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革命进程中，国王出逃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事件，也是至关重要的事件，因为他将所有的撕裂展现在人们面前，并逼迫他们马上站队，法国从此被撕裂了，而“宋教仁案”，则构成了民国初年的“国王出逃”。
实际上，早在一年以前，类似于宋教仁的事件就已经发生过。1912年8月，湖北革命党人张振武北上调和同盟会与共和党的矛盾，然而就在他北上之际，黎元洪向袁世凯发出了一封密电：“张振武怙权结党，赴沪购枪，吞蚀巨款……暗煽将校团思逞……近更蛊惑士兵，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袁世凯收到密电后大惊失色，“恐系不确，乃于即晚发电询问是否真电，15日早的回电声明是真。”当晚，张振武在宴请北方将校后，于归途中被方才席间的段芝贵、陆建章逮捕，两人手持黎元洪的密电和袁世凯的处决手令，未经审讯将张振武处决，全程一共三个小时。一时间舆论哗然，《民权报》更是将凶手直指袁世凯、黎元洪：“张振武之死，非死于法，黎元洪为主谋，袁世凯其正凶也……吾人以身命血肉购来之共和民国，岂可让一二屠夫破坏之？”
8月18日，参议院中张振武的友人刘成禺、张伯烈等人向政府提出质问，刘成禺声泪俱下的控诉：“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8月21日袁世凯请张伯烈、刘成禺等湖北革命党到总统府，刘成禺质问到底有何证据，袁世凯回答证据不日即可由鄂寄到，刘成禺反驳说若然则杀张时并无证据，不过事后做成耳，并认为“例之张振武，黎应首先正法”，语至此，袁世凯默然不语，只说万不得已，追悔莫及，望诸公以大局为重，和平解决，最终不欢而散。8月23日段祺瑞接受质询，议员对其列举的罪状一一反驳，会场气氛激烈，段祺瑞“老羞变怒，抗声曰：政府惟以国家为前提，有危害国家者，便可杀之。”
就在这种紧张的政治氛围中，孙中山决定应袁世凯之邀，北上会晤，蔡元培等人均劝阻孙中山不要北行，甚至在孙中山登船之时仍有人阻拦，但孙中山表示：“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认为可靠，必欲一视吾目光。”8月24日孙中山到达北京，受到了热烈欢迎，袁世凯当夜即邀请其赴宴，“欢若平生，恨相见晚”，结束会晤后孙中山便表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孙中山“颇主张表彰张振武之功以为和解，免得小题大做致误要政”，还劝告国民党议员不要继续弹劾，甚至公开说：“据我观之，张、方不得谓无罪。”
考虑到湖北革命党与同盟会本部之间并不算亲密，国民党的态度开始软化，确定了“如弹劾案能以提出，国民党不能不赞成，若是在不能提出，国民党亦听其自然”的方针，而共和党本就持拥袁立场，此时确定以让部分议员不出席会议的方式取消查办案。8月28日的会议上，共和党情绪激烈并试图转移提案，最终秩序大乱，两党议员伏案写字，亦必拍案数响，大叫三声，二十分钟后未增一员，反退席二十余人，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张伯烈一言不发，并趁混乱之际退场，过了十二时，仍无结果，不欢而散，议案最终流产。而9月13日针对黎元洪的查办案也因共和党刘崇佑、李国珍等人大声反对，“不待议长宣布散会，纷言延会而去”。喧闹一时的民初张振武案，最终无疾而终。
更早之前，由于参议院否决了陆徵祥内阁的全部六名阁员，袁世凯唆使军警威胁参议院，公开谴责参议院“挟持党见，故作艰难，破坏大局”称其为“人民公敌，共和之障碍”，7月21日袁世凯宴请参议院全体议员，60多人出席，汤化龙表态“本院同人无不竭其诚意，以相扶助，政府如有确定之政策，尽可放手行之，本院无不同意。”7月24日上百封恐吓信、匿名传单飞到参议院。7月25日北京军警联合会提出如参议院再不通过内阁名单，就请大总统解散参议院，而南方国民党王芝祥、柏文蔚等人则致电：“查组织国务员，此系政治问题，军人不应置议……若不早为预防，将启军人压迫议会之端，为军人破坏民国之导……同人忝握兵符，有保障民国之责任，从来对于政治，未敢轻置一词，惟此动摇国本之言，出自军界，不容不首先诘责，以遏乱萌，伏望大总统查明严戒……以保障议会为保障民国之本根。”7月26日，袁世凯重新提名了新的六名内阁成员，除工商总长蒋作宾被否决，其他五人均被通过。内阁通过的同一天，袁世凯对南方通电表示赞许，并且表态已严令禁止军警干政，7月27日正式提出法令。
举出上述两个事件，是想要说明，那些最终摧毁民国政治的军警干政、秘密暗杀早在民国元年就已经显现，并且最终都以袁世凯的胜利告终，从这个角度而言，宋教仁之死什么也没有改变，但是另一方面，尽管这些争端未能得到妥善解决，但仍然处于民国的政治与法律框架之内，即使是袁世凯也不得不故作赞同军警不得干政，各方之间这种共识性的保留，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也被急速的摧毁了。
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曾致回忆：“宋教仁被害之第五日，我与陈其美、居正等力主马上用兵讨伐袁氏。”而黄兴则表示反对：“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国民党内部由此分成两派，4月25日，宋案证据公布，矛头进一步指向袁世凯和赵秉钧，更为蹊跷的是就在前一天凶手武士英突然死在狱中，5月1日赵秉钧请长假并拒绝出庭，政治氛围进一步恶化。《民立报》发布《数袁世凯十大罪布告国民》，《民权报》直指“袁记政府即主使强盗以杀人之政府，背叛民国之政府，无恶不作之政府。”4月下旬的秘密军事会议上，李烈钧、柏文蔚主战，柏文蔚更是主张“愿首在皖发难”，然而胡汉民、谭延闿则通电支持法律解决，双方争执不下。
而在国会一边，善后大借款又在此时签订，5月5日，众议院要求内阁接受质询，由于赵秉钧、周学熙、陆徵祥借故请假，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一人接受众议院质询，然而段祺瑞并未参与此事，对国会程序也不了解，再加上他本人不善言辞，竟然说不出话，只能回答：“政府有此案颇具苦衷，惟手续上殊欠妥……尚乞诸君曲为原谅！”众议院一片哗然，秩序大乱，段祺瑞狼狈逃走。5月7日，众议院爆发最激烈一幕，国民党议员谷钟秀质问副议长陈国祥为何不将咨文退回，陈国祥一直回避，进步党又恶意退席导致议员人数不足法定要求，国民党议员大为光火，谷钟秀大骂陈国祥为袁氏走狗、亡国议长，秩序大乱，国民党议员拿墨盒攻击陈国祥，陈国祥落荒而逃。
议会之外，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谭延闿5月5日联名通电反对大借款，5月8日袁世凯亲自通电回击：“该督等身任地方，倘能分认筹还，何必有认同求人之借款，乃中央再三催解，应者寥寥……若惟恐国之不亡，亡之不速者，其何以对既死之烈士？”各省军政大员纷纷通电附和，并指责国民党“始主集权而继主分权，始主借款而继主拒款，雨云翻于掌上，冰炭变于心中”。在这种激烈的政治氛围中，谭人凤、王芝祥等人希望从中调和，袁世凯反而强辩：“并非南北有意见，乃地方不服中央，中央当然惩治，无调停之可言……人谓我违法，我丝毫不违法。宋案候法庭裁决，借款听国会解决。国会议决要如何便如何，我何违法之有？宋案证据有黄克强盖印，黄克强既非行政官，又非司法官，何能盖印，即此已违法，尚责我乎？”至此，双方再无缓和余地。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发起二次革命：“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绝灭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而袁世凯则回击：“共和民国以人民为主体，而人民代表以国会为机关，政治不善，国会有监督之责，政府不良，国会由弹劾之例……岂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亦岂能由少数人权利之争，掩尽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捏词污蔑，称兵犯顺，视政府如仇敌，视国会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国公敌，万世罪人。”而这几乎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以“共和捍卫者”自居。
二次革命发生后，袁世凯颁布戒严令，并一直持续到革命结束两个月后，其中一个重要影响是国会议员受到严重迫害，国民党议员此时要么南下响应革命，要么脱党组织小团体，留在国会的国民党议员只剩100多人，反而处于弱势地位，7月31日袁世凯在命令中威胁国民党议员：“如果不预逆谋，应限三日内自行宣布，并将隶籍该党叛徒一律除名，政府自当照常保护。”8月19日，国民党议员伍汉持成为议员殉难第一人，8月27日，袁世凯以内乱罪逮捕了8位议员，其中7人为国民党，国会抗议两个月仍不释放，被关押实践最长的褚辅成、朱念祖直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才出狱。10月10日袁世凯在太和殿就职正式大总统时，已经绝口不提“共和民国以人民为主体。”转而强调：“向持稳健主义，以为立国大本。”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次年1月10日宣布解散国会，2月28日，以“省议会不宜于统一国家”为由将省议会解散，民国政治彻底名存实亡。
如果以大革命史的研究作为经验，当代史家的关注点已经从“谁对谁错”的传统观念，转向了更为一般性的“政治文化”，或者说参与者们的集体心态和政治氛围，而宋教仁案无疑构成了民国政治氛围激进化的转折点，宋教仁案发生之后，孙中山已经不可能安心自己的铁路事业，袁世凯也难以继续把自己伪装成“共和捍卫者”，在二次革命的分裂后，民国政局已然无可挽回。
最后，让我们把最后一点时间放回到宋教仁本人身上。
当国会选举开始时，宋教仁动员道：“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什么嫌疑，讲什么客气，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视政府，使他有所惮而不敢妄为。”
在选举演讲的过程中，宋教仁谈到：“自民国成立，迄今两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批评袁世凯政府为“不知民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中华民国之基础，极为动摇，皆现之恶政府所造成者也。”认为袁世凯“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
在谈及自己的政治纲领时：“现正式国会将成立，所纷争之最要点为总统问题、宪法问题、地方问题。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订，毋庸纷扰。地方问题，则分其权种类，而为中央、地方之区别。”
平心而论，我并不认为如果宋教仁不死，民初政局会产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就像前文中提及的，那些最终摧毁民国的军警干政、破坏法律早在宋教仁去世之前就已经发生，并且看不到任何能够解决的迹象，然而即使如此，宋教仁之死仍然值得惋惜。
什么都没变，但什么都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