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中国 90% 的大学都应该进行职业教育，中国并不需要那么多学术型人才」，你如何看待此观点？

这就是我之前提过的，公共讨论离改革核心越来越遥远。

下面这段话也是他说的：

我国高校的招生指标之所以难以顺利调整，主要原因在于招生计划由教育部门、学校主导制定，公众并没有权利参与讨论，只能被动接受。

因此，要让各地考生有平等的升学机会，必须打破这种决策机制，让公众参与利益博弈。

出自十年前，《熊丙奇：推进高考公平 需公众参与博弈》。

这段话说得非常清晰：为什么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明显不公平？因为拍板在上不在下，唯上不唯下，公众没有话语权。

你想改进高考公平，你就必须面对这个体制，然后着手改革。

十年前的熊丙奇面对问题，一刀就扎过去了。

然后再看十年后的熊丙奇。

记者问千万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毕业即失业、要高中分流还是高校扩招。

熊丙奇开场掰扯了半天的：

普职分流不大行；现在的职业教育水平和资源不大行；延长义务教育时长只是拖延问题；

应用型人才是市场所需；

普职分流应该走向普职融合，搞综合中学，中学就学点技术；高校也应该大转职业技术方向，搞职业教育；

把职业教育的水平搞起来，好起来了。

最后才来了一段“现在需要淘汰落后产能，推升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这个绕哟。

熊丙奇说的有毛病么？没啥毛病。

我国职教体系是很拉垮，学生进去多数就是放养，老师放放PPT；临毕业还会被学校卖给工厂，出了校门只能接触到一堆低阶岗位。

所以很多家长拼了老命不让孩子进职校。

常规改革思路一定是提升职教的教学和实习质量，把学生变得更好。

但这只是供给侧改革。教育总体上只能改善供应的人才质量，教育没法改变人才的总需求。

实际上熊丙奇自己也说了：

其中最关键的，是德国现在的整个制造业都是高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必须要有高端的职业技术人才。

而且这种职业技术人才不能够靠学校自己来培养，一定是企业自己有这种主动性去培养。

这个最关键的核心，恰恰对熊丙奇和教育改革都是超纲的。

这两年政策上开始关注职教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增速放缓，无法像以前那样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00年到16/17年，教育话题里职教没什么热度，主要还是聊高考分数线。

进外企、进互联网、进体制。00年到17年，风投机构从106家增长到8863家，热钱汹涌。那个时候谁管你职教不职教，有张文凭就是了，大学里有产品经理这个职教体系么？

但这几年不行，特别今年，官方新增就业岗位1300万人，有就业需求的1600万人，明显的缺口。

于是这几年各路人马开始搞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好像高水平的毕业生就一定能找到高水平岗位。

但事实上，是市场提供了需求，文凭才能有高回报；如果产业收益和研发投入只能养得起100个博士，你输出1000个，剩下900个也得降级去干硕士的活。

而且过剩输出会严重挤压劳动收益。首先那100个博士的工资就得降，因为有900个等着；下面的硕士工资也得降，因为有900个博士下来了。

一层层压下去，卷。

我国的毕业即失业固然有教学质量的问题，但核心还是市场需求不足，也就是产业结构和水平，尤其是在国际利润分配链里的地位，总体偏低。

这是个要建立海外势力范围的问题。

这个不解决，教育再怎么改，无非是街道办里挤满更多研究生。

我觉得熊丙奇完全理解这个逻辑，只是不好说，说出来也打击士气。

但总需求不变化（K型复苏加散发疫情，中小企业实际上是小幅通缩）的前提下聊教育改革和大学生就业问题，真的很糊裱匠。

简单一句“产业升级失败”似乎很难说出口，毕竟承认 政策错误、缺乏远见 有损权威，而且“产业升级失败”存在一定的相对性——需要从相对于社会发展阶段角度衡量。当然，在产业升级失败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结构性原因。

最近十年，高校毕业生数量越来越多，我自己也参与校招和社招，对此有一定体感。在所谓“经济下行”环境下，企业能提供的岗位越来越少，特别是研发等技术性岗位。这样供给两端一升一降，供给矛盾就越来越严峻了。叠加疫情冲击，和最近几年国家对资本投资的近于毁灭性打击（国外背景的VC基本已经完全退出，国内VC也基本歇业），吸收大量就业人口的小微企业大量死亡，吸收大量前沿技术人才的新型科创企业数量大幅下降，也就造成了学的技术越前沿，就业压力越大的问题。

那么，是教育改革者不清楚这个基本情况吗，我想未必。更可能的是，教育部的改革者们在自己的权责范围内能使用的尽量少伤害现有利益群体的手段不多了。读过研究生的同学可能都有体感，60～70 一代的导师们，其科研水平和人品方面不足的比例可以说是极高的，但是这些人在教育政策中有话语权，所以教育改革的大刀总是落在青年教师的头上，让本已非常内卷的青教竞争变得更加残酷（非升即走，双千计划 等等）。

说到产业问题，就不得不提“房地产”问题。房地产在过去十多年成为地方政府创收的核心手段，开发商作为白手套挣了少部分利益，但挨了最多的骂。地方政府形成房地产依赖，为了维持财政稳定，不得不维持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这也导致居民的房地产贷款压力越来越大，也就是居民杠杆率的持续升高。央行方面，为了维持金融稳定，也不得不出台一系列的政策精心呵护房地产，维持居民杠杆率的“稳中有升”或者“近于稳定”。

但是，房地产的问题不仅体现在金融稳定上，还体现在产业挤出上。地方政府通过房地产挣得大量资源，地方城投等借贷、融资需求持续上升，引起实际利率上升。民营企业和私人部门的融资需求和融资成本随之增加，但是这些部门没有在房地产中分得一杯羹，也就导致民间支出减少，体现为民营企业的投资扩产风险增加，投资意愿下降，干啥不如炒房。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Crowding Out Effect(挤出效应)^[1].

当然，挤出效应不仅体现在融资和支出上，还体现在就业人口的就业选择上：当城市的房地产杠杆压力过高时，求职者就必须更多的考虑面包问题，更少的考虑理想问题，也就驱动求职者更多地选择高收入行业，比如互联网、金融等，更少地前往相对低收入但是专业对口，对社会产业结构非常重要的行业（需要产业补课的行业），比如工业目机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 国家一看不行，这样会导致产业畸形，就从两年前开始打击互联网和金融行业，让大家“进厂”，互联网和金融行业的薪资下降了，其他行业的薪资也没有明显上升，房地产价格问题还更严重了，所以这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从表面上来看，地方政府，央行，中央政府，教育部，民营企业 和 个人求职者都在自己的可选范围内做了最理性的选择，但是合并起来却是一个悲剧性的结果：产业结构进一步破坏，承担不了日益增加的求职需求，高端职位需求下降，低技术低薪资产业职位占比上升，民营部门受打击相对更严重，经济活力下降，消费下降，产业升级速度大幅降低，创投活力几乎完全丧失。这就是典型的合成谬误^[2]：一个个看起来能解决问题的政策实际上起到加重问题的结果。

那么是什么政策埋下了这些问题的祸根呢，我想已经很显然了。

参考

1. ^Abrams, B. A., & Schitz, M. D. (1978). The ‘crowding-out’effect of governmental transfers on private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Public Choice, 33(1), 29-39.
2. ^Kerr, W. A. (2009). Recessi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fallacies of composition. Est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rade Policy, 10(1753-2016-141174), 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