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快速日韩化，其实也变相的说明了一些所谓的“奇迹”并不特殊，而且相较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甚至某些层面上这些奇迹更加反动和腐朽落后。
实际上，出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事情，很多人提早就已经洞悉。
因为政治的本身就是通过相互间的博弈和交流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理解和互信，越是激烈的争论和交流，其实上越能达成这种理解和互信的目的。
反之一团和气，议事厅里面做的全部都是好好先生，大家都是既得利益者们，那么就完全偏离了政治的本来目的，从而在一条极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通过“农民起义”“外敌入侵”这种极端力量的反噬来回归均衡。
官僚就是这种模式下经典的产物，按照正常的官僚晋升流程来看，想要成为决策厅内的重要一员，那么这个人从走出校园开始就必须在体制内爬格子，而且每一层的格子内都处于相对重要的领导职务。
再加上帝国特殊的体制内外双重待遇差别，可以说从一开始，能进入决策层的官僚们就注定了会游离于最基层之外，不食人间烟火、不懂民间疾苦。即使少数的深入群众活动，往往也只是关注着基层的某个层面或者基层中的某个细分群体来看，而对基层缺乏全面的整体的认知和理解。
其实这种变化有点类似于古代封建时代的科举，帝国刚刚建立，百废待举，方兴未艾，科举制度尚能发挥出很好的人才选拔作用，能够让大量的了解基层，甚至昨天前天还在家里耕读的贫寒读书人一夜间担任重要的职务，从而给庙堂上下注入一泉活水。
反之王朝中后期，就算是个秀才，那也基本脱离一线生产，步入士绅阶层，游离群众之外，及时后面能够中举人、进士，当上官，那也早已经对官僚那套甚为熟稔，有谈何“活水”。更别说，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制度的规范、文章要求标准的提高，读书本身就不是贫寒之士玩的起的东西，没有足够的财力和家庭背景作为支撑让你求访名师、学术交流、博览群书，秀才基本上也就是努力能达到的顶点。
如果多看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这种现象很明显，满清一朝的清廉名臣，几乎都出现在康熙朝，于成龙、汤斌等等，也几乎都是经历过战乱，深入过最底层，更大可能身体力行耕田种地过的人。
没有深入过基础，没有真实的基层生活经历，其实就跟大明王朝1566里的嘉靖一样，自以为自己四季常服不过八套就能证明自己清廉、少欲。
这种没有激烈冲突和交流的政治安排，就注定了不同阶层间缺乏互信和了解，更不可能理解对方的诉求和所遭遇的困境，所面临的不安与焦虑。
故而在决策时，更加关注宏达的未来和长远的发展，知其对而不知其错。
其实，有心人如果关注一下的话就会很明显的发现，帝国这些年以来对劳工待遇的改善和基层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推进，几乎全部依赖于外部的压力和有着显著外部势力色彩的所谓的“公知”们的推动。
而这种推动力在次贷危机以后，随着欧美自身的堕落，也逐渐趋于消散，从而使得国内分配制度改革和优化几近于停滞，最终促成近几年劳资矛盾尖锐，铺天盖地的“反996”“讥讽加班”的舆论大潮。
换句话说，没有外部的压力，帝国基层只能通过“躺平”“不育”促成新生人口减少这种极端的方式，才能把问题和诉求传达到一定的层面，才能引起一定层面对基层生存状态真正的关注和是否需要改善的考虑。
但这种极端的均衡回归方式，必然带来极端的影响与后果。就像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大家不抵抗一样。
有时候看似吵吵闹闹，惹人烦心，其实往往会让你规避掉更大的坑。反之一团和气，看似万众一心，其实会给你埋下让你粉身碎骨的地雷。
十多年前，我在大学毕业写论文的阶段查找相关资料就已经发现，很多中西方的经济学家、学者们在论文中已经充分的论证了，如果中国不能够快速的成长为一个新兴的消费市场，仅凭借欧美的消费来支撑的话，那么不管是从全球贸易的再平衡角度来看，还是从世界经济的发展推动力角度来看，目前的全球化体系维系时间也只有十年左右，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必然会崩溃。
其实，在更早期的文献中就有关于这一点的推论和暗示。在更早期，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很多文献和论文中，大量经济学家们就已经指明了，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动力最大的源头来自于中国。他们对未来全球化不断发展，世界经济继续前进的潜在假设和重要前提就是——拥有者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必将成为了与欧美持平，甚至远超过欧美的世界性消费市场。
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他们对了，也错了。帝国终究没能够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消费市场，为全球性的经济增长做出应有的贡献，反而不断的输出着过剩的产能和贸易不均衡。全球化体系果然维持了十年不到就已经危如累卵，各国先后开始极右转向，大打贸易战。
事已至此，其实已经无法挽回了。
就像都已经黄巾起义、太平天国了，你再来检讨以前吏治不严、优待士绅、剥削太甚的错有什么用，难道已经造反的农民军能因此放下手中的刀枪？反而，你只能更加依赖那些造成问题出现的贪官污吏、兵匪士绅们才能压下去这些乱民。
都是命，都是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