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的美好只存在于想象中。
真给你几十亩山地让你种一两年，你第一件事就是哭着回去上学。
我爹当年不想上学，爷爷让他放了两年羊，他就乖乖回去上学了，再也没提过种地的事情。
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和云贵山区差不多落后，所以我经历过用纸糊窗户、经历过没衣服穿所以必须光着屁股跑、种过地、放过羊、甚至交过农业税。我的经历基本上就是二倍速把现代化经历了一遍。
说几个我亲身经历的现代化过程。
第一个是用水：水只在山下河里有，住在山上的人就必须下山打水。离得近的就一个扁担担两个桶。从山下泉水担到山头，每天一次，每次一个小时。
没概念的人可以试试抱两桶5加仑、18.9升的饮水机水桶上二十楼（农村的山有高有低，一般不止60米，大部分都至少二三百米）。
这种情况下一年都洗不了一次澡，所以提个问题：如果一年不洗澡，身上哪里最脏、能脏到什么程度？
洗手的话没有洗脸盆，也没那么多水，就只能用碗舀一碗水洗；刷牙别指望，没这个习惯，买不起、也没地方买牙刷牙膏。一般来说三四十岁牙齿就掉光了。
距离水源远的人家就用驴驮水上山，驴需要专门箍驮桶，而且打水需要走四五里路，来回接近十里山路，光是驮水就得花一早上。
改革开放了十几年以后，我们家打了十里八乡第一口井，有了用水自由。但是此时的井还需要用手摇轱辘把水从井里打上来。这种井一般都要一人多粗，一是因为要能放进去一个桶；二是因为这种井需要把人用轱辘吊下去，一锤子一锤子敲出来。我家的井深两丈二，那个时候打一尺石头的人工费是十块钱，打了一个月才把水打出来。
再后来，井里扔了一个叶轮泵进去，水马上就不够用了，开足马力只能抽半个小时。后来地下水水位下降，只能抽十五分钟，只能把井再打两米深，才能抽一个小时。
这两年，开始流行用机器打井，井的直径只有一个碗粗细，只能扔进去一个螺杆泵，井深也来到了六十米，已经不支持吊桶打水了。90后应该是见过十五个吊桶打水的最后一代人。
需要注意的是，十五年前铺过一次自来水，但是放出来的水里有一层白色的消毒剂，所以都不用那个水。最近又铺了一次自来水，但是农民嫌贵（一立方米四块钱），也不咋用。
二是吃。
差一点的年景就苦菜、吃糠，字面意义上的吃糠咽菜；最差的那几年，山上的榆树皮都被扒完了吃。好一点的年份就吃玉米面、高粱面，白米白面都是过年才能吃的东西。
包产到户以后，生活马上改善，第一年能吃上黑面（全麦面），第二年能吃上白面，从那以后到现在都一直能吃到白面了。
猪肉的普及也是差不多时间，因为有了足够的剩余粮食让农民每年养一头猪，年初买小猪仔，过年杀掉，这就是年猪的意思。
但是这背后有个容易忽略的问题：粮食种出来了，拿啥磨成面？
这一套里面难搞的不是上面的这个石碾（圆柱体），而是底下的碾盘（石饼）。
这玩意是实心的，大一点的立起来有两米高，根本抬不动，需要竖起来推着走：前面用绳拉，后面有人推，左右还要有人扶着不能倒了。至少四五个生产队的四五十个壮劳力才能推动，采石场距离磨坊远一点的，得两三天才能推到地方。
扶着不能倒是最难的部分，需要碾盘中间穿一个非常粗非常硬的木棍，每一面都要至少四五个、有两三百斤力气的壮劳力扶着，碾盘稍微偏一点，就要马上扶正，否则就要砸伤人。
搬到地方以后，碾盘主人需要摆席答谢，一般是八大碗：两碗粉条、两碗豆腐、四碗肉。十三花再多两碗萝卜干和一碗肘子，剩下两碗不一定。
一个壮劳力能吃七八碗、八九碗面，两三天都是饱的。所以虽然拉碾子非常辛苦、而且有可能受伤，但因为能吃饱，所以还挺受欢迎。
后面有了拖拉机，能拉动了以后，五六个人在陡坡稍微推一下拖拉机就行。
但是拖拉机拉碾盘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九十年代初有了机器磨坊，农民就不再自家碾米面了。
最近十年，农民也基本上买米面吃，磨坊也开不下去了，开磨坊的万万没想到，农民不种地了。
行千里者、三月聚粮。为了结婚摆宴席，就是需要提前半年开始磨面的，提前一年开始喂猪、种菜，提前三五年缝新铺盖。
再说上学。
学校距离我家五六里路，单程接近一个小时，离得远的得走两个小时。
我上学印象比较印象深刻的问题是：冬天冻手，铅笔都拿不稳，一整个教室就一个火炉子。再往前，连火炉子都没有，只有火盆。
有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宿舍没火炉子，晚上冻得慌；二是火炉子会产生一氧化碳，每年冬天都要强调我们至少两遍注意安全，第一遍是刚到冬天，另一遍是县里某个学生一家被一氧化碳团灭，所以冬天的早晨，每一个学生迟到都是大事。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每年秋天学校都要分煤炭，让小学生把煤炭搬到自己教室和老师房子。而现在就连养老院也都有锅炉集中供暖了。
我看过我小学的学生名单，学生一年年减少，每年开运动会，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跑操进场的时候，怎么让学生看起来多一点。
人这么少也没食堂，学生只能自带干粮、自带水。住校的时候甚至得一次性拿一周的（有灶的学校需要拿米面交到灶上）。
你们可以试试把一个馒头放一周，看看那个东西和砖头谁硬。
这还没说
- 燃料：煤是肯定烧不起的，所以每年冬天都要砍柴，家里能堆七八米长、两米高的柴堆，然后一二月背着柴去城里卖。
- 种地：几十亩山地分散在山里，鸡叫吃完饭起床、天黑了才回家、妇女中午去山上送饭。
- 放羊：一个反常识的事情是，羊越多越好放，因为羊是群居动物，羊多了以后，只要头羊的位置对了，其他羊就不会掉队。羊少的话，群的概念不太清晰，所以羊老是跑。
后来，有人出去打工的家庭和有人考上公务员的家庭，老人也就不再种地了，但是也总是闲不住，所以就种一两亩菜。
搞笑的事情来了：最不需要种地的人买的现代化农具往往是最多最好的，我爹前两年就给我爷爷买了个油锯，光头强用的那种，但是我家根本不缺燃料，我爷爷就是看到别人有了，自己也想要一个。
我的评论只有一句：差生文具多。
学生也不再需要走大半个小时走路上学，要么搬到了学校附近，要么就买个老头乐，老年人接送小学生上学，每天下午一排老头乐，格外壮观。
以上这些内容都是和我爷爷打了80分钟视频确认过的，他说整个县、六位数的人，只有一个磨坊，对小农经济有幻想的人可以去试着开个磨坊，看看能赚多少钱；也可以亲手推一个碾盘，顺便想象一下修金字塔的画面。
现在的农村已经是工业化的形状了，你眼中的岁月静好都是建立在廉价的工业品基础上的：
- 米面已经不自己种了，买；
- 筷子也不是砍个树枝凑活了，买；
- 衣服被子床单，买；
- 农具种子化肥，买；
- 燃料，买；
- 手机，打工的儿子买。
真正自给自足的就是院子里的一小块韭菜，剩下的要么是廉价的工业品，要么是工业社会的巨额补贴，比如路、网、电、水。
可以这么说， 没有工业化社会，农民会不会饿死都难说。那些回到农村的城市青年口中的自给自足、田园风光就像是王思聪说他白手起家。
农民又有哪个不知道打工比种地好？
考不上公务员的有外出打工的、有本地打工的，现在山上的地基本上都退耕还林了，每次回老家都能发现山越来越绿了，连农民自己都不愿意种地了。
农民也是人，也需要智能手机和微信，农民也需要集中供暖、自来水和温暖明亮的教室，这些都是种地永远买不起的。
可以说，鼓励农民种地就是阻止农民拥有更好的生活，是所有农民的敌人，李子柒的生活只存在于摆拍里。
我常和我爸说：我爷爷小时候到我奶奶家需要走一整天（走路）、你去我妈家也要走一整天（大巴）、我从北京到上海（高铁），只要四个小时，所以虽然绝对距离越来越远，但是从时间上来看其实差不多，别一会一个电话问我到哪了。
所以前排找个女朋友，年龄24±3岁，身高体重肺活量之类的都无要求。只要你翻翻我知乎回答，还不觉得我是傻逼就行。以后我爹问起来，我也好回复他「你看，我去我对象家也是一天就能到的，我离家也没有很远嘛」。
温铁军的批判很有力，拿出来的方案不行。这也不稀奇，历史上在欧洲已经有过这样的人。
温铁军是中国版而已。
温铁军用中国的数据告诉大众，小生产者、小资产者，这些自食其力者是如何破产的。
将剥削他人私有制，伪装勤劳致富的画皮揭开。
指出了在剥削他人私有制下，民众的生活是越来越困苦。
不过开出的药方，还是梁漱溟的那一套
其实这一切也不新鲜，欧洲早就有了这方面的东西，西斯蒙第、蒲鲁东、路易 ·勃朗，还有俄国的民粹派
温铁军用了相对较新的，20世纪的中国数据，是离我们不远的东西，文字也是中文，在阅读上要比看那些欧洲人的作品更方便，毕竟他们作品是19世纪的欧洲，而且需要通过翻译。
大资本大生产剥削压迫他人的私有制不可能倒退回小资本小生产自食其力的私有制，即使国家强制实行，结果就是本国的大资本被拆分弱化，然后被外国的大资本以体量优势击败，变成外国的经济殖民地。
私有制社会，自食其力的私有制，必然会被剥削压迫他人的私有制打败。即使剥削压迫他人的私有制不用任何非法手段，光凭体量更大就能击败自食其力的私有制。
只有技术的落后，导致规模效应无法发生作用，还能让自食其力的私有制苟活下来，但是技术的进步是必然的。剥削压迫他人的私有制消灭自食其力的私有制，也只是时间问题。
哪怕在技术进步缓慢的古代，西汉、唐朝用均田的方式，明朝用税收区别的方式，在王朝早期能限制剥削压迫他人的私有制，让自食其力的私有制占主流，为国家的强盛创造条件，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自食其力的私有制也因各种合法、非法手段，被剥削压迫他人的私有制所击败
秃头咪蒙一伙对温铁军咬牙切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温老指出来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毁灭了工业党大棋党们的宏大叙事:
那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是靠什么自我劳作和发展能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而是转移支付成本，靠侵略战争和奴役他国原住民完成的。所以对于原住民们来说，工业化是极其残忍的。
我国工业化整个进程中，虽说还不至于达到西方这样的血腥残忍程度，但决策的底线思维，就是凡事牺牲农村农民，几十年来，都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为了现代资本的积累，苦一苦农民。
现今中国社会经济层面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就在于转移支付成本的韭菜根——农村和农民，已经没有了。但是依赖这一发展模式的“百万槽工衣食所系”的既得利益集团，却比任何时代都要强大。
显著特点就是 :我国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发达现代国家唯一没有房产税和遗产税的，为何会这样？就是城里人到今天为止，依然顽固的将支付现代工业社会的成本，摊派给农村和农民。这一现象，我看不到任何改良的可能性。
正所谓存人失地，人地皆复；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温铁军一派再怎样保守乡愿，好歹还是在护着韭菜根；秃头咪蒙一伙那就是坐在树上砍树的跳梁小丑罢了。
秃工说的很委婉，我来骂狠一点：什么狗屁美好家乡！骗骗学龄儿童小孩子也就罢了！你看偏远农村超过16岁的人有几个留在家乡的！万本赞美穷困家乡的教科书都抵不过残酷世界的一个耳光！
“做奴隶虽然不幸，也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鲁迅
生在农村虽然不幸，也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离开的希望；若是从穷苦的农村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牛马了。 我改的。
我大学在武汉就读，期间北上广深都去玩过，毕业后在农村工作过一段时间，国家级深度贫困村。我看到的就是两个世界。我深刻感受到了什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所谓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那些环境恶劣的农村的未来在我看来只有一条路，迁出来！偏远农村就是tmd一无是处！居住、教育、医疗、消费什么都差！唯一值得称道的可能只有土地不值钱房子可以建得比较大，但是居住质量也不如城市筒子楼。所谓的美好环境不过是小布尔乔亚的叶公好龙，顺带一说农村人均寿命也不如城市，不存在农村生活延年益寿一说，就算对延长寿命有帮助，那种生活质量…….我一直觉得生命的意义在于深度而不是长度。
（我负责的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光棍抽签进了城，不到一年就认识了一个在厂里打工的三十多岁老姑娘准备建立家庭，我为此感到高兴，因为在他那个破山沟子里根本没有女的愿意嫁）
（老头老太夫妇有三个子女，俩儿子在外打工成家，一个女儿早年在广东东莞打工时和人私奔如今虽修复了关系但很少回家，这些人都没有读多少书，但他们一步都不愿停留。我曾和他女儿聊过，她说的一句话我感触颇深：我就算是穷死饿死都要让我小孩在东莞读书做城里人。（她有两个孩子）你猜她为什么这么说。）
说农村是个围城是不准确的。围城是外面人想进去里面人想出来，而偏远穷困农村是里面人想出来外面人压根不想用脚进去（用嘴进去的除外）。在我看来就是个监狱：外面没人想进去，里面的人要么拼了命地想出来，要么力量太小无力出来自暴自弃,还有就是像《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老布一样被“体制化”了：我这里嘴臭一次，专门骂一些支教老师，在偏远农村，你是孩子和老头老太眼里的救世主、万事通，你是宣传视频里的园丁伟人，但是离了农村，你就是个教案写不明白，公开课讲不通顺，没升学率做支撑的普通老师。就像电影里的老布，在监狱里是个受尊敬的人，出了监狱就是个有风湿病是老废物。
下面这几个问题，在知乎上的默认回答基本是这样的：
农民要不要离开农村？
要。
现在经济好不好？
不好。
就业难不难？
难。
进城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不能。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应不应该享受城市的公共资源？
应该。
这五个问题放到一起，你就会发现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我知道经济不好，我也知道工作不好找，我也知道建设公共资源需要钱，但是农民就该进城。
至于说农民进城后没法生活怎么办——反正我不管，我就要“公平”。
其实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只要不是个傻子，都知道工业比农业产出高，也都知道工业更能带给人幸福的生活。
当然，站在被这些人痛骂的“资本”的角度，一个具有正常人脑的资本家，也肯定知道把农民变为工人，能榨出更多的钱来吧？
那无所不能的资本，怎么就不愿意把农民拉到城里来呢？
看看世界其他国家的数据。
法国，1846年农村人口占比75%，1906年占比57.3%，1950年占比16%，1970年占比10%，现在法国农民占比大约是2%不到。
美国，1850年农民占比60%，1930年占比25%，当下占比不到2%。
需要说的是，美国在1890年代就已经成为GDP世界第一的发达国家，但在这之后近40年的时间，依然有1/4的人口是农民。
而且，当年的工业核心就是制造业，这是个大量需要劳动力的产业。即便如此，美国也是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的红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经济霸权，才把剩余的1/4农民慢慢消化掉。
现在中国的城镇化率是60%多，无论是人均GDP还是GDP总量占世界的地位，都远不能与当年的美国相比。
然后，有些人居然觉得，只要把农民赶到城市里去，问题就解决了。
而回到一开始提的问题，这个死循环的BUG就在于：
一方面明知当下经济已经提供不了足够的就业岗位，一方面又认为农民只有脱离土地才能活得更好；
一方面认为产业升级失败，高端岗位不够，一方面又认为低端岗位都是给“牛马”的；
一方面认为“牛马”的就业岗位不是人干的，但一方面又认为“牛马”的岗位也比在农村种地好；
一方面认为人只要聚到了一个地方，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产业，过上好日子（印度、墨西哥、埃及默默点个了赞），另一方面又认为人多了就“卷”了，过得是牛马的日子……
这些前后矛盾的思维，根源其实就是一个——阶段和目标的错配。直白点说就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做着发达国家的产业梦，并以发达国家的生活作为对标，还得要求任何一种变革都得在一两年之内完成。
在这里，我们也不妨做个假设——假设中国已经如当年的美国一样，成为了世界GDP第一的发达国家，再把农民进城的时间打个折——按25年算。那在这25年里，对农村该采取什么政策？
如果放任不管，那人口日渐稀少的农村，恐怕连维持基本的生活质量都做不到。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做的，恐怕也就是通过扶贫、转移支付等等方式，先保证农村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生活质量。在这个基础上，再慢慢地通过经济发展，消化农村人口。
从根本上说，马逆的话并没有错误，只有离开农村，才能最终保护故乡。
但从理论变为现实，需要的是几十年乃至于上百年的时间。并且，越往后这个下降的曲率也就越低——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不可能永远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人均获得的资源增多，生活也会变得好起来。
而在这几十年里，农村人总是要生活的。
其实键政之所以容易，是因为只要你站住了道德高地，是完全不需要管落实的。左手持公平，右手拿自由，中间国民福利护身，那真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回答一开头的五个问题，真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那五个问题必须得有一两个有所改变，事情才有转机。比如，经济好转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比如给予农民一定的技能培训让他们可以找到更有技术含量一点的工作……但如果这些都做不到，或者不能在短时间内能做到，那在这里再谈改变农村就毫无意义。
最后，我们把问题落到就业上——现在中国的城镇化率是64.7%，也就是农村的比例是35%左右。假设这其中有一半是需要扶贫的农村，这其中又有一半是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那么这部分人的数量也在1.5亿左右。
假设我们预计能用20年的时间把这部分人口消化完，在不考虑新生儿的情况下，每年也需要再为农村人口创造出70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这里算的是单为贫困农村人口创造的就业岗位——如果再算上城镇的新增劳动力的话，那么理想状态下，每年需要新增2000万~2500万的就业岗位。再考虑到某些人对“牛马”岗位的厌倦，那这2000多万的就业岗位，还得是中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创造就业岗位是全世界各国都头疼的问题，更不用说创造中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可假如这一点做不到，把竞争力相对更低的贫困农村人口强拉到城市里，意义又在哪里呢？
手工艺人，做小吃的，唱戏的，卖艺杂耍的 ，当然还有风水算命，武术中医，民俗国学，都是一套说辞。
宝贵遗产，优良传统，要继承，要保护，blabla
这些玩意但凡有点用，怎么混到了招摇撞骗，到处要饭的地步？
农业社会这些行当存在，除了给贵族老爷们找个乐子之外，也算是在田地的缝隙之间养活一些过剩人口，物尽其用而已。
说回当前，计划生育的背影不远，自动化，智能化的浪潮依稀可见，现在恐怕是欠发达地区人口汇入社会发展主流的最好的一个时间窗口了。一旦错过这个阶段，产业链对初级劳动力的需求就没有现在这么迫切。如果纯以消费人口融入循环，那就更被动。如果真的到需要被保护起来，被当成保护动物一样参观，真的舒服吗？
人类在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会吸取教训。我们就是这样顾前不顾后的物种，逝去的只能是风景，问题只能指望在前面解决。
进城，是人力资源配置的问题。但是人不是煤矿，人是要有生活的。
马前卒对于离开农村进城的认识是合理的。但是他要面对和解释的问题是，农村进城，是有进城税的。
“进城税”其实大家都懂。为了能够安居，你要买房。哪怕是租房，也是要给城市食利阶级供养。想要落户，很多城市要纳税。更别提北京这种积分落户的。而很多农村打工者干着苦活累活五险一金都没法保障，薪资连纳税最低基准都不够。
之所以今天那些4线以下地区的落魄贫困，很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和老人。“留守”的本质，就是进城打工者只能艰难苟活根本没法融入城市，所以自然不可能把孩子老人接到城里生活照顾。
睡前消息其实也已经触及到这个问题。上一期关于教育问题就已经牵扯到省级教育特权的问题，本身也是资源分配不公。而农村进城子女教育更是这种资源不公下另一层面的残酷。
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分配问题，再次反对马前卒关于马克思不提分配的事。共产主义对于分配的方式方法就是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后划归公有制后按劳分配。生产力足够后按需分配。
既然我们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那么就必然要谈再次谈分配。今天中国农村问题一个层面就是先富起来的少数城市占据资源不带动后富反而进一步剥削未富起来导致的进程困难（留守）！
利益相关:大学时跟着老师参与过四川某山区脱贫成果评价和几个县市的乡村振兴调研。
说一句悲观的话，很多地方已经错过了消灭大部分农村的窗口期，督公这期视频发晚咯。
以四川为例，占补平衡实施以来，四川各地农村开始同步实行并居和新农村建设工作，把分散的农户搬进一排排楼房。受制于山区地形等因素，无法修建大型社区，往往几十户为一个点，修建几栋住宅楼，各点又相距较远。
这种模式，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农民上楼之后，离耕地太远，失去了原来分散的优势，但是又没有获得城市公共服务和现代设施的便利，同时，这种居民楼和特色民居比，又没有任何休闲价值。这种模式，农民几头不占，输麻了，社会也输麻了，当然也有人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
现在这些新农村现状如何？学生基本上都在县城读书，通过农村客运往返城乡之间。年轻人去更大的城市发展，过年才回家短住几天。中年人在县城务工，隔三差五才回一次，只有老人独自在新农村住着楼房。有的家长为照顾孩子读书，又在县城买房或者租房。虽然住进了新农村，青少年、中青年还是要选择进城学习、工作、生活，只留下空巢老人和年级尚小留守儿童，既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也不能得到好的照顾。
所以，明明可以用相同的成本直接把新农村建到县城，一步到位解决所有问题。让孩子在城里读书，老年人在城里养老，中年人可以在城里一边务工一边照看老人和小孩，甚至人口聚集了，也可以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让所有人满意。
为什么一开始不能直接把农民搬进县城？在县城修房的成本不会比在农村高，更何况维持这种低水平农村社会的成本可以维持更高水平的城市社会。
一方面，农村建设理论是小农经济的保守主义，它既来源于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市民对田园牧歌的想象，也是农业社会自身的传统惯性，还有乡建派对政策的影响，是在维护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改善农民生活，却忽视农民也有享受现代生活的权利。如果十年前有这期节目类似的观点并形成广泛影响，也许又不一样。
另一方面，将农民的宅基地替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却依然把农民留在农村，地方政府因此获得更多的地权，也保住了城市房地产市场需求，政府性基金收入暴涨。
最终结果是，农民失去宅基地，放弃新农村，继续支付进城税。全社会投入大量资源在农村，对农民生活的改善却有限，高投入低回报，浪费了大量资源，这个成本是包括农民在内的我们所有人承担。
以上就是四川乡建的教训，希望贵州人民引以为戒，不要再走弯路绕圈圈，一步到位，直接让山区农村在城市振兴。
最后补充一下农村调研期间的事
期间很多同学都对乡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否定这种做法。带队老师说了句很精辟的话：农村农民注定会消失，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这个过程不那么激荡。
这期视频非常切实，不禁让我想起前几年互联网上还是铺天盖地的宣传中国在云贵大山里修路铺桥，搞各种世界级工程不心疼，甚至还有一户人家也要修路扯电线的例子被反复宣传，以此体现我们体制的优越。
很多人被宣传一忽悠，就看不清其中的代价了。
中国投资率一直高达40%往上，这在发达国家里是闻所未闻的，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多少能够提供巨额利润的高新产业，支持工人的高工资，我们依然不得不靠廉价制造业养活。
这是我一直疑惑的点，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以日本为例，50年代出口纺织品，60，70年代出口汽车电视，80年代半导体和美国一争高下，它们的产业升级是如此顺利，而我们却是反复的喊却没有成果，笼子腾干净了，鸟却没换来。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实际上，正是对于内地的一些没有经济效益的巨额基建投资，挤占了社会原本可以提供的金融机会，使得中国的产业升级长期处于将来未来的阶段。
我实在不清楚贵州是怎么产生经济效益来偿付对它们基建的投资。
假使转移支付不是对内地的一笔值得的投资，却反而剥夺发达地区的发展机会来供内地挥霍，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英国的工业化，“羊吃人”，逼迫农民进城务工。破产农民进城后不工作流浪躺平要处以鞭刑，割耳朵等残酷的刑罚。
德国的工业化，地方小农和封建诸侯被清洗，实现了集权统一。俾斯麦的手上都是血。
美国为了实现工业化，从1850年开始直到1920年，大规模消灭了中西部小农，将他们赶进城里去做工人，把土地集中给大型农业企业。动用黑帮和军警系统性的镇压不愿意将土地交给银行的小农。才有了美国的工业巨人崛起。
苏联为了实现工业化，快速从小农社会向工业国过渡。大规模的采取集体农庄制度和资本统一管理的计划体制，剪刀差，镇压绿军黑军。
韩国朴正熙执政时期，小农大规模破产，被送入血汗工厂成为韩国代加工发展经济的耗材。
“柬埔寨当年付出了三百万人的牺牲，我们也要有这个觉悟吧”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执行了近似发展路线后的问题。
小资产阶级保守落后的传统文化正在遭到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下诞生的新文化的冲击，加之不可避免的经济上的衰退（最直观的表现：破产）他们在多条战线上（主要是以另类右翼民族主义/新纳粹和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政治旗帜）竭力反击。工人阶级怒火重重，他们已经发展出了许多新文化，但是受传统文化压制，他们被资产阶级剥削，又受小资产阶级封建的父权制度压迫，以马列主义为旗号进行斗争。资产阶级野心勃勃，表面上在统一战线内与波拿巴主义政府合作，但是貌合神离。
在这之后是小资产阶级在历史规律下不可阻挡的衰亡。农村随着主要劳动力迁往城市，作为经济蓄水池的作用也逐步枯竭使得经济危机对城市的影响恶化并难以用旧经验来控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实力在扩大，阶级矛盾也日益严峻。波拿巴政府最后发现不能再玩“阶级中立”“阶级合作”的见风使舵游戏，必须选边站成为某一阶级的镇压工具——成为现代国家。
当下，我们有很多理想化的设想。比如说我们吸取了外国同时期的历史教训，希望只要提供补贴，保留小农的土地股份，或是确保城镇无产阶级收入比小农的收入高（这样可以更好的说服小农去城里当工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历史转型就可以和平的过渡。但是理想和现实总归是有差距的——现实是我们坐在危险的火山口上。
所以，怎么办？
“结束第三个时期。”——列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