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我查了很多很多有关西路军的资料，越查越难受，越看越不爽。
不少官方出版物，把西路军的失败，归结到了教员所领导的中央身上。更可气的是，无数公众号在没有查看中央与西路军60多封电报的情况下，就采用了这些出版物的说法，让人实在痛心。
而教员当年所说的：“（张国焘）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
以及张闻天所说的：“这对于党是严重的教训。西路军同志的英勇艰苦，我们是佩服的。但是失败了。想将这责任推向中央，这企图是不成功的。”反倒成了不正确的结论。
“乌有之乡思想”曾为教员说过几句公道话，但该公众号被封了，而我又支持乌有之乡，所以，西路军的详细文章，这个号就不能发了，毕竟活着最重要。
大家如果想搞清楚西路军，可以买一套麻琨所编的《悲壮的征程》（上下两册1000页左右，没有新书，二手书大概200元），再百度一下《双石：西路军问题再考辩（完整版）》（大概7万字）。
两套资料只要一对比，再查看一下中央和西路军的电报，就能知道谁是谁非。
如果大家没有时间看这么多资料的话，这周周五，我会把这些资料整理、缩减一下，发在我的小号上，争取让大家在1个小时之内，搞清楚西路军的原委。
而今天以及本周三要发的文章，可以理解为西路军的前奏，看完这两篇文章更有助于理解中央和西路军的关系。
二、
1935年6月12日，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6月15日，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等领导人，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
张国焘让李先念率领四方面军一部，前去给一方面军接风洗尘。
毛主席问李先念，岷江和嘉陵江之间的地形如何，老百姓生活如何，红军能不能打回去，建立根据地？
李先念说，岷江和嘉陵江间物产丰富，兵员给养不是问题，北靠陕甘，东临川陕老根据地，南接成都平原，地形险峻，可攻可守，回旋余地大，最重要的是，现在四方面军还占领着北川与茂县，红军可以轻轻松松渡过岷江，建立新的根据地。
毛主席大为高兴，因为当时毛主席有两个设想：
1、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北上（长征之前，共产国际曾发电，中共可靠近苏联建立根据地），开辟川、陕、甘苏区，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让苏联支援一些飞机大炮，再回头打倒国民党。
2、东进打回川陕根据地，那里民众基础好，一、四方面军可以得到充足的休息。
另外，当天张国焘还给中共中央发电：
“懋功会合的捷电传来，全军欢呼……今日主力红军的会合，定下了赤化西北的最有利的基础的条件，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
注意，从电文中可以看出，这时候张国焘是支持中共中央“赤化西北”的。
第二天（6月16日），中央红军给张国焘回电，大力表扬了他一番，并明确提出了“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西路远征军的设想。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又过了一天，即6月17日，张国焘竟然一改之前的态度，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
一、四方面军，不应该北上或东进，而应该向西占领青海和新疆。
西进青海和新疆？
哪怕是一个军事小白，也能看出，这是一个十分不靠谱的计划。那里环境恶劣，人烟稀少，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10多万红军向那里进军，怎么可能成功？
从后面的事情看，张国焘自己也没有按照这个计划执行过。所以，他在此时，提出该计划，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夺权！
两军会师之前，张国焘曾提出过，迎接30万中央红军的口号，但见面之后他才发现，中央红军别说30万了，3万都没有。而四方面军呢？部队有8万多，党政人员有2万多，合计将近11万。
所以，张国焘的野心迅速膨胀。他的反对意见，表面上看是战略问题，实际上则是权力问题。
毛主席等人看到电报后大吃一惊，后续两天又两次给张国焘发电，详细的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并恳请张国焘“再过细考虑”，绝无办法时，向四川西南进军，也比西进青海、新疆要好。最后，又希望张国焘“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但张国焘再次表示，不能北进，如果非要北进，也应该向西拿下青海，再从青海东进陕西。
两方你来我往，隔空争执了整整10天。
毛主席劝中央的各个领导，团结第一，大局为重，尽可能避免和张国焘争吵。
但张闻天和凯丰（都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没忍住，在中央红军的报纸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含沙射影的批评了张国焘“政治落后”“土匪作风”。
6月25日，经过中央的不断要求，张国焘终于骑着一匹白马，在万众期待之下，到达了两河口。毛主席等一众中央领导，站在雨中亲自迎接，场面好不热闹（尴尬）。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
会议上再起争执，周恩来、张闻天（时任总书记）、毛主席等大多数人，依旧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
毛主席特意提到“我们是有被消灭的危险的”“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
张国焘虽然改变了夺取青海和新疆的计划，但又提出了一个“川甘康”计划，康是西康省，位于今天四川和西藏的交界。
最后，参会大多数还是支持了中央的计划，并形成了一个决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要求红一、四方面军，立即北上，拿下北上的必经之地——松潘。
但张国焘并没有按照决议行动，相反他还到处串联，准备离间中央。
他先找了博古谈话，但博古批评张国焘称兄道弟的作风，像个军阀。
张国焘一脸尴尬，又准备拉拢一、三军团，请了聂荣臻（时任红一军团政委）和彭德怀（时任红三军团总指挥）吃饭，并要送给他们一人一个团。但彭德怀和聂荣臻也没有上当。
不久，张国焘又让陈昌浩前去拉拢聂荣臻，但再次遭到了聂荣臻的拒绝。
聂荣臻还告诫老搭档林彪：“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
但林彪没有反应过来，拍着桌子反驳说：“你说他们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
聂荣臻也拍了桌子驳斥道：“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正确？”
林彪这才恍然大悟，最后也没有中张国焘的离间之计。
为了满足张国焘的野心，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只好又召开了常委会议，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
但张国焘还不满意，回到四方面军以后，到处散播“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的言论，为自己摇旗呐喊。
徐向前听说以后，感觉又要刮一场政治风暴，再联想到这几年来，张国焘对自己用而不信，无论是肃反还是干部升迁，都极少和自己商量，所以他就对陈昌浩表示，自己想去中央工作，让刘伯承接替自己的职位。
陈昌浩非常吃惊地问徐向前：“你准备干什么去？”
徐向前说：“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能力有限，做点具体的工作吧！”
陈昌浩表示，以后再谈这个问题，让徐向前先好好工作，不要考虑太多。
三、
7月9日，张国焘又让手下周纯全（开国上将）、刘瑞龙（建国后任国家农业部常务副部长）、黄超（1938年被王明所杀）、张琴秋（建国后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李维海（1936年牺牲）、吴永康（1937年牺牲）等人，以川陕省委的名义，向中央发电，要求改组总司令部，徐向前担任副总司令，陈昌浩担任总政委，周恩来担任参谋长，朱德兼任军委主席。
电报的最后，张国焘还特意加上了四字“并希立复”。
一群省级干部要求中央改组，并且拟好了名单，还要求中央“立复”，这是我党建党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张国焘的飞扬跋扈程度，可见一斑。
第二天（7月10日），张国焘又亲自给中央发电，要求“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中央迫不得已，只好召开会议，再次商讨如何满足张国焘的野心。
毛主席认为，张国焘想要军委主席一职，但该职由朱总司令担任 ，不可能给他。
张闻天提出，可以把自己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张国焘。
但毛主席表示坚决的反对，因为总书记毕竟是我党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张国焘一旦坐上这个位置，就会在法理上占据主动，必然还会想方设法抓到兵权。
最后，大家决定，把周恩来担任的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
7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在芦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组织问题。
张国焘担心中央不了解自己的企图，会议开始之前，又让陈昌浩又给中央发电，明确要求中央任命张国焘为军委主席，朱德为前敌总指挥，周恩来为参谋长。
电报中，陈昌浩还威胁中央“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
会议先吵了两天，中央明确拒绝了陈昌浩的无礼要求，最后形成了决议：
1、朱德任总司令。
2、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按照我党传统，政委才是军队的最后拍板者，所以，这项任命基本上等于把军权交给了张国焘。
但为了牵制张国焘，中央还留了一手，特别强调了一句：“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周恩来暂时帮助其工作”。
3、军委委员增加陈昌浩和徐向前。
4、组成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注意叶剑英的职位，在后面挽救了我党）。
张国焘看见拿到了兵权，终于勉强同意了中央的决定。
为了防止张国焘再向中央要权，毛主席又提议，让各部队的军事指挥员到芦花参加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历史问题。
张国焘大吃一惊，一直以来，都是他在骂中央的路线有问题，如今中央却要谈他的问题，让他十分不适。
但根据规定，中央有权力听取红四方面军的汇报，并提出批评，所以，张国焘只好硬着头皮，参加了讨论。
为了分化张国焘的势力，会议开始之前，毛主席代表苏维埃政府，先给徐向前颁发了一枚金质“五星”奖章。在此之前，此奖章只颁发给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四人。
会议没有批评张国焘在鄂豫皖所做的一切，但对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进行了一些批评，让张国焘十分不爽。
不过，为了照顾张国焘的情绪，大家还是一致肯定了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
四、
不过，中央还是低估了张国焘的野心。
会后不久，张国焘便利用总政委的权力，收缴了全军各部多余的电台和密码本，让各个部队只能跟前敌指挥部和军委联系，互相之间无法联络，为张国焘进一步夺权，做好了准备。
而就在张国焘向中央要权的这一个月里，国民党的30万大军，已经从四面八方扑了过来，胡宗南亲自率领3个师2个旅，控制了红军北上的必经之地——松潘。
徐向前、彭德怀率领红军先头部队到达松潘之后，发现根本攻不下来。红军只剩下了一条路可以走——过松潘草地。
8月4日，中共中央到达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张国焘和中央又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事情的起因是，7月20日芦花会议结束以后，张国焘仍然没有放弃西进的计划，导致红军行军异常缓慢，10几天才走了100多里。
张闻天心急如焚，就以总书记的名义，写了一篇名为《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
陈昌浩看到以后，大为恼火，觉得张闻天把北上、南下的战略之争，上升到路线斗争，是准备整四方面军。
于是，四方面军又闹了起来。
张闻天不得不又主持召开了一次“沙窝会议”，来缓解一、四方面军的矛盾。
会议大吵特吵了两天，张国焘直接放言，中央的路线有问题，要对一方面军进行整顿，并要求增补红四方面军的9名干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当时中央政治局一共才8个人。
张国焘的要求，堪称史无前例，中央自然不能同意，但又被迫做了一些妥协，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
另外，在红军如何北上的问题上，张国焘和中央又吵了起来。
中央提议红一、四方面军应该集中行动，一起过草地，但张国焘坚持要兵分两路。
无奈之下，中央只好再次妥协，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即红军分为左右两路：
1、左路军，由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红五军团）、第三十二军（红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从卓克基出发，先向西边的阿坝方向开进，再转向东北，经过草地到达班佑；
2、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组成，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从沙窝北上班佑。
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殿后（彭德怀为军团长），归属右路军指挥。毛主席、周恩来等大部分中央领导，跟随右路军前行。
8月6日会议结束，张国焘和朱德去了卓克基，毛主席等人走到了毛儿盖。
可即便中央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张国焘仍然“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也很生气，对徐向前发牢骚说，中央不听张国焘的意见。
为了向中央示威，接下来连续9天，张国焘都没有下达发兵的命令。
而这时候的红军，已经到了极其艰难的境地。
粮食匮乏，每天都有红军被饿死，而那些活着的士兵，也不得不天天吃野菜、黄麻，把嘴都吃肿了。
很多士兵为了一口吃的，不得不从牲口的粪便里寻找没有消化的青稞。
而有些士兵，则只能吃死后风干或者腐烂的牛、羊尸体。可是这些尸体，又有很多细菌，又引发了一系列的流行疾病。
在如此饥饿的情况下，红军战士们还得不断地和围上来的30万国军打阵地战，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例如有一个团为了断后，先在夹金山（雪山）的南麓和国军干了一仗。打退国军后，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爬过雪山，准备北上。
但因为张国焘夺权，导致一、四方面军行动迟缓，这个团不得不又翻过夹金山阻击国军。阻击完国军，又第三次翻过夹金山北上。
可前线吃紧的电报，发到张国焘那里，他依然纹丝不动。
8月15日，中央见张国焘迟迟不动，不得不又给他发电，催促其“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张国焘这才率领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前往阿坝。
同一天，右路军也开始拔营北进。8月26日，右路军基本跨过草地，并占领了班佑、包座等地。
然而左路军的先头部队才走了300多里，到达阿坝，大部队仍然在卓尔基根本没有动。
毛主席、徐向前、陈昌浩见状，都十分着急，纷纷给张国焘发电，让他迅速向左路军靠近。
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尤为情真意切：
“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军马上向右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泯前进。主力合而分兵，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9月1日，张国焘在大家的不断催促之前，终于下达了继续北进的命令。
但是，左路军刚刚走了三天，张国焘竟然又向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谎称嘎曲河（白河）涨水，无法渡河，已命令部队返回了阿坝，并要求右路军掉头向南，进攻松潘。
而当时的真实情况是，董振堂带着红五军已经准备渡河了，张国焘却突然说河水上涨，谁也不能过河。
朱老总问带路的藏民能否过河，藏民说：“这河虽宽，但是不深，只要不涨大水，可以徒步而过。”
朱老总立刻派了警卫员，骑着自己的马，和一个红五军的战士，前去探路。
不一会，两个人就到达了白河对岸，并传过话来：“水不深，最深处才到马肚子。”
张国焘听到以后，大怒不已，向所有人大吼道：“谁也不准过河，叫他们两个回来。”
董振堂向朱德请示，要求红五军团先行过河，但没等朱德答复，张国焘又大吼了一声：“不行，谁也不能过河。”
就这样，大部队只好在河边等了整整一天。
第二天一早，董振堂坚持要过河。但张国焘直接抽了他一巴掌，并下了他警卫排的武器。
董振堂愤怒不已，找到朱德愤愤不平地表示：
“我当兵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若不是为了团结，我会当场给他好看。现在他已带四方面军部队回了阿坝，我决定带红五军北上同右路军会合。”
可是，朱德为了大局着想，劝董振堂说：“要顾全大局，向远看，不能凭一时感情用事。你如果带走红五军，就要承担分裂左路军的责任，我们还应当对张国焘做团结争取工作。”
董振堂只好听从了朱老总的意见，但也为他以后命丧河西，埋下了伏笔。
五、
毛主席接到张国焘要求南下的电报后，十分生气，可又无可奈何，只好又把张闻天、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召集了起来，开会研究。
毛主席敏锐的指出，张国焘说白河水上涨，就是一个借口。现在只能北上，不能南下。
徐向前和陈昌浩也支持毛主席的意见，于是，他们又联名给张国焘发了一封电报：“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进为下策。”
但张国焘这时候已经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南下，他没有做任何解释，直接命令陈、徐二人：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
陈昌浩只好拿着张国焘的电报，去向中央汇报。
当晚，张闻天、毛主席、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南下还是北上。
会议再次一致认为，红军应该北上。他们7个人又联名给张国焘发了一封电报，详细分析了不能南下的原因，并在最后恳求道：“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但张国焘根本不为所动，9月9日，他又给右路军回了封电报，“情真意切”地分析了南下的原因，现将电文贴在下方，大家可以认真的看一下：
徐、陈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脚病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岷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路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苞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绝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绝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9日24时
看完这封“情真意切”的电报，陈昌浩的态度发生了180度逆转，开始支持张国焘。
天亮以后，陈昌浩立刻召集前敌委员会干部开会，要求大家统一思想，准备南下。
而这时，张国焘又给陈昌浩拍了一封秘电，其中写道：“南下之后，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幸运的是，当时陈昌浩正在忙其它事情，时任前敌参谋长的叶剑英率先拿到了该电报。
叶剑英大吃一惊，立即赶往毛主席处。
毛主席犹豫再三，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了陈昌浩，问他支持南下还是北上。
陈昌浩斩钉截铁地说：“既然张总政委命令南下就南下，这个问题不必再争论了。”
毛主席暗然神伤，找了个借口说：“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总要开个会。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因为生病在三军团，我们去三军团叫他们来开个会吧。”
陈昌浩不知是计，点头同意了。
晚上，毛主席又特意跑到徐向前的住处，站在院子中，问徐向前的意见。
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果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毛主席听罢，十分失望，什么也没有说，出门之后，立刻向彭德怀所率领的红三军团的驻地走了过去。
当晚，毛主席、彭德怀和一众中央领导，带领红三军团秘密北上。
叶剑英当时住在陈昌浩的附近，为了不让陈昌浩起疑心，他事先对陈昌浩说，既然张总政委让南下，咱们就应该积极准备粮食，可以发个通知给军委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解决粮食问题。
陈昌浩觉得很有道理就同意了。
当晚，叶剑英以此为借口，带领着军委直属队和军队中唯一一张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也赶往了三军团的驻地。
对于叶剑英的功劳，几十年后，毛主席还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六
第二天一大早，陈昌浩和徐向前刚刚起床，就有人来报：“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里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
陈昌浩和徐向前大吃一惊，接着，前线又给他们打来了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了，还放了警戒哨。
几十年后，徐向前回忆说：“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楞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就在徐向前痛苦的时候，前线又打来了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电话，不知如何是好，转过头来问徐向前怎么办。
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听从了徐向前的意见，但转过头来他就把中央大骂了一通，说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
另外，陈昌浩还让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率领了一支骑兵，要把跟着中央北上的红军大学的人追回来（红军大学学员，大部分为四方面军的人）。
不到半天时间，李特就追上了中央。他的态度极其傲慢，一看到中央红军，就带着手下人高声喊道：“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走，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毛泽东、周恩来北上逃跑，投降帝国主义！”
红军大学的人听到李特的喊叫，还真就停了下来，纷纷站到李特的后面，要跟着李特南下。
彭德怀听到以后，大怒不已，怒斥李特为反革命。不一会，毛主席等人也赶了过来，要和李特讲道理。
但李特依旧出言不逊，嚣张无比。
这时候，李德正好从这里经过，两个人以前在苏联的时候就认识。李德见李特如此嚣张，就用俄语骂他是流氓，李特也不甘示弱，用俄语回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
就在两个人不断对骂的时候，毛主席又开口说话了：
“我们都是红军，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边敌人的力量很强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跟上来。”
李特见状，没有再说什么，带着红军大学的学员回去了。
而“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则让毛主席一语成谶。只是，一年后的红四方面军已从10万多人（包括党政人员），变成了4万多人。
七、
让我们回头看一下，张国焘在与中央红军会和的三个月里都做了什么。
6月15日，毛主席等人到达懋功。
6月17日，张国焘开始和中央争吵，提出西进青海、新疆。
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召开，张国焘又提出了“川甘康”计划，但被中央否决。
会议结束后，张国焘、陈昌浩到处串联，先后拉拢博古、彭德怀、聂荣臻，但都没有成功。张国焘大为不满，在红四方面军里，到处散播中央“路线错误”的言论，为自己夺权造势。
6月29日，中央为满足张国焘的野心，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
7月9日，张国焘又让周纯全（开国上将）、刘瑞龙（建国后任国家农业部常务副部长）、黄超（1938年被王明所杀）、张琴秋（建国后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李维海（1936年牺牲）、吴永康（1937年牺牲）等人，以川陕省委的名义，向中央发电，要求改组总司令部，徐向前担任副总司令，陈昌浩担任总政委。
7月10日，张国焘又亲自给中央发电，要求“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7月18日，张国焘又让陈昌浩又给中央发电，明确要求中央任命张国焘为军委主席，并威胁中央“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
7月18日，中央召开芦花会议，任命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会后不久，张国焘收缴了全军各部多余的电台和密码本。
8月4日，中央召开沙窝会议，张国焘和中央大吵特吵了两天。张国焘直接放言，中央的路线有问题，要对一方面军进行整顿，并要求增补红四方面军的9名干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当时中央政治局一共才8个人。
中央被逼无奈，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
另外，中央又在张国焘的逼迫下，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即红军分为左右两路。
8月15日，中央见张国焘迟迟不动，发电催促其北上，张国焘终于开始行动。
8月26日，中央所在右路军基本跨过草地，但张国焘11天才走了300多里到达阿坝。
9月1日，张国焘在中央的不断催促下，才命令部队北上。
9月4日，张国焘再次反悔，要求已经跨过草地的右路军迅速南下。
9月5日，张国焘打了红五军团负责人董振堂一个耳光，并下了其警卫排的武器。
9月6-7日，中央以及徐向前、陈昌浩给张国焘发了两封电报，恳请张国焘北上。
9月8日，张国焘没有任何解释，直接命令陈、徐二人：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
9月8日晚20点，毛主席等7人，给张国焘再次发电，恳求道：“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9月9日凌晨，张国焘给7人回电，继续要求南下。
9月9日上午，张国焘给陈昌浩发密电，南下之后，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一、四方面军正式决裂。
而就在他们夺权的80多天时间里，一、四方面军才走了1400里左右，平均一天不到20里。
不知道大家从中看出了什么？
反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红四方面军完全就是张国焘的私人部队，中央的命令极少有人听从，张国焘的命令却令行禁止。
省级敢要求中央改组，政委敢威胁中央，不把总书记放在眼里，副参谋长敢大骂中央领导人。
真是前所未有，不敢想像。这是张国焘一个人和中央在对抗吗？恐怕不是吧！
但是，更过分的事情还在后面，我们下篇再讲。
相信大家看完下篇，对西路军到底是听中央的还是张国焘的，西路军的失败，到底是不是教员所说的“张国焘路线”的破产，会有更深的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