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北大韩毓海教授《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
该书以大气磅礴的思想，诗化的语言，生动的讲述，让人读来非常上头。推荐给大家。
以下是“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这一章节的读书整理笔记，并略作补充。
《毛选》讲的是大地与革命，青年与斗争，创造历史与改天换地的奇境，这如何不令无数年轻人心驰而澎湃？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之区别在于：我们并不认为真理已经被穷尽、被终结，我们并不认为在知识和认识领域里，世界已经一片光明。
我们只是认为：我们能够学会我们过去不会的东西。比如在过去，农村是我们不熟悉的，战争是我们不了解的，长征是前所未有的，怎样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建设新中国——这一切都是我们不熟悉的。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害怕过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说过：“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
勇敢地面对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满怀豪情地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就是《实践论》告诉我们的真理。
长征的伟大，首先在于它使中国共产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被逼迫着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条主义破灭了。
在教条破灭的地方，教条主义者们终于不得不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残酷局面，一种苏联红军从来没有经历过、想象过的局面。
在决定转移的最后一刻，博古还在等待共产国际的指示，还在期盼苏联寄来苏区转移的经费，他依然对红军撤离苏区的突围地点犹豫不决。
过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由长征出发时8.6万，锐减至3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央红军的主力已经在湘江战役中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而这时，博古、李德提出的主张却是拉着这支疲惫不堪的破败队伍，按照转移前的既定计划冲向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继续跳蒋介石挖好的陷阱。
在《中国纪事》中，李德这样写道：当自己阐述这个主张的时候，毛泽东“粗暴且怒不可遏地”打断了他。毛泽东愤怒地而坚定地说：“从今天起，红军绝不能再跟你们走，红军必须跟我走！”
所谓跟毛泽东走，也就是向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冲去，而不是向北，向敌人强大的核心区去。
博古和李德反对毛泽东的主张，他们认为：贵州既没有红军，也没有根据地，那个地方是我们根本不熟悉的，我们连苗民的语言都不懂，去贵州，等于把命运交给了未知。
而毛泽东的回答很简单：去湘西等于去送死，而选择未知总比送死要好。我们固然不熟悉贵州和苗民，但那个地方恰恰也是蒋介石所不熟悉的。
教条主义之所以导致革命失败，就是因为他们所遵循的那些教条恰是蒋介石充分了解和掌握的。
而要想跳出蒋介石的“围剿”，首先就必须从自身的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做出超常的动作，必须使思想冲破牢笼，向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前进。
毛泽东当时这样愤怒地说：“事实证明，你们能想到的，蒋介石都想到了，现在你们该想一想，什么是蒋介石想不到的！”
李德说，拍案而起的毛泽东震慑了大家，像洛甫和王稼祥一样，周恩来也完全倒向了毛泽东一边，“本来连政治局常委也不是的毛泽东左右了政治局，他的意见就是这样被接受了”。
多年之后，李德还说：“毛泽东把他的意见凌驾于党和红军之上，这是对党和红军的组织系统的公然破坏，是对共产国际的不敬。”
李德忘记了，如果不是毛泽东拍案而起，把自己凌驾于教条主义之上，党和红军可能在那个时候就不存在了。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红军放弃了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计划，调头向西，进入了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结果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自长征以来，红军第一次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迅速地占领了遵义城。
贵州也是王阳明被发配的地方，是他悟道的地方。
毛泽东正是这样，从王阳明起家的江西永新，走到了王阳明悟道的贵州。
1935年春节期间，在贵州遵义，我党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贵州这个地方，王阳明从儒家的教条主义束缚中摆脱出来，而共产党人也是在这个地方，从“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伟大的觉悟在遵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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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委托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
会议上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同共产国际断绝联系的情况下作出的。
多年以后，毛泽东一次见外宾的时候说道
“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山穷水尽之际，毛泽东挺身而出接下这个“烂摊子”。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的这句话，放在长征路上的毛泽东那里，是最恰当也不过的了。
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毛泽东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无论在蒋介石还是党内教条主义者眼里，毛泽东都是不可理解的。
在遵义会议上，凯丰曾说毛泽东打仗就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
毛泽东反驳说：“谁也不是靠书本打仗的，你说的《三国演义》我倒是看过，《孙子兵法》我还真没看过。”
而凯丰坚持说毛泽东一定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便说：“可见你一定是看过了，我问你，《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
凯丰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看过。于是毛泽东说：“从那以后，倒是凯丰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区别，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者敢于面对未知的世界。
长征，就是这样以巨大的勇气，向着未知的世界进发。
随后的长征，方才由无望的逃跑变成了一部奋进的史诗，真正变成了一部传奇。
战场是一个多元复变函数。四渡赤水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头脑中计划好的，而是在动态博弈中，一边打，一边创造战机，一边利用战场态势构思全局。一环环虚实转化、声东击西，步步达成阶段目的，最后图穷匕首见，一举实现北渡长江的战略目标。
实事求是之妙，获得最精彩的诠释。
面临国民党40万大军围追堵截，凭借湘江战役后仅剩下3万多衣衫褴褛的红军，牵着敌人的鼻子转战千里，成功跳出围追堵截，进而奠基延安，成就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毛泽东后来讲：说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11个省。
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
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
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批革命者面对过像长征这样的历史条件、客观环境：空前强大的敌人，如此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如此严重的错误路线、如此剧烈的内部分裂，以及如此严酷、恶劣的生存境遇，而这一切历史条件、客观环境，就如同一堵无边高墙冷漠地矗立在那里，它以铁一般的事实和血淋淋的残忍宣示着：在中国，革命是不可能的，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的存在统统是不可能的，革命与造反，是没有出路的。
但是，长征的胜利却创造了这样一种奇境，它打破了一切头脑中、心理上和前进中的桎梏。
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话来说，实践所面对的，乃是人类从未经历过之“奇境”。
对于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来说，农村就是这样的奇境、战争就是这样的奇境、长征所经历的无一不是这样的奇境。
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为因应这样的“奇境”、就是为因应人类此前从未经历过的世界而生的。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实践不是为了“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
毛泽东指出：实践这种认识活动的基本特点，主要的不是“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
马克思主义没有教给我们怎样组织发动农民，甚至没有教给我们怎样组织战争，更没有教给我们怎么完成长征。
问题不在于我们如何运用既成的理论去改造世界，而在于变化着的世界逼迫我们去改造理论，创造历史，以形成新的理论。
而《实践论》最为开创性和原创性的思想，也就体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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