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与不公平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甚至凭良心说的话,伴随着扫黑除恶、扶贫、反垄断等等,情况相较过去、相对好转了一丁点。
但这种好转我只能说是杯水车薪。
大约是十多年前,我初入大学门时,当时家里东凑西凑也凑不够全部的生活费、学杂费。幸好得益于当时国家的“绿色通道”政策,大学校园不允许因为交不起钱而拒绝接收学生,先入学后缴费。所以我才能顺利的入学。在这一点上,我很感激这个政策的发起人和国家。
而像我这样的,其实并不在少数,从之后整体性的助学贷款签约大会来看,整个校园至少有300多人未及时缴纳费用而申请了助学贷款,这还不包括生源地已经申请贷款的那些人。即使这其中只有十分之二三是像我这样真的贫困,其它都是为了薅政策红利。那么至少也有几十近百个的人因此受惠。
我相信,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和我一样,在那一时刻是充满感激的。
但现实,却很快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在我们这样的家庭连万把块钱都拿不出来而陷入困境的同时。却能经常在校园里看到各种类型的职工补贴公示。
很显然,在信息公开上面,学校的领导执行的很好。但这种公示却让我们第一次直观的体会到社会贫富之间的差距。
这种日常的补贴公示随随便便都是人均几千乃至上万,而这别人一年乃至可能就一个季度的某项补贴就等于当时我们家庭一整年的收入所得。
这种差异是及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它让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和学校的老师教职工们是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生活,即使我们天天接触、天天见面,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仰望着同一片蓝天。
我至今还记得公示金额最大的一次,是学校发放的住房补贴,其中最高的一个人拿了十七万八千,应该是学校的一名老职工,我并不认识。
十七万八千,这个数字一直记忆犹新,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我都还能清楚的记得。
当时的我看到这个数字时的震撼程度几乎是无法言表的。
我爸辛苦工作二十多年,也就积攒了四万多块,其中二万多后来因为单位股份化改革,强制入股(不入股就下岗),后伴随着单位破产也全打了水漂。我实在是不敢想象为什么别人的一个房补,就等于我们全家二十多年的五六倍。
即使在少年不知愁滋味的那时,这件事也让我说不出来的烦闷了将近一周。
大学入学的第二年,次贷危机就爆发了,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3G网络还是个新名词的时代,对于作为学生的我们来说,一切仿佛显得那么遥远。
伴随着次贷危机的是全面的资产价格崩盘,其中房价也难逃厄运,据说当年深圳房价暴跌50%以上。至于我所在的城市,作为学生的我并没有关注过到底有没有跌,跌了多少。
教我们微观经济学的老师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说话风趣又谨小慎微,每次上课必点名,课间休息后第二节也大概率随机点名,让我们怨声载道。而教学上,80分钟的两节课往往会用70分钟跟你讲故事谈人生,然后剩下10分钟急匆匆的勾画下书本重点和考点。
在次贷危机深化、国内适时提出四万亿战略的时候,有一次的课堂上扯着扯着就谈到房价上面,老师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买房,能买一线就不要买省会,能买省会就不要买下面市县。
然后以自己举例,说当时的他已经在这座城市拥有三套住房,一套自住,两套投资。现在正筹钱计划趁着危机低价,准备在京沪弄一套房子。
当时的我虽然听的迷迷瞪瞪,但依然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然而对于一个连入学学费都掏不起的家庭来说,再有道理的投资建议,都是没用的信息罢了。
时至今日,甚至不用时至今日,毕业步入社会仅仅几年后,当自己面临着定居、婚姻等方面压力的时候,看着高居不下的房价,我会后悔当初没有听从老师的建议么?
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当初的我根本就没的选。
伴随着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的完结,我也再没见过这位老师了,亦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去京沪抄底房价。
如果抄底了的话,十多年后的今天,静态并且保守的估计:省会三套房,一线一套房。也是身价二三千万以上的小富翁了。
十年后的今天,我的父母终于熬到退休,不用工作每人也能一个月拿二千多的退休金了,虽然几经波折,自己也好歹算能够自食其力,拿着勉强糊口的社会平均薪资。
生活好像是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多少算是有点起色了;但又仿佛与十年前没有任何改变。
同一片的天空下面,依然生活着不同世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