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鼓舞台湾的民心士气，蒋介石在军事宣传上采取了吹牛皮的办法，声称要一年反攻，三年成功，没有实现，又把“反攻”改为“复国”了，又没有实现，于是便要大家学田单光复齐国之例、勾践灭吴之傍，开展“毋妄在莒”运动，但蒋介石终于“反攻”无果，“复国”无望。
1．吹牛，还是壮胆？
蒋介石一到台湾，便把“反共”和“反攻大陆”作为其一切工作的核心。在台湾，他操纵下的各种宣传机器极尽一切能事大肆喊叫，整个台湾变成了一架反共大机器。 1950 年 1 月 27 日，国民党正规部队在大陆正式完结的第三天，蒋介石就指使“行政院”颁布“反共保民总体战动员纲要”。规定：动员全部人力物力，实施各种反共战略，男女必须宣誓，绝不通“匪”。 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时，就极力大搞个人崇拜，到台湾后在此方面还不悔过，居然让老百姓向他宣誓效忠，实行愚民政策，这跟封建帝王毫无二致。退一步说，如果他要求他的国民党各党员为其宣誓还可以理解，因为他可以说成是向“党国”宣誓的效忠，但让民众向他宣誓效忠就显得太不上道了，而此后这种宣誓却在台湾流行起来。下面略举一些史实：
1950年5 月22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全体人员180 人，集体宣誓效忠蒋介石，“誓死确保台湾”。 同月27日，蒋经国主持的总政治部，发动各部纷纷举行“歃血联盟”、“誓死效忠领袖”的活动。宣誓仪式于国民党各部进行，誓词：“宣誓效死，确保台湾。” 这当然是一种表决心的行动，在要求宣誓的同时，蒋介石在台湾绝没有少叫喊“反攻大陆”。如果去查一查他的任何一次宣讲和谈话，没有一次不扯上这个话题
为“反共复国”，蒋介石真是费尽了心思，并为此专门成立了“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更为可笑的是，在1955年，他指示，该委员会重点设计应在于“光复大陆”后之社会关系。而此时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正盘踞台湾一隅，在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下喘息未定，蒋介石实际上在台湾过着苟且偷生的日子。 即使如此，蒋介石的领袖状态却很充足，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人们要为“党国”“不成功，便成仁”，而且在解释他丢失了大陆后还没有“成仁”的原因时说：
“我们所以不在大陆牺牲，就因为我要保持台湾。”
“如果台湾失掉了，台湾就是我最后牺牲的地方。”
这是1950年5月16日蒋介石在《军人魂》演讲中的原话。言外之意是说，他是领袖，当然要坚持到最后才死，你们军人得先为我党去死。当然，如果台湾真失掉，他蒋介石也不一定就真的会去死，还可以去其他地方，留得青山在，在那里搞一个流亡政府。真到那个时候，他又会说：反攻大陆还没有成功，我不能在此时死。究竟什么时候才该死呢？只有老死以后来，蒋介石自己才会知道。 蒋介石叫喊“反攻大陆”，在早期最为常见，而且每一次均是一本正经，往往配之于许多理论证明和实践计划。
2．一、二、三、五计划
蒋介石最早开出“反攻大陆”支票的时间是1949年6月26日，此时国民党在大陆已遭到彻底失败，但其军队及权力中枢尚未全部退台，下野总统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遂于台北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并发表《本党革命的经过和失败的因用果关系》的讲话，提出经过整顿党、政、军各部门，不出 3年，就可以消灭中共。蒋还在讲话中提出下述口号，作为国民党当时的“努力的目标和进度”：
（1）“湔雪耻辱，报复国仇！誓杀共匪，完成革命！”
（2）“精兵简政，缩小单位！自动降级，充实战力！”
（3）“半年整训，革新精神！一年反攻，三年成功！”
蒋介石宣称这是国民党最艰苦的阶段，但也是成功立业，千载一时的机会。希望全体国民党员记住历史教训，“坚定必胜的信心，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充实我们反攻准备，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的使命。” 在这里，蒋介石界定他的“反攻”准备为半年，一年后开始反攻，三年内完成。然而时隔不到一年，蒋不但没有完成反攻准备工作，反而被赶到四海茫茫的孤岛之上。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在复任总统职后的《复职的目的与使命》中，再度界定反攻时间表，改半年整训，一年反攻，三年完成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就是说，从现在起，少则三年，多至五年，完成反攻复国使命。
是什么原因使蒋介石更动了反攻时间表呢，据蒋介石解释说：
我去年来到台湾以后，7 月间在台北介寿馆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检讨过去“剿匪”失败的原因，并拟定我们今后反攻的计划和期限，在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提出半年整训，巩固基地，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结论，那时候，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绥远、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各省，以及陕南，都还在我们国军手中，所以我认为东南区一年之内反攻，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时局变化太快，整个的西北和西南，不到四个月时间，就全部落在敌人的铁蹄之下，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所以现在的情况，和当时不太相同了，我们要重新制订计划，徐图恢复，决不能好高骛远，只求速效，我们知道越王句践在会稽失败以后，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后灭吴。今天我们要恢复整个大陆 12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彻底消灭毒辣阴险的国际共匪，当然是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奋斗，才能有效。 在这里，蒋介石用了一句“战局变化太快”和“始料所不及”就推翻了他原订的时间表，然而时隔不久，蒋介石在答记者问时，又提出“3 月反攻论”
当时有记者问蒋介石：“究竟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蒋氏立即回答：“今后 3 个月内，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那就是我们国军迎头痛击，乘机反攻大陆的时机。这样，3 个月以后，我们就可正式开始反攻了。”
又有记者问蒋：“如果中共始终不敢来台湾，我们何时反攻呢？”
蒋答：“如果共匪始终不敢来侵犯台湾，那我们亦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很显然，蒋介石的“三个月反攻论”是建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进攻的基础上的，它的底牌实际上还是“一年以后”。然而就在蒋介石全力准备“反攻”之际，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闪电攻势，接近了台湾岛的外围防线，荒不择路的蒋军急匆匆奉令撤回台湾岛。 为了使部下更具信心，蒋介石讲了他“反攻大陆”的战略。他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讲：“过去共产党用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我们要用海岛包围大陆。”与会将领一听，虽都称总裁高见，心里却各有想法：“哼！过去你就让我们学习共产党战术打共产党，现在恐怕更是缘木求鱼。” 尽管将领们有议论，但“海岛包围大陆”的牛皮还是从军事会议大厅传向部队、民间。 不料，在海岛上的国民党军不给总裁争气，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驻守沪杭重地对面的舟山群岛和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上的数十万国民党军无力抵抗，被迫撤离。撤离舟山群岛时，还将2万名青年男女挟持台湾，不愿上船者竟遭枪杀。
消息传来，刚刚向公众宣布了蒋介石新战略的国民党的宣传大员们慌了手脚：从大陆沿海这么重要的岛屿撤退，该怎样才能向民众解释呢？还是蒋介石高明，他向手下的大笔杆子们如此这般交代一番，于是 5 月 16 日，台湾公众就听到了这样一篇广播稿——《为撤退定海、海南国军告大陆同胞书》，声称，作此决定的根本大计与步骤，“就是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拯救全中国同胞，第四步复兴中华民国，建立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撤退海南、定海的军队那是实现第一步。”至迟一年以后，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同时，还发表了一份《告台湾同胞书》，提出要集中兵力确保台湾，拯救大陆同胞。蒋介石的名言：“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复兴“中华民国”，也是此时公之于众的。
这个计划可谓具体了，时间上安排得一清二楚，就是在一年时间里作好政治和军事上的准备，第二年开始反攻大陆，在东南沿海登陆到中国大陆，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花一年多时间完全占据东南沿海大陆领土，并以此为基地向中国大陆内地和东北、西北挺进，这要花大约两年时间或三年时间，最后，到第五年即1956年就可以取得“反攻大陆的胜利”
当然这些只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或称其为空想主义论调也未尝不可，而实际上，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哪里能容忍蒋介石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驰骋”呢？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五年”计划听起来虽然十分动听，但无论是大陆人民还是台湾同胞特别是那些尝过人民解放军厉害的蒋军宫兵，都很明白，其实现的可能程度实在太小。这五年里，蒋介石“反攻大陆”不但没有成功，倒是担心大陆解放台湾而受惊不小。
1950年金门战斗的担惊受怕过去，蒋介石为此还得意过一阵子，而且随后的形势开始也似乎对他有利起来。他发布“反攻大陆”的“五年”计划后1 个多月，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极为兴奋，因为美国在此时已开始又来台湾向他致意了。
1950年下半年，蒋介石又开始成为美国的好伙伴，美国不但给他派来军队同他“合作”，而且没有忘记也给他经济支援，蒋介石的计划似乎还真的有了点苗头。 于是乎，这一年的下半年到 1951 年初，蒋介石便抓紧时间备战，而且组织“反共游击军”，如金三角国民党军残部和大陈岛残军，要他们作好反攻的准备。事实上这些部队只是不同程度地对中国大陆进行了骚扰活动，反攻实在有点谈不上。 随之而来的形势便一天天粉碎了蒋介石“五年成功”的美梦。美国不同意蒋介石希望的在中国大陆沿海开辟战场的想法不说，蒋介石所信任的美国军队自己也吃了大败仗，
1951年10月以后，一度被迫退到朝鲜半岛38°纬线附近，同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峙起来，而且从那以后，直打到 1953 年，美国人已明白无法打赢这场战争时，只得同中朝军队谈判，灰溜溜地退出了战争。 连美国军队和“联合国军”都无法打赢中国军队，蒋介石的心怎么会不冰凉呢？到 1953 年，他的“五年计划”还没有一点眉目，不过他并没有收回这句话，反而继续叫喊要反攻大陆。
到1954年，蒋介石开始改了点说法，把“反攻大陆”变成“光复大陆”，虽然意义差不多，但毕竟换了个花样，有了点新鲜感。 1955年，是蒋介石“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这一年里，他不但无法反攻大陆成功，反而受到许多挫折。 原来前不久联合国对中国问题发表了一个声明：呼吁国共双方停火，而且事实上采取了承认中共的立场。蒋介石对此很恼火，该年2月7日，他在台北大骂联合国，抨击其停火建议和“两个中国”的主张，声称只有一个“中华民国”。 而且，此时此刻，大陈岛不能再呆了，只得撤回其残部，为此蒋介石还郑重其事地发表《告海内外同胞书》，称此举为转移兵力，增加台、澎、金、马防卫力量，配合新战略，重新部署国军阵线，避免无谓损失，作积极反共准备。这里像要反攻大陆的样子，其实是在收缩守卫圈。 更何况，此时蒋介石在美国人眼里又有了些变化，美国在朝鲜无法占到中国的便宜，便有意想把台湾变成自己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即将台湾交给联合国来托管。 要达到此目的，当然得先剪去蒋介石的台湾与大陆的地域联系，放弃金门、马祖在美国看来是实现其计划的第一步，加之当时金门受到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连续炮击，所以美国人要求蒋介石放弃这两块地方。 蒋介石这一次倒还长了些心眼，他显然也不愿自己被美国吞掉，因此对美国的这一要求采取了抵制态度。
1955 年 3 月 21 日，与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塞资伯格谈话时，蒋介石就声称： “我一定为金（门）马（祖）而战，决心战至最后一人。” 美国军事顾问劝他撤军，蒋介石不予理睬美国政府的压力。在这一点上，是应当肯定蒋介石的。他退居台湾以来，一直也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并没有打算让台湾独立起来的意思，任何外国势力企图将台湾从大陆分离出去的打算，蒋介石均给以拒绝。
1956 年时，不知道蒋介石是否还记得六年前所说一、二、三、五计划，也许他年事太高，不大能记得自己以前说过什么，但是，在他 80 岁当选“总统”时说的一席话，却并没有显示出他神志不清，他说： 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经八十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 又说： 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这完全是发空炮，自我安慰而已，像这种明知不能为而却要说得一定能成的政客，世界上也绝非仅蒋介石一人，只不过蒋介石太具特色，到死都不忘记要“反攻！反攻！！光复！光复！！”
看来他也只有死不瞑目了，因为蒋介石的“反攻”和“光复”的计划直到他死时也没有出现可能的任何苗头，新中国一天比一天更强大更繁荣，台湾的力量与其相对来说，距离越来越大，反攻之说越来越成了天方夜谭。 后来，蒋介石1959年还开过“再过10年便反共复国”的时间表，可是到了他超过了越王勾践10年生聚，10年教训的20年，他仍然未能兑现自己的诺言。
4.“毋忘在莒”
蒋介石同样是一个爱读史的政客，特别是从历史人物的军事活动中，他深受启发。当他从大陆不得不退到台湾，并在台湾有了喘息机会时，蒋介石经常把台湾比做“莒”，要效法田单，以小莒而成就“复国”之志。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下专门刻了四个大字“毋忘在莒”，其目的在于激励众人，奋发图强，大家齐心协力反攻大陆，以实现“光复大陆”。 蒋介石自比田单，并对田单其人和其军事思想做了一番细致的研究。在多次讲话中，蒋介石就田单复国进行了详细阐述，他号召国人要有田单复国精神，不但要有其毅力，而且要学习其策略。终于在 1964 年重新发起意在反攻大陆的“毋忘在莒”运动。 1964年12月20日至22 日间，蒋介石到金门视察，对金门、澎湖官兵发表了《毋忘在莒运动的意义和启示》的讲话，通过对大陆形势的分析，激励部下励精图治。蒋介石在这次讲话中重点介绍了田单恢复齐国的长期计划六条和启示七条。
蒋介石总结田单复国的六条计划为： 第一是采取持久消耗战略，以时间改变战力的劣势。 第二是以心理战、情报战配合谋略战，以削弱燕军的斗志，并迫使燕军自乱步骤。 第三是号召齐国各地志士，在敌后破坏燕军的行动和补给。 第四是与莒成互为犄角，对包围两城的燕军形成外线作战的优势。 第五是以战略上的攻击和战术上的防御，奇正互用，准备对敌奇袭。 第六是编练士民，补充兵力，在战局转趋稳定以后，即行反攻，号召忠义，光复全齐。 蒋介石从田单复国的六条计划出发，结合台湾和大陆的形势，又总结出七条启示，即如何在台湾进行反攻大陆
“第一，就是坚忍不拔的精神”。蒋介石把这一条放在首位，说明无论做什么事决心和毅力多么重要，他要求官兵要有必死的决心，只要如此，才会不惜用尽全力，这样，反攻大陆才有希望。 “
第二，就是团结的精神”。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对台湾的党、政、军进行了彻底整治，建立了清一色的蒋氏政权，排除掉异己，消灭反对势力，因为他一直坚持在大陆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党内各派不团结。当然，此时台湾已是蒋介石在一统军队、政治和经济，强调团结奋斗，主要是指军民团结一致。 “
第三，就是研究发展的精神”。蒋介石认为，三民主义精神需要发扬光大，田单在退守莒时努力发展自己，不发展便注定灭亡。蒋介石占有小小台湾，如何研究发展以采取反攻策略呢？他认为是在政治战、谋略战、情报战和武力战中求得虚实、奇正的极致。 “
第四，就是以寡击众的精神。”既然已失败到十分弱小，要死而复生，若不能以小攻大，以弱敌强，当然无法最终成功，蒋介石借田单的历史事实，为自己和台湾军民打气，要以“小小台湾之寡、打败大陆之众”。蒋介石说，必须要有这种精神才行
“第五，就是主动攻击的精神”。蒋介石分析田单不以自己的小莒而示弱，反而采取强硬态度，在关键时候先发制人，先下手为强，从中获得巨大启发。这一点收获，蒋介石受用了后半生，所以他在台湾，虽然力量并不大，但是他的口号却喊得十分响，这实际上有点外强中干的味道。不过蒋介石的这种精神算来的确十分可以。蒋介石认为主动攻击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变防御为攻击，这是一种军事策略，是指一定具体条件下的军事行为，如果他真是要主动进攻大陆，恐怕只会早取灭亡。所以蒋介石的一切理论均是主要取其“精神”，至于实践，那又另当别论。 “
第六，就是防谍欺敌的精神”。这是蒋介石的拿手好戏，并非真的就是从田单那里得来的。在台湾，为强化其独裁统治，特务组织深人台湾的每个方面，军队和政府机关不用说了，甚而经济生活领域，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间谍活动均颇为广泛。对付大陆，蒋介石自然不会不用他的拿手好戏，在离开大陆前，他就作了布置，在大陆埋伏了许多国民党特务，极尽破坏之能事。同时，蒋介石还采用欺骗战术，引诱对方犯政治、军事错误，或借此激发台湾军民的同仇敌忾之心。这一点，蒋介石算起来还十分坦白，蒋介石为了鼓吹“反攻大陆”，把这个理论运用得十分到家，有心无心不难看出。
“第七，就是军民合作的精神。”蒋介石为加强台湾的战斗力，差不多已将台湾完全军事化了，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已无群众支持，要接受大陆失去民心的教训，特别加强军队与人民的关系，达到军民一体，共同作战。
蒋介石讲，1964年的“毋忘在莒”运动，有四个目的： 自军中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以军作家的再开展；
自社会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革新、动员、战斗的再扩大；
自青年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青年自觉地再号召；
自党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党的战斗力的新生。
总之，一切均是为了“反攻复国胜利。”为此他洋洋动情： “只要我们人人效法田单，念念勿忘在莒，就更将使雪耻复国的光辉史页，在我们的手里完成”
蒋介石的“毋忘在莒”运动搞了很长一段时间，开初来势很凶猛，但由于他在台岛搞的种种“反共运动”和“反攻大陆运动”实在太多，台湾军民对此并无多大新鲜感，虽然他对国际社会一再呐喊，但已没有多少人去听他的声音。美国虽然一方面保护着他，但另一方面对他也有厌倦之感。此时美国对于台湾的蒋介石，可以说是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了。“毋忘在莒”虽十分感人，但失败是自不待言的。
从 1949 年 12 月蒋介石兵败大陆，退到台湾，至 1975 年他梦断台湾孤岛，其间整整26年，他始终念念不忘的就是“反攻大陆”。蒋氏每年都要发四次文告（新年、青年节、双十节、台湾光复节），总是重申：今年是“反攻大陆”的决定年，关键年，明年是“反攻大陆”的胜利年的滥调。 在美国协防台湾之前，蒋介石深知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反攻大陆”不过是政治宣传。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祯后来回忆说：蒋介石自始至终就是没有真正“反攻大陆”的打算，但这一打算又不告知于人，为了维持国民党偏安孤岛的局面，蒋介石必须打肿脸充胖子，“反攻大陆”的曲调要一路唱下去。
90年代初台湾海峡对岸有关国民党当局是否可以武力进军大陆的议论也就不期然地产生了。政治嗅觉敏感的新闻单位及时采访了掌管台湾军事大权的“参谋总长”郝柏村。郝氏在回答记者问话时，只字不提军事反攻问题，只说“国军”有信心反击任何“武力犯台”的企图。郝氏还称：“今后台湾情势将是‘和平竞争’，而非‘和平共存’”。“三军统帅”李登辉召集临时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人有李元簇、李焕、宋楚瑜、郝柏村、郑为元、邵玉铭等人，会中除了漫骂中国共产党之外，也只是下令三军戒备，并未提军事反攻问题，相反地，倒是怕中共乘机“武力犯合”。
国民党中央与军事巨头的上述举动，引起了台湾一些极右翼人士的极度不满，认为国民党未能把握住这次“反攻大陆”的最佳机会。莫非国民党当局不想“反攻大陆”了吗？此间，身为“立法委员”的关延环，曾在“立法院”提出质询：“政府面对大陆变局，竟然没有一点反应，太令人失望了，如果老总统还在的话，老早就打过去了。” 如果蒋介石不是死于1975年，而是死于1989年后，果真像关老先生所言，能够带兵渡海反攻吗？
对于“反攻复国”，蒋介石时而毫无信心，时而头脑发热，对于何时能“复国”，他自己也很迷茫。但是，无论有无“复国”的希望，他对大陆的军事窜犯却一刻也没停止过，尤其是五六十年代，蒋介石或利用特务，或派遣残兵败将对大陆进行破坏或骚扰。蒋介石将各种形式的窜扰看做是“反共复国”的序曲。
1.金三角“反共游击军” 蒋介石的“反攻大陆”，主要着手在两个方面：先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利用其在大陆潜伏下来的特务搞暗杀和破坏活动；其次就是在大陆周边组织其正规军败退后的散兵游勇，盘踞一块地方，在大陆边界上不断骚扰。蒋介石把这种武装势力称为“反共游击军”。蒋介石所组织和操纵的“反共游击军”，其影响较大的是中国云南省境外缅泰交界的金三角地区所盘踞的国民党残部。 关于东南亚金三角的国民党残部，海外舆论习惯称其为“九十三师”。因为在1941年至1946年时，中国远征军九十三师入缅作战，曾在东佛南地区驻防5年之久，后留下了不少开小差、盗卖军火等的散兵游勇。他们在当地形成一支地方武装，后来被解放军击散，于 1950 年初逃到缅甸的三岛、孟瓦、孟育地区，自称“滇缅反共游击队”，发展到 500 余人，这是老“九十三师”的来历。 1949 年底，白崇禧、胡宗南集团在广西、四川被歼灭，1950 年 1 月，在云南元江的第八兵团也被歼灭。至此，国民党在大陆的正规军全部覆灭。但该兵团第八军二三七师七○九团团长李国辉带领的 1000 余人，由于驻在元江下游，得以侥幸漏网，当他们知道主力部队已完蛋之后，迅速逃窜，奔出云南边境，4月21日到达缅泰边界湄公河两岸的小勐棒地区，在这里与另一股“九十三师”巧遇，这就是九十三师二七八团。
该团于2月19日，在中缅边界的打腊地区被解放军击垮，团长罗伯刚、副团长谭忠带残部500余人也逃到了小勐棒。罗伯刚因其妻已去台湾，便带上用武器换来的金条，独自经泰国去了台湾，而把部队交给了谭忠，让他把部队带到泰国，等候台湾飞机来接。可是谭忠与李国辉商定却不去台湾，就留在金三角，并把各自的部队合并为一支“复兴部队”，共1600多人。他们设法与台北恢复了联系，要求台湾空投物资，而台北回电要他们“自谋出路”。于是这帮残军就在此地开荒种地，修建营房，收税经商，在缅北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独立王国”，这就是新“九十三师”的来历，也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游击军”在金三角盘踞发展的开端。
其实早在 1949 年底，蒋介石飞到重庆指挥国民党在西南的残军顽抗之时，就曾考虑过把这批军队运到一个安全地方。因为他自知大陆丢失已是注定，蒋介石当初打算把这些集团军撤往台湾，但考虑到台湾地小人多，再加上这些均是杂牌军，他并不信任，所以在当时就为这些军队指过出路：向南退，可到海南岛，或是集结到云南边境。但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已料到蒋介石残军会打算从云南边境逃出中国，所以采取包抄战略，先从广西打到广东再打到云南，切断了盘踞西南的蒋介石残军退路。因此，国民党集团军退出云南从陆上逃跑的路子被堵死了，只有小部分残军得以漏网。 当然，对这点人，蒋介石并没有费多大心思，他几百万大军丢了都只能痛苦一番，故而当这帮“复兴部队”向他要物资弹药时，蒋介石没有给他们，由此也可见蒋介石对自己部队的厚爱的程度如何了，这恐怕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小原因吧！
没有办法，这支“复兴部队”只有依靠自己才能生存下去，不过，好在他们中原九十三师的人在此地已有许多年的经历，对此地十分熟悉。当初之所以打算逃到此地，也是因为此。所以他们不但在此地盘踞下来，而且日渐壮大。 先是李国辉、谭忠利用内线，凭借武力和引诱，使云南至东南亚商路上的武装商贩“马帮”投靠了自己的部队，这一下就为自己找到了财源。接着，这支部队派出人员去联系前面提到的那支“滇缅反共游击队”，双方一接上头，当即一拍即合，别看这支“滇缅反共游击队”人数不多，却有在此地长居的经验和势力基础。李国辉、谭忠搜罗到这帮人以后，势力大增，人员已达到了3000余人，其部队编制如下：
“复兴部队”指挥李国辉，副指挥谭忠。下属： 七○九团，团长李国辉兼； 二七八团，团长谭忠兼； 特务大队，大队长陈龙； 搜索大队，大队长马守一；独立第一支队，支队长张伟成； 独立第二支队，支队长蒙保业； 独立第三支队，支队长石炳麟。
蒋介石的国民党残军在小勐棒成了“气候”，这引起景栋缅甸军的极为不安，遂有将其赶出缅境的打算。1950年6月初，缅甸军方通知国民党残军，限其 10 日内撤出缅甸国境。在经过几次谈判均无效的情况下，从 1950 年 6月 16 日起，缅甸军集中数千人的兵力，在空军配合下，向残军进剿。看到缅军来势凶猛，李国辉指挥残军先撤出驻地，然后又反攻回来，结果大获全胜，不但重返驻地，而且还攻下缅军重要基地大马力。最后经过谈判，残军换个驻地到猛撒，以便让出公路两侧，减轻对缅甸的威胁。猛撒是有 40 多个自然村寨的大坝子，物产丰富，军需供应有保障，后来残军反而成了缅甸认可的驻军。
这一下，李国辉的“复兴部队”影响日益加大，蒋介石在台北也开始关注起这支部队来。当然，照理说，他应当内疚才是，可是蒋介石毕竟是老道之士，并没有因当初不理睬而脸红，这时反而名正言顺地问候起云南”复兴部队”来了。因为他感到他可以利用这支部队，从东南亚大陆上去“反攻”中国大陆。而蒋介石的台湾部队要“反攻大陆”，必须渡海，很不方便。 为控制这支部队，蒋介石找到原第八军军长李弥，要他到猛撒去指挥这支军队反攻大陆，军火和物资由蒋介石从台湾支援，空投到猛撒。李弥是李国辉的老上司，他去当然是最好的，所以李弥以视察的名义到了猛撒。
1951年2月20日，李弥正式到达这支“复兴部队”，并很快重整该部队，在蒋介石授意下于 3 月份正式成立“云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直属蒋介石台湾“国防部”，李弥任“总指挥兼云南省主席”，将七○九团扩编为第一九三师，李国辉任师长；二七八团恢复为第九十三师，彭程任师长，并将这两个师组成一个军。同时，收容了不少外逃出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还策动云南境内外土司、头人武装前来投附，“救国军”很快发展到7000多人。 此时正值朝鲜战争时期，美国一面进行侵朝战争，一面要阻止共产主义进入东南亚，也就由中央情报局对残军进行援助。1951年3月美国送去260驮武器弹药，用运输机每月空投5次物资。这实际上也是支援蒋介石，支持他建立“反共游击军”以遏制新中国。在1950年4月至1952年6月前后，每月还给这支残军20万铢泰币，后改为7万元美金，让其作为军费开支？
历次对大陆的窜扰
金三角的“反共游击军”发展壮大起来以后，蒋介石有了使用他们的打算，蒋介石也想看看这股力量究竟能否有所作为。借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之机，蒋介石认为中国大陆内部兵力空虚，特别是云南边睡，可以借此大捞一把。他派出这帮“反共游击军”在云南发动攻势，如果得手占领了云南，那么蒋介石在大陆土地上又有了一块据点。这时候美国正在朝鲜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从军事时机上讲极为有利，关键是看他的“反共游击军”的战斗力如何了。
从 1951 年 5 月起，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蒋介石的台湾“国防部”命令李弥的“反共游击军”向云南边境开进，对云南边境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次窜扰美国人有自己的打算，在中国西南边境骚扰，以分散中国在朝鲜的兵力，实际上在中国的东北边境和西南边境采取军事攻势，取军事的夹击之势。 由于有美国的支持，蒋介石对此次窜扰又精心策划过，而且他也吸取了过去在大陆作战时狂妄过分的教训，加之这也是“反共游击军”第一次反攻大陆，蒋介石特别用心布置，力求出师大捷，所以“反共游击军”在云南边境的这次进攻一开始十分嚣张。
李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将“反共游击军”分为两路向云南进攻，两路残军很快便攻占了云南沦玩县城和镇康县等地；东路残军到5月下旬已占据糯福、孟马和孟连县城。这次进玫由李弥亲自督战，蒋介石在台北指挥，美国出动C—47运输机空投武器弹药和补给。 当然，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会让这帮匪军嚣张多久，区区一万之众，哪里能够真的有所作为。从6月3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开始追剿这股残军，组织了5个兵团分4路追剿，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国民党残军还是像过去一样，大多望风而逃，当月下旬便将这部“反共游击军”赶出了国境。 蒋介石对此失败并不罢休，而且美国也需要他的“反共游击军”在云南边境再骚扰一段时间，以拖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兵力。同年7月，蒋介石又命令李弥组织其“反共游击军”进行第二次窜扰，为避免出现上次逃跑场面，蒋介石关照李弥这次进攻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正儿八经地打几仗。但这一切均无济于事。第二次窜扰也没有坚持多久，不到一个月时间，解放军又将其击退，歼灭“反共游击军”共549人。
两次窜扰失败，蒋介石明白了这股“反共游击军”的力量实在太弱，为不使其全部被歼，蒋介石命令李弥将残军指挥部撤回猛撒，部队退缩至缅北果取至三岛一线，迅速在缅北三个省抢占地盘，企图以此扩大自己的实力。这批残军很快就控制了当地的鸦片贸易，收缴赋税、公粮，举办“反共抗俄大学”。
蒋介石在别的国家发展自己的军队居然堂堂正正，这当然跟有美国的支持分不开。当扩充这股“反共游击军”时，蒋介石还派遣军官和特工人员700多人，充实残军。1951 年 11 月，蒋介石让李弥在猛撒修筑机场，打算长期潜伏于此，也方便台湾向此地运兵和武器弹药。到 1953 年 1 月，残军发展到1．85万人，编为1个总部、1个指挥部、3个军区、4个师,16个纵队。金三角的蒋介石国民党残军至此发展到最高峰。窜扰云南失败后，残军便想在缅甸内部有所作为。蒋介石在李弥离开台北到此赴任之前，就对他有过嘱咐，要他依靠当地形势，任其发展，一定要壮大起来。这个时候，李弥便勾结缅甸一些反政府武装，在缅甸国内搞破坏，甚至公开宣称要推翻缅甸政府
蒋介石不是没有想过在这块地方再有点更大的军事作为，但他的军事专家和美国顾问们却劝他别太理想化，因为这里毕竟是缅甸的领土，弄得不好便会引起国际争端，到时候恐怕不但不能反攻大陆，还自找难堪，不能自拔，而后来的情形不幸言中。 由于这股“反共游击军”对缅甸政府已构成很大威胁，缅甸政府十分紧张，他们一面于 1953 年 1 月集中 3 个精锐的步兵旅拦击残军，一面于 3 月份向联合国“告状”，要求台湾蒋介石撤走这股“反共游击军”。 在如此情况下，蒋介石也明白金三角的“反共游击军”不可能真正反攻大陆，也无法真的有所作为，美国迫于联合国压力，也劝他撤走这股军队。遂于 1954 年 5 月开始，在联合国的干预下，蒋介石被迫命令残军向台湾撤退，先后共撤走5472名军人，家属1035名。而李弥本人，蒋介石没有立即让他回去，直到 1961 年看到金三角的残军已完全无大的利用价值时才让他回到台湾。
李弥总部撤走后，留在缅北的“反共游击军”还有1万余人，多数是云南及当地人，不愿去台湾。因他们没有统一的指挥部，蒋介石又曾一度停止供应，再加上缅军的进攻，残军大批逃亡。 虽然蒋介石在金三角的这股所谓“反共游击军”并不真能对我云南构成威胁，但却严重影响了边境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当李弥总部撤走后，中国云南党政军民对残军发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只要他们愿意回来，一律发给“回归证”，当地边民出境呼夫唤子，使民族土司头人武装纷纷回国，少数民族武装基本瓦解。1952 年到 1955 年期间，被争取回国投诚的国民党残军官兵共达 3296 人，这一政治攻势收到较好效果，有力地瓦解了蒋介石在金三角地区的所谓“反共游击军”力量。 到1954年6月，蒋介石在金三角的残军缩减至5800余人。
虽然力量已大不如前，但蒋介石还是在充分利用这股“反共游击军”。当年中国边境进行民主改革，蒋介石认为此时有机可乘，便派残军副总指挥、原第八军副军长柳之麟重返缅北，搜罗残部，组织了“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号称有一、三、五、七军4个军，蒋介石并给予补给
但是这种窜扰的规模均不大，对云南边境的破坏力也不太强。针对蒋介石利用这股残军的方针，新中国的云南军区在边疆成立了7万余人的军民联防队，专门对付蒋介石的武装窜扰和“政治反攻”，而且也摆好了长期作战的架势。不久，蒋介石用金三角残军进行的武装窜扰和“政治反攻”便被粉碎了。蒋介石又不大愿意理睬这股残军，打算让其在金三角自生自灭。这也是蒋介石的一贯作法，需要时就去拉一把，热情得不得了，不需要时就扔到一边。
然而在 1959 年初，蒋介石又有了利用这股“反共游击军”的机会。当时西藏上层少数反动分子发动叛乱，西藏问题恶化，外国势力插手，蒋介石妄图以此为突破点，以成功其反攻大陆之“志”。为达其目的，便再一次加紧了对残军的控制。当年 2 月，蒋介石在台北亲自召见柳之麟，3 月份恢复空投，4 月份派台湾“情报局”副局长任剑鹏前往缅北调解残军内部纠纷，蒋介石要他们全心全力为了党国利益着想，团结起来，共同打回大陆老家去。
有了钱和物资，残军又开始发展力量，一方面他们搜编民族武装，煽动边民外迁外逃；另一方面在缅北召集早期外逃的大陆人；以高薪饷引诱。到1959年底，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柳之麟部残军已发展到5个军、1个军区、15个师、6个纵队、6个独立团、3个独立支队，共有9400余人。为加强其战斗力，更好地控制这支部队，蒋介石在 1960 年派台湾“特种作战部队”中将司令夏超、第六军中将政治部主任徐汝辑，到残军分别任副总指挥、政治部主任。
蒋介石这次扩大残军，还没有来得及反攻大陆，就被瓦解。先是西藏叛乱很快被平息，叛乱分子逃亡外国，蒋介石已无法利用这个机会。后因其在此处扩充军队严重威胁到缅甸政府的安全，缅政府于 1961 年 1 月出动 5000人的主力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勘界警卫部队的配合和支援下，迅速地攻占了柳之麟总部所在地江拉，蒋介石的这股残军只得分成三部分别逃往老挝、泰缅老边境和卡佤山区。缅甸政府利用缴获的美制武器弹药和击落的美国运输机，再次向联合国控告台湾部队侵犯缅甸主权，美国处境亦十分尴尬，不得不表示愿意协助残军遣返台湾。 既然美国同意了，蒋介石也没有办法。从 1961 年 3 月至 4 月，蒋介石先后撤走残军到台人数共4521人，柳之麟也被召回台湾，蒋介石让他任“国防部”作战督察研究委员会委员，给了一份闲差使。
“反共游击军”的最终命运
柳之麟总部撤回台湾后，“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这支“反共游击军”也于 1961 年 5 月随之撤销，蒋介石停止了对不愿撤台残军的一切供应。留在缅北的残军共 5000 余人，分别由段希文、李文焕掌握，两部有矛盾，各霸一方，对外则称第三、五军。蒋介石还是想控制他们，先是请三、五军去台湾，两人均不肯。后又让他们配合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和配合东南沿海的军事窜扰，要三、五军同时窜扰云南。 这两人确也滑头，蒋介石说什么，他们也听，但执行时却大打折扣，他们也明白窜扰云南太凶必然要吃大苦头，他们可不想真为台湾蒋介石拼光老本，他们是想凭这些骗蒋介石的钱粮和军火。因而两人在云南边境稍稍骚扰了一番就退了回去，并且开始和台湾讨价还价起来。
1966年10月和1967年1月，蒋介石、蒋经国两次亲自在台北召见段希文和李文焕，商谈三、五军统一合作，以便于更有力量对大陆进行窜扰，同时蒋介石提出改编这两个军，补充人员和弹药，段、李害怕改编后自己被架空，因为前面他们的好几个上司均是如此下场，所以不愿同意，但又想要蒋介石的补给，故在改编一事上大做文章，长期和蒋介石讨价还价，始终没有结果。 由于蒋介石深感自己已无法控制段、李二人，当然不愿白白地给他们补给，两人乞求台湾蒋介石无望，遂产生了背蒋之意。经过与泰国军方谈判，于 1970 年 10 月 17 日达成协议：泰国军方同意三、五军以“移民”方式进居泰北境地，青壮年编入泰国自卫队，老弱病残官兵和家属迁人泰北清莱村地区居住，每人分给2．4亩土地。双方对此都很满意。
蒋介石知道此事后，十分后悔当初把二人“凉拌”，更怕丢了自己在金三角的这块反共军事基地招牌。于是先致函后派人亲自去说项，要他们千万别投靠泰国，台湾同意无条件给他们恢复补给，但段、李已不再相信台湾蒋介石，再加上于此情形失言泰国，对他们以后立足相当不利，权衡再三，便拒绝蒋介石，开始为泰国效力。 至此，蒋介石在金三角的“反共游击军”已彻底消失。蒋介石再也无法利用他们为自己“反攻大陆”了，其实这种所谓“反攻”，除了喊叫得厉害外，最多只是对云南边境骚扰了一番而已。
当然，这只是蒋介石“反共游击军”的一部，是一支比较有影响的军事力量。他在东南沿海也扶持了一些此类的所谓反共军队，比如在大陈岛盘踞了一支小部队，准备以此为据点，从浙江沿海反攻大陆，但大陈岛的这股残军很快就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掉了。 蒋介石的“反共游击军”无论是数量还是装备都很差，大多是些散兵游勇，没有多少战斗力，与正规军相遇基本上均不堪一击，蒋介石之所以还如此看重这帮乌合之众，不惜代价扶持和控制他们，实在也是其台湾军事力量已无法对新中国构成威胁，只有借此力量敲敲边鼓，扩大自己“反攻大陆”的声势，让世界各国还可以听到他蒋介石的声音。
“反共游击军”对蒋介石的态度也是不尽相同的，他们大多是国民党正规军的余部，对蒋介石是服从的，但他们多年为蒋介石卖命，也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所以信任是谈不上的，他们不过还需要蒋介石给他们补给，所以也愿意完成蒋介石给他们的窜扰任务，但谈到卖命是说不上的。总之，二者之间只不过是相互利用，所以蒋介石的“反共游击军”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讲都无法完成其反攻大陆的使命，至多可以为其助威而已，其最终失败的命运也是注定了的
海岛骚扰大陆
蒋介石除了将金三角作为较固定的反共基地外，还屡次从台湾本岛及沿海岛屿对大陆进行侵犯。这可不是海岛包围大陆，而是海岛骚扰大陆。
1950年2 月6 日至13 日，蒋介石在复“总统”职前夕为表明自己的军事实力，曾多次派飞机轰炸大陆沿海城市。此间，上海曾连续 13 次遭到空袭，发电厂、桥梁被炸毁，无辜居民死伤千余。同年 2 月 19 日，蒋介石又派轰炸机袭击南京市，导致14人死亡，40余人受伤。2—3月间，蒋介石再派飞机轰炸广州市、福州市、南昌市、青岛及蚌埠等大城市。同年5月9日，蒋介石动用3架美制飞机再次飞临福州轰炸，投弹16枚，炸死炸伤居民200多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令前线国民党部队依托金门、马祖为基地，向福建和广东进行小股登陆渗透，并依托浙东的大陈岛为基地，向江浙乃至山东沿海进行偷袭。在进行渗透、骚扰之前，蒋介石令对偷袭大陆的“游击队”展开训练工作。1950年6月，蒋介石首先在大陈岛成立了“大陈游击指挥所”，所属游击队五花八门，番号众多。
1951年9月，大陆败军上将，西北王胡宗南化名“秦东昌”被派往大陈，戴罪立功。他被委任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和“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具体任务是“秘密策划向大陆东南沿海发展敌后武力，准备配合国际间局势的演变，由大陈岛发起反攻大陆军事作战。”胡宗南接令后，先在台北筹划准备事项与工作计划方案。
9月11日乘209号军舰抵达大陈岛。胡到大陈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在上下大陈建立军政基地，并划分三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自1951年9月至12月，是“纷乱时期”，“以建立军政秩序为急务”。
第二阶段：是“巩固基地时期”，“以建立大陈地区防务、部队训练、部队装备、地方保甲等为主要事务。”
第三阶段：是“发展时期”，“以充实反共救国军兵力，加强大陆情报网，扩大大陆边沿突击与海上游击，组训岛民充实后备力量，发展闽浙边区游击基地等。”“并制订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工作总计划方案，浙江省政府施政方案。” 胡宗南的计划虽不失宏伟，但英雄末路，时不予我，在大陈岛经营了不到两年便无功而返，于1953年8月悄然回台，读他的高级军事研究班去了，继续进行再学习、再提高。
在蒋介石展开训练大陆游击队工作之时，美国军事顾问团从中大力协助，提供大量适合别动队和特务活动的装备器材。当时经蒋、美训练和武装起来的“游击武装”就达1万多人，其成员多是在大陆共产党的土改中受过打击的逃台人员和海匪。此后，蒋介石不断派出小的武装偷袭大陆沿海，展开同人民解放军的“游击战”。据记载:
1951年6月至9月，蒋军800人分6股分别向广东、福建两省沿海隐蔽登陆，企图偷袭，但部队一上岸便被解放军全歼。
1951 年 9 月 4 日，“福建反共救国军”的“泉州纵队”、“永安纵队”共370 人在福建晋江地区登陆，化装成解放军企图内窜，结果 3 天内被解放军全歼。
。 1952年后，蒋介石扩大了偷袭大陆的规模，采取“以大吃小，速进速退”的新战术。
1952年3月28日，大陈岛千余名国民党部队突袭浙东临海县白沙山岛，未果。
1952 年 6 月，胡宗南亲率蒋军 1200 余人袭击浙江温岭县的黄焦岛，在损失310人之后溃逃。
10 月 11 日，金门岛国民党军 900 余众，在“海军”舰艇和飞机的掩护之下偷袭福建省南日岛。因守军不明敌情，使得此次偷袭成功，当人民解放军准备反击时，偷袭的国民党军已经全部撤离。
1953年7 月15日，国民党金门守军 1 万多人在海、空军的配合下，由金门防卫司令胡琏亲自指挥，发动了对福建东山岛的大规模武装进犯。因国民党军有海、空军支援，战斗相当激烈，解放军守岛部队在打退数十次国民党军的进攻后，坚守住了核心阵地。此次战斗国民党军空投了480名伞兵，企图切断东山岛与大陆的联系。但伞兵未着陆，就遭到守军的猛烈射击，空降兵死伤惨重。待人民解放军增援部队赶到后，胡琏匆忙率兵撤退，因解放军没有海、空力量，无法对撤退金门的国民党守军实施拦截，致使大部国民党军退至金门。此次战斗共歼灭进犯东山岛的国民党军 3379 人，取得了反击偷袭作战的巨大胜利
总之，从1950年初至1954年8月，据不完全统计：蒋介石指使国民党军对大陆沿海地区共偷袭约42次，动用兵力近13万人。1950年至1953年，仅浙江、福建两省，遭国民党军上千人乃至上万人规模的偷袭达5次之多。从朝鲜战争爆发到1955年9月，台湾空军共出动飞机3500多批，6200多架次，袭击和骚扰大陆地区。台湾海军在台湾海峡共劫夺各种船只470艘。从1951 年至 1954 年，台湾军事情报机关向大陆空投特工人员 230 多人，电台96 部，各类枪支近千枝，弹药 18 万发。同时，蒋介石逃离大陆时，留下了大批地下“反共游击队”，估计约有百万人左右，至 1950 年 6 月，还有 40万人仍在有关地区活动。1962年，大陆破获国民党地下组织事件249102件，同年逮捕国民党伞兵 2237 名。1967 年后，蒋介石派飞机越过珠穆朗玛峰，空投藏文传单和收音机，遣送特务人员人境，蒋介石的 V2型侦察机还深入西藏、新疆等内陆地区拍照。
蒋介石在对大陆进行军事进攻和特务破坏的同时，也发动宣传攻势。蒋对大陆的宣传战，主要对大陆使用四个波力强大的电台，每天 24 小时以 8种方式向大陆播送特别节目，短、中、长波，可达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地区。内容主要是国民党的文告、新闻、国际大事和台湾人民生活等
其次是传单，1970年，蒋介石指使在大陆的地下特务组织散布了340万张传单、220万张标语和77000份报刊。但蒋介石也因此损失1780名特务。1958 至 1957 年间，蒋介石派飞机向大陆空投约 32500 万份小型报刊、100万张晚报、22万本小册子。以后又改以军舰将气球从南朝鲜或金门，顺风向大陆发放，以气球散发传单，每个气球可携带 90 公斤传单。1967 年空投传单约 17500 万份，1970 年约 4200 万份，1971 年增长至 2 亿份。其中 1971年10月31日，蒋介石84岁生辰，空投100万份印有蒋介石像的标语。 自1950年至1967年夏天，共投20800万份“慰问与希望函”和143200万包生活必需品，甚至有的地区还空投药品。
…………，台湾特务机关趁机寄包裹到大陆，内有仿印的《北京青年》和其他当时大陆的刊物，刊载介绍台湾的文章，对大陆起了添乱的作用。他们利用香港向大陆遣特务建立情报网和设立地下组织，探得中共一些重要机密。如1971年9月13日坠机事件，台湾当日就已知道。1971年秋，台湾特务机关在大陆仍有70种“地下报刊”，并每月以《自由之声》、《反攻日报》和《革命》等名义发行。
蒋介石退到台湾之前从大陆带去了多少美元、黄金、银元？据有关资料显示：“外币约合8000万美元，黄金92万两（其中属蒋介石私人贮藏的有2万余两），银元约3000万元。此外，此时的宋孔两大家族也偷偷地把他们在大陆搜刮的财富近20亿美金（80年代的价格）存入美国的花旗、大众银行。” 蒋介石这些运往台湾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人民的血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1948 年 8 月，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的“币制改革”，勒令国民交出私藏的黄金、美金、银元兑换成“金圆券”，不惜采取军事和特务手段强行索取、没收，不交的甚至被抓去坐牢、杀头。不少老百姓辛苦了一辈子、甚至是几辈子攒下的硬通货一夜之间变成了印有蒋介石头像的面值为50万、100 万不等的纸币。而随着战局的紧张、银根的收缩，这些“金圆券”一夕之间狂跌几倍、几十倍，甚至千倍，老百姓欲哭无泪，这也是国民党政权不得人心，最终垮台的原因之一。
蒋介石运往台湾的这笔钱财，在今天看来兴许不算大数目，但对当时台湾的750万人口，对当时的金、银、美钞的实际购买水平而言，却是一笔巨额财富。正是靠着它，蒋介石才稳定了台湾的金融，控制了物价的上涨，支付了150万文武职员的工资、军饷，一句话，稳了当时的军心、民心。当然，蒋介石把它的作用看得更大，认为这是“反攻复国”的资本。
20 世纪中叶，台湾的经济能够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除了蒋介石从大陆带去的巨额财富外，还有另外两大重要来源，即美援和华侨捐款。
1950 年 6 月，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6 月 29 日，美国第七舰队的 6 艘驱逐舰，2 艘巡洋舰驶入台湾，开始巡弋台湾海峡。美国政府视台湾为其全球战略，特别是太平洋战略体系中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军在朝鲜战场失败后，为了封锁和遏制中国大陆，建立起马尼拉——台北——东京——汉城的所谓“太平洋防御体系”。1965年到1973年，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台湾对美军的地位显得格外重要。从 1950 年到 1973 年的 20 多年时间里，美国提供给台湾的各种经济援助达20多亿美元。
1951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共同安全法案”，向台湾当局提供大量“援助”，总称为“一般经济援助”，包括“军协援助”、“防卫支援”和“技术合作”，其目的在于帮助蒋介石和台湾当局稳定当时的台湾社会状况，因为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生产凋敝、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由于当时蒋介石的台湾政权无力偿还，此种“援助”实为赠送。 两年后，台湾经济在“美援”的帮助下，趋于稳定，转入恢复发展时期，“美援”的目的转向支持台湾经济自给自足，弥补财政赤字。美国国会修正了1951年的“共同安全法案”，规定，以剩余农产品售往台湾，收取台币，并将售得款项赠与台湾使用；拨款的一部分由台湾采购美国剩余农产品，在台销售后收取台币，再将它赠给或贷给台湾当局；美国向台湾提供剩余农产品，台湾可用台币购买，所得款项贷给或赠予台湾，依照美国政府指定的用途予以使用，不得另作他用。
1957 年开始，由于台湾的经济和货币的运行情况呈良性态势，“美援”转而扶植台湾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在“共同安全法案修正案”中增设“开发贷款基金”项目，把原用于防卫的援助转为发展各项工矿建设，并改为贷款方式处理，这种“开发贷款”一是为台湾经济由“进口”向“出口”做准备；二是为美国的私人资本进入台湾市场打下基础。这种贷款由于利率较低，偿还期较长，并没有给台湾的财政造成负担。
1961年，美国对台援助由“一般经援”向“开发援助”转变，美国向台湾的贷款其条件、利率逐步按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进行运转。1964年5月，美国政府声明将在 1965 牛 6 月终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计划，实质上，美国对台经援直到1968年才完全停止。
“美援”加入到台湾经济运行过程，稳定了 50 年代的台湾经济、社会秩序，1951 年台湾的通货膨胀率由 1950 年的 400%降至 66%，1952 年降至23％，1953年降至8．8%，1954年降至2．4%。“美援”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还平衡了台湾的外汇收支。
蒋介石退守台湾岛后，打着“总理信徒”、“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等旗号，加上当时许多海外华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了解、误解，所以不少人出于各种目的向蒋介石和台湾当局捐款献金，这笔数目在当时达近 10 亿美元。 1958年到1962年间，台湾当局对原来的“进口替代”政策进行了调整、改革，先后颁布了“改进外汇贸易方案”、“外汇贸易管理办法”、“奖励投资条例”、“技术合作条例”等政策、法规，吸引华侨投资，外资企业进口自用机械设备、原料、半成品等可一律予以免税；合资企业开业后5年内可免除营业税、商品税及企业所得税，5年后的企业所得税仅征18%。1964年到1973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政策性调整，仅仅 10 年间，就吸收侨资 10 ．25 亿美元。 华侨的捐款及投资对台湾在蒋介石时代的经济稳定和初步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到台湾后，蒋介石于1953年11 月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其中在第一章第一节中提到经济建设时，他认为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起点，是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和印刷工业，要解决台湾近一千万人口的吃、穿、用的基本需要，扩大就业，节省外汇，就必须在资金不足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劳力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依靠美援，发展农业，并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以自产品代替工业产品。在台湾，蒋介石放手让尹仲容、李国鼎等人，负责工业的具体规划、充实和执行。
1.两条腿走路
在蒋介石时代，台湾的工业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至 1960 年，为工农业平衡发展时期，第二阶段是从 1960 年至 1972 年，为工业起飞阶段。具体说来，在第一阶段内的举措有三： 第一，以农养工，以工促农。 台湾光复以前，在“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地经济形式下，基本无工业可言，农业仅以米粮为主，生产比较单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的混乱又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因此，迁台之初国民党的经济重心是增加农业生产，尽快解决紧迫的吃饭问题。1953年土改基本完成后，陈诚在台湾省行政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口号。具体目标是：增加农业生产，达到自给自足，同时增加农工投资，达到国际收支平衡。
在 50—60 年代，在台湾人口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为了解决粮食自给，国民党当局在有限的土地上增加农业投资，提高产量。1953年8月农业机构的主管人员、有关公营企业代表及外籍专家 60 余人组成粮食作物、特种作物、林业、渔业、畜牧、水利建设6个审议小组，研究制定两个农业四年计划。计划要求稻米实现出口，小麦、大豆、黄麻等减少进口，发展远洋及近海渔业，推广优良种畜，加强灌溉排水设施建设等，并规定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为平均每年增长4.8%。经过努力，两个四年计划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额完成任务。第一期四年计划农业年平均增长率为 6.2%，第二期为 5．3％，稻米、大豆、小麦等均实现大幅增产。
到 60 年代初，台湾农业迅速发展起来，农业发展带来了如下结果：第一，粮食自给有余，1959年台湾大米产量达到185.63万吨，出口量达9.096万吨；第二，“政府”提倡租税用实物交纳，在粮食的低价和肥料的高价政策下，稻米的1/4—1/3被征收，用于军用粮食和工作人员的实物给付，这就大大减轻了财政负担；第三，支持了台湾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提供了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料和劳动力市场；农民的多余资金投入金融领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建立和发展了农产品加工、纺织、塑料、胶合板等轻工业，尤其是农产品加工外销以赚取大量外汇，购进了工业机器设备和原料。据台湾“行政院”资料表明，50年代台湾外汇收人的来源主要依靠农产品的出口。 台湾的农业结构一向比较单一，以种植业为主，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需求，农业生产结构的变革日趋必要。台湾当局适时实行“开放经济”和“内外结合”政策，以推动农业生产在自给基础上由传统的种植业为主转向发展用地少、价值高的农产品，如洋菇、芦笋、洋葱、鳗鱼等，并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
50年代中期后，台湾成为世界最大的洋菇罐头和芦笋罐头的出口地区，又是香蕉和凤梨的主要出口地区之一。农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出口结构的变化，而出口结构和外贸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动，台湾经济重心由农业向工业转移。 工业的发展使“政府”有足够的资金以支持农业。50年代末60年代初，受世界农业绿色革命的冲击，台湾糖、米、洋菇、芦笋罐头等农产品及农产加工品的外销受到很大打击。为了帮助农业克服困难，“政府”果断采取降低肥料价格、直接拨款以支持农业建设、高价收购农产品等措施使农业得以渡过难关。
第二，发展耐用消费品生产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工业。
经过从1949年到1952年的三年重建，台湾经济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但是由于物价上涨、失业严重、贸易逆差巨大等原因，在以农业作为稳固的经济基础上，台湾当局适时采取了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策略。即一方面进口机器设备、原料等生产资料，一方面在岛内发展关系民生、所需资金不多、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在满足本地市场需求的条件下，并争取大量出口，以挣得外汇，创造就业机会。 进口替代工业是一种内向型经济发展策略，为促进其发展，当局制定一系列保护性政策，除了前面提到的进口管制、复式汇率外，还有以下几种政策：
税务方面，实行关税壁垒政策，从1948年到1955年，所有进口货的平均名义关税率增加1倍以上，从20%上升为45%。1951年开始实施外销品退还原料进口税政策，1955 年颁布“外销品退还税捐办法”，将退税范围扩大到所有外销品，退税项目也从原来的进口关税扩大到商港建设税、货物税及防卫税等。1955 年，国民党政权还颁布“所得税减免办法”，规定凡属“政府”鼓励之工业，新设或扩充设备达到原有生产能力30%以上者，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3年。
资金方面，为弥补资金不足和高利率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当局对某些轻工业实行低利融资补助办法，由台湾银行为之提供低惠贷款。
在“政府”有计划的指导和帮助下，台湾以电力、化肥、纺织三项为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重点。此外，还鼓励私人投资那些加工过程简单、投资不多的其他非耐久性消费品工业，满足岛内市场需要。到 50 年代末，台湾的纺织、化纤、塑胶、食品、合板、自行车等以进口替代为目的的工业已经初具规模。
第三，官民企业并举，鼓励民营企业。
台湾光复后，原由日本把持的企业统统变成了公营企业。1949年，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又从大陆带去一批官僚资本，同台湾原有的公营资本相结合，形成了公营事业在台湾一统天下的局面。蒋介石到台之初，对公营企业采取优先发展政策。因为，公营企业是台湾的经济命脉，它主要包括电力、机械、钢铁、银行、交通、通讯、炼油等与国防密切相关的部门，其重要性决定了蒋介石不可能不对其采取抑制态度，同时，当时的大批美援绝大部分也用来扶植了公营事业。公营事业庞大的规模和雄厚的实力对 50 年代恢复和稳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优先发展电力、交通等，为以后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50年代，随着国民党政权的逐步稳定，开始采取官民企业并举的方针，奖励私人在食品、纺织、水泥等所需资金少、回收快、技术含量低的领域有所发展。 台湾很早就有私人企业，但比重不大。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上海游资没有出路，纷纷以台湾为避难所，涌入岛内。在国民党的土改中，部分地主把卖地的收入转到工业领域，又为台籍私入资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0年，台湾当局以“尽量缩小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美国也改变了援助台湾的资金使用方向，努力指导台湾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来发展经济，这直接影响了台湾当局发展私人资本的政策。 很快，国民党政权在财政、税收、外汇等政策上对民营企业加以扶持并接二连三出台了一些法令条例，如“对民办企业贷款办法”、“扶持民营企业办法”、“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奖励投资条例”等等。1959年宣布除国防和外销事业外，一律向民营开放。这样民营企业活动的范围、空间和环境更趋宽松，民营企业迅速兴起。在 50 年代初，民营企业产值仅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 15%，到 1959 年其产值已超过公营企业，1964 年民营企业产值上升为56.3%。从 1953年到1962年，民营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6.2%，比同期公营工业产值增速高出0.8倍。 民营企业由于规模小，易于调整业务方向，对新市场、新产品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弹性，从而为台湾整个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逐渐成为带动经济发展和实现出口扩张的主导力量，形成台湾所谓“大厂主内，小厂主外”的经济形态。但是，由于民营企业存在资金不足、人才匮乏、技术落后、家族式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其发展也受到一定局限性。
2．台湾特色的现代化
进入 60 年代，在“军事反攻”无望的情况下，蒋介石开始提出“建设台湾，反共复国”的口号，同时将施政重点集中于建设台湾、经营台湾。如何建设台湾呢？蒋介石在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 必须先经由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社会和现代化生活的建设，才能确实根基。 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呢？蒋介石提出惟一的途径就是发展“实业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其方针是： 由初期的以农业为重点建设，安定农村经济，支持并助进工业的发展，乃进而至于以工业为重点的建设，促进农工商事业，并以促进国民经济建设。 根据蒋介石的讲话基调，在50年代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到60年代，国民党政权又采取一系列加速工业发展的策略，即从发展内向型经济为主转向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拓展对外贸易，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由此，台湾工业发展进入第二阶级——起飞阶段。在此阶段内工业发展的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
首先，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扩张。
5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已能满足岛内市场需求，并拥有少量出口能力。但是，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岛内自然资源贫乏，以本地原料为主的初级工业发展难以为继，投资和增产已达极限。而岛内面积小、人口少、市场狭小，消费水平和购买力有限，生产出现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进口替代经济的发展，虽然改善了进口结构，但进口货物总额却没有减少，并且建立在管制基础上的一些制度也限制了出口竞争工业的发展。此外，农业的发展虽为工业提供了资金和劳动力，但农业人口过剩和隐藏性失业，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 在此背景下，50年代后期，当局决定将进口替代的内向型工业转向出口扩张的外向型工业，并通过健全金融体系、降低台币定值、简化汇率结构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出口。结果到70年代初台湾工业顺利完成了这种转变，出口急剧增长，农产品的出口由 1964 年的 6.5 亿美元增至 1973 年的 33.76亿美元，工业产品的出口也相应地由18.4亿美元增至379.5亿美元，出口总额由43.3亿美元达到448．3亿美元，至此，台湾的海岛型经济初具模型。
其次，创立加工出口区。
60年代，台湾经济的起飞与加工出口区的建立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台湾借鉴香港经济发展经验，早在 1956 年就提出设立出口加工区的设想，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付诸实施。1963年，台湾当局根据美国教授保罗·弗凯姆的建议，再次考虑建立高雄加工出口区。“行政院”认为此事关系重大，需谨慎行事，遂责成“美援会”专门拟订“加工出口区条例”。“加工出口区条例草案”拟出后，经过“行政院”、“经济部”、“立法院”层层把关，经济、财政、司法三个委员会联合审查后，于1965年1月30日公布“加工出口区设置管理条例”。规定在运输条件良好、劳动力充足、土地宽松的地区设立加工出口区，并给以加工出口区诸多优惠，如简化行政手续、放宽外汇和外贸限制、提供完备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放宽外汇和外贸管理、减轻税收等，吸引岛内外的投资者到加工区投资设厂。 1965年2月，台湾“经济部”设立高雄出口区筹备处，谢贯一担任筹备处主任。1966年9月，筹备工作告一段落，便正式成立高雄出口区管理处，谢贯一担任首任处长。12 月，高雄加工区举行正式开工典礼，共有 12 家工厂开工生产，52家工厂获准设厂。此后，随着投资企业的不断增多，当局决定另增辟新区。到 60 年代末，台湾共建成三个加工出口区：高雄加工出口区、楠梓加工出口区和台中加工出口区。
加工出口区，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经济步骤，目的是为了依靠这些“工业飞地”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增加就业机会，尽快地确立外向型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确实，加工区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到1979年底，台湾加工出口区的加工业类别已有 20 余种，其中最主要的是电子制品业、塑胶制品业、金属制品业、成衣业、针织编织业等。加工区的设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到 1978 年加工区共有企业 295 家，投资额为 2.55 亿美元，出口值达 9.48 亿美元，进口值为 5.58 亿美元，增加就业 7.73 万人。加工出口区带动了整个台湾经济的飞速发展。
再次，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
6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资金需求日增，为补充资金来源的短缺，台湾当局及时调整外资政策，一方面继续鼓励引进华侨直接投资，同时以接受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性贷款为起点，开始举借外债。 为诱致外资侨资到台，台湾当局先后颁布了“华侨回国投资条例”、“外国人投资条例”、“奖励投资条例”和“技术合作条例”等，建立起完备的投资法律体系，从法律上对外资或侨资在出资比例、税收、建厂用地、公共设施等方面给以各种优惠和保障。
除了吸收外资的法律规范比较齐全外，当局还注意从其他方面优化投资环境。例如，保持货币和物价的稳定，加强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自由竞争机制，加强“政府”与企业间的联系和合作，改良投资者的生活环境等，尤其注重提高劳动力素质，大力开发人力资源，针对侨资外资对职工在文化、技能、纪律等方面有较高要求的特点，台湾当局通过普及教育、提高教育程度来改善劳动力素质，并且积极进行职业技术训练和在职培训，以适应外商、侨商的要求。
通过以上种种措施，大量侨资、外资涌入台湾投资市场。据统计，华侨和外国人在台湾的私人直接投资总额，从1952年到1977年底，累计为17.11亿美元，占同期台湾民营企业固定资本的10.15％，其中60年代中期美援停止后，侨资外资的投资额急剧增加，由 1965 年的约 0.4 亿美元增加到 1975年的约1.18亿美元。在进入台湾的侨资外资中，又以美国和日本为主。外国主要投资重点为电子、化工、纺织、水泥、金融、旅游及服务部门。 除了吸引外商投资外，台湾还从世界银行、亚洲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大举借款。从 1961 年至 1971 年，累计借外债 9．5 亿美元。当局把这笔款项主要用于官营企业部门，如电力、钢铁、石化、交通等，以弥补资金的缺口。 数额庞大的侨资外资对台湾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带动了产品的出口，并创造了就业机会，带来了新技术、新市场，对台湾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60年代，在台湾市场已趋饱和的情况下，产品要想生存必须走出小岛走向世界。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市场，台湾当局在工业方面着眼于增强管理效率和改良生产技术，努力使产品物美价廉。因此，引进先进技术成为台湾工业发展的又一支撑点。生产技术的改进主要依靠引进生产设备、聘用外国技术和管理人员、派岛内人员出国学习和考察等来实现，这使台湾产品以质量好、更新换代快而著名
总之，60年代是台湾经济的起飞时期。据台方资料显示，这时期台湾经济的综合年增长率为 10.37%，农业年增长率为 4.99%，工业年增长率高达19.67%。10年中有5年工业增长率超过20%，台湾经济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持续之久，不仅在亚洲地区少有，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从1960年到1973年，平均每人每年国民生产值增长率高达 7.7%，每人每年收入也从 1955 年的 121.67 美元增至 1976 年的965.83美元。人们的饮食、服装、家用电器等消费也得到改善。储蓄能力以当年币值计算，1973年比1960年增加了22倍，民间储蓄达新台币658亿元
台湾经济何以在五六十年代能够得到迅猛发展呢？笔者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日据时期比较好的基础设施为台湾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美国的经济援助则是台湾经济起飞的一支“强心剂”；战后有利的国际环境与经济发展需求，为台湾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国民党从大陆带走的大量黄金、美钞、工业设备与技术管理人员，是台湾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筹码；蒋介石吸取大陆失败的教训，并采取正确的经济发展策略，是台湾经济起飞的主观因素；台湾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成为经济起飞的重要杠杆。
引自
《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
何虎生 著
