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被灌输的懒汉的定义：做五休二，朝九晚五，工作认真，到点下班，利用休息时间和假期陪伴家人。
你被灌输的勤劳的定义：一天干二十个小时，尿尿不许超过三次，拉屎只能一次且限制在五分钟以内，一个月休息两天还是领导给你的恩赐，国庆劳动节假期还得事后用周六日工作补回来。
周公子在你眼里不算懒汉，渴求做五休二的工农阶级反倒成懒汉了。
2022年7月14日，浙江余姚7月最热的这天夜里，34岁的装卸工人张公前，死在了12平方米的出租屋里。那天余姚最高气温达到41度。
张公前是余姚火车站西站的装卸工人，据工友透露，在他出事的前两天，7月12号的时候，他就感觉浑身不舒服，天热得他十分难受，“心里总是火烧火燎的”。于是张公前想要请2天假休息，但是被带班的告知说请假是要扣工资的，张公前不舍得这两天的工资，于是继续坚持工作。
工友劝他：“实在不舒服就别强撑着了，回去休息两天，身体最重要”，但是张公前只微微的笑了笑，摇头说还是算了，自己实在是舍不得这几天的工资。
7月13号、14号两天张公前强忍着身体的极度不舒适，顶着40度左右的毒辣高温，连着高强度地工作了两天，每天基本上都是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10点左右，中间只有吃饭和短暂的休息时间能够稍微喘会儿气，这时候他喝藿香正气水都会难受得立马吐出来。
一直到第二天的清晨，工友喊张公前一起去上班，无人应答，进门后发现张公前已经全身冰凉地躺在出租屋的床上，没有一点呼吸。
（图为张公前生前的住所）
而张公前走得静静悄悄，在死之前没有和任何人打过招呼，甚至都没有拨出一个求救电话、发出一条求救短信，就像是吐尽最后一根线，结了一个潦草的茧。
张公前死后，留下了妻子和女儿。他的妻子刘红俠来到了当地的劳动局和社保局，得到的回复都是张公前死亡的时间并非是在上班时间，死亡的地点也并非是在上班地点或者是上下班途中，所以无法申请工伤的鉴定。
失望的刘红侠又来到了医院的职业病诊断办公室，医生告诉她即便现在是做尸检，确定是由热射病死亡，这个也要求是在工作中发病的，不然都不算数。
刘红侠抱着最后的希望又去咨询了律师，律师称如果要打官司，就必须要进行尸检，而且正如之前医院所说的那样，即便是尸检出了热射病，也很难进行工伤鉴定，因为还有时间地点的限定。
刘红俠只得放弃打官司，在警察和街道的调解下，和张公前生前工作的杭州湾物流公司进行谈判。
从7月19日一直到7月28日，谈判一共进行了三次，一开始刘红侠提出了60万赔偿费，但是由于没有法律依据，对方态度十分强硬，赔偿金额一降再降，最后这三次调解都以失败告终。
在第三次调解失败后，万念俱灰的刘红侠和家属抱着丈夫的遗像去了市政府请愿，在市政府调解员的帮助下，杭州湾物流公司给予刘红侠及家属8.3万元，作为人道主义赔偿以及精神抚慰金。
虽然这个金额和刘红侠的预期相距甚远，但是已经毫无办法了，刘红侠说：“所有人都已经筋疲力尽，我现在只能面对现实，我还有女儿要养，再也不能这么拖下去了。”
8.3万元的赔偿金、7月半个月的工资和社保里的一些钱，就是张公前留给家人的全部遗产。
关于张公前的内容为转载，详情可看原文
再来说下跟福利息息相关的生育率
2021年欧洲高福利国家人口生育率
法国1.84
德国1.58
丹麦1.77
瑞典1.84
挪威1.88
芬兰1.44
冰岛1.72
英国1.61
2021年欧洲平均生育率为1.81，实行高福利政策的欧洲发达国家的生育率，近年都处于回升状态。
2021年中国生育率低至1.15，已经低于绝大部份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中国如今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之一。中国极低的生育率在发展中国家里是极为罕见的个例。
就中国人民的整体收入水平来说，中国人民养育子女的成本几乎是全球最高。
由梁建章等联合多位学术专家设立的“育娲人口研究发布了《中国生育成本报告》。报告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0》为基础进行估算得出， 中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的平均成本为48.5万元，为人均GDP的6.9倍，该倍数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注：请注意该报告并没有计算子女成年进入社会后结婚买房买车的花费）
如果把中国人子女的结婚成本和买房成本也计算上，中国养育子女的投入成本，基本可以确定肯定是全球最高，没有之一。
关于我国过早进入低生育率的问题，可看我另一个回答有详细阐述
如果存在投胎转世，不知道张公前来世是愿意投胎到欧洲高福利国家做个“懒汉”，还是愿意重回大中华呢？
其实商鞅当年不养懒汉，拼命从百姓身上汲取资源，为的是对外扩张，掠夺六国的资源，即所谓“农战”。不让百姓享受，戒除“六淫”，那是为了集中力量发动战争。百姓通过军功可以实现阶级跃升，后边可以殖民六国，这个圈一开始是能够画圆的，代价就是武皇开边意未已。也就是说，这个模型是“苦一苦现在，未来保你吃香喝辣”，虽然军国主义，但也是长期主义，未来是有回报的。
当然如果对外扩张势头停止，这个圈就画不圆了。所以很快秦二世而亡，而汉朝初年则实施文景之治，与民休养生息。
现在【某些】欧洲【国家】又不对外扩张（主要是没有这个能力，倒不是说有多高尚），如果拼命汲取民间资源，这个合法性怎么说呢？这个模型怎么搭呢？要么就是你们的福利我不管，但税也少收，大家各凭本事自谋生路，别赖上我。如果本身税也没少收，那就必须要高福利，不然这钱你收了干嘛去了，总不能说搞城镇化大基建方便农民们进城吧，你已经是发达世界这个阶段早就过了好不好。
声明：文中之所以强调“某些”欧洲“国家”，是因为通常认为的高福利国家是北欧国家。禁止瞎联想。
评论区很多人举出“产业落后”“资源不足”“养不起”作为反对扩大社会福利的借口；
但是他们或许应该知道两点：
- 中国现在不是没有养“懒汉”——实际上，中国的广大劳动者一直在燃烧自己的生命供养着大量生活质量远高于普通人的“懒汉”。在资本收入增长率远高于劳动收入增长率，百万富豪规模增长率超欧赶美，社会存在一大批人不劳而获却利用特权资本对普通民众敲骨吸髓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甩锅给产业和资源总量；
- 我们的经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在模仿日本，而日本在达到类似中国这样发展阶段的时候（大约是1960年代）是以“一亿总中流”来描述自己的社会的，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贫富差距很小，全民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实际上，资源匮乏人口密集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日韩台湾新加坡，大多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都没有造成太严重的贫富分化，是实现公平发展的典型；反倒是一票贫富差距巨大的拉美、南亚东南亚经济体却一直在中低收入陷阱里打转。改开时期的某些人总喜欢刻意塑造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对立，然而从历史轨迹上来看，在发展中国家里，更加公平的经济体也往往更有效率。
总之，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还远没有到要在“公平”和“效率”之间二选一的地步。现在说什么“资源不足养不起懒人”，就如同成天待在家里打游戏逃课的学渣说自己考不上大学是因为没去人大附中一样。指望现在中国实现莱茵北欧式的福利国家当然不现实，但是以中国人目前对生活质量的卑微的要求，政府只要愿意宰几个周公子黄四郎，从特权阶层和资本大鳄身上榨出一丢丢油水，就足以养活成千上万个“懒汉”了。
以下为原回答。
在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用高福利养懒汉”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就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工具——这个人民里自然也包括“懒汉”这个群体。如果说国家是一个公司的话，那么每一个公民应该都是享有平等所有者权益股东——一个CEO会去问自己的股东“为什么我要养着你”吗？相反，如果没能满足股东大爷们，CEO才是被股东质问的那一个。
只有那些并不享有真正公民权的人，才会天然地将国家（实际上是控制国家的统治阶级）视为恩主，将自己视为国家的门客和佃户。因此，他们觉得自己所享有的权益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自主人的恩赐。对于他们来说，“福利国家养懒汉”是一个很奇怪很不可接受的事情，好像是让寄人篱下的人白吃白喝，而当“懒汉”们对社会福利抱有不满，要求国家进一步满足自己需求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会觉得这是“吃饭砸锅”和“放下筷子骂娘”。
最后认真地说一下这个问题，我什么我们需要社会福利，理由大概有以下几点：
- 最本质的一点，也就是开头我说的，人民对国家有无条件的基本索取权，只要是普通民众通过投票表达的诉求，那么它就是天经地义的，而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也是正常社会的共识，是全民普选的自然结果。
- 机会平等。即便你认为“懒汉”不该享受转移支付，但是从贫困家庭出生的孩子们却绝不应该一出生就接受贫穷的命运。社会福利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上升通道。
- 经济效率。虽然很多人喜欢把公平和效率对立起来，但是一定程度上的社会福利是有利于总效率的改善的。高度贫富分化的社会必然会出现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只有让穷人和中产手里有钱了，能消费了，经济发展才会有持续性的动力。
- 社会稳定。哪怕对于富人来说搞社会福利也不算亏本的买卖——搞社会福利只不过是出血，不搞社会福利等革命来临时就要命了。
可能我没讲清楚，开头我要说个事实。懒汉的出现，本质是社会的需求和劳动力过剩的结果。
基于此，为了避免有些人乱叭叭，我给你两个方案，你来选。
第一，门口马路，拆了建，建了拆不停的养这些工人，同时，养活一批僵尸企业。
哦对了，普通懒汉，一个面包，两根香肠能当一顿饭，可打工后，消耗量是要增加的。哦对了，这些工人为了生存，真的会磨洋工哦。
都是财政出钱，你和养懒汉有区别么？你这钱，还养活了一批油腻老板，压根没好处。这些僵尸企业，还有个名称叫法人，我希望提问者不要认为法人只是个称呼。
另外补充一句，包工头，老板，这些食利阶层，可是要拿钱出国买拉菲的。他们要像陈国师，司马夹头一样，去国外买房子的。那我们的财政和人民的血汗钱，就是为了给这帮龌龊的人去包二奶养小三买拉菲用的，那么请便。
第二，直接发福利，养这些人。
哪个花钱少，自己算。
哦对了，忘了说一句，以工代赈并不能根本上解决解决经济危机。以工代赈古代历史上说到底只是重建家园的方法，而不是延缓经济危机与失业率。如果你跟我说延缓经济危机，那我只能告诉你，这方法不好。但你是重建灾后家园，那这个方法好。
首先，这个福利没有想象中高。以下是谷歌翻译的维基百科关于德国失业金（ALG II）的页面：
此外，发放失业金的就业中心会依据当地行情，酌情补贴额外的租房和暖气补助。这笔钱非常少，并且是按照实际租赁合同审查发放，不是直接给一笔固定的钱。以当下房价行情，除非祖传低租金公寓，不然即使租市郊老破小，也需要额外花部分失业金。
449€ 的失业金咋一看很多，考虑德国物价，假设每周 4 次 Too good to go，5€ x 4次 x 四周 = 80€，这大约是饮食支出的下限。如果正常去超市，偶尔吃吃低端餐厅的话，月光非常容易。此外还有车票、买衣服、手机话费、额外能源费用和医疗支出等。并且拿人手短，失业金的条件是必须参加政府安排的培训和推荐的工作面试，如果拒绝，失业金会逐步减至零。
最后关于为什么，我觉得维基已经写得很好，谷歌翻得也不错了：
失业救济金 II（简称ALG II，通常是Hartz IV ）是根据《社会法典》（SGB II），在德国可就业受益人的基本保障福利。它旨在使那些有权享受福利的人过上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
（Arbeitslosengeld_II 词条）德国左派党和经济学家认为，“Hartz IV”领取者长年维持在400-500万人间，以及其中有100多万人八、九年下来脱离不了被救济的角色，正指出就业问题固然一小部分出自、但绝大部分不在这些失业者的动机不足或能力不足，而是在近发展于德国的经济规模、产业模式，就是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位置。换言之，失业的存在乃生产方式追求效率、降低成本的必然结果，失业者某方面而言是社会变迁的弱者，鄙视或责怪他们懒散，在大部分情况并不公平。
高失业人口成为常态的社会，早在近30年前，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的名著《风险社会：通往另一个现代的路上》中就已分析过成因。如今的政治或媒体若草率地将社会结构性的失业归因于失业者个人的不努力，可谓犯了心理学上所称的“基本归因错误”。
(哈茨方案 词条)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是失业金 II？失业金 I 是给正常上班交过失业保险，短期失业这种状况的。
1999年，我入职通信行业。
那时候，通信行业的设备叫七国八制。95%进口。
进口不重要，重要的是费用。
我记得当时做预算，一个GSM基站的天线是小1w块。都是德国美国的，凯瑟琳、安德鲁
后来国产天线起来了，质量差点，但是能用，再加上运营商走集采。费用就变到1/4左右（印象啊，现在很久不做了，忘了）。
然后国产天线的质量也在逐渐提升。
国产天线厂商也赚钱，还有几家上市公司。现在，华为的天线市占率第一第二了吧。
你这么想想，如果没有国产的天线，进口天线的利润会多出来多少？
这还仅仅是天线，从基站到交换机到服务器，全都是进口的，利润得有多少？
当时邮电部谈价格，谈来谈去也压不下来。
人家技术强，你没有，你要用，你就得按他的价格买。
你买不买吧？他就掠夺你了你还没话说。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想着进个通信外企，去个爱立信西门子当个买办，收入相当高。
外企的高收入咋来的？这些设备如果没利润，他们要么降低收入，要么裁员。
那些利润干嘛去了？
资本家拿了一部分，国家拿了一部分。
那些懒汉拿到的高福利就含着一部分。
欧洲国家用高福利养懒汉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有钱养。
懒汉们的钱是新技术提升外加外部掠夺得来的钱。
知乎上经常有某些人动不动就跳出来“怀念”七八十年代的生活。
在他们口中，那时候，单位管分房、单位管吃饭（食堂）、单位管教育（子弟学校）、单位管养老，甚至有时候你没老婆还会有热心大妈甚至组织帮着介绍，比起现在，简直是神仙一般的日子。
但这些人不会告诉你，当年中国的农民是什么一个生存状态，不会告诉你他们鼓吹的那些福利的成本是农民在承担，不会向你解释为什么允许农民离家打工之后，有良知的人都不齿的血汗工厂，却有农民义无反顾地去，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粗活，却有农民甘之如饴地干。
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靠吸殖民地的血，而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只能靠吸自己农民的血——当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是无奈和必然的选择。
所以为什么发达国家可以用高福利养懒汉，因为他们目前依然占据着工业产业链的上游，可以靠剪刀差从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吸血。
我会造汽车，你不会，那我就可以用你普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的薪水卖车。
我会造飞机，你不会，那我就可以用一架飞机换你几亿件衬衫。
事实上，在更早的时候，中国是这样的：
旧毡帽朋友今天上镇来，原来有很多的计划的。洋肥皂用完了，须得买十块八块回去。洋火也要带几匣。洋油向挑着担子到村里去的小贩买，十个铜板只有这么一小瓢，太吃亏了；如果几家人家合买一听分来用，就便宜得多。陈列在橱窗里的花花绿绿的洋布听说只要八分半一尺，女人早已眼红了好久，今天粜米就嚷着要一同出来，自己几尺，阿大几尺，阿二几尺，都有了预算。有些女人的预算里还有一面蛋圆的洋镜，一方雪白的毛巾，或者一顶结得很好看的绒线的小囝帽。难得今年天照应，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让一向捏得紧紧的手稍微放松一点，谁说不应该？缴租，还债，解会钱，大概能够对付过去吧；对付过去之外，大概还有多馀吧。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买一个热水瓶。这东西实在怪，不用生火、热水冲下去，等会儿倒出来照旧是烫的；比起稻柴做成的茶壶窠来，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他们咕噜着离开万盛米行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袋里的一叠钞粟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还要添补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人家才会满意，这要等人家说了才知道。。
输是输定了，马上开船回去未必就会好多少，镇上走一转，买点东西回去，也不过在输账上加上一笔，，况且有些东西实在等着要用。于是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簇，拖着短短的身影，在狭窄的街道上走。嘴里还是咕噜着，复算刚才得到的代价，咒骂那黑良心的米行。女人臂弯里钩着篮子，或者一只手牵着小孩，眼光只是向两旁的店家直溜。小孩给赛璐珞的洋囝囝，老虎，狗，以及红红绿绿的洋铁铜鼓，洋铁喇叭勾引住了，赖在那里不肯走开。
“小弟弟，好玩呢，洋铜鼓，洋喇叭，买一个去，”故意作一种引诱的声调。接着是——冬，冬，冬，——叭，叭，叭。
当，当，当，——“洋瓷面盆刮刮叫，四角一只真公道，乡亲，带一只去吧。”
“喂，乡亲，这里有各色花洋布，特别大减价，八分五一尺，足尺加三，要不要剪些回去？”
万源祥大利老福兴几家的店伙特别卖力，不惜工本叫着“乡亲”，同时拉拉扯扯地牵住“乡亲”的布袄，他们知道惟有今天，“乡亲”的口袋是充实的，这是不容放过的好机会。
在节约预算的踌躇之后，“乡亲”把刚到手的钞票一张两张地交到店伙手里。洋火，洋肥皂之类必需用，不能不买，只好少买一点。整听的洋油价钱太“咬手”，不买吧，还是十个铜板一小瓢向小贩零沽。衣料呢，预备剪两件的就剪了一件，预备娘儿子俩一同剪的就单剪了儿子的。蛋圆的洋镜拿到了手里又放进了橱窗。绒线的帽子套在小孩头上试戴，刚刚合式，给爷老子一句“不要买吧”，便又脱了下来。想买热水瓶的简直不敢问一声价。说不定要一块块半吧。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买回去，别的不说，几个白头发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阵阵地骂：“这样的年时，你们贪安逸，花了一块块半买这些东西来用，永世不得翻身是应该的！你们看，我们这么一把年纪，谁用过这些东西来！”这啰嗦也就够受了。有几个女人拗不过孩子的欲望，便给他们买了最便宜的小洋囝囝。小洋囝囝的腿臂可以转动，要他坐就坐，要他站就站，要他举手就举手；这不但使拿不到手的别的孩子眼睛里几乎冒火，就是大人看了也觉得怪有兴趣。
辛辛苦苦一年，只能换点洋字头的工业品，那生产工业品的地方，当然可以有更多的懒汉。
中国的分配制度确实存在问题，也应当要有所改善。
但你如果看看这一帮喷中国分配问题的人，心里羡慕的是躺在椅子上吸血的生活，那就该知道，他们不满的不是分配制度本身，而是自己不是可以躺着吸血的那个人。
如果你说的懒汉是指不工作，只靠救济生活的人，那你要知道，这类人在你说的高福利欧洲国家比例并不高。另外欧洲国家并不都是所谓的高福利，东欧国家大多数居民月净收入不到1千欧，失业金更是少的多。在德国吃低保的外国人的最大群体居然是捷克人，当然波兰人也不少。而德国的低保，也就是长期失业金，一个月446欧元，医疗保险是免费的，政府也提供免租金的住房。发达国家的下限还是有的。
有人会说了，住房医疗免费，一个月还有“零花钱“，这不叫高福利，什么叫高福利。那你试试申请低保呀。只要你提出申请，财政局的同志会在数月时间认真调查你的财政状况。有房产，有汽车，有存款的情况下若还要执意领低保，那这些资产会被拍卖和扣留，用以支付你的低保。申请低保的人，旅游和购买与其收入不相符的产品，比如iPhone是不允许的。在瑞士可是有专人，每个月都会上门”仔细打量“你家大小物件的。
当你申请到了低保，除非你是重度残疾或者有重大疾病，否则从第二个月开始，劳动局的同志就会”孜孜不倦“的给你介绍培训或者工作。年纪轻轻（小于58岁），身体健康的还不想去，那劳动局会把你的劳动关系转给相关雇主，然后财政局停止拨款。当然了，你还是可以不去，以旷工的原因被开除，然后继续申请低保。只是这一来一回你会面临几个月从各方一分钱都领不到的情况。
讲到这，你应该明白为什么你所说的懒汉在你认为的欧洲高福利国家也不多了吧。正常人还是想有份工作，虽然扣掉保险和房租，剩下的钱比低保也多不了太多，但起码尊严还是有的。
高福利是我们的一种想象。
你到欧洲国家去，一样有人抱怨，狗屁高福利，物价天天涨，吃饭吃不起。
我看过一部介绍亚马逊土著的纪录片。
这个地方没有电，没有网络，没有商店，位于亚马逊河流域的中心位置。天亮就出去找吃的，打鱼。
今天摘了很多果子，打到肥美的大鱼，烤一烤，放点作料，或者煎一盘。一家人吃得很开心，很高兴，又是幸福的一天。
去采访的记者说：“这个生活我可过不了。”
所谓的高福利都是相对而言，要是欧洲人都很满意？这是玄学，不是科学。
2021年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将疫情之下的民生状况作为评分的重要参照。据芬兰《赫尔辛基时报》称，芬兰民众对于政府的抗疫工作普遍感到满意；不仅如此，该国民众对于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政府公信力以及生活环境等评分项也保持着极高评价。不过媒体在街头采访中发现，芬兰不少民众对“最幸福国家”的说法表示不愿苟同，还有民众质疑道，这份报告的调研方法“肯定有问题”。
报告上说芬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不是之一。而芬兰的老百姓认为“肯定有问题”
欧洲真要养懒汉，那就该把乌克兰纳入进来，都喊了半年了支持乌克兰，这个时候就要动真章，把好兄弟乌克兰人养起来，反正有的是高福利。
高福利就是钱，有钱就过好日子。而人类社会的特点，就是永远分配不均。
芬兰这么幸福的国家，同样觉得不公平。
你要在这宣传芬兰人民非常幸福，感觉非常公平，你一定是个老实人。
就像是某些人说开飞度和奔驰的档次差不多，飞度也是超跑。
而且，这么说起来好像欧盟马上就要超过北美自贸区，美国很快就要滚蛋，俄罗斯乖乖奉送天然气一样。欧洲已经赢麻了。
花不完的高福利，养得懒汉喜洋洋。
应该纠正一个观点，俄乌冲突持续时间越长，欧洲的高福利越是滚滚而来，懒汉群体可以覆盖到伊斯兰群众。乌克兰人民天天土豆炖牛肉，躺在家里就可以打胜仗。
欧洲，开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