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上半年通过“五反”运动，在北京、上海、天津等九大城市审查了45万户私营工商业者，发现其中程度不同地犯有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违法行为者达34万多户，即占到总数的76%。
又据武汉、广州两市调查，私营工业3万7千余户，全部违法所得达6000多万元，相当于这些企业自有资金的39%。
上海近万户大、中型工商业户中，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占到80%以上。
违法户数与违法金额所占比重之大，确实触目惊心。最令人发指的是，不法资本家在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品中竟也偷工减料、毒害中国人民志愿军。
天津40多家铁工厂承制志愿军用的镐和锹17.7万多把。这些奸商不用合同中规定的中碳钢，而用东北方铁，甚至用捏铁（各种烂铁轧在一起）；不用规定的轧板，而用扁铁，甚至用油桶皮。这些镐和锹运到前线，一铲就卷口，一刨就断，严重妨碍修筑工事。
济南盛昌蛋厂资本家刘云生承制军用蛋粉，掺进坏蛋和胡萝卜粉，获非法利润3.5万余元。他还给志愿军制肝粉、豆粉等，加大水分，掺入杂质，获利2.2万余元。又买进不合标准的生蛋黄粉，加工后高价出售，获利5.6万余元。另外，他还在两年中偷税漏税4.8万余元。
上海奸商张新根、徐苗新为国营益民公司代购制军用罐头用的牛肉，他们在牛肉中掺入一半以上的水牛肉和马肉，还丧尽天良掺入发了霉的臭牛肉和坏牛肉、死牛肉，盗骗国家款项20万~30万元。
武汉福华药棉厂资本家李寅廷承制志愿军用急救包，领来好棉花1万斤，竟全部换成废棉，其中还有1000斤是拣来的烂棉花。这批急救包中有12万个根本没有消毒，带着化脓菌、破伤风菌、坏疽菌就交了货。
资本家要反抗，根本不是什么带人造反，就是生产上搞鬼。由于五毒随之而来的五反运动，使劳资关系变得紧张，不少资本家被收拾了一顿。
资本主义经济要对抗国营经济的领导，要搞“五毒”，我们一定要坚持反对，这是肯定的。但必须知道，我国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要统筹安排。只管国营不管其他，是会出毛病的。一九五0年，为了财政经济稳定，只顾货币回笼，于是税收、公债等几路一起抓，对资本主义经济攻了一下，后来不得不来一次调整工商业。那时我们舒服了，人家就不舒服。我们只管国营是很简单的，既管国营又管私营是很麻烦的，但我们不能怕麻烦。如果不管就会更麻烦。现在怕麻烦，将来就会有大麻烦。现在解决好，还是将来解决好？当然是现在解决好。对各种经济成分要有所不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限制和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步子常常走得快了一些，走得过快就要调整一下。为什么我们对私营工业又要大体上一视同仁呢？这是因为，所有私营工业迟早都要变成国家的，不能丢掉它。同时，私营工业的工人与国营工业的工人一样，都是中国的工人，不能另眼看待。
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陈云
所谓拥护就是一个棒子一根萝卜一起来，在当时已经在农村搞了统购统销，我就不拿陈云原话了。
尤其是经过抗美援朝的国家订单，使得城市工商业的上游和下游全都被国家掌握，加上几次运动，私营企业主基本什么话语权了。
(一)国营商业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
(二)在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办法的情况下，国营批发公司的上下之间，也不能不大部分实行自上而下的派货。
(三)市场管理办法限制了私商的采购和贩运。这些办法使农产品、农业副产品实际上成为由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采购，而没有另外采购单位的竞争。
而且资本家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将来要改造他们，在有心理预期前提下实际上对他们很不错了。早期用的初级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用“四马分肥”的形式直接分利润，更关键的是中小企业主其实并不反对改造，甚至还拥护。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进行谈话指出：“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要明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四颗星星中有一颗是民族资产阶级，在经历过国民党统治的资本家来说，中共对他们真是救世主，我们也完全可以强制吞并并没这么做。随着进去高级国家资本主义状态，国家对企业主改用“定息”形式，始终给资本家留了利润空间。
资本主义工业，一般说来是分散的，小厂、落后厂占大多数，全国的私营工厂约有十三万户，已实行公私合营的一千九百多个工厂，产值占百分之五十八，其余的十二万多户只占百分之四十二。这十二万多户绝大多数是小的、落后的工厂，它们同国营商业部门没有加工订货的关系，因为做出来的东西不合规格，没有人要。要国营让出生产任务来给它，那就等于把先进工厂的任务让给落后工厂，这在经济上是很不合理的。因此，改组非常必要，不改组就不能安排。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典型经验，上海三笔(金笔、钢笔、铅笔)公司的经验就是这种典型之一。三笔公司今年要减少生产任务百分之四十左右，按照这个计算，它多余了二千五百个工人，需要转业。但是，后来在整个行业中进行改组，问题就解决了。改组大体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并，小的并到大的里面，大的带小的，几个小的合起来变成为一个人的；一种是淘汰，有的工厂设备很落后就不要了，把工人、实职人员安插到先进的大的工厂里面去。结果一百八十六家变成了九十八家，减少了几乎一半，多余的二千五百个职工都包了下来。这些工厂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可以赚钱；一种是暂时可以保本，将来可以赚钱；一种是略微把职工的工资降低一些，就可以维持生产。三笔公司的这种改组办法，上海、天津和北京的合营工厂有，其他地方的工厂也有，商店也有。大厂对小厂、先进厂对落后厂有一种责任，就是要把小厂这个包袱背起来，或者把它带起来。这是对国家的一种责任。不仅是私营工厂的大厂、先进厂有这种责任，国营工厂也有这种责任。我们解决工业中生产过剩的问题，解决先进厂与落后厂之间的关系问题，决不能够采取资本主义的办法。资本主义的办法是“大鱼吃小鱼”，大企业吃小企业，对失业工人根本不管。我们是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即按社会主义的原则来处理这个问题。
所有的资方实职人员，应该全部安置。里面有反革命分子怎么办？那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可以另作处理。都安置起来，就要给他们饭吃。他们过去没有吃艾森豪威尔的饭，是吃的中国饭，而且就是吃他那个铺子里面的，还让他吃下去，我们井没有增加别的东面给他。他们的工资怎么办？一般地(不是所有的人)不降低。资方人员现在认为职业是有了，就怕降低工资，将来定息没有了，如果工资也少了，那是左右打耳光，两面夹攻。我们不能这样做，应该“网开一面”。我认为，现在首先要把定息、专业公司这样要紧的问题定下来，至于工资，给他保存一下，影响不大。他们的工资比国营企业的标准高怎么办？可以采取暂时保留工资的办法，也可以想其他办法保证资本家的收入。
不应该让有经营能力的资方实职人员坐“冷板凳”，而要尽可能地使用他们。资本家中间有各种各样的人，大少爷虽不少，精明强干的也相当多。我们现在对精明强干的资本家不大欢喜用，这样不好。我们有的同志怕这些人精明强干，搞不赢他。我看不要怕，公私合营以后，一切都是按照社会主义企业的章程办事，上有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各部，下有工人群众，中间夹着资本家，怕什么？在工厂管理中，可以实行竞赛，只要我们不犯大错误，不是糊里糊涂，那末，社会主义方法是一定可以战胜资本主义方法的，这有什么可怕呢？我们不但不要怕，而且应该让资本家好好工作。公私合营企业里面的公股代表，要提高本领，不懂就要学习，否则就站不住脚。首先要把生产抓好，特别要抓好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只要生产搞得比资本家好，资本家的嘴巴就被封起来了，工人也信任你了，你说话也就响亮了。
第四，应该推广定息的办法。定息就是把原来分给资本家的利润，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现在有两种分配利润的办法：一种叫做“四马分肥”，这种办法同志们都是知道的；另一种是定息的办法，这种办法在工业、邮电等行业中都有实行的例子。全国的公私合营银行，大体都是实行定息的。上海还保存了几家私营银行，还挂原来的牌子，因为它们可以吸收侨汇，有一定的作用。至于其他银行，什么北四行、南四行，统统都实行公私合营了，实际上成了人民银行的储蓄处，给国家担负吸收存款的业务。
实行定息有很大好处。实行定息以后，工厂的生产关系有了很大改变，国家对工厂的关系，资本家对工厂的关系，都改变了。定息就是保持私股在一定时期内的定额利润，而企业可以基本上由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经营管理。这样，资本家得到了好处，我们得到了更大的好处。资本家暂时保存了他的资产价值，这个资产的所有权还是他的，但是不能变卖，只能拿到定额利息。工厂企业管理的实际权力转到了国家手里。资方人员参加一部分管理，这是一种什么管理呢？他仅是和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参加工作一样，不能像从前那样以资本家的身份来管理工厂了。由于生产关系的这种变革，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全部可以采用。因此，上面所讲的在采用加工订货时还不能避免的那些阻碍进步的因素，就可以消除了。
工商界已经有人提出，定息可以先定得高一点，以后慢慢减下来。我看可以采取这个办法。钱就是这么多，可以先多一点，后少一点。大资本家得的利息很多，怎么办呢？我们手里头的法宝很多，比如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等。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过去我们都没有收，要收的话可以收得很重，把他们限制住，超过一定限度的为国家所得。这样一些办法，都可以成为政府手里的一种约束资本家收入过多和对他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对大的资本家现在搞定息，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每年所得的钱很多。小的资本家，情况不同，比如他有五百块钱的资金，年息百分之五，一年只有二十五元，一个月两元，意义不大。资本上万元的中等资本家，现在主要是注意工资的多少，要求安排好他们的职务，保持原工资；至于利息，他们知道靠不住，数量也不多，洋财早就发不了了。全国的资本家一共有多少资本？据估计，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共计三十三亿元。定息百分之五，一年就是一亿六千五百万元。用这点钱，便把中国的资本家统统包下来了。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陈云
这段就能看出来，工商业改造真正的阻力不是占人口多数的中小资本家，而是大资本家。
会议结束时，大家同意计 委建议，将年产总值定为十五万亿左右，准备超过；对六百五十一个企业只作为一个拟定的框框，根据供、产、销情况及资本家态度（尚未完全摸清）准备加以缩减 和变动。会后立即由计委地方工业计划局与各地区参加合营会议的地方工业局负责同志根据供产销等情况，对于扩展合营的年产总值数字，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着重地考虑到面粉、榨油、橡胶、轧钢等行业的供、销情况，其中有全部或一部不宜今年合营。此外，荣毅仁、郭棣活两家尚未明确表示愿意合营，在他们未明确要求以 前，不宜正式列入计划。
（4）资本家的自愿问题。扩展合营时，必须要重视国家需要和企业改造可能的条件，同时也必须重视资本家自愿的条件。资本家的自愿是可以促进的，主要办法是向他们进行教育工作（向他们本人、他们的左右和亲友）和在实际上将公私合营企业作出榜样。对某些规模大，股东多的企业进行合营时，要尽可能通过企业资方的积极分子在私股股东中酝酿成熟。认为资本家的自愿是无关重要的，或者是强迫之下产生的形式上的自愿，显然是不对的，这必然妨碍对公私合营的扩展和资产阶 级分子的改造。
中财委（资）关于一九五四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
陈云
因而为什么说是高度拥护，可以说是党的统战政策是仁至义尽，萝卜大棒都用上。当然，也不要指望尽善尽恶，地方执行的时候必然会出现盲动激进的处理方式。
1955年中央举办全国工商联会议，毛泽东跟荣毅仁等资本家谈了很久，一直到第二届会议，最终用“诚意”打动了他们。
当时正值全国范围内的公私合营高潮前夕，毛泽东的话语重心长，发人深思。他说：“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而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接着他又补充说：民族资产阶级改造好了，将来一定可以加入到工人阶级的行列。
这次座谈会后，荣毅仁觉得很受启发。一回到上海，他就向上海市人代会保证：“我一定要把所得到的利润投资企业，购买公债，来支援国家建设。”他还在大会上表示：“我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做一个真正的同志。”
毛泽东同意陈云的意见：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户、亏损户，不分地区，不分行业，统统为年息5厘，个别需要提高息率的企业，可以超过5厘。当时资本家估计的息率是“坐三望四”，因此，中央这一决定使他们喜出望外，很受感动。1956年12月，全国工商联会议期间，中央又决定，从1956年起，定息7年不变，如7年后工商业者生活还有困难，还可以拖个尾巴。到1963年，又决定延长3年，直到1966年9月停发。资本家共拿定息10年又9个月，计12亿多元，加上高潮前“四马分肥”私股分得的红利股息，已相当于资本家的资产总额。
二是福利待遇问题从宽解决。在福利待遇上，国务院规定：企业核定资财的时候，私方人员本人股金在2000元以下的，其疾病医疗和病假期内的工资支付办法，均按所在企业职工的待遇办理；本人股金虽然超过了2000元，而有困难的私方人员，本人的疾病和病假期内的工资支付办法，也可以参照本企业职工的待遇办理。这样，就使80%左右的私方人员享受了职工医疗待遇。同时，国务院又规定，在职私方人员的原有工资一律不动，高薪不动，低的以后随着工资制度改革逐步调高。
实际上原有的资本家大部分都继续在原公司任职管理层，还领着定息，生活水平可是不差了。只要能挺过文革，基本上就是胡汉三又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