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很多人都很难想象，其实这个问题可以从味精开始说起。
在哈佛大学的经典案例中，日本Ajinomoto公司（味之素）自从在20世纪初发明了味精之后，反而在多元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拓展到化工、半导体核心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目前，该公司不仅是全球十大食品制造商、年收入约合800亿元人民币，而且除了食品之外，还涉及高端化工和半导体材料、生命支持、医药健康等五大板块。
2012年，味之素公司就开始与东丽（尼龙）、普利司通（橡胶）等公司进行深度合作。在外行人员看来，这只是一种“不务正业”的多元化扩张；但实际上，味之素公司却是在以氨基酸（*可以制作尼龙、橡胶，人体大脑和肌肉等都含有大量氨基酸）作为核心竞争力，将自己打造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隐形冠军。
其中，对国内形成卡脖子的技术和产品，则是味之素公司的电子薄膜ABF——半导体芯片封装领域中的核心原材料。
事实上，如果没有味之素公司提供的这种绝缘膜ABF薄膜（封装材料），那么无论是苹果、高通，还是索尼PS 5，以及各种汽车、AI、5G芯片，统统都无法制造。
而在疫情影响下，味之素公司的ABF产量供给不足，也是导致目前全球芯片市场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连台积电的ABF薄膜库存也出现告急。
See？一家日本味精公司，却可以绊倒整个全世界的半导体产业。
对此，国内食品行业巨头（*2020年收入949亿，其中茅台酒收入848亿，其他系列酒收入99.91亿）、股市一哥（*2021年1月茅台的市值为2.51万亿，不仅相当于贵州省2020年GDP的1.4倍，而且还超过了法国LVMH集团的市值）茅台集团则表示毫无压力。
比卡脖子问题更加严峻的，是“卡心脏”问题。
目前，国内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已高达3.3亿。其中，因心血管疾病致死的病患有50%都和心律失常有关。由于目前的药物无法根治心律失常、且长期服药存在副作用，因此针对心动过缓、心动过速的心脏植入器械就成为了拯救生命的利器。
用国内以心血管治疗闻名的某著名三甲医院大内科主任、亚太心律失常学会专家的话说就是， “心脏起搏器是生物医学工程中，最成功的治疗器械和技术之一。”
然鹅，目前国内得到心脏起搏器救治的患者比例却还不及欧美国家的十分之一。2019年，国内植入心脏起搏器的数量约为10万台，每百万人植入量仅64.9台，不仅远低于新加坡（平均每百万人植入164.5台）、日本（501.3台）、新西兰（536.3台）等亚太发达国家的水平，更是远远低于欧美国家平均每百万人植入700~800台的水平；从而导致国内许多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临床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尤其是随着国内已经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心血管疾病患者、以及合并心脏病对安装起搏器的需求出现持续增长的情况下。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目前全球能研发和生产心脏起搏器的企业屈指可数。而欧美四家巨头（美国的美敦力、波科、雅培，德国的百多力）则垄断了国内超过90%的市场。
实际上，心脏起搏器中的导线、脉冲发生器中的芯片和电池，研发投入和技术门槛都极高。例如，双腔起搏器中两根细细的导线，看似简单，但它必须要在人体内放置长达30年、且不能产生排斥反应，仅要解决生物相容性问题就非常复杂。而且，导线始终随着心脏跳动，每天跳动8万次、10年就是近3亿次，30年就是9亿次，需要保证导线外层塑料、内部金属丝不断裂。
而仅仅只是这根导线，国内目前就还没有任何企业能够生产出质量过关的产品。
实际上，在国内患者一次性支付的心脏起搏器费用中，不仅包含了硬件价格，还包含了企业工程技术人员跟台、随访等系列服务。目前，国内的单腔起搏器定价为3~5万元，而临床植入量达70%的双腔起搏器价格则为6~8万元。
除了高价格成本的因素之外，国内掌握心脏起搏器植入技术的医生数量也非常有限。国内起搏器植入手术大部分都集中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每年能做100台起搏器植入手术的医生屈指可数，而绝大多数县域医院都还无法做植入手术。
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心脏起搏器进口均价约为1600~1800美元，国内的终端价格则是进口价的3~4倍。而在国内统一的带量采购中，只能挤出仅仅10%的的中间销售费用（*主要消耗在终端推广、以及代理商开拓市场的运营成本）。
因此，心脏起搏器在医保支付中不像冠脉支架按比例报销，而是使用最高支付限额。以北京为例，心脏起搏器的报销标准是单腔每套最高可报销2.52万元、双腔及三腔每套为3.24万元，超过最高限额部分则由患者自付。而每套6~7万元的双腔起搏器，患者需要一次性自付的费用就达4~5万元，加上住院费、药费之后的成本则更高。
更加尴尬的现实是，如果哪家欧美心脏起搏器企业离开国内市场，那么已植入在患者体内的起搏器就可能无人维护、从而产生生命隐患。实际上，国内过去已发生过类似情形。因此，国内医院基本上都不希望出现因为抵制洋货、或集采指标性压价而出现如此高风险的后果。
2021年4月底，美国要求瑞士政府不得再向CN出口高精度机床，理由是这些高端机床可能被用于J20战斗机生产线，从而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也是继华为“备胎计划”失败、荷兰ASML光刻机被禁之后，国内遭受的另一个“大国重器”卡脖子问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半年前（2020年10月），成立于1993年、被誉为国内机床一哥的沈阳机床却因为负债780亿而宣告破产重组。这个时间点，距离沈阳机床2012年以180亿营收问鼎全球机床行业仅仅只过了8年。
作为一个仅仅850多万人口的小国，瑞士不仅拥有几十家世界顶级的机床企业，而且瑞士机床还代表了欧洲乃至全球的先进制造水平。目前，瑞士机床产值占据全球规模近5%，机床出口位列全球第六。
尤其是瑞士机床领域内的世界隐形冠军。包括全球著名的工模具制造工业领域系统化供应商、全球EDM机床最强企业GF阿奇夏米尔，全球五轴联动领域龙头企业、高速切削领域领跑者Micron集团，全球立式加工中心品牌第一梯队、汽轮机\航空发动机\轴流压缩机等核心部件叶片加工的领军企业starrag集团，以及瑞士精机、威力铭-马科黛尔、宝美、Schaublin、AFFOLTER、Tornos等10多家高端机床企业。
而国内最尖端的军工机床之所以会选择瑞士机床，根本原因则是因为日本、德国高端机床的出口禁令。
实际上，在高端机床这个“人类工业文明皇冠上的明珠”这个高科技行业里，日本占据着垄断性的优势，无论是品牌、技术、利润，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日本不仅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机床品牌（*包括马扎克、发那科、森精机、捷太科特、牧野、小松、三菱、沙迪克、东芝、库吉玛、住友重机、芬太克、三井精机、富士、松浦、高松等上百家），还拥有连德国、瑞士机床都无可比拟的市场规模和技术优势。
就连大名鼎鼎的德国DMG（德玛吉）也已被日本森精控股，并共享日本技术。而比DMG更鼎鼎大名的，是日本Yamazaki Mazak（山崎马扎克）公司。不论是科技含量、利润、还是全球市场占有率都是世界第一（排在其后的是DMG、MORI）。
马扎克80%的机床都销往欧洲，可以说对整个欧洲的制造业都有着重要影响，甚至当选了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出的世界最佳公司。2013年，英国威尔士亲王亲自感谢了日本山崎家族对欧洲制造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作为世界排名第一的机床生产商，马扎克不仅是波音的最佳机床设备供应商、迈凯伦车队专用机床CNC供应商，而且国内中航集团的很多超精密机床也都来自于山崎马扎克（*当然在国内媒体上是看不到这种新闻的）。
在日本机床企业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美国F22战斗机的发动机以及KC135空中加油机的超精密加工机床使用的都是SNK（新日本工机）的5轴龙镗铣、布加迪威航W16和法拉利V8发动机所使用的超高端精密机床来自于日本松浦机械的5轴自动CNC（加工中心）MAM72-42V、全球超精密加工领域中精度最高的母机来自日本捷太科特Jtket的自由曲面金刚石加工机AHN15-3D（*其性能达到了30nm部件形成精度、1nm级ra表面粗糙度，在加工精度上比美国和英国的军工机床还要高出近8倍），等等。
显然，不论是国内的2035规划、还是工业4.0，如果离开了高端数控机床，那么不论是“世界工厂”的title、还是制造业的发展强大都是一纸空谈。
甚至，就连被国内广大热血青年看不上的意大利，其高端机床和工业制造水平也非常发达。实际上，意大利不仅船舶设计（尤其是豪华游轮设计）全球闻名，还拥有帕尔帕斯等欧洲著名机床品牌，其工业实力在G7集团中绝非浪得虚名。
例如，为了在全球盟国中推广F35战斗机，美国在意大利、日本同时建立了一条美国本土之外的F35组装生产线。最终，日本组装生产出来的F35成本比美国还贵了4000万美元，主要原因是很多零部件都需要外购；而意大利组装生产出来的F35成本却比美国还要低，甚至已经开始交付欧洲客户，主要原因就是一大半的零部件都可以在意大利本土生产。
事实上，沈阳机床在1999年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并使其产品获得了市场极大好评的背后原因，就是当时沈阳机床从意大利引进（*通过与意大利公司合资的方式）了激光切割机。而上海电气的工业重型燃机技术，则来自于其收购的意大利阿萨尔多公司。
实际上，上述这些卡脖子问题，只是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冰山一角。
而这一切背后的根本原因，除了国内科研制度体系和制造业实体经济的问题之外（*相关内容可以参考⬆️），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则是银河系第一的房地产泡沫。
那么，这个银河系第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20多年前，日本也曾和现在的国内一样深陷于房地产泡沫危机之中。在那个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不仅信贷洪峰一波又一波的推高了地价和房价，而且因为迷信土地会永远上涨，日本银行也普遍存在着土地拜物教。
例如，为了提高效率，许多银行的支行长、信贷经理陪着客户坐在直升机上看地皮，这样一天可以看十几块地，在直升机上“审批”上百亿日元的贷款。当时，有一位日本地产商带着住友银行的支行长在空中看地皮，他指着一块地告诉住友银行支行长，他们决定在这造高尔夫球场。刚喝完酒的支行长打着饱嗝说：“啊，好吧，就这么定了”，于是，他在直升飞机上就完成几十亿日元的贷款手续。而实际上，那块地其实就是一处垃圾填埋场。
又例如，有一家日本大型银行的信贷员回忆说：
有一天，我去总行审查部去申请一项贷款。当时这个客户拥有价值1亿日元的土地，原则上，他能贷到7000万。但我向审查部建议说，贷1亿也可以吧？他们反驳说：“别说蠢话！你难道不知道只能贷资产价值的70%吗？”我理直气壮的回答：“你才蠢呢！这地虽然现在值1亿，但明天就涨到1.2亿了，后天就是1.3亿了，大后天就涨到1.5亿了！到1.5亿的话，70%就是1亿零500万了，现在就是这个行情，反正马上就会涨的，这不是很好么？”于是，审查部人沉思一下，就把章给盖了；当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而是所有日本银行都这么干，排队向土地所有人放款，这就是那个疯狂的时代，仿佛每一寸土地都能长出金子。”
20多年后的今天，当初横扫日本首富排行榜的房地产商都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则是日本高科技产业的全面崛起和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