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原文你能看到的是,即便赤字最严重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国税基本都在增长或者保持稳定,而地税大多衰退或者停滞。
2、原文你看不到的是,即便是税收盈余最多的广东,实际上除珠三角地区外,梅州等内陆地区财政也是赤字,而即便是西安等西北城市财政实际上却是盈余。
3、原文你还看不到的是,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是教育、社保、医保和城乡社区支出,比如2017上半年教育支出增长了2600亿,而上半年赤字也就是8000亿多(算入基金性收入)。
4、一方面财政改革中央总是不断的收权,而时代发展却要求地方政府不断的增加支出;一方面东北人、西北人、华北人去南方沿海就业,社保、医保和子女教育得不到保障,而另一方面中央财政却煞费苦心的把东南沿海的财政资源转移到这些务工人员的家乡。
5、原文的结论对么?起码不算为国买债吧,国是多么虚无缥缈的概念啊,最起码东南沿海的地方政府和北部地方政府、城市财政和农村财政就不是一回事,实际上这是为城市化滞后买债、为人口老龄化买债、为医疗改革停滞买债、为户籍制度买债。
看看吧,太多农村学校招不到学生,太多城市幼儿园排队,身边这种资源错配现象还不够多么?说到底,真正的赤字是改革。
1一言以概之: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地方债务问题没那么简单;未来几年,是关键且最危险的几年。
8月,财政部部长刘昆公开发文,严词警告地方政府,不要抱着“中央兜底”的幻觉、肆意举债上马各类政府及工程,并叫停了多项不合理的市级地铁工程。据财政部统计,地方政府债务总计16.47万亿元,尚低于国际通行警戒线。

(然而在5月,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在某座谈会上却表示,中国的地方债大概有40万亿,地方许多政府别说债务,就连利息都还不起)
引起小编兴趣的,是这个此前大家都含糊其辞,在今年却突然变得避无可避、事态紧急的隐患:地方债务问题。要深入分析,我们还得从“是什么、为什么、会怎样”三个层面逐一聊。先从什么是地方债务开始说起吧。
“举债换发展”
1994年不仅是首批公务员招考、三峡工程开工的一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审议通过的一年。该法案明确要求,地方政府不能独立举债、财政收支上不能出现赤字。同时,不合理的分税制改革(即地方财政收入哪些归中央、哪些归地方的制度),也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财政收支矛盾。
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官员政绩考核机制引入了一经济数据作为核心指标——GDP。结果中央不让地方借钱发展、不让财政报表有赤字也就算了,每年留给地方的钱甚至不够平日柴米油盐的正常开支,这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

(当时,归地方政府使用的财政收入占全国50%,但地方支出却占全国总支出的80%以上,谁当地方官谁得急)
树挪死人挪活,官员们为了发(jia)展(guan)地(jin)方(jue),还是决定铤而走险,通过借钱投资基础建设来吸引外资、提升经济、发展民生。但入不敷出的财政收入和寥寥无几的财政部代发债券,让地方是巧妇难为无米炊。
但总有脑袋灵光的人:既然不允许政府借钱,那独立企业总可以借钱吧?
于是,地方政府通过成立各类城市投资公司,将其作为融资平台代替政府去借钱,从而弥补政府开发时的资金不足。而负责提供贷款的商业银行与外资企业,对那些投资公司的“身家背景”是心知肚明,也很放心把钱借给“不可能赖账”的地方政府。

(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与地方间的竞争模式,让各地政府更看重投资规模而非质量。94年开始,地方政府“举债换发展”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2012~15年间,江苏省接近45%的基建资金便来源于债务融资)
由此我们也与国际接轨,产生了对应的两种概念: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显性债务是指政府因法律或合同欠下的债;
隐性债务的范围则要大得多:它包含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农村社会保障缺口、国有企业的亏损、对金融机构的紧急救助、公共投资项目的支出甚至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哪怕不是政府拖欠的)等等,是基于市场预期、政治压力的政府责任。

(而那些明面上独立、实际上背靠政府的城市投资公司,他们欠的债最终还是要由政府来还,所以也算隐性债务)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我们稍后再提。
刹不住车的滚雪球
时间来到了2008年,伴随着北京奥运和汶川地震,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中国也面临着经济受创的危险。此时,我们出台了“四万亿”刺激政策,将房市与基建作为提振市场、刺激经济的重要法宝。
其中给地方政府配套的资金达2.82万亿元,但这么多钱显然不可能全让中央或地方政府出,那钱该怎么来呢?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给出了标准答案:借。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2009年)
在尚方宝剑与地方资金缺口的双重作用下,用来借钱的地方融资平台呈爆发式增长。从2008年到10年,全国融资平台由3000家骤增至6576家,总贷款额则从1.7万亿元增至4.08万亿元!比国民收入提前翻了两翻还不止。
就像嗑药,狂欢后遗留的只有空虚与伤痛,“四万亿”政策带来的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在房市过热、信贷风险高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中央见状不妙也出台了多项政策试图规范、限制那些疯狂繁衍的地方融资平台。

以14年新《预算法》为标志,中央一方面赋予了地方政府依法举债的权力,并以2013年政府债务审计结果为准,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来置换,那些政府有责偿还的债务;另一方面,中央严令禁止地方通过企业对外举债、企业债务也不能赖政府头上。
然而这种“开前门、堵后门”的做法却得罪了一帮诸侯:首先,下放的独立举债权是给省级政府的,而对融资需求更高的地市级政府本质上还是很难拥有灵活的融资效率与渠道,他们被迫通过企业来借钱谋发展的局面仍未改变;

(从11年审计署报告看,省政府在地方债务中仅占29.96%,而市政府占了43.51%,县政府则占26.53%)
其次,多地政府在13年上报审计结果时,为了账面好看,将近64%的债务排除在政府性债务之外,使之成为不受中央监管的隐性债务。如今中央以统计结果为准,不对这64%的债务兜底了,也让作茧自缚的地方有苦难言,为了还债,地方政府也只能选择铤而走险:借钱还债。
此外,短期内GDP仍是政绩审核的关键,而财力不足的基层政府不仅要花钱维持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还要投入更多资金在回报周期长、利润低的公共基建项目上,以此赚取政绩。这也是他们“顶风作案”、对中央号令熟视无睹的原因。

为此,诸侯们将信托、政府投资基金、影子银行、P2P平台,作为替代传统银行贷款的新融资方式。故14年中央着手规范地方债务后,全国债务融资规模反而借着融资平台的“更新换代”,开始了新一轮扩张。
从13年到15年年底,贵州政府债务便由4622.58 亿增至9135.5亿元,三年激增97.63%。而据查,15年以来,有7省6市5县以信托融资、银行贷款等方式,以政府财政为抵押,借债537.19亿元。可见中央用于规范地方债务的43号文形同空文,地方违规举债的状况难有改善。

(借着融资平台扩张的东风,政府投资基金的募集规模从14年的3031.35亿升至36961亿元,可见地方的隐性债务如滚起的雪球般,刹不住车了)
动真格了!
也不是没有好消息,随着武松上山、蝇拍飞舞,头铁的诸侯大多被削成了矮子,如今庙堂之言,谁敢不从?政令通达、俯首帖耳的局势,让中央终于有底气去阻挡那飞奔的雪球了。
2017年伊始,中央便密集出台了50号文、87号文、194号文等多项规范地方债务、加大融资监管的监管政策。除了在企业融资与地方政府之间划清界限、明确发行地方债券是政府举债的唯一合法途径外,还联合央行对各商业银行与政府基金进行彻查与整顿,欲将地方违规融资的渠道彻底掐掉!

(17年7月,国务院派出督察组彻查部分地区,对违规融资行为予以制止、处分。中央一套组合拳,成功使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占比由16年的57.6%降至42.7%)
让少部分人失望的是,如今银根收紧的政策可不是一阵风,刮过就算了。18年以来,中央宁肯冒着经济回落、地方财政紧缩、城市建设降温的风险,也要维持对地方债务监管的高压政策。
日趋紧缩的监管体系和严厉的惩处机制让地方政府认识到了上头的决心,特别是在中央于年初发布的多份报告与白皮书里,都明确表达了以下几点:
1.小弟违规欠债、大哥打死不还;
2.地方乱上工程、中央宁死不批;
3.金融机构助纣为虐,中央定斩不饶;
4.官员举债一时爽,中央追责火葬场;

(17、18两年不断的各类政令,措辞越发严厉、步伐渐渐紧逼,在这高压下,地方隐性债务的增长被有效遏制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越是严厉与急切的言行,我们越不难看出中央对地方债务这个问题的重视甚至可以说是焦虑,也间接说明了地方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那么问题来了,如今地方债务问题有多严重?处理不好会有何后果?总体趋势是怎样的?
1.债务多如麻
先讲地方债务问题有多严重。尽管“主流口径”上都宣称我国地方债务总体处于可控范围,并拿中国80.5%的地方政府总体债务率来与国际通行警戒标准(100%)作对比。从27.33万亿元的全国政府债务余额,以及36.7%的政府债务负债率来看,我们甚至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

(日本一骑绝尘,相比之下我国政府负债率确实还处于警戒线之下,是“可控”的)
咱先记住这组数据:16年,全国31省中,超过欧盟警戒线的只有贵州(74.0%),随后是青海(52%)、云南(43%),其他省份负债率都在40%以下。这也是目前地方债务总体可控的依据。
但我们都忽略(或者说假装忽略?)了一个问题:隐性债务也是政府债务的一部分,而地方政府债务中,隐性债务占了很大的比重。可上面的负债率里,只将显性债务纳入了计算。
那么,如果我们把隐性债务也放入其中呢?结果会如何?
直接上图吧:

贵州(149%)、北京(144%)、青海省(122%)、天津市(116%)…有12个省负债率超过欧盟60%警戒线;安徽、湖南、江西等10个省份负债率在40%~60%间游走。
那么国际通行警戒线呢,我们可是自称总体负债率在80.5%呢:

仅显性债务,宁夏(226%)、贵州(179%)、辽宁(169%)等7省债务率便已过线。如今再加上隐性债务,除了海南(75%)、西藏(4%)幸免于难外,其余29省都过了“及格线”。其中天津(542%)、北京(452%)、贵州(359%)位列前三甲,就差发奖状了。
据估算,我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总规模在21~30.5万亿元之间,是显性债务的1.4~2.0倍。加上明面16万亿的显性债…人大财经委贺铿先生的“40万亿地方债”的传言貌似也不是空穴来风吧…
2.后果不可描述
其次,地方举债通常都是拿财政收入和土地使用权作抵押,向商业银行、投资基金换取大量贷款,然后再拿这些贷款去搞城市基建和社会项目,从而带动发展。哪怕地方换不了债,还有中央擦屁股,所以那些金融机构才能放心地把民众储蓄和资金借给地方。
而地方则通过招商引资扩大税源、同时出让城市土地给开发商换取出让金,以此来还债甚至借到更多的资金搞发展。但如果大哥撒手不管了、小弟的收入甚至连利息都还不上了,后果会如何?

(2015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平均降幅20%有余,各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下降,对债务按期偿还的保障能力有所减弱)
且不说金融机构还敢不敢借钱了,仅是规模庞大的公共基础设施(道路、桥梁、绿化、地铁、水利)与社会福利带来的运营成本,就够地方政府头疼了。
换个角度想,当地方没钱维持公共服务、还不起债;当银行要不回债、填补不了储户账目上的漏洞时,会发生什么?

(金融系统风险与银行信用危机,相信各位再耳熟不过了)
3.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前头说得太多了,言多必失,我们就此打住吧,用几个数据和一张图作结尾,各位意会即可:
2015~2017年,贵州到期偿还政府债务分别占总债务余额的24.68%、20.46%、15.84%;
“拆东墙补西墙”已成为一种趋势,现阶段地方债务资金多来自银行贷款,且接近一半的新增贷款用于偿还旧债;
2017年,广东地方政府债务余额9023.37亿元,其中2021年为债务偿还高峰期,珠三角地区9市需还债1192亿元、粤东西北地区12市需还372亿元;

(地方政府债券未来五年将集中到期,其中2021年为债务偿还高峰期)
最后一个问题:总体趋势会怎样?相信答案已不言自明。
当然,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法有很多,最粗暴有效的措施无外乎三种:
1.增发大量货币(比如再来次“四万亿”?)
2.征税还债
3.出售地方资产还债

(下场如何,委内瑞拉与俄国寡头了解一下?)
不可否认,“举债换发展”是历史必然与客观需求。但与此同时,埋下的定时炸弹也是我们万不能忽略的事实,唯有实事求是看待问题,方得险中求胜之道。
综上,接下来几年,是至关重要甚至决定历史走向的几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句话可不是瞎喊的。历史大流、不进则退,诸君共勉。
回答选自文章《踩高跷的短腿威:过去:地方“举债换发展”成“定时炸弹”?》
这不挺正常的么,为啥记者们又觉得搞了个大新闻?
为什么我说正常?
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中的作用。一是适当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2万亿元,比去年预算增加40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8500亿元,代地方发债3500亿元。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3500亿元,比上年增加1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9500亿元,由中央代地方发债4000亿元。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随经济总量扩大而有所增加,但赤字率稳定在2.1%,体现了财政政策的连续性。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700亿元,赤字率从去年的2.1%提高到2.3%。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12万亿元,增加17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5000亿元,增加1000亿元。处理好债务管理与稳增长的关系,创新和完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5600亿元,赤字率提高到3%。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4万亿元,地方财政赤字7800亿元。安排地方专项债券4000亿元,继续发行地方政府置换债券。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加大,增加的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减税降费。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全年降低企业税负5700多亿元,所有行业实现税负只减不增。
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今年赤字率拟按3%安排,财政赤字2.3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0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55万亿元,地方财政赤字8300亿元。安排地方专项债券8000亿元,继续发行地方政府置换债券。今年赤字率保持不变,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减税降费,全年再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一定要让市场主体有切身感受。
这是最近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每一年都会白纸黑字的告诉你,政府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如此,政府同时还会明确的告诉你,今年会扩大多少财政赤字,一步步从2013年的1.2万亿,提高到了2017年的2.38万亿。
记者们突然跳出来,大吼一声——
不好了!25个省财政有赤字!赤字总额5万亿!只有6省有盈余!盈余总额只有3万亿!5万减3万,缺口2万亿啊!!这就是中国财政的真相!!不转不是中国人!!!
对此新闻,我只有4个字评价。

财政赤字好不好?听到“赤字”就觉得不好,这是一种病。
详细就不展开了,只说几点共识:
1,积极的货币政策=印钱,积极的财政政策=借钱。二者都会一定程度的刺激经济。但是,印钱是凭空印出来的,这会导致通胀。借钱则不会有通胀问题。
2,政府有平抑经济波动的职责。所以,在经济好的年景里,政府会努力削减赤字。经济不好的年景,政府会扩大赤字,以刺激经济。而扩张货币政策则要十分慎重,后遗症明显,09年中国M2增加28%这事,不敢再出现一次了(PS,之后几年的M2是基本正常的)。
3,目前中国政府的债务情况相比欧洲、美国、日本,显得非常健康。是的,不论是总量上(政府债务/GDP),还是结构上,还是用途上,都、非常、健康。这点财政赤字根本不算什么问题。
有人觉得25个负债+6个盈余,这似乎不正常。
我没细看具体数据,但是仅拍脑袋思考,我觉得这“25负+6正”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比如,原来整个国家是盈亏平衡的,财政盈余为0,那31个省市也不可能各个都是0。排个队,比方15个正、1个0、15个负。那这时,加大赤字,每个省都均匀增加一部分赤字,于是就有9个省从正(0)变成了负,排队一看,6个正、25个负。所以仅从“25个负债+6个盈余”看,没有任何问题。
最后,再写一遍给对经济学、经济问题有兴趣的人的忠告:
多读书,多看统计数据,多思考,少看财经记者写的狗屁不通的文章(Economist例外)。
相信我,即使经济学学的再不好的人,也不会跑去做财经记者的,这些写报道的记者压根没学过经济学。
————————
后记:评论里有人质疑中国债务问题,觉得中国债务严重,很快药丸。花了两个晚上写了一篇科普文,供大家参考。可怕的中国债务!
数字真伪不清楚,大趋势是没错的。
1、金字塔不仅存在于社会成员之间,也存在于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社会成员、行业、地区之间的差距,只会扩大不会缩小。
2、一个人在二三四线城市接受教育,去一二线城市贡献剩余价值。他们的子女送回二三四线城市,将来长大接他们的班。他们老了,回二三四线城市养老。成本在二三四线城市,剩余价值在一二线城市。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不仅存在于中央与地方之间,也存在于各地之间。
3、除此以外,还有维稳的费用,西北、西南都不省心,胡萝卜也好,大棒也好,都要花钱。南棒向东北的基督教渗透也咄咄逼人,不过需要的费用可能远远比不上西北、西南。
4、一线城市的行业和二三四线城市的行业之间,存在利润转移关系。一线城市的金融、地产、概念行业,很轻易就把二三四线城市的利润吸收过来,有些是在交易中提高利润,有些是主动二三四线社会顶层主动向一线城市投资。
5、过去有个说法,光脚的挣钱,穿鞋的吃,穿鞋的挣钱,穿靴的吃。干活累,不过农民工;放下身段,不过性工作者;敢于承担风险,不过贩毒的;能创新,不过各类骗子。这些人都不是社会顶层最有钱的阶层。金融、地产,动辄多少亿的利润,够农民工干N万年,性工作者卖N万次,贩毒者贩运N公斤,各类骗子得手N次。社会存在金字塔。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总体来看,吃苦受累不要脸冒险创新都不是致富的原因,资本和暴力才是。拥有压倒性资本和暴力的人,财富基本集中在一线城市。
6、工业化社会,中央的转移支付是非常必要的。不过,目前为止,只是存在地区之间,并不存在于行业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转移支付尤其缺失,看看税种就知道了。主力税种是间接税、流转税,而不是直接税,财产税。截至目前,流转税对中小资本来说,已经不堪重负,不得已只好减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基本是针对工薪阶层的,收入调解的功能很弱。
7、改革以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了稳定,为了就业,提高了基本社会福利的水平和公共财政支出水平。对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征税不力,中间的差值,自然就成了赤字。
8、财政赤字,并不是因为没有生产能力或者消费能力,而是没有支付能力。地方没有支付能力,借地方债。中央没有支付能力,发国债,或者,印钞。按照金字塔的规律,一旦金融危机爆发,吃亏的还是二三四线城市、相对弱势的行业和社会中下层成员。
9、将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个人的选择,还是尽量去一线城市发展,回二三四线城市养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