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分裂到西路军，张国焘和中央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

1935年9月9日，一、四方面军正式分裂 。

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带领7000多人仓皇北上。

随后，中央红军强攻腊子口，转经哈达铺，缴获敌粮10万斤，盐2000斤，军情彻底好转，而此时距离分裂仅仅过去了9天而已。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新闻：

“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余万，赤军者二万……匪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即中央苏区）情形相仿佛”

毛主席大喜过望，在哈达铺的关帝庙召开了一次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把中央红军改编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部，明确了进军方向——陕甘苏区，并鼓励大家：

“咱们只有八千多人，少了点，可是目标也小了。咱们别张扬，也别悲观，1929年红四军下山的时候，人更少……同志们，胜利前进吧！”

接下来的一个月，陕甘支队连战连胜，行军1600多里，终于在10月19日抵达了长征的终点——吴起镇。

10月21日，在彭德怀的指挥下，陕甘支队歼灭前来追击的敌军一个团，击溃三个团，缴获战马200多匹，取得了中央到达陕甘苏区的第一个胜利。

毛主席欣喜若狂，挥笔写下“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但毛主席等人还没有高兴两天，就得知了一条万分震惊的消息：刘志丹要被砍头了。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24年，刘志丹加入我党，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

大革命失败以后，刘志丹和毛主席英雄所见略同，也认识到了：“我们没有枪杆子，只靠笔杆子不行。结果人家一翻脸，我们就只有滚蛋。”

于是，1928年刘志丹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组织了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2年，陕西省委将刘志丹率领的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并创建了陕甘苏区。

1934年，陕甘苏区扩大到东西70多公里，南北70多公里。陕西省委又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任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

1935年9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25军（1932年，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时，留在当地的部队），在徐海东的带领下，长征到陕甘苏区。

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以及成立不久的二十七军，共计7000多人，合编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

两军合并本来是好事，但此时，中央派到陕甘苏区书记朱理治，也开始执行起了王明的“左”倾错误，搞起了肃反，把红26军营级以上以及区县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逮捕了起来，并杀害了不少人。

正在前线打仗的刘志丹，还有政府主席习仲勋，也被创造性的发明了一个“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了起来。

更过分的是，他们还在瓦窑堡的外面挖了一个大坑，准备砍掉刘志丹的脑袋。

毛主席等人听说以后大吃一惊，赶紧在吴起镇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派了两位同志火速赶往瓦窑堡，救下了刘志丹，并命令陕甘苏区负责人立即停止肃反。

可以说，陕北救了中央，中央也救了陕北。

二、

因为徐海东原属于四方面军，也就是张国焘的手下，而一、四方面军在一个多月前又闹了那么多不愉快，刘志丹又被人抓了起来，所以，毛主席十分担心，15军团会和张国焘一样，不听从中央指挥。

几经思索，毛主席给徐海东写了一封信，表面上讲了，中央红军极度困难，希望向红15军团借2000大洋，实际上更多的是试探徐海东的态度。

没想到，徐海东接到信后，立即把供给部部长找了过去，问15军团还有多少钱。部长说7000大洋，徐海东毫不犹豫，让拿出5000元大洋送给中央，并写了封信说，钱不是借，而是送，另外，15军团完全服从中央的领导。

毛主席等人拿到钱和信后，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激动的泪眼朦胧。几十年后，毛主席还如此评价徐海东：“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11月3日，中共中央和陕甘苏区领导，在下寺湾召开会议，宣布成立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将15军团编入第一方面军，合计16000多人。

中央红军终于在陕北，暂时站稳了脚跟！

12月，中共中央又迎来了一个天大好消息——林育英到了陕北。

林育英，林彪的堂兄，1922年加入我党，是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33年1月，奉中央命令赶赴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因为电台损坏和国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1935年底，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寻找中共中央。

随后，林育英化名张浩，扮作商人，带着密码本，由外蒙古入境，经过一个多月的跋山涉水，到达了陕北，而这时，毛主席刚到陕北一个月，真是天佑我党啊！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

林育英代表共产国际，确定了陕北的中央，才是真正的中央，这一点，对争取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北上，有着极大的意义，后面我们会讲。

毛主席则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两步走战略：

第一步：巩固苏区，东征山西，扩大红军。

之所以打山西，是因为陕甘苏区尽管有几万平方公里，但只有40多万人，再加上土壤贫瘠，气候恶劣，粮食都满足不了中央红军的需要。

而陕甘苏区的北面是沙漠，不能发展，西边是宁夏，也很荒凉，南边是关中平原，国民党实力较强，所以，只能打东边的阎锡山。

第二步：由山西北上绥远，靠近外蒙，接通苏联。

之所以要接通苏联，是因为林育英带来了斯大林的意见：“同意主力红军向西北和北方发展，并不反对接近苏蒙边境。”

1936年1月，毛主席亲自指挥红军，兵分三路杀向了山西。

经过117天的战斗，到1936年5月，中央红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转战山西50多县，歼敌13000多人，俘虏4000多人，扩充红军8000多人，筹款50多万……极大的巩固了陕甘苏区。

更可喜的是，中共中央还和身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的张学良，结成了联盟。

双方约定，在“抗日反蒋”的旗号下，“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组织西北抗日联军，共同打通苏联，与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

另外，中共中央还准备推举张学良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并吸收张学良为共产党党员。

三、

与毛主席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相比，张国焘堪称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

1935年9月9日和中央分裂以后，张国焘裹挟朱德、刘伯承带领10多万人（包括2万多党政人员），大张旗鼓南下。

9月中旬，张国焘主持召开了阿坝会议。

他在会议上混淆视听、造谣诽谤：

“中央利用红四方面军的牺牲，打开了北进的通道自己溜了……他们的秘密出走让蒋介石以为红军的中心仍然在毛儿盖，因此不会去追击进攻他们的队伍……他们单独北进的行动已经引起敌军注意，这将导致如果我们随后跟进，很可能遭遇敌军的凶狠阻截……毛泽东走的时候把缴获的粮食等重要物资都烧毁了，为的是给红四方面军官兵造成更大的困难……”

张国焘的讲话，引起了红四方面军大部分干部的强烈不满，纷纷吆五喝六，怒骂中央。

等气氛被鼓动起来之后，张国焘又逼着朱德讲话。他本以为，朱德在这种氛围下，肯定会害怕，进而支持他的荒谬言论，没想到朱总司令却说：

“中央的北进战略是正确的。在川陕建立革命根据地是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的。对中央的决定，我举过手表示拥护，现在依然是这个态度。至于要我和毛泽东划清界限，我和毛泽东从井冈山就在一起，国内外都知朱毛，朱毛是不可分的。你们可以把我朱德劈成两半，但是不能把朱毛分开，更不可能要朱德来反毛。”

张国焘恼羞成怒地说：“你说北上好，你就一个人走吧，我们决不留你。”

朱德不慌不忙地说：“我是红军总司令，党中央和军委派我带领左路军北上。现在你们不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硬要南下，我只能跟着你们。你们到哪里，我也到哪里，我一定要执行党中央、军委交给我的任务，带领左路军北上。”

从朱德的讲话中，我们既能看出朱总司令坚韧不拔的性格，也能看出他在斗争中顾全大局的睿智。

因为此时此刻，朱总司令断然不能北上。

首先，张国焘肯定不会让他带走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而这两个军团都是红一方面军的人，朱德在，红一方面军的主心骨就在，不会出现大乱。

其次，张国焘毕竟还是共产党人，他手下的10万红军，都是共产党的兵，而不是他张国焘一个人的兵。朱德作为总司令，有责任去说服他们，改造他们，让他们重新回到正轨。

最后，从个人安全方面考虑，朱德也不能一个人北上。跟着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即便想杀了朱德，但碍于共产国际，碍于军心，也不敢轻易动手。而朱德如果一个人北上，张国焘难免会派人在半路下黑手。

看到朱总司令如此强硬，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领导干部，开始跳起来骂朱德：“你既赞成北上，现在又说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

尤其是张国焘的秘书黄超，竟然大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

那场面，简直无法无天，不敢想像。

据朱德夫人康克清回忆：“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

随后，张国焘又逼着时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支持他，但刘伯承也坚决反对南下。

红四方面军不顾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还是通过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要求红四方面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首先赤化四川，并提出了“打到成都吃大米过大年”的口号。

四、

为了让红一方面军的人服从自己，张国焘在会后，开始杀人立威，以及分化瓦解五、九军团。

时任总司令部侦查科长的胡底（龙潭三杰之一），曾经骂过张国焘是“军阀”。

张国焘恼羞成怒，将他和李克农、钱壮飞诬陷为“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朱德、刘伯承知道以后，赶紧挺身而出，为其做保，但张国焘还是下令，将其秘密杀害。

据时任红32军（即原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回忆，不久之后张国焘又派周纯全“来到三十二军召集连以上干部会，惟独不通知我。从此，对我实行政治封锁，不让我参加会议，不抄送电报，我完全靠听小广播过日子。会议据说是罗炳辉主持，周纯全讲话，内容主要是反对党中央，提议开除毛泽东党籍，通缉周恩来、张闻天、博古。

散会后，政治部的干部拥到我屋子里，讲述会议情况，非常气愤。罗炳辉和何长工已经倒向张国焘一边去了，如果由我出面带起队伍来反对张国焘，我们只有2000多人，带走还是有把握的。

但考虑到我军所处地势十分不利，向东走有胡宗南30万大军阻击；向西过大渡河是藏族地区，天寒地冻，孤军深入，死掉一个就少一个；向北进，张国焘的部队堵住了去路。此外，最大的困难是周纯全把电台给带走了，我们没有办法和中央取得联系。考虑来考虑去，只有暂时违心地表示赞成南下。心想到了天全、芦山等汉族聚居地区后，如果张国焘投降蒋介石，我们就带队伍打游击去。

我回到松岗，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大姐恰好也来了。他们先去司令部，后来到我住处看我。还没坐上3分钟，罗炳辉就赶来了，看样子是怕我们讲什么话。”

几天之后（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又在卓木碉召集50多名高级干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上他再次大骂中央：

“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领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

“中央领导人是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

最后，张国焘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提出要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又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

1、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职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2、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徐向前、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周纯全、倪志亮、王树声、董振党组织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为临时中央主席……

因为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情，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过，所以，大家听完之后，全都傻眼了。

张国焘见没有人回应自己，就让几天前被自己“策反”的原属一方面军红九军团的军团长罗炳辉发言。

据中国红色电波之父宋侃夫回忆：

“罗炳辉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继罗炳辉发言之后，李卓然、何长工登台发言……何长工劲头很大，大喊口号（打倒某某某）……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会议记录事后刊登在张国焘主办的《干部必读》上。会后这几个干部都升了官……”

哎，这其中有一个人，名字还是毛主席给他起的，从上井冈山，到对袁文才、王佐的改造，再到朱毛会师，再到一、四方面军会师，毛主席都把他当作心腹中的心腹，如今他却支持了张国焘，实在让人唏嘘不已，不再多说。

朱德和刘伯承，在会上继续和张国焘做斗争。

徐向前既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陈昌浩则不知所措，也没发言。

五、

卓木碉会议之后，张国焘就派人把朱德监视了起来，据朱德回忆：

“我的马丢失了，警卫人员被张国焘的秘书黄超全给我换了，安上他张国焘的亲信，说是把我的警卫人员送去学习’换脑筋’，实际上是接受批判、审查，想从警卫口中寻找我朱德的罪证，结果一无所获。我虽然受别人的监视和控制，但我不计较这些，主动找张国焘研究工作，树立我在红军中的总司令形象与威信，他张国焘目前是不敢把我怎么样的，目前红军还需要总司令这面旗帜的。”

而刘伯承则被撤销了总参谋长一职，调到了红军大学当校长。

随后，红四方面军一路南下，一个月内（10月初-11月初）打了两场胜仗。击毙和俘虏敌军两三万人，直逼成都平原。

张国焘大喜过望，随即以中央的姿态给中共中央发电：

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并将详情电知。

但张国焘没有高兴几天，红四方面军就在百丈关吃了大亏。

百丈关位于川西高原和成都平原交界，是东进成都的最后屏障，距离成都仅有100公里，红军如果拿下此关，整个四川则有很大概率会被赤化。

所以，四川的大大小小军阀极为恐慌，他们立刻抛掉了所有分歧，迅速集结了80个团约20万兵力到百丈关，准备和红军决一死战。

四川军阀刘湘还发布了《告剿共官兵书》：

“凡有临阵退缩，畏敌不前，或谎报军情，作战不力者，一律军前正法。其余各级官兵，倘有违令者，排长由连长枪决，连长由营长枪决，营长由团长枪决，团长由师长枪决，师长由总指挥枪决。总指挥倘有瞻徇隐匿者，由总司令查照依法严办。”

双方开打之前，刘伯承详细地分析了敌我情况，认为红军不能在平原地带和敌人展开决战。

但张国焘很生气，大骂刘伯承：“动摇军心者斩！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否则我毙了你！”刘伯承见此，只好不再说话。

11月13日，百丈关战役打响。

川军一改之前躲在阵地里畏缩不前的怂样，采取了集团冲锋的方式，不断地冲击红军。

双方大战七天七夜，红军消灭敌军15000多人，但自身也伤亡了近万人，最后还是没能拿下百丈关。

四方面军只好撤到了天全、宝兴一带休整。

这时候，上文中提到的林育英，根据毛主席的要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给张国焘发了电报：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善意的谎言）”，“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

张国焘十分震惊，因为他和林育英以前在一起工作过，关系非同一般。如今刚刚经历百丈关大败，又迎来了共产国际的当头棒喝，让他实在难以接受。

所以，张国焘恼羞成怒地给林育英发了一封电报，把中央数落了一遍。

看到张国焘死不认罪，张闻天又以总书记的名义，给张国焘发了一封电报：

“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但张国焘仍然不愿接受事实，又给林育英发电，要求他转告毛主席：“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为了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林育英在1936年大年初一，给张国焘回电说：

“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这里的“代表团”指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也就是说，张国焘的西南局，可以暂时不受中央的管束。

张国焘看完电报，五味杂陈，一方面觉得自己还有希望，赢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一方面又认为，这电报极有可能是林育英的权宜之计。所以，他气得天天躲在房间里发火、骂脏话。

但国民党军，则没有给张国焘任何希望，1936年2月到4月，川军又对红四方面军发起了不断的进攻。

四方面军又被迫撤到了道孚、甘孜一带，而此时，四方面军已经从8万多人，减员到了4万多人（包括原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团）。

经此大败，以及共产国际的不断来电，四方面军领导干部们的心态，终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刘伯承看准机会，和红五军团长董振堂等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秘密制定了一个“武力解决张国焘，捉拿起来一同北上”的方案。

计划实施之前，刘伯承又找到了朱德商量，想让朱总司令挂帅。

但朱德看过方案之后，站在更高的角度否决了该计划：

“告诉队伍，万万不可感情行事……红军是一家，你们这样做，对谁都没好处……这样的结果只能让蒋介石高兴……无论他张国焘咋个搞，红军还是共产党的队伍，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忍得一口气，免得百日忧……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正在向甘孜开来，与二、六军团会师后，再谋北上寻找党中央的计策……”

刘伯承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便放弃了绑架计划。

那么二、六军团北上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六、

1935年9月，也就是红一、四方面军分裂的当月，蒋介石集结30万重兵，对红二、六军团所创建的湘鄂川黔苏区发动了新一轮的围剿，而当时红二、六军团只有21000多人。

所以，贺龙、任弼时等人经过反复讨论，一致认为根据地空间狭小，应该转移到外围寻找机会，消灭敌军。

张国焘因为之前收缴了红军的密码本，所以，就和二、六军团取得了联系，以红军总部的名义，致电贺龙、任弼时等人，沿中央红军长征的道路，与张国焘等人会师。

贺龙、任弼时接电后，也不知道张国焘分裂了中央，带着二、六军团就向四方面军赶了过去。

紫色实线为红二、六军团长征路线

1936年6月6日，在红二、六军团即将到达甘孜的时候，张国焘见大势已去，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7月1日，两军胜利会师。

在给二、六军团接风洗尘的大会上，张国焘为了迷惑贺龙、任弼时等人，谎称位于陕北的只是中央北方局，而自己则成立了西北局，和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都是平级关系，受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挥，然后又讲了一大堆慷慨激昂的话。

贺龙、任弼时因为刚到甘孜，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看见大家鼓掌，也就跟着鼓起了掌。

但事后，朱德、刘伯承马上找到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告诉了他们事情的真相。

贺龙等人非常吃惊，一致同意要“争取、团结、促使他（张国焘）一起北上”。

不久之后，张国焘提议，准备召开一次党内会议，“把有些问题摆到桌面上谈一谈”。

贺龙、任弼时一眼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当年他在阿坝会议上，就利用自己的演讲蛊惑了人心，如今再开会，他再安排一些四方面军的人造势，以多压少，谈一些分裂的话题，难免也会蛊惑到二、六军团的人心。

所以，任弼时马上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我们认为目前召开党的会议的条件不成熟。会上谁作报告都不合适，如果有不同意见，结论怎么作？现在应集中精力投入北上行动。”

因为任弼时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张国焘在党内属于平级关系，所以，张国焘见任弼时反对，只好取消了党内会议。

不过，没过几天，张国焘又生一计，要求召开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庆祝大会，希望在会上再做一些文章。

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要求军队开一个庆祝大会，自然没有人可以反对。所以，庆祝大会就如期召开了。

但在张国焘发言之前，坐在他旁边的贺龙悄悄地给张国焘说了一句话：“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张国焘一听，懵了。

他觉得，贺龙是我党内有名的胆大，当年拿着两把菜刀敢去剁人，还真有可能打他黑枪。所以，整个会议，一句分裂的话，他也没有敢讲。

不过，会议结束以后，张国焘就不爽了，又派人把贺龙等人监视了起来。

为了以防不测，贺龙回忆说：“自己安排了一些警卫员，每人两支驳壳枪，子弹充分的很呢！你张国焘人多有个大圈圈，我贺龙人少，搞个小圈圈，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

除此之外，贺龙充分利用张国焘想收买他们的野心，又向张国焘要了一个军和不少子弹，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实力。

7月5日，为了让贺龙和任弼时更好的和张国焘做斗争，中央军委又发电，把红二、六军团改编成了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这样一来，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就成了平等关系。

张国焘见挑拨无望，只好下令让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沿着一年前，四方面军南下的道路，分兵北上。

7月25日，中央致电张国焘等人，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人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及西北地区党的工作。

8月底，红二、四方面军穿越松潘草地、强攻腊子口进入了甘南，距离陕甘苏区仅剩下500里左右。

再努力一把，红军三大主力就能胜利会师，但这时候，国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红二、四方面军的任务，也有了新的调整。

而这个调整，又让张国焘看见了拒绝北上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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