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ere is the deadlock i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改革的目标和执行者的利益不一致。
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改革成功所承诺的记功、级别、荣誉、前程。。。才起作用。但改的时候已经全面复辟私有制了，那些公有制下的稀缺资源，在私有制条件下，在巨额私有财产面前屁都不是。
所以对于执行人来说，把这个企业变成自己的，或者将其贱卖掉，自己用这个机会获得几辈子都花不完钱才是最有诱惑力的。
在私有制条件下，对公共资源的处置都会变成抱薪救火。这才有了“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如果管得严了，事就没人管了，大家捞不到好处干脆就在这儿混日子呗。只要一放松，让人看到以权谋私的机会，就会利用一切条件结党营私。
所以题主管这个叫“死结”不叫“问题”。因为“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是因为某种可以避免的错误才出现的，只要改正了这个错误就能办好。但“死结”是体系问题，在现有条件下谁干谁不行。
现在都学聪明了，只局限在那些不需要灵活性的领域。只要维持好垄断地位，就能把事情干好，这样就解决了“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也算是一种解决方案。
1.国企定位问题，国企到底是维系政权的工具还是赚钱机器，如果是政权基石，那么国企根本就不应该以赚钱为目的，你见过经商的army能有战斗力吗？如果是赚钱工具，那么就应该放弃对微观经营的干预，只关注国有资本增值相关的财务指标。很多时候国企本身经营状况非常好，但是来个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意志，瞎投资瞎上产能，企业几年就陷入困境了。
2.现在在提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要设立国有资本投资平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究竟以现有央企总部为平台，还是在现有央企之上再设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即国资管理究竟是国资委-央企两层架构还是国资委-国有投资公司-央企三层架构。这里面有大量的部门利益在里面，当然，站在部门角度看，各自的方案不无道理。现在在推进央企整合，搞国有资本投资平台，不过貌似阻力重重。
3.国企决策层中党委会和董事会的关系问题。按照现行的规定，重大问题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需提交党委会审议，国企中党务系统的力量迅速加强，我都见过工会出身的干部去银行当营业部总经理。国企的政治定位很多时候是和企业运营相矛盾的，如何理清党委会与董事会、监事会、职代会、管理层等之间的关系，发挥党管国企的优势，而避免其劣势，是个问题。
4.这算是上一条的衍生，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关系问题。按照公司法，管理层应该是由董事会聘请，其经营应该为董事会负责，但是我国国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董事会和管理层任命都是由上级党委决定，董事会对管理层任命没有决策权，建议权据说都没有，因此很多总经理和董事长闹矛盾，心里想的都是“我又不是你任命的，咱俩平级，你凭什么管我”。董事会的职能还要不要加强，如何加强，这个需要明确。
5.国企的激励机制问题。和一般人的观点不同，国企内部并非不存在激励机制，但是由于国企的政治属性，国企的激励更多的是政治激励，人人都想往上爬，爬到董事长还想去政府部门任职，这一方面确实对企业经营有一定激励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存在周期，官员存在任期，国企领导有很强的动力杀鸡取卵，做大短期利润，升职调走后留下一地鸡毛，而党管国企又给这种行为预留了空间。这个问题如何协调很重要。
没能解决政策性负担和软预算约束。
先从国企的历史因素说起，后发国家想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将有限的资本集中在小部分行业中。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通过行政力量扭曲要素价格（配给原料，劳动力）集中资本，以国家意志强行在这些行业建立了比较优势，催生了大量高生产力的国有企业，快速实现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然而在改开，尤其是加入WTO，全面融入世界生产价值链后，由国家强制力供给的廉价要素和资本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计划经济时代建设的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资本过度密集，违反了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这些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必定亏损。
由于行业违背了比较优势，民营企业自然不会投资。基于国家战略的需要以及考虑到国企承担的一部分社会性责任，国家只能选择补贴。
这样，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管理层自然而然的会把经营性亏损、管理效率低下造成的亏损、个人转移财产造成的亏损都归结成政策性亏损，让国家进行补贴。
同样，由于信息不对称，国家并不能分辨这些亏损之间的区别，只能不断为国企的效率低下买单。
这就形成了科尔奈论文中提到的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企业有亏损国家必定补贴，即使企业的预算支出远超过它的潜在收益，也会被政府救活。
这样国有企业自然失去了提升效率的激励。效率低下成为必然。
受产权理论的影响，学界一般认为，如果把国有企业私有，预算软约束就不会存在，企业就会有激励进行自我革新。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转型时就按这种理论推行了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化和私有化。
但他们的结局我们已经看到了。私有化的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和破产带来的社会性风险仍然存在。私人资本家不会帮国家承担政策性风险，仍然需要政府补贴。
国企时代，管理者算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会被判刑承担风险。但企业私有化后，私人企业家会用同样的理由索要补贴，将补贴纳入自己的收入成为了合法的行为。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归根结底，政策性负担是一个信息不对称问题。只有当政府掌握了足够强力的工具，改革的推行才能继续下去。最近的数字人民币让我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也许区块链技术能为我们长达四十年的国企改革画上句点吧。
以上。
部分观点来自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