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个问题摸到一点边边了。
儒家是一个特别善于利用混乱来伪装自己的学派。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法家我们知道是以法为核心的。道家虽然强名之为道,我们也知道他们是以世界运行规律为核心的。名家是通过逻辑学语言学搞事情的。兵家是行军作战的。农家是以发展农业为核心的。
儒家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儒?
我原先也不太清楚这是个什么东西。留心了很长时间。很多人说,儒家的儒最早借用的是需要的需,还有人说,儒家似乎是指淋雨时湿淋淋穿着斗笠的人。总之看了半天你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个啥。
后来我觉得这个路子似乎很不科学。我就看儒家到底干什么了。终于搞清楚了。
儒家的本质,是依附于社会中等剥削阶级的仆从集团。是游散的、试图占据谋主位置的奴仆。
为什么说中等剥削级呢?
小的剥削阶级,养不起太多的狗腿子。一个小地主,有的有管家,有的没管家。大多数都是亲力亲为去办事。中等地主,就要有管家了。这个管家就接近于儒家的地位。倘若再有那么几个蹭吃蹭喝出谋划策的朋友,那就肯定是儒家了。
清客是儒家的重要构成。
为什么一定是中等剥削阶级,主要是因为社会上大部分人经常接触到的、比较强大的剥削阶级,主要是中等剥削阶级。
真正的大剥削阶级,剥削阶级中的剥削阶级,他们的剥削对象不但包括普通民众,甚至还包括中等剥削阶级本身。
比如说你开个包子铺,自己动手包包子卖包子,再雇一两个雇工。这种属于小资产阶级。剥削不多甚至没有。这种就算不上小剥削阶级。
但是你开个店,或者可以再开几个连锁店,一个店养那么几个人,安排个店长经理看着,进行间接的、依靠他人劳动开展的经营活动,几乎完全靠店铺自己运营(一般来说要把控进货渠道和基本金融权力),依靠剩余价值为生,这种就是小剥削阶级了。
中等剥削阶级就不太一样了。开始在本地掌握一定的政治资源,利用社会分配来获得利益了。小剥削阶级直接寄生在少数的员工身上,依靠社会的正常运转来生活。中等剥削阶级是直接寄生在社会集体之上,依靠干涉社会运转来生活。当然他们也会剥削员工。
儒家主要就是为这些人服务的。小剥削阶级也是他们服务的对象,但是有中等剥削阶级养着,他们不太看得起这些小剥削阶级。
我们一般说的、能称得上儒家的那些人,眼界都要高一些。
儒家自己也经常充满蔑视地说那些低级的同类,说他们是乡野村夫、伧夫、贱儒。比如说村里的教书先生。这些教书先生就多半只能服务于小剥削阶级,自己还得拼命干活才能吃饱饭。儒家内部的鄙视链还是存在的。
儒家服务中等剥削阶级的手法很直接。早先说过。就是用严刑峻法实打实地限制人民群众、镇压人民群众,用道德标榜虚头巴脑地约束剥削阶级、歌颂剥削阶级。我们常说儒家是外儒内法。其实外儒内法就不是法家。外儒内法的本质,就是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号,和剥削阶级一唱一和,削弱人民反抗,然后坚持用严刑峻法打击民众。
法家就不太一样了。法家喜欢站在比较高的位置上,讲弱民。我听国内那些新派儒家骂法家,都说法家弱民是要削弱民众。后来我想了想,民都这么弱了,再削能削到哪去。后来我看到古人谈“豪右”、“闾左”,忽然明白了:
哦,法家弱民,其实说的是“弱豪民”。
毕竟法家没事就杀地方豪强满门,把豪强地主的土地分给平民百姓。贫民百姓原本没有土地,弱得很。这一分给土地,就变强了。怎么也不像是“弱平民”。
所以最后我才明白,现实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外儒内法。儒家和法家都在用严刑峻法,区别是儒家用严刑峻法杀贫民,法家用严刑峻法杀豪民。当然,法家也一样不允许贫民造反——说得好像儒家就允许一样。
没有什么外儒内法,外儒内法就是彻底的儒家。儒家和法家都会使用统治工具,但是怎么用就是最关键的区别。
儒家本质上就是协助中等剥削阶级进行管理工作、开展政治斗争的政治附庸。
先秦孔子集团是以政治集团的形式存在的。他们到处巡游,希望获得执政机会。这就是典型的求职行为。用现在的话说,他们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团队。
这个职业经理人团队不服务于大统治者,因为大统治者需要遏制中等剥削阶级。
这个职业经理人团队只能依附于中等剥削阶级而存在。因为只有中等剥削阶级才能够提供足够多、足够好的就业岗位。大统治者固然权力巨大,但是由于数量太少,反而提供不了这么多岗位,也就无法培养起足够多的职业经理人。
比如说,汉武帝很强大。主父偃可以效忠于汉武帝。但是主父偃还是被杀了。但是巫蛊之祸的时候,一堆人蛊惑汉武帝。董仲舒在之前就蛊惑汉武帝将人才筛选标准改为以儒家为准。这些操作都意味着社会上有一个独立于汉武帝的、强大的利益集团。董仲舒这样的大儒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就混得很好,站得很稳。
对于秦始皇来说,坑儒是必然的。因为儒家并不服务于他,甚至还会为了中等剥削阶级来欺骗他。
孔子集团是个很典型的经理人集团。
而且,这是一个和技术类才人矛盾很大的经理人集团。这倒很像柳传志倪光南的分别。
这个问题初看可笑,细想却颇有意思。
话说当年楚昭王派兵援救被吴国讨伐的陈国,听说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在陈、蔡之间,就派使者想礼聘孔子到楚国去。
孔子答应前往,消息被依附于楚国的陈、蔡两国听说。陈、蔡两国的大夫互相商量说:“孔子是个贤者,在我们这里停留的时间也很长了,对我们的行为做派很不认同。如果孔子在楚国这样的大国能够用事,那我们这些人可就麻烦了。”
于是诸大夫就征发劳役把孔子这群人围困在郊外。孔子这群人干不过他们,无法突围。食物吃完了,弟子们纷纷病倒。后来靠子贡请来了楚国的援军才得以脱困。
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已,绝粮,从者病,莫能兴……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史记·孔子世家》

这段记载很值得深思。
孔子到底是看不惯陈蔡大夫什么作为?《史记》没有明说,我估计总是不守礼法、不尊国君之类的行为。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这种行为对于卿大夫来说再正常不过,但对于一生尊王尊周的孔子来说却是无法忍受的。
孔子践行王道,致力于恢复周公时代的贵族社会秩序。然而他广收弟子,将原来专属于贵族内部代际传承的王官学六艺教给和他毫无血缘关系的普通人,打破了教育的垄断和封闭,这种行为本身也是在破坏周公所建立的社会秩序。
从某种角度讲,诸侯卿大夫破坏的只是礼法的表象,孔子的“有教无类”破坏的才是礼法的根基。春秋以降私学渐兴,原本在贵族等级中属于底层的“士“由此崛起,到了战国时多少风云人物都是士人出身。
而孔子却是希望他教出来的这些精通六艺的“士”,可以在各国受到重用,去恢复和维持旧秩序的。说起来这种矛盾竟和现代的黑社会有莫名的巧合:黑社会本来是正常社会的破坏和补充,但是壮大后却往往希望洗白并融入上层社会。
当然仅仅是巧合,历史上孔子这帮人并没有形成什么集团,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和现代所谓黑社会风马牛不相及。

在陈蔡之厄中,诸大夫找来围困孔子的都是些什么人?“发徒役”就是征发劳役,这帮人平时就是诸大夫领地里的老百姓。此时是春秋末年,还没有到后来战国时期全民皆兵的年代,这帮人的战斗力应该是很可疑的。
更关键的是陈蔡作为楚国属国,陈国更是因为被吴国讨伐而在等待楚国援军,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派遣将领带着军队去对付楚王的客人。
所以围困孔子的应该就是一群苦哈哈劳役(和几百年后修长城的人差不多),估计连像样的武器都没有。孔子是大力士,子路、颜高也都有勇名,一行人却被这些老百姓们围至断粮绝境……
要么就是孔子崇礼而心善,宁愿自己饿死也不愿伤人,要么就是孔子一行人的总体战斗力连苦哈哈劳役都比不上。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不应该是黑社会该有的风范啊!

事实上孔子虽然讲究礼仪尊卑,但在他在世之时并没有绝对的权威,师徒之间也谈不上纪律分明、等级森严。
孔子曾经抱怨颜渊对自己没有帮助,因为自己无论说什么话他都高高兴兴地听从,从不反驳。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论语·先进》
另一个弟子子路更是经常质疑孔子。想当初孔子去见了春秋时著名的风流艳女南子,引起子路不满。急红眼的孔子居然起誓说,(如果我和她真有什么),天厌之,天厌之!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论语·壅也》
如果是黑社会,子路的反应难道不是应该帮老大把这个女人搞过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