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帝国系列中， 我们站在公司的角度，阐述了公司与国家正在互换位置的现象。 公司在竞争，其实国家的竞争也一直在继续。作为一个面向海外资产配置的投资者，其实最应该关心的是，什么样的国家会强盛繁荣，什么样的货币值得持有？我们决定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出发，开启一个新的『经济体观察』系列专题。
中国和印度一直都是世界经济大国。从公元1年开始（大约是唐朝），中印两国平分全球GDP。而今天所谓的欧美列强，总量之和不足10%。
但是，为什么生产力革命（包括两次工业革命）在西欧，信息革命在美国，都不在中国和印度？
相比之下，中俄印都是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国家，欧洲则拥有数量众多的小国。
大国，倾向于强化政权垄断，便于管理；小国，倾向于竞争，寻找新的突破。
欧洲的土壤，天然就是一个制度实验室，相互竞争中促进了先进制度的传播。这也是为什么在大航海时代，一度瓜分全世界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被英国和荷兰超越。
大的国家，反而因为庞大的身躯和缓慢的反馈循环，导致从文化到治理，都追求僵化的『稳定』。
分裂的欧洲因为政体众多，体制竞争在早期走向了极端。在14世纪，欧洲还有大约1000个政体；15世纪，民族国家开始发展；16世纪，有大约500个独立政体；到1900年，还剩25个政体。
这种政治上的分散性使得个民族国家之间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对每一个国家来说，社会和政治分权对于经济和技术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变化和生产进步总是隐含于广泛的贸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竞争之中。持续不断的技术变革还提高了资本的利益效率。欧洲人对在修理、发明、革新发明的成就的普遍兴趣很可能与人口的密度低和政治上相对分散有关。
1、资源分散
自然障碍决定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疆域。欧洲肥沃土地分布在地理上具有不连续性。在土地肥沃的地方逐步形成区域性的经济政治中心，森林、山区、沼泽和其它不毛之地，将各个中心分隔开来。阿尔卑斯山、佩伦尼等山脉庇佑着法国、意大利北部、法国、瑞士、列支敦士登、奥地利、德国及斯洛文尼亚；河流沼泽保护着荷兰北部；海洋则保护着丹麦、英国、瑞典和挪威等半岛。
2、信仰冲突
政治的多元性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间断的冲突有关。
1090年，穆斯林被迫从西西里撤出时，留下了大量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被陆续开放，图书也被翻译出来，再加上后来十字军东征与东方的接触，使欧洲的宗教、建筑和文化都具有了多元性。
3、资本力量
国家内部，政府没有形成一个专制的权威，民间力量和市场力量对政府专制力量的牵制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主要作用。国王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过绝对的权力，各个封建领主，对国王的限制非常大，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管理领地。
从11世纪以来，分裂的欧洲导致了这样的独特性：多个文化和政体共存，商业和资本是唯一的共同语言；宗教、军事、政治和官僚的价值一点点被削弱；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真正的交流与竞争在资本层面展开，这孕育了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
法国社会学贝赤勒在《资本主义的摇篮：英国的实例研究》中论述到：『西方的发展使欧洲在政治上的分散化成为可能。相反，印度和中国这样统一的帝国破坏了经济的发展，西欧市场的持续扩展是因为他们缺乏一个覆盖全境的政治秩序。』这就导致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国家实现经济总量最大化的首要条件是公民社会的自由。
4、宗教力量
所有的权力都倾向于独裁。能约束权力的，首先是教会的存在。教会是跨越国界的，甚至一度宣扬君权神授。其次，社会精英来源于封建领主家族，而非来源于政府机构。还有城市和资产阶级的成长。最后，村庄、社团一般是自治。
相比之下，中国自从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基本上处于类似政教合一的状态，（类）宗教力量一直游离于民间或服务于权力。 而且为了便于治理，城市自由民很少，大部分都被锁定在农业生产活动中。
1、生产要素流动
大一统的大陆国家，比如印度、中国，一旦垄断了所有的强制手段，且缺乏先进的邻国威胁，在多数情况下，会倾向于闭关锁国。这也就是为什么明代死气沉沉，而春秋战国有诸子百家。
欧洲大陆的国家，几乎一诞生就是强敌环伺，天生就是存量博弈。而且，欧洲是一个拥有多种语言、各个统治者相互敌视并努力使自己的国家保持独立的地方。一旦落后就会被其他国家吞并，如果排斥工商业或者宗教，那么教徒或资本会跑到其他国家，即『用脚投票』。与此同时，欧洲人彼此联系紧密，在欧洲大陆的任何国家都不会感到自己完全是一个流亡者，因此劳动力、企业家和技工在各国之间的流动，是体制竞争的重要动因。所以，欧洲的状况确保了不会出现经济和技术的停滞，确保了制度创新和制度推广。
2、宗教促进文化融合
虽然国家分裂，但是经济增长还是喜欢统一的大市场。基督教、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就像一把大伞，让欧洲不同语言和不同民族之间的能够交流，按照类似的准则行事，不会有文化隔阂。 文化上也有了整体性。拉丁语用于外交、官方事务、学术和上流社会的交流。外交之外，法语成为一种时尚语言被上流社会所喜爱。
文化和语言的统一，使得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的流动没有实质性的障碍，很容易流向制度先进和成本低的国家，从而对各国政府形成了制约。技术熟练的平民劳工和企业家常常迁移，尽管政府有各种法令来挽留专业劳工。个人或者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大量人口会偏向于管理好、税收少的国家，因为国家事务经常有国际性的劳工雇用。 1470年，伊万三世将意大利工程师和建筑师带到俄国，以重建莫斯科和被大火破坏的莫斯科大教堂。因为落后，俄国成为借用技术人员最多的国家。这种技术借用通常在各国之间轮流进行，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永久领先。
当政府限制劳工的自由流动时，他们会以各种方式进行变相流动：
英国的工业化是欧洲人的工业化，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熟练技艺的德国人、希腊人和美洲爱尔兰人以及技艺不太熟练的荷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等以他们的技术作了贡献。
当居民拥有可移动财产的时候（比如知识、手艺），政府的行为会比那些居民拥有不动产的国家的政府更审慎。所以，自由来自于那些可以迁移或逃亡的邻国的存在。
3、英国的最佳实践
制度实验的结果是具有制度优势的国家逐渐形成了经济优势、军事优势。最终，由于英国实行了更先进的制度，该国成了最先发生工业革命和产生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 英国的发展历史受到学者们的格外关注。英国的自由市场和政府不干预政策，对政权作出了最大的限制，并对民间的自治有最大程度的容忍，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地理原因：
历史原因：来自法国的诺曼第统治者给英国创立了这样一种政治秩序，即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封建自治的贵族的制约，这是一种纯粹的封建形式。一直到1688年，中央政府总是无力打破贵族们的自治。这样，他们既保障了自由，又没有陷入无政府主义。既保障国家不受到新的侵犯，又在代价很小的情况下参与国际事务，也适合英国的岛民心理。
经济激励：英国的新制度通过保证经济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从而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企业家由此大大受益——他们自由活动的范围很大，甚至有时候还可以向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的行为有利于他们。制度作保证的经济自由度决定于政权对经济所施加的限制。政治对经济的干预越少，以及它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骚动越容忍，经济就会越繁荣。和普鲁士、西班牙以及海普斯堡王朝相比，英国政府允许商人在法律约束下自由地做生意，政府很少冒险卷入商业和工业活动。
没有中央集权：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另一个区别，是英国没有中央集权。英国的政治制度将大多数日常事务管理放给了地方行政长官，而地方行政长官就是令人尊敬的居民，因为他们的管理行为就像业余活动一样。
作为一个行政和文化中心，伦敦的重要性不如马德里、巴黎、圣彼得堡和维也纳。法国的传统是将大批有才华的人从各省吸引到巴黎，各省的学习和技术中心远不如首都巴黎重要。在英国，工业并没有集中在首都周围。在工业革命的全盛期，即使是公共设施，英国也都放给私人部门来经营。在高速公路、运河以及铁路等项目建设上，英国政府都没有直接的干预。学校和大学也都是私立的。 中央政府仅仅能够掌管对外贸易，而大多数的国内行政事务都留给地方权威来管理。如国内贸易、劳动和土地市场的管理、司法、警察、县级公路养护以及贫困救济等事务，都是由地方行政长官来管理的。尽管原则上这些权威部门可以行使更大的权力，但他们都没有这样做。 英国走向自由市场社会的道路采取了一种几乎觉察不到的渐进的方式——他们不是一骨脑儿地废除那些过时的法律，而是采取了对其视而不见和回避的态度。
4、制度建设
在英国出现的这种特定的政府形式，创造了一种比其他地方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英国的税收很重，但税收从来没有变得具有专制和没收的性质。更为重要的是，财产所有权和管理权是真正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明显区别于欧洲大陆国家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对财产的没收和征用。除个别例外之外，个人自由在英国被广泛接受。
产权制度缔造了一个持有财产最安全的国家：英国的工业革命得益于产权的确认。有恒产者有恒心。专利和商标都得到法院和警察的保护，又没有没收性的税收，这些加速了创新活动和资本积累的速率。产权的保护，吸引了长期投资。创新者的专利授权能得到年金分红。技术进步需要配套的资产，如机械、建筑物、土地等，都不会被国家没收或被个人侵占，英国的创新因此进入到了加速前进阶段。
知识产权确立：英国的专利法可追溯到1624年，而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直到1791年还没有类似的法律成文。制度建设是英国保持领先的最重要的一步。
自由贸易奠定繁荣：欧洲的崛起应归因于大西洋贸易的发展，和1500年以后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善。但是，大西洋上的国家很多，获益差距很大——在英国和荷兰，从大西洋贸易中获利的主要是商人；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贸易受到专制君主政府的严格控制，所以贸易的好处主要流入了他们的腰包。当大西洋贸易使英国和荷兰的商人得到了更大的权力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君主政府则通过贸易获得了更强大的力量，并用来对付新生的和进步的社会力量。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是英国和荷兰通过大西洋贸易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而不是高度专制政权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1700-2008 世界主要国家GDP 制度推动科技创新
5、人员流动推动制度传播
制度传播并不是政府行为的结果，而是由于经济交往和要素流动，通过资本和劳动力的自愿或非自愿的流动来实现的。 文化、科学、技术和商业行为在意大利的城邦、安特沃、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之间传承下来，并传向更落后的地区。相同的文化背景和技术工人频繁地流动促进了技术在欧洲各国之间持续地扩散。由于制度传播，导致欧洲的政治体制在应付疾病和保护劳动力方面优于其它地区。在欧洲，传染病的破坏性比地震更大，所以灾害对劳动力的破坏甚于对资本的破坏。但西方在应付疾病方面的政策超过了亚洲和其它地区。18世纪欧洲政府开始提供更好和更多的公共物品，包括为防止传染病而强制实施的检疫措施，禁止受感染的牛的流动，因杀死受感染的牲畜而对农场主进行补偿，在那些物价太高可能导致饥荒的地区进行谷物调节。那些贫穷和脆弱的地区，因这些行政措施而受益匪浅，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福利。 由于公共服务的增加，欧洲社会越来越稳定，创新就有了更好的基础。相比之下，亚洲帝国的统治者因为自身行政和管理成本问题，常年陷入饥荒、瘟疫和天灾导致的王朝更替中，社会稳定时间很短，人口波动极大，全社会始终在低生产力水平上徘徊不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