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底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8人就不算剥削，超过8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年1月，中央对超出8人的雇工提出“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3.23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2.13倍。1990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10.78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6.22倍。

而这一切，在1992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年底夺去87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能人”。1992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1.9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到1998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2700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3000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600万到800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WTO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MBO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500强的数量从2007年的30个，飙升至2015年的106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2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993861部队，即99重阳的老人，38妇女的女性，61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67.91%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2014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2012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2003-2015，其中2010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成本”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GDP增长率从2013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新常态”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2009年和2014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阶级”、“剥削”、“剩余价值”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资本家”称呼企业家，用“剥削”描述企业家，用“阶级”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2020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年这个单间300块，今年这个单间550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转载于佐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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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台湾，兄弟们可以搜搜辽宁号舰长的身份，看看乐子？

给大家讲一段被重重迷雾所遮盖的历史。这是一段人类历史上最悲壮最感人的历史。理解这一段历史，你们才会知道，今天的成就是多么的不容易。

那就是前三十年工业史。

建国之初，满目疮痍。

当年粮食总产量约1.1亿吨，摊到5亿人头上人均只有200公斤。

工业基础几乎为0，全国工业基本集中在3个点上，东北几个大城市、上海、广州。产业工人只有1000万出头，工程师只有12万人，其中只有4万人合格。

基础设施惨不忍睹。

外汇储备基本为0——之前国库的黄金、银元、外汇早已经被秃子刮干净运到了台湾。

80%的国民是文盲，5亿人口的国家每年的小学生——对，你没看错，每年培养的小学生只有67万人。

最糟糕的是，北方大部分地区生态已经严重恶化。当年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可怜的8.7%，而北方已经降低到不到5%。大量的树木被砍伐作为燃料，平原地区基本看不到成形的树木，几乎所有的山岭都是一片光秃秃的石山。

生态的恶化让全国灾害不断——暴雨、干旱、泥石流层出不穷，那个时代兔子人民的平均寿命只有可怜的35岁。

急剧恶化的生态已经表明，一个农业社会的国家，5亿人口已经超越了这片土地能够承载的极限，按照自然法则，或者爆发战争，或者爆发生态灾难，让总人口自然淘汰到4亿以下，才会慢慢恢复生态平衡。

过去这片土地几千年来都重复着这个规律。

怎么办？

怎么才能提高粮食产量，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

怎么才能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延长老百姓的寿命？

怎么才能根本上遏制恶化的生态，重建青山绿水？

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一个答案：

工业化。

只有工业化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只有工业化才能不断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

只有工业化才能遏制生态的灾难（这一条可能有些人无法理解，你看到后面就明白了）。

只有工业化才能让兔子站起来，实现民族的复兴。

人类社会绝大多数问题的解决方案归根结底就是工业化。

答案显而易见，但是做起来却千难万难。

建立一个工业体系需要天文数字的金钱，需要海量的工业设备，需要几千万熟练的产业工人以及几百万优秀的工程师……

而这一切，兔子都没有。

但是兔子却有经历战争考验具有钢铁般意志的管理层，有着一个对5亿国民进行高效动员的组织。

一切为了工业化！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一套管理模式被设计出来：

缺钱？就搞高积累，勒紧裤腰带，把每一粒粮食都省下来，投入工业化；

没设备？就向北极熊全面靠拢，再在东方之珠开一个口子，走私也要引进工业设备；

没人才？就大面积铺开基础教育，搞简化字，快捷高效的传播知识；

怎么激励优秀人才投身工业化？搞城乡二元化，让工人与干部吃皇粮，拉开城乡的待遇区别……

那么，

这样的顶层设计就可以让兔子跨进工业国家的大门了吗？

远远不够！

任何国家工业化过程，必然将过去农业社会形成稳定利益格局砸得粉碎，重建一个以工业体系为核心的全新的社会结构。在工业化的冲击下，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大批手工业者纷纷破产。伴随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社会的剧烈动荡。

英国工人的悲惨生活

纵览世界工业革命历史，字里行间都是斑斑血泪。

号称日不落帝国的不列颠，纵然在大航海时代从全世界掠夺了天文数字的财富来启动工业化，但是工业体系对劳动力永不停止的需求，同样产生了“羊吃人”的悲剧。

羊吃人

有光荣历史的高卢雄鸡，与工业化过程相伴的是波澜壮阔的大革命，仅仅拿破仑时代，高卢人就奉献了整个国家23%年轻人的生命。

至于北美大陆的鹰酱国，工业化也导致了北方工业资本家与南方农场主的尖锐对立，南北两方撕裂成两块，整整4年的内战将国家打成一片尸山血海——比后来参加两次世界大战阵亡的人数还多。

南北战争

那么，兔子怎么跨进工业国家的大门？

简单的重复鹰酱、高卢、不列颠等等国家工业化的历史？让这个饱受战乱的国家再承受一次工业化的巨震？

不！绝不！

一套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应运而生。它就像一把巨锁，将五亿国民牢牢的锁定在土地上，通过限制国民的自然流动，力图将工业化对社会的冲击降低到最小程度。“农转非”就像是开锁的钥匙——根据工业化进展，有计划的将一批批农业人口转化成工业体系的工人以及体制内的管理人员。

于是，在这样复杂顶层设计下，兔子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苦难行军。

1. 钢铁之梦

工业化首先从何而始？

煤+钢是工业化的基础。

煤炭为工业化提供燃料，而钢铁是工业化最基础的材料，放眼国民经济社会，钢铁的需求几乎无处不在：工业设备要钢铁，开采煤矿要钢铁，基础设施建设要钢铁，农业生产要钢铁，连北方冬天用钢铁做的炉子也比用砖石切成的燃料的使用效率高得多。

可是，建国之初，兔子的钢铁产能低的可怜。在当时工业化国家钢铁产量以千万吨计时，1950年兔子钢铁产量仅仅61万吨，对于一个工业体系而言，这点钢铁产量可谓杯水车薪。

自己一穷二白基础薄弱，外部又面临鹰酱等西方世界的封锁，向北极熊靠拢，获取必要的经济援助+工业设备就成为一种必然。

适逢朝鲜半岛南北战争爆发，兔子一方面为了保卫东北这个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一方面也是向北极熊纳投名状，几十万兔子卧冰嚼雪，气贯长虹，将鹰酱等18国联军赶回38线，从而在朝鲜半岛停战后获得北极熊156工程的关键援助。

156工程是北极熊对兔子工业体系建立之初的关键援助，是兔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该工程总计156项工业项目援助，包括煤炭25项、石油2项、电力25项、钢铁7项、有色金属13项、化工7项、机械24项、轻工业1项、医药2项、军工45项、施工3项。

156工程帮助兔子搭起一个工业体系的架子，也是当时兔子薄弱的基础所能承载的工业援助的极限（156工程主要集中在东北，因为当时东北产业工人与技术员不够，还从上海抽调了十万工人与技术员赶赴东北及各地支持。直到今天，在东北还能遇到很多带这上海口音的老人）。

第一个五年计划轰轰烈烈展开了。到1957年，兔子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从1952年的20.9%，增长到29.6%。

工业化取得了开门红。

注：工业体系的建设最初搭架子还不算很难，自己凑一点，别人给一点，搭起一个工业体系的骨架很多国家都能做到，难点是后续的扩张——怎么协调几十个工业门类的发展，怎么维持几十年对工业化的投入，还有就是工业体系的发展要与国际大环境契合等等，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纵观二战后历史，除了少数国家如脚盆鸡、高丽、琉球因为基础较好，人口较少，在鹰酱扶持援助下发展了部分优势产业外，成功完成全产业链工业化的只有兔子一个，过程中兔子是走了不少弯路，交了不少学费，但是其它发展中国家呢？现在连出路都没有！

1957年这个节点却出了问题。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兔子为了把全国力量统一纳入工业化建设中，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是合作社，工业是公私联营——整个国家由一个松散无序的农业社会结构改造成一个组织严密、指挥统一的准军事化结构。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兔子与北极熊交恶，北极熊不但停止了对兔子的援助，而且在2年后单方面撕毁合作协议撤走所有的技术专家。

怎么办？

理论上外部援助断绝，兔子只能靠自己慢慢积累完成工业化过程。可是，已经完成的社会结构性改造怎么办？又改回去？

那里能改得回去！

湖北孝感事件就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

1957年孝感一所初中学生忽然得到通知，高中升学率降低了，考不上高中政府不再分配工作，大家继续回家务农——这个消息对于长期被灌输掌握知识以后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学生的打击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于是冲动的学生上街游行，还围攻县政府。

这个事件对高层震动非常大。虽然当事人都受到严厉的处罚，但是，高层不得不考虑连锁的效应——为了迎接工业化，全国拼命普及教育，仅仅才几年，57年时全国已经建成9000余所初中。如果工业化进程变慢，那么，就很难给这些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难道等着再出一批孝感事件？

这还是学生层面，工商、农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范围更大，如果走回头路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

于是，一咬牙，做出一个激进的决策：

大跨越！

工业以钢铁为核心的大跨越。

农业以粮食为核心的大跨越。

大跨越就是一场悲剧，在那三年中，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吹气般从57年的29.6%膨胀到60年的44.5%，然后断崖式在61年跌落到31.9%，与工业同时跌落的是粮食，由于大跨越对生态的破坏以及放卫星式的蛮干，61年的粮食总产量从58年最高峰的近2亿吨跌落到1.3亿吨！

大跃进

最令人痛心的是，高层在一片狂热的气氛中根本不知道基层真实的生产数据，对于粮食产量做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估计，加上对北极熊还债的压力，错误的做出了提高粮食征收指标的决策。

1960年——1962年，兔子以粮油+其它食品折价21亿新卢布归还北极熊债务，以矿产+五金折价14亿新卢布归还北极熊债务。

60年代新卢布汇率还高于美元，21亿卢布大致等于23亿美元，23亿美元的农产品啊，按照当时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就是七八百万吨粮食——差不多就是4000万农民一年的口粮。

粮食减产+征收提高，

悲剧就这么发生了……

悲剧之后，兔子只能继续默默的做工业化积累，直到66年，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占比达到37.9%，同期农业占比为37.8%，兔子历史上（不算大跨越三年）第一次工业指标超过农业。兔子第一次感觉自己摸到工业社会的门槛，这个时间节点与那个著名的历史事件起点是如此巧合，很难让人不去联想之间的逻辑。

又是三年动荡，工业产值又跌落下去……

70年工业产值才再次超过农业，直到1978年，兔子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占比达到47.9%，农业占比降到28.2%，三十年苦难的行军总算积累了一点家底。

除了工业基础，78年兔子还培养了上亿的产业工人，700万工程师。

有了这个底子，才赶上了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末班车，从脚盆鸡产业输出中收益甚大。

苦难的行军（52——80年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注：全球产业转移有四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产业转移的路径是从不列颠向西方大陆和鹰酱转移。这次转移加上不列颠与西方大陆陷入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鹰酱成为工业第一强国。

第二次转移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产业转移的路径是从鹰酱向脚盆鸡和西普鲁士转移。

第三次浪潮大致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产业转移发生的主要区域在东亚地区。这次国际产业转移是由脚盆鸡主导的，是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主要产业输出国，而东亚“四小龙”是这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兔子在80年代初赶上了末班车。

第四次浪潮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产业输出地包括日本、东亚“四小龙”、鹰酱，这一次兔子成为最大的赢家。

兔子能够赶上2次产业转移，除了自己之前的底子扎实，也有一点运气，80年代——90年代脚盆鸡如日中天，与兔子建交后，出于对战争的补偿，给当时改革开放的兔子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括无偿援助+贴息贷款折合兔子货币4000多亿元，还有就是大量技术援助+生产线。

在80——90年代，脚盆鸡是兔子发展最主要的国际资金提供方+技术提供方。这批援助对于兔子工业体系的成长具有重大意义。

2. 以粮为纲

民以食为天。

填饱老百姓肚子需要粮食，进口工业设备所需要的外汇也要靠粮食来交换。工业化之初，粮食的地位是无以伦比的。

耕地能种植粮食的统统种植粮食。

受益于一五计划工业的发展，到1958年，粮食产量从10年前的1.1亿吨干到了近2亿吨。

大跨越时期，各种稀奇古怪能提高粮食产量的办法都想出来并去尝试。在自上而下的狂热情绪下，“放卫星”达到一种疯狂的地步。

然并卵，最后是惨痛的失败。

最后，兔子才不得不认识到，提高粮食产量归根结底还得要靠工业化——准确的说是化工工业。

21世纪兔子农业每亩土地使用化肥将近30公斤，人畜粪便要提供30公斤化肥同样多的养分需要1吨。当时人均耕地约2亩多。一个家庭一年能提供2吨以上的粪便吗？当然不能，在化工工业发展起来之前，在农村，粪便就是供不应求的稀缺资源。

雷锋捡粪便

——我的父亲就讲过，他小时候在外面玩耍如果拉了大便是要用树叶包着拿回家的。

现代化肥工业最重要的部分是合成氨工业。氨是制造所有氨肥、磷肥的基础原料。合成氨的化学原理并不高深，但是合成氨过程需要设备与管路承受巨大的高温高压，这是要合金钢无缝管生产为基础的。

兔子的钢铁工业才刚刚起步，无法制造无缝钢管——包括过去战争年代，无法制造大炮必须的无缝钢管也是让兔子军工头痛不已的问题。

不能生产无缝钢管，靠着一点可怜的外汇去进口，兔子的化工工业只能象蚂蚁搬家一样慢慢去攒。

50年代兔子一共只建设了4家合成氨工厂，60年代20多家，直到1970年兔子化肥年产能只有200万吨，与21世纪年产4000万吨相比，产量可谓杯水车薪。

1970年后，兔子终于掌握了合金钢生产技术，随后一口气生产了几百套合成氨设备，建设了上千个化肥厂。从1970年开始，平均每年化肥生产增长100万吨，75年提速到增长200万吨。

合成氨技术突破意味着化工工业的整体上了一个台阶。农药工业、农机工业伴随着合成氨一起腾飞，塑料薄膜（大棚种植材料）、塑料水管（引水灌溉工具）也大量普及。

历年化肥产量

在完整的化工产业链支持下，兔子的农业生产水平也一路狂飙。

70年代后，兔子的粮食生产曲线以一种近乎60度斜率向上狂飙，从60年最低谷1.3亿吨到80年超过3亿吨，到2015年的6亿吨，同期还生产6亿吨蔬菜与水果（时至今日，南边的阿三在耕地面积与兔子差不多，自然条件更好的情况下，年产粮食也不过3亿吨。）

历年粮食产量

现在的中国人每年大概只吃掉一半的粮食产量，另一半就去喂牛、喂猪、喂鸡——一公斤猪肉要消耗5公斤粮食，一公斤牛肉要消耗6公斤粮食，一公斤鸡肉要消耗2公斤粮食，供应13亿国民天文数字的肉类需求就得消耗天文数字的粮食。

自己生产的粮食不够就从国外进口，2017年兔子进口了9500万吨大豆，将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国90%以上的出口大豆席卷一空。而用来购买大豆的外汇则是我们用工业品出口换来的。

2015年，兔子国民年均消耗肉类59公斤，位居世界第十，亚洲第一；人均消耗鸡蛋300个，世界第二；人均消费蔬菜500公斤世界第一……

只有工业化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只有兔子这样逆天的全产业链才能让13亿国民支撑起一个吃货的大国。

这些令人自豪的数据背后，就是前三十年苦难行军的成果。

3. 教育的困局

百年大计，教育第一。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

建国之初，兔子就在教育扩招的道路上狂奔。当时薄弱的国力决定了教育投入非常有限，为了提高基础教育的效率，最大程度降低知识传播的障碍，兔子集中了一批最优秀的文字专家，搞了一套经典的简化字方案+配套的拼音体系。

简化字的广泛应用，让兔子教育如虎添翼，成就斐然。

列一组数据：

1951——1956年，小学毕业生从100万增长到500万；

1957——1968年，初中毕业生从100万增长到500万；

1971——1976年，高中毕业生从100万增长到500万；

2001——2008年，大学毕业生从100万增长到500万；

2017年，有800万大学生毕业，其中硕士50万+，博士5万+。

目前兔子适龄劳动力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将近1个亿，而整个西方世界，这个数字不过2个亿。

这些成就是不是非常了不起？

但是，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上面的数据有时代年限的断层。

为什么会出现断层？

原因只有一个：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工业化进程相匹配，否则就要出大问题！

57年孝感事件就是教育发展已经超越了当时的工业化水平，这是当时管理层做出“大跨越”决策的重要原因，企图用工业化“大跨越”来解决教育扩张产生的就业问题。

大跨越失败后，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于是知识青年下乡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

从60年代初到78年，几千万受过中学教育而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的青年走入了乡村。

知青下乡，是苦难行军中最凄婉的青春之歌……有部分青年通过上山下乡的磨砺，淬炼出坚强的意志，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共和国的脊梁。

七十年代末知青返城，同期以恢复高考+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来吸纳这些新增的上千万知识青年，但是工业化进程提供的就业岗位远远不足以满足就业需求。大量年轻人滞留城市无所事事，导致城市治安恶化，83年启动严打……

90年代后期再次启动大学扩招，这一次终于踩对了节奏，2003年加入世贸提供了外部旺盛的需求，让大学扩招培养的几千万大学生产生了一波工程师红利。

没有工业化，就没办法发展教育！

经典例子就是南方的阿三，目前还有30%的人口是文盲，所以，“印吹”说什么未来50年阿三会超过兔子，我是决计不信的。文盲算什么人口红利？

4. 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工业化之初，高积累就是一种必然。

即使是西方国家，通过大航海时代掠夺了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在工业化之初，资本家也拼命压榨工人，通过疯狂积累来攒出扩大工业生产的资金，工业革命早期工人阶级的待遇是骇人听闻的。

在住宅方面，城市的贫民窟杂乱无章、破烂不堪，空气污浊，通风、排水、卫生状况恶劣。许多人住的是阴暗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住宅非常拥挤，每一个角落都塞满了人，病人和健康人睡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甚至屋子里都不具备栖身的条件，家具破损不堪，往往一下雨就漏水。房屋内外，其肮脏程度难以形容。

在穿衣方面，工人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他们没有保暖的衣服。大多数人的衣服本来就不好，还得常常把比较好的衣服送到当铺里去。许多工人特别是爱尔兰人的衣服简直就是一些破布，往往连再打一个补丁的地方都没有了。

在饮食方面，工人们吃的事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许多工人只能靠土豆充饥，而且土豆多半是质量很差的，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有些人甚至食用已经半腐烂的病畜或死畜的肉。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食品里掺假，如糖里掺米粉、咖咖粉里掺菊芭、可可里掺有捣得很细的褐色粘土、酒精里加上颜料冒充红葡萄酒，等等。

——资料引自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疯狂的高积累才能让工业体系这个吞金兽飞速成长，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开始反哺国民。但是工业化初期工人看不到反哺的前景，只能长期的奉献。

为了高积累推动工业化，兔子创造出一套票证制度，所有的日常用品全凭票证供应——包括粮票、肉票、布票、油票……票证制度将食品与日用品供给压缩到最低。那个时代，有票证的居民相对生活还是有保障的，而没有票证的农民们，生活更加困苦。

各种票证

直到70年代，粮食生产在化工业支持下已经明显改善，居民的供应依然可怜。那时，一般城市居民每月供应23斤米面（学生是27斤）、4两油、半斤肉……那时，大部分国民都处于吃不饱的状态，苦难的行军其实就是饥饿的行军。

记得母亲说过，70年代，有一天父亲实在熬不住，将家里唯一的奢侈品——一块上海牌手表卖了50元，跑到黑市买了10斤肉，两顿就吃的干干净净。现在的人是无法想象那个时代的人对于肥肉简直就是一种类似图腾信仰的渴望——时至今日，很多那个时代的老人还是酷爱肥肉，包括烧白、红烧肉、猪蹄、回锅肉……

苦难行军中的日子是真的太苦了。服装千篇一律，食物勉强果腹，日用品短缺，文化娱乐单调乏味。

1957——1978年22年间，全民所有制职工名义年工资由637元增加到644元，仅增加7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78年城镇职工实际收入仅仅相当于57年85%。农民家庭平均年收入由72.95元增加到133.57元，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年增长不足1%。

1978年与1957年相比，全国人均消耗主要消费品，除了猪肉与食糖略有增加外，粮食由203.06公斤降到195.46公斤，食用油由2.42公斤降低到1.6公斤；牛羊肉由1.11公斤降低到0.75公斤，家禽由0.5公斤降低到0.44公斤；水产由4.34公斤降低到3.42公斤。

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是那个时代兔子生活的常态。

六亿人民不仅忍受了三十年最低的生活水准！而且忍受了三十年不分配经济发展成果！全世界有那个国家的国民能做到？但是，兔子却抗过来了。整整三十年，兔子吃糠咽菜几乎把每一粒粮食、每一件物资都省下来投入到工业化中！

三十年间，兔子国力在突飞猛进。

主要产品	1952年	1978年
粮食	1.63亿吨	3.1亿吨
化肥	7.8万吨	1065万吨
钢铁	135万吨	3178万吨
原油	22万吨	9364万吨
煤炭	3700万吨	6.1亿吨
水泥	152万吨	5565万吨
棉花	44.4万吨	204.9万吨
布	18.3亿米	110亿米
糖料	283.3万吨	2020.8万吨

1952年——1978年全国GDP由679亿元增加到3600亿元，将近6倍！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由20.9%增加到47.9%。

有意思的是，这个时期有一个现象几乎被所有的人忽略了，那就是从1960年开始，在食物供应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兔子人均寿命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增长，从1957年45岁左右，到1978年增长到67岁左右。

中国人均寿命曲线

这个时期发生了什么？

5. 凉白开、抗生素、赤脚医生

工业化的副产品：凉白开、抗生素与赤脚医生。

先说说凉白开。

凉白开就是我们常说的冷却的白开水。在现代社会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东西。其实在农业社会——凉白开对于普通人家是一种奢侈品。是的，奢侈品。

把水煮开了再喝更有益于健康，这个常识其实古人就有，早在晋代就有《养生要集》记载：“凡煮水饮之，众病无缘生也”。但是常识归常识，直到民国，绝大多数民众日常所喝的还是生水，不是民众不注重个人的健康，实在是燃料太宝贵。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柴名列第一，比粮食还重要。是的，我说的是柴。

粮食种下去总有几分收成，但是柴火却是越砍越少。兔子几千年历史基本就是这样一个循环，随着人烟的繁盛，大量的树木被砍伐作为燃料，然后是生态灾难，瘟疫、战争，人口大量减少，自然生态恢复，大乱之后大治，周而复始，形成一种周期性的循环。

在燃料缺乏而又人口集中的城市，人们的饮水更多依赖地下的井水，由于农业社会的城市不具备化粪处理能力，大量人畜排泄的粪便产生的污染，导致地下水质严重恶化。据清代《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北京内外城1258口井，绝大多数都是苦水井，做饭不香，洗衣服洗不干净，洗头发黏手。这样的生水饮用基本就是吃别人用粪便培育的大肠杆菌。

在农村，由于相对富裕的城市夺走了大量的柴火，导致农村一般只能烧秸秆，有限的燃料当然只能优先保障吃饭、取暖的需求，烧开水就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是的，很奢侈。

大量直接饮用河水的后果就是，各种恶性传染病连绵不绝。直到民国时期，层出不穷的烈性传染病反复爆发摧残着国民的健康：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

柴火的宝贵，直到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很多农村还在因为争夺柴火而发生大规模的械斗。

解决燃料的问题只能靠工业化。

通过工业化开采煤炭来解决民众的燃料问题。建国之初，兔子就将煤矿开采放到与钢铁同等重要的地位，北极熊156工程，就有25个煤矿项目。一五计划中，兔子的煤炭开采量保持着非常高的速度增长。49年煤矿产量不过3000万吨，到57年已经达到1.3亿吨，三年大跨越1960年达到近4亿吨的顶峰，61年又降下来为2.1亿吨，然后慢慢增长到78年的6亿吨。

兔子历年煤炭产量

按61年来算，2.1亿吨煤炭产量已经是49年的7倍，虽然大部分被投入到工业生产中，但是城市的燃料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城市（包括部分农村）开始大量应用蜂窝煤，没有城市争夺柴火，农村燃料问题也得到缓解。

燃料一解决，兔子开始喝上凉白开。

最初58年公共食堂开始免费供应开水，大跨越失败后，虽然食堂不再供应开水，但是，大跨越却让城市与农村普及了大量暖水瓶，随着煤炭产量的节节上升，凉白开对于国民不再是一种奢侈品。

凉白开的普及对于人体健康有重大意义，凉白开之后慢慢的有了更多的燃料可以烧热水洗澡，这又意味着公共卫生条件上了一个台阶。煤炭的广泛应用不仅可以给国民生活提供更多的燃料，更重要的是挽救了岌岌可危的生态环境，1949年，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8.6%，北方地区不足5%，到1978年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3%，现在是22%左右——工业化水平越高，城市化率就越高，森林覆盖率就越高。目前兔子的城市化率大致是57%左右，如果达到70%，届时森林覆盖率将达到40%以上。

接下来就是基础医疗系统建设。

抗生素。

兔子抗生素之父：张为申

张为申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46年赴美深造，1951年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国参加建设。先后完成青霉素进口原料的代用品研究和国产土霉素、链霉素、红霉素的研制。他培养的国内第一代抗生素科研人才，主导了兔子早期的抗生素研究，成功建立了国内抗生素研制体系，让兔子的抗生素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保持同步。

在张为申以及一大批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兔子在60年代实现大规模抗生素生产，让民国时代价格堪比黄金的抗生素成为白菜价，并在城市与农村广泛应用。

赤脚医生。

1965年6月26日关于医疗工作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