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说的是大实话啊,无论是基层员工,还是管理者,其实都是打工人,只是工作内容有差别而已,只是,人类啊,是社会动物,就是猴群里都有阶级之分,高度社会化的人类群体,很自然也会产生阶级意识。
当了管理者的打工人,觉得只是人上人了,就会觉得自己有特权,也渴望特权;还在基层的员工觉得自己是人下人,有时候不得要领,问一些『CEO怎么和我工资差别这么大』这么幼稚的问题,不知道自己追求的平等应该是机会和人格的平等。
这事的缘起,还是马斯克要求特斯拉员工至少在办公室或者工厂里每周工作40小时,作为一家『科技公司』,特斯拉的这种真是一股逆流,美国的科技公司已经普遍允许甚至是鼓励居家办公了,马斯克搞这么一出,科技公司界的打工人都想声讨。
有人声讨,也就有人辩解,说特斯拉的工作方式如此,车间生产需要物理上和设备接触,和纯Coding之类的工作不同,所以很多硅谷软件公司推崇的那套远程工作模式行不通。
马斯克也就接着这个话茬说:每个人都吃一样的食物,使用一样的卫生间,没有行政主厨或者其他象牙塔的玩意。不应该有工人和管理层两个阶级的区分,每个人都是工人。

马斯克这话,想要说明的是,在特斯拉工程,管理者没有特权,应该和普通工人一起工作,既然工人需要在车间每周工作至少40个小时,那么管理层也应该和大家每周工作至少40个小时,而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定要求什么狗屁的远程工作。
这没毛病啊!
虽然美国科技公司普遍接受远程办公,但是特斯拉自有国情在此,选择不接受远程工作,那是特斯拉的决策,到底这样行不行得通,效果好不好,不久的未来就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特斯拉的员工满意不满意,特斯拉的管理层会不会纷纷离职,他们如果离职会给特斯来带来正面还是负面影响,一切走着瞧就是了。
港真,我觉得马斯克能够强调『管理层也是打工人』,是真的挺有魄力的。
作为一家公司金字塔结构最顶层的人物CEO,心里应该很清楚,事情要靠别人去做,靠自己得要累死,这时候就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拉拢管理层,甚至纵容管理层获得一些特权,搞点小腐败,不让这些当官的获得一些好处,他们怎么愿意去当官呢,然后利用这些当官的去管理下一层小官,当然也要给下一层小官一些好处和特权,一层层下去,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镇压得住整个公司。这种方法,美国中国都有,在中国,有的的公司还有管理层专用厕所坑位,带密码锁那种。
第二种方法,拉拢基层,强调人人平等,不同级别的薪资可以不同,但是不接受特权,让基层知道他们也可以上位进入管理层,上位了还是没有特权,消除特权感,强调贡献成就感。现在特斯拉走得就是这条路,只要获得基层支持,真没把管理层太当回事。
哪种方法更好呢?
你说呢。
首先,Elon Musk 是个自己特别会卷自己的人。当年 Model 3 产能跟不上,他每天在 Tesla 的工厂加班,晚上连家都不回,直接躺在工厂地板上睡一觉。他不是那种制定好目标和奖罚机制就让下面的人互相卷的老板,他是一个自卷的老板。(但有 Tesla 员工说,Elon Musk 在工厂睡觉的那段时间,天天微操他们每一项工作,实际上效率更低。)
其次,Elon Musk 是个没有共情能力的人,这是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承认过的。正常人的镜像神经元会会让自己感受到别人承受的痛苦,但 Elon Musk 不会。所以如果 Elon Musk 要炒一个人,这个人无论是多年的朋友,还是失业就还不起房贷供不起子女上大学,就算他知道这些事实,他还是不能感受到任何的痛苦。如果你觉得他做的一些人事决定没有人性,那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他的本性。
第三,他一直否认新冠疫情的严重性。这是个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情,工厂是不能其它白领工作一样在家办公的,要么在工厂办公要么关停工厂,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从疫情开始,他就拒绝承认疫情的存在,然后拒绝承认疫情的严重性,完完全全站在 Trump 那边。如果他承认疫情很严重,那他就应该关停工厂啊,那 Tesla 就无法盈利了,所以他别无选择。
基于这几个立场,他要求管理者跟工人一样不能远程办公,所有人必须回到指定工作地点上班,这是很符合他的性格。你想要继续在家轻松办公,Elon Musk 没钱买 Twitter 了,于是就要求你卷。你真的担心到公司可能会被感染?Elon Musk 不相信疫情有那么严重,也无法理解你的担心。
马斯克苦特斯拉高管久矣。
我在外企和私企都工作过,外企和私企的管理层是真的不一样。
知乎上有个问题是,领导为什么职位越高越爱加班?
这个只适合国内的管理层。
国内的管理层喜欢宣传自己凌晨四点起床,晚上十二点入睡。
每天都满满正能量的奋斗。
自己不睡,也不让员工睡。
国外的管理层很会享受人生。
我的大老板基本就是吃吃饭、打打高尔夫,绝不让自己受一点委屈。
他们还号召员工生活和工作平衡,别把时间都耗在工作上。
马斯克之前不知道中国的管理层这么拼,以为全世界天下乌鸦一般黑,算了忍了。
后来到中国一看,长见识了,还有这么拼的管理层。
凌晨三点都在干活。
越想越气,怒不可遏,于是干了两件事:
- 发邮件说“职位越高,越要在办公室呆着”!
- 称管理层跟工人一样,每个人都是工人!
所以,国外名为“追求的工作、生活平衡”的懒惰我们没有学到,我们的勤奋、拼搏被国外学到了。
眼看着就不是“内卷”了,开始“外卷”了。
就挺自豪的…

很早以前,一个比马斯克更大的人物,在更大的场合,就讲过这句话。而且,讲得更生动,更容易让人接受。
1959年,刘少奇在全国“群英会”上同北京清洁工人时传祥握手,亲切地对他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过去,我们提倡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吃、同住、同劳动。
一个外国人,能把群众路线做得这么到位,就已经值得称颂了。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呢?别说做到,想都不一定想得到。想到了,说都不一定敢说出来。
有人说,马斯克是资产阶级,判断的依据就是因为他掌握了生产资料。既然是资产阶级,那就一定会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
那么试问。我国主要的、大部分的生产资料,掌握在谁的手里?想必大家都很清楚。银行、电力、烟草。只要一断电,马斯克的生产资料还能生产吗?既然,不能生产,还能说掌握吗?
实际上,我国主要的、大部分的生产资料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掌握了主要的、大部分的生产资料。我们都削尖了脑袋想去做这个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谁稀罕?
在马斯克等资本家眼中,人和煤炭、石油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成本的一部分。
资本增密必然排斥劳动,从产业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资本对个体劳动的要求实际上是大规模降低了。也就是说以前美国一望无际的工厂和烟囱被华尔街取代后,自然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人了。
这个过程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所以从金融和自动化产业资本的本意来说,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垃圾人口”,如何低成本处理这些垃圾人口就是主要课题。
尽管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回顾过去总是能够总结经验,经验和逻辑是人类智慧的两个源头。
我们回顾过去也许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预测将来。
法国在经济危机之后,执政的左翼社会民主党,在经济危机时彻底暴露了自己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不仅绝境对失业工人伸出援手,还以平衡财政为由,削减社会福利——这也是当时欧洲左翼建制派的普遍行为,正是因为这些虚假的民意代言人失去民心,才导致纳粹那样的极右翼的上台。
左右两翼的极端派别迅速崛起,而建制派则日趋没落。极右翼的“法兰西行动”“火十字”等组织崛起更加迅速。1935年时,甚至左翼建制派的社会民主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党员仰慕希特勒在德国的成就,认为只有社会民主党采取法国版的“国家社会主义”才能挽救目前的局面。
猫猫和狗狗很难和谐相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猫狗语言系统完全相反——当一只猫咪冲你竖起尾巴,说明它在示好,而对于狗来说,摇摇尾巴才是示好,竖起尾巴说明它对你敌意满满;
当猫咪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说明它很享受时下的感觉,惬意地在邀宠,但是如果狗在这样做,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家狗鼻子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可就要当心了,这说明它怒了。
当一只狗伸出前爪,做出搔抓的动作,意思是说“我们一起玩吧”,而猫猫做出同样的动作的意思是“滚开,不然我抓你了。”
马斯克、贝索斯等精英资本家和地球上却有数百万人正在挨饿人就像猫和狗一样,在思想上就不是一个物种。
所以你和他讲道德,马斯克给你讲资本。
在传统价值中,每个人一出生就处于一系列的社会义务的网路中,作为儿子你对父母有义务,作为兄弟你对同胞有义务,作为丈夫你对妻子有义务,作为父亲你对子女有义务,作为国民你对国家有义务,作为信徒你对主有义务,作为士兵你对你个人的荣誉和同袍的生命抱有义务。
正是因为这一系列义务的存在,每个人都认真的履行自己的义务,国家和民族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去,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尽自己的义务。
而有钱人则大多数反对这种观点,因为一个人处于一系列的义务中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说一个国家和民族是一个复杂而难以分割的整体,这就最后或明或暗的提出这样的观点——当你有钱时就对同一国家和民族中贫穷的人抱有义务,而这种义务削减了他们的福利。
于是这些富人们乐于相信这样的一种观点:国家、民族、道德都是虚构的、抽象的、不存在的东西,构成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个孤立的人。
而每一个孤立的人都有自由的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权力,如果国家、民族、道德这些杂碎东西试图在“人”追求个人幸福的道路上设置条条框框,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就是邪恶的,应该起来摧毁他们。
马斯克等精英们相信自己与众不同,尤其是与普通人不同——这些人生与死都与他们没有太大关系,他们不是同胞,而是一些可以替代的下等人。
就算都死光了,也可以轻易的找到波兰人、印度人、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代替他们——总之,他们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人。
为了捍卫他们阶级的利益,他们不应该给自己设立道德底线,可以使用各种狡诈的伎俩,应该成为“最有头脑的狮子。”
精英们则相信一种庸俗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自己在生物学上具有优势,口头高喊自由,却认为平民是应该淘汰的失败者。
比如精英阶级在过去普遍相信一种庸俗版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他们认为一个人贫穷就证明了他是社会竞争的被淘汰者,社会应该尽可能的限制他们的繁殖和发展,这样可以改善粮食供给,降低社会动乱的风险。
按照这种英国理论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英国由于工业革命造成的大失业过程中,旧绅士在地方政府自动沿用中世纪的“斯平汉姆兰”制度进行济贫,而新精英们反对一切济贫,认为违反经济学原理,不符合自然规律,建议给穷人节育,防止劣等人过度繁殖。
最典型的就是1834年的新版《济贫法》,这版济贫法废除了英国从中世纪教区制流传下来的“斯平汉姆兰”救济制度,新济贫法强迫穷人进入所谓的“习艺所”,在习艺所里实行严酷的强制劳动制度,通常还带有高高的围墙,和监狱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而且里面要实行严格的男女分离制度,以防止穷人之间产生“繁殖”,制造出更多的穷人。
过去自由主义往往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联系在一起,相信物竞天择,相信自由竞争会带来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就是需要让有能力的人自由发财,让没能力的人自由的去死。而现在自由主义则软化了过去的一些说法。
美国的问题和当年大英帝国问题也是一样,18世纪晚期,英国希望北美分担帝国的防务费用,然后美国独立了,19世纪中期,希望加拿大分担帝国费用,然后加拿大也表示要效仿美国,在后来英国就再也不敢对任何一个白人殖民地提这样的要求。全部英帝国费用都是本土和印度,以及后来的埃及负担的,所以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要求停止印度为大英帝国买单之后,英国就没法继续维持下去了。
问题的关键是不是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而是谁来承当这些对殖民地的投资,和捍卫殖民帝国不受外来侵犯的防务费用。
当时的人也是有这个意识的,看下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就知道,这是当时的英国决策者非常了解的原理。印度的铁路系统基本上都是在殖民时代建立的,孟买在之前只是不大的渔村。
比如美国人援助非洲人医疗药品,等非洲人口爆炸后他们的粮食就可以很方便的卖过去。
无论今天的全球化还是过去的“日不落化”,不仅要让本国的富人发财,而且也要让当地人的上层发财,这样才能降低统治成本。
殖民历史上最大的争议是,到底殖民地变得更穷了,还是更富了。
如果从直觉上看明显变得更穷了,在英帝国的统治下,爱尔兰因为饥荒而背井离乡,印度人被饿死,非洲在人吃人。
但是从统计数据上,却是殖民地更富裕了,被英国剥削了200年之后,印度有了塔塔集团。
最终指向的结论不是殖民地变得更穷了,而是殖民地的贫富差距变得更大了。
在爱尔兰闹饥荒的那些年里,爱尔兰对英国的牛肉和小麦出口创造新高,因为最好的耕地和牧场都在大地主手里,普通农民土地越来越少,最后只能在山坡地上种植一些马铃薯维持生活,当马铃薯发生病虫害时,他们就面临生存威胁。
同样印度人被饿死时,还在为欧洲出口大量棉花和茶叶,非洲人在人吃人时还在为英国餐桌供应咖啡和可可——因为种植园都是属于少数人的。
无论全球化还是“日不落化”,最终的结果都是要培养出一个全球化的精英阶级,去统治全球的平民阶级。
平民阶级如果不抗争,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当年的爱尔兰人、印度人和非洲人一样。
民族主义的好处就是,它把原来正在融为一体的各国精英阶级割裂开,强迫他们互相对立,这样他们实行联合统治的能力就降低了。
而平民阶级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团结起来,提高了自己的话语权,所以全球化遭遇民族主义是一种人类“生态系统”的自发平衡,全球化虚伪的普世价值必须用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来平衡,如果不如此,人类社会就必然毁灭——要么人类社会在全球化的精英统治中彻底毁灭,要么在激烈的民族斗争中毁灭。
今天美国人给穷国援助,给盟友军事保护,对流氓国家开战,花的钱都是全体纳税人的钱,但是赚钱的却是少数富人,他们从全球化的资本自由流动和开放性市场中获利。所以美国的全球化没法持续下去,最终会出现一个“特朗普”。
就今天来开,尽管有很多不足,但是民族主义仍然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所谓全球化已经走过来头,普世价值和所谓的政治正确也走过了头,民族主义不仅仅是平民阶级在自我挽救,也是挽救整个人类社会。
当游戏进行到这个时候,那么就没法在进行下去。除了个子最高的一小部分人之外,其他人都会要求重新制定规则。但是制定怎样的规则,不同身高阶级的人有不同的看法。2.5米高的希望能制定对自己身高更有利的规则,1.8米高的希望能更适合自己参加,而且1.6米高的说任何对高个子有利的规则一律不公平。
这种争吵越是持续不断,僵持的时间越长,那么使用暴力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时候经常会有人提议“让我们把个子最高的那几个腿打断,然后扔到场地外面吧!”(美国超 4 万人请愿别让贝索斯重返地球)这种提议总是让绝大多数人赞同——在重新制定规则的时候,往往个子最高的一小部分人,处境最危险。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第一批被打断腿扔出去的是法国的宫廷权贵们;第二批是大贵族和金融家的立宪派;然后第三批代表工商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也被扔了出去。
正是意识到这种危险,所以就会有了所谓“富豪民粹主义”,社会上最富有的一小批人跑去和民粹运动结盟。希特勒的纳粹党的崛起离不开工业财阀们的资助,现在美国的特朗普也绝非自己一个人,他的背后也有为数不少的超级富豪在若隐若现。
这种“富豪民粹主义”的始作俑者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奥尔良公爵。作为波旁王朝最显赫的家族,他却当时一些列煽动家的资助人和保护人,没有他的资助和保护,后来雅各宾派很可能就没办法那么快的崛起。他拥有的罗亚尔宫巴黎警察不能入内,所以变成了各种煽动家们的庇护所——这里甚至后来被称为法国的革命的发源地。
他参加过攻占巴士底狱,第一个脱离自己的阶级参加第三等级会议,共和国时期第一个放弃贵族头衔,有了“平等者路易”的称号。他是哪个时代为自己家族赢得法国王冠的两个家族之一——波拿巴家族和奥尔良家族。当1830年,当法国波旁王朝的查理十世被废之后,巴黎人把他的儿子拥上王位,开启了法国的七月王朝。一直到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都存在一个势力很强大的奥尔良派,要求奥尔良家族继续充当法国国王。
不知道特太祖马斯克最近是不是从明史中得到了启发。
先问诸位看官,历朝历代,什么人最能让一个皇帝恨得牙痒痒?
是那些他视为蝼蚁的大字不识的农民吗?
当然不是。
因为仇恨必然来源于恐惧,而农民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诚然,很多王朝都亡于农民揭竿而起。但如果不是敲骨吸髓得太过分,翻车的几率其实没有那么大。毕竟在封建社会里,“苦一苦百姓”实属常规操作,只要日子还能过得下去老百姓也就忍了。
令他担心得夜不能寐,也因而让他嚼穿龈血的,永远是朝堂上的三公九卿们。
确实,很多时候他对这些人笑脸相迎,表现得万般器重,甚至会说些相当肉麻的话。
比如雍正对年羹尧:
“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西宁危急之时,即一折一字恐朕心烦惊骇,委屈设法,间以闲字,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得。“
或者朱元璋对李善长:
明史中说朱元璋给他的制词“比之萧何,褒称甚至”。
但是最后,年李两人都不得好死,李善长甚至落得了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这是多么深的仇恨啊。
或者说,这得是多么深的恐惧啊。
但仔细想想也没什么不合理的,士大夫对于皇权来说本来就是最大的威胁。
虽然嘴上喊着君为臣纲,但事实上他们却时时刻刻限制着皇权。想想万历,包括耍无赖的所有招数都使出来了也没有办法在大臣的群体抗议中把自己钟爱的孩子册立成太子。
更可怕的是,如果有合适的时机,他们甚至可以直接颠覆皇权。
看看霍光,再看看王莽。
所以,古往今来,皇帝们无不尽全力削弱士大夫的权利。这个趋势在明朝尤其明显。
同样是汉族王朝,宋朝奉行刑不上大夫。
但是到了明朝,大臣们被扒掉裤子打屁股搞个半死时有发生。
对于朱重八这样的皇帝来说:
让朕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做你娘的春秋大梦去吧。 你以为你是谁?普天之下都是老子的奴才,你还要什么体面!
不知道马太祖看到朱元璋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重八,我懂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