇到特别重要的外商，招商人员直接睡酒店大堂，门口备着车，截胡准备到浦东考察的外商。

当时昆山的土地价格，只有浦东的八分之一，他们又开了许多税收优惠条件，这对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企业是非常有诱惑力的，所以真有很多外商就这样被昆山搞走了，以及特别看重成本的我国台商，这就是昆山台商特别多的历史渊源。

这么搞的好处，当然是形成赛马机制，全国各地都在努力招商引资，所有社会资源都向经济发展倾斜，这是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这么搞的坏处，是同质化竞争非常严重，为了吸引外商，两个地方投资同一个产业，在基础设施建、人才培养、信息整合、国家税收方面都会造成很多浪费——就比如长三角，几个省市在电子信息领域产业重合度是极高的，相互竞争也就算了，有时还互相挖人、拆台。

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存在，而且只要你分部门、分省，就必然继续存在下去。

差别只是在于，不同时期，它的效用是不一样的:

——在改革开放早期，精确地说是2008年亚洲经济危机以前，全球外资汹涌进入中国的30年，因为有赛马机制的存在，各地相互竞争，起到了把各种层次的外资都留在中国的作用——条件好的上海留住了欧美资本，条件差点的昆山留住了大量台资，其他各省也有类似的各自的收获。有了资本进来，资本自己赚到了比在其他国家更高的利润，当地政府获得了GDP和税收，居民有了就业机会，居民赚了钱开发商可以卖房子赚钱，政府可以卖地给开发商获得资本去投资基础设施——这样一来中国经济才有了高速发展的奇迹，面貌也才得以焕然一新。

——但2008年以后，中国依然在发展，但速度降下来了，土地、人力、环保、资源等各项要素的成本必然随之上升，如果政府不愿意割更多的肉继续喂资本，他们的投资意愿必然是整体放缓的。

而且，从本质来说，招商引资，其实就是给资本打工，赚点辛苦钱。大部分外企，都不愿意把核心的技术教给你，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研发设计在他们本国，制造在中国，最后生产的产品，大部分还是卖到他们本国。

以前是没办法，你中国想自己搞研发，没人才没技术；你自己想消费，百姓普遍都很穷，哪来的消费者！所以只能配合外资玩他们主导的游戏。

现在，经过多年的学习，中国人不仅通过在外企打工学了许多管理知识用于发展本土企业，还慢慢从制造往研发延伸，慢慢攻克了许多原因被欧美把持的技术；而且打工久了，中国也培养了三四亿中产，有了一个相当于欧美人口总和的消费者群体。

也就是说，研发、生产、消费，经济里最重要的三个环节，中国自己慢慢都有了——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国内建立大市场的基本条件其实已经具备。

加上目前美国与他小弟、走狗及泛走狗们对中国的围追堵截，又逼着中国在许多领域必须自力更生，不得不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

内外因素交织，便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意见》出台的时代背景。

而且这也意味着，原先为了吸引外资而建立起来的那套各省都是市场部的赛马机制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意见》，就是一个试图调节这一机制的框架方案，把原先各省都是市场部的架构，调整成有的省负责研发，有的省负责生产；有的高校培养研发人才，有的高校培养制造人才；物流运输怎么打通断头路，信息共享怎么打破壁垒、破除孤单效应。与这些目标配套的激励制度、人员配置、资源分配怎么弄。最终的利益所得又怎么分配；原先的激烈竞争，怎么尽量变成相互合作、互利共赢——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无外乎就是这些。

抓住了这些关键点，你再去读《意见》，很多东西就豁然开朗了。

《意见》罗列了这么多内容，最核心的思路是什么？

——打通断头路。

把原先因为要相互竞争，分散到各个省手里的信息之路、资源之路、市场之路、物流之路、交通之路、人才流通之路打通。

要把这么多东西整合通畅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其中有一项最关键的东西——信息——在传统社会是根本不可能被充分整合的。

之所以说这个最关键，是因为我们国家、社会几乎所有的决策、变化、调度、调整，都必须以信息为支撑——如果消除了塑造我们思维的信息差异，你和爱因斯坦也不会有多大差异。

而现在有了互联网，从技术角度而言，把整个国家的信息打通、并被系统整合、高效调用来做决策参考的可能性第一次诞生了。

当然，产生了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实施起来轻松，原因还是前面所说的，部门墙，小团体利益，山头主义等等。

说到底，虽然技术进步带来了曙光，但最终能否实现，关键还是人的问题最难解决，或者说利益分配最难撼动。

【回复】1、“这根本就是在画大饼？”“既然如此，你倒是给我把社保/教育标准……统一下”“你在瞎说，光高考就没法统一！”

——就像我在如何评价经济学家任泽平提出的「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重仓未来将获得丰厚回报」等十大中国经济预言？这个答案里批评任泽平时所说，厉害的学者与普通的削者之间的分水岭，其实是预测未来——能预测未来的学者，除了需要有扎实的学问，还需要有融会贯通的能力，以及对中国现实、政治、民意等各个方面的利益博弈有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形成准确的判断。

坦率地说，我能力有限，只能大致解读国家出台一项政策的原因、意图，至于未来实施效果怎么样，会有那些机遇和挑战，我预测不了。

但有一条原则是清楚的，建立统一大市场，并不意味着所有标准都全国一个样、整齐划一，真那样，不就变成平均主义了吗？差异化并不完全是为了巩固强者的利益，很多时候也是为了保障弱者的发展——请仔细体会这句话的内涵。

我在正文分析过，瞄准全国统一市场，主要是为了打通发展上的各种断头路，打通了让能促进发展的资源流动不要受阻是关键，至于这个路段适合修高铁、铁轨，还是高速、四车道或者单道柏油路、水泥路，需要从实际出发。

2、“为什么出台个文件搞得那么复杂，故意说些乱七八糟的根本就看不懂！你看人家新加坡多好，所有的政策文件都是大白话，只要识字的人读了都知道怎么做。”

——新加坡之所以能把一个政策写得非常具体，不是因为新加坡政府比中国政府水平高，而是因为新加坡很小，情况简单，国家可以全面而细致地掌握情况，所以出台政策的时候，可以细化到每个人应该怎么做，让你看完就知道自该怎么做了——这是新加坡作为效果的行动逻辑。

但中国，地广人多，而且最关键的是发展不均衡，所以中央政府不可能掌握国家的每个细节，所以很多导向创新的文件只可能是原则性、框架性的——这样的文件，不好的地方当然就是没办法告诉你一二三四应该怎么做；但好处是地方政府可以有更多机会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发明，去创造——等大家创造得差不多了，再总经各地经验、遇到的问题，出台《指导意见》《细则》逐步深入、细化——这是大国的行动逻辑。

3、“这是要通过数字技术搞计划经济吗？”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不是，而且在肉眼可见的未来，也不可能搞，因为搞不成。

之前马云曾鼓吹过通过互联网手段可以推动计划经济，我想他这所以这么说，大概率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搞不成，而是因为他想通过这样的忽悠，推动政府多采购阿里的数字政府、智慧政务相关的产品。

所以啊，听一个人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别以为他是牛逼的企业家、知名的学者就说得一定对，关键要看看他到底为什么这么说——很多时候，观点后面都是有立场的，简单说就是屁股决定嘴巴。

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关系的关系，邓小平同志已经有过充分的论证，计划和市场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社会主义也需要通过市场发展经济，资本主义也在通过计划的方式调整经济缺陷。

究其原因，是因为纯粹的计划和纯粹的市场都有先天无法弥补的缺陷，所以需要两个结合，互为补充。

我在有解决贫富差距的终极方式吗？这个答案曾谈论说人的私心的作用：

自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因为生产力进步了，生产开始有富余，因为人有自私的一面，便产生了私有制，贫富差距也就由此产生了。

我所说的自私，或者也可以说是人的惰性，比如好逸恶劳，想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想享受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东西，而且希望不用太多辛劳就享受这些东西，这是人的本性，或者说是大部人的本性、私心。
人的私心有两面性，需要辩证地看：

先说好的，那就是私心推动着每个人努力去奋斗，每个个体的奋斗，创造了世界上的财富，马克思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因为一个个普通人创造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财富。
然后说不好的方面，这份私心，推动者一部分去剥削、奴役另外一部分人，因为道理很简单，既然财富是人创造的，你又想不劳动或者少劳动就享福，那就只有剥削别人这一条路走，把别人创造的财富、部分或者全部拿来自己享受。

市场经济的优点，就是能把每个人私心的正面效应聚合在一起，推动生产力发展。

但市场经济本身，又无法规避私心的负面效应，所以纯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崩溃。

这种负面效应，光靠市场是不可能消除的，所以需要国家通过计划的手段，实施二次分配——不单单是中国这么搞，资本主义国家也在这么搞，区别只是程度不同、深度不同。

国家把财富聚到自己手里，或者聚到国企手里，安排他们去修高铁、建工路、搞邮政，才能为国家的长远、全面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如果交给资本去做这些事，他们只会做有利可图或者利润高的部分，他们永远都不可能把高铁修到拉萨这种地方，也不可能把一封只贴了1.2元邮票的信送到中国最偏远的乡村。而且也只有通过国家的计划和条件，才有可能对在市场中遭受损失、不公待遇的弱势群体进行帮助，比如精准扶贫这种惠及上亿人的事情，靠市场是不可能完成的，他们只会通过所谓的公益基金搞些感人的典型案例用于宣传，就算完事了。

而我之所以敢明确地说纯粹的计划经济也行不通，是因为计划经济的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公有制，虽然如上所说可以弥补私有制的一些致命缺陷，但也存在无法自救的缺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家犯的错误，就是另一个企业家的赚钱机会。纠正别人的错误有利可图，纠正自己的错误可以减少亏损。因此，市场中存在一个不断纠正错误的机制。

相反，在计划经济下，大权在握的决策者既没有纠正错误的竞争压力，也没有纠正错误的盈利动机。事实上，他们最有积极性做的，是错上加错地掩盖错误，结果通常的情况是，一系列的小错误累积成大错误，直至经济到达崩溃的边沿。

正是基于这个深层次原因，在发展经济方面，或者说在调动人的私心的正面效应方面，靠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需要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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