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粟裕同志的军事文集，就知道原因了. 心思非常细腻，行军，雨天行军，经过敌人防区，消除踪迹，扎营，设立警戒，做饭，洗澡，擦枪，动员，诉苦, 鼓舞，泅渡，侦查，被敌人发现后转移，做群众工作，打谁, 怎么打, 什么时候打, 打到什么程度, 在敌人增援赶到之前, 是撤出战斗呢还是消灭援军，怎么迟滞敌人的增援, 把兵力分成主攻，助攻，诱敌，警戒，迂回，机动的部分，怎么接敌，应该在什么地方设伏，怎么防止新兵因为紧张而走火，怎么处理战利品，带不走得战利品怎么送给群众，送不走的战利品怎么破坏，怎么转移伤员，怎么突围，怎么确定突围后集结点，遭遇强敌先突围还是先营救同志…… 甚至还包括怎么传递秘密消息，怎么利用扎营时的闲暇时间提升士兵的文化程度和思想教育加固信仰.
一场战斗未开打之前, 粟裕同志在自己的头脑里把战争的每个细节推演了不知多少遍. 粟裕同志特别看重参谋的工作. 真实的战争其实电视剧里面看到的截然不同, 战斗的部署需要提前确定，即便是机动, 也需要事前规划好, 投入战斗的时候, 兵力需要提前摆放好. 不是电视剧中那种, 靠个人血勇，临时调整部署，把敌人打垮, 这种临时的调整, 会让整个战场组织乱成一锅粥, 使将领失去对战场和战斗进程的控制，使敌方将领获得以整击乱的战机.
虽然武器不先进，但是组织方法是极其先进和科学的.
这些东西，在实战中实践，名将是锻炼出来的，是血和泪铸就的. 这么细腻的心思，冷静和理性的头脑， 务实的态度，硬朗勇敢顽强的作风，而且还有坚实的信仰，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不断反思和持续复盘的工作方式, 怎么可能无法成为名将呢？
粟裕同志，如果生活在和平年代，做其他领域，也同样是拔尖的人物. 同样，我们个人如果把粟裕同志的这套方法学, 迁移到自己工作中, 也会成为顶尖高手. 所以说, 细节决定成败, 一个人把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断地分解成一系列细节问题, 然后在每个细节问题上, 投入更多的时间探索试错择路组合，那么这个人的业务水平是可以持续提高的. 在笔者所在的计算机领域, 很多人一直问一个类似李约瑟之问(近代的工业文明或者科学技术为啥没有从中国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搞不出xxx软件，xxx技术？ 很多人从宏观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从微观角度看这个问题, 其实还是细节+态度+意愿+投入的问题.
- 当你越来越厉害，在职场或者社会的某一方面越来越熟稔， 越来越会说话会办事，越来越拥有人脉, 越来越看重和捣鼓形而上的道和术, 越来越忽视形而下的器， 越来越在乎那些低质量社交带来的小喜悦时候，越来越会讲逸闻轶事跌宕起伏搞笑段子充当人际润滑剂的时候, 做事越来越事半功倍的时候; 你还会去做事倍功半的事情吗？ 假如粟裕同志在大革命或者抗日时期, 已经成为一方诸侯, 可以左右天下形势, 他会钻研怎么打仗吗？
- 聪明非智慧，智慧亦非聪明. 一个人心思花费在因利制权, 驾驭团队, 构建信任, 化腐朽为神奇的吹牛包装上, 那么在业务上投入的时间就极少了, 这样格局构图越来越大, 业务能力越来越差, 离高手越来越远.
- 有一天我们变得聪明和熟稔的时候, 可能只是走向平庸的序幕, 我们不再进步, 不再探索, 少年老成，剩下历程只有衰死墓绝. 当我们靠现成的经验可以带来丰盈的滋息时，会放弃，拒绝甚至抵触差错和探索带来进步或者颠覆.
因为粟裕就是现实世界里的龙文章。
他不是天才，他是经过了无数败仗，见过了无数死人之后，终于学会了打仗。
1927年“四一二”时，粟裕据说是从学校的下水道逃生的，逃出来后连夜乘火车逃到武汉，这才免遭毒手，而他的很多同学就此早早牺牲。
南昌起义时，他所在第11军25师离开南昌后被各路敌人围追堵截，2500人的队伍一路损兵折将到800人。粟裕在武平战斗中被子弹直接从头部颞骨穿了过去，是被战友们一路背扶着才得以撤离战场的。
1928年4月上了井冈山后，粟裕先是进入红4军，结果1930年2月在富田与唐云山旅作战中被迫击炮弹片直接击中头部，再次火线受重伤。
第二次被击中头部未死，1930年6月粟裕转入红12军，不久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军长伍中豪遭到地方民团的突袭牺牲。这位当时风头正劲，跟林彪、黄公略并称的红军早期杰出将领就此陨落。
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硝石战斗中，粟裕再次身负重伤，左臂留下终生残疾。
伤愈出院后，粟裕被调到新成立的红七军团去进攻福州。1934年8月，红七军团在福州城下惨败，一路丢盔卸甲放弃了几乎所有辎重，付出了伤亡过半的代价才最终突围至闽北，与红十军汇合，合编为红十军团。
1934年12月乌泥关之战，红十军团布置失当，好好的伏击战打成了攻坚战，最终导致原先的第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重伤。这位整个红军时期最年轻的军团长在两天后重伤不治，第十军团也由此进退失据，开始在闽浙赣边境不断徘徊，终于在怀玉山下被重重包围。
1935年1月16日，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慈不掌兵”，因为心疼在大雪中艰难行军的红军战士走着路都能发出鼾声，命令部队在原地休息了一晚，结果被追击的敌军在凌晨重重包围，红十军团全军覆没，刘畴西、方志敏被俘虏后残酷处死。
整个红十军团最后只有坚持连夜急行军的粟裕带领先头部队800人突破了敌人封锁线突围成功。
正是这一次次的负伤、一场场的败仗跟一长串的阵亡名单，才最终铸就了那个连喝杯咖啡都要先看好地形，极端强调部队机动性，极端强调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粟裕。
其实粟裕的例子还不够典型，因为他正经接受过新式教育，考入过湖南省立第二师范，算是“书生从戎”。
解放军的很多高级将领干脆就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泥腿子出身，照样杀得正规军校出身的对手们节节败退。
原因无他，早期的革命战争场场都是血海尸山，死了的人也就死了，侥幸活下去的人在心中垒够了一千座坟，自然也就学会了打仗。
最近在看粟裕战争回忆录，真实历史比小说和电影还精彩。
为什么强，给你一根网线一台电脑，除了吃饭睡觉只能打一个竞技游戏，输了就是一顿胖揍，这样练了三年，水平差不多了。陪练变成世界顶级高手， 而且人家还开图开挂，输一局就剁手，又练了三年。六年下来还活着还能有一只半完好的手。不是世界冠军还能活着？
粟裕真正开始带着团队自力更生是在红十军团全军覆没后，依靠逃出的800先遣队组织的挺进师共500人，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挺进师司令员主管军事，部队刚出发电台被打坏了，中间三年和组织完全失去联系。 不错，是500人，还包括在赣北根据地补充的一个连一百多人，因为逃出来的800人很大一部分是机关人员非战斗部队。
这500人起家的挺进师，在蒋介石老家浙江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41年前往皖南接受改变成新四军时，刚好还是500人，只是这500 人已经是换了好几茬。卧榻之侧，蒋介石发动多次围剿，最高潮的时候把起家的18 军都用上，几十倍的兵力啊。中间还有猪队友挖坑，政委刘英命令他抓捕叶飞，因为叶飞半路跑了，就把他软禁起来，以致后面每次见面各自都带着武装。就这，还创建了浙西南和浙南根据地，顽强的生存下来，期间几乎天天在打仗。
如果说三年南方游击战把他锻炼成高手，那么三年抗日敌后战争让他正式进入大神行列。江北第一战：黄桥决战，简直就是后来苏中七捷、淮海战役的演习版。七千人团队对敌三万多，结果全歼敌主力一万多，对方旅长自杀，军长淹死，足见激烈程度。集中兵力歼敌一路，转用兵力在围歼，再转移围歼，中间一步被敌人抢先就有全军覆没危险。连领导南方八省游击战的陈毅都大呼从军生涯最惊险一仗，痛快！南浦大队五千多人原是日军中战斗力一流部队，三年死伤五千多，到了后期竟然需要我游击队特别关照尽量不打他们，因为战绩太难看，怕日军换其他部队来接替他们。
三年游击战争➕三年抗日战争。正式本硕毕业，解放战争就是博士作品show，苏中七捷 孟良崮战役 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一幕幕大戏，让人眼花缭乱，看似看菜切瓜，其实对手都是一千八的高手，经历八年抗战，又手握美式装备。但在2000➕大神面前，都是菜鸟。
地铁上靠着记忆写的，可能有很多错误，见谅。
追更1
有个小伙伴提醒了一个文章中的一个错误，不是南浦大队，是南浦旅团。一九四一年春日军为加强苏中防务，调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接替苏中防务，旅团长南浦襄吉，该旅团直辖五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特种兵大队，共五千六百余人，武器装备好，比普通日军部队强。一句话对手强！
时间来到一九四三年，敌南浦旅团在苏中军民不断打击下，累计伤亡消耗了五千人，经不断补充，仍剩下三千七百余人，南浦本人受到上级责备，差点调离，后敌调来第六十一师团加强苏中。为了保护好这为老对手，我苏中特地强调对南浦打击适可而止，着重打击主持清乡的六十一师团。帮着南浦刷业绩，让他领导看到换了别人更不行，为了留下南浦也是费劲了心思。 南浦也很懂事，后面一直采取消极态度，不知道45年后是否安全回家。
看到这里我都笑了，真像一对好基友，我怎么坑你踩你都行，但别人不能看不起你。真有人不上你路子，我就帮你揍他。
比较尴尬的误解哟。
本回答只论教育因素，不讨论信仰和政治。以下是回答。
一.他家师匠名 中正，整肃军仪擅微操
取巧一些回答，因为蒋记各军校的校长都叫 蒋介石。全部，全部。
从筹备北伐开始的黄埔军校， 蒋介石便身兼各个军校校长，其名曰“作之君，作之师”。
引用《郭汝瑰回忆》，这是一种谋权的方式，而不是一种求学的方式：
实施速成教育的黄埔军校，校长是 蒋介石；培养高级指挥人才的陆军大学，校长叫 蒋介石；工兵、防化兵、海军学校的校长叫 蒋介石。
连军医大学的校长也特么是 蒋介石。
迅哥儿说“学医救不了中国”还是低估了下限与恶意。跟着 蒋介石学医才救不了中国。医者仁心，设若能在战场上救回军魂一二，则扶大厦之将倾也多一分把握。但跟着 蒋先生学医，会死人的吧。
别人都不懂，就他懂，别问，问就是啥都懂。很魔法。救国需要科学，不用魔法。
校长气场是会决定办学质量天花板的。我们都上过学，知道校长对学校与学生气质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去学挖掘机，一定希望校长也懂挖掘机；如果是学物流，当然也会希望校长懂物流；如果是微操，肯定希望校长也善于微操——期望校长拥有一些与学校教育相符的天赋与学养并不应当成为奢侈的要求。
蒋介石是千年难遇的天才政客，但绝不是合格的军事家。坦率的说，军事指挥、参谋业务特别是大兵团指挥并不是他的天赋所在。在学养上，他本人军事学校最高学历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科振武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为旧日本培养低级军官的教育机构，振武学堂是为去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提供入学前预科培训的机构。他是缺少军事学术涵养的。
如果没有专业天赋可以靠学术涵养弥补，如果没有后者则可靠前者支撑，两者皆无可能稍稍欠妥，若人品正直也可为师——但这份美德与天才政客从来是缺少交集的。
问题答案的第一层就在这里：
作为校长， 蒋介石并没有与身份相符的学术气质。诸蒋记国民党军校毕业生，特别是在陆大、陆大特别班学习高级指挥的毕业生，他们的教育是由善于军事物流的校长实施的。
以为这就完了？还有第二层呢。这是个不抖机灵的正经回答。
其实 蒋介石身兼陆军大学校长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大多数身负指挥之职的黄埔生也没上过陆大。想不到吧。
二.专业速成八月毕，出门各爱禄爵高。
黄埔军校学制较短，属速成教育，大革命失败前，以第五期学制14个月，新入校者先当6个月入伍生，后经考试升为学生，再学习8个月。以第五期为例，学科分为步兵、炮兵、工兵、政治、经理，[1]其中并无参谋作业、多兵种合同作战高级指挥专业。以8个月的速成教育来说，也只能做到“养成”，而无法学习专业理论。
而以更早的黄埔学生，因讨伐广东政府周围诸军阀原因，学生在校训练时间更短，以黄埔三期学生回忆为例，总时间尚不足一年：[2]
参谋作业、多兵种合同作战等指挥专业知识需在更高一级学校“陆军大学”升造学习。抗战前陆大学制三年，各类特别班短期培训者则从一年到数月不等。
但陆大在二次北伐前一直控制于北洋军阀手中，要到1927年以后才控制于蒋记手中。此前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并无此上升通道，而27年以后黄埔前三期毕业生成为控制蒋军嫡系的骨干，军阀时代控制部队最为要紧，而离开军队进入学校三年则意味着失去对部队掌握，官运亨通、掌握部队大小指挥职者也不愿意主动进入陆大升造，随着蒋系在27年以后的巨大成功，这些早起基层骨干迅速升迁，愈发不能离开职位，由于革命精神的腐化，也愈发不愿再主动学习。正是这些人，在抗战末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成为国民党军的军长及其以上指挥人员。
黄埔生中真正获得陆大学习机会的，往往是黄埔五期、六期、以后的事。
这里可以举例解放战争时期早期蒋系陆大毕业生：
罗泽闿 黄埔六期、陆大十一期，辽沈战役时任国防部幕僚，在向黄埔一期毕业的杜聿明传达蒋介石旨意时闹的很不愉快。
郭汝瑰 黄埔五期、陆大十期，淮海战役时任国防部幕僚，在与杜聿明等高级将领会谈时被怀疑为共党。
李树正 黄埔七期、陆大十一期，淮海战役时任徐州剿匪总司令参谋长，在淮海战役时形同透明。杜聿明专靠与自己一同而来的副参谋长文强，文强未经过陆大升造。
到解放战争时期，即便是早期陆大毕业生，他们的黄埔资历低于同级负责部队指挥的主管，前者不掌握兵权，但掌握中枢运作，后者掌握兵权却不掌握计划制定。由于实战经验与学识的差异，两者是有认知差距的；又因存在军阀观念，军事主观与参谋幕僚之间难以相互轮换。因此两者之间是有分化趋势的，也使陆大毕业生很难人尽其用。
这是问题答案的第二层：
解放战争时期负责领军指挥的黄埔系将领也只是比未上过军校的粟裕多读了八个月的速成班。
说的直白一点，八个月的速成教育是无法抹平普通人与天才之间的鸿沟的。
完了？还有第三层。其实第二层也不算什么大事，八个月的速成也是学习，凡人终究是可以靠自身的努力缩小一些与天才差距的，哪怕只是一点点。
但是，
天才比凡人更加善于学习又该怎么办？
三.对比粟裕军事教育经历。
这里就需要整理一下粟裕的在解放前的教育经历了，从1924年起包括平民和军事两类：
1924年入常德平民中学
因太过努力学习而成了秃头。秃了，也变强了。
1925年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
肄业。
“教导队”是部队里培养基层骨干的单位，进行初级的养成教育。而叶挺所部属于北伐军精华，北伐时在该部队集中了许多共产党员身份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其军事训练师承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早期黄埔之强在于国共合办，有理念、有革命精神，而随着中共被排除在外，黄埔之革命精神也迅速衰退，可能后期蒋记黄埔毕业生所受军事训练还不如粟裕在叶挺师教导队。
1927年起义军南下战败，教导队与朱德所率原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合流转战。
南昌起义时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则是是一个1927年以前由中共控制的军事人才教育机构，由朱德任团长，朱德在北伐之前曾长期从军，又曾赴苏联留学。在北伐时期以一位军事教育者的身份参与其中。
粟裕和林彪实际从未加入该朱德军官教育团，但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朱德军官教育团与各部残军一同突围，并且一同经历了整编。其中就有粟裕和林彪，天才是有共同点的，受到同一位教育者的启蒙是两人唯一的共同点。
1931年红军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其中刘伯承任校长，粟裕任带队连长。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是红军创办用于培养军事政治人才的学校，作用类似于黄埔军校。由于战争紧迫，学制更加短小速成，但优点是，校长刘伯承不仅有实际指挥大兵团作战经验，又刚从苏联回国，在苏联期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该军校原名“工农红军总参谋学院”，是真正高级军事学院。就学历来说，红军大学校校长的学历，比蒋记诸军校校长都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再次合作，粟裕率游击队下山集中，开赴前线集中前在平阳山门开设“抗日救亡干部学校”，自认校长。
这也是一个短期培训班性质的学校，只有三个月，此时粟裕已经从受教育者转变为教育者。这一时期是其战争时代难得的平静时期，特别刚刚经历了残酷的三年南方游击战，粟裕得以从容整理自己的战争经验，进行归纳总结。也不得不如此，学校其实比较简陋，教授方式，教学提纲都需要粟裕自我总结。这样，在教育他人的同事，他也完成了一次自我学习。
1942年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九分校校长。
抗战开始后中共建立“抗大”，并在各根据地建立分校，抗大即使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事院校的前身。
理清粟裕的经历后可发现，题目中所说“粟裕没上过军校”并不准确：
1.粟裕是接受过军事养成教育的。但没有接受过理论教育。且他本人年轻时相当好学，由于有一定文化基础，受到启蒙后可进行一定程度的自学。
2.中共军队在战争时期也曾建立各类军事教育机构，在这些教育机构的建立过程里，粟裕又以教育者的身份回到其中。
3.中共的教育机构往往由军事专家担任校长，专业素养有保证。也因此粟裕在短暂进入红军大学校时有机会接触到军事理论知识。
这样通过学习-实战-再学习-再实战-成为教育者的过程，粟裕完成了职位转换，并且在实战中又完成了从政工到指挥，然后再到参谋，最后又从参谋转指挥的职位转换。
这样的职业经历对个人成长来说其实是很好。
并且，粟裕的这种经历并非是孤例，而是有普遍性的。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野战军的林彪、中原野战军的刘伯承都有相似的职位转换，同是拥有参谋、指挥、教育者三种经历。而反观同一时期国民党军同级指挥人员，以刘峙为例，从担任过黄埔战术教官后不再进入教育机构，杜聿明黄埔一期毕业后也未再进行学习。
所以，这是最后一层答案：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各野战军指挥员所受的职业教育平均水平，可能比同级别国民党军的军事主官更好。
没文化的其实蒋记黄埔诸将领啊。
答主以诗评论蒋记黄埔诸将道：
他家师匠名中正，整肃军仪擅微操。
专业速成八月毕，出门各爱禄爵高。
初心早望廿年后，再会多伤陷囚牢。
棋定终局难有悔，新生或可戒矜骄。
参考
这个问题要方方面面都回答到篇幅会很长，我就先写个简洁版吧。
第一、大多数国军将领的知识水平其实并不算高。虽然蒋系国军将领大多出身黄埔系，比行伍出身或老北洋系的将领受到的教育更佳，然而黄埔军校的应急和速成特征很明显，前几期大多数学生还没掌握好知识就被分配到部队。如黄埔一期1924年5月入学、11月就毕业了,黄埔二期8月入学、次年9月毕业。 这种速成的军事培训无疑是很难造就起点高的军事人才的。但由于 蒋公急于扩充本派系实力，很多黄埔系将领早早地就升到了将级级别。
蒋公其实对此还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认为
我们军队里阶级的升迁，实在太容易。譬如在黄埔毕业的学生，无论哪一个，最多不过是三十多岁的人，现在已很多升到少将中将甚至上将阶级的。试看旁的国家，无论任何国家都没有这种情形的。其他国家的军官甚至一生一世都升不到上尉，也是常有的事情。而现在我们一般学生，毕业以后，不但做一个少尉不耐烦，甚至非上尉不可。[1]
由于升迁太容易，所以很多黄埔系将领的实力根本配不上自己的级别：
我们做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个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得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2]
所以黄埔军校出身的国军将领其实和粟裕的起点差距并不算大，更何况粟裕后来还进了叶挺的二十四师教导队，这个教导队是一个没有军校名义的军校，据粟裕的回忆，二十四师教导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抓的相当紧：
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天不是一般军队的三操两讲，而是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每天起床号一响，立即跳下床铺，穿衣、漱洗、整理内务完毕，照例是十多公里的跑步，而且还得抢占一座百多公尺高的山头，先到者站排头，后到者站排尾，这也是一种表扬和批评的意思。列队完毕后只休息五分钟，立即跑回原地，不解散队伍就带进饭堂。吃罢早饭，就进行军事教练，要求十分严格。一个动作做得稍不合乎要求，就要重做十几次，直到完全合乎要求为止。有时一排人、一连人连续重复做一种动作，直到全排、全连完全整齐一致为止。为了培养我们不怕严寒，不畏酷热，以适应以后战争的环境，虽然在武汉的炎热夏天里，也从未间断过军事操练。除此以外，教导队对集体主义的教育和劳动观点的培养，也很重视。假日必须集体外出，两人以上在街上行走就要求齐步行进。换下来的衣服要集体洗晒。我们住在武昌宾阳门外一所原来的大学里，宿舍地板是油漆的，必须每天擦洗干净。当时我们的枪支很陈旧，套筒枪为数最多，甚至还有九响毛瑟枪，寥寥无几的“汉阳七九”，算是最新式武器。但我们对所有武器都很喜爱，保护得很好，擦洗得没有一点污痕。[3]
与粟裕等人勤奋学习相比，国军速成的那几批黄埔生早早占据了生态位，上升到了将领级别，然后他们中的大多数就怠惰懒散，不肯学习了：
反视我军干部，下级者，专事其承迎上级之意，不知何谓自动自觉；上级者，则养尊处优，讲求享受，对于军事科学既不悉心研究，治军教战之天职，更早置诸脑后，一至大敌来临，则举止失措，顾此失彼，如此而司三军之命，此其所以致败也。[4]
而且后面的军校学生虽然学习条件更好，但教官素质和学习风气早就比不上广州黄埔时期了：
永为教官，常不到军队实习，故所教多不切实际，在书中所搜集之材料，亦属皮相之类，甚至其自己已否十分了解，有无体验，常不可知，故每当学生质问之际，即起争执，甚至因之以致打倒。此其罪，固生于学生之恶习，而教官本身之不健全，实亦无可深讳。[5]
第二、国军将领并不是纯粹的职业军人。虽然国军将领大多数是以打倒军阀自居的，然而事实是大多数升迁到将级的黄埔将领都在追求政治地位，致使其心思很少用到打仗上面。
第一点是扩充实力。旧中国军阀的地位高低往往由其掌控的部队实力决定，否则级别再高说话也不顶用。由此国军将领都急于寻找机会扩充自己的实力。新编部队往往费时费力又难见成效，故很多国军将领都把心思放在吞并其他杂牌部队上。陈诚吞并了川军赖心辉的部队。胡宗南吞并了湘军谭延闿的余部。胃口最大的是汤恩伯，先后兼并了孙桐萱的12军，高树勋旗下的69军，以及试图吞并孙良诚的部队。吞并杂牌往往会引起剧烈的矛盾，国军将领把主要心思放在扩充部队和排斥异己上面，还能有几分精力来指挥作战，恐怕就是问题了。
第二点是捞钱。由于黄埔系将领扩充部队用力过猛，怎么养军就是个问题。虽然他们可以压低士兵的待遇来节流，但主要办法还在开源上面。开源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吃空额：
除了吃空额以外便是经商，王耀武就经营饼干厂养军，汤恩伯也大量开设工厂和商业机构牟利。还有很多国军干脆搞走私，当时陈诚就对 蒋公报告道：
部队纪律废弛，战力消失。细加分析，则苟且偷安，走私牟利。士气消沉，缺额日多。以及高级者生活之奢靡，下级生活之压迫，无不相因而至，有加无已。甚者，乃至视缺额走私，为维持部队之正道，以金钱力量，为各立门户之基础。相习成风，恬不为怪。[7]
由此可见，国军将领实际上很多功夫都不能用到打仗上面。而粟裕就不一样，部队编组、训练、政工都有专人负责，地方上支援部队的工作也有专人协调，他可以集中主要精力想打仗的事。
第三、领导者的领导方式不一样。
虽然国军将领的素质很有问题，但 蒋公的领导方式无疑放大了这种缺点， 蒋公最喜欢干的事就是乱发手令指挥一个团一个营的行动：
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8]
然而真正需要 蒋公操心的战略问题， 蒋公又搞得一团糟，屡屡出现对敌方攻击重点和战略意图的判断失误，在战略布置上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严重扰乱了前方将领的节奏。
而粟裕就不一样，中央无论是发展苏北的决定，进军浙西的决定还是在山东的运动战方针和“必要时放弃临沂”的指示，都是合理的，正确的。而且粟裕提出的将部队主力留在苏中打几个仗和暂时不渡过长江等合理意见，中央也是同意了的。在这一点上，粟裕比国军同行要好过得多。
结论：粟裕能击败出身黄埔军校的国军将领们，固然是他能力超群的体现，同时也反映出国军将领所处的大环境比粟裕恶劣得多。同时粟裕在自己这一方，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参考
- ^《蒋介石军衔制度理念探析》
- ^王奇生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作战能力与指挥官素质》
- ^《粟裕战争回忆录》
- ^《全面内战初期国民党军事失利原因之辨析》
- ^王奇生《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作战能力与指挥官素质》
- ^《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
- ^《蒋介石、陈诚为远征军事的一段纠葛》
- ^《湖南会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
教员说，干就是学习：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对此，国军国防部1948年反省：
“匪”军系亡命之徒的集聚，原无有系统的学术思想，其所以能从事叛乱而与吾党相抗衡者，端赖其能于战争中不断的学习而成长之。吾人多数干部不图于学术能力与事业方面力求进步，学与干的精神固不能与北伐时代相比较，亦远不如抗战时期矣。此种每况愈下之风气，如不挽回，必致战力不能随时日而增强，予“匪”以滋养生息、祸害国家，殊为可耻之事。
天才！
就是这么简单。
粟裕军事上的老师是朱德。
朱德48年到华野，粟裕开心的不得了。
粟裕写回忆录，关于朱德的都是饱含热情的笔触。他看朱德的眼睛，宛如脑残粉看爱豆。在年轻的粟裕眼里，朱德就是威风凛凛上天下凡的天兵天将。
粟裕在回忆录里，明明确确说了自己学习到的军事思想：要研究战争的规律，按照战争的规律指挥战斗。
粟裕在军事指挥上，有诸多和中共诸将不同之处。
一：先打强敌，再打弱敌。
粟裕多次采用专打强敌的方式，一有机会就打强敌。
比如黄桥战役先打翁达。苏中战争打83师（军委发电确认究竟是不是打的83师？）。孟良崮战役先打74师。豫东战役区寿年兵团先打强的75师。
除此之外，还有打5师，11师没成功放弃的。比如南麻，土山集。
还有准备打11师，5师，74师，因为敌情变化而放弃了。这个就太多了。
二：重视要点争夺。
因为有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我军将领普遍是不愿意进行要点争夺的。而粟裕是对要点争夺有特殊的爱好。
要点在粟裕指挥的战役中，往往起着枢纽性的作用。通过少数兵力对要点固守争夺，吸引，钳制，消耗敌军兵力。在适当时机投入主力，获取最大战果。
比如黄桥战役之黄桥，苏中战役之海安，涟水保卫战之涟水。
甚至在普遍采用游击战的抗日战争时期，粟裕就在进行七保三仓的要点争夺战。
三：高度重视兵力转用。
我军战法，以超强的机动能力著称。大纵深穿插。粟裕亲手带出来的1，4，6纵就以穿插能力强而闻名。除此之外，粟裕以一手兵力转移运用，可以将5个纵队打出7个纵队的效果。
比如加力分界之战，粟裕通过兵力转用形成兵力优势，将两处打成僵局的战斗迅速解决。
比如豫东战役，粟裕本部6个纵队加一个较弱的中野11纵，其中3，8纵刚刚经过开封攻坚战，10纵刚经过上蔡阻击战。总计不过七个军实力。而国军核心战场有邱清泉兵团三个整编师，区寿年两个整编师加一个旅，黄百韬一个小兵团约两个整编师，全部也是约7个军实力全部且未经过严重战斗。粟裕眼花缭乱的转用兵力，以几乎一比一的兵力，先后对区寿年兵团，黄百韬兵团发起歼灭战。在睢杞战场就取得歼灭一个兵团部，一个整编师加一个整编旅的战果。
淮海战役，华野部队东西南北往返频繁。10纵在军史中甚至直接写道：该段时间我部接受任务复杂多变。
四：极度重视火力厚度。
今日我们看军事指挥，看到的电报往往是今天这支部队到那里执行这任务。明天那支部队到这里执行那任务。
实际指挥战役，涉及到部队行军，后勤供应，火力保障等等复杂繁芜多业务。
这里面粟裕极度重视火力。在鲁南战役后，华野在全军中首先即集中重型火力组成特纵，以便野司能够集中火力进行突击。
豫东战役中，华野先后执行开封攻坚战，在睢杞野战中又和国军三个兵团撕咬十天左右。其中关键原因，就在于粟裕对弹药充分的规划和储备。因此才能保证战役的推进。
粟裕这些指挥上的特点，不是从哪个老师哪个课本上学来的。粟裕连抗大都没去进修过。他不断的研究战争规律，指导自己的战役指挥。
他的老师，是朱德。他学会的是要理解研究战争的规律。
其实，研究自己业务的规律，永规律指导自己的业务活动，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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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提到教员。
其实教员风格是游击风格的运动战，粟裕是偏正规战的运动战。抗日战争时期，各部分都是坚决游击。粟裕是坚持以要点争夺为支撑的游击战。
粟裕曾经负责过教员的警卫工作。呵呵，这段掌故并没什么人宣扬，原因在于当时是教员离开领导岗位的时候。名为警卫，只怕监视的成份还多一点点。了解这段掌故，说是毛的学生只怕有点牵强。
朱和教员，其实是有过比较激烈的争执和斗争的。粟裕作为南昌余部，风格理念，都是偏朱总司令的。
当然，粟裕对教员的建军思想是很认可的。
卫岗处女战（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
一、由李家山至下蜀街破坏铁道之全般情形（一）受领之任务余于十一日午后，奉军座命令并转来司令长官顾①电令开：着该军派兵一部，挺进于南京、镇江间破坏铁道，以阻京沪之敌，务于三日内完成任务，否则严厉处分，并将敌情随时具报。等因奉此，着该员即率先遣队及一支队各一部（共四个连），并电台一架，即由现地出发，务于三日内达到镇江、龙潭间完成破坏该段铁道之任务，并将战况及敌情随时具报。此令。
（二）当前之敌情当月六日友军之七十六师龚旅向天王寺进攻后，次日天王寺增敌至二百余，溧水增敌至六百余，并于十、十一等日有敌百余进扰徐溪桥、张官塘、六家庄一带，句容城亦增敌四百余人，淳化镇、秣陵关、禄口、汤水镇之敌仍旧，而龙潭镇有敌四十余，仓头、下蜀、桥头各有敌二十余人，高资亦有敌三十名，其余各方面敌情不明。（三）破坏铁道前之行动经过当月之十一日午后四时由李家山出发，本拟当晚即通过天王寺与溧水间之公路，及至新桥东北五里之王庄，为七十六师龚旅之警戒所阻，虽经直接之交涉仍无效，延搁三小时之久，而时已夜深，路滑难行，不能于天明前通过公路线，不得已仍在王庄宿营。次日（十二日）为保守秘密亦不能白昼通过公路线。乃于午饭后始由王庄出发，经过三晚之夜行军始到达预定地点。中途因电台灯泡烧坏不能通报，为便利行动计，派兵一连掩护电台东去靠茅山休息，其余部队于十五日拂晓前抵句蜀公路以东之徐家边隐蔽。（四）破坏京镇铁道工作之进行情况部队进至徐家边后，得悉龙潭至镇江线并未增加敌人，而下蜀街之敌夜间则移驻其以西二里之火车站及庙内，构有普通之高胸墙工事及简单之铁丝网。部队遂于当日（十五日）午后四时出发，晚十时到达下蜀街。我们因所带之爆破材料不能用，除以一个连向街西二里火车站之敌警戒，于必要时采取佯攻以掩护破坏外，另以一个排向东警戒，其余部队则全部以手工进行破坏。经指战员四个半小时之努力，及当地人民之帮助，乃将铁道、电线破坏至四十米达之长。然后令警戒部队向火车站之敌攻击，因敌固守我未强攻，乃安全撤退至下蜀以南二十里之东谢村宿营。是日（十六日）午前八时，敌火车一列驶至该处出轨，随后增来七卡车敌兵至该处示威，并修理被我破坏之铁道。（五）破坏铁道之检讨1.优点：（1）部队虽经三晚之雨夜行军已十分疲劳，仍能抖擞精神继续于第四晚完成破坏任务，且情绪表现仍很高涨。（2）破坏了京镇间之铁道交通，予敌人后方极大威胁。（3）完成了顾司令长官给我们之初次任务。（4）散发了很多宣传品，大大扩大了本军政治影响。（5） 提高了部队进行游击战的信心。（6）部队撤退时，号召了千余群众逃走，以免遭敌蹂躏。2.弱点：（1）部队没有完好的爆破材料，准备也不充分。（2）夜间动作尚欠妥善，特别是有少数战士初到铁道旁时不沉着，警戒也配置不当。（3）部队进行工作时尚不静肃。（4）部队手工的破坏能力差。3.特别说明的事件：（1）当晚的主要任务是破坏铁道，故虽只有二十余敌固守火车站，我未先攻，以免敌人过早发觉而妨碍主要的破路工作。（2）在此次行动中完全采取夜间动作（三天雨夜行军），行动秘密，故能顺利达到预定地点以遂行任务。（3）爆炸材料之未准备妥当，是由于我军材料缺乏，且奉命后仓促出发之故。（4）电台灯泡中途烧坏，致未能适时通报，但如仍令随部队行动，反有妨碍，故此留下来未带。
二、卫岗处女战
（一）当前之敌情当我们将下蜀之铁道破坏后，京敌即于十六日八时增来七卡车，汤水、桥头、高资各点亦稍有敌增加，有于次日（十七日）搜剿东谢、西谢及普渡桥一带之企图。镇句公路每日有敌汽车通行达五六十辆之多，其通行时间以午前八时至九时及午后四时前后为最多。其余各方情形仍如旧。
（二）战斗任务之确定为积极打击敌人，以开展江南游击战争，并加倍完成顾司令长官给予我们的任务，同时又可避免敌人之突击起见，决定将部队即日（十六日）转移，拟于十七日在卫岗以南赣船山口伏击敌人运输部队，以求得以小的代价而取得大的胜利。
（三）部队之动员及编成各部队之指战员，自十一日晚起，连晚之雨夜行军，及繁多之侦察警戒，已十分疲劳，且病员增加至十余人之多，如全部参加战斗，不仅迟缓行动，而且会影响战斗。十六日晚天雨如注，不便夜行，乃至杜村宿营，当晚即进行动员组织，经多番解释与鼓励，由各连各选步兵二班，侦察连则加选短枪及轻机枪各一班，各班均配以得力之榴弹手组成参战部队，取捷径向伏击地前进；其余部队及行李、病员等则另派员率领取道徐家边、小芦荡、大西庄、神巷经赣船山以南之东昌街、南青山镇到达上元庄附近停止待命。两支部队于十七日晨二时冒雨分途出发。
（四）战斗行动及经过
由各连选出之参战部队计有步兵六个班，轻机枪一个班枪二挺，短枪一个班。参战部队由余率领，先头派以短枪之便衣队，经徐家边在小芦荡（距预定伏击地仅八里）稍事停止，进一步进行鼓励与具体分配各部之动作任务，旋即继续前进。十七日午前八时，部队沿高骊山东坡小路接近伏击地点时，望见敌汽车一辆于赣船山、高骊山两山之间的公路上向镇江方向北驶，因距离太远，我未予射击，敌车即驶去。八时十分，我先头之侦察班到达山间公路北口，余率轻机枪一挺进至山间公路时，发现自镇江南驶之敌先头第一辆车，侦察班乃遵预先所嘱即行隐伏，让敌车通过，以截其退路。当敌车进入山间公路时，我机枪尚未布置完毕，即仓促向敌车头射击，遂将敌车汽缸击穿，但敌车仍向前猛冲约里许，至山南口以外始停止，当时我后续部队尚未到达，致使敌车乘员全部逃走，仅截获邮件一车。随后我后续部队赶到，即以两个班占领赣船山南公路东侧地点，向句容方向警戒，并准备截敌汽车。约过六七分钟，发现敌第二车（军官包车）由镇江方向开来，当其通过北口进至山间公路时，我军以机枪、手榴弹猛烈轰射，首先将其驾驶员击伤。敌车即失控翻入公路以西之水沟，随即我军将该驾驶员击毙。接着在战斗中又将日军少佐土井击毙。敌另一名则乘混乱之际潜伏车底，待我军近前搜查车内物件及准备焚烧该车时，该潜伏车底之敌乘机将我军战士刺伤，于是大家在仓促之际群起向敌射击，遂将该敌击毙，后查明系敌上尉梅泽武四郎。在混乱射击该敌之际，发生了有人误毙战士一名。随后在土井身边缴获手枪、军刀各一，在车上缴获保险箱一只，内有日钞七千元。又经过约五分钟，敌第三、第四、第五车连续而至，共载敌约三十余名，我军当即拦击。敌第三车被击中于山间公路中段，第四车被击停于路南口，而其第五车乃自行停止于路北口以北，故我布置于路中段之轻机枪火力不能及，该车上之敌均下车潜伏于公路之两侧草丛中向我方射击，阻止我军前进。于是我军另一机枪占领路北口右侧高地，实行瞰制射击，始将敌全部击溃，计毙敌十三名，伤敌七八名。但敌第五车为我机枪火力所不能及，而我预先潜伏于路北口的便衣队，亦因使用驳壳枪，不能阻止敌之后撤，故敌之第五车乃得以装载伤兵数名逃回，而敌之残余步兵则隐入公路西沿之水沟中泅水逃去。战斗历半小时结束，除缴获步枪十余支，手枪、军刀各一，钢盔数顶，日钞七千元外，另有四车全部物资。
（五）战斗结束敌第五车及残余步兵逃走后，余即令部队清扫战场，收集战利品及焚毁汽车。因我方人员太少，除担运自己之伤员外，仅取回一部分重要之军用品，而不得不将车上之物品大部毁弃。旋即分路撤退到上元庄，与未参战部队会合。部队吃过茶饭，作了战后动员，即继续行动。我军刚撤离战地约四里时，自镇江增援之敌大致有十七卡车，又坦克一辆，赶至战地大肆轰击，并将附近房屋焚毁。随后敌机三架亦赶来盘旋低空侦察，但我军已安全撤退。
（六）此次战斗的检讨1.胜利的意义：（1）这是本军出动江南的处女战，这一胜利真是旗开得胜，因此大大地提高了战斗情绪及本军的政治影响。（2）自南京失陷后，江南广大人民未见过中国军队的胜利，这次战斗大大的兴奋了群众。（3）战区司令长官给我们的任务只是破坏京镇铁道，但我们不仅完成了破坏铁道的任务，而且更加倍地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这使本军提高了在抗战军队中的地位。（4）打击了日寇横行无忌的行为
2.我们的优点：（1）士气旺盛，在数夜急行军及大风雨之中行进，全身尽湿仍然勇气未减，且能与敌肉搏。（2）机枪于仓促之间对敌实行纵射，收到的效果实大。（3）行动做到了飘忽，尚称秘密，尤其雨天行人少，更利于保守秘密。（4）天候大雨并有雾气，以及地形对我军均有利。（5）群众对我军很好，伤员得其帮助运输，撤退后敌人无从知我去向。3.我方之弱点：（1）因天雨路滑未能先期赶至伏击地点，致刚上公路，敌之汽车即来，我尚未布置好而仓促应敌，未能全部消灭敌人。（2）因经数日兼程赶往铁道线破坏，部队十分疲劳，虽挑选精锐之战士作战，但掉队同志仍多。（3）参战人员太少，除向句容方面警戒外，作战部队尚少于敌人，故截获之军用品不能全部运走。（4）手榴弹之投掷技术太差，虽投掷于车前十余米达，但仍在车后远处爆炸，未能炸中敌车。（5）火力未能及时布置纵深，未能发挥突然之集中猛烈火力，予敌以大的杀伤；虽派有便衣队潜入敌后，但因驳壳枪之火力太弱，未能截断敌之退路，致使敌逃脱一部。（6）截获敌汽车之后，部队混乱，干部不能掌握住部队和及时布置打击敌之后续车辆。（7）射击技术还不如敌人，反而误毙自己战士。（8）不注意利用地形地物，致遭不应有之损伤。（9）在战斗中大家竟忘记了喊日语口号。
4.敌方之弱点：（1）敌之先头车辆虽负侦察作用，但在大风雨中被我军狠击时，其后续车辆并未闻到声息。（2）伏击地点系山凹部且无人家，群众亦因雨未出，故敌人全不知我军行动。（3）敌探亦因天雨未出，故其失去耳目。（4）敌人素极骄悍，不甚注意侦察，故造成遭我伏击之机（5）敌因烧杀淫掠，为广大群众所痛恨，是失败之原因。
5.敌人之优点：（1）敌卡车仅有踏板，左、右、后均无栏板，一闻枪声即全部同时跳至车下，不致受大的杀伤。（2）敌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一闻枪声即能迅速跳入草丛中，利用地形隐蔽射击以抗拒我军。（3）敌射击技术准确，两百米达以内，步枪均能命中。（4）敌军均善于游泳，其退却时系从公路旁一米达深之水沟中隐退，故我军未能及时发觉。（5）敌人在紧张情况下，能机动将军需物品抛弃而运回其伤兵。（6）敌人官兵尚沉着，对我步枪火力不甚害怕，因我军射击技术差之故。但敌一闻我机枪声即行隐伏，且因受法西斯思想之灌注，宁打死不缴枪。（7）敌增援迅速，我军于撤退后仅半小时，敌增援部队及坦克车均至（8）此次敌车所装多系敌国之慰劳品，贵贱均有，也有女学生绘赠前线士兵的图画，这表示敌国做了相当的动员工作。
6.今后伏击敌汽车应注意之事：（1）打汽车之地形，须选择道路弯曲处或有上下倾斜山凹之处；如不易找到有弯曲倾斜处时，在路旁有直径在十五生的以上之树木的地点亦可，总以预为侦察为宜。此次战斗地点，余于十日前曾实地侦察过。（2）确实查明敌车之通过时间后，部队应先期到达伏击地点，使有充分之布置时间。但需特别秘密，不要使人知道，谨防汉奸告密。最好选择在没有居民的地点，并需有良好的观察所。（3）在有树木的地点伏击时，可先将树木截断五分之四，横倒于车路上，以阻敌车通过。但如果敌车很远就能望见截断之树木时，则不宜先行横倒而只截断树之最大部分，以绳牵住，待敌车将近时再割断绳索横倒树干。（4）火力之配备以机枪之多寡而定，如只有一挺机枪，则宜配置弯曲处之外角，向敌车头射击。因为这样布置在距车百米达时开火，则敌车有两百米达之危险界，我不需转移机枪火力点，且在敌车越过我火力点时，我机枪可以转向其尾部射击，敌车也有很远距离之危险界。但火力点最好要高路面一米达左右。以防敌车压倒。如果机枪多的话，则应作梯次交叉火力的纵深配备。步枪则应以齐射为宜。（5）打汽车之射击目标，以汽车前头之汽缸部位及驾驶员为最好。有时也可以设陷井。（6）以手榴弹打汽车，应有提前量，一般投掷于汽车前二十米达左右；并需布置梯次的投掷，即使其逃过第一关，也逃不出第二、第三与第四关。（7）在敌车退路边应作……②的距离距先头七八百米达，在敌后退时隐伏，让其通过；如敌已受正面射击，则由敌后夹击，并以树木、大石等阻塞之。（8）设置瞭望哨需特别注意隐蔽，并与部队规定联络记号，以便敌车来时通报，但绝不可开枪太早，免使敌车预有准备而逃回。（9）截获敌汽车之后，应迅速将车上之物品搬走，然后点燃油箱之汽油焚毁之。部队迅速离开马路。（10）打过汽车之后，应注意在其附近布置宣传品，及号召群众逃避，免为敌屠杀
淮海战役中部队情况简报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一月综合报告，因作战经中央允许推迟。兹将淮海战役中部队思想情况，部队骨干与干部问题及作战 供应问题报告如下（作为十一月份综合报告）。
一、思想情况
（一）淮海战役以来部队情绪始终很高，虽然在作战最残酷与最困难时曾经发生一些波动，但始终保持高度战斗热情。主要是由于有济南胜利及东北连续伟大胜利的鼓舞，由于华野全军汇合与中野协同作战，由于有后方党政军民全力支援，由于曲阜加强纪律性会议①精神作了初步传达。因此，在作战初期抢渡运河时，来不及搜集船只，乃有不怕寒冷（十一月初）全团游水过河以及用人当桥桩的事迹；在追击敌人时，不怕疲劳，一夜行军达一百三十里时，能忍饥（只吃一顿山芋）耐寒，连续强行军数昼夜，终于将逃敌截住。然在战斗最残酷、最艰难时（如在碾庄攻歼六十四军，逐屋、逐堡争夺，伤亡很大而缴获很小），亦有少数松劲泄气表现。收到军委关于要准备二十万人的伤亡，以及战争可以缩短一年等指示，我们摘转各纵后，对全军起了极大的鼓励作用。上述这些是好的表现，也是主要的一面。
（二）另一面，也有些干部，特别是少数营连干部存在并发展着右倾的保命思想，认为战争快要完全胜利了，革命很有前途，但对个人前途则很悲观，不知何日报销（牺牲之意）。同时见到某些地方干部接收大城市后，住洋房，陈设富丽堂皇，家当不少，不论远近，进出都是汽车，前呼后拥，神气十足，全家老小生活都过得不错，且有某种威风，因而感到不满，也助长了享乐保命右倾情绪的发展。由于战役之前，中上级干部忙于开会，对作战动员时间太短，且不够深入，在战士中尚有评功奖模，而对于连营干部则缺乏此种鼓励和教育，加上在今年供给标准上连以下干部不发大衣，亦给他们以刺激，因连营干部实际上比团级以上干部更辛苦。此外，一些老区战士和一些下级干部，由于家乡观念作怪，在济南解放后，曾发生一种又高兴又不高兴的矛盾思想。其所以高兴是家乡从此太平了，不高兴者则因山东已无仗可打，势必远离家乡作战，这又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同时不少过去逃跑人员已在地方当了骨干和干部，而自己家中却得不到优待，因此在淮海战役开进时逃亡相当严重。上述这些现象和右倾情绪，虽给部队以某种程度影响，但这仍是次要的，而且是少数人的表现。
（三）我们为争取淮海战役胜利，除了加强胜利宣传、时局教育以提高战斗情绪外，并将原提出之“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饥寒，不伯伤亡”，进而提为“克服困难，克服疲劳，加速粮秣被服补给和改进战术，组织火力，充分准备，周密布置，以减少伤亡”。但同时指出，在此次对全国战局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中，不应顾惜任何伤亡，除随时缩编连队外，准备每个纵队于必要时缩编为五至六个团，对保命享乐思想加以批判。加强今后之干部工作，关于教育与爱护干部，另有报告。关于军中对某些地方干部不满的问题，除进行解释外，建议地方对某些干部之铺张生活加以约束。兵员方面，我们及时调剂俘虏和分配后备兵团，予以补充，这也增加了军队指挥干部的信心和决心。
二、部队骨干和干部问题
（一）战前部队组织概况。各纵人数与中野比起来是较充实的，但由于重装备较多，且在战争第二年度及第三年度连续作战，伤亡较大，兵员仍不充实。在战役之前，各纵包括前后方官兵全部在内，计：一纵二五○五五人，二纵二六四○五人，三纵二七二四五人，四纵二三六六五人，六纵二六○一一人，七纵二九○一○人，八纵二六八七四人，九纵三一○九一人，十纵二九七二八人，苏北十一纵二五○二九人，十二纵一三○八六人，十三纵二六八七七人，渤纵一九一八五人，鲁中南纵一四○四五人，广纵五五一五人，特纵一一一六四人，十一纵（王张）一五六五九人。每纵除去炮兵团，教导团，纵直通信、侦察、警卫营，以及后勤机关和三个师直属队共约万人，因此每纵团以下的战斗人员（还要除去团、营、连各级勤务人员）则为数不多，在连续作战中每经过一个战斗之后，即须编并连队，否则即无法连续作战。而编并连队需要政治动员（甲连不愿并入乙连）与组织调整，往往又为战机所限，难于立即实行，如不编并则又难继续作战。当碾庄圩作战一周时（十一月十二日到十八日），参战各纵至少已伤亡五千人，原有战斗人员所剩无几，且大部为纵、师、团、营之非战斗人员，及半战斗人员（如司号、通信、侦察员等人员）。虽然九纵、十纵、十三纵人员较其他各纵为多，但各该纵于济南战役中伤亡较大（九纵伤亡一万一千人；十三纵伤亡七千人），元气未复，亦颇有影响。因此骨干及干部在此战役中伤亡极大，不少连队只剩十余人（连部伙夫、上士，司务长等在内），一般班、排里每班只剩下一个至多两个老的（济南俘兵即算老兵），而这剩下的老的在即俘即补后不是班长即为班副，其余全为新俘（碾庄圩打黄百韬的俘虏）。虽然这些俘兵基本表现尚好（上午补，下午即打仗），但在部队实质上起了极大变化，故有进攻时拉不上去（俘兵不会打夜战，同时由于骨干太少，无人诱导其前进），后退时撤不下来的现象发生。各级干部由于战术素养不够，以及兵员不充实等原因，伤亡较大，尤以班、排、连级为最严重，营级伤亡亦不少，在此战役中，班、排、连级已有因伤亡更换五、六次者。这些新提拔的干部由于无时间进行教育，指挥能力弱（在战役第一阶段有副班长、排长提升为连长者），因此更增加了伤亡。在某些人数原来极不充实而伤亡极大的纵队中，几乎有不能继续作战的严重情况。为了便于连续的大规模作战，依现在装备，每纵需有三万五千人才较适当。
（二）我们为了进行连续作战，争取淮海战役的全胜，除了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即俘即补即打方针，统一调剂俘虏，迅速调补后备兵团外，将营属重机枪连及团属炮连之机枪兵、炮兵、弹药手等大部调往步兵连（因这些人是老俘虏成分），充当骨干，仅留机枪手、炮手十余人于机炮连，而另补之以新俘（即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所俘者）。同时将团、师、纵各级年轻之马夫、挑夫、勤杂人员几全部以新俘换出，调往连队充当骨干。为解决干部问题，各部教导团几已全部补充部队外，团、师、纵各级通信、侦察、警卫人员及参谋等几已绝大部分调充部队干部，而在侦通人员中亦补充不少新俘虏成分。野直各部门除警卫团（较老）各级之正职干部全部调到部队提升一级任用（如警卫团连长调至纵队任营副，警卫团原来副职则提升正职），并由司、政、供、卫各部门中抽出一千老的人员（包括警卫、侦察、通信及勤杂人员），分别送往各师、团充任下级干部或连队骨干人员，司、政、供、卫抽出后所缺乏之各种人员亦以新俘补充之（担任内卫之警卫班及徒手通信员只减少人数不补新俘）。野直各机关之指导员则全部调往各师、团工作，其缺职或行政首长兼任，或以女干部接充，参谋人员及各部之科员、干事、文工团员亦大量调往战斗部队工作。虽然我们想尽各种方法，抽出一切可能抽出的干部前往战斗部队，但仍感不足。因此我们又提出在经过几次实战考验表现很好的俘虏兵（不是俘宫），亦可提拔为干部（苏联内战时期曾以高价雇请白军为军官，我们认为在我军已有二十余年的建军历史，且在此有利局势下，提拔一批俘虏兵为干部，估计不致有大问题），但须加强支部对彼等之政治领导与教育，并在班、排中建立政治战士，此种办法只作为建议，要各部试行。至现在为止黄百韬部的俘虏（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二日这一时期的俘虏）不少当了正副班长，部分当了副排长，也有少数提升为排长。这些人正由于我军破格任用，表现积极，虽然有些动机不纯或虚伪，但尚未发生什么问题，对目前正在进行的作战是有利的，且起了争取俘虏的积极作用，不过在今后应特别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与教育才行。
三、作战供应与前后方联系问题
地方党政军民不顾任何困难与代价，以全力支援前线，这是战役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这不仅在物质上使部队得到充分的供给，而且在精神上给了部队以极大鼓励，使部队无所顾虑，使战士勇于杀敌而不怕负伤，这样使我军战斗力亦大为增强。在如此大规模连续战斗中，我们虽没有足够的现代交通运输工具，仍能使部队不感到补给困难，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后方党政军民工作同志尽了最大努力的结果。此次淮海战役因敌收缩逃窜，使我们作战地区亦随之变更数次，因而运送伤员、粮食均有困难。虽然粮食能在战区就地征借，但由于事先准备欠周（我们于战役前，曾经再三提议预制借粮证，但以财粮处不同意而作罢），部队急速前进，粮食接济不上，就地借粮时，有混乱事情发生，亦颇影响群众生计。弹药之及时补给，对争取战机以至于争取胜利有决定性影响。由于战役系决战性质，弹药消耗极大，一个战斗（或一个夜战），重弹消耗量至少一个基数，如需应付敌人之反击，一个基数则不够。过去由于纵队只保持一个基数，故常因弹药不济，当敌人反击时，被迫撤离已占阵地，加之后方弹药仓库寓前线较远，请领返往需时（因空袭关系只能夜间运输，从仓库到纵队因汽车无公路，且不能开灯，需两晚时间，而纵队送往前线阵地又需一夜时间），常因此而失去战机。徐州缴获弹药中，本有可以供给前方者，但以整理乏人，仍狼藉各地，几经雨雪，已失效用。最近我们亲赴徐州视察，才商得军管会同意，由我们派军械人员协助收集整理，仍交归军管会。后勤工作同志认真负责，遵守制度，甚可赞佩，但他们对前方实况缺乏了解，且某些干部有单纯财政观点，虽有高度之工作精神，常有远水难以救近火，接济不及，影响作战。最近因大批新俘仍穿蒋军服装，又无识别标记，致常发生误会，互有伤亡，为数不少。我们曾请财办从徐州赶制十万顶军帽，补发新俘，以资识别，但财办却坚持从远后方运来（后同意，但延长一周始做），以致战场一再发生误会。我们建议，如不能给予前方以较多之预备基数，则请后勤仓库尽力向前推移，接近前线，以便及时补给，并拨给一定之修枪、修炮、修车工厂，随军修理。同时为方便交流工作经验，建议后勤部门常派人接近前线，了解实况，或采取前后方干部交流办法，使之适应于战争，免失战机。以上仅就淮海战役实况摘报这几个问题，其余情况容待另报。
上没上过军校，受没受过专业训练，从来就不是名将诞生的前提条件。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你仔细瞧一瞧看一看，就会发现多少名将都是草根里爬出来的。——就像好多人在知乎问过的一个问题一样：关羽张飞一个杀人逃犯，一个卖猪肉的（演义），怎么被刘备捡到后就一下子成天下名将了？没办法，事情就是这样神奇。
相反，很多受过专业军事教育的人，到最后却都成了悲剧。比如赵括、马谡，他们受着赵奢、诸葛亮的教育，那条件基本羡煞旁人了，可结果如何？不过是给后世贡献了两个成语而已。
说到底，一个人能有多大成就，最终还是要看天赋的。
回到粟裕这里，那真是老天爷赏饭吃，没办法的。
前面
说粟裕老师是朱德，这话一点都没错。但我要补充的一点是：朱德只是粟裕的启蒙老师。想想也知道，红四军时期，朱德堂堂军长，怎么可能亲自去教一个连长如何打仗？
所以粟裕真的完全是自学成才。
正因为粟裕是自学成才，所以他用兵往往不受已有理论、观念的束缚，不落窠臼，独出机杼。
举个例子：
比如毛泽东说打游击战，要“敌进我退”，可粟裕就偏偏说要“敌进我进”。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是暂避锋芒，诱敌深入，而粟裕的“敌进我进”却是要和敌人换家，你来打我，我就去摸你的老窝。——这就让人很难受了。
再比如毛泽东说打仗就要先打孤立弱小之敌，可粟裕打仗却偏偏就要先打强敌，如黄桥、如苏中、如鲁南、如孟良崮，都是在数路敌人中，先找那个最强的打。——这个在我军所有将帅之间，都是非常特别的。
而这种非常独特的作战风格的形成，和粟裕的成长经历是息息相关的。假如在粟裕成长过程中，真的有一位名师在时时耳提面命，恐怕我们今天就看不到一个如此精彩绝伦的粟裕了。
粟裕之所以能够自学成才，完完全全是因为他过人的天赋。这个真是没办法。
比如说，他的那种大局观，明明只是一个战区指挥官，却偏偏能站在全局的角度，进行全局性的战略谋划。这方面例子太多了，比如1946年他坚决拒绝中央撤到外线作战的命令，而一定要在内线歼敌，从而创造了七战七捷的传说。又比如他拒绝中央下江南的决策，“斗胆直陈”的子养电、把“小淮海”变成“大淮海”的齐辰电。据统计，粟裕先后向中央提出全局性、战略性的意见二十多次，其中“斗胆直陈”三次，全党全军里恐怕都是首屈一指的。这种战略性的眼光，只能是天生的，很难后天培养出来。
粟裕用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精于计算，他有一句名言：“打仗就是算数学”，——从这个意义上讲，粟裕也是一个做题家。粟裕能算到什么程度呢？比如在黄桥战役中，粟裕准备先打翁达旅，那么如何选择出击的时机？粟裕是这么计算的：翁达旅采用一路纵队行进，两人之间的间距为1.5米，全旅3000多人，总长度为4～5公里，从高桥到黄桥共7公里，那么当敌人先头部队到达黄桥以北2.5公里处时，其后尾部队刚好过了高桥，完全进入了我军伏击区，选择在这时出击，恰好能把敌人拦腰截为两段。——这好像是很简单的数学题，可是一个战场指挥官，能够连敌人行军时两人之间间距都计算到，那就真的是不简单了。
提到粟裕用兵的一个特点是特别善于兵力转用，通过兵力转用，从而在战场局部形成优势兵力。而兵力转运的前提条件，恰是对战场各要素的精确计算。粟裕说：“要用心在敌我兵力对比、地形条件、解决战斗所需的时间等因素方面，加以精确的计算、权衡。”只有做到这种精密计算后，才能从容不迫地将兵力进行随时实地的调配。我记得还有知友称粟裕为“时间管理大师”，倘若没有精确的计算，这种时间的管理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以上种种，共同造就了粟裕用兵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奇”，陈毅评价粟裕，说粟裕用兵“愈出愈奇，愈打愈妙”，张震则评论说是“出奇谋，用奇兵，建奇功”，纵观粟裕指挥的黄桥、苏中、鲁南、孟良崮、豫东、淮海等历次战役，或进或退，或攻或守，或取或弃，用兵绝无一定之规，真正做到了运用巧妙，存乎一心，用一句元好问的诗来形容，那就真的是“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
《银英》里尤里安跟着梅尔卡兹学习如何打仗，因为梅尔卡兹的指挥别人可学，而杨威利不可学。——杨威利的军事才干，殆天授之，别人是学不来的。与之类似，粟裕的军事才干，也同样是“天授之”，别人学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