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很厉害的人物，本来可以做出一番重大成就或重大事业，却不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英年早逝的？

Who are the most powerful people in history who could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or undertakings, but unfortunately died young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高岗夫人李力群:苦难教我宽容

李力群 汉文

我和高岗结婚, 毛泽东是媒人

我是江苏邳州人, 1920年出生。我父亲做过国民政府的县长, 我二叔却是中共党员。二叔比父亲还疼我, 我考上徐州女子师范后, 他常来看我。

1937年“七七事变”后, 学生们纷纷参加抗日救国运动, 二叔对我说:“要抗日救国, 最好去延安。如果你和同学愿意去, 我可以请我的领导朱瑞给你们写介绍信。”

于是, 我拿着朱瑞写给林伯渠的介绍信, 和四个女同学一起去了延安。我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在那里, 我入了党。我总盼着能上前线, 为收复家园出力, 可是总不能如愿。

1939年10月, 我从中央党校毕业, 在中组部部长陈云的办公室, 他问我:“你毕业后想到哪里工作?”我回答:“想与同学们去前方打日本鬼子。”陈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只问:“你在中央党校时知道讲党建的人是谁吗?”我说:“不认识, 只记得是个高个子。”陈云说:“他就是陕甘宁边区创始人之一高岗同志, 现在就要将你分配到他那里工作。”

我听了之后, 心里一下子泄气了。不是去前线我挺不乐意;另外, 我觉得给我们讲课的那个陕北人有点土气, 我也不喜欢。但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 这是党的纪律。我只得说:“我服从分配。”

于是, 我就到了边区党委秘书处工作。一天傍晚, 高岗来到我的房间, 约我去杨家岭看望毛泽东。听说能见到毛主席, 我非常高兴。那时候, 我和高岗还不熟。

到了杨家岭, 毛泽东不与高岗说话, 而是一个劲地问我是哪里人、谁介绍来延安的、多大岁数。接着又向我介绍高岗是陕甘宁边区创始人之一, 说高岗与刘志丹是陕北人民的领袖, 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 我们长征过来才有落脚点。

毛泽东问我:“高岗的话你能听懂吗?”

我说:“听不懂。”

毛泽东就说:“你现在被分配到边区党委工作很好, 你要向他学习。以后工作和生活在一起, 相处会很幸福的。”

听了这话, 我心里一愣, 不知毛主席说我与高岗相处、生活很幸福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留高岗和我在他家吃饭, 桌上有一盘辣椒炒鸡蛋、一盆炒土豆和小米干饭。我只顾埋头吃饭, 也不敢夹菜, 都是毛泽东不时给我夹菜。毛泽东对高岗说:“这个女同志是个很纯洁的青年学生, 跑到延安参加革命, 你要好好培养她, 爱护她。”

当时我对高岗很尊重, 但我们之间谈不上感情, 我对他还有些害怕。所以, 离开杨家岭后, 我就不去想毛主席的话, 一心一意工作。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 陈绍禹、王若飞、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等几个人来, 说有个晚会要我去参加。我不想去, 他们说你一定要参加, 王若飞还过来拉我。我知道他们会拿我和高岗开玩笑, 还是不想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就说:“你这个女娃怎么这么不懂事?”

我不敢坚持, 只好跟他们去了。

到了高岗办公室, 他们将我按在高岗身边坐下。王若飞说:“今天我们是来为高岗办喜事的。毛主席说在杨家岭已经请了你们两个了, 也宣布你们的结合是幸福的。祝你们白头到老。”

我一听这话, 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我连什么叫结婚都不懂, 害怕得直想哭。

他们吃完、说完就走了, 高岗拉着我一起送他们。直到走到我住的窑洞门口, 我才放声大哭。高岗说:“你与我结婚, 我会爱你, 会把你当小妹妹一样保护、培养的。”

那是1940年元旦。与高岗结婚时, 他35岁, 我不到20岁。到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杀,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差不多15年。

高岗在延安做的两件大事

结婚后, 我和高岗一起到基层做调查研究。记得一次去安塞, 他不住招待所, 却住进一个乡长家里。了解情况时他们就盘腿坐在火炕上, 装上一杆子长烟袋, 乡长吸一口, 高岗就接过来吸一口。我心里暗暗想:他怎么这样不讲卫生?

后来我问高岗:你怎么不开会、不做报告, 就这样听汇报就完了?他说:这样与他们在炕上拉话, 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 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工作作风。

高岗待我很好, 让我有了依靠。有了家, 也感受到家人的温暖, 我对他也慢慢地由害怕变成好感, 开始关心他的生活。慢慢地, 我也了解到他的一些革命经历。知道他与刘志丹、谢子长一同战斗, 多次死里逃生, 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

高岗是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西北局书记。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 一时间大家的生活十分困难。在边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期间, 有—天打雷, 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云在会堂里被雷劈至死。有个老农就说, 怎么没把劈死?话一传开, 延安公安处把这个老农抓了起来, 说他是反革命, 要枪毙他。高岗得知后说, 不能杀, 我来问问是什么原因。

陕甘宁边区原有150万人口, 中央红军来了后, 加上各地干部、青年齐聚延安, 最多时增加了12万张吃饭的嘴。边区农民的救国公粮任务逐年增长, 到1942年, 陕北农民已经身负20万担公粮的重任。边区本就地瘠民贫, 老百姓种的粮食自己都不够吃, 自然会抱怨征粮任务太重, 一时便说出气话。

高岗把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说农民不是反对你, 确实是负担太重了。高岗向毛泽东提出, 是不是把救国公粮从20万担减到16万担, 4万担缺口可以通过搞大生产, 号召军、民、党政干部开荒种地, 自力更生, 这样可以缓解陕北农民的负担。毛泽东接受了这个建议, 那位老农也获得了自由。高岗回来后, 立即制订生产计划, 带头上山开荒, 延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高岗除了给农民减负, 还制止了“抢救运动”。

1942年, 由中央部署、鲁赤水领导的“抢救运动”, 把一万多人打成特务、奸细。当时延安机关和学校“全线突击”日夜抢救, 一时“特务”如麻, 人人自危, 有人被逼疯, 有人被整得自杀。

这时, 西北局机关一个公务员被打成日本特务, 准备执行枪毙。高岗知道了, 就去找毛泽东。他说, 我不相信一个农村放羊娃出身的人也是日本特务, 像这样“抢救”的话, 谁都有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 就再没人把心思放在工作和生产上了。这时, 毛泽东也认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 立即对鲁赤水说:停止“抢救”, 不准再斗。毛泽东在党校鞠躬检讨, “抢救运动”才算慢慢平息。

毛泽东说:你去东北, 不要担心我的安全

1945年,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破裂后, 改变了战略方针。中央在沈阳成立了东北局, 书记是彭真。

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 找高岗和张闻天去谈话。毛泽东说:“老高, 你是否可以暂时离开西北, 去东北创建根据地?在陕北, 你与刘志丹、谢子长对创建根据地是有经验的, 东北的环境比西北更艰苦, 日本人在那里统治多年, 土匪遍地都是, 气候寒冷。你年轻, 身体好, 到那里也是对你的考验。在西北, 我毛泽东及党中央的安全问题你放心, 这里还有贺龙、林伯渠、徐向前。你与张闻天一起去, 你俩一个是建立根据地的专家, 一个是党内的理论家, 到东北后, 前方有林彪、罗荣桓, 后方有你们俩, 我就放心了。”

高岗从杨家岭回来后, 连夜召开西北局委员紧急会议, 并调最亲密的老同志老战友来西北局机关主持日常工作。

高岗和张闻天乘飞机去东北, 但我们这些家属是走陆路去的。几经辗转, 我带着孩子到了哈尔滨南岗的马家沟高岗住处, 却没见到高岗。到了半夜高岗才回来, 我都快认不出他了。他戴着皮帽, 穿着羊皮大氅, 脚上绑着乌拉草, 一身雪花, 胡子拉碴, 简直就跟东北胡子 (土匪) 差不多。高岗衣服未脱就去抱孩子, 吓得两个孩子哭着直往我怀里躲。我说:“你也洗洗脸再看孩子, 他们都不认得你这个爸爸了。”

在陕北, 我曾跟在高岗身边, 亲眼看着他怎么联络群众, 怎样做宣传工作。到了东北, 他也是这样, 和农民交朋友, 讲解党的政策。他们在东北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消灭了土匪8万多人, 农民分到土地, 户均一头耕畜, 一下子使东北人民心向共产党, 我军兵力猛地增到23万人比初进东北时增加了一倍多。

1946年, 东北局改组, 彭真被调回中央, 林彪任东北局书记, 高岗任副书记。林彪在前方打仗, 把叶某和女儿留在家。有时叶某去前方看丈夫, 就把女儿交给我带着。林彪不太爱说话, 不抽烟, 也不喝酒, 他指挥打仗时爱吃炒黄豆, 所以就给女儿起名豆豆。林彪非常疼爱这个女儿。后来, 林豆豆因为父母的问题受了很大委屈, 但她也挺了过来, 非常不容易。她有空就来看看我, 至今没断过。

林彪主政东北局后, 非常信任高岗。第一副书记罗荣桓因病去苏联治疗, 林彪在前方打仗, 后方的工作都交给高岗负责。他们合作得非常愉快, 林彪常在一些将领面前讲:“没有高岗的配合, 我打不了胜仗。”

1948年, 我与东北局一同到了沈阳。东北解放后, 林彪率领第四野战军进关打仗, 高岗接任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以及东北人民政府主席职务。东北局进驻沈阳。

平津战役总前委指挥部合影, 左起:黄克诚、谭政、聂荣臻、萧华、罗荣桓、刘亚楼、高岗、林彪

四野走了, 他们的子弟不能随军, 东北局决定创办一所学校培养这些孩子。张闻天找我谈话, 要我做这项工作。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 自己又没有办学经验, 不敢接。张闻天说:“不会可以学。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学校就叫第一育才学校。”听了张闻天的指示, 我就去找校址, 到各地请老师。到北京找老师的时候, 我见到了徐特立老先生, 他听说我办学, 为我介绍了优秀教师, 并鼓励我好好干。

1949年,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育才学校办了起来。自1952年10月我离开学校后, 至今这么多年, 许多曾从育才学校毕业的学生常来看我, 这对我是很大的安慰

毛泽东、高岗 (右一) 等人在城楼上

彭德怀说:高麻子, 我真正认识了你的聪明能干

1949年10月, 高岗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那一年他44岁。高岗虽任国家副主席, 但仍兼东北局党政军一把手。3年时间, 东北的制造业增长6倍。

1950年, 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临危受命, 出任志愿军司令员。高岗被任命主管志愿军后勤工作。彭德怀到了沈阳, 跟高岗开玩笑说:向你这个地方首长报到。

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战士都是就地掩埋, 受伤的战士则从战场上抬下来送到鸭绿江边, 让后方接收。我当时抽空去做一些救助伤员的工作, 由于受伤的战士太多, 后方根本接不过来, 有许多战士就这么静静地躺在江边, 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闭上了双眼。

当时我们住的沈阳三经路二号曾是杜聿明的家, 金日成、彭德怀常到我们家开会。高岗在沈阳单独给彭德怀准备了一套房子, 但他在我们家开会开到深夜, 往沙发上一躺就睡了。

彭德怀生活简单, 炒个辣椒就能吃饭。但他脾气不好, 在我们家, 彭德怀是用无线电联系前方的, 我常能听见他大声骂人:“他妈的!他妈的!你怎么搞的?给我滚下去!”我问秘书:“彭老总骂谁呢?”秘书摇摇手说:“我们谁也不敢问。”

1951年, 抗美援朝战局初定, 彭德怀回国述职时路过我们家, 我们留他吃饭。饭桌上, 彭德怀说:“高麻子, 我真正认识了你的聪明能干, 干起事来不仅果断, 也有战争经验。”

彭德怀回到沈阳时在干部群众面前一再讲:“抗美援朝胜利, 功劳有高岗的一半, 洪学智的一半。”到了北京, 彭德怀也这么讲, 尤其是在军委会上讲, 还推荐高岗任总参谋长……

抗美援朝结束后, 我随高岗一起到了北京。刚进北京时, 毛泽东要他住进中南海, 高岗说, 因为经常和计委的同志研究工作, 来往中南海不方便。毛泽东说, 可以找个大一点的院子。就这样,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 我们一家搬到了东交民巷8号, 原法国驻华使馆的院子。

刚看到房子时, 高岗有顾虑, 觉得院子太大了, 以自己的身份住在这里不合适。周恩来说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房子了, 再说这也是毛泽东的指示。

1953年, 周恩来见高岗太忙, 家里没有人照应, 就叫我不要工作了, 把家里的事管一下。高岗每天早晨和晚上都会接到周恩来的电话, 有时周总理还亲自来与高岗研究工作。周恩来对高岗的生活很关心, 怕高岗工作繁忙无法休息, 就让总政治部组织文工团到东交民巷8号跳舞。我对此事不满意, 对总理说这样高岗就更累了, 得不到休息。总理说, 一个礼拜一次, 这样可以让高岗换换脑子休息一下。

1954年, 毛主席去杭州…………

略

林彪说:没有高岗, 我在东北打不了胜仗

毛泽东知道高岗去世的消息时在杭州, 他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告诉我说:主席得知高岗死了, 心情极其沉重, 寡言少语, 给周恩来打电话说要厚葬, 要买最好的棺木, 要土葬, 不要火葬。

毛泽东还特别交代:高岗的几个孩子让中央组织部管, 由国家抚养长大;要找个像样的四合院, 配给一个厨师、一个看门的, 让李力群带着几个孩子住。

高岗去世第二天, 我和孩子就从东交民巷8号搬出来, 几乎两手空空地搬到新街口一处旧四合院。生下小儿子后, 我将四个大一点的孩子送到住宿学校, 带着小儿子一起在家。没有暖气, 夜里孩子冻得浑身发抖, 直往我怀里钻。

搬到新家后, 有一天, 忽然有位解放军来看我, 问我和孩子怎么样,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问他是谁, 他不说, 只说有一个老头子与你在沈阳一起吃过饭, 还住过你们家, 是他让我来问的。

我问是不是彭老总, 那人直摆手, 示意说你知道就行了

1962年春, 一天上午, 单位人事司突然通知我, 让我立刻回家, 说有人找。当时我很惊讶, 随即又很害怕, 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

当我走到家门口时, 看见一辆红旗轿车停在那里, 从车上下来—个人, 是叶某。

见到叶某, 我又惊又喜,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她说从军队打听到的。她说:101 (林彪在东北打仗时的代号) 从杭州回来, 叫我接你和几个孩子到毛家湾去, 他想看看你和孩子们。遇到有人关心, 我心头一热。

到了毛家湾林彪的住处, 林彪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等着我们。林彪让女儿带我的两个孩子去电影室看电影, 客厅里就剩下林彪、叶某和我三个人。

林彪问我:老高是怎么死的?

我说:吃了过多安眠药。

林彪又问:安眠药是谁给高岗的?

我说:是秘书每天发给高岗的。不给高岗安眠药, 他睡不了。

林彪接着说:在东北, 没有老高在后方打土匪、搞土改、动员群众支持前线, 我打不了胜仗, 部队不可能由几十万人增加到一百多万人。

林彪问我生活情况, 问家里吃饭是否困难, 他叫叶某给我带些大米、食油。我说:林总, 我和孩子们还行, 主席、总理对我们都很照顾。

1971年, 毛主席、周总理两次派人把我接回北京, 回科教组 (教育部改名为科教组) 计划司上班。不久, 国庆节来临, 我突然接到参加国庆宴会和上天安门观礼的请柬。后来, 我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相隔没几天, 又被选为第五届政协委员, 政治生活待遇提高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