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在意明朝灭亡的就是清朝，清朝几乎把明朝所有失败经验都总结了一遍，并且严厉实施，因为明朝灭亡经验也就清朝能用上。
第一、总结东林党经验，严禁结党
第二、清代完成真正的中央集权
第三、对于皇族的控制
第四、牢牢抓住对于儒家道统的控制权
第五、完成税收改革
第六、针对北方蒙古以及其他民族的羁縻政策
第七、对于太监力量的使用
第八、取消各种籍贯制度，允许无地农民出卖劳动力
第一、总结东林党经验，严禁结党
清军刚入关夺取天下不久，明朝降清士大夫群体发生南北党争，让多尔衮和顺治就见识了党争的可怕性，这是用军事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用尽政治智慧，才勉强压下党争。
东林党对明朝灭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多尔衮和顺治见识了党争的可怕性后，把抑制党争列为头等大事。
顺治十二年撰写了《御制人臣儆心录》内容分为营私、值党、矫志、好名、附势、作伪、旷官、徇利，并且告知大臣：党同伐异、门户相持、援引朋类并将受到重处。
然后又在顺治十七年，禁止士子会盟结社，严禁官员私下聚会，并且取消了延续数千年的官员夜宴习惯。
以康雍乾三代在对待结党上，一直采取高压政策。康熙年代儒林士子结党被禁止，但是新的党争形式出现，就是以索额图和明珠两位权臣之争，所产生新的党争，当康熙全力把两党打掉后，又出现以诸子夺嫡所产生党争。
亲身经历党争的雍正上台后，加大了对于结党的打击，雍正二年，雍正以批驳欧阳修《朋党论》为开端，打击党争现象。
将八爷党残留的中坚力量进行了打击，打击完八爷党后。然后通过谢济世案，又打击了新的结党方向，并且有些激进，但是成功的打击了结党现象。雍正最讨厌的结党现象，又出现在了自己最信任的年羹尧身上，于是年羹尧就成了新的打击对象。
到了乾隆时期，乾隆初年，朋党又变成满洲党和汉人党，这让乾隆警惕不已，满洲党领袖鄂尔泰，汉人党领袖张廷玉，张廷玉成了汉人党领袖，这是雍正死也没想到的。但是乾隆首先把目标放在打击鄂党上，结果乾隆用了前后二十年，终于把鄂党连根拔起。
乾隆时期朋党力量基本出于零星结盟状态，但是乾隆连最后的火星也掐灭想，于是禁止大臣结交王室，所以哪怕乾隆宠臣和珅，权力在盛，再不敢大规模结党，被抄家时只有少数官员被连累。
但是到了清末，清朝还是灭于新时代的党人手里，这就是历史的轮回吧。
第二、清代完成了最后的中央集权
既彻底废除了丞相制度，干了这个朱元璋一直都想干的事情。雍正彻底废除丞相制度，雍正时期建立军机处，也就是现代的办公厅制度，省、道、府、县四级官员只向皇帝负责。
朱元璋废了很大努力废除的丞相，最后权利却还是落在了大学士手里，功亏一篑。清代雍正之前，中国传统王朝到最后，总是变成儒家阶层和皇权平衡的状态，丞相这个官职的权力总是会超出皇室的控制，军机处的出现，彻底完成了中央集权 从制度上解决了丞相以及大学士制度。
军机处做开始只是负责西北军机作战的几人小组，然后雍正发现军机处对于集权统治的好处，开始慢慢把军机处改变成“秘书处”和“全国机要中心”，军机处始终都没有正式朝中列编，也就脱离了传统朝廷文官体系管辖，人事权控制到了雍正手里。
同时也把军务从兵部彻底划入皇帝直接管控，从此再也没有宋明两代对于武官充满矛盾的控制。
宋明两代，由于军务始终归兵部管辖，由于对于军人的恐惧，军人地位低下，导致很多军事行动武官无法发挥重大军事功能。武官体系是宋明两代最大不稳定因数，也让国家缺乏战斗力。清代雍正把军务握在手里以后，才敢大胆裁撤八旗，转换了八旗隶属关系，去除了很多不稳定因素。
随着军机处负责事物慢慢走上正轨，很多职能发挥出巨大力量，这才有后来乾隆彻底解决西藏问题，以及准噶尔问题的军事力量。
在随着时间推移，军机处的职能越来越现代化，袁世凯的内阁制度，就是直接在军机处制度上建立的。
第三、彻底的把皇族权力关进笼子里面。
明亡时，朱元璋怎么也没想到，起义军对于自己的子孙的恨如此强烈，起义军用各种酷刑对待朱氏子孙，多数朱氏子孙最后因为自己的贪婪与自私而死掉。
明末时，朱氏子孙掌握全国近半数良田，消耗大量全国粮赋，但是崇祯为军费奔走的时候，没有一个朱氏子孙出来捐献家产保住明朝。北京被李自成攻破时各地藩王起兵，但是各自为政，最后明朝各藩王被清军逐个击破，无一成事。
所以清朝对于皇室的控制，和明朝相比手段狠辣异常。从顺治开始，皇室成员全都被命令居住在京城之内，王位继承借鉴前朝“世袭而递”，并规定“无故不得离京六十里，擅离者与谋反同罪”。
亲王和郡王的管制是十分严格的，他们在京城中被人秘密监视，而被派到地方上的公干亲王更是被严加看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要上报，如果没有经过皇帝的同意离开，那就是重罪。
最后他们不能结交大臣，前朝的许多王爷之所以能够篡位成功，不仅是因为他们手中的兵权，还是因为他们得到了部分大臣的支持，而到了乾隆时期，乾隆严禁大臣与皇族交往，并且严密监视，若是王爷们与大臣结交被发现的话，便是重罪，甚至是直接死刑。
关于封地，所有王爷封地直接由内务府管理，而王爷不能直接对自己封地进行管理，杜绝了清代皇族像明代皇族那样鱼肉百姓，这个巨大的笼子就叫北京。
所以直到清亡，都没有皇族王爷起兵一说。
第四、牢牢抓住对于儒家道统的控制权
所谓的“道统”，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贤达士人的所普遍认同道德理论体系，是士人们所颂扬同时也是统治阶层的开明派所认同的道德标准。
明朝皇权与儒家大臣之间的权力对抗，士大夫们身份地位的降低和社会主人公感的缺失，使得他们逐渐从追求治国安邦的立功思想，退而选择了代表着立言的著书立说。从追求”政统”转而坚守”道统”。
所以明朝士大夫由宋的“立功”纷纷改为“立言”，清代以前“道统”始终掌握在儒家领袖手中，这也是明朝到了后期，皇权与朝中大臣对抗加剧的原因，许多大臣为了立言，纷纷牺牲生命，可是最后直到明亡，明儒却没有崖山整个宋儒士子群体的刚烈。
为了重蹈明朝覆辙，清朝从康熙开始把道统归于皇帝手中，对于所有想把道统拿到手里的大儒进行严厉打击，保证整个儒家阶层和皇权保持高度一致。
而清朝的文字狱，其中一大部分是为了维护道统所做出的行为，文字狱震慑了儒家精英，让他们不敢对道统伸手，乾隆写了四万首诗，本质上讲也是一种维护道统的表现，只是质量不够数量取胜。
这也是天平天国时期，儒家精英纷纷出来对抗太平天国，维护清朝统治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关于道统对于清代科技的影响在下面这个链接。
第五、完成税收改革
明末大商人与东林党结盟，甚至有的东林党人直接进行经商活动，商税明明是朝中重要经济支柱，但是却始终由于东林党人的反对，之后总是反反复复，需要万历皇帝培养自己力量才能把商税收上来，万历之后每次想要收商税，都会被东林党抵制，税收上的重农轻商，导致明末军费开支紧张。
同时士大夫群体免税政策，导致大量土地被归入士大夫名下，导致农税也无法有效收取。所有税赋最终落到农民头上，最后农民不甘盘剥，最后纷纷起义，农民军李自成进入北京。
首先康熙时期定下了永不加赋基调，然后雍正更是完成了火耗归公、摊丁入地，并且推行了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于是彻底解决了士大夫群体的免税缺陷，穷困农民没有了纳税负担，雍正时期对于官员逃税惩罚极其苛刻，导致不少官员士绅因逃税被抄家。
清代建立一套标准的商税收取制度，其中最大份额为盐税、茶税、矿税等，各种税都有明确的收取制度，并且清代商人地位较明代有了极大提高，清代国库充盈才让国家有频频向西北动兵的基础。
第六、针对北方蒙古以及其他民族的羁縻政策
东北、蒙古草原、西北、藏区是历代中原王朝的威胁。
光是东北就产生了北魏鲜卑人，高句丽，大辽，金，以及满洲，所以清代对于东北就有了自己的办法，那就是东北封禁政策。
从表面看东北封禁政策是保护满人龙兴之地，维持东北满人纯粹性，可是从康熙七年到乾隆末年一百年多年里，东北一直是人口净流出状态，到康熙末年，东北已经是大片土地荒芜，可是到了乾隆年间对东北封禁更加严格，导致东北除了驻兵外，满人人口持续减少，大量满人流入关中，以至于1860年朝鲜族沿江而上进入东北，竟然占据了大量土地耕种。
东北封禁政策实际上消弱了留在东北满人的力量，康雍乾三代对于东北持续封禁，导致东北人力空虚，给了沙俄可乘之机，于是被沙俄侵占了大量土地，这和东北封禁有极大关系。
然后雍正开始将八旗旗主与旗人关系分割，从此八旗旗主失了对旗人的号召力，八旗从部落关系变成政治关系。
蒙古草原的威胁一直是中华史书上的主题，从春秋战国到明代土木堡之变，蒙古草原虽然民族更替频繁，对于中原威胁始终不变，历代中原王朝强盛时把草原主人打败，甚至逐出草原西遁，但是总会有新的民族占领草原，在中原虚弱的时候侵犯中原。
明初明军甚至远征鱼儿海，把蒙古王庭剿灭，可是没有一百年，一场土木堡又把明朝拽如下坡。蒙古草原就是一块充满巨大魔力的土地，中原王朝只能打败草原人，但是从没有让这里臣服过。
金人就曾经意识到蒙古人可怕，进行了持续的人口消减政策，人口消减就是血腥的杀戮，但是蒙古人没有被杀绝，反而壮大后吞掉金朝，于是到了清，清不再进行原始的杀戮政策。
而用综合手段控制蒙古，核心就是分裂蒙古王公，让蒙古王公分裂成小的部族，再也无法通过侵吞其他部族壮大，但凡有侵吞其他部族的部落，就会联合其他蒙古部族将其剿灭，最有名的准噶尔部，从康熙到乾隆三朝，持续七十年将其剿灭。
其他手段包括封爵制度，和亲制度，封爵制度让蒙古王公爵位世袭，杜绝了以前草原上强势王子夺取王位的养蛊习惯，不再有强势王爷诞生。然后将划分领地，从此各个王爷开始执着于保护自己领地，为了保护领地必须依靠清廷保护，于是整个草原失去以往的狼性。
通过和亲政策，让草原享受清廷的政治红利，整个草原部族在清廷有意挑选下，纷纷参与皇室婚姻之中，成为了清廷一份子。
皇家族谱《玉碟》记载, 在清朝统治的近300年间, 满蒙联姻“共595人次, 其中出嫁到蒙古的公主、格格达432人, 娶蒙古王公之女163人。
于是整个草原都和皇室有各种牵扯不断关系，蒙古草原从此彻底被收服，蒙古变成朝廷主要兵源地，清末的僧格林沁骑兵就是清朝平叛的主要武力。
藏区在明一代始终是臣而不服，乾隆时期，乾隆先后通过大小金川之战，武力制服藏区后。最关键的手段是把宗教权握在手里，也就是金瓶掣签，并确定西藏活佛、班禅额尔德尼和大呼图克图、大活佛等转世呼毕勒罕的权力的多极对立，从来不让一方独大，然后确定转世灵童产生地，由清代皇帝确定后方能就任。并且让各方势力轮流执掌寻找转世灵童的权力，保证内部势力因为权力争夺，寻求中央保护。
通过驻藏大臣控制西藏的官员任免，财政、军事、外交等权力全部归驻藏大臣，活佛班禅只保留少量权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制定有《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明确承袭金瓶掣签制度。
手指麻痹 明日在更
就从明清战争这个方面，处在明朝的立场上来说，历史教训就是：明军交的学费太多了，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以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和1621年的辽沈作战来看，明军的损失极为惨重，不仅有辽东本地的辽军，还有从九边重镇和西南各地征调到关外的部队。这些都是当时明朝最拿的出手、战斗力最有保证的精锐野战军。
1619年萨尔浒之战，参加此战的都是经历过万历三大征的明军老部队的底子，战斗力最强的核心。参加萨尔浒的明军将领，除了已亡故的李如松外，也都是从从三大征（特别是援朝战场）锻炼出来的宿将悍将。关键是心态，这些强兵宿将在过去几十年基本没打过大败仗，对建州女真，没有后来的“恐金症”心态，应该说士气也相对不错的。
在萨尔浒之战中，西路杜松和东路刘挺，都是成建制的被围歼。杜松部与后金交战的萨尔浒—界凡山战场，因距离抚顺相对比较近，还有少数残兵败将逃回来报信；东路刘挺干脆全军覆没。北路马林虽然在尚间崖战斗中逃走，但几个月后，也被围攻开原的后金军聚歼。在萨尔浒之战前期间，还发生了同样战况惨烈的清河城之战。
明军在辽东战场上遭到的“成建制”被歼灭，后果非常严重。精兵宿将一点都没剩下，全都损耗在战场上，根本无力恢复，就算有钱都打造不出来的。
1621年春，辽沈之战爆发。明军在这场战争中的结果，再次重演了这种“成建制”被歼灭的严重后果。
而且明军在辽沈之战里的损失，要比萨尔浒之战更加惨重。
首先是大片土地的丧失。沈阳、辽阳这些辽东重镇，位于浑河—辽河下游最富庶、最宜居的平原农业区。明军丧师弃土，后金迁都辽阳（后再改迁沈阳），八旗从边墙外的长白山山地，几乎全族迁入辽河下游大平原，不仅有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而且政治声威大振，对周边漠南蒙古各部产生了极好的震慑与笼络作用。辽沈之战后，后金与漠南蒙古诸部的来往更加频繁，双方关系更加紧密。
其次是彻底摧毁了明朝在辽东的军政统治体系。萨尔浒之战输的再惨，好歹坐镇沈阳的主帅平安无事，明军处在进攻姿态，后金是防御姿态。
但是辽沈之战，已经改为后金发动进攻，明军防御。防守沈阳、辽阳两城的明军不仅再一次被成建制歼灭，且辽东经略袁应泰、总兵梁仲善也在城破时阵亡或自杀。明朝派驻到辽东的地方军政要员和守军一起被后金歼灭。这种人力、物质损失和政治声望上造成的贬损，更为惨痛。
次年（1622），当后金在进攻辽西广宁时，驻守广宁的明军已经无法阻止地方，完全望风而靡的样子。
1626年，以宁远之战为标志，后金在辽西的军事扩展才遇到了某种瓶颈，明清双方随后开始进入到僵持阶段。
从1619年到1622年，短短不足三年的时间，明朝举全国之力，集中起来最精锐的武装力量，都扔到辽东的无底洞。这份学费太贵了，教训过于惨重，对明朝的财政、军力、政治威望等各方面造成的损害和带来的负担，都超过承受能力。
明军在关外辽东战场上惨重损失，也直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速度。
1645年3月，张献忠让部下颁布了六条禁令：
第一条，不许各部私自招兵，违者正法。
第二条，不许随意役使驿站的驿卒马夫，违者杖责。
第三条，军队的将领不准参与地方司法，违者降职。
第四条，不准部队随意向地方政府征发物资，违者正法。
第五条，不许军队接受百姓诉讼，违者杖责。
第六条，不许文武官员擅自和驻地的妇女结婚，违者降职。
这六条禁令全是看起来似乎都不算很重要，甚至造成了很多麻烦。但仔细一想，都大有道理。
第一条，有了这条禁令，招兵的手续烦琐了很多，不利于部队的扩编。但如果军队可以不经上级批准就自行招募新兵，那么将领们为了扩大部队，就很可能设法让一些本来不想参军的人参军，最后变成无差别的抓壮丁，就成了暴政。
第二条，这条禁令使得基层文武官员失去了指挥驿卒的权力，遇到事情还要从上级那里请来命令才能调动驿卒出差，行政效率肯定是要下降的。可如果允许官员随便指挥驿卒，很可能演变成对驿卒的无度压榨，甚至使驿卒成了官员的奴仆。
第三条，大西政权的文官也都是明朝的读书人，如果军队不干预，官府在诉讼中难免屁股坐得有点偏，很可能延续前明的一些陋习。但大西军的将领都是跟着张献忠一起打天下的老兄弟，手握兵权，而地方官员都是新投降的，没有多少权力。如果双方的意见不一致，显然文官们只能服从武将，这样一来，等于军队成了地方的司法机关，长远来看对于国家的稳定是非常不利的。国家不能永远军管，还是应该建立正常的统治秩序。
第四条，肯定也是降低了部队的效率。但假如部队有权直接向地方政府索要物资，这种索要就有可能超过地方政府承受能力的上限，但是文官们又惹不起大西军的武将，那么，他们就只能再去向老百姓加派，这就又走了明朝的老路。
第五条，这一条和第三条是相辅相成的。比方说，某个农民来军营中哭诉，说某某财主抢了他家的土地，于是大西军去杀了财主全家，把土地还给农民，这在张献忠造反的过程中是经常出现的。但是，也很有可能这个所谓的财主只是个放点高利贷，谋财但没害过命的普通富农，而这个“农民”其实是当地的一个地痞，借这个机会谋别人的家产，甚至有可能是军队和流氓合谋瓜分富户的家产。军队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手段去调查核实这些事情，军队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和作战，这种民事诉讼是地方政府的职责。军队不干预这些事情可能会放过一些罪恶，但是会避免更大的混乱。
第六条，看起来不近人情，但如果允许文武官员随便结婚，就很难保证他们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强占民女。在政权还不稳定的时候，只能先一禁了之。
关于张献忠的出身，有两段不同的记载，虽然互相之间有点矛盾，但是能指向同一个结论。
第一种说法出自《遗事琐谈》 ，认为张献忠原本是一个铁匠，因为官府逼他打造武器，不仅克扣工资还索要回扣，张献忠因而破产，这才不得不造反。
“张献忠，本铁匠子，年少刚狠，承造军器，官吏有陋规，而煤铁有余。后煤铁既少而陋规日增，工食克扣而限期更迫，匠不堪命，因以倾家，而追逼复首及之。乃入王嘉胤党，贼中称为八大王，自称为西王。”
第二种说法出自《纪事略》，认为张献忠原本是一个士兵，因为拼死立下的功劳被上司抢走才愤而反叛。书中还记叙了一段据说是1645年张献忠称帝时对部下们说的话：
“如朕微时，曾隶洪承畴标下吃粮，充一旗手，也曾冒矢石，探虎穴。援辽时，朕年未弱冠，亦曾兵刃交接，斩首级十余颗，论起来也博得个一官半职。岂知对垒交锋处有我，叙功疏上无我。到得恩诏下颁，部议上陈，为官者依然官上加官，到朕名下，不过同众兵分吃些牛酒。朕愤不过，所以自中牟县领着黄虎时起手，纵横天下，以至今日，抚有兹土，皆赖尔众将士戮力同心所致也。”
不管哪一种说法都能证明，张献忠是从基层靠真本事一步一步打上龙椅的，所以他非常清楚老百姓害怕什么。很多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可如果每件小事都不去约束，纪律一点点松弛，小事逐渐变成大事，迟早有一天，这一切会超过百姓所能忍受的极限。到那时，走投无路的百姓只能再选择揭竿而起。
尤其让我感触很深的是第二条，张献忠特意强调了驿卒权益的保护，我想，这和他的一位老朋友是分不开的吧。在明朝，驿卒过的是牲口一样的生活，“驿递非破家荡产以供，则鬻妻卖子以应。当此民穷财尽之秋，更罹狼吞虎噬之惨”。贪官污吏对他们的压榨极为残酷，“安定站银五万有奇，每发不过一二千金。县令例扣四百，余始分给驿所。”但明王朝的统治覆灭之后，不仅仅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注意改善驿卒的生活，就连清朝给驿卒的待遇也比明朝好得多。
这显然不是因为大清比大明更仁慈更善良，而是因为“明末李自成，银川驿之一马夫耳。因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奋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明朝虐待驿卒的结果是驿卒打进了京城，让皇帝上了吊。所以明朝之后的所有封建统治者都明白了要吸取明朝的教训，欺负驿卒可以，别把他们欺负急了。
我们走后政府可能会来给你们修路、盖学校、建医院，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
几乎所有的国家，除非完全亡于外敌，基本上都亡于“损不足而奉有余”。所以说，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得到任何教训。
为什么？因为利益，因为人性，因为短视。
即使统治阶级里面有那么一两个人看到了危机，想要呼吁改革，也是不可能的。当别人都在兼并，结党，挖墙脚的时候，你如果不这么干，你就会被从统治阶级里面淘汰；你如果想要阻止别人这么干，你就会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这是理性人的囚徒困境，个体的贪婪和理性，构成了群体的贪婪和非理性，妄想吞噬他人的饕餮巨口，最终吞噬了自己。
所以历史教训是没有用的，因为唯心的东西无法阻挡唯物的规律。纵使有那么一两个伟大人物，凭借时代大势赋予他们的力量，螳臂当车的阻挡或者延缓了一时，最终也会被雨打风吹去，因为伟人其实也是凡人，凡人终究会死。
然后历史的周期律会发挥它冷酷的作用，贫富分化，阶层割裂，社会主流意识随之割裂混乱，内部秩序开始崩塌。曾经扩张期的所对抗的外部压力，现在都开始挤压过来，在内部造成了更大的应力和断裂，如此循环，直至崩溃。
别担心，我所说的是人类灯塔，亚美利加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