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evaluate “poor students are conservative, rich and long-term progress”?
68年革命有一个著名现象: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一边喊着“为穷人而战，让想象力夺权”，一边用水枪与石块跟那些工人街区出身，负责维护共和国秩序的防暴警察们对着干。
这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你当然可以顺着新左派大佬马尔库塞的说法，认为工人早已被整合进了单向度的现存秩序中，失去了革命潜力，因此学生和边缘人才应作为新时代的革命主体。
然而事实是自撒切尔-里根新保守革命以来，原本念叨着“列宁，托司机，3m,萨特”的学生们早已改换门庭，退行左翼，参与到他们所应参与到的国家治理当中，即使是学院左派，理论谱系也从西马转移到福柯，德里达，以后结构与解构的激进话语，代替了实存的革命运动。
法共在83年之后已然再起不能，而社会党也在密特朗的带领（大手）之下，帮助法国完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我个人当然认为强调边缘人的权利与价值是左翼所应做的，然而事实是在弹性资本主义时代，边缘人的激进性也部分地被规训到新秩序当中。于是就像汪晖所言，代表性断裂成为了现实，左翼政党不再为工人发声，曾经自豪的称自己为共产党员的巴黎与外省工人们，如今也只能转投勒庞乃至泽穆尔，消极的反移民政治固然为人不喜，称不上什么“进步”，然而真正放弃工人阶级的，不正是我们亲爱的“左翼”进步人士么，自1848年以来，工人曾被主体化为革命的主力军，而后终被左翼人士与新自由主义合流的“第三条道路”抛弃。难怪饱读十九世纪工人历史档案的朗西埃会对自己的导师阿尔都塞倒戈而向，毕竟我们谁也未曾料到，那些曾与你谈论“霸权”或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有机知识分子”们，在二十年后会龟缩到学院当中，继续他们的“理论实践”。
正像埃里蓬在《回到故里》中所言明的一般，出身兰斯的无产阶级之子终于踏入大学的门槛，成为代表性的“左翼”社会学家，当他在回返故乡与母亲对谈之时，所感受到的，却是“进步”的历史的背叛与身为无产阶级的家人们对他这个知识分子的失语和无言。
也许，正如程巍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中所言明的一般，在六十年代全球造反运动的红色幕布之下，所潜藏的，却是资产阶级对马修·阿诺德与雷蒙·威廉斯们的最后清算，是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最终实现。
葛兰西一百年前所提出的那个疑题仍然有其现实意义，无产阶级到底该如何生产出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仍然是当代自诩为“进步”的左翼青年们，需要解答的关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