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土地兼并，导致了一个破产群体，叫，失地农民。现在的土地兼并，搞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会在将来形成一个破产负债群体，现在叫，房奴。再过几年，他们都会有一个新标签：
失房贫民。
没人有那个耐力也没那个能力，持续完成二三十年月月不间断的按揭贷款。普通人五年左右就会因为不堪重负而崩盘，许多高杠杆者甚至三年都扛不住就要弃房而逃，变成房子被银行收走拍卖抵债之后还要倒欠一笔贷款的负资产人员。
大家因为看多了历史，对失地农民的惨痛教训心有阴影，所以大家都不会傻到去跟地主抢耕地。但历史上可没有发生过商品房大崩盘的案例，所以人们是不知道也不认为买房子到时候也会走上失地农民的老路的。
这次，大地主换了一件马甲，变成了房地产开发商，而农民们也因为大家都不用种田了，大家都是中过秀才的人，升级当了大公司的码农，远不像当初那些无知的农民了。但码农还是带个农字，秀才虽然比穿短衫的农民高了一级，但依然还没脱去韭菜的青绿色，他们还是那个买单卖身的贫民。
现在，许多人尚处房奴阶段，就像以前朝代的佃农长工们，还处于苦苦支撑尚能维系平盘的阶段。但春荒捱过，还有夏旱在前面等，夏旱死扛之后，还有秋歉在等，秋歉熬过了的，冬绝就是最后的死期。耕牛死了，用手挖地，买不起种子肥料，那就收集自己屎尿，再去路上拾牛粪，像不像现在的码农们，被大厂裁员失业了，还可以去送外卖，到处亲朋好友借不到了，各种网贷平台支借，网贷最后也违约了，那才是最后山穷水尽躺平认命的开始。佃农长工做不成了，成了彻底的失地农民，房奴身份也维持不下去了，那就会成为彻底的失房贫民，负资产阶级。
等到此时，你才会发现，历史的车辙，怎么咬合的竟是如此的紧密。
当你把房子捆绑公共资源再卖出去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房子，而是一种阶层特权，这种特权会传递给下一代，高昂的房价会自然形成阶层壁垒，有特权的还要多投资垄断这种特权，等后来者用更高的代价从自己手里买走，后来者越来越难以突破，直至阶层固化为止。
居住属性保护缺失，如果我租赁了房子，按道理是拿走了合同期内的权利，这部分权利应该不受任何侵害，现实中很多人盯上了这个买卖，居住权利很容易被剥夺，保护缺失且维权难度极高，在大城市甚至形成了黑产，蛋壳最后的处理结果如何呢？反正热度过去了也就没人在意这个事情，就当事情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样。
租售同权更像是一个大饼，年轻人都是经济体的未来，喊了多年的租售同权毫无进展，一个学区房改革都举步维艰，更不要说租售同权，没人会愿意让利给经济未来，更多的是向未来索取，比如降低首付也不愿意降低房价，增加未来杠杆的方式维持资产泡沫和既得利益。
当然，一旦这种阶层流动的意愿被打破，这种公共资源的捆绑也就没有意义了，你待价而沽也未必有下家愿意在经济下行中冒险负债接盘，后来者愿不愿意、有没有能力再为这种几十年的劳动换来的公共资源买单？现实中无非是婚育延后，生育意愿进一步下降，没有需求，阶层流动大饼就没有了约束力，只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想，未必都会按照剧本设计的来。
当房子捆绑了结婚，生育以及一系列公共服务的时候，这时候房子已经不再是房子，它已经变成了精神图腾。
所有对这种精神图腾有痴迷信仰的人，都必须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代价。房产的价格高低就代表他付出的代价大小。
这时候房子就变成类似宗教的产物，而且是前现代的宗教，属于你不得不交的什一税，从精神到物质两方面同时噶你的韭菜。
然而什一税是固定的，房价可不是。当房价不断攀升的时候，就是人们感觉越来越痛苦的时候。
但是当这种痛苦超过某个限度，事情就会反转。因为这种痛苦到了极限，反而会逼迫人们觉醒。就好像当年天主教为了敛财拼命地出售赎罪券，结果导致了宗教革命一样。
当房产价格高到让许多人绝望的时候，一种被迫的觉醒就产生了。这种觉醒会让人们被迫审视自己曾经的信仰和观念，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扭转一代人的观念。
这种趋势一旦开始就无法逆转了。家庭观念，曾经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然而短短十年不到的时间，一代人的观念已经开始扭转了，人们被迫离开自己的精神家园，被迫流浪，他们一开始会觉得迷茫，然而最终他们会觉得……自由。
用家庭的束缚来“管理”老百姓，自古以来就是塞里斯政府的不言之秘。一个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极大概率就是顺服政府的良民。但是在这一代人身上，这种束缚被解脱了。
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离婚率上升，这些趋势还仅仅是开始。
那些中老年的保守者，既得利益者，他们会大骂这一代的年轻人没有责任心，没有家庭责任感。就好像曾经明末的大臣痛骂农民起义军：不做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你们为什么不老老实实躺倒被剥削，你们为什么要反抗，哪怕只是沉默被动的反抗？
因为我们是人，不是动物，也不是奴隶。
有几方面的原因相辅相成，比如最显著的，过去二十多年一般资产价值缩水和房产升值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就是所谓的房子保值增值。再比如说，土地财政与开发商合谋推动。但我一定程度上认为，这些都不是基础性的原因。
我个人的理解，根源在社会资源分配方式上。户口+房产证”成为当代最“硬”的“粮票”，是一个人能“上桌”参与社会资源分配共享的“门槛”。
社会资源分配是社会管理的基础问题，也是一个普通人最“有感”的政治经济学。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社会资源分配基于“身份”，工人、农民、干部，什么样的身份属性匹配什么样的社会资源，规定得未必清楚但足够严格，甚至严格代际传递，必须通过特定的机制才能实现身份跨越。比如农民的孩子注定继续是农民，除非读书考学进单位拿到干部身份，或者招工进厂拿到工人身份；工人的孩子只要基本正常，最差可以进厂当学徒工子承父业继续工人身份。而身份一旦定了，这一辈子生老病死的生活方式基本也就定了。所以，那时候是身份决定房子以及一切，房子的价值仅仅只是满足居住需求，甚至在相当长的年代，房子是无法上市流通的，仅仅只供分配和居住。再比如，那时候严格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导致城市里的房子对农民身份的人是毫无价值的，且不说那个时候一个农民在城市里有没有可能买到房，即使一个农民因为某种原因甚至巧合在城市里有了一套房，他也依然无法得到任何城市人口的社会资源。比如，如果他不能采取某些变通办法搞到粮票，他在城市里连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商品房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也没有立刻得到人们的青睐，核心原因还是因为那时候房只意味着住，其他一切社会资源还是依靠以身份为核心的体系在进行分配，没有一个优势身份，有房也是零。“房子有什么用，又不能吃又不能喝”，这是当时的现实写照。
大规模的国企和事业单位改制、传统干部体系向现代公务员体系的转变，开始从根本上撼动我们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旧的高度固化的以身份为核心的分配，开始向具有流动性的半市场半身份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转变。其中的一大标志就是更加多样化的“落户”方式，从早期的“农转非”到“买房落户、蓝印户口”再到现在的“积分落户”，都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个结点。
最显而易见的变化，出现在人们的日常逻辑中。过去，人们了解一个人，最先问的几个问题必然包含“哪个单位的”。在身份流动性开始出现的早期，工作单位是锚定一个人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但到了现在，也许在三四线城市，问一个人的单位还稍许有些意义的话，在更大的城市里，“哪个单位”这个信息颗粒度已经没有意义，顶多问到是从事哪种职业，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就差不多了。再细，一来流动性强经常变，问了也管不了多久；二来大的职业性质确定了以后，一个人的生活画像基本就有概貌了，细化到“哪个单位”并不会带来太多的差异化信息量。
这种局面对社会管理带来很大的挑战，传统的以单位管人的方式行不通了。过去单位刷白墙的有句话叫“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管理逻辑，单位大院大门一关，就是一个社会治理单位。后来，单位管人不得不逐渐过渡到社区管人，到了这个阶段，“哪个社区的”取代“哪个单位的”成为社会管理的划线方式。到了这时候，“房产证”就取代了“工作证”，成为了新时代的“身份证”。
举一个更容易理解的例子，学区房。学区房之前，靠什么来决定哪里的孩子上哪里的学校？靠父母的单位。因为一来那是一个子弟校盛行的年代，即使是教育局直属的公办学校，很多也和附近单位是共建关系；二来那时候人们的居住聚集性也以单位为中心，职工大院、集中连片的分房。这个时代过去以后，住房就成为了新的教育资源分配划线方式，这才有了学区房。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二三十年内，我们的社会从上到下还无法接受完全的市场化道德叙事，社会资源价高者得，穷人得不到社会资源只得到“maybe this is life”对多数人还是有点太刺激，必要的掩饰还是必要的。因此为了维护社会道德审美的必要需求，一些表面看似非市场化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还是会广泛存在的。但是，这些表面非市场化的东西，实质上还是会被市场作价，变相进入市场流通和交换，今天也许是有证的长期居住地，也就是房，明天会不会出来新的什么标志物，不好预测，这与社会管理手段的技术进步水平，比如大数据，可能有关。
总而言之，看待中国人的买房情结，不能只看表面上的投资经济逻辑，根源，我认为还在社会资源分配方式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上。
— 完 —
你该问问，为什么房子要关联户口，婚姻，教育，医疗，养老金等。
这些东西都是人类必须的东西，
谁把这些和房子强制关联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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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了三十多岁，现在才知道的奇葩事。。
好奇贝南是啥国家，
原来三十年前就瓦解了！
我们也曾经不那么痴迷买房。
我先拿自己家的事举个例子吧。
1994年，我们家买了第一台彩电。29寸，长虹的，花了7000多。
什么概念？
2003年，我大学毕业，武汉的房子也就是十来万一套。
你想想，1994年，7000多的彩电，当时我初中，记不大清楚，爸妈工资加起来撑死应该也就几百吧。
凭什么我们当年敢花费超过全家一年的工资总额，十分之一套房子的钱，买一台彩电？
为什么我们当年不痴迷买房？
因为老爸单位分房子。
因为老妈肺结核来武汉住院，单位工资照发，公车送医院，工会主席带着公司财务陪着在医院缴费（公费）办手续。
至于我们家之外，单位的小年轻还有痴迷于台球，气枪，摩托车的（我尼玛，他们从哪里搞到油的？那时候连加油站都少）。
我知道，有人要咬牙切齿了，“工贵”嘛，我懂。这帽子我戴了。
然后就是下岗。这下大家满意了？打倒了“工贵”，享了那么久的福，也该下来接地气了，这很公平，社会规律，认了。
（这里插播一句，凭什么农民就该受穷受苦？要我说，就该全国都当“工贵”，要不然，凭什么说“四个现代化”）。
故事还没完。
2013年，我们家贷款买房，同年，花1500买了台29寸的电视（狗X！当年“大脑袋”29寸彩电卖7000多，害老子差点高攀不起，现在的29寸平板液晶彩电只卖1500，让你狂！）。
2021年，我们咬牙一口气掏出十几万，提前还清了贷款，那台2013年买的电视还在——现在也还在，到今年快10年了。
为什么我宁可一掏就是十几万扔在房子上，也不舍得换1500的电视？10年都不舍得换？
我们已经上过一回当，不会再上了。
我们家命犯电视。
倒霉就倒霉在买电视上。
买电视会遭报应的。
你买电视，人家会眼红你是“工贵”，活该打倒。你买房，人家反倒相信是“历史的进程”，服服帖帖。
至少在可预期的时间段内，你们总不能再把我当“房贵”又打倒一次吧？就算是收房产税，我们家就这一套自住房，也未见得就收到我们头上。再说了，前头还有一堆连贷款都还没还清的顶着呢，要慌也不是我慌。
我老婆同事家，两口子一次性全款拿出400万买学区房。但他们十几年没看过一场电影，哪怕一张票才40块钱，只有一套房子的十万分之一。
当“工贵”是一定会被打倒的。消费，是原罪，是注定会跌得粉身碎骨的。
但买房子不会（起码几十年内不会）。买房就是满门忠烈，买房就是政治正确，买房才有立锥之地，买房才能登堂入室，买房就是坚如磐石，买房就是稳如泰山，买房就是全民共识，买房就是赎罪券，买房可以逢凶化吉。
买不起北上广深的房子就在省城买。买不起省城的房子就去县城买。县城的房子买不起就去镇上买。连镇上的房子都买不起，那也得花钱把农村老宅翻新。
中国人不是痴迷于买房，是痴迷于安全，正确。
旧社会田产代表着安全，那就痴迷于买田置地。
后来打倒地主老财，你工人爷爷来了，那就痴迷于进厂（“工贵”）。
“工贵”被打倒了，就痴迷于买房（以及考编）。
我们中国人，只想找到不会被打倒的东西以傍身。
只有“正确”，才不会被打倒，才安全。
买电视是“工贵”，小烧烤是“吃货”，游戏机是玩物丧志，谈恋爱是“海王”，看电影是“小资”，旅游是“文青”，喝咖啡是“矫情”……
承认吧，我们打骨子里就是反消费的，我们对消费的理解，四舍五入约等于浪费。下决心“刺激消费”不亚于下决心给癌症晚期患者注射吗啡。瞅这几个字都透露着一股咬牙切齿。
我说家里曾经是国企职工，只要一谈当年的生活，百分百挨骂。
我谈买房，大家对我无可奈何。
还是买房最安全，最理直气壮。
买房的本质是储蓄（生孩子也是）。
诶，这个好！鼓掌！
这就叫“稳定压倒一切”。
政治正确大过天。
真是迷死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