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提弥斯：右转被称作“奴隶却为奴隶主说话，不知道屁股在哪”，左转是“杀了地主之后的屠刀就砍向你”，如何选择？

当年地主、富农阶级5000w人左右，最夸张的说法是死了200w，地主都没杀光，怎么屠刀就乱砍了？这是胡扯。

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个难题，那就是带领无产阶级把生活搞好了，有良好的教育、工作、房子、家庭等，他们会转化成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很容易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作为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屁股没那么歪。

但是，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资产阶级不仅剥削无产阶级，也剥削小资产阶级。所以，过于相信资产阶级的，屁股也不怎么正。

实际上，小资产阶级经常是左右摇摆的。而且老毛也论述过，小资产阶级也分左中右，相对穷的左翼跟无产阶级相近，相对富的右翼跟资产阶级相近。

除此以外，小资产阶级的子女，尤其是相对穷的左翼，在出社会独立后，就会变成新的无产阶级，他们跟资产阶级矛盾更多。还有一些相对穷地区的小资产阶级，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其实际情况也跟无产阶级差不多，更别提他们的子女了。

老毛当年为何说隔一些年，就来一次革命呢？

因为上文说的无产阶级，富裕起来以后，又逐渐转化成小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相信资产阶级。社会越富余越会如此，这样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天下了。

怎么防止这种情况？老毛的意思是让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子女，新生的无产阶级们，起来打击资产阶级思潮（物理）。

这样能维护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但社会成本太高，最后放弃了。

不选这条路线，那小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后，就必须向右转，这过程就不可能完美，各种幺蛾子频出。但是，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左翼路线，大方向就不会歪。

这条路也不选，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就会变成苏联那种情况，信了西方那一套，把本国的市场和资本无条件开放，被人收割了才知道怎么回事。

———–

又遇上有人不知道地主什么样的，引一些以前用过得资料给你们看吧：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挤。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的警告。
……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红星照耀中国》诶德加.斯诺（美）

以上是老毛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清朝时的事。

“地主对佃户、债主对债户的残暴行为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地主实际上将农民的生死大权都操在自己手里，一旦自己利益受到损害或威胁时，他们就任意采取惩罚措施。如果他们抓到一个小偷，当场就对他进行惩处。有一个张庄农民家的小孩刚刚才六岁，闹灾那年偷摘了他爹东家树上的几把叶子。地主抓住了这个孩子，用大棍打得他混身青紫，并且罚了他爹二十五块银元，相当于他整整一年的收人。 为了熬过冬天，他只好去向亲戚借钱，直至十年以后，这笔债还没有还清。
在张庄以西不远的下韩村，有一个姓侯的贫农，从他的阔亲戚侯玉福的地里偷了几堆玉米。侯玉福逮着了这个小偷，把他拖进村中的空场，捆在一棵树上，亲手用鞭子抽得他死去活来。这个人受了内伤，过不久便一命呜呼了。
如果拖欠了地租，或者还不起利钱，那么地主对他们也毫不客气。那时候，地主就来佃户家里通租。逼不出来，就把佃户逐出那块土地或赶出房屋。要是这个农民抗拒，他就要挨地主或其狗腿子的毒打。
如果农民企图进行自卫，事情就会变得不堪设想了。有个太行山的农民，因为地主强奸他老婆而动手打了那个地主，就被拴住头发吊起来毒打，直到头皮从脑顶上撕裂，人栽到地上，流血过多而死。
地主只有到了自己对付不了农民的时候，才会跑到村公所求援。挎着左轮手枪的村警和保安队的扛枪大汉一会儿就把问题解决了。如果一个村的力量还嫌单薄，全区所有的枪支马上可以集中起来对付一个村，如果还不够，县长就要出动他手下那支百八十人的警备队了。
……
“ 多少年来，佃户和长工们稍稍表示一下反抗，就要遭到残酷的镇压，因此，如果要向地主的权力发起进攻，农民便深为犹豫，这几乎成了本能。在地主阶级统治的两千年内，一次又一次的反叛都被镇压下去了。率众起义的首领们，不是被收买，就是被砍头，他们的追随者则被活活地剁成肉块、烧死、剥皮或活埋。太行地区的地主曾经得意地向一些外国来访者们出示过他们用人皮制成的物品。这些事件和这些回忆就是中国农民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残酷镇压的历史故事，通过诗歌和传说世世代代流传下来，在各地流行的戏剧中也一再得到表现。
因此人们不难理解，只有当农民被逼得忍无可忍时，他们才会行动起来。不过，一旦行动起来，他们就要走向残忍和暴力的极端。他们如果要动手，就要往死里打，因为普通的常识和几千年的痛苦教训都告诉他们，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敌人早晚要卷土重来，杀死他们。”
……
“以下是从同我交谈过的那些农民的亲身经历中摘录出来的几个片断：
一连三年都闹荒，全家只好出去要饭。晋城县城里简直糟透了。 好些做娘的把刚生下的孩子撂进河里，大街上不少孩子四处转着找不到大人。我们被迫卖了大闺女，那年她已经十四岁了。我们寻思，饿死不如逃荒去，就把一点点家什全卖掉了。我拿起一根扁担，一头挑上铺盖卷儿，一头挑上小子，抬腿就奔了长治。小子一路上饿得连哭带喊。我们在一家大门前头歇下脚，小子哭得可怜，里边一个女人出来看了看。我们在那儿停了三天。第四天早起，那女人说她想买这个小子。我把他安置在炕上睡熟了，到隔壁屋里领了五块银元。人家害怕小子醒来哭着找娘，就把我们撵出去了。 我心里觉得苦得不行，卖掉亲生骨肉，滋味真是不好受哇。那天走在路上，我们整整哭了一天。
我险些没有饿死。那天我躺在大路上，正好过来了一挂大车，赶车的招呼我让开道，我觉得身板虚得不能动弹，心想叫它碾过去算了，可是人家还是由边上绕过去了。
闹荒时，我们都吃树叶和枯草。因为肚饥，身体虚得不能走路。我上山去寻树叶子，看见人们都为争树叶子厮打起来。我妹子饿死了。我嫂子熬不住饥，跑出去再没有回来。我表姐被迫当了地主的小老婆。
我和孩子们去给人家间苗，一总才挣下了半升小米，每顿饭只抓一小捧跟野莱搅在一起吃。娃们都挺成了大肚子，瘦得皮包骨头。没过多久，那个小的就起不来了。他害了红痢，睡在炕上，从屁眼里爬出了好多好多虫子，足足有一盆，赶他死后还一股劲往外拱。小闺女吃不上奶，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吃的。不用说，她也死了。
人们一说到过去，就泣不成声，听他们讲述的人也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然而，当这些苦难和恐惧积累多了，人们的感觉变得麻木了。过去的生活中充满了野蛮、残酷、恐怖，人们也不感到心惊了。虫子从奄奄一息的孩子身体里爬出来，像买卖牲畜一样地买卖妇孺，把人活活毒打而死，为着争抢树叶而互相厮打——这一切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不可想象的事物都变得平淡无奇了。”
—-《翻身》韩丁（美）

《翻身》的作者韩丁，亲自跟着工作队到农村，解决土改遗留问题。

“一九四一年夏秋两季，我走过河南、河北两省，从黄河走到长江，目睹了本书前面某一章所描述的那场大饥荒的开始。每天走在路上，但见原野空旷，土地荒芜，十室九空，残破不堪，十分凄凉。 当时许多地方的旱情并不很严重，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土地会如此荒废。 农民告诉我，他们背井离乡去逃荒，是因为国民党税吏、蒋军粮秣官横征暴敛，田赋超过了实际的产量。 既然全部劳动果实都要被抢走，交不出捐税还要挨打坐牢，谁还种地呢？
农民在官府衙门外的田野里掘野菜草根果腹，而我却在一个又一个国民党将领的演戏筵席上受着山珍海味的招待，不禁感到十分羞愧。可是，当我得知正是这些将领和国民党官吏把饥民的土地收去抵税，等侯雨季放佃时，我就不仅感到羞愧，而且感到愤慨了。
我在路途上的时候，每天都有农民来到我的马车跟前，向我哭诉自己的悲掺遭遇，每天晚上都有县官偷偷来到我的住所，求我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在老百姓还未全部饿死之前，帮帮忙——“看在上帝的面上帮帮忙吧！”我答应尽力而为。”
……
“苛捐杂税在中国并非新事，自从清朝被推翻，军阀开始用枪从农民那里征粮养兵以来，就一直存在。不过这些残暴的军阀，在蒋介石政权面前，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蒋介石政权从中国农民那里榨取的财富，恐怕比中国悠久而曲折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多。
近年来， 蒋介石的职业辩护师把沉重的捐税归因于抗日战争。 可是他们无法说明，何以国民党几乎是从其当政之日起，就向人民敲骨吸髓地征收重税。
即使在蒋介石政权的所谓黄金时代，即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据官方材料，中国农民必须交纳的五花八门的捐税，也有一百八十八种之多。一九三二年，据说是蒋介石实现大治之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多数地区的田赋也比美国高三倍。
然而比正式田赋更苛刻的，是各种名目的杂税， 其数值往往十倍于正税。在前清末年，杂税从未超过正税的十二分之一，而在蒋介石的鼎盛时代，杂税竟高达正税的十倍！
对农民这种骇人听闻的剥削， 在抗日战争时期自然又达到了空前的新高度。为了进行这场战争，蒋介石在其纸币变得毫无价值的情况下被迫放弃货币税，改收实物税，要农民交粮。
四川省是蒋介石在抗日时期的大后方，那里对农民征收实物税有时达到稻米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在湖南洞庭湖一带是百分之五十三；在云南是百分之四十九。地主头上的税虽然增加了，可是他们总是以增加租子的办法把负担转嫁给佃户。如果佃户过去向地主交百分之五十的稻谷或麦子，现在就要交百分之七十、八十或九十。有时超过百分之一百，我在成都平原就看到这种情况。这样佃户还得去买米来缴租。也就是说， 佃户在稻田里干了一年，到头来自己却得不到一粒米。
抗日战争的结束并没有使备受压迫的庄稼汉松一口气。虽然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在内地和’光复’地区免税一年，但是实际上农民还要拿出更多的钱粮交特别捐。
这一类捐税多少还是固定的，虽然名目繁多，却还不及农民实际捐税负担的一半。这是因为兵捐这种古老的赋税形式在西方早已废除了，在中国却从来没有消失。由于连年内战和抗日战争，兵捐实际上比过去几个世纪更普遍了。
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兵捐的负担确实吓人。 由于军费无着，军官层层盘剥，拖欠粮饷，以及搜刮之风盛行，不少中国军队就依靠兵捐来获取粮食、衣服、房屋以及巨额银行存款。粮食、牲畜、车辆、房屋、金钱以至人丁，都是军官们征派的对象。不过若是没有蒋介石官吏以及地方豪绅的合作，对农民的这种剥削是不能实现的。其实，兵捐就是官吏们用来掠夺人民以自肥的一种手段。他们的主要手法是在征集兵捐时层层加码。军官们派五斤面，地方官和交绅就加到八斤；派五斤草就加到十斤；派四辆车就加到十五辆；派六十个民夫就加到九十个，派一千块钱就加到一千五百块，等等。因此，战争永远是地方官发财的捷径。
一九四七年，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安阳县，我发现蒋军军官在地方豪绅配合下所征派的兵捐常常是田赋的一千倍以上。光说数字不免抽象，据我所知， 兵捐之重，不仅使农民常常失去全部土地、粮食和衣物甚至迫使他们卖儿卖女，把妻子给税吏为佣为妾。”
……
“在过去的华北和现在的蒋管区，新年对于富农和地主是吃喝玩乐的喜庆佳节，但对于贫农和佃户却是忧愁难熬的灾殃。佃户们被迫出门东躲西藏，以逃避地主及其狗腿子追讨年关债。佃户要是不敢逃走，或是想留在家里过个团圆年，那么，为了还债，往往得把家里的东西抵个罄尽，只给老婆孩子留下糠皮，有时连糠都不剩。
我访问解放区的时候，虽然看不到一个贫农在过年的时候吃得很丰盛，可是也看不到一个贫农跑到野地里躲债，看不到有哪一个农民为了抵债把闺女送给地主当丫鬟或者陪地主儿子睡觉。而你若是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就还会发现这些现象，绝非少见，而是非常普遍，天天都在发生。”
……
“抗战期间蒋管区和沦陷区由于典押和负债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增加了不知有多少万。华北荒年期间，农民为了借粮度过春荒，必须拿地作抵押，两三年内无力赎回就完了。七口之家因此而有三、四口人饿死的是常事。土地集中的结果造成许多肥田的尸骨，但也造成千千万万要求土地革命的人们。”
……
“农民急需填充饥腹，利息再高也不得不借债。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利率增长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三二年，农民借一百块钱，到年底要还一百二十五块钱。一九三六年，就要还一百四十块至一百六十块钱了。抗战期间，利率猛涨到三个月百分之百，用粮食计算。负债农民的境遇有时是骇人听闻的。作者在河南见过一位农民，他在春播前向地主借了一百斤小米，借约规定，到了秋收时节要还两百斤。他后来还不起这么多，就请求宽限，答应来年秋后还三百斤。可是因为遭灾，到期还是还不起，他只得把自己的地抵押出去，最后结果是丢了四亩地。由于这个原因，母亲和两个孩子就饿死了。为了区区一百斤粮食的债务，竟赔了四亩地和三条人命。”
……
“就是在上海并离上海不远的苏北，地主也象封建领主一样住在土围子里，有民团守护，统治着一、二十个村庄的佃户。这种土围子是佃户集市贸易的场所，他们完全受地主及其狗腿子的摆布。佃户不但要把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向地主交租，而且自己的个人问题和家庭问题也要由地主决定。 在山西，我发现地主往往包揽一切红白喜事，不经这伙封建老爷的同意，就不能成亲，也办不了丧葬。地主仗着自己的权势，任意奸淫村里的妇女，特别是佃户的妻子，更是地主随心所欲地玩弄的对象。佃户夫妻因为害怕，往往敢怒不敢言。佃户要是反抗，也绝不会有好下场。我在鲁西一个村庄里见过一个地主，他经常把佃户支出去干活，然后乘机调戏他的妻子。 这位姓李的佃户表示了抗议，于是地主便指使土匪把他绑走了。 地主为了掩盖自己的干系，假装请伪军解决这一绑架事件，还代替佃户摆了一次酒席。请看地主有多么狡诈吧。 佃户被释放了，感激不尽，向仁慈的地主借钱偿还那顿酒席。当然，利息低不了，佃户还不起债，就把自己那一小块地抵出去了。最后，地主要他把老婆也送去顶债，这一桩事才算了结。实际上，常常不必如此设局。富农或地主只需等到佃户下地后，就溜到佃户家里奸污他的老婆。佃户要报仇，只有去杀地主，但这很因难，因为地主有保镖，控制着村里大部分的武器，还因为地主或其狗腿子就是村长，掌握警察的权力。
我在鲁西的另一个村子里，还听说这样一件事：一个地主看上了邻舍的一个女子，这女子是他表兄的儿媳妇。因为女的深居简出，地主很难上手。唯一的办法就是来硬的。一天，地主叫上村长，自己和管家拿着手枪和刀，闯入屋里，把女的强奸了。没有人敢说什么，也没有地方可以投诉， 因为地主即官府。
在河南安阳县的一村子里，一个年轻的农妇告诉我， 她被迫经常接待本地一个地主，国民党民团的头子。她和丈夫都抗拒不得，因为那个地主是地方一霸，他的意志就是村里的王法。
对于中世纪的因素在中国农村仍居统治地位这一点，还需要什么证据吗?在西方，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贵族的初夜权也被废除了，然而在东方，地主虽然对佃户的妻子没有初夜权，却可以在许多个夜晚和下午跑去奸污她。
蓄婢、纳妾和包办婚姻的习俗也是与地主制度分不开的。 如果不废除地主制度，国民党法律中有关这方面的一切条文都是毫无意义的。穷人女儿在内地地主家当丫头，有的被商人贩卖到上海当妓女，太丑的，就送到工厂做工。她们自己毫无选择的余地，因为已经卖身给他人，只得任人摆布。”
——《中国震撼世界》杰克•贝尔登（美）

《中国震撼世界》的作者杰克•贝尔登，立场可不是站在咱们这边的，可他对旧社会的黑暗也如实记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