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无尽的前沿》看科学的功用、规划和实施

Endless Frontier: Vannevar Bush, Engineer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著名科学家、工程师范内瓦·布什应罗斯福总统的要求写出一份关于美国科学发展的报告——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这份报告后来成为了美国科技政策的里程碑，最直接的成果即是美国国家科学基会的成立。尽管其中观点也不断出现争议和讨论，可这也正体现了报告持久的影响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后继者《无尽的前沿法案》近日在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旨在投资新兴科学和技术使美国仍处于科学领先地位，而中国被当成了头号对手。

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变化，尤其是在科学领域出现“卡脖子”问题，我们也不得不再次思考关于科学与政策的问题。正当此时，美国出版了报告的新版本，中国的出版社也带来全新的中译本《科学：无尽的前沿》，并且附带了包括华为总裁任正非在内的数位科技产业界领军人物的拓展评论。要了解美国科技的发展思路，离不开这份报告。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它给我们去了解和思考科学问题的一个机会，即关于科学的功用、规划和实施。正所谓知己知彼，阅读此书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美] 范内瓦·布什 [美] 拉什·D·霍尔特著崔传刚译

中信出版社 2021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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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姬扬（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科学有没有用？要不要支持科学研究？如果要支持，又该怎么样支持呢？

这里说的科学，指的是广义的科学，也就是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任务是认识自然，技术的功用是改造自然——“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但凡对科学有一点点兴趣的人，或多或少都想过上面这三个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并不太难，但是它们的答案却依赖于时代和立场。因为科学研究是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有主体有客体，客体显然是等待认识和改造的大自然和人类世界，主体却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从事科研的人和支持科研的人。

科学有没有用？干什么事情都是要讲功利的，“吾不能学太上忘情”，对待科学这件事，自然也要问，谁付出？谁受益？如果付出和受益的都是你自己，“科学有没有用”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为科学而科学”也好，“为了获得世间几个同行的吝啬的赞许”也好，都是你自己的私事——后面的两个问题当然也不是问题了。

科学并没有什么用，一百年前的答案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在1914年，英国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送上了前线——他的名字是莫塞莱，卢瑟福最杰出的学生，他用X射线研究原子的奥秘，视得诺奖如探囊取物，但是很快就死在了战场上。

科学很有用，当然要支持——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给出的答案。在1940年代，美国征召了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不是让他们上前线，而是让他们做科研，与军事有关的科研——我们支持科学，但我们只支持对我们有用的科学。

雷达和原子弹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所以在1944年同盟国看到胜利曙光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要他的科学顾问范内瓦·布什回答第三个问题，回答如何在战后继续支持科学研究的问题——在战争过程中当然已经摸索了一些支持的方式，但是它们不一定适用于和平时期。

布什的回答就是《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这篇著名的报告，“美国科学政策的开山之作，影响美国历史的核心资料之一。”自1945年出版以来，这本书已经再版了很多次，中译本也不止一个版本了。中信出版社今年出版的这本《科学：无尽的前沿》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新版原著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基本上是同时出版的，可能是商量好的吧。英文版除了布什当年的报告以外，还有美国科学促进会前首席执行官霍尔特（R. D. Holt）写的一篇文章，The Science Bargain，从75年以后的有利视角来评判布什这份报告的成败得失和当前美国面临的新挑战。中文版（崔传刚译）除了翻译这两篇文章以外，还在书的前面采用了22位名人的赞誉——14位来自国内（包括任正非和施一公），8位来自美国（比原著的13位少了5人，我猜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感想没来得及赶上翻译为中文吧），在书的后面采用了中国10位名人的评论文章，最有名的当然还是华为公司的任正非。

布什的报告其实很短，讲的东西在今天看来也都是常识了。正如你能想象的那样，罗斯福的问题肯定不像我上面说的那样直白，布什的回答也同样是彰显大义而有微言——在我看来就是在讨价还价：科学有用，你当然要支持，你也支持了对你有用的科学，现在应该支持一些对我有用的科学了。布什是为了给科学研究争取更多的自由，而他的反对者则认为，“布什号召知识上的自由是玩世不恭的想法，是想逃避随着政府资助而经常要做的调查审核。”（《无尽的前沿：布什传》，第339页）

布什的报告只是一个总纲，回答罗斯福提出的四个具体问题。针对每个具体问题，都还有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无论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原著还是中信出版社的译本，都没有包括这些报告，可能觉得它们已经过时了吧。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在2020年出版的75周年纪念版和商务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译本（《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范岱年、解道华等译），都有关于这些专业委员会报告的全部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读一读。

在历史上，这份报告的名声很大，但是并没有实现布什的期望。当报告完成的时候，罗斯福已经过世了，新总统杜鲁门对布什这位战时科学顾问并没有什么好感——他当副总统的时候，甚至都不知道还有一个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而布什正是这个项目的真正主管：我们经常听说的格罗夫斯将军和奥本海默博士，其实都是归他领导的！所以，经过了5年的时间，参议院里的4次交锋，这份报告才算是得到了一些落实，结果就是成立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

这个过程里最关键的因素当然就是科学家和政府的互信了。科学家如果要自娱自乐，就不要期望得到政府的资助；政府如果想在战争技术中领先敌人，就离不开科学家的帮助。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当战争这个特殊时期过去以后，科学家和政府就要重新调节相互的关系，布什的报告就是这种努力的一次尝试。

《无尽的前沿：布什传》（Endless Frontier: Vannevar Bush, Engineer of the American Century）这本书讲述了布什这个人是如何在科学（其实是工程学）上建功立业，逐步与军方和政府建立联系、取得互信，最后在战争时期成为美国顶级的科学管理专家；作为美国科学研究和发展局的领导，他如何在军事技术领域极大地发挥了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作用。了解了这些事情，你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布什报告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布什的报告已经再版过很多次了，每当它得到高调宣传的时候，都是因为美国科学面临了新的挑战。1945年提交报告，是为了应对战后的新局面；1950年成立NSF，肯定有苏联研制原子弹成功的因素；1960年大概是因为斯普尼克卫星引起的苏美太空竞赛；1980年是美苏对抗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最后十年的开始。转眼来到了2020年，NSF成立70周年，布什报告75周年，美国科学面临着新的挑战——所以，我们才看到了这些新的版本。（就在2021年5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

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一个新时代，所以才有了中信出版社的新译本。布什的报告当然具有其历史意义，霍尔特的导论固然能够提供新的解读，但是我觉得这些其实并不重要。我看了中译本前面的赞誉和后面的拓展评论，总的印象是，这本书带给中国更多的是“郢书燕悦”，或者说，“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也许只有两三个人真的读了、思考了布什的报告，更多的只是借着这个话题来抒发自己的看法。即使任正非在《向上捅破天，向下扎到根》里强调的“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中最重要的是宽容”，似乎也只是宽容那些暂时还没有成功的“失败”，举的也都是最后成功了的例子。遑论其他。道理人人都懂，能不能做到就是另一回事情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所以你也不妨参考一下这本书，找个适合自己阐发的角度。

再说，规划是一回事，执行是另一回事。布什报告讲了这么多，突然想起另一份著名的科学规划报告，我国的《1956-1967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在科技部的网站上可以找到这份报告，大概5万多字，跟布什报告的长度差不多。从实施的角度来看，也许比布什报告还要好一些。我国政府一直注重科学的规划，每过几年就会设定一份新的报告，总结上次报告的执行情况——这样我们今天才可以看到“天问一号”在火星上成功着陆。但是，我国的科学政策也有过于功利的一面，总是担心“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一些不急之务就忽视了。所以，“两弹一星”解决了国防问题，多年以后而有使馆南海之忧；“以市场换技术”解决了商业问题，多年以后而有中兴华为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