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几乎唯一的一例
蔡京当政之际，北宋穷人的生活是一种非常异类的存在
他们前半生和历朝穷人一样，都过得很苦，劳累终年而不免饥寒，大多数人没有自己的土地，给地主当佃农。地主对佃农按收获量的七三分成，有点良心的也是六四分（《新安志》）；即使在大城市，诸如柳永《望海潮》极尽歌颂的杭州，居民也是“家无宿舂之储者，盖十室而九”（苏轼）。
然而，一旦熬到50岁（没有战乱、大疫、大灾的情况下，古人活到六十几很正常），或者患了疾病，孤寡无依，自有地方收留并照料他们，还能衣食无忧。因为按朝廷规定，他们的年龄已到了享受福利的标准，可以进入免费养济院、免费医院。对他们的照料，更被当局列为考核地方官员的头号指标（“朝廷课以为殿最”）。
在这些遍布天下的慈善机构里，有一整套人性化、周到细致的服务。据宋代诏令、文献（如《嘉泰会稽志》、《夷坚志》）的记载，贫民孤寡甚至乞丐不仅吃得上饭，住得上屋，且发给衣物、生活用具，使用的甚至是漆了金粉的精致器具。伙食也不错，有酒馔、肉食，每天另发生活费，每逢节日还有过节费。住得也讲究，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居养所”冬天有专门供寒民取暖的“火房”，燃料是比薪柴更高级的石炭，御寒的被盖的是讲究舒适的“毡帛”。每逢暑热之天，“居养所”会专门搭建供人们纳凉的“凉棚”，晚上怕他们被蚊子咬，还配发蚊帐。就全国普遍而言，也是“天下穷民饱衣暖食”，居养所对于孤儿弃婴，还雇有乳母，对于妇孺，还雇女佣、保姆来陪护料理亦是泛泛之事，他们可以放心的一直住到去世。
而且地方上的福利，管理宽松，年龄限制如同虚设，大有今天希腊、葡萄牙等“欧猪国家”福利过度的做风。居养所里混进了许多青壮年懒汉，托庇于各福利之所，好吃好喝，成天游手好闲，官府也是一眼睁一眼闭“少且壮者，游惰无图，廪食自若，官弗之察，弊孰甚焉”（《宋会要辑稿》食货68）。甚至许多有事业的民众也混进来蹭吃蹭喝“强壮有行业住家之人”。
更让这些人有恃无恐的是，如果病了，还有免费医疗。免费医疗不像居养院，不受年龄限制，只受身份限制：穷人可以进，富人、官员家属免谈。
穷人不管大病小病，往“安济坊”一躺，什么都不愁了。安济坊的医生们会依照病情，将患者按重症和轻症分房安置，每人都设置病历（“人给手历”）治疗，地方政府对这些医生有一套严密的考核机制，按成效支付酬劳，给予奖惩，一切药品免费。
至于吃、住和每天20文的零花钱，也是一样不少给。
劳苦大众们，日常生病买不起药，也有国营的平价药店（“卖药局”），药品多来自国营制药厂（“医药和剂局”），用最好的方子，以一套完备的管理体系，规模化生产药品。（丁建新《不朽的医药和剂局》、尚志均《史上最早的中成药制药厂－－医药和剂局》）
至于国营药厂的药价呢？按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的说法，由政府按市价减免三分之一，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一年得几十万贯。（“其药价比之时直损三之一，每岁糜户部缗钱数十万，朝廷举以偿之，祖宗初制，可谓仁矣”)
穷人去世了，又有政府的“漏泽园”用免费棺木入土为安，而且为之立碑，并且每年两次公费购办祭品行祭祀之礼，香火不绝。
不论大小城市，民家子弟八岁可以进入官办的县学就学，一切费用全免，且政府负责食宿。中央鼓励县学官员大量招生，一个叫徐秉哲的小官招了一千多学生进县学（浦城县），被嘉奖升官。县学生员成绩好的可以进入条件更好的州学。州学可升中央太学，太学可以出仕当官。四川、闽、广的学生去汴京的太学读书，国家管一路上的吃喝，发给路费。
总之，生、学、老、病、死，政府全管，不仅管，还出人意料的讲求生活质量和舒适度。
－－－－这一切之所以不是玄幻小说，而是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都来自于一个大“奸臣”毕生的推行：蔡京。
历史上，不论什么“XX之治”，还是“XX盛世”，底层百姓除非遇到灾害，才能得到政府的救济，平日里的生老病死基本只能自生自灭。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老而孤独贫困，必沦沟壑”，生了大病只能等死，“不幸而有病，家贫不能诊疗”（洪迈《夷坚志》），历朝无有不同。
宋代，弱势群体的命运开始转折，而真正的历史性突变，以至于宋朝能被元人美誉为“以仁义立国，凡赈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正是缘于“宣和六贼”之首的蔡京。宋代民谚“打破桶（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道”的主人公之一。
蔡京玩弄权术，争权夺利，逢迎徽宗，提倡“丰亨豫大”，鼓动皇帝大肆挥霍享乐，大兴土木；自身一家也过着奢侈豪华、姬妾成群的生活，据说家里切个葱也有专门的侍女。但他的性格又是复杂的，还有着鲜明的另一面：一个变法派，一个终身抑富济贫的顶层设计者。
他早年投身变法，非常推崇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内争财利，外开边功”的主张。
所谓“内争财利”，就是从富豪、高利贷势力那里夺取利益，实行社会收入再分配，打击他们对贫民弱小的兼并。而蔡京似乎特别在意贫富不公，少年得志的他，很早就表现出仇富爱贫的倾向，至掌权后尤其如此 。宋人《皇宋长编通鉴纪事本末》，录有蔡相的许多“仇富”言论：“赋调之不平久矣！……富者恃于有余”“贫者迫于不足”。富者“赋调反轻，贫者所存无几，又且瘠薄，而赋税反重”、“理财之源，当不取于民，国用自富”。
做为宋朝少见的理财能臣，他最热衷的政治理想就是“振乏绝，抑兼并”，针对富豪阶层，特别针对放高利贷豪强（“一岁坐收息钱至数万贯者”）进行不择手段的打击，用钞盐法之类巧妙设局，无情下套，以至“富商巨贾，或至转为流丐，有赴水自缢死者”、“不知几千万人”。而国库则“亿万之钱辐凑而至……岁用之外沛然有余”，这巨额的收入，被蔡京一部分拿来讨好皇上，巩固相位；大部分用来“赈乏绝”，给劳苦大众，特别是被富人兼并失产、被高利贷弄得无家可归者提供福利，让他们免于沦为“路倒”，还能衣食无忧。
他固然有奸雄的一面，但史书又的确证明着，他为了有朝一日能歇斯底里的去“赈乏绝”，等了很久。过去，变法派和保守派斗了几十年，变法派要实现利国利民的理想，不能不先为皇上敛财，筹钱为皇上去开边拓土，他们的改革才能获得支持。然而宋代帝王又向来奉行“异论相搅”祖宗之法，对变法派要用，却又纵容保守派，以图互相制衡；保守派死死纠缠干扰，政局只能从改革走向党争，今天你上台踩我，明天我上台踩你，没个完。
只有一个人在关注着底层穷人，不管谁上台，最底层还是孤苦无依，处境没什么改变。熬到绍圣年间，宋哲宗亲政，变法派锐势人物章惇独揽相权，似乎机会来了，那个人拦住章相，从袖里掏出一轴他早就写好的改革大纲，章惇一看，净是些给穷人办免费学校、免费医疗之类的东西，当场就摇脑袋：旧党把家底败空了，你没个逼数？今上年轻气盛，一心用兵，军费都成问题，你倒玩什么圣母情怀？等你当了宰相，再搞不迟（事见《朱子语类》）。
而今，这个人终于用种种手段做上相位，又摊上宋徽宗这么个喜欢玩乐，也好说话的皇帝。他终于可以去“赈乏绝”了。这个人自然就是蔡京，他苦心孤诣，利用宋徽宗粉饰太平的心理，建立起一整套遍布天下、旷古罕见的保民体系，“每岁全活者无虑亿万”（赵靖奏文《宋会要辑稿》卷62）为此，不惜耗空国库，以至“贫者乐而富者扰”。
当徽宗察觉到，蔡相对福利的追求，绝不仅仅是一个基本温饱时，想叫停已经晚了，毕竟人言可畏。晚明学者顾炎武也不得不肯定蔡京的惠贫举措，认为“不可因其人而废其法”。尽管自宋高宗开始，出于靖康之耻的责任问题，蔡京被定为奸臣，受万世唾骂，子孙都抬不起头。但奇怪的是，他留下的这一套完备的救济保障体系，却被南宋以至元、明、清三朝多多少少的继承下来，谁也不敢全弃，谁不怕惹上骂名？
南宋名士洪迈骂蔡京打击旧党：“欲殄灭元祐善类，正士禁锢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祸。”但在他的《夷坚志》里，却又不得不承认：“今所在养老院，养之终身，国家之于老也如此”；“不幸而有病，家贫不能拯疗，于是有安济坊使之存处，差医付药，责以十全之效”；“死者人所不免，唯穷民无所归，则择空隙地为漏泽园，无以敛，则与之棺，使得葬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
陆游对蔡京也是明贬暗夸，说他为了惠济贫弱，搞到国家财政“日不暇给”的地步，比如公费教育，他几年内新设了近2000座学校，学生一旦入校，他们的生活费发放“一日不可缓，缓则谓之害学政，议罚不少贷”。
诸如学校、养老、医院、安葬，这四大遍布天下的近万座惠民机构，设施之精良，对贫民供应之丰富，体恤之周到，搞到“往往竭州郡之（财）力，仅能支吾”的地步。（以上皆引自陆游《老学庵笔记》）
这套惠民工程，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吞金兽，支撑它的，只能是天文数字的财富。
然而，福利社会之所以能被全国各州县竭力推行，不敢怠慢，在于地方官们的仕途升降等人事调动，都操之于蔡京掌握的中书省。所以地方官宁可过度福利，也不敢消极敷衍，若谁敢让亲属冒名顶替混入慈善机构享受福利，会被杖一百。蔡京的厉行不辍，甚至几度闹到君臣失和，宋徽宗嫌开销太大，影响到他的奶酪，几次在诏书里责怪蔡京“妄兴事功”、“奉行太过”，强调“务在适中”。世人也讥讽他“要结士誉，买觅人情”。但蔡京没有退缩，他对于济贫似乎有着一种史书未曾发觉的迷之执念，硬顶硬的推行到底。
很难说，宋徽宗后来大修万岁山，是不是怀着这种想法：与其让穷鬼花钱，不如朕自己来花。
今人亦多以为国库之财，被昏君宋徽宗为首的一帮蛀虫给浪掉了。实际上，比如茶叶专卖，一年收入400万贯，其中划给徽宗的“御用”也就100万贯。
明知这么干，只利他而不利己。而且这个“利他”，还只是利了最受社会嫌弃、最无力给他回报的一群人。对自己呢？又何止是不利，还开罪了最有权力，最能给自己好处的那部分金字塔尖子上的人。 他为此两度丢了相位－－－－正史总试图给蔡京打造“投机”的人设，可哪个投机钻营的野心家，会拿着前程不要，干这种利人不利己的事？
蔡京的“济贫偏执症”，甚至到了常人难于理解，苛求完美的地步，甚至苛求完美还不够，还要过份！ 过份到养懒汉，养闲人。把今天欧猪国家的范儿，提前一千年。
上面提到的酒肉、火房、凉棚、华屋、美馔、乳母女佣就不说了。对孤儿还要管他们的教育，管他们的前途。学校可不光免费，还要拔给田产，拔给店铺房。这些铺房用来出租，收入则保障办学费用。哪怕穷病孤苦之人身在外乡，不愿就近入院，政府还得另出路费（“津遣出界”）。
不仅如此，他把他的理想，贯彻于宋朝全境1400多座州、军、县，依然不过瘾，还要付诸于每一座人口达到1000户的所有的小镇、集市、边防堡寨。连同徽宗早期“崇宁拓边”刚刚打下的大片地盘，也让当地吐蕃人尝尝这种“北欧式福利”。
他还尽力惠及底层各个群体，比如士兵，给他们加“月钱”；打更的更夫，月工资500文，他增加10倍；皇城里一切巡逻、值班人员、消防人员，一个上万的群体，都加工资；对于各宫廷、官衙庞大的侍仆队伍，也就是“侍立”者，要增加伙食补助（“增给食钱”）。他还尽力增加工作岗位，让更多底层人享受到政府财政的荫庇。
千千万万劳苦终日，不免于饥寒的底层民众，做梦都想不到，生老病死，什么都被官府包下了。尽可在福利的乐园里，笑度天年。 至于养懒汉一类，更超过了任何一位中国式帝王的心里极限。
宋徽宗实忍无可忍，面子虚荣比什么都要紧的他，不得不亲自下场当恶人。宣和元年（1119）6月，他将蔡京第三次罢相，当月19日，迫不及待的下了一诏，对蔡京“屡教不改”大发牢骚，宣布砍福利：
“居养、安济、漏泽之法，本以施惠困穷。有司不明先帝之法，奉行失当，如给衣被器用，专顾乳母及女使之类，皆资给过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天下穷民饱食暖衣，犹有余峙，而使军旅之士廪食不继，或至逋逃四方，非所以为政之道。”（《宋会要辑稿》）
其实徽宗找的借口纯属扯淡。所谓“军旅之士廪食不继，或至逋逃四方”严重夸大其词，军士逃亡是开国起就从没断过的事，并非军费不继。徽宗一朝，军政极度废驰，积重难返，所以河北、乃至京城的禁军数量，往往是空寄名薄。
但徽宗现在要平方腊，还要北复幽燕，也顾不着吃相了，直接将福利年龄从50岁延迟到60岁。
次年，接着补刀：福利标准降到每人每天一升粮，10文钱；冬季三个月（11月至翌年正月），每天另加柴炭和5文钱，小儿还要再减半；至于漏泽园，把人埋了就行了，什么买祭品祭祀一类，统统免了“应资给若斋醮等事悉罢”（《宋史》卷187）
可惜可惜，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这一整套堪称伟业的福利政策最终荒废了，“未几遂废”（周煇《清波杂志》）
讽刺的是，靖康之变，蔡京被打成误国之贼，失去了一切，子孙或被杀或流放，他贫病交加的倒在流放的路上，死也是死在他为弱势群体创办的免费养老院里（“居养院”）。
一个为素不相识的千千万万底层人民贡献免费墓地，免费棺木，并春秋祭祀的人，自己的墓却破败不堪，以至于此：
有位知友说得好，“利民则贤，虐民则奸”。
能如此慷慨的给予穷人实实在在的利益，几千年无匹，不是贤人，谁又配称贤人？福利到过度，不是仁政，谁又配称仁政？
然而，千百年过去，老百姓对这样一个千古难觅的官儿，却依然“奸臣”不绝口，在银幕、戏曲中，他是永恒的奸佞形像。
以下是相关记载的分析和对蔡京心路的还原，看也可，不看也可。
翻开《宋史》第178卷《食货志上。六》，有这么一段文字，让人甚至搞不清是在夸奖还是在吐槽：
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养老院）、安济坊（免费医院）。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或具帷帐，雇乳母、女使，糜费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
三年，又置漏泽园。初，神宗诏：”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至是，蔡京推广为园，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安济坊亦募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瘗人，岁终考其数为殿最。诸城、寨、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丐者，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襕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遗弃小儿，雇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
你说夸奖吧，里边却酸溜溜的吐槽蔡京“奉行过当” 、“糜费无艺”、“贫者乐而富者扰矣” 。你说批评呢，又的的确确承认蔡京为贫困无依之人做了太多实事。
其实那些批评之辞，也不怪修史的那帮人，有一部分来自蔡京的领导－－－宋徽宗。
比起明清的帝王们，宋徽宗还算个好说话的皇帝。更何况宋徽宗实实在在的得了蔡京的好处，蔡京的理财天赋，使宋哲宗留下的空虚财政在徽宗上台头几年就富有无比。宋廷的主要收入大项来自茶、盐，在仁宗朝，茶利一年收入才80万贯，蔡京通过改革，一年就达到400万贯（平民一年生活费约40贯）。盐利，过去一年收入约300多万贯，蔡京通过对巨富盐商们设坑，一口气达到1200万贯。另外还有酒类改革、币制改革，也是手段激进，争议巨大，甚至引发了市场混乱，但总之，到宋徽宗即位的第四年，也就是崇宁三年（1104），朝廷的手头阔了：“今泉布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要知道，徽宗刚上位时，国家“军无见粮，吏无月俸，公私虚耗，未有甚于此时”（安焘奏文）。
正因为蔡京的理财能力，才让宋徽宗大手大脚挥金如土，奢靡享乐，连年大兴土木，盖起巨大的“明堂”、宫观台阁，搞他的花石纲，修他的艮岳，以至开边拓土，尽复河湟，制服西夏，北伐幽燕。一直折腾到北宋灭亡。
所以，对于蔡京的“私活”，也就是他的福利理想，徽宗起初有极大的雅量去支持。
他诏书上的一些话，哪怕到今天都堪称金句，也确实发乎内心：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下承平日久，民既庶（众）矣，而养生送死尚未能无忧，朕甚悯焉！今鳏寡孤独，既有居养之法，以厚养穷民；若疾而无医，则为之安济坊；贫而不葬，则为之置漏泽园” ，“朕之志于民深矣！司守监令奉行毌忽”。（《宋史徽宗本纪》）
话说得漂亮，又是怎么做的呢？还真令人感动，崇宁5年2月蔡京第一次罢相下台后，当年9月，对于老蔡粗创的惠民工程，宋徽宗不仅关心，担忧地方各州县不会切实执行，还不惜代价的继续深化，推进到天下每一座人口达到1000户的城镇、集市、堡寨：
“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以惠天下穷民，比尝申饬，闻稍就绪，尚虑州悬殆于奉行，失于检查，仁泽未究，仰提举常平司倍功提，毋致文具天裂。城、寨、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许依诸县条例增置，务使惠及无告，以称朕意。”
－－－－应该肯定，一个封建皇帝有这样的意识，有这样的实际行动，有这样的决心，去做一套如此庞大、细致、严谨的惠民工程，实在亘古少见，难能可贵！不论宋徽宗如何昏庸享乐，醉生梦死，为民族带来靖康之耻，就冲他说过这样的话，做过这样的事，就值得今天的我们刮目相看。
然而，随着工程的深入，即使以宋徽宗的好性子，还是跟不上蔡京那狂热的步伐。
他开始觉得不对了：
穷的我养了，病的我治了，上不起学的我管了，去世的我埋了，够意思了吧？你老蔡不能拿这事当情怀去玩啊？ 养老院让穷人吃饱还不够，还要备酒馔，给肉食？有住的不够，还怕他们被蚊子咬，要发蚊帐？去世的给地安葬了还不够，还要政府出钱买祭品搞祭醮？搞祭奠还不够，还要“功赠典”？
这这这…………本朝再怎么富有四海也只是农业社会，你却要学北欧的逼格？
宋徽宗开始心疼钱了
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复相后的当年，就请求“（民间）老者并年满五十岁以上，许行收养，诸路依此”，徽宗算是没吭声，又给了他个面子（《宋会要辑稿》食货第68）
但到了大观3年（1109年），宋徽宗终于没忍住，在4月下了一道诏书，批评惠民工程惠民“过度”：
“居养、安济、漏泽，为仁政先，欲鳏寡孤独养生送死各不失所而已。闻诸县奉行太过，甚者至于许供张，备酒馔，不无苛扰……立法禁止，无令过有姑息”（《宋会要辑稿》）
－－－－值得注意的是，宋徽宗与蔡京的“君臣情谊”，那时还处在塑料花级别，虽说蔡京的经济改革，让他有大把的钱挥霍，但在公共事业上，蔡京如果继续出圈，徽宗真的会请他靠边站。
手诏下达后才2个月，蔡京被二次罢相。（当然，罢相也有政争因素，比如张商英等人的倒蔡，以及币制改革造成的混乱等等）。宋徽宗很不客气的在诏书中批评蔡京“擅作威福，妄兴事功”。
可“歪风”却已经刹不住了。
于是次年8月，徽宗又追加了一道颇为恼火的诏令：
“鳏寡孤独，古之穷民，生者养之，病者药之，死者葬之，惠亦厚矣。比年有司蹑望，殊失本指。至或置蚊帐，给肉食，许祭醮，功赠典，日用即广，縻费无艺” （《宋会要辑稿》）
搞甚飞机？ 你们个个都要当圣母吗？
应该说，宋徽宗的不满是有理由的。
有些地方比诏书里提到的更不像话，按宋宁宗年间修成的《嘉泰会稽志》追述，当初居养院开张的时候，冬天也不过给救助对像一些薪柴和劣质的纸衣御寒。到后来，力度越来越大，冬天开始专门给贫民设立暖烘烘的“火室”，里边烧的是高大上的煤炭，睡觉的被盖用的是“毡帛”一类贵物。夏天还要建凉棚给大伙纳凉。日用器物也越来精致，“饰以金漆”，对于妇女，小孩还要配置佣人，简直办成了高级疗养院。
财政部门投蔡京所好，也是优先向这些惠民院所拔款，反倒把军费放到后面。这当然超过了任何一位中国式帝王的心理极限。
大宋虽说政风宽仁，但慈善事业从未到如此“丧心病狂”的地步。
在过去，虽说时常也有些惠民措施，但都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规模极小。
比如收留孤寡的“福田院”，全天下只有汴京的那一家。即使号称“千古仁君第一”的宋仁宗时代，在福田院享受钱、米救济的贫民，仅有24人！宋英宗看不过去，把一个福田院扩建成四个院，收容达到1200人，每年下拔5000贯钱，此后便又停滞，也没兴趣向全国推行。
至于免费治病，官方没办一个院，只有苏轼在杭州任上，办了一个“安济坊”算是硕果仅存。
更糟糕的是公共教育，一个偌大的天朝，中央供养的太学生不过百来人。仁宗朝，范仲淹发起“庆历兴学”，也才增加到200人。神宗改革，王安石发起“熙宁兴学”，用变法取得的雄厚财力，将太学生扩招到2400人。而蔡京任相的当年，财力非常贫缺，宋徽宗同他的关系还很脆弱，他就迫不及待“请以学校为今先务，乞天下并置学养士”，发起声势浩大的“崇宁兴学”，规模大到“我不是针对谁，我只想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怎么个大呢？汴京城实在是寸土寸金，没办法，把教室、校舍扩建到1872楹，生员扩张到3800人（包括李清照老公）已是极限。于是把重点放到地方：“蔡京请天下州县并置学（校），州学置教授二员，县置小学”。规定全国所有州县，必须办学。并由政府大肆扩张学田，负责经费。
在过去，虽说仁宗朝在一些州设过学校，但学生不多。比如福州的州学，自景佑4年（1037年）立学，以5顷学田起家，发展到元佑八年（1093）养有生员500，而蔡京手里仅仅三年，到1002年，学生达到2000人，学田增至1003顷，是过去的200多倍！
还有建州州学，生员也达到1300人。
浦城县的徐秉哲，以一个县学招收到1000多学生，直接中央嘉奖，升一官。
素来贫困落后的京西南路（相当于省），辖区只有8州30余县，全路各校的学校养育教师、学生3300人，校舍3300区，平均每人一区，学田岁收钱米6.3万贯石，经费充足。
按《太平治迹统类》的记载，仅仅3年间，全国由政府供养的学生一共有21万人。又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截止大观三年（1109），天下约2000所公费州、县学校共有校舍95298多楹，拥有学田1005万亩，对外出租房屋155400余幢。每年收入经费305万8872贯，支出267万8000贯；学粮64万0291石，支出33万7000石。
办学规模旷古未见。蔡京还不满足，按崇宁年间的规定，民众子弟入学年龄是10岁，到政和4年（1114）又放宽到8岁。另外，又设了一大批专科学校，在扩大原有的武学、律学、医学院之外，又新增算学、书学、画学。同时，订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升学、考核、奖惩制度。
同时，对于边远地区赴京赶考的学生，一路上由政府包下三餐和路费（“自川、广、福建入贡者，续其路食，以学钱给之”）。
难怪今人盛赞蔡京此举堪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田耕耘《崇宁兴学研究》）。
进入南宋，出于为尊者讳，靖康亡国的责任被全部甩到蔡京为首的“诸贼”头上，但南宋人依然不能不称颂北宋末年的教育大发展，陈傅良赞叹“崇、观之际，天下之学盛矣！提学有官，赡学有赋，上之加惠诸生甚隆也” 。
陆游也以不无批判的口吻，肯定蔡京君臣办学、办惠民工程到了国家财政“日不暇给”的地步，称“士入辟雍（学校）皆给券（生活费），一日不可缓，缓则谓之害学政，议罚不少贷，已而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支吾”（《老学庵笔记》）
想想看，短短几年迈这么大的步子，宋徽宗撑到大观三年才hohd不住，也不好说他抠门吧？
当然，能让徽宗对他的惠民工程忍这么久，蔡京也使出了非常手段。
蔡京23岁那年，以第九名的身份中进士，正赶上王安石变法，早早投身改革大潮，辗转各地方。他赞同王安石对贫富悬殊的打击，特别推崇变法派“振乏绝，抑兼并”的观点，也就是救济贫绝，打击富豪的吞并。
只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时的他，只是个基层小公务员，无钱无权。为了造福家乡莆田，他希望兴修已两次工程失利的木兰陂这一水利，使家乡免于海患，灌溉农田。多次向上请旨，却不被理会。便横下一条心，自筹资金，说动了当地14家大户一起出资，终于修筑成功。一举改变了家乡的命运，不仅免于海水倒灌之患，还浇灌广阔的良田“莆遂为乐土”（《出迅录》），木兰陂甚至到今天还在利民，为中国古代五大古陂之一。这就是青年蔡京在无权势时做出的功业。其敏锐敢冒险的性格一目了然。
因为敢做敢为，加上出使辽邦又不辱使命，元丰年间升到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的高位。
神宗去世，蔡京胆大妄为，依附宰相蔡确，想擅行废立，谋杀另一宰相王珪
为的是拥立更年长的雍王赵颢。因为太后高滔滔是保守派的支持者，她一旦拥立年幼的赵煦，就会搞垂帘听政，废除王安石的新法。然而蔡氏的冒险行动失败，新法终未保住。高太后上位，首用最狭隘激进的司马光，尽行败坏新法，对外向西夏俯首割地，放弃了宋军将士付出无数鲜血收复的大片失地。
面对反攻倒算，蔡京表现出“术”的一面，改投司马光，仅仅几天，就把所管开封属县的新法全部废除，大为司马光所赞。然而，保守派很快就弹劾蔡京“挟邪坏法”，实际上，就是背地里还想搞新法，被揭发，终被赶出中央。在地方上熬了八年，太后死去，宋哲宗亲政，重用新法派首领章惇。
熟悉章惇的朋友应该知道，此人绝对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奇俊：文武全才，廉俭无私，独揽相权六年之久，死时家里连下葬的钱都拿不出。而且家人都是平民，绝不公权私用。他的政治见解尤其敏锐，能力超强，为人又特别刚，对恶人向来奉行以牙还牙，加倍奉还的一套，绝不做什么烂好人。
蔡京得到了对道德、能力都要求颇高的章惇的重用。
然而此时的蔡京，也已蹉踌到五十岁上下，在宋人看来，五十岁不仅到了天命之年，而且精神、思想、体质都已进入迅速衰落期。蔡京实行惠民福利，抑富济贫的理想一直未能实现。
据朱熙的说法，心急的蔡京曾拦住章惇，悄悄递上了他构思已久的一整套济贫方案。“谒之于道，袖出一轴献惇，如‘学校法’、‘安养院’之类”。意外的是，章惇没有采纳，只是敷衍蔡京“元长（蔡京字元长）可留他时自为之”（《朱子语类》），令蔡京大失所望。
可见蔡京这几十年来，一直利用一切机会推销他救济劳苦的抱复。可惜，权操于他人，虽同是变法派，亦有不同的处境和角度，更何况当时章惇还苦于变法派的分裂。
为了权柄，蔡京发挥一切手段，去结交，从宫中嫔妾、宦官，到朝中各派权要，广结善缘。终于，哲宗驾崩，端王赵佶上台，也就是宋徽宗，蔡京看到了最后的希望。依然几经周折，凭借他的书法，凭借在朝中、宫中的人脉，加上结交巨宦童贯，才总算调回中央，做上宰相，梦寐以求的握住了权柄。
此时的他，年已56岁。摆在眼前的第一要务，就是钱。
有了钱，才能让皇帝享乐，取得皇帝的欢心和支持。
有了钱，才能办学，办惠民工程。
该怎样以最快的速度，弄到最多的钱呢？
其实也容易，就像明代给百姓搞“三饷”加派一样，加税就行了。或者利用盐、酒、茶的垄断官办地位，随意加价。
但那样做，他就不是蔡京了。
他老蔡执掌财权近二十年，你几乎找不到他刻剥小民的记载。
他的目光，盯在了食盐的流通环节上。
只有这个环节，能帮他实现“抑兼并，赈乏绝”的理想。
盐乃百味之祖，民生必须之物。唐自安史之乱后，民穷财尽，就是靠着食盐改革，实行政府专卖，一下子财源滚滚，使大唐撑过了最困难的那段日子。
宋代沿续专卖之法，一年有约三、四百万贯的盐利收入。虽说专卖，但宋廷还是向民资开了口子，允许他们做终端销售：从政府手里购盐，再由他们运销于地方，对于民资来说，盐业当然是天下头号致富之道。但投资盐业，绝非一般中小商人承受得起的，往往只有巨富和高利贷豪势之家才垫得起那个本。
而这些巨富们，正是蔡京的打击目标。
于是下套。
为了吸引眼球，他大肆造势，放开盐禁，种种新政便利民资运盐销盐。他们的私运船，沿途所过一切官方机构，不许苛留，谁敢为难盐商，以流放论处！（“以徙论”）。为了拉风引流，蔡京还特意给民间客商发给“黄旗”，黄色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像征皇权，只要把黄旗往自家船上一插，江河湖海便任你招摇，一路上哪怕押运官物的官船，也得为你让路，若有违拦者，“以大不恭论”！
不仅如此，连东京汴梁的水门，也要优先为客商们的运盐船开启。
新政一出，民间巨贾们趋之若鹜，那些高利贷头子们也眼红了，这个生意的规模，可比一笔笔放贷催债大多了啊！争相倾囊而出。那个“黄旗”特权招来的羡慕嫉妒恨，搞得一些官员也私自把黄旗弄到自己的船上，掺入私货，跟着捞一把。
贩盐，首先得向官府进货。当时的做法，是先去官府那里买“盐钞”，再凭盐钞上规定的数量，从仓库搬盐，按照钞引上写明的销售地域、时间，自行运销，赚取差价。
蔡京的政策，引发了中国专卖史上前无古人的盛况，富人们排队购钞，官府卖钞一天经常收入四、五万贯，最差的也是二、三万贯。有的盐场一年向客商支出1亿2000万斤盐，而当时天下人口也才1亿多。全国各州的购钞冠军，被来自山区的处州（浙江丽水）豪门夺得，他一年就购入了价值50万贯的盐钞！
这场举国购钞大比赛，使蔡京仅仅二年，就为官家收取了4000万贯的收入。
可你得问了，这种“大好局面”不过是透支了今后的收入，毕竟盐的社会需求就那么多，这些收入又不是凭空多出来的，对吧？
蔡京亮出了他深藏的杀手锏：
在销售了第一轮之后，他还继续发行新的盐钞，上一轮的盐钞形同作废。若还想用旧钞取盐，必须再购入七成新钞。也就是三分旧钞、七分新钞。比如，你去年买了价值1万贯的盐钞，今年又出新钞，你这1万贯旧钞，只能弄出价值3000贯的盐，想取足剩下7000贯的盐，只能再出钱买新钞。到了崇宁四年，蔡京又一次改法，往年买了10000贯盐钞的人，等到兑盐时，必须额外再出3000贯现钱，所谓“见钱三分、旧钞七分”（《宋史食货志下》）。总之，蔡京不断的一轮轮变更钞法，逼着巨商们重复加钱，将旧钞换新钞， 这就样周而复始，不停的更换，不停的贬值，让豪势们越陷越深，最终搞到“凡三输始获一直之货”（《文献通考。征榷考》）。
也就是说，花10000贯钱买的盐钞，想全部兑成盐，最终要出30000贯的钱。当然，也可以选择不换新钞，那么转头就大幅缩水，直到“数十万卷（钞券）一夕为败楮（废币）无所用”。
此招确实狠毒，蔡京那个“奸臣”的帽子至少一半是来自此事。
大批的巨富豪势，最终在一轮轮新钞游戏中资财用尽，链条拉断，于是“富商巨贾朝为猗顿（战国版李嘉诚），夕至殍丐”（《忠惠集》）。有的甚至不得不卖儿卖女，抛弃妻子。引发了富人自杀潮，纷纷“赴水投缳而死”，有的上吊，有的投火自焚，有的跳河而亡。从京城到地方，这类自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妻子儿女哭诉于路边，乞食于路人，弄得穷人目睹此惨状，也鼻酸不已，有的跟着一起哭。（《刘给谏文集》、《鸿庆居士集》、《文献通考》等）。
在南北枢纽江陵，有几十名大盐商因“变法陷没其财”公开在大路上聚集指骂蔡京。蔡京毫不留情派兵镇压，“差兵捕商，一郡为之鼎沸”（《胡少师总集》卷二）。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蔡京却不行，对富人阶层做得太过，吞其财产，害其家破人亡还不够，还借此广加株连，拷问同党，搞得监狱人满，死亡载道，难怪有人说他“奸雄”。
蔡京的激进狠辣，也多少波及到穷人，因为有的商人为了回本，将好好的白盐“杂以灰土”卖给穷人，同时，富商阶层大面积破产，穷人又没资本去贩盐，搞得不法之徒，武装走私，这些都变相增加了穷人负担，扰乱了社会秩序。但总体上，主要受打击的确实是中等以上富人，而政府取得巨利。
蔡京用这些巨利，在皇上面前攒足了政治资本，宋徽宗将他视为财神爷，宝贝得不得了。蔡京也就可以放心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用巨额财富去“赈乏绝”：去兴学，去为贫民孤寡提供遍布全国的免费养老、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照料，让无家可归者吃酒吃肉，住得冬暖夏凉，包下他们的生、学、老、病死…………
中古历史上还真有一个：摊丁入亩。
卢麒元老师曾讲过：历史上的变法，总结起来都是 4 个字——核田归税。
古代的税收方式，通常在大类上可分为两种：人头税、土地税。
《雍正王朝》是部神剧，大家耳熟能详的「清朝版房地产税——摊丁入亩」，就是这个剧普及的。
该剧是刘和平以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皇帝》为蓝本改出来的，刘和平多牛逼，不用我多讲，另一部神剧——《大明王朝 1566》，也是出自他的手笔，说他对政治历史、官场人心的拿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点毛病没有。
虽说是历史剧，但毕竟是剧，编剧为了让故事更精彩，加了诸多演义的成分，所以不能当正史看，但丝毫不影响它启发你「知兴替」。
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雍正皇帝的改革，最主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 摊丁入亩；
- 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 整顿旗务。
此外，当雍正还是四阿哥的时候，曾主持过追缴国库欠款，由于阻碍太大，没搞成。
后来当了皇帝，大权在握，恰逢西北战事吃紧，就又追了一次，这回可狠了，不还钱就抄家，曹雪芹家就是这么没落的，咱们就从这儿讲起。
01
雍正的老爹——康熙，也是一位文治武功都牛逼轰轰的皇帝，但他治下过于宽容，以至于王公大臣们都很放飞，有事没事就跟国库借钱，当老赖。
因为讲仁义嘛，康熙就一直没管。
但国库的钱又不是美联储印的，到了康熙晚年，黄河泛滥，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国库亏空白银达一千二百万两，赈灾钱都发不出来。
怎么办？
追缴呗！
此时还是四阿哥的胤禛，扛起了这份得罪人的差事，他的人形外挂邬思道，给欠钱的官员做了个合并同类项——将欠钱官员分为三类：
1）穷，还不起！
2）功，有资历，喜欢讲道理扯大局，但你拿他没办法；
3）贪，这类人只晓得捞钱，哪管国弱民贫，他们从国库借钱，转手就放高利贷，空手套白狼。
并得出结论：由于前两类人的欠款难以追回，第三类人必然是攀扯抵赖，有钱不还。
后来形势发展果如邬外挂所料，那帮人把穷臣、功臣推在前面。
最典型的就是魏东亭，这个老头是康熙的家奴兼玩伴，而且是为了招待康熙南巡，才欠下的钱，既是功臣又是穷臣，正好被扯出来作大旗。
这种典型人物，下场越凄惨，就越能搅局——魏东亭四处求人无果后上吊自杀了，正中那些贪官们的下怀，一个个慷慨激昂：「苛政，逼得大家要么上吊自杀，要么倾家荡产！」
这些人是都没钱吗？
是都为国家立过大功吗？
借钱都有正当用途吗？
当然不是！但他们就是这么狡猾，又有倒霉太子给他们挡拆，所以胤禛没搞定。
康熙是怎么处理的呢？
他先是安抚了穷臣——可缓；
再是安抚了功臣、借款有正当用途的能臣——大内替你还了。
接着点出了三个人名：「桑佩、图伦申、邓元芳，你们三个人欠的钱，还了吗？」
桑佩：「微臣等正在想方设法，凑钱还款。」
康熙：「可恶，你们还要借款还钱？桑佩，你借户部 10 万两银子，到民间放高利贷，每月坐收五千两，这些年，你也捞够了吧！图伦申、邓元芳，你二人挪借国库的钱，又利用漕运的船做买卖，每一次进项都在万两以上，是不是？」
听康熙发完飙，胤禛才恍然大悟——哎哟，被坏人带了节奏。
所以，住老破小的退休老人怎么办？高位接盘的打工人怎么办？
很难办吗？
不难办！
不交税的，无非是交不起和不想交。
交不起的，缓交、退税，房贷+个税也可以抵扣，国家要鼓励劳动，自然不会让这些人吃亏。
不想交的，那也没啥好说的，暴力机器伺候，住监狱不用交税。
但是你看，现实中是不是有很多不想交的，把交不起的推到台前去作文章？
02
摊丁入亩是历史公认的良法美政，历史意义重大。
因为这是触及国本的改革，解决的是，应该向谁收税的问题。
税收，自古以来就是两种分类：劳动税；资产税。
一般，王朝建立之初收的都是劳动税（人头税）。
这是因为：
1）人少地多。
你一收土地税，他就不种地了，所以王朝建立之初，为了恢复生产，一般先不征土地税。
2）人口普查比较容易，但土地登记很困难。
历代中原王朝中，汉人政权基本都有完善的户籍登记制度，比如明朝的里甲制，在洪武 4 年就搞成了，非常细致。
但土地核查可没那么容易，一来是缺乏勘察土地的专业人才，田地又不总是方方正正的，有各种形状，而且差异极大，比如肥地和贫地的差异，玉米地和稻田的差异。
那时候文盲遍地，识字的都没几个，更没有大数据互联网，要掌握全国的土地行情，太难了。
二来是王朝建立之初，根基未稳，皇权不能下县，乡绅势力盘根错节，对于地主富农，皇帝倾向于拉拢而许其免税特权。
以朱元璋之能干，也要到建国十多年后的洪武十四年，才得以逐渐推动核田。
朱元璋是谁？那可是开局一只碗，一路摸爬滚打，才进化成九五之尊的高质量皇帝，他杀伐果断，功臣、贪官，莫不杀得人头滚滚。
他还把军队开到地方上去搞人口和土地的核查勘验，也前后花了十几年才勉强搞出个大概，可见阻力之大，并不是键政学家们所能想象的。
总之，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不强的时候，土地税就很难收上来，国库支用，主要靠人头税和劳动税，全压在平头百姓身上。
当时的老百姓，主要承担的是丁役和杂派，也就是出工出力，参与政府基建，但政府不给工钱，丁口还要自备口粮。
这样一来，普通人家里：
- 少掉一个劳动力（-1）；
- 少掉一份口粮（-1）；
- 家里缺少劳动力，口粮不够，就要花钱买（-1）。
抽丁制度，让平民的财产-3，而地主官绅，则不交税，长此以往，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碰上灾年，平民为了活命，要么卖地；要么抵押土地向地主借高利贷，最终失地，结局都是土地越来越向地主集中。
朝廷一旦出现财政问题，再向贫民加税，贫民不堪重负，矛盾就爆发了，历史就会进入土地兼并 ➯ 农民起义的治乱循环。
所以历史上的中兴之主，都会在某个关键的节骨眼上厉行变法，把人头税、劳动税，逐渐变革为土地税、财产税。
历史上的变法，总结起来都是 4 个字——核田归税！
——卢麒元。
改成了的，王朝中兴；
没改的，或没改成的，王朝灭亡。
商鞅搞成了，秦出六国，一统天下；
王安石没搞成，北宋灭亡；
张居正改了一半，明王朝续命 50 年；
雍正也改了一半，才有康雍乾的盛世光景。
《雍正王朝》把」摊丁入亩」这段剧情安排在 31-32 集，以李卫在江苏搞试点，地主豪绅绞尽脑汁拆台为主线，精彩巧妙地描述了改革派和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斗法。
其实刘和平在第 4 集已经做了铺垫，当时还是四阿哥的胤禛从垄断盐商那儿收了一大笔罚款，回京向康熙交差。
康熙对他一通感慨：「黄河泛滥，国用不足，可报上来的土地逐年减少，税收也是年年减少！」
胤禛：「士绅不用纳税，就拼命买地，小户人家，因为人多地少，付不起丁税，也就甘愿卖了土地去当佃户，这样一来，土地年年兼并，贫富日益不均，而税收却年年减少。仅此一弊，朝廷已不堪其忧！」
康熙：「朕几次想丈量全国的土地，按土地收税，可层层报上来的数字，都是假的！」
康熙想干但没干成的事，中国历史上第一肝帝——雍正，说干就干，特派李卫到江苏试点。
但反派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予以阻挠。
第一招就是抢占舆论阵地。
他们雇佣黑心文人，用老百姓听不懂的行业黑话忽悠人，使得不明真相的瓜众以为，在江苏搞试点的李卫，是替皇帝搜刮钱财来的。
李卫则见招拆招，他深知，打舆论战，须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先是用大白话，把摊丁入亩向老百姓解释清楚了：
你们都听了，本大人奉皇上的旨意，免了江苏百姓的人头税，本告示张贴之日起，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每人每年二钱银子的丁税，就不交了。
这丁税都去哪了呢？都到田地里去了，以后每亩田加收二钱银子的丁税，田多的多交，田少的少交，没田的不交，这就叫摊丁入亩。
本大人知道，这样一来，那些田多的，就会不高兴，就会变着法的不交我这个税，那好，咱们就斗斗看！
光说清楚还不够，他又使出了洗脑广告大法，让乞丐到处传唱莲花落，向底层老百姓宣传新政的好处，夺回了舆论阵地。
第一回合，江苏的地主豪绅完败，但他们马上就祭出了第二招——集体出售田地。
他们也不是真的要卖，现实中也没人敢买。他们只是钻法律空子，因为大清法条规定，田地买卖期间，可以不交税，以此来要挟李卫：
哎呀李大人呐，既然是试行，咱也试了，就说不行，不就行了？
你就回复皇上，说新政虽好，无奈时机还不成熟！
李卫是怎么反击的呢？
有啊，现成的，有人敢用敢实行吗？
70年代的美国工1950~1980年代的美国，税率高的可怕，高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
那个年代的美国，对富裕阶层征收的最高所得税率达到了70~90%。
其中在1951~1963年，苏联影响力最大的年代，最高所得税率达到了92%。
资本家的高额收益几乎全部被征收。
同期的英国、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实行差不多的高税率
除了所得税很高，遗产税也很高。
英国在1950~1974年的遗产税，税率达到了80%。
而日本在1950年之后的遗产税，达到了60~90%。
美国工人过上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天堂生活。
一个高中文化的美国工人，在70年代可以凭自己的工资养活一家老小。
妻子全职在家，也能供3个孩子上大学，还能给家里买辆车，完成这一切仅仅只需要一位蓝领工人的工资就可以了。
很遗憾，苏联真的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