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
部分乡镇因为地方提留过高引发暴动，干部被农民活埋，群众反响强烈，北京担心基层政权不稳，这是取消农业税的直接原因，甚至被部分人当做根本原因。
在九零年代有农村生活经验的朋友，应该很是清楚那时候农民生活是怎样的悲苦，负担是怎样的不合理，而上级的死命令，又是如何把农村基层干部变成心狠手辣的暴徒。
当时的农村太苦了，中央没钱搞财政转移，只能默许地方自行找饭辙，当时乡镇教师和公务员拖欠工资都不算新闻，而不受控制的三公消费更是天文数字，这些只能在农民身上找补，各种杂费远远超过了正税！
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任务，扒房牵牛、搬谷拉猪是家常便饭。
农村成了被榨干的橘子，但在江西丰城事件以前，绝大多数农民兄弟的反抗方式是喝农药自杀，就算有个别胆大的，敢打人抵抗，也是孤立零散，不成组织的。
但丰城事件后，体制发现农民到了忍受的临界点，已经出现成规模成组织的暴动，必须立刻收手！
之前有无数的底层民众写信上访，有很多心存良知的基层干部向上反映，但有用吗？最终还是靠丰城老表的铁拳，证明了自己的统战价值，逼出了仁政。
经济上：
农业税的征税成本远远超过收益，征税一元，成本两元，成了亏本买卖，而且当时国家已经入世，内爆的风险大大降低，我国的工业化也基本完成，农业税占国库收入的比例微乎其微，取消不会影响经济，这才是根本原因。
如果只算经济帐，86年就可以大大降低农业税，94年就可以基本取消，可当时取消了吗？这个问题虽然没法展开讨论，但我们绝不能忘记那些农民兄弟的牺牲！
农业税虽然只有三瓜两枣，但因征农业税而产生的乡村利益集团却尾大不掉，成了乡村压迫的毒瘤，上文已经说了，经历过九十年代基层溃败的农村朋友，对此应该深有体会。
取消农业税后，这些依附在农业税上的利益集团也被严重削弱，各种权力和收益都没了，极大缓解了农村的官民矛盾。
九十年代的中国，恍如昨日，真的很难想象，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