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主体的社会
中国是一个小有产者占主导的国家，这是由于东方整体落后的背景的一部分。在欧美，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已经大致上划分为了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在东方，资本主义尚未充分的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即消灭旧的阶级成分。
在一般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农民阶级被认为是小有产者，他们拥有在政策上难以交易的土地，这保障了这些小有产者阶级地位的稳定。通常认为中国有8亿农民，这是根据农业户籍人口的判断。但是有3亿农民是流动的农民工，这些农民通常被认为是半无产阶级，即他们一部分收入来自在城市的工资收入，一部分来自土地。
根据温铁军（2019）的定义：“农民工是农村小有产家庭派出前往城市获得额外收入的成员”，可以认为这些农民工也属于小有产者，至少可以相信他们只是小有产者向无产阶级过渡的早期阶段，具有一部分无产阶级的特征，但是依然是小有产阶级。类似的，黄宗智在2012年的文章《中国的农业发展——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也认为农民工属于“半无产阶级”。
所谓的半无产阶级是一种过渡状态，正如鱼在进化为岸上动物前需要先出现一种两栖类生物一样，这些同时依靠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阶级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在目前这个历史阶段，半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更接近小有产阶级。同时我要指出，一部分小有产者彻底破了产，然后成为了依靠工资生活的人，在这种转型的初期，他们在心理上依然是小有产者，他们无时不刻的想要重新翻身去获得生产资料再次成为小有产者，就好像骆驼祥子想要一辆黄包车自己生产不需要再给车厂老板打工一样。在德国，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不少就是这样的人。这成为了他们历史反动的动机。
另外根据黄宗智在2008年的文章《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中摘录的数据，根据统计口径不同，55%-78%的中国人是小有产者。78%这个数据是包括了城市居民中的小有产者，例如房东，小商贩等。55%则主要是农民人口。而真正的现代无产阶级大约仅有1亿-1.5亿人，大约仅占中国人口的10%。
二，阶级结构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由于中国尚未形成一个现代国家的阶级结构，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二元结构。所以中国表现出了典型的历史过渡期的状态：即波拿巴主义。
根据列宁和托洛斯基等人的定义，波拿巴主义被认为是在一个国家内有多个阶级，且这些阶级大致上处于均势状态的时候，出现的凌驾于所有阶级之上的军警官僚体制。
波拿巴体制会试图表现出自身是一个跨阶级的，“为了全民利益”的政府。它在某一政策上会讨好某一个阶级，又在另一个政策上对这些阶级进行打压。正如历史上的拿破仑及想要当农民的保护人，又想要当革命（这里说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捍卫者一样。其在中国的表现正是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即相信“四大阶级”能够在一面旗帜下联合起来，将它们的阶级矛盾内化为人民内部矛盾。
作为历史过渡期的一种体制，波拿巴主义最终会因为阶级运动的变化而变化，换而言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旧的诸多阶级被消灭了，这个见风使舵的政府被迫的选择一个阶级，成为捍卫这个阶级利益的暴力工具，即现代的国家政府。
三，小资产阶级的神圣性发作
小有产者拥有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表现，这被马克思称作为“神圣性发作”：
“它（资本主义）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共产党宣言》
资本主义的革命性一面破坏了旧社会的诸多旧的社会关系，将其转化为赤裸裸的资本关系。
然而在现代中国，这类社会关系和它们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尚未被消灭，它们依然存在，甚至一部分换上了一层摩登的造型（然而臀部依然带有旧时代的纹章）。
所以也不难解释为何中国的自由派或者小粉红群体们对某些民族，国家，词藻，偶像或者政治理论有着宗教式狂热的热忱了。
举例来说：一个在美国的工人，由于他的社会关系已经完全的资本化了，所以当我们讨论宪法的时候，这个工人会联想到一些很具体的问题。他对这本小册子全然没有崇拜的感情。他知道宪法上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是一回事，在现实生活中去确保这一点又是另一回事。
但是一个中国的自由派说起宪法，那么将会有一系列宏大的词藻——在80年代你可以找到大量所谓的“宪政”文章，并将其视作是社会诸多问题的“治病良方”，在他们眼里，这个词汇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政治结构，而是近似上帝的伟物。
正如200年前的德国（恰好也是一个小有产者超过半数的社会）用德国的方式来理解法国的哲学，却最终扭曲出了“一套拙劣的小学生作业”（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一样。现代中国的自由派和粉红们也是如此看待西方社会的诸多哲学和理论的。
但是神圣性发作终归是一时的狂热，终归是要落地的。
在这一点上，小资产阶级就充分表现了双重思想的好处。例如说，一个粉红可能会崇拜他幻想出来的国家形象，这个形象与基督徒口中的上帝是一回事，所以如果有人向他指出一些问题，，他就会暴跳如雷，因为他相信他的偶像是没有污点的。但是当事情发生他自己家的门口的时候，却改成他疯狂的咒骂了。
四，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者
小资产阶级中也会诞生革命者，这是非常微妙的事实。不少小资产阶级都是旧知识分子，他们有着旧知识分子典型的“良心”。中国所谓的“士以天下为己任”。
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社会中的进步代表，由于与西方的接触，他们已经熟知西方社会中的一些政治理论了。虽然他们中有大量人其实是用小有产者的方式去理解这些理论的，也就是前文所述的“神圣性发作”。
一些小资产阶级群体，主要是学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由此他们相信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但是一到了具体的革命工作中，由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就展现了出来。
一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宗教而不是具体的革命事务来看待的，他们抱着宗教式的皈依者狂热参与进这项事业中，却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来添乱的。
一些同志经常问：我们该如何去教育工人？这恰恰正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通病。
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将自己视作牧羊人和教师，而工人是他们的羊群和学生——正如一门宗教一般。
但是真正的革命工作却是需要以工人们为中心的。一个学生，跑到工人中间去，像一个牧师一样要工人这样做和那样做，这不是搞革命，这是给人添乱。正如托洛斯基所教导我们的：“这个学生必须要体会到，他之来到工人运动中，是以学生资格，不是以教师资格。他必须学会把自己置于从属地位，必须去干人家要他干的事，不是去干他自己要干的事。”
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宗教式热忱所造成的另一个麻烦便是他们热衷于某些宏大的叙事和神圣景观。
例如说，他们迫切的希望一次罢工，街垒战斗或者其他什么类似的东西好让他们享受革命圣战。他们如此的渴求这种左翼文化景观，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不会从实际的工人们的利益出发做事情（例如IWW在2020年的直接行动指南小册子里就指出，在他们所尝试的诸多斗争方式中，长期罢工是最为低效的——但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者就喜欢这个）。而当有人指责他们的冒险主义的时候，要么眼泪汪汪的对你诉说他们付出的“牺牲”，要么便是指责你阻挠了他们的圣战。
面对这样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当保持足够的怀疑去看待他们。不应当支持他们一时热血产生的革命冲动，而应当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他们，教导他们自己的位置——无产阶级的支持者而不是领导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许就会那么离开了，去别的地方闯祸和折腾工人，而其中也有极少的一部分会留下来。这些人在经历了几年具体的工作后能顺利蜕变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获得工人们的信任。
五，小资产阶级的最终命运
小资产阶级，正如其他旧社会的阶级成分一样，会被资本主义消灭掉。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
小资产阶级如果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那么就会沦为普罗大众——无产阶级。
但是这个阶级并不可能甘心失去他们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当这个国家的七成人口都是小有产者的时候。
在中国，很魔幻但是丝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所谓的“爱国者”小粉红在咒骂大资产阶级和促进资产阶级壮大的经济政策的时候，丝毫不会逊色于另一边的自由派。这是因为，不论崇拜的幻想偶像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中国的小资产阶级都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要完蛋了。
小资产阶级作为旧的社会结构每天都在瓦解，他们所信奉的神圣性关系每天都在被资本主义替换为新的资本关系。他们中的一部分，尤其是他们的子女，可能就已经是完全的无产者了。
所以他们就只能选择诅咒，诅咒资本主义世界的人际关系，诅咒资本主义的法律，诅咒资本主义的政治。但是依然无法阻止他们即将像恐龙一样灭绝的事实。
但是，他们依然有着最后一股反动力量，这是这个阶级在灭亡前夜最后的反扑。其具体表现正是法西斯主义。
六，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反动
小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不是从革命的意义上去反对资本主义的。他们想要的，是回到资本主义诞生前的中世纪田园，或者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中去。
他们不接受共产主义，因为他们连资本主义的革命性一面也无法接受。
一些理论不扎实的左翼革命者会产生一种迷茫，他们将这股反资本主义的力量视作是进步的革命力量。正如历史上的共产党人曾经错误的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当作是可以结盟的“同志”一样。
但是实际上小资产阶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是较之资本主义更为反动的历史现象。
在中国香港，我们已经见到了这样的历史反动。香港的资本主义已经极为发展了，它正在经历这个消灭小资产阶级的历史阶段的最后一幕，但是在这之前，香港的小市民们正在做他们最后的反扑。
第四国际秘书处是这样评论香港问题的“他们不反对资本主义，他们只是反对垄断资本主义并且想要属于自己的资本主义”。这正是小资产阶级固有的理想，“回到人人都有机会发财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里去”。
而大陆则可以预见的，未来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会进一步的激化。这实际上这已经发生了，我们可以在许多社交媒体帖子里看到这样的事实：小资产阶级们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反对中国的资产阶级。
在中国的小有产者运动会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状态：因为中国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有普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所以这些小有产者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主义的话术已经非常的熟练了。他们会用带有小有产者利益的角度去扭曲这些革命理论，将其庸俗化。他们会自称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是为了“革命”，但是实际操作保护小有产者利益的历史反动。这种运动的结果无非是马克思批判过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墨索里尼的“社会主义”。
其中最为极端的，正在产生纳粹主义的肮脏温床。正如托洛斯基所述，纳粹主义是一种底层小资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却被大资本家操纵的民粹运动。
七，历史的危机时代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新的极右翼政治力量会在小资产阶级自下而上的反革命，即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性一面中崛起，它的兴起是中世纪的野蛮亡灵，它否定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它是想要用中世界的狂热来对抗工业革命后的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施用勤，《反法西斯斗争史上被遗忘的一章》）。
这是非常危险的状态。正如前文所述，中国55%-78%的人口是小有产者，也就是8-11亿之众。托洛斯基在《共产国际的转向和德国局势》中指出，相较于纳粹党，德国共产党仅仅只是“积极的少数人行动”。
一些左翼活动家依然把中国问题的重点放在了波拿巴政府身上，却全然忽视了小资产阶级运动的可怖——他们中不少人甚至还错误的将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运动视为底层反抗资产阶级的正义之举（例如一些左翼人士对香港问题的错误判断）。
中国的波拿巴政权是一种过渡政权，它处于一场三角战争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正在争夺它的归属。
真正的战争发生在数量庞大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作为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正在东亚面临着同样来自底层却不是同一阶级的前所未有的压力。
然而，我们依然不需要绝望。中国的工人阶级数量虽少，但是它也仅仅只是从中国的尺度而言的。1.5亿工人已经超过了不少西方国家的人口总数。而且这个阶级每天都在壮大，它的力量尚未彻底觉醒，但是正在逐步崛起。因此，我们应当坚决的反对投降主义。
我们应当向革命的工人阶级表明，共产主义阵营依然掌握着局势的控制权。
虽然小资产阶级数量庞大，但是纳粹分子在现阶段依然是极少数。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很软弱性，共产党人完全由充分的机会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争取到自己革命阵营一边来。
我们应当加快国际合作，紧密的无国界的合作是无产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关键。
由于反革命的形势是如此的逼近，人类文明也有赖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的斗争。
我们一定会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