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has been going on for more than a month, but why are there few videos about the front line in our country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往大了说,不仅是俄乌战争,我国媒体几乎排斥一切对突发性事件的直播,包括引用较为完整的现场视频。这是因为媒体对特定事件的报道偏好与政权的合法性类型紧密相关。
从传播学角度来说,俄乌战争是典型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媒介事件具有非日常性和干扰性的特点。因为我们知道,现代社会高度分化,人们生活在各自的日常小世界中,每天接触较为固定的信息和人,很容易产生“信息茧房”现象,造成社会价值分裂。对此,媒体会将某些事件定义为“媒介事件”,通过强调其“历史性意义”,在特定时间段内,强行把所有社会成员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一事件上。在事件发生期间,媒体会中断大量常规报道,人们不得不走出自己的日常,共同聆听媒体对这一事件的统一解读,并在这一过程中,再次确认社会的政治中心和价值中心,实现社会整合。
简单来说,就是为了弥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分裂,媒体必须寻找到一些“历史性事件(historical event)”,通过灌输给人们关于这些事件的统一解释,来重建社会共识。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事件就是“媒介事件”。
常见的媒介事件有三种:竞赛、征服和加冕。竞赛主要指政治选举和体育比赛。征服包括战争、极具挑战性的外交活动、重大自然科学突破,典型如切·格瓦拉的游击战争、勃兰特的“华沙之跪”、美苏太空竞赛。加冕则是指各种国家庆典,游行、阅兵、国葬、大会等。
三种媒介事件分别与韦伯的三种合法性类型对应。竞赛要求双方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公平竞技、赢得胜利,反映了规则意识和“优胜主义”,最为契合资本主义社会法理型权威。征服展现了英雄如何在无先例的情况下,克服艰难险阻、开创前路,形成新的规则,塑造的是“强人”形象。换句话说,就是魅力型领袖或卡里斯玛型权威。加冕则强调传统的神圣性,反映了一种循环的时间观,每一次典礼都是对上一次典礼的完美复刻,突出成规和惯例。在三种媒介事件中,最依赖提前准备、也最害怕意外,因为任何意外都是对“传统坚定不可动摇”的伤害。
因此,在三种媒介事件中,西方国家最青睐“竞赛”,其政治节目也大多以“竞赛”形式安排,突出主持人的挑战者身份。而这类节目要么国内不会转载,要么会被框架化为有问题的报道形式(如观网对秦刚大使受访的报道)。而俄乌战争则是彻彻底底的“征服”,只是并非一开始人们所预料的再现普京的“强人”形象,而是成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个人秀。但这倒不能完全归功于乌克兰的抵抗顽强,还应该看到泽连斯基以其人格魅力所取得的一场场外交胜利。而我国媒体则天然对以上两种媒介事件不感兴趣,这不仅影响到媒体对事件的挑选,还影响到媒体的报道方式。比如,对作为典型的“竞赛”和“征服”事件的奥运会,媒体一般会把大量直播资源给到颁奖仪式,在文字、图片中强调“奏国歌”、“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将竞赛仪式化、加冕化。对突发性事件则很少进行直播或引用现场视频,多用资料视频+后期解说,报道重点也多是事后的表彰仪式和慰劳晚会。
这些问题同样出现在国际报道上。央视和新华社在国外不是没有派驻记者,但一旦发生重大事件,这些人的第一反应不会是扛着摄像机去拍现场视频,而是写一两篇豆腐块文章上传到稿库,因为整个媒介体制是与政权合法性配套的,我国媒体实际上就是“晚会型媒体”,不可能为了几条国际新闻开“后门”。长此以往,自然是央媒的外派机构废物化、养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